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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询在他长达八十五年的岁月里,留下了大量作品,虽大部分已经失传,但他所留下的,已足够证明他在书法领域中所作的伟大贡献。下面就其传世作品,逐一作简要的艺术分析: 《隋上柱国左光禄大夫宏议明公皇甫府君之碑》(图1、图2) ![]() 无年月,丁志宁撰文,碑文二十八行,行五十九字,碑石断于明代。简称《皇甫诞碑》。关于此碑的书写年代与立碑时期,各家所说皆不同,顾炎武认为是贞观初年,翁方纲与罗振玉则断定为贞观十七年。对于此碑,褒者贬者皆有。《墨林快事》有云:“皇甫明公之碑在信本书中最为妍润,此立于隋日,乃公少年所书,宜其文采之流丽而神情之鬯适,与其暮年老笔奉敕矜持者不同也。”杨守敬在《学书迩言》中说:“欧书《皇甫诞碑》最为险劲,张怀瓘《书断》称其森焉如武库方戟,此等是也。”
按:我们已经无法确知这块碑所立的年代。有许多人把它当作是欧氏早年的作品而予以轻视,例如蒋衡《拙存堂题跋》里就这样轻蔑地以为:“余谓其中而不正,灵而不静,殊逊《醴泉铭》。”根据他署款“银青光禄大夫”这一官衔,王昶说虽不见于本传,却可以推断当在唐高祖与太宗之间,即在欧阳询六十岁左右。从书法中可以看出,这是他已成功地改革后的新楷书系统——无论是笔法还是结构,都与北朝的那种笨拙截然不同,而是一种极为爽快的笔法,其细劲与北碑的粗朴大相径庭。它同北碑楷书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不是怪异、扭曲、变化与奇妙,而是宁静、朴素、细劲、高雅。他在这通碑中,正实践了他的不把汉字作为单纯的汉字,而是视为一种结构、一种关系,加以配合、控制,来表现他心目之中的美的理想形式。洋溢在碑中的那种单纯的气息、冷静的理性精神,是别人所没有的。如果说,唐代尚“法”的代表是欧阳询,那么,代表欧阳询瘦劲险绝之书风的,就是此碑。此碑碑文用界格排列,左规右矩,一点一画皆不苟且为之,堪称是唐楷之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最能代表欧阳询的书法风貌的。 《化度寺故僧邕禅师合利塔铭》(图3、图4) ![]()
简称《化度寺碑》。此碑立于贞观五年(631),李百药撰文,三十五行,行三十三字,字稍小。北宋庆历初年,范雍见此碑,叹为至宝,以至于寺中贪财的僧人们以为石中藏有宝物,竟然砸碎了碑石,在没有发现什么之后,就把它扔在寺后。范雍将它弄到了家里。在南宋时。又遭兵乱,于是碑石就彻底地毁了。现存多为翻刻本,传世拓本惟吴县吴氏四欧堂藏清成亲王旧藏本是原石拓之孤本,今藏上海图书馆。
赵孟頫跋此碑说:“唐贞观间能书者欧阳率更为最善,而《邕禅师塔铭》又其最善者也。”明人王世贞更以为此碑“精紧,深合体方笔圆之妙”。清杨守敬《学书迩言》评曰:“欧书之最醇古者,以《化度寺碑》为最烜赫。”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以为:“《化度》出于《晖福寺》及《惠辅造像记》耳。” 按:此碑与《九成宫》仅差一年,因而除了字稍小之外,形神酷肖,下笔、收笔、挑出或转折的地方,全都小心收敛,是欧阳询理性规范的极致。只要一看到《化度寺碑》,我们必会惊异于他对自己情绪的控制,总是那么清明、平稳,而没有丝毫的紊乱、波动。