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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神秘大邱庄 文 / 旗飘扬  2013-6-20 16:51:12 
大型纪实文学
《张鸿雁传奇:巅峰谋略》
刘自强  旗飘扬

                第四章    神秘大邱庄  
一、来到大邱庄

1989年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禹作敏的文章《十年改革 十年巨变》。这一年大邱庄宣告成为中国农村首富村、第一个亿元村,禹作敏则成为改革开放第一代农民企业家的典型代表。
1993年8月27日,63岁的禹作敏因犯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和非法管制罪,数罪并罚,被判有期徒刑20年。
短短十年,大邱庄由一个华北盐碱地上的讨饭村变成为全国最富有的村庄,当大邱庄的光环发出最耀眼的光芒的时候,又以领头人被抓、被判刑而站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大邱庄,一个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名字,吸引了全国乃至全世界人的目光,这其中也包括张张鸿雁的目光。
虽然表面上直接导致张鸿雁毅然下海的导火索是感情上的挫折。但深层原因是张鸿雁对人生的长久思考。
    张鸿雁决定下海,方向定为乡镇企业,这不仅仅是要找一份安身立命的工作,更希望通过实际的接触,对中国乡镇企业做深入的了解和总体的把握。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这个道理张鸿雁还是十分清楚的。大邱庄这个中国农村改革的典型,乡镇企业的代表,虽然经历了一番兴衰曲折,但仍然不失为中国乡镇企业的标杆。因此,张鸿雁下海的第一个目标,就指向了大邱庄。
1994年冬天,一个寒冷的清晨,张鸿雁乘坐了一夜火车,先到静海县下车,然后乘汽车,背负一只简单的行囊,拖着风尘仆仆的身子,来到大邱庄。尽管旅途的疲惫使张鸿雁的脚步显得很沉重,但是,第一次踏上大邱庄的土地,让张鸿雁感到热血沸腾,激动不已。在一家旅馆住下之后,张鸿雁就迫不及待地走上街头,开始浏览整个村庄。其实,这里已经没有了村庄的痕迹,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别墅与楼房,宽阔的街道,香港街商店林立,汽车如梭,人来人往。
改革开放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由于都是盐碱地,昔日的大邱庄以贫穷著称,当地流行这样的说法:“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村民中有这样的顺口溜:“大邱庄,老东乡,喝苦水,咽菜帮,糠菜代替半年粮。”还有一种调侃:在大邱庄用砖头砸死人不偿命,因为全村穷的找不到一块砖头。这种这种状况从1978年开始发生了变化,大邱庄人在这片贫瘠的盐碱地上创造出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奇迹。
到了1991年大邱庄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8亿元,比1978年增长1300倍,公共积累4.8亿元。在1992年的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上,大邱庄的社会总产值、人均收入等多项经济指标均高居第一位,这个华北平原盐碱地上的讨饭村变成了“中国首富村”。村里的农民住上了现代化的楼房或别墅,人均住房面积达40多平方米,部分家庭还拥有了小汽车。《纽约时报》曾报道说:“大邱庄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公司。这个村有4400人,却有16辆奔驰轿车和100多辆进口的豪华小轿车,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全国平均收入的10倍,1992年,大邱庄的工业产值据称达到了40亿元。”
