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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宝林·著 从秀才到总书记陈独秀传 （下） 中国革命史丛书
没有陈独秀的“陈独秀派” 托陈取消派的胚胎１８… 高擎爱国大旗 制裁极“左”派１３４…………………… 上书托洛茨基 又受托派抨击２４７……………………… 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在２０世纪 一、二十年代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第一次大革命的历史上，他都留下了巨大的足迹，被称为“思想界的明星”、“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慧星”。 ２０年代后期，由于主观与客观各种复杂的原因，陈独秀犯了错误；不久，他又转向托派，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反对派。 从此，这颗“明星”就暗淡下去了。但是，虽然他与共产党的关系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而被开除出党，然而他与党的争论，仍是革命阵营内部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路线和方法上的分歧，而且，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若干思想，如“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在中国革命中反对把“拥护苏联”当作最高原则；落后的中国应注重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人类社会最终将通过和平和民主（而不是通过暴力）过渡到共产主义等，仍为史学界认真地议论着，而且议论得越来越深入。 本书时限，从陈独秀在１９２７年“八七”会议后正式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岗位起，到１９４２年逝世止，可称为陈独秀的后半生。在这个时期中，陈独秀的思想和活动错综复杂，他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与国民党以及民主党派等各种政治势力的关系，都发生了与他前半生不同的变化。自然，他与托派的关系最深，但是，除了一致以外，二者又有许多矛盾和斗争。所有这些，都是陈独秀后期历史上的重大课题，几十年来，吸引着不少中外史学工作者，进行研究和评论，对有些问题的争论还相当激烈，见仁见智，众说纷纭。 笔者几年来参加了陈独秀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写了几篇习作，与林茂生协作编著了《陈独秀年谱》，还与京、沪、皖、徐等地学者一起合作编辑了《陈独秀研究资料》；本书是这些研究成果的一个小结，对以前发表的论著中的错误和不足之处，凡发现的，作了纠正和补充。 本书在收集资料和撰写的过程中，得到了李新、史洛明、陈铁健、张永通、刘传学以及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大革命失败后的彷徨与思索瑕瑜共有的意见取消主义的开端 是太平洋的急潮怒号， 是喜玛拉雅山的山鬼狂啸；美满的呀、美满的人间， 已经变成了苦闷的囚牢！我的灵魂飞上了九霄， 俯瞰人间的群众颠沛如涛；宛如被射了双翼的群雁， 垂死的哀鸣，血泪滔滔。那畜辈的良心早泯，只知把民众作肉食血饮；我们要恢复固有的幸福， 呀，但有我们自己的觉醒。 …… 这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时，陈独秀编辑《革命文学史》一书时，在卷首写的一首《献诗》。诗中表现了陈独秀对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屠杀人民罪行的满腔悲愤之情，真是惊天地，泣鬼神。 “八七”会议后，陈独秀正式离开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 ９月１０日，他和秘书黄文容（又名黄然）以及汪原放、陈啸青化装后秘密登船，前往上海。到沪后，住在江西北路福生里（今罗浮路）酱园弄一幢三层楼的房子里①，过起了漫长的地下生活。 ９月下旬，中共中央也迁到上海。瞿秋白同志亲自去看望他，并调黄文容到中央宣传部工作，协助郑超麟出版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当时，陈独秀虽犯有严重的错误，并一再拒绝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决定（指赴苏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中共中央对他还是尊重的，“并没有把他当敌人看待。中央并没有给他处分，他的待遇还是同往常一样”②。 而其他有些中央领导同志，因领导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失败，先后受到各种各样的处分。 尽管如此，陈独秀这时的表现，还是比较消极的：一方① ②《关于八七会议的回忆——访问李维汉同志谈话记录》，《党史研究》１９８０年第４期。 汪原放：《陈独秀和上海亚东图书馆》（刘建整理），《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０年第５期；郑超麟致笔者的信（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８日）。汪原放是陈独秀好友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的侄子。陈啸青是党在武汉开办的一个纸行（党的地下机关）的经理。大革命失败时，陈独秀和秘书就隐蔽在纸行的楼上。 面，对于大革命的失败，他因自责而陷于深深的苦闷之中，如他自己所说：“自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遭受了悲惨的可耻的失败后，我因亲自负过重要责任，一时实感觉无以自处，故经过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个人的反省期间。”①另一方面，他拒绝共产国际和党中央要他去苏联“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的决定；《布尔塞维克》出版时，瞿秋白叫他写文章，他只写些“寸铁”一类的短文，署名“撒翁”，可见他的情绪。 他整天埋头于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和音韵学问题。 这是他个人学问爱好所在。当时有人到他家去，寒暄几句后，他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遇见湖北人时，他问这几个字湖北音怎样读；遇见广东人时，又问那几个字广东音怎样读，等等。对于他进行这项文字研究工作有种种议论：有人认为他像《汉书》中的曹参为相一般，人家去见曹参有所建议，曹总是醉人以酒，以堵塞建议者之口。陈独秀也是故意以文字学的研究来回避政治问题，并掩盖他在党的路线政策问题上与中央的分歧。因此，不少人果真以为他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了。② 有人还认为他像历史上有些知识分子出身的政治家那样，在政治上受挫或失意之后，到纯学术的领域中去寻找精神寄托。历史上的这类人物，有的还在学术上取得辉煌的成就，也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陈独秀在文字学研究领① ②郑超麟：《回忆录》，１９４５年手稿；《柯柏年谈话记录》（１９８０年６月２９日，唐宝林整理）。 陈独秀：《答国际的信》（１９３０年２月２７日），《无产者》第２期。 域中，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因为不管人们对他从事这一研究工作的动机作何种猜测，谁也不否认，他对这项工作的确达到了入迷的程度，并且一年以后，即１９２９年３月，终于写成《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一稿。此稿分五部分：（一）自序及说明；（二）北京话；（三）汉口话；（四）上海话；（五）广州话。陈独秀还请邓颖超校核北京话，项英校核汉口话，沈雁冰和陆缀文校核上海话，杨殷和罗绮园校核广州话①。 陈独秀为什么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他在《自序》中说，用现在的文字——衍音的象形字，“不能够使多数人识字写字”，“加造新字很不自由”；还由于中国文字长期以来被官僚文人用来作八股文，“所以一用现在的文字，代表现在的语言，叙述现在的生活，便自然感觉到中国的文字已经破产了”。“文字只是代表语言的符号，中国许多语言只能说出，不能写出，它不成了有语言而无文字的国家！”他还指出，现在有许多人努力平民识字运动，但所谓平民千字课丝毫不曾注意平民日常生活之所需，所以其中平民日常所必需的字，百分之九十都没有，“教他们识了这些字又有什么用处！” 当时我国文字改革运动的阻力很大，只做了一些注音字母的工作。但陈独秀认为当时的注音字母还不如日本的假名便当。他指出：“注音字母不能通行，自然原因很多，而其自身缺点太多，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尤其是制造注音字母的人们，既然没有把它做成拼音文字的决心，而又要用拼音文字①何之瑜：《独秀丛著总目》附注。转引陈独秀：《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及其他》，１９４９年８月商务印书馆清样搞。该稿在上海解放后没有出版。 的方法，方法太简陋，不成其为拼音文字，所以弄得不三不四，自然没有人肯用了。”为此，陈独秀决心率先向旧的传统宣战，为后继者扫除前进的障碍。他说：“有人讥笑制造拼音文字的人，是想做仓颉第二，其实想做仓颉第二并不是什么可以被人讥笑的事；中国文字当然不是什么仓颉一人所造，是从远古一直到现在无数仓颉造成的，今后需要许多仓颉来制造新的文字。” 他表示自己“贸然做这本书，……十分冒险，所以希望许多有志做仓颉的人们，加以讨论，纠正，并且有实际的运动，使最近的将来，中国真有一种拼音文字出现”。 在《说明》中，陈独秀讲了为什么不用当时流行的国语，而用四种地方话做标准语，主要是他认为当时中国还不曾达到国语成立时期，“现在的所谓国语，或所谓的普通话，人为的性质太过份，离开实际语言太远了，它不能够叫做国语”；一种国语必须有一个地方语做标准，现在真正国语未成立以前，应该以有最大影响的地方语作标准语来过渡。于是他采用了北京、上海、汉口、广州四个地方语。他说：“这四个地方都是中国产业中心或政治中心的最大都市；这四个地方语，确能代表全中国大多数人的实际语言，并且它们都有相当的文学作品。” 《草案》内拟定的单声母和单韵母共４３个，采用的字母形体“大致是比较最完备的国际音标，但也有小小增改的地方”。尤其是因为“中国结合声母的语音特别发达，国际音标不尽适用”，于是，陈独秀依据音理参照国际音标及各国字母，创造了九个结合声母及三个单声母①。 此稿完成后售给商务印书馆，该馆主持人与国民党当局关系甚深。陈独秀当时是国民党通缉的“共党首领”，该书自然不可能出版。但陈独秀毕竟非一般作者，于是张菊生、王云五、胡适之，傅孟真、赵元任等共捐赠稿费千元，使陈独秀得以维持了一段贫困的生活②。 其实，陈独秀的消极是表面现象，他的内心却奔涌着革命再起的怒涛，如他在《革命文学史》一书卷尾写的《致读者》一诗中呐喊的那样： 快放下你们的葡萄酒杯，莫再如此的在昏迷沉饮； 烈火已将烧到你们的脚边，你们怎不起来自卫生命？呀，趁你们的声音未破，快起来把同伴们唱醒；趁你们的热血未干， 快起来和你们的仇敌拚命！在这恶魔残杀的世界， 本没生趣之意义与价值可寻；只有向自己的仇敌挑战， 就是死呀，死后也得安心。① ②何之瑜：《独秀丛著总目》附注。《何之瑜致胡适的信》（１９４８年１月７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下）第３０６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 陈独秀：《中国拼音文字草案》，手稿。