所以,他的一点一画也表现得有力、细致、充分、正确。在结构方面,更是无与伦比的。 但是《化度寺碑》似乎比《九成宫》写得更凝练一些,这便是杨守敬看出它比《九成宫》醇古的地方。郭尚先在《芳坚馆题跋》中特意用了“渊穆”二字,以区别于欧阳询的其他作品。在这件作品中,欧阳询书法一向所具有的北方书风,残留的已经不多,而是强烈的自我面目了。从某些用笔特色来看,后来的柳公权似乎得力于此者颇多。 《唐故都督徐州诸军事徐州刺史临淄定公房公碑铭并序》(图5)
简称《房彦谦碑》。唐贞观五年(631)立,李百药撰文,碑文三十六行,行七十八字,碑阴十五行,行十三字,碑侧三行,计十三字,额篆书“唐故徐州都督房公碑”九字。
清吴玉晋《金石存》评曰:“极挑拨险峻之妙,与正书正是一律。兰台《道因》亦全是此种风味也。” 按:欧阳询的隶书作品,这是仅见的一件。隶书的笔法随着行草书的兴起,显然已经失传了。书写者只能在楷书笔法的基础上揣摩隶书的笔意而已,因此它与隋代《青州默曹残碑》等众多的北碑极为相像,我们甚至可以从《大代华岳庙碑》(太延五年,即439年)找到它的影像——这是北魏刻石中最早的一件石刻。这块碑全是北方人的传统笔法,但也可以看出刘明玄已经掌握了在当时较为先进的楷法。欧阳询的这一作品,与此相反,即他在精熟的楷书笔法上,又想回到古拙的隶书笔法上去,但比楷书要古拙得多。他的起笔用的就是楷书的方法,而波尾的“三过折法”,却是隶书中所没有的。因此,尽管杨守敬对此帖评价甚高,认为是“唐朝第一分书”,但是其用笔之生拙与楷书的严谨是大相径庭的。 碑侧款署“太子中允□□□□欧阳询书,贞观五年三月二日树”。王昶《金石萃编》卷四十三中对此有考释说:“欧阳询称太子中允,下阙二字,下又阙二字,尚存左傍亻扌,似是‘修撰’二字,然本传则但云贞观初历太子率更令、宏文馆学士,封勃海男,卒年八十五,终其身未尝为太子中允及修撰之官。且此碑与《化度寺碑》同为贞观五年所书,彼称率更令而此题中允,疑不能明矣。”从这点来看,把此碑作为欧阳询的作品,倒是颇值得怀疑的。 《九成宫醴泉铭》(图6、图7) ![]()
贞观六年(632)四月刻,魏徵撰,碑文二十四行,行四十九字,额阳文篆“九成宫醴泉铭”六字。在陕西麟游。传世宋拓尚多,以明驸马李琪藏北宋拓本为最早,今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元人虞集题此碑云:“楷书之盛,肇自李唐,若欧、虞、褚、薛尤其著者也。余谓欧公当为三家之冠,盖其同得右军运笔之妙谛。观此帖结构谨严,风神遒劲,于右军之神气骨力两不相悻,实世之珍。但学《兰亭》面而欲换凡骨者,曷其即此为金丹之供?”明人王世贞对此碑的评价也极高:“信本书太伤瘦俭,独《醴泉铭》遒劲之中不失婉润,尤为合尔。”陈继儒也说:“此帖如深山中至人,瘦硬清寒,而神气充腴,能令王公屈膝,非他刻可方驾也。”清人对此碑的评价就更高了。翁方纲《复初斋文集》中说:“率更正书《九成宫》、《皇甫》、《虞恭》皆前半毅力,入后渐归轻敛,虽以《化度》淳古无上之品,亦后半敛于前半,此其自成笔格,终身如一者也。惟《醴泉铭》前半遒劲,后半宽和,与诸碑之前舒后敛者不同,岂以奉敕之书为表瑞而作,抑以字势稍大。故不归敛,而归于舒欤?要之合其结体,权其章法,是率更平生特出匠意之构,千门万户,规矩方圆之至者矣。斯所以范围诸家、程式百代也。善学欧书者终以师其淳古为第一义,而善学《醴泉》者,可不知此义耳。”又:“欧书以圆浑之笔为性情,而以方整之笔为形貌,其淳古处乃直根柢篆隶,观斯铭者,必知此意然后为得耳。”