说起大邱庄的发展,有一个人是绕不开的,那就是禹作敏。在大邱庄有一处非常醒目的景观,那就是大名鼎鼎的九龙壁,背后“大邱庄变迁记”的铭文末署名为“禹作敏一九九零仲夏”。这大概是禹作敏在大邱庄留下的仅有的印记。大邱庄的起步实际上比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的口号还要早。在举国茫然的1976年,时任大队党支部总支书记的禹作敏就起用了村里人称“刘万能”的能人刘万明。刘万明原在天津一家冶炼厂当工人,此人不仅懂冶炼技术,而且在天津的同行中极有人缘。在禹作敏的大力支持下,利用大队筹集的10万元钱,刘万明和刘万全兄弟俩低价从天津的轧钢厂买来旧部件,组装成三台轧钢机搞冷轧,当年就赚了27万多元,第二年又赚了60多万元。如此下来,刘万明、刘万全兄弟俩成就了大邱庄的发家工厂,再以滚雪球的方法,“母鸡下蛋”,由一个厂变成4个厂。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大邱庄的钢铁企业开始迅速裂变、扩张,一个企业繁衍成几个,“以钢为纲”,带钢、线材、管材生产线一条一条建起来。此时,支撑大邱庄集体经济的四大集团津美、万全、津海和尧舜也相继形成。同年,在村西北方投资10亿元建立大邱庄“百亿元工业区”,贯穿其间的主干道被命名为百亿路,在它的两侧集中了大邱庄上百家钢铁企业。1992年,大邱庄的经济发展到了一个顶峰。
但是,就在大邱庄发展到顶峰时,因为掌舵人禹作敏触犯法律被判有期徒刑20年而突然跌到谷底。张张鸿雁到大邱庄的时候,禹作敏已经被判入狱,同时入狱的还有他的儿子禹绍政等人。
张鸿雁经过简单的自我介绍,便来到了万全集团。万全集团公司是大邱庄的起家企业,董事长就是刘万全,总经理张玉银,原是村里的民兵营长,过去因在一些小问题上和禹作敏有不同意见而被“赋闲在家”两年多时间。据说,整个万全集团原高层几乎都进了监狱,而外来的管理与技术人员大都离开了大邱庄。在如此“紧张环境”下加盟的高学历知识分子不免受到当权者的另眼相看,张鸿雁就成了总经理办公室的一名成员。 
作为一个外来者,特别是象张张鸿雁这样具有敏锐目光的知识分子,往往比当事者更能看到事物的本质。张鸿雁到了万全集团,进入总经理办公室之后,除了做好日常的事务性工作之外,特别注意观察万全集团的企业运作,研究整个大邱庄的历史和现在。盘点大邱庄的过去,既有“三十功名尘与土”的颠沛浮沉,也有“八千里路云和月”的雄风豪情。
禹作敏时代,在举国皆谈“分田到户”之时,大邱庄却把资源收归集体掌握;在市场化的分配方式成为时代主流之时,大邱庄的分配却带有强烈的供给制和平均主义色彩;在经济建设成为各地的中心之时,大邱庄还保留着浓厚的政治氛围;在明晰产权成为经济改革的一个方向时,大邱庄还保持着“大一统”的格局。当禹作敏作为一个改革典型、集权象征、时代强人,他的这一套做法无疑在发挥着强大的威力,使得大邱庄在发展的道路上高速奔跑。一旦禹作敏倒下,大邱庄立刻就陷入群龙无首、分崩离析的境地。
张鸿雁在大邱庄的时候,大邱庄已在禹作敏被捕后撤村建镇,镇政府大院就是过去大邱庄村委会的所在地。大厅里的豪华水晶灯、木质栏杆等装饰基本没有改变,只是略显陈旧。第三层禹作敏当年的办公室现在已经成了镇政府的会客室,里面的装饰变化不大,仍然让人感到当年的气派和讲究。有时,张鸿雁去镇里开会就在那里。大邱庄将原来的4大集团公司划分为4个街。虽然大邱庄的经济发展步伐并没有完全停止,但由于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导致的风险也同时存在,高度依赖钢铁工业、产业结构单一;依赖银行贷款、债务负担沉重;产权不明,管理模式落后,这一切都使得大邱庄的经济基础极其脆弱。
如何使大邱庄走出困境,解开一道道难题,张鸿雁一直在思考,对大邱庄了解的越多,思考就越深入。张鸿雁觉得,禹作敏虽然已经倒台,但他的那套曾经把大邱庄带上无限风光顶峰的做法却在禁锢着没有禹作敏的大邱庄,必须抛掉“华夏第一村”的虚幻名号,破除禹作敏的魔咒,大邱庄才能重新站起来,才能获得新生,走上健康发展的正确道路。
大邱庄如何才能重新站起来?张鸿雁认为,当时,明晰产权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方向,这同样适合大邱庄。必须从大邱庄的实际出发,明晰产权,变公有为民营,对现有企业实行改制,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这样才能使大邱庄在“凤凰涅槃”中得到新生。
作为一个硕士研究生,可以轻松地担负起总经理办公室的日常工作,但张鸿雁对万全集团,对大邱庄的思考一刻也没停止。然而,张鸿雁的理念并不能得到企业领导人的支持和理解,同时,大邱庄人有一种暴发户的心态,尽管禹作敏已经倒台,但这种心态一时还没有转变,这使得张鸿雁很难和大邱庄融到一起。在一次经过万全集团门卫时,看到门卫保安把一个人打得鼻孔出血,这一亲眼目睹的一切,让张鸿雁感到心中一震。大邱庄似乎依然很盛气凌人,“爆发户”的感觉油然而生。
