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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短篇原创 > 散文 > 随笔心声 > 历史遮掩的另一张面孔
历史遮掩的另一张面孔 文 / 林道人  2011-9-8 10:48:10 
湖州这些年古城改造,新建起了许多文化景观,“名人墙”即是一点。那日我车带小儿过劳动路,看到了一排新起石墙上,有古代与湖州相关的历史文化名人的头像,背景除了山水、云霓,还刻有这些名人写的代表作品。儿子眼尖,看出了其中一位李绅,并随口背出了他的《悯农》诗两首:“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儿子背得很起劲,我也附和着称赞作者李绅如何体恤劳动人民的苦。但我没有告诉儿子李绅的另一面:后来这狗日的竟变成一代酷吏,成为折磨老百姓的一个死敌。
    有资料记载,年轻诗人李绅在步入仕途后,就判若两人了。在任淮南节度使时,开始露出酷吏嘴脸,“邑客黎人,惧罹不测,渡江淮者众矣”,就是说在他的暴政下,黎民百姓终日惶惶不安,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大祸临头,于是纷纷渡江淮而逃难。而当部下向他报告“户口逃亡不少”时,这个曾经同情农民,关心百姓疾苦的李绅,却轻描淡写地说:“汝不见掬麦子乎?秀者在下,秕粏随流者不必报来。”意思是,你见过用手捧麦子吗?那些颗粒饱满的总在下面,而那些随风而去的秕糠,就不用报告了。在官僚李绅的心目中,老百姓就是“随风而去的秕糠”,不值一提。
    文人好色自古皆然,但好色到了“荒淫”,就让人有些那个了。听说前些年有台湾的唐韩愈之后裔跟人打官司,维护祖宗的名誉。韩愈“唐宋八大家”,名誉够海了,还要维护什么?不知是否就是下面这个让他们觉得脸上有些挂不住的事。说是韩愈晚年好女色,周围围了很多小妾啊丫头啊。为强壮身体,韩老头吃一种叫“火灵库”的东西。“火灵库”是什么?喂公鸡以拌有硫磺末儿的粥,吃后不让其与母鸡交配,以此养到千日,再将这公鸡烹蒸,效果一如春药。有书记载,韩愈大人隔一天吃一只这样的公鸡。
    在好色这一点上,晚明的董其昌——大名鼎鼎的艺术大师,与韩家里有一拼。当然,董其昌拼的到不是采取何种手段来强壮被色捞空的身体,而是他为了女色的不择手段。而且,除了女色,董其昌的恶,为害乡里,也是大名鼎鼎的。
    史载,万历十七年(1589年),三十四岁的董其昌终于考中进士,供职于翰林院,继续努力和探索自己的书画艺术。其时的董其昌还算是一个恭谦之人。他一度担任皇长子朱常洛的讲官。但因为朝中复杂的人事关系,不久,便告病回到松江。而京官和书画家的双重身份,使他的社会地位迥异往昔,家乡的大财主、士大夫和地方官吏,便联袂登门拜访,不断前来巴结讨好。这时,董其昌的感觉就跟以前大大不同了。其后,他相继担任过湖广提学副使、福建副使,一度还被任命为河南参政,从三品的官职。但他不以此为意,托辞不就,在家乡优游,整天沉浸在翰墨当中。许多附庸风雅的官僚豪绅和腰缠万贯的商人纷至沓来,请他写字、作画、鉴赏文物,润笔贽礼相当可观。社会地位的提高和财富的空前增加,使得董其昌完全蜕变了,从一个初不起眼的角色,迅速演变成名动江南的艺术家兼官僚大地主,到后来则成为拥有良田万顷、游船百艘、华屋数百间的松江地区势压一方的首富。官帙的光芒和金钱的力量,会加速人的社会角色的转换,对意志力不强的人发出难以抵挡的诱惑,从而腐蚀、迷乱人的本性,使之异化、变质,堕落成一个为非作歹乡里的恶霸,董其昌是经典的代表。