苏维埃的列宁永生，孙中山的精灵不冥；热血未干的朋友们呀， 莫忘了你们尊贵的使命！ 因此，他一直密切注视着政治局势的发展，认真阅读党的文件，紧张地思索革命面临的各种问题，并将自己的意见经常写信给中共中央。 那么，他的意见是什么呢？ 首先，他不同意“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主张在敌人的疯狂屠杀面前，实行完全退却和防御的策略；“工农运动不要有所动作”，要动，也“应偏重经济的斗争”，如“不交租，不完粮，不纳捐，不还债”，尤其“不可存‘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①。 陈独秀之所以持此意见，是基于他对大革命失败及失败后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认识。陈独秀在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时，曾写信给中共中央，说“国民党政权决不会像你们所估计那样快的崩溃，群众的革命情绪也不像你们所估量的那样高昂”②。他不同意当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认为大① ②《陈独秀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１日）。《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８月５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 《陈独秀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１日）和《中共中央常委给陈独秀的复信（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９日），《中央政治通讯》第１４期。另参见蔡和森：《论陈独秀主义》，《布尔塞维克》第４卷第５期。 革命失败后的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是直接革命形势”①的观点。他还说服一些人同意他自己的意见。有一天，王若飞到他家拜访。陈便向王谈了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向下落”的看法。王开始不赞同陈的看法，认为革命是“向上涨的”，于是争了起来。陈问王：“这几天上海的外国兵大部分撤退回国，你以为中国革命还在高涨时候，帝国主义肯把军队撤退么？”这么一问，使王若飞恍然大悟起来，回去起草了一个“江苏省委决议案”的文件，批评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央“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这个议决案未及省委通过，王即赴苏参加“六大”，但它被莫斯科中山大学译成俄文，当作中国问题材料散发）。② 但是，陈独秀生活在上海，只能根据他视野所及的一些现象和国民党报纸的报道，来判断革命形势，看到的主要是革命力量和各地武装暴动在城市中的失败，因此，不免流于肤浅和片面。当时，毛泽东也认为革命形势处于低潮，但是由于他斗争在第一线，因此他对这个问题就看得更加真切，更加深刻。他说：“现在全国是反革命高涨时期，被打击的中间阶级在白色区域内几乎完全附属于豪绅阶级去了，贫农阶级成了孤军”；“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① ②郑超麟：《回忆录》１９４５年手稿。王若飞当时是江苏省委常委。 《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的决议案》（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８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 生活的终了。”①更重要的是，在领导秋收起义和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中，毛泽东不仅看到了革命的低潮形势，而且看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的希望和可能。由此可见，陈独秀的“低潮观”与毛泽东的“低潮观”，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前者得出了革命应该全面退却的取消主义结论，后者则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出发，主张把城市的防御与农村的进攻结合起来，坚持革命的武装斗争。 其次，在某些问题上，陈独秀还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 例如，他在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１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对此时“所有政治的经济的政纲，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十月革命的政纲”，表示怀疑，认为与“国际屡次决议案”所说的“民族革命”不同，“现在的革命性质及吾党政纲急须确定，应迅速由中国党起草送国际批准。”１２月１３日，即广州起义时，他给中共中央的信，对广州起义采用“‘工农政府’、‘独裁政府’、‘苏维埃政府’这些口号”，表示“我殊不以为然”，其理由是“苏俄政制精义是无产阶级独裁，离此，则苏维埃并无特殊意义”。这些意见表明，他当时仍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主革命。他甚至赞成举行广州起义：“广州暴动，无论成败我们都应该做！这是毫无疑义的。”并积极地建议：“在广州的非战斗员悉数遣到有农民暴动之可能的地方迅速促其暴动，此事一刻也不能延搁……不如此，则不独广州孤立不能①《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６９、７６、７７页。 持久，并且广州一旦失败，我们什么都得不着。”“可以在赞成土地革命的条件之下，与任何国民党一派或个人党外合作。 ……即谭平山①如以国民党地位或另组他党而能从事土地革命工作，我也不可以加以排斥。我们不可持‘党外无党’的谬见”。这些意见，应当说是难能可贵的。可是，以后陈独秀在转向托派、反对“六大”路线时，却背弃了他的这些正确主张。 当时，中共中央在给陈独秀的回信中，否定了陈的错误主张，坚持了“八七”会议制定的武装斗争的方针，指出： “发动工农的经济斗争，以引导到政治暴动是非常之必要，而且是唯一的方针。”“农民群众在现在阶段，已经分不开经济与政治的。所以以‘四不’口号（不交租、不完粮、不纳捐、不还债）发动农民群众是非常之对，非常之必要；然而由此便必须走到暴动，……接下去立刻就是政权问题。”“只准备做经济斗争，而不要指出政权的目标，这就不对了。”“如今经济上改良的可能非常之少……非工农自己取得政权是不可能得着改良的。”②但是，此时的中共中央也有许多错误的认识和政策，包括陈独秀信中提出的那些问题，以至这些错误的认识和政策发展成“左”倾盲动主义，并一度统治了党的中央领导机关。 在给人以醉心于文字学研究印象的同时，陈独秀把上述① ②《中共中央常委给陈独秀的复信》（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９日）。 当时因领导南昌起义失败，被开除党籍，然后参加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的活动。 这些意见不断写信贡献给中共中央。但是，他的错误意见，当然不被接受；正确的部分，则由于中共中央正在盲动主义错误统治时期，也未被采纳。 在此期间，陈独秀的次子陈乔年，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时常来看望他。乔年同情父亲的遭遇，也赞同父亲的某些意见。但他对父亲与党中央之间的矛盾，很感为难。有一次乔年劝告陈独秀不要再给党中央写信了，因为中央里有些人把他的意见“当作笑话到处宣传”①。于是，陈独秀听了乔年的话，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不再给党中央写信，直到１９２９年７月中东路事件时，他才按捺不住，又动起笔来写信给党中央。但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思考，始终没有停止过。 “中国革命应由中国人领导”拒绝参加“六大”担负的历史使命，而陈独秀又是大革命时期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大革命失败后，对中央路线也提出过重要意见，所以被共产国际和党中央列为特邀代表参加大会。可是这次与“八七”会议相反。那时他人在武汉，本可以参加会议而未被邀请。这次特邀他参加，他却坚决拒绝了。 党中央为了争取他赴苏参加“六大”，做了许多工作。除了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领导人瞿秋白等亲自邀请外，还①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８月５日）。 通过与他关系亲近的人劝说他，如王若飞、郑超麟、黄文容等，但都没有做通他的工作。为什么陈独秀如此坚决地拒绝邀请？是否像王若飞为他担心的那样，怕苏联“正在反对托洛茨基，他去时一定坚持自己的意见，反对国际的意见，那时人家一定为了打击托洛茨基原故来打击他”？这种担心对陈独秀来说，也不是不可能有的，但其主要的原因：第一，是他日益滋长起来的对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不满情绪。他认为中共中央是在排挤他和谭平山两个老人①；尤其在大革命失败的错误和责任问题上，他不满意共产国际文过饰非，把他当替罪羊，作为右倾投降主义的代表来批判，甚至出现“某些超过事实的指摘”。他承认，他没有这种“万方有罪在予一人”的雅量②。 第二，他自己解释不赴苏的原因时，很强调“中国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他曾提出：“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并认为大革命失败的错误主要责任在国际身上；而国际之所以错误，在于外国人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他曾反问当时劝他赴苏的人说：“中国人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国人了解？我是中国人，我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③所以，不管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如何决定，叫他去苏联①②③黄然：《党的“六大”前后若干历史情况》。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０日）。 黄然：《党的“六大”前后若干历史情况》，《党史资料》（丛刊）１９７９年第１辑。 学习也好，研究中国问题也好，参加“六大”也好，他都一概拒绝。 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有人称他是“怪杰”。他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和顽强的个性，常常能提出一些惊世骇俗的见解（自然，也有些是奇谈怪论）。 “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在当时，提出这个想法，无疑是大胆而深刻的。因为，当时党内几乎没有人怀疑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领导，也不敢怀疑。