北方很冷,心理上的寒意伴着气候的寒意,张鸿雁很不适应。此处不是久留之地,张鸿雁萌生了退意。最终,张鸿雁选择了离开。
张鸿雁离开大邱庄一年多后的1995年,大邱庄开始了艰难的改制,首先从住房、医疗、物业管理等方面开始,更重要的是在企业产权改革方面,变公有为民营,“集体”从企业中退出来,投资主体由单一变多元,由“能人”出资“入主”改制后的企业。大邱庄的改制与张鸿雁的理念基本吻合,这是大邱庄为了生存不得不走的路。虽然自己的理念并没有得到实践的机会,但看到大邱庄又开始重新上路,张鸿雁心里还是感到非常欣慰。



二、 张鸿雁对乡镇企业的思考   

1987年6月,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对乡镇企业能有这样的看法,给予了如此之高的评价,说明乡镇企业前景不可估量。邓小平的话对张鸿雁触动很大,当时鸿雁正在准备考研究生,从那以后,乡镇企业一直是鸿雁所关心与观察的事物。
“乡镇企业”在中国是一个很独特的称呼,2 0世纪8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构成了中国经济的一大景观。从此,人们开始关注、研究和分析乡镇企业。关于乡镇企业的定义有许多说法,概括讲,主要有官方定义和民间定义两种。官方定义是指199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中从法律角度明确定义的,认为乡镇企业是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民投资为主,在乡镇(包括所辖村)举办的承担支援农业义务的各类企业。民间对乡镇企业的概括范畴比较宽泛,其广义的定义就是所谓的“五个轮子”,即所有成立于农村地区、由农民投资和组建的企业都是乡镇企业,包括乡、镇、村的集体企业,农民组办、联户办、个体办的企业和其他企业。产生于2 0世纪80年代的乡镇企业,在其发展历程中,经历了社队企业恢复与发展、乡镇企业高速增长、调整与波折、再一轮高速增长以及变动整合与提升等几个发展阶段。
张鸿雁对乡镇企业做了长期的观察,在到大邱庄之前,对乡镇企业做了很深入的研究。乡镇企业的前身是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两级集体经济创办的社队企业,1956年,无锡县东亭镇的春雷农业生产合作社,为解决田少人多的矛盾,把木匠、泥瓦匠、篾匠、铁匠、石匠等“五匠”组织起来,办起了春雷高级社木工厂,这是江苏省有据可查的第一个社队企业。社队企业成立后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国从实际出发,积极扶持和引导社队企业的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农业劳动力纷纷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形成了庞大的待业大军。顺应这种形势,作为乡镇企业雏型的农村社队企业逐渐发展起来起来,初步改变了我国农村长期以来比较单一的产业结构。
198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这个报告高度评价了社队企业的地位和作用,不仅将社队企业改称为乡镇企业,而且赋予乡镇企业不同于社队企业的新的性质和内容。乡镇企业正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开始转向以工业为主的新型产业结构,农村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
张鸿雁认为,乡镇企业所带动的小城镇发展至少为中国城市化起到了以下的作用:从一片荒芜的农村中点燃了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砸开了荒凉贫困与几千年重农轻商观念的冰河;为中国后来的城市化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与经验;开辟了农村的就业渠道以及农民的城市化;造就了一大批中国的名牌,并带动一方经济的腾飞。由此,张鸿雁得出一个结论:乡镇企业是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地方。但是,仅仅从宏观的角度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深入到一个具体的乡镇企业,通过实践,才能真正了解乡镇企业。于是,鸿雁便选择了当时最具代表性的大邱庄。
