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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思肖的遗民思想在当时最为强烈，集中反映在他的《心史》里。宋亡前，他一心想“为朝廷理乱丝”；宋亡后，他自称“德祐遗臣”，“痛恨莫能生报国”，乃执意“不信山河属别人”，立志“此身不死胡儿手，留与君主取太平”。郑思肖曾作《寒菊》云：“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庭中。”他终日“抱香怀古意，恋国忆前身”，以致在精神上受到严重的挫伤。
郑思肖还信奉道教，属灵宝教派。他并非单纯地就信教而信教，而是悉心研究灵宝派的度亡祭炼术，著《太极祭炼内法议略》三卷来宣扬灵宝派的祭炼之道，是有其政治目的的，借此超度抗元英烈李庭芝、文天祥等人的亡魂，寄托他对南宋朝廷的哀思。郑思肖在当地的灵宝派中颇有名望，有弟子沈无我，专师其灵宝派的祭炼之道。张宇初在郑著的序言里一语中的：“自仙公葛真君（三国葛玄）藏其教，位证仙品，世传则有丹阳、洞阳、通明、玉阳、阳晶诸派，而莫要于仙公（许）丹阳也。丹阳本天南昌，而南昌乃灵宝一名也。得丹阳之要者莫详于所南郑先生《内法议略》。”
郑思肖分析宋亡的原因亦颇有见地，他认为：“太皇昏老，太后善懦。嗣君幼冲，内无相，外无将，诸郡皆叛臣，大来安得不厄！”“（贾）似道当国十六年，独揽大权，祸福天下行。”文中的关键之处，是直指度宗“昏老”，直意评斥宋帝，是南宋遗民特有的胆识。
探寻古代早期画家的经济生活是艺术史研究应该受重视的课题，尤其是处于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南宋遗民。他们赖以生存的手段是研究造民文化的重要部分，是遗民思想和行为的统一。
1279年后，蒙古的政治、军事势力迅速控制了江南。蒙古贵族曾在北方辟良田为牧场，但收益甚微，故在江南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措施。本文列举的遗民画家们，最富有的也只是小土地主，仕宋时，已置有田产。他们有的以旧有的土地维持生计；有的遁入佛门，或入观为道；有的在故里凭借绝技谋生。马臻在凭吊旧址时，甚至看到古冢旁有荷锄耕作的前朝贵族，遗民之苦，可见一斑。
元初，南宋的商品经济由于战乱之故，原有的市场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经济运转滞涩，极大地影响了绘画进入市场。遗民画家以售画为生者不多，举步维艰。元初文人画家的商品意识十分淡薄，大多不屑于此。十三世纪末，江南再次出现贩售假画的狂潮，说明文人画家的售画市场得到重新建立。他们坐于书斋，就有求购者纷至沓来，如白莲道者以十锭钞登赵孟頫之门求作庵记。造假者乘虚而入，从赝品中渔利。钱选、龚开、温日观等都是造假者追逐的对象。画家们对此防不胜防，钱选只得更换晚号“霅川翁”为“霅溪翁”，以资别赝。
郑思肖作画“不妄与人”，更无售画之心。他“生惟嗜食菜，贫亦耻言钱”。维系他生计的是他的三十亩田，他将田产“寄之城南报国寺，以田岁入寺为祠其祖祢，……并馆谷于焉”。自己只留数亩田，为贴补衣食之需。他曾对佃户曰：“我死则汝主之。”他之所以将大部分田产变为寺产，是为了避缴田赋；缴纳田赋，则意味着承认元朝政权。郑思肖宿于寺内，可以求得佛教势力的保护，他“无家又无后”，“一室萧然”，平素“头戴烂纱巾，脚踏破鞋底”，后因看不惯寺中群僧争主持，转居苏州陋巷，仍是“屋中无所有，事事不具足”。郑思肖并未削发为僧，因为他除信仰佛理外，还掺杂了儒、道之学，晚年还探究天人性命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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