而恰恰在当时及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①。可惜的是，陈独秀不是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思想纵然经常能迸发出闪光的火花，却提不出正确而完整的理论和路线，同时又不承认后来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开辟的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所以，他自己一直未能实行“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的愿望。 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隆重举行。这次大会，制定了反帝反封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纲领，批判了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大会在批判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时，不仅批评了陈独秀，还批评了国际代表鲍罗廷、魏经斯基、罗易等。共产国际虽然未作自我批评，但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１９８１年６月２７日中国共产党第１１届中央委员会第６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也认可了中国方面对其所派代表的批评，并在组织上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从此改变了由外国人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体制，而改为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设立常驻机构——中共代表团，以此来指导国内共产党的工作。 大会就陈独秀对大革命失败应负怎样的责任，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王若飞对陈独秀的错误比较注意实事求是，他曾在１９２７年１１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反对不让陈独秀参加那次会议；在“六大”选举中央委员会时，甚至提名陈独秀当候选人。①由于他和其他一些同志的工作和斗争，瞿秋白在《政治报告讨论后之结论》中说：“是否责任由他（注：指陈独秀）一人负呢？大家说不应该，又说他应多负一点。他的思想是有系统的，常有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政治意义上说，是他要负责的。……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是和他共同负责的。至于过去，则“五四”运动的《新青年》杂志以来，他对中国革命有很大的功绩。现在只能说他个人做了错误，在政治上，机会主义应由政治局负责”。②不仅如此，“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在写到这个问题时指出，大革命时期的机会主义是发生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甚至没有采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 应该说，这个“结论”和“决议”，对于陈独秀来说，是比较公道的。而且，“六大”制定的路线，与他１９２７年１１月①②“六大”记录。 李培之：《飞度关山的人——回忆王若飞同志》（李小丁整理）《人民日报》，１９８２年１月８日。 致中央的信中的基本思想也是吻合的。所以，当王若飞从莫斯科写信告诉他“六大”的情况，劝他不再消极，站在“六大”路线上重新工作时，他比较平静。后来他还承认：“幸而六次大会对于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及革命高潮之盲目的肯定，和对机会主义一样，加以相当的矫正。”①所以，当那些别有用心的人鼓动他起来反对“六大”选出来的党中央时，他就明确表示拒绝。因此，“六大”以后他对于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对立情绪，不说是完全消除，也理应有所缓和。在拒绝参加“六大”时，他曾表示再不参加党的领导工作，不为自己辩护，也不出面批评别人，可如往常为中央刊物多做些短篇文章；如果第六次大会成绩不错，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将不持反对态度②。“六大”以后，他本来是应该履行诺言，继续跟着党前进的。当时的党中央也是这样认为的。“六大”期间，斯大林接见中共领导人时，曾担心陈的对立情绪，会导致他另行办报和另行组党，进行反对派的活动。中共领导人还为他辩解说：没有可能③。然而，陈独秀毕竟在大革命失败的根源和责任问题上背的包袱太沉，又对自己取消主义的意见太自负，所以经不起托洛茨基主义这一外来因素的刺激，他终于动摇了。他的历史也就发生了根本性质的转折。①②③同②第４２５、４２６页。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３６６、３６７页，现代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０年版。 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８月５日）。 没有陈独秀的“陈独秀派”托陈取消派的胚胎在叙述陈独秀与托洛茨基主义结合之前，先要交待一下存在于陈独秀身边的派别活动，因为它对这个“结合”起了催化剂的作用，而且以后成为托陈取消派的胚胎。 这种派别活动，发端于大革命失败之后不久。参加这个活动的人，都在大革命时期到“六大”以前，担任过中共中央或地方党组织的领导职务。例如彭述之先后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顺直省委书记和北方区委副书记，其妻陈碧兰在中央妇女部工作，并兼上海区委妇女部书记。尹宽先后任山东地委书记、中央局秘书、江浙区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安徽省委书记。何资深做过湖南省委组织部长及书记（毛泽东之后）。 郑超麟长期担任中央宣传部秘书，编辑中央机关报《向导》、《布尔塞维克》，还做过中央出版部部长。蔡振德做过湖北省委委员、江苏省委委员。马玉夫做过上海区委委员兼码头工委书记、江苏省委委员。刘伯庄任过北京地委书记、北方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顺直省委“前委”书记。任旭（任曙）先后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湖北省委代理书记。陆沉是安源地委书记、中央农运委员、湖北区委农民部长、省农协委县长、江西省委书记，等等。 “八七”会议，实际上撤了陈独秀的职。这些人对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推在陈独秀一个人身上不满，于是，就自称“陈独秀派”，进行反对瞿秋白为首的新中央的活动，企图恢复陈独秀在党内的领导权。但是在“六大”以前，由于这些人还担任着各种领导职务，不少人还在外地，所以，他们的活动比较和缓，比较隐蔽，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之所以如此，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陈独秀本人不支持这种活动。据郑超麟说，他们曾争取陈独秀来领导他们的活动，但陈表示“不参加，而且反对这种活动”；“他是希望秋白、亦农等人，同他一般客观，坦白，大公无私，可以渐渐接受他的意见，而恢复过去的工作精神”。他甚至“相信莫斯科是真诚革命的，虽然对于中国问题认识错误，将来在事实证明之下，仍能觉悟而接受他的主张”①。他自信给中央信中的那些意见是正确的。若从个人品质作风上来衡量他，从任党的总书记时起，就把反对他的人和拥护他的人看成是一样的工作同志，把一切党员都视为他的群众，从不拉拢一部分拥护他的人去打击反对他的人。 “六大”以后，瞿秋白、王若飞、张国焘被留在莫斯科学习和工作。总书记向忠发、宣传部长蔡和森等人回国。但不到一个月，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蔡和森，因“六大”前的工作错误被撤销职务，再加上不少中央委员牺牲、叛变、消极，李立三就由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正式委员，并任宣传部长，实际主持中央工作。在这种混乱的形势下，彭述之等人看不起新的中央领导人，而且他们自己又都在“六大”前后，先后失去了党内重要职务，于是，他们纷纷聚集到上海，又积极地活动起来。 首先是汪泽楷，他参加“六大”后一回国，就去看望陈①郑超麟：《回忆录》，１９４５年手稿。 独秀，报告了“六大”情况，然后鼓动陈与他们一起起来反对中央。但是，陈独秀断然拒绝：“我不来，我要来时就另外创造一个新党。” “创造新党”的想法，最初是张国焘提出的。１９２８年２月至４月，正是“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时期，张国焘几次拜访陈独秀，建议组织“工农党”，以摆脱瞿秋白为首的中央领导，摆脱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束缚。据张说，陈对此“大感兴趣”，认为是“合情合理地改变党内现状的要图”。但他同时考虑到种种困难，提出须慎重。后来因盲动路线结束，中央准备召开“六大”而作罢。陈独秀预料“第六次代表大会能改正瞿秋白的这种明显的盲动错误”①。“六大”的结果，在大的方面自然是无可非议的，因此，他暂时没有“创造新党”的念头，更反对为了恢复自己的领导权，团结一部分亲近的人，在党内进行秘密的小派别活动。李维汉说他是我党早期犯错误领导人中，少数几个不搞阴谋的人，的确如此。但是，汪泽楷和郑超麟却认为在党内为争夺领导权而斗争是应当的，但另外创立一个新党则是大逆不道。其实，这恰恰反映了这个没有陈独秀的“陈独秀派”的活动是很不光明的。郑也承认，我们这时反对中央，“与其说有甚么路线或理论的斗争，宁可说只有人事的斗争。我们仍未抛弃恢复陈独秀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幻想。”②所以，周恩来在分析这帮人与托派结合原因时指出：“大革命失败以后，许多国共合作时代的动摇分子，①②郑超麟：《回忆录》，１９４５年手稿。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２册，第３６５、３６７页。 有脱离工作的，有坚持地方观念的，有固执自己错误的，这些在组织上并未克服。他们专以个人的小问题闹无原则的纠纷，而反对派就抓住了这些不满意党的路线的分子，利用这种无原则的斗争，以进行其反党的活动。”①这个“陈独秀派”参加的一个重大活动是所谓“江苏省委独立事件”。 省委书记项英的支持下，对抗中央派人加强省委领导的措施，宣布“独立”。据郑超麟说，这次事件“不是甚么原则的冲突，而是人事的斗争”②。不过为了宣传他们“独立”行动的“正当”性，以争取党内的同情，他们也寻找了一些借口。 “六大”后，中共中央为了执行“夺取群众”的中心任务，决定全力整顿全国各重要区域的产业支部，并把江苏的工作放在第一位，因为江苏有全国最大的产业区域经济中心——上海，有全国最大的政治中心——南京。中央决定派一个政治局委员去做江苏省委书记，以扩大省委的力量。江苏省委同意中央视省委力量薄弱的观点和应该加强的意见，但反对中央派人去当省委书记，也反对中央由别处调人去加强省委，主张从江苏省内部找干部。中央批评了省委的地域观念后作了妥协，同意省委的意见③。①②③李立三：《江苏问题与全体党员应有的认识——在各省来沪代表会议上的报告》（１９２９年１月１５日），《党内生活》第５期，１９２９年２月１９日出版。 郑起麟：《陈独秀与托派》，手稿，１９８０年８月。 