他老而渔色,有多房妻妾,且招致方士,专请房中术。不但如此,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秋天,实足年龄已六十高龄的董其昌看中了诸生陆绍芳佃户的女儿、年轻美貌的绿英姑娘。可恶的是,他的“养不教、父之过”的几个儿子,也都相当专横,尤以第二个儿子董祖常最为狠毒,带了人强抢绿英给他老子做小妾。其时,有说书艺人钱二到处说唱这个故事。董其昌知道后大为羞恼,以为这是一位叫范昶的人捣的鬼,便派人每天对范昶凌辱逼问。范昶不承认,还到城隍庙里向神灵起誓,为自己辩白,董家却依然不放,最后逼得他暴病而死。范母认为这是董家所逼,于是带着儿媳龚氏、孙媳董氏等女仆穿着孝服到董家门上哭闹,谁知董其昌父子指使家丁对她们大打出手,又将她们推到隔壁坐化庵中,关起门将几个妇女摁倒,剥掉裤子,用棍子捣戳阴户。范家儿子用一纸“剥褌捣阴”的讼状将董家告到官府。但是,官府受理了诉状,又碍于董其昌之名难于处理,一时拖延不决。董其昌及其家人“封钉民房,捉锁男妇,无日无之”的令人发指之罪行,激起了民众特别是士林的愤怒:“敛怨军民,已非一日,欲食肉寝皮,亦非一人,至剥裩毒淫一事,上干天怒,恶极于无可加矣。”后变成了轰动江南的事实,朝野为之震动。群众在“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的口号下,抄他的家,将董家数百间画栋雕梁、朱栏曲槛的园亭台榭和密室幽房,尽付之一焰,老儿董其昌吓得要死,惶惶然避于苏州、镇江、丹阳以及我们湖州等地,一时如丧家之犬,直到半年后事件完全平息才敢回家。
    对董其昌的恶形恶状,有时人提出尖锐的批评:“不意优游林下以书画鉴赏负盛名之董文敏家教如此,声名如此!”“思白书画,可行双绝,而作恶如此,异特有玷风雅?”当然也有人为之遮掩,说他是为名所累。但毛祥麟在《墨余录》中特别指出:“文敏居乡,既乖洽比之常,复鲜义方之训,且以莫须有事,种生衅端,人以是为名德累,我直谓其不德矣。”毛祥麟说得好,这怎么能归结于为名所累呢?而是董其昌的大行有亏!人在做天在看。
    “损公肥私”的行为,一直来为清流、正义的读书人所仇恨。但我要说,如果当事人是你自己,或者说当一个牢骚满腹过彪炳清流的文人,当他有损公肥私的机会,他的态度、表现,有时也是另一种面孔。难怪有人称中国人“没有真理,只有利益”,一些名人也逃不脱。
    明朝的徐霞客,我的本家,给人的印象就是大旅行家、文化精英,但历史学者吴思通过重新发掘、解读历史而说,“《徐霞客游记》也难免凝结着我们潜规则的文化传统,他旅游的许多费用,就是凭借捆绑和鞭挞的官府之威,违反中央规定,转嫁到农民身上,在躲避逃亡的农民眼里,这横吃横喝的过客无异于黑帮。”
    我们知道,陆游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其“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爱国情操,我等也一直不打折扣地崇敬,但我要说,陆游的爱国也是有价钱的——他大量文集刊印的钱,即是公家的。换句话说,他是揩国家的油为自己出书。近看《宋本》(任继愈主编,2002年江苏古籍出版社)一书,就有这方面的大量记载。当然,也许他还有他的两个儿子,都认为他的诗文属于“国家文化遗产”,他们可以安然在这面大旗下“举亲不避嫌”。
    宋代实行文官制度,大批士子通过科考走上仕途。走上仕途后,这些士子多注重文教。他们有一个喜好——刻书,这其中以陆游父子、洪适洪遵洪迈三兄弟最为突出,而他们所主持的刻书,虽也有乡贤的集子,古人诗文的编撰,但更多的是自己、亲属及友朋的,花费的钱却是“公库中钱”,国家的腰包。