蒋衡《拙存堂题跋》更是推崇备至:“欧阳信本书直逼内史,《醴泉铭》尤为杰作。” 按:“九成宫”原为隋代“仁寿宫”,唐太宗在此避暑时发现了泉眼,认为是祥瑞之兆。由魏徵撰文,欧阳询书写碑文。此时欧阳询已经七十五岁。在欧的所有存世作品中,《化度寺碑》少其变化之丰富,《虞恭公》逊其温润。此碑寓险峻于平正之中,融丰腴于瘦硬之内,含韵致于法度之外,南派书风的和雅,与北派书风的雄劲,在此碑中得到了彻底的体现,难怪人们把它当作唐代楷书中的代表作,视为唐碑之冠。或者可以说,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最彻底地代表了唐代书法的典雅之风。用笔至为精谨,下笔、收笔或者转折等等地方,全都小心收敛。他的这种极端单纯化的用笔方式,将个人情感蕴藏在内部,自始至终的谨严完全来自于他所遵从的关于书法完美的概念,而在具体操作上,则是以一种理性为坚固基础,熟视结体的每一部分,从各种不同的穿插方式或排列方式里找出一个有法则可寻的、清晰的形式,使每一个字都能成为理想中的那种联贯的、坚实的、整体的团块和蕴藏着历史意识的传统结构。但是,欧阳询毕竟还熟习隶书,所以用笔在平实之余,还有浓郁的隶书意味,例如他对竖弯钩等笔画的处理。
欧阳询除了正式碑刻之外,还有一些可以称为习作式的作品,这便是《史事帖》(图8)。这是他选择古史的内容而创作的一批作品,后人汇为一辑,总称为《史事帖》,或称《故事帖》。宋米芾《书史》称曾于濮州李丞相家中见到过十余帖。后渐散佚,目前尚可见到刻帖《汉文时帖》、《殷纣帖》、《度尚帖》、《劳穆公帖》。更为可贵的是,尚有墨迹《仲尼梦奠帖》、《卜商读书帖》以及《张翰恩鲈帖》留传下来。
《仲尼梦奠帖》(图9) 行书,九行,行九字,共七十八字。有元人郭天锡跋:“信本行书蝉联起伏,凝结遒耸,裁萧永之柔懦,拉羲献之筋髓。比之诸势,出于自得。此本劲险刻厉,森森焉如府库之戈戟,向背转摺,浑得二王风气,世之欧行第一书也。”后又有赵孟頫、杨士奇、高士奇、王鸿绪诸人跋。
关于真伪问题,明代中后期有人提出疑问。詹景凤《东图玄览编》认为它是“响拓之极精者”,都穆《寓意编》认为是临本,而陈继儒在《妮古录》中则认为是宋人书。杨仁恺断为真迹,并把年代限定在贞观初(627—641),为欧阳询晚年成熟之作。
按:这是欧阳询传世墨迹中最为可信、也最为精彩的一种,其中显示出充满自信的意趣。美妙的情调与意趣,渗透了对新笔法与新形式的自负与自由。 《卜商读书帖》(图10) 纸本,行书六行,共五十三字。拖尾上有一瘦金体题跋,无名氏《装馀偶记》以为是宋徽宗赵佶的手笔,其中有几句话是这样的:“……晚年笔力益刚劲,有执法廷争之风,孤峰崛起,四面削成,非虚誉也。”清人吴升《大观录》跋:“笔力峭劲,墨气鲜润。” 按:此帖虽然是双钩廓填,但可以看出,欧阳询的用笔方式,显示出强烈的唐人风貌。他楷书中的瘦劲典雅,在这里转化为锋锐的笔痕,似乎还残留着北派书法中的方劲笔法。但是墨气却极为鲜润,书体变成了行楷体,除了笔画的方折而锋利之外,结体的狭长在北派书法中是很少见的。字心向右下倾斜,笔画之饱满与丰腴,起笔简截而少婉约之势,是与当时流行的王羲之或王献之书风大不一样的。 《张翰思鲈帖》(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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