周恩来：《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周恩来选集》（上卷）第４６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 接着，中央发现省委在上海邮务工人罢工中工作薄弱，于是决定在即将发动的上海法租界电车工人罢工斗争中，组织一个行动委员会来指导这次罢工。此委员会由中央、省委、共青团、全国总工会、上海总工会共同派人组成，又遭江苏省委反对，认为这个委员会“妨碍了江苏省委的职权”。这样，中央便派巡视员李维汉视察了江苏的党组织和工会。李视察后提出两个解决江苏省委的办法：一、以中央兼省委，撤销省委和上海市委，将省委干部分到区委，再从别处调二、三同志，加强区委；二、中央不兼省委，而分一部分人组织省委，同样将省委分到各区。但是，这两个解决办法，中央正在讨论时，江苏省委就表示，无论中央怎样决定，一概不接受，宣布“独立”，与中央脱离关系，拒绝一切指示，拒绝中央巡视员巡视，并指示各区委转移，使中央找不到他们；同时，向在沪各省部代表进行宣传，企图联合反对中央①。因为当时江苏省委的经济有独立的来源，不需依靠中央接济；他们还能单独与外省党组织通信，有可能联络某几个省委起来响应，壮大声势。 江苏省委制造的借口是：现在的中央被“广东派”及“旧中央派”把持，解决江苏及各省问题是“抢地盘”；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仍是“盲动主义”，只专注农民，忽视工人；中央经济不公开，中央委员生活奢华等。 搞宗派活动的人，往往用宗派观念观察别人，观察一切①李立三：《江苏问题与全体党员应有的认识——在各省来沪代表会议上的报告》（１９２９年１月１５日）。 问题，这是个典型。明明自己要搞“独立王国”，对抗中央，却反咬一口。另外，当时“盲动主义”或“左”倾错误即使有，也主要表现在留恋城市，轻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决不是相反——“只专注农民，忽视工人”。所以，中央批评他们的借口“全是造谣”，是用“派别观念”和“封建思想”、“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和极端民主化”观察中央；攻击中央“盲动主义”，则本身就是“不动”，是对大革命失败的悲观，动摇①。 江苏省委的这种观点和行动，与“陈独秀派”基本一致。 所以，省委委员中的两名“陈独秀派”分子蔡振德和马玉夫竭力推动这个“独立”事件的发生，而且在“独立后”，又通过他们，找更多的“陈独秀派”帮助，特别需要宣传方面的帮助，因为他们“缺乏摇笔杆的人”。于是，李富春亲自到郑超麟家，请郑出山，答应以后让郑做江苏省委宣传部长。郑对宣传部长无多兴趣，但欣赏他们的行动，一口答应帮忙。郑超麟、彭述之、刘伯庄、汪泽楷、蔡振德、马玉夫等几位主要的“陈独秀派”分子，就聚集到蔡振德家好几天，听蔡讲述“独立”经过，然后为江苏省委起草了几篇宣言和议决案。 但是，这些文件一篇也未用，据郑超麟说，因为都超过了项英、李富春等人的政治界限。 这个事件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对省委做了深入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并召集外省在上海的代表①李立三：《江苏问题与全体党员应有的认识——在各省来沪代表会议上的报告》（１９２９年１月１５日）。 开了几次会，以全党的名义谴责江苏省委的行动，拥护中央，保证了外省党组织与中央采取一致的立场。同时，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政治局中，李立三、周恩来等批评了暗中支持江苏省委行动的项英，项英表示服从中央决定，出来做省委的工作。最后，江苏省委完全承认自己的错误，放弃“独立”，接受中央关于“改组省委，加强区委的办法”。①事件失败时，蔡振德和马玉夫不知改悔，宣布退出省委。 但是，整个“陈独秀派”反中央的活动，终于被揭发出来了。 陈独秀对此事件，依然采取不介入的态度，既不鼓励，也不阻止。 彭述之等人拉拢陈独秀反对中央，进行派别活动，遭到陈的一再拒绝；加之党在“六大”路线指引下，得到不断巩固和发展，这样，“陈独秀派”的活动就很难搞下去了。然而，与陈独秀一样，这个派别在接触到托洛茨基主义以后，也死灰复燃了，而且与陈独秀相互作用，越走越远，终于不可收拾。 ①李立三：《编完以后》（即《党的生活》第５期“江苏问题专号”编后语）。 二与托洛茨基主义相结合与托洛茨基不谋而合全面否定共产国际中国托洛茨基反对派（简称中国托派）起源于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中间，开始是苏联托派的一部分，后来成立了独立的秘密组织，苏联托派还派专人与他们联系①。他们始终没有独立的政治纲领，一切都来自托洛茨基的说教。 托洛茨基的理论就是所谓“不断革命论”。这个理论的基本论点，在他自撰的《不断革命论》一书中，归纳为１４条，或“互相联系的三个思想”：（一）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所谓“无产阶级专政”论。即以“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革命，混在一起进行，毕其功于一役。他以“小资产阶级在①王文元：《双山回忆录》，第６４、８３、８４页，香港周记行，１９７７年出版。 经济上和政治上缺乏独立性及其深刻的内部分化”为理由，轻视甚至否认农民的革命性，并认为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没有任何革命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也不例外，甚至认为“越到东方的资产阶级越反动”。为此，他提出，无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不能与资产阶级建立任何形式的联合战线。 （二）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他主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进行愈来愈激烈的阶级斗争，向一切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进攻，包括贫农及一切小私有者。“这种斗争必然要引起爆炸，即在国内引起内战，在国外引起战争”，从而推动世界革命；否则，无产阶级政权不能维持长久，将在外部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进攻，内部阶级敌人的不断叛乱中灭亡。为此，他反对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而应放在国内国际的阶级斗争上。 （三）一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不断性——“国际革命”论。 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国际革命”，它“在民族舞台上开始，然后发展到几个国家的舞台上，最后在世界舞台上完成”。所以“在一定条件下，落后国家能比先进国家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但要比它们晚进入社会主义”。他认为俄国落后的经济基础和技术条件，在十月革命后，不可能凭自己的力量来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唯一出路是把苏联作为基地，用输出革命的办法，使西方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然后互相支援，共同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 以上这些问题，起先是托洛茨基与列宁之间争论，１９２３年以后，是托洛茨基为首的苏联托派与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争论，在具体事件上，中国革命是这场争论的焦点之一。 托洛茨基根据自己的理论，竭力反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执行的路线，尤其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国共合作政策。其实，据当时访问苏联的蒋介石说，在国共合作初期，托洛茨基是苏共领导人中最支持这种合作的，对国民党人非常热情。与斯大林等人比较起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越飞等人，“更加关心国民党和俄国共产党之间的合作”；“我同托洛茨基谈话比同其他苏联领导人多。 我发现，在他们所有的人当中，数他最开门见山。他郑重其事地对我说：‘除了苏军不直接参加之外，苏俄将竭尽全力帮助中国进行国民革命，积极提供武器和经济援助’。”①但在“三二○”事件以后，托洛茨基一再宣称，从１９２３年一开始，他就坚决反对这种合作，后来又几次提出退出国民党。在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多次讨论陈独秀提出的这个主张时，托洛茨基都予支持，但又都被否决。在武汉政府时期，托洛茨基又提出了建立苏维埃的主张，如俄国二月革命后的策略那样，逐步由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过渡到一个政权，亦被斯大林所否定。大革命失败之后，托洛茨基乘机发起猛烈进攻，攻击斯大林共产国际在中国推行的是彻头彻尾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路线，导致了中国革命的惨败。 这些争论，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一直到联共（布）莫斯科活动分子会议、中山大学的群众集会上，在党内党外，上层下层，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公开进行。有①蒋中正：《苏俄在中国》第２２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１９５７年版。 时，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甚至面对面争吵。因此在群众中，尤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列宁学院等校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并使他们分裂。一部人拥护托洛茨基的观点，逐渐形成一个派别。他们的主要活动是从苏联托派那儿接受托洛茨基的文件，然后互相传阅。 中国留学生区芳、陈亦谋、梁干乔、陆一渊、史唐等人也参加了红场上的游行。他们在经过主席台时，与苏联托派一起，当着斯大林的面，突然打开写有“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字样的旗子，并高呼口号①。苏联两派群众也发生了火并事件。联共党内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１１日，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举行会议，讨论了红场上发生的严重事件，要求托洛茨基立即停止反党活动，被托和季（诺维也夫）拒绝。１４日，联共中央开除了这两个人的党籍。 翌年１月，托被流放到苏联东南的边疆城市阿拉木图。与此同时，苏联国内开展了大规模的肃托运动。托派的活动转入地下。史唐、梁干乔等人，也在１９２７年底被遣送回国。 经过约一年的酝酿和筹备，他们于１９２８年１２月，在上海陆一渊家中召开了所谓第一次代表大会，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小组织，自称为“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选举了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简称“总干”），其成员及分工是：史唐任干事长，陆一渊任宣传部长，张特任组织部长；梁干乔、区芳、陈亦谋负责华南区；宋逢春、肖冰①《访问宋逢春谈话记录》（１９８５年１月１８日，唐宝林整理）。 