    洪迈曾趟过这“公私不分”的浑水,在知徽州时刻印其父洪皓的著作《鄱阳集》、《松漠纪闻》等,但后来他“公私分明”了。这倒并非他突然良心发现而“拨乱反正”,而是怕人弹劾。因为就在洪迈刻印《万首唐人绝句》之前几年,曾经有地方官因为在刻书中谋私而遭到弹劾,这就是唐仲友遭朱熹弹劾案。理学权威朱熹常主持地方刻书,因而很知道这里面的名堂。目前没看到他自己是否“公款刻私书”,应该没有吧,不然他哪能底气十足六次上书,历数台州守唐仲友贪污谋私之状,其中一项就是用公库刻书,书印成后利益归自己?但从朱熹弹劾内容来看,老先生倒未指出公款不能刻私书,而是你不能借刻书而捞钱。具体来说,这位台州守唐仲友不是因刻印自己的诗文犯事,而是他开雕荀、杨、韩、王四子印板印成六百多部,老兄将其中的三百七十部送回婺州老宅藏起来,潜在的目的,想大发一把。
    在这样堂而皇之的背景下,让我们看看陆游父子用公款为自己刊刻了多少作品。陆游在任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治所在抚州)时,刊刻了自己搜集的医方号《陆氏续集验方》;在知严州时,又刻过一批书,首先不忘自己的《新刊剑南诗稿》二十卷。其小儿子陆子遹出仕后孝敬乃父的是为其刻了《渭南文集》五十卷,弥补了之前已有诗稿(《剑南诗稿》)刻行而文章尚无刻本的遗憾。宋嘉定11年至14年,陆子遹任溧阳县令,只三四年工夫,就抓紧给老子办了这件事。此外,这位幼子在任严州知州期间,还帮父亲刻过《剑南诗稿》的续稿六十七卷。至于长子陆子虡,对刊刻父亲的诗文更是不敢怠慢。在知江州时,他为父亲刊刻过《剑南诗稿》八十五卷、《遗稿》七卷。当然,也都是用的公款。
    人常常说一个人“五毒俱全”,赌是其中之一。婉约派词坛大家李清照,一双纤足在“赌场”上风采独具,独步千年——正如史料披露的,李女史对赌博不是一般的喜欢,而简直是到了执迷不悔的地步。李清照写过一篇《打马图序》,“打马”即是一种赌博的方法。此文章一开篇李清照就教训人说:“博者无他,争先术耳,故专者能之”。什么意思?你们赌博为啥就不能像我一样精通呢?其实赌博没什么窍门,找到抢先的办法就行了,所以只有专心致志地赌,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接着她得意洋洋地宣称:“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寝食。但平生随多寡未尝不进者何?精而已。”李清照赌博的方式是“打马”。打马具体是个什么现在已经失传,据说有人考证出来说,打马就是今天麻将的前身。李清照“打马”是个高手,《古今女史》称她为“博家之祖”——赌博的祖师爷。
    相对于李清照赌博的欢实,海派大家任伯年数十载吸食鸦片,迷幻中则交织着无奈。任伯年早年在太平军中扛过大旗,风餐露宿,落下了种种病痛,出名以后又是成日劳作,有朋友劝他抽俩口鸦片烟提提精神,不想从此成了“瘾君子”。到后来沉湎烟榻,描摹书画的时间反倒少了。买家的红纸包订洋也已经拆了用了,画债日积月累,为此常常闹得夫妻吵架。《新语林》说他:“性疏傲,且嗜鸦片烟,发常长寸许,每懒于濡墨。倍送润资,犹不伸一纸。纸绢山积,未尝一顾。”任伯年一辈子为生活所累,为画债所累,57岁去世,他到死也没有还清画债。。
    以上,我从多方面“扒拉”了一些在历史云端高蹈的人物,他们的“另一面”。由于积习使然,他们这些污点只是被人们景仰的万丈霞光,被“为尊着讳”的宽大衣袍、冠巾遮蔽了。我无非在这个时代的“平民风”、“解构风”的吹拂下,正好看到了他们被掀开的一角。——哦,原来他们衣袍的褶皱处也有一些破洞,被翻卷的袖口也有污渍。如果他们落到地上,与他们平视,而且我还像一个顽童般掀开包在他们后脑勺的绾结,说不定也如《镜花缘》里那般情境:露出张张凶神恶煞的脸。