在大邱庄的实践中,张鸿雁观察到了许多现象,思考了很多问题,其中最主要思考的是企业品牌与企业家个人品牌的关系以及企业家的素质问题。
企业家的素质和个人品牌直接影响着企业品牌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企业品牌中遗传着这个企业家的基因。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仅促使企业家快速成长,也创立了许多我国乃至世界的知名品牌。一些企业家通过树立品牌而成为闻名世界的企业家,同时也有一些企业家急于提高社会知名度,动用各种有效资源试图达到出名的目的,结果被市场无情淘汰。改革开放以来,企业成长发展的历史无不印证了我国企业家成长与企业品牌创立的依存关系:从企业家马胜利到步鑫生,再到刘永好等,这些企业家是在我国经济改革和开放时期企业改革的排头兵,对我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起了助推器的作用。由于企业家在企业中的作用逐渐得到应有的重视,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的社会责任意识和作用开始显现出来,一批优秀企业家逐渐成长壮大起来。有的企业家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由懵懂、迷茫到能够清醒理性地处理好企业的知名度与企业家的关系,坚持品牌立业,坚持可持续发展;然而,有的企业家因各种原因经历自然更替,但企业的品牌更响亮。因此,企业家的知名度对企业的成长和失败有着重要的作用,但不是决定性作用,而品牌才是企业安身立命的基础。
纵观世界知名品牌,企业家往往则不如品牌家喻户晓。如通用汽车、IBM电脑、沃尔玛超市、海尔家电等等。企业家的知名度及美誉度因品牌而生,顾客因对品牌的认知而认可企业家,企业家由此赢得无数忠诚的顾客。生命是短暂的,而事业是长远的。一个伟大的企业家对其创立的品牌具有巨大和长远的影响。当顾客拥有某项产品时,人们自然联想到创立和经营此产品而给人们带来价值的企业家。人们使用微软产品就会联想到比尔•盖茨,同样,人们开着福特汽车不会忘记企业家福特。真正的企业家视企业品牌为生命,以彰显企业品牌而延伸其个人形象。企业家不是宣传出来的,而是从创立企业品牌开始历经磨练出来的。  
大邱庄和禹作敏的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他是不是企业家?当然是企业家。但是为什么最后落到进监狱直至自杀呢?因为他不是现代企业家,他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他的思想、理念到管理,还是按照封建的一套办法来进行管理,不可能适应现代社会和现代企业发展的需要。
在禹作敏时代,大邱庄就是禹作敏,企业品牌和个人品牌合二为一。禹作敏领导的大邱庄由一个华北盐碱地上的讨饭村变成全国最富有的村庄。作为大邱庄奇迹的缔造者,禹作敏的声望达到了顶点。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之后,大邱庄抓住经济复苏的机遇,在钢材上狠狠赚了一大笔钱。全国媒体掀起了一个报道大邱庄的热潮,禹作敏成为“中国第一农民企业家”。禹作敏的个性非常张扬,虽然他的个性充满着活力与生机,他和他的追随者们身上散发着从泥腿子到工人及管理者是这些中国农民“暴发户”的荣耀,因此,大邱庄人到天津城里一眼就会被认出他们的张扬。 
就在禹作敏的知名度到了顶点,他个人的劣根性也随之膨胀,以至触犯法律,铃铛入狱,个人品牌毁于一旦。
禹作敏的判刑,新华社只向全国统发了一条不到两百字的新闻稿,然而,引起的反响却如平地惊雷。那几天他家的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人想打听他的情况。这些人大都是中国改革潮流中的风云人物,他们把禹作敏视为同类,自然也把他作为改革的象征。他们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对禹作敏的打击,是不是冲着改革来的?