洋、李梅五负责华北区；徐正庵负责江浙区。①他们还在武汉、香港、苏州、广州、北平和哈尔滨等地建立了支部。但是，由于这些人中不少人是团员，党员则企求继续混在党内，还由于这时忙于建立组织，未及在党内大肆活动，所以他们对党还没有什么影响。 “六大”以后，共产国际也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斯大林和布哈林起草的《共产国际纲领》。会前，流放在阿拉木图的托洛茨基写了《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评》的文件，要求在大会上讨论，并恢复其党籍。文件第三部分的标题是《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②，抨击“草案”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只是拥护已经破产的机会主义”，在基本原则上，仍继续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文章系统论述了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未来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共产国际“六大”，只译了这个文件的第一、第三部分，发给中国及其他少数几个代表团阅读，规定阅后收回，不准带回国。但是，参加大会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员王文元、刘仁静、赵济等人，是中国留学生中隐蔽下来的托派分子，他们看到此文件后被深深地打动了。于是，他们就在１９２８年９月，在留学生中正式建立托派秘密组织，选①②托洛茨基著、王凡西校译：《中国革命问题》第１７１一２０３页，１９４７年春苑出版社印行。以下所引《中国革命问题》中的文章，皆出自该版本。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１８６页，现代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０年出版。 出安福（书记）、王文元（宣传）、范金标（组织）、李平、曾猛组成“干事会”，与俄国托派组织建立联系，为国内托派组织翻译投寄托洛茨基的文章和托派文件等。到１９２８年冬天，莫斯科及列宁格勒中国留学生中的托派分子，据说发展到了一百四五十人左右①。 中国问题》②，详细论述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形势和策略。此件和上述《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被中国托派视为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两个纲领性文件，它与中共“六大”制订的纲领、路线针锋相对，为中国托派规定了系统的理论、纲领、路线和策略。 为了传播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文件，宣传托派主张，“总干事会”在１９２９年４月，仿效托洛茨基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创办的刊物《我们的话》，也创办了一个同名油印刊物，作为它的机关报。从此，他们被简称为“我们的话派”。他们不断地、连篇累牍地把托洛茨基的文章翻译介绍到中国来，造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次大分裂。 １９２９年四、五月间，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人，从归国留学生托派分子王平一手中，首先见到了一系列托派文件和几期《我们的话》，主要是翻译过来的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文章和文件。王平一回国后被分配在中共中央直属支部工作，同时又与“我们的话派”关系密切，把托派文件传入党①②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２０３—２３３页。 《双山回忆录》第８３．９２．１０２页。 内。彭述之等人先接触到的是１９２８年共产国际“六大”前，托洛茨基批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大革命中推行国共合作是孟什维克路线、大革命失败后，又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的材料；后来，又看到了上述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两篇纲领性文件。他们很快就完全接受托洛茨基的观点。郑超麟说，他第一次看托的文章的印象，“仿佛有甚么电光闪过我的头脑”。 接着，他们又介绍给陈独秀看。陈首先被托洛茨基关于大革命问题的论述深深打动。他惊喜地发现，大革命时期，自己多次提出的先是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来要求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原来与远在莫斯科的素不相识的托洛茨基主张不谋而合；而正是因为这种主张被共产国际一再否定，才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感到他原来的主张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正确路线”的代表。他特别注意托洛茨基把大革命失败完全归咎于共产国际的那些论断：“过去五年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受共产国际机会主义领导之害有如中国共产党那样酷烈的”①；“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的权威，始而完全帮助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之独立政策，继而又去援助汪精卫为土地革命的领袖”；“当反对派宣布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陈独秀）在共产国际错误指导下进行一种机会主义的政策时，就说我们是‘诬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指共产国际——引者）在当时是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无疵①托洛茨基：《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 的。”①陈独秀见此恍然大悟道：“当你们（指共产国际——引者）将革命失败单独归咎于中共中央或‘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时，而托洛茨基同志却早已在你们背后指出真正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他极口称赞“托洛茨基同志所指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后来他回顾说，只是由于得到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的文件，“从此以后，我们才彻底的系统的了解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机会主义之真实根源之所在”②。 陈独秀认为，以“阶级联盟”政策代替了“无产阶级独立的领导革命”政策，“是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根本政策之错误”③。“使中共加入国民党，根本已毁坏其独立性便不能执行其独立政策。中共要执行国际这机会主义政策，则步步投降资产阶级，毁灭中共组织上政治上的独立，乃必然的逻辑。”④他以此攻击“六大”对机会主义的纠正“未曾把这些错误之根由系统的彻底的指摘出来，遂至留下现在的祸胎”⑤。这时，当初使他勉强接受的“六大”对于大革命失败责任问题上做的结论，已经远远不能使他满意了。 按照陈独秀的错误逻辑，党的阶级联盟政策是一错百错，党的机会主义路线贯彻于大革命始终，这是完全不符合大革命的历史事实的。众所周知，正是由于共产国际的创议和支①②③④⑤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８月５日）。 陈独秀等：《我们的政治意见书》（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５日）。 陈独秀给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１０日）。 陈独秀：《答国际的信》（１９３０年２月２７日）。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 持，中共决定党员加入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了各革命阶级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从而推动了１９２５—是历史上空前的。”①党本身的组织力量，也由“三大”时的只有４３２个党员的小党，迅速发展到“五大”时拥有５．７９万多党员的大党。这次大革命，在终于失败之前，“曾经在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之下，在中国党的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之下，得到迅速的发展和伟大的胜利。”“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极光荣的一章。”②而陈独秀攻击“党整个的根本政策是机会主义”，全盘否定国共合作这一统一战线政策曾经取得的伟大成就，不管他的主观意图如何，不能不使他把大革命的历史看作漆黑一团，一无是处。他的这个结论，只能给党和人民的光荣历史抹黑，同时也是给他自己过去的革命历史抹黑。 其次，陈独秀的这一“逻辑”也是不能成立的。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否一定要采取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的形式，这是一个形式问题，不是不可以探讨的。但采取“党内合作”这一形式与不能保持党的独立性及领导权，没有必然的联系。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陈独秀大革命时期多次提出的反对加入国民党的主张，是同他的“二次革命论”思想相联系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①②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９５６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 《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卷，第１６９页。 下，党把国民党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在国民党、政府、军队中争取领导权”①，更有利于发展工农运动，壮大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人民力量。这是一条争取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问题的关键是要去争取领导权。