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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文化脊梁


  徐渭的水墨大写意画法,对后世的影响至为强烈。他习画较晚,真正成为一个画家,应在他出狱之后。也许是因为戏曲、诗词不足尽其胸中郁积,才转而以绘画来发泄。而正是绘画使他的诗文、歌赋得到声、形在抒发心情上的统一。他以纵横不可一世的画法,出现在明代后期的画坛上,令人耳目为之一新。
  就近代画坛所景仰的大画家八大山人、石涛、“扬州八怪”而论,都是从此画法脱胎而出。郑板桥对徐渭佩服得
五体投地,曾刻了一枚“青藤门下走狗”的印章,用来铃于画上。并说:“郑所南、陈古白两先生善画兰竹,燮未尝学之;徐文长、高且园(凤翰)两先生不甚画兰竹,而燮时时学之弗辍,盖师其意不在迹象间也。文长、且园才横而笔豪,而燮亦有倔强不驯之气,所以不谋而合。彼陈、郑二公,仙肌仙骨,藐姑冰雪,燮何足以学之哉!”(郑板桥题画兰竹)近代的吴昌硕题徐渭的书画册亦说:“青藤画中圣,书法逾鲁公(颜真卿)。”齐白石对徐渭更是倾慕备至。他曾说:“青藤、雪个、大涤子之画,能纵横涂抹,余心极服之。恨不生三百年前,为诸君磨墨理纸。诸君不纳,余于门外饿而不去,亦快事也。”又题诗曰:“青藤、雪个远凡胎,缶老(吴昌硕)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再如戴熙曾提到他看到徐渭的一套三十六幅册页时的情形,有“此册开视,心目为快,家人在旁,亦复齐声拍手,啧啧称妙”。在浙江民间,有关徐文长的传说至今不衰,可见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从一定意义上说,徐渭是明清大写意画派的开山大师。他的绘画艺术是我国文人画发
展到明代的一个新的突破。中国文人画发生在晋代,它是伴随着儒、道、佛三位一体化的玄学兴起和文人诗歌、文人书法艺术发展而兴起的绘画艺术。在创作思想上它摆脱了政教的束缚,走上了纯文艺的道路。超然物外,寄情山水,借物抒情乃是文人画产生的思想基础。文人画的“以形写神”、“气韵生动”和“怡悦情性”的理论,被唐代张彦远肯定并加以宣扬之后,经五代荆浩、到北宋丽得到进一步发挥。此际文人名流辈出,对宋代和后世文人画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凡诗、书、画,皆以尚意为高,强调主观心意的重要性,使绘画艺术从重在表现客观而转向表现主观心灵。
  明代大写意画的勃兴,还与明中叶以后王阳明、李贽的哲学思想有关。徐渭在哲学上深受王阳明心学的影响,在文艺观上主张以本色为宗,在绘画上以表现心灵为重。强调“万物贵取影”,“不求形似求生韵”,“根拨皆吾五指栽”。他使文人画的理论和实践,从重“形神皆备”的主客观兼顾而转向了“意在象外”的重主观、次客观的大写意画发展阶段。这是文人画发展史上一个更高级阶段的标志。徐渭擅长狂草,以草书之意和草书之法人画,来实践他的艺术观。他的大写意画风,是从自觉地研究和总结前人的理论和创作成果中来的,加上他全面的深厚的学识修养,一生不得志的惨痛遭遇形成了他狂傲不驯的性格,以及他的忧国忧民之心,因此他创立的大写意画风具有不同流俗的格调。与梁楷的冷逸、陈淳的潇洒相比较,徐渭那种热烈、豪放、沉雄而带霸悍的大写意风格,则更能激动人心,显得痛快淋漓。八大山人在更多方面继承的是他的绘画艺术,只是在笔墨上消去了粗豪霸悍一面,使大写意画风格走向成熟、走向高雅,形成了写意花鸟画独特的语言。八大山人的贡献是把徐渭创造的大写意画风推向又一高峰。再经石涛、“扬州八怪”的发展变化,大写意流派,从晚明、清代以至近现代,几乎漫衍于整个画坛。

  徐渭可以说在我国绘画史上给大写意画风以一个新的突破,是中国绘画向高层次发展的一个大体现,这是他之所以成伟大画家的原因所在。
  徐渭一生的作为极富个性,他对客观世界充满激情;在艺术风格上因而也常流露一种桀骛不驯的个性。那些吐露心声的诗句,放纵而动人的墨谑,使正直的人为他的激情所鼓舞,产生了共鸣。徐渭正是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脊梁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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