根据张鸿雁的分析,禹作敏垮台后,大邱庄的企业品牌虽然受到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但却没有与之一同垮掉。其中的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方面,禹作敏被捕并不太具有政治意义,它是一个视法律为无物又跟地方政府关系交恶的农民企业家自酿自饮的一杯苦酒,与改革开放没有太大的关系。企业总的方向不错,必然还将继续向前发展。另一方面,禹作敏个人品牌垮掉之后,虽然一度对大邱庄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但是,随着禹作敏对大邱庄的禁锢力破除,他的思想理念和所推行的管理方法也必然要改变,这对大邱庄来说,无疑是一次新生的开始,只不过这个开始过于突然和残酷。过后不久,大邱庄便开始了艰难的改制,这也说明鸿雁的分析是科学的深刻的。
大邱庄的案例,实际上也反映了中国乡镇企业的普遍问题。特别是纵观改革开放30多年来乡镇企业的发展全过程,对乡镇企业的得与失做全面的考察,这是非常必要的。
经济学家厉以宁说,在中国,很多人把企业家当成一种职业,这是误解,其实企业家是一种素质。那么,企业家应具备哪些素质呢?在《乡镇企业导报》组织的社会名家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刘吉、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中国十大策划专家张鸿雁等社会经济名家对乡镇企业家素质的讨论中,张鸿雁认为,企业家的光环不是办了一个企业就拥有了的,而是必须真正具备企业家的素质。什么是企业家的素质?应该有这么几点:胸襟广阔、境界高远,有胆有识、敢于冒险,具有全局战略眼光,不屈不挠的意志。
  没有宽广的胸怀、高远的境界,就不能吞纳八方精英为其所用。
  没有冒险精神,就可能犹豫不决,患得患失,从而丧失市场良机。
  没有全局战略眼光,就会陷于琐事之中,而不能自拔。
  没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就不能面对挫折而更加奋发。
  这些素质的培养,不是—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必须经过长期实践的磨练以及深厚知识的熏陶才能完成,否则即使做了企业也不能称为企业家。
张维迎认为:企业领袖不是一个个人行为,而是一个公司行为,这是企业领袖的核心问题。因此,如果你想成为企业领袖,最重要的你要倡导一个可以持续生存、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而不是单单地塑造个人的形象。我们每一个企业领导人必须记住,如果历史将来能够记住你,那并不是因为你做人的魅力,而是因为你所创办的事业,这个事业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和生存方式。或者说你所创立的商业模式,改变了企业运作的方式,使得大量的企业在模仿你。
  反观禹作敏,他的粗暴专制、自高自大、一言堂、独断专行、喜怒无常、农民式的土皇帝思想等等,恰恰是许多农民企业家最典型的劣根性。如果把禹作敏作为一个典型进行解剖的话,对乡镇企业家将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任何人的思想、性格、世界观的形成都有个发展过程,禹作敏同样如此。
早年,禹作敏有一个特点被村民津津乐道,那就是侠肝义胆。有不少事大家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1963年的冬天,禹作敏带着社员到外地打工,结帐后,每个社员都分了400
元钱。谁也没想到,有个叫张玉普的社员却把刚到手的钱丢了。在那个年代,400元钱是个了不起的数字,处理不好,他家的天就要塌了。禹作敏望着那位痛不欲生的社员,一咬牙从自己的400元钱抽出200元塞给了他。那位丢钱的汉子扑通跪了下来,抱着禹作敏的大腿千恩万谢。 
    70年代初期,正是“阶级斗争”的年代,十一生产队有个叫王天顺的“四类分子”得了急病,由于没钱治疗,生命岌岌可危。因为王天顺属于阶级敌人,谁也不敢多事。禹作敏知道后,立刻召开社员大会,动员大伙儿凑钱给王天顺治病。他说:“对‘四类分子’,思想上我们要和他划清界限,但不能见死不救。就是罪大恶极的战犯在监狱里得了病,我们共产党人也要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给他们治病。大家给‘四类分子’捐钱是义举,出了事我兜着。”说着,自己从衣袋里掏出5元钱放在桌上。在他的感召下,许多社员都捐了钱,把王天顺送进医院,保住了他的性命。