陈独秀则认为国民党目前的使命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②；“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③；“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④显然，在这种“二次革命论”的思想指导下，根本就没有在民主革命中夺取政权的打算，即使当时国共合作采取“党外联合”的形式，陈独秀同样是会放弃革命领导权的，大革命又怎能不失败呢？说到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和作用，应该进行具体分析，既要肯定它的历史功绩，也要研究它的缺点错误。但是，阶级联盟即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并不是错误，而是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和功绩。至于它在国共合作领导权问题上的右倾错误，是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条件之一，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陈独秀。过去检讨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完全归咎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太着重了个人责任”，是不足取的，而且“六大”也有所纠正。但身为党的总书记，反①②③④独秀：《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向导》，第１７２期。 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２号。 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第２２期。 《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卷，第１６９页。 过来把责任完全推给共产国际，说他本人原来是完全正确的，错误都“来自国际”，是“遵守国际纪律”、“服从国际命令”的结果，这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从大革命时期中国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看，从陈独秀与国际派驻中共党内的代表的关系看，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与国际及其代表执行国共合作政策中的错误有关，甚至可以说后者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但是也要看到，陈独秀又有自己的“二次革命论”的思想，再加上他那倔强的个性和他在中国党内崇高的地位和影响，他在执行国际路线时，不是始终处于违心地绝对服从的境地，往往是认为其正确而自觉地执行。关于这一点，大革命时期与他关系较深的郑超麟说得比较客观：“在武汉，他执行的是新路线，是国际路线，是秋白代表的路线，但他并不以为是屈服于别人的主张，而是认为应当这样做去的，因为北伐毕竟胜利了，革命毕竟因为北伐而更加深入了，虽然产生了反动的蒋介石力量，但也把我们拥上了政权。”①不仅如此，在执行国际指示时，无论错误还是正确，陈独秀还往往加以主观的发挥和创造，因此，成绩，故然打上了他的烙印；错误，他往往走得更远。所以，大革命失败，他的确负有较其他中国同志更大的责任。对这一点，陈独秀本人没有足够的认识。 ①郑超麟：《回忆录》１９４５年手稿。 接受托派观点视歧路为正途然而，在大革命失败根源问题上，陈独秀倒向托洛茨基，只是他转向托派的第一步，更严重的是，他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理论路线上的全面转向。 从原来基本拥护“六大”路线，到彻底否定“六大”路线，对于陈独秀这样的人来说，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陈独秀常到昆明路提篮桥监狱对面一幢房子里去，那儿住着彭述之和汪泽楷两家人，“陈独秀派”那帮人都聚集在那儿阅读讨论托派文件。陈独秀就与他们一起学习，但他每次都提出不同的意见，然后就同尹宽、彭述之、汪泽楷等人辩论。问题如此之多，如此之复杂，陈独秀很难一下子接受托洛茨基的全部论断，尽管经过尹宽等种种解说，每次辩论完，他还是不能接受。但是下次来时，他不再提上次的不同意见，反而以尹宽的意见（即托洛茨基的意见）为基础，提出新的不同意见。如此一层一层讨论下去，到其余人都百分之百地赞成托洛茨基观点时，他还有不同意见。最后卡在革命政权性质及下一次革命性质问题上，他不能接受“无产阶级专政”和下一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提法。 在这个学习和辩论的过程中，陈独秀不仅口头说，而且有时还写书面意见和文章给尹宽他们看，大概有七八篇。最后一篇对革命政权和革命性质问题有保留意见的文章叫《论中国革命性质》。 这样，大约经过三、四个月的思考，到这年秋天，除了在革命性质上有一点保留外，陈独秀基本上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在８月到１０月，他给中央写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几封信，其观点都来自托洛茨基的文章，特别是那两个纲领性文件，甚至有些话也是一样的，比如：（一）关于中国社会性质：托洛荻基认为，“中国没有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封建地主阶级”；“中国……是在奴隶的资本主义的形式中”；“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无条件地占优势和直接的统治地位”①。陈独秀说：“封建残余在这一大转变时期中，受了最后打击，失了统治全中国的中央政权形式，失了和资产阶级对立地位……变成了残余势力之残余。”②陈独秀就由此出发得出了一系列错误的结论，他轻视反封建的任务，从而轻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反对党的工作重心逐渐由城市转向农村。当时，以毛泽东、朱德、方志敏、贺龙等代表的共产党人，利用新军阀的混战形势，开展农村武装斗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而城市斗争由于敌强我弱及“左”倾的干扰，不断遭到失败，迫使党的工作重心逐渐转向农村，而且由被迫变为自觉，终于摸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陈独秀一开始就反对这种转变。 他在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向忠发和周恩来辩论关于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比重的问题时，反对“此时中国的经济还是农村支①②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８月５日）。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以下托的观点，均引自此二文。配城市”的说法。①陈独秀这里的错误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中国的封建社会有几千年的历史，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后又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经济与殖民地经济相结合，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辛亥革命，只推翻了一个皇帝，丝毫未触动这个经济基础。１９２５至１９２７年的大革命，随着北伐的胜利，广大农民刚刚起来向封建势力进攻，就被国民党右派的背叛镇压了下去。这两次革命，陈独秀都是参加的，尤其是大革命，他是主要领导人，在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和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亲自参与制订了反对农民土地革命的纲领，以制裁“过火”行为为名，做了镇压农民运动的帮凶。怎么因此而失败的大革命，竟成了“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封建残余……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呢？这无论在事实或逻辑上，都是说不过去的。 陈独秀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主要根据是：“自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资本主义的矛盾形态伸入了农村，整个的农民社会之经济构造，都为商品经济所支配。”②这是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码常识，不知资本主义为何物，竟把商品经济和殖民地经济视为“资本主义”。 是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时，是①②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８月５日）。 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８月５日）。 从商品分析起的，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剥削，离不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讲，凡是资本主义社会，都是商品经济的社会。但是反过来却决不能说，凡是商品经济的社会都是资本主义社会。当时的中国就是这样。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经济侵略，大量倾销工农业产品，而把发展中国民族工业所必需的原料源源不断地掠夺走。这是釜底抽薪，从根本上破坏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帝国主义也在中国搞一点投资，办一些企业，但多是为他们掠夺中国同时也排挤中国民族工业服务的殖民地经济，如加工工业、交通运输业等。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使中国农村破产，加速了小农经济的瓦解，使广大农民赤贫化。这似乎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大量工人后备军的条件。但是，由于中国民族工业的不发达，只有一小部分破产的农民流落到城市成为工人，而且其中多数进的是帝国主义办的企业；大部分破产农民都变成贫雇农，承受官僚、军阀、地主、富农、高利贷者越来越重的剥削。据统计，国民党统治时期，光田赋附加税一项，就超过正税数倍，甚至数十倍。至于苛捐杂税，更是层出不穷，川各县的田赋，有的竟预征到３０年以上。再加上连年灾荒，广大农民就大批大批地冻死饿死，有的就沦为乞丐，或逼上梁山，成为所谓“土匪”。地主、官僚乘机兼并土地，但他们并不因此在农村实行资本主义生产，反而认为把土地出租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把资金放高利贷更有利，这就更强化了农村的封建剥削制度。南京政府建立，表面上结束了十几年来军阀混战封建割据的局面，造成了一个“和平统一”的国内市场，这对本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是有利的。但是，在帝国主义及其附庸国民党官僚买办资本的排挤压迫下，它没有也不可能大发展，实际上是相对下降不断破产的趋势。比如据国民党政府实业部发表的材料，１９２８年，向政府注册的新设工厂为２５０座，资本额为１１７８４万元，１９３１年就下降到１１３座，２７６９万元。 