    事实上,我既没有揭人老底的动机,也没有画人阴阳脸的恶意,我只不过部分还原了他们作为一个人的本来满目。这些历史文化名人,他们的功绩、成就,已成为我们古典文明的一部分,并非有了“假丑恶”的黑子,就影响了他们的万丈光焰。但如果退回到一个“个体的人”,我们会发现,他们身上有我们一样的软肋、确失。至少,这使我们觉得他们作为一个人,更真实。任何人都有七情六欲,有美好的愿望、情愫、言行,也有贪婪、私心、恶德在内心狼奔豕突。无非我们自我的修炼、克制能力如何,社会的公德氛围、法制藩篱伸缩尺度如何,使它们博弈后呈出怎样的主导身资。老实说,对他们这些“劣迹”的发现使我有一种“窃喜”的感觉,因为正有了这发现,才“拉近”了他们与我们这些凡人的距离:原来他们的“大”中还有如此“小”的一面。而也许,他们的过于崇高伟大只是我们强加的?
    伟人成为了伟人,有的是身前就是“大腕”,有的身后在他人的总结、提炼而突发“异彩”。但伟人为什么能成为伟人?想来他们总有非同寻常的地方,值得我们深思总结。有时我奇诡地想,以“虚实相生”的中国哲学来推,如果他们没有这些“缺憾”,可能还“成就”不了他们的伟大。李清照如果国乱家破中,高智女性的她不用赌博来刺激,减轻心理负荷,也许就不可能有她作词的那份清灵、孤独、彻骨;陆游如果不“以公谋私”刊刻那些文稿,凭他自己的收入,就不能将那么多华彩的文字留下至今,我们的文化遗产也受莫大损失。任伯年如果不吸食鸦片,艺术家的“迷幻”就不能常常现出,杰出的作品就没有那么多的诞生。——虽然,我们总是渴望他们的人格、品行跟他们的艺术带给人的感受一般:“完美!”
    当然,与以上这些历经千年而不衰的伟人相比,当下国内诸多的“大师”、“叱咤风雨的大家”,大都为泡沫堆积而成。更有那些各路数不尽数的“精英”、“专家”,顶着一张张光鲜的画皮,到处招摇撞骗,忽悠屁民。一次次的上当受骗,好在如今的屁民免疫力也在增强。
    有段时间,国内有媒体质疑当今“民营企业家”是否尚有道德血液,讨论是否要清算这些横行国内的老板的第一桶金。据说因此使得一些老板“后怕”、“惴惴不安”,并引发一股移民国外的风潮。我因此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对于国内一些学术界、文艺界的大师大家们,我们什么时候也可来查查他们的第一桶金——他们凭什么混得如今的人前人后、人模狗样,并以这种“风光”作为资本而捞钱、骗色,占据着文化的资源、阵地,抵触甚至迫害着新生的力量。前后李辉撕去文怀沙的面纱,后有郭庆祥揭了范曾的盖头。我们只风闻演艺界“潜规则”盛行,艺人们想混出名堂就得血拼,在八卦丛林里适者生存,为何想在学术界、文艺界里的“潜规则”、阴阳脸总还埋得很深?国内一些普通的大学,其教授、博导数量赶上了世界名牌大学;评个茅盾文学奖,背后不知动用多少资源,少有“无名者”杀入其门。
    事实上,一条“符合人性”的暗流自古及今,一直在或掩或或盖中流淌,看来只要人的私欲存在,他一定还将流淌下去;由此,我们在掀开被遮蔽的历史面孔的同时,又在累积、叠加、遮掩着新的“假丑恶”,凡人如此,名人亦然。其结果,是留给矿藏给我们的后人如我这等无赖者,去挖一挖、掘一掘,添一个发现惊喜,骗一个老愤青的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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