    这一类侠肝义胆的事很多,这也是禹作敏在大邱庄被人敬佩的原因之一。
大邱庄发迹后,禹作敏在他的办公楼前,特意雕塑了刘备、关羽、张飞三个一丈多高的花岗岩人物像,又在周围栽种了许多桃树,将那里称为“桃园”公园,以显示他侠肝义胆的品格。
但是,禹作敏的这种侠肝义胆往往又带着江湖行帮所特有的狭隘之气,缺乏文化的底蕴,更与时代有脱节,常常会发生自觉或不自觉的蜕变。刘玉田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990年4月,禹作相得知女儿被家具厂厂长刘金会猥亵,非常气愤,便纠集禹作立、禹绍龙、禹作岭、禹绍祥、禹绍忠等人殴打了刘金会,第二天又将其父刘玉田挟持到大街上动手毒打,直到刘玉田奄奄一息,他们才离开现场。刘玉田经抢救无效,于当日下午死亡。此案据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90)津中法刑一判字第167号刑事判决,以故意伤害罪分别判处禹作相、禹作立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禹绍龙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维持原判。
    实际上,打人事件和禹作敏的暗地策划是分不开的。禹作敏的家族观念很强,当他听到家族的侄女被人猥亵后,认为这是禹氏家族的莫大耻辱,因此,便“指示”禹作相等人:“把刘金会的爹爹刘玉田弄到大街上寒碜寒碜他”,但他没有想到最终会出人命。 
    刘玉田死后,禹作敏仍在幕后策划指挥,企图使一些犯罪分子逃脱法律的制裁。在大邱庄向社会广泛散发的材料中,他们把这桩刑事案件和大邱庄的经济建设牵扯在一起,提出了“特请诸位看看我们的改革难不难,难到何时才算完”的问题。还公开指责天津市司法机关:“请问审判长,为什么不来我们大邱庄调查,不要因为我们的改革步子快,就把犯罪人的罪行弄不清就判,当然更不应该因为我们是改革的先进单位,就把犯罪的人应该轻判的重判,应该重判的轻判。这样做,既破坏了法律的尊严,又怎能服人心”。
刘玉田命案,虽然没有直接牵涉到禹作敏,但静海县的很多人都说,禹作敏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早晚有倒霉的一天。没想到,此话在两年后竟一语成谶 。   
禹作敏在打“江山”时,能和人民同甘共苦,甚至先人后已;到功成名就后,就逐渐蜕变为高高在上的“太上皇”。 禹作敏的骄横在后来已经发展到了难以遏制的地步,他会跟国家领导人比谁的工资高,跟部长比谁的皮带贵,他曾对一位离休官员说:“你是带着穷人打倒了富人,我是带着穷人变成了富人。”有一次,一位香港记者问他:“有人说你是这里的土皇帝……”禹作敏没等他把话说完,就笑着应声答道:“我去了‘土’字就是皇帝。”
禹作敏用封建帝王的那一套来“统治”大邱庄,在大邱庄他的话就是圣旨,绝对说一不二。大邱庄的百姓,虽然很感激他,但也像怕魔鬼一样怕他。这位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大邱庄“庄主”成功之后,把自己当成了大邱庄无法无天的“皇帝”,俨然成了一方诸侯。
在禹作敏的住房上也能看出他的思想变化的轨迹。
昔日的禹作敏,心里想得只有全村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1979年后,随着大邱庄经济的发展,禹作敏决定将全村的土房扒掉,建筑清一色的四合院新村。1979年至1984年间,大邱庄共建起780个院落、5220间红砖房。在一批批村民们兴高采烈地搬进新居时,禹作敏却没有动,仍然住在土坯房里。很多人都来劝他,他说:“等全村人民都搬进新房后,我再搬入”。
但是,时过境迁,随着大邱庄经济发展,禹作敏个人声誉的提高,他在思想上却渐渐地发生了质的变化,逐渐蜕变为高高在上的“太上皇”,住房也随之变成了“皇宫”。
禹作敏的新居是座建筑面积780平方米的别墅楼,四周用高大的围墙圈起,院内有狼狗“巡逻”,门口有保安人员警卫。门前设有电话,找禹作敏及其家属先用电话联系,经同意方可进入。居室分3层楼,一层是家庭酒吧、休息室和宴会厅,二层是总统套间和办公室,三层是卧室。总统套房共有3间,一间是禹作敏的卧室,一间是办公室,一间是警卫员卧室。在禹作敏的居室里,现代化的通讯设备一应俱全,仅镀金电话就装了6部。 
   禹作敏在大邱庄说一不二,一言九鼎,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他把自己看成是改革开放的化身,谁要敢批评他,谁就是反对改革开放,谁敢在涉及他个人问题上提出不同意见,他就会用“专政”的办法来对付。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禹作敏曾告诉他的搭档:“丑话说在前头,咱新搭起来的领导班子,一人一把号,都吹我的调;不吹我的调,一个都不要”。