由此看到，托洛茨基和陈独秀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已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优势或占统治地位，是多么站不住脚。 （二）关于国民党政权性质：托洛茨基认为国民党政权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关”，并能取得“更有利的与帝国主义的妥协”；陈独秀说：“中国的一九二五——二七年之革命……确已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一大转变时期；这一转变时期的特征，便是社会阶级关系之转变，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我们应该肯定的告诉党内党外的群众：背叛革命后整个的国民党（从汪精卫到张学良）政权，即资产阶级为中心为领导的政权。”①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述经济分析，足以证明国民党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和工农平民一样，“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②大革命失败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度依附了大资产阶级，但是，他们①②《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４７页。 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８月５日）。 只得到了南京政府中几个不起决定作用的部长的职位，为点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独裁的政权当花瓶。所以，他们如蔡元培、杨杏佛等，很快就醒悟过来，与宋庆龄等一起，参加了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 有人曾拿“六大”决议案中“现在的政权，是地主军阀买办民族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的提法，来为陈独秀视国民党政权是资产阶级政权的错误观点辩护。“六大”的提法当然是一个缺点。但是，它是在肯定“中国革命现在的阶段是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革命”，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前提之下，为民族资产阶级一度依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的事实所迷惑，而产生的缺点，白璧微瑕，容易克服，而且很快就克服了。在革命实践中，后来毛泽东又在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党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了长期的革命联合战线。而陈独秀在这问题上的错误是根本性质的，是他整个理论路线的一根主要支柱，由此得出了资产阶级是现在革命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对象等一系列结论。并由此出发，中国托派始终疯狂攻击我党与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所以，他们这个错误是不可克服的。这与党在“六大”决议案上的缺点，不能相提并论。 （三）关于革命形势与策略：托洛茨基认为：“现在全国并无革命局势。”“革命被搁置到不定的未来了。”“报纸上已经有好几十种消息，证明中国相当的和平和相当的统一（？！），已经使各种各色的经济生活开始活跃起来，……明显露出兴盛的征兆。”据此荒诞无稽之谈，这位在中国之外根据主观想象和报纸上的片面宣传来观察中国局势的托洛茨基开出的药方是：“共产党能够而且应该提出以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无记名的选举权为基础之全权的立宪会议口号”，这个口号“与‘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和‘中国民族完全独立’等口号，有密切关系的。” 陈独秀则说：“过去的革命已经过去，将来的革命还未到来”；目前“资产阶级政权相当稳定”，“经济相当恢复”。中国的革命高潮“几时到来，却没有人能够预言”①。在目前没有革命高潮的时期，即反革命的时期，应该“提出总的民主主义的口号，如在‘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之外，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国民党军事专政’，‘召集国民会议’等”②。在１０月２６日，他与彭述之联名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进一步明确要求把召集国民会议作为现阶段党的中心任务，“即民众自己起来，为召集代表民众自身利益的国民会议而奋斗，亦即是一个由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不记名投票选举产生出来的国民会议，以民主的组织运动来对抗国民党的军事独载，由全国人民代表自己来解决一切国家问题”。 陈独秀从此出发，为中国革命设计的道路是：“我们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即应该认识并抓住大多数民众尤其是最下层民众对现状不满这一动力，向他们提出他们所了解所感觉到必要与可能的‘为召集国民会议而奋斗’的口号，指示他们一条政治的出路。我们对于国民会议本身当然不能有一点幻想；可是这一口号，对于国民党的军事独裁以及所谓‘党①②陈独秀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１０月有１０日）。 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８月５日）。 治’‘训政’是一个决定的革命口号；在目前反革命的时期中，只有这一口号、这一运动，才能够调动群众，才能够推动群众向前斗争，才能够动摇统治阶级的威权。并且，即在国民会议召集的阻碍中，假冒中，流产中，及不能实现我们的要求中，便有无穷的斗争；每个斗争前进一步，都是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和政治地位，都是使我们得着广泛的机会教育本阶级的及其他下层阶级的群众，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每个斗争前进一步，都是证明统治阶级无希望，打破群众对它当中任何派系的幻想，都是证明非群众的革命暴动，根本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不能消灭军阀战争，不能解决群众要求的实际问题。”①托洛茨基和陈独秀为中国革命设计的这种通过议会斗争的合法运动，过渡到暴动夺取政权的道路，完全是闭门造车自欺欺人之谈。 毛泽东说得好：“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②所以，国①②《毛泽东选集》第５０７、５０９页。 陈独秀、彭述之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２６日）。 民会议的主张，实际上是取消革命的主张。郑超麟后来写回忆录为他们辩护，说俄国革命史上的“取消派”是主张“解散”秘密的党，而他们“没有一个人主张解散秘密的党。因此，国际和中共那种所谓‘取消派’的恶谥完全是诬蔑”①。这种玩弄名词概念的“教条主义”，实在不值一驳。 陈独秀和彭述之在当时给中央的信中，把“国民会议”吹得神乎其神，同时讥笑中国共产党“变军阀战争为推翻军阀的革命斗争”等口号，是“无政府主义的空想”，“在实际行动上，等于一根鸡毛抛在空中，落至地下，一声也不响！”②。 然而，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武装斗争的炮火中诞生的时候，陈独秀及托派奋斗了２０多年的“国民会议”的回响，又在哪里呢！ （四）关于革命性质和任务：托洛茨基声称：“要在中国解决基本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任务，完全要归结于无产阶级专政。以工农民主专政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乃从事一种反动的企图……”。中国“第三次革命③（不管中国经济比俄国落后得多，或者更正确些说，正因为这落后得多），将不会有一个‘民主’时期，甚至像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半年的‘民主’时期也不会有（１９１７年１０月——１９１８年７月），而将被逼于一开始时就要最坚决地动摇与取消城市及农村中资产阶级的财①②③托派称中国辛亥革命为第一次革命，１９２５—１９２７年的大革命为第二次革命，未来革命为第三次革命。 陈独秀、彭述之致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２６日）。 郑超麟：《陈独秀与托派》，手稿，１９８０年８月。 产。”对此，中国托派认为下次中国革命将“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转变得比较勉强，并且与中国托派的认识始终有差距，成为双方长期争论的一个焦点。１９２９年９月，陈独秀在别的问题上都接受托派观点的时候，还写了一篇题为《论中国革命性质》的文章，结论说：“将来的中国革命，……不是俄国的十月革命，也不是二月革命，而是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之总和。”①刘仁静当时看了这篇稿子后批评他转变不彻底，实际仍坚持“民主革命”和“工农民主专政”。于是陈独秀在１０月１０日给中央的信中提出以“无产阶级贫农专政”来代替“六大”确定的“工农民主专政”。他甚至鹦鹉学舌地说：“民主专政现在已成为一种反动口号，成为将来机会主义者与小资产阶级政党联合，阻碍群众革命运动发展的理论根据。”他在解释自己提出的口号时说：因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及中农，在革命斗争激进时，都必然动摇，只有贫农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而也不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在将来的革命中，只有最革命的无产阶级能够始终坚决的站在领导地位，坚决的领导一般的工农劳动者、中小农民以及城市乡村中的成百万成千万的劳苦饥寒奴隶，以不断的革命斗争，彻底扫荡……一切剥削下层民众的①《刘仁静致陈独秀的信》（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２２日），《陈独秀复刘仁静的信》（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１５日），均载《无产者》第９期，１９３１年１月２０日出版。 陈的这篇文章一直未发表，后来在这两封通信中，提到了这篇文章及其内容。陈在写复信时，观点又有发展，认为“不必机械地以十月代表社会主义革命，以二月代表民主革命”，因为民主革命的任务在十月革命的初期才“彻底完成”，将来中国革命初期不必“经过二月”。 反革命势力，建设无产阶级贫农专政的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统一全国的政权，才能够一面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一面走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在他看来，“无产阶级贫农专政”的口号比托派传统的口号“无产阶级专政”，实质是一致的。