尽管禹作敏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典型,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但他的脑子里始终没有摆脱封建残余思想的束缚,并且随着知名度的提高,他的封建主义残余思想在不断的扩充、膨涨。大邱庄每逢大兴土木前,他总要请“风水先生”撂盘放线,然后才进入施工。大邱庄的九龙壁、十八凤阁,乃至工厂、街道,无一不浸透着“风水先生”的“心血”。 
    大邱庄出名后,禹作敏的政治观念也逐渐淡化。他认为金钱是万能的,只要有了钱,就会拥有一切。禹作敏曾在很多场合宣扬他“抬头向钱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的观点。禹作敏看一个人有没有能力,主要是看他创造了多少经济效益。只要你能挣钱,就可以在职务上提升,在经济上增薪。到后来,导致禹作敏铃铛入狱的“危福合人命案”和禹作敏的金钱观分不开。
1992年11月,大邱庄华大集团公司总经理李凤政突然病故。他死在会议桌上,终年45岁。
这位李凤政就是被禹作敏称为“鬼头鬼脑,谁都不怕,就怕我”的“能人”。他当过大队会计、总公司党委副书记,能说会算,也有气魄。因为所有权与经营权都集中到一个“能人”身上,“老板”突然故去,企业失去控制,平时的流通渠道中断了,资金流向一下说不清楚。这比企业倒闭造成的损失还惨重,转瞬间企业变成了“黑窟窿”。
这时把大邱庄资产当作“也可以说是我的”禹作敏气急败坏,立刻主持召开中层以上干部会议,宣布撤销华大公司,同时撤销华大集团9名副总经理职务,大邱庄总公司会议室成了一个私设的公堂,开始对所怀疑的对象逐一进行审讯。在审讯过程中,外地来的26岁的养殖场业务员危福合被殴打致死。
打死人后禹作敏制造假象,让4个打手跑了。执法部门通缉嫌疑犯并开始搜查时,大邱庄在保安人员指挥下,调动汽车、拖拉机、马车,设置重重障碍,组成“五道防线”。同时,禹作敏以大邱庄党委的名义向外地和社会各界散发了一份名为《天津市出动千余名武装警察包围大邱庄的事情经过》的材料,把公安检察机关依法搜捕罪犯说成:“绝非为了缉拿几个嫌疑犯,而是冲着全国第一村——大邱庄来的……是冲着改革事业来的”。 称天津市公安部门非法抓人,要求全国各省市声援,干扰正在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 
大邱庄事件引起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重视,中央领导指示:“依法办事。”12月15日,禹作敏被天津市公安机关依法拘留,显示出了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1993年7月31日和8月14日,天津市检察分院就刘玉田和危福合被殴打致死案向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当天进行了公开审理。禹作敏等8人走进法庭,站到被告席上。 
法庭调查结束,转入法庭辩论。公诉人指出:“在禹作敏统治下的大邱庄,可以说成了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成了无法无天的‘土围子’。” 
辩论结束,被告人作了陈述。禹作敏说:“大邱庄成了‘华夏第一村’以后,我的头脑膨胀了,造成这场罪,有思想和历史根源。” 
1993年8月27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禹作敏和7名同案犯进行了公开宣判:对被告人禹作敏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0年;被告人禹绍政犯行贿罪处有期徒刑9年,非法拘禁罪处有期徒刑2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0年。 
禹作敏父子成了同案犯,双双入狱,与企业管理体制上有关,也与几千年的封建家族观念有关,它留给中国农民企业家的教训极为深刻! 
因此,在张鸿雁日后的实践中,如何塑造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如何提升企业家的品质,如何打造现代企业家品牌,禹作敏的教训时刻提醒着他,也同时时刻推动着他肩负起这个重大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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