所以，他在这年年底修改定稿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中，明确地赞赏托洛茨基早在１９２７年４月就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立即退出国民党，建立苏维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举完成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主张。这样，陈独秀就由昔日的“二次革命论”，一下子跳到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即“一次革命论”上来了。 其实，这种“一次革命论”，是早已被列宁批臭了的机会主义理论。列宁曾在好几篇文章中反复指出：“无视目前的革命是民主主义的，即从根本上来说是资产阶级的革命，那是荒谬的，所以，提出成立革命公社（即无产阶级专政——引者）这样的口号也是荒谬的。贬低无产阶级参加民主革命，并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的任务，回避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民主专政的口号，那是荒谬的和反动的。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和条件也是荒谬的。因为这两种革命，我们再重复一遍，无论按其性质来说，无论按参加这两种革命的社会力量的成分来说，都是不同的。”①不仅如此，托洛茨基和陈独秀，一方面把民主革命混到社会主义革命中去进行，似乎极“左”；另一方面，又说“现在中国并无革命局势”，“革命被搁置到不定的未来了”，实际上又回到取消当前革命的立①《社会主义与农民》，《列宁全集》第９卷，第２９３—２９４页。 场上来了。这是对他们提出的取消革命的“国民会议”主张的最好的注解。所以，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观点，混淆革命的步骤，降低对于当前任务的努力，也是很有害的。” “‘一次革命论’者，不要革命论也，这就是问题的本质。”①综上所述，陈独秀接受托派观点后，把原先一些不失为正确的思想抛弃了，而把那些零碎的取消主义的观点，上升为系统的理论，从而，他们一伙被称为“托陈取消派”。 毛泽东曾经指出：“陈独秀、王明……都不能实事求是，独立思考，都盲目地跟着别人的指挥棒转，所以他们只能把中国革命引向失败。”②从陈独秀这个转变过程，可以看到他理论上的贫乏及由此造成的悲剧：只是由于托洛茨基在大革命失败责任问题上，与自己耿耿于怀的错误情绪心心相印，以及在取消中国革命的立场上气味相投，他就在没有真正了解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条件下，拜倒在托洛茨基的麾下。这样，他扔掉了一根“指挥棒”（共产国际），又接受了另一根“指挥棒”（托派国际③）；“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言犹在耳，却南辕北辙，还是跟着别人走向歧途。 不过，应当指出，陈独秀这里表现的“教条主义”与王①②③１９２９年初，托洛茨基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后，就在土耳其联络俄、美、奥、法、意等国的托派分子，筹备了托派临时国际（即“第四国际”的前身），指挥各国的托派活动。 转自王方名：《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回忆毛主席一九五七年的一次亲切谈话》，《人民日报》１９７９年１月２日。 《毛泽东选集》第６４６页。 明的“教条主义”是不一样的。陈在运用这些教条时，经过了自己的一些思索和“消化”，确认其为“真理”，并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了一些筛选和改造；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跳不出“教条主义”的圈子呢？根子在于他那个没有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和理论上的贫乏，使他无力鉴别外来理论的是非，也创造不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来。 陈独秀走上托派道路，完成了他历史上又一次重大的转化。对这次转化，托派曾吹嘘“其划时代的意义，当不在创立中共之下，……是他的政治生活还在向上的象征。”①恰恰相反，这个转化，是他参加革命以来，由“选学妖孽”转化为“康党”，由革命的民主主义转化为马克思主义，不断进步之后的一次大倒退，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对“中东路事件”的意见性质不同的“三封信”陈独秀在向托洛茨基主义转向的时候，中国发生了“中东路事件”。 中东铁路原是沙俄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的产物，是根据１８９６年的《中俄攻守同盟密约》、《中俄合办东清铁路公司合同章程》、１８９７年的《旅大租借条约》、１８９８年的《中俄续订东三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由中国清朝政府出股金５００万两，沙俄政府修建经营的。１８９７年７①犀照（即彭述之）：《悼陈独秀》（１９４２年６月６日），《斗争报》（托派中央机关报）第６卷第１期。 月动工，１９０１年１１月竣工，与俄国境内的西伯利亚大铁道相连。 华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各种特权，还明确表示：中东铁路“归还给中国，不受任何报酬”①。但是，１９２４年５月，双方签订《中苏协定》时，按照苏方旨意，该路暂由中苏“共管”。 １９２６年３月，苏联曾组织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托洛茨基是主席，成员有伏罗希洛夫、捷尔任斯基和齐采林。据托洛荻基说，该会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代表的同意下，作出了一次决议：“为了保障在‘第二时期’（所谓第二时期，即指中国革命还未胜利的一段时期——托洛茨基注）中东路不至为帝国主义者所夺取，必须将该路的管理权保留于苏维埃政权之手”，同时“必须采用广大的政治教育方法使铁路趋于中国化”②。 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政府出于内压共产党外亲帝国主义的需要，制造了一系列反苏事件，致使苏联政府被迫撤回了驻广州、上海、武汉、长沙等地领事馆及商业机构。 １９２９年５月，蒋介石出于上述需要，同时为了借他人之手削弱张学良东北军的势力，以便进一步控制东北，又不顾苏联政府的抗议，指使张学良派军警包围哈尔滨苏联领事馆，进①②转引自托洛茨基：《中俄冲突与反对派》，载《中国革命问题》第３１６页。 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１９１９年７月２５日），载《新青年》第７卷第６号。后来苏联出版《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时，将“归还中东铁路……”这一段文字删去了。 行非法搜查和劫掠；接着，又调东北军沿苏联国境布防，作出武装进攻苏联的姿态，并用武力接管了中东路，逮捕、驱逐苏方人员，致使苏联政府被迫于７月１７日宣布对国民党政府绝交，撤回苏联政府任命的一切驻华外交、商务及在铁路等方面供职的人员，并保留１９２４年《中苏协定》中的一切权利。 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对蒋介石制造的这个事件，表示喝采和鼓励。他们并且乘机干涉，企图趁火打劫，染指东北，提出所谓国际共管中东路的方案。国内各党派、各阶层也对这个事件作出了各种各样的反应。 共产国际作出决议，指示各国共产党组织人民群众，发动一个“保卫苏联”的运动。中共中央对这个涉及到中国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复杂事件，采取了简单化的策略，在机关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宣言、决议和文章，如《反对国民党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宣言》、《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李立三）、《反对国民党向苏联挑战》（恽代英）、《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要开始了》（罗绮园）、《中央通告第４１号——中东路事件与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中央通告第４２号——动员广大群众反对进攻苏联》、《中央通告第４９号——目前政治形势中的两大任务——拥护苏联与反对军阀战争》等①。这些文件和文章，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制造中东路事件的阴谋，但却提出了过“左”的宣传口号，如“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成①分别载《红旗》第３１、３３、３４、４９号。 为中国革命最迫切的主要任务”等。在行动上，还强行组织群众游行罢工，甚至号召“以广大群众的革命暴动，来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强盗进攻苏联的战争”。 当时中共中央所以如此，除了在组织上作为中国支部必须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之外，还由于对形势有一种“左”的估计，认为中东路事件是整个帝国主义向苏联的进攻，会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从而促使世界和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早日结束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低潮形势。 这种情况，引起了陈独秀的注意，他改变了对政治问题长期沉默的态度，在７月２８日，致函中共中央，指出在中东路问题的宣传上，要考虑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应该把斗争矛头紧紧对准国民党政府的误国政策。他认为中东路问题，不单是中俄两国间的纠纷，而是国际纠纷的导火线，由这导火线而至爆发战争“是慢性的”。这种战争，无论是帝国主义各国在援助中国名义下，共同向苏联进攻，或是苏俄退让后，帝国主义之间因争夺中东路而导致第二次大战，都要在中国做战场，“在战争中最受直接蹂躏的自然是中国人民。”他尖锐地指出：“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政府，对于收回中东路的宣传，是戴着拥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来欺骗民众，并且收了效果，不但小资产阶级的群众，甚至有许多劳动群众也受了欺骗，……这种情形不用说是于我们不利的。” 鉴于此，他认为“我们如何宣传才能获得广大的民众同情”，要特别慎重。他批评中央拿“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做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太说教式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离开具体问题说教式的单调宣传，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够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为此，他提议中央赶快补发一个通告，以取消中央第四十二号通告中说的这样几句话：“并且帝国主义对苏联战争开始的时候，毫无疑问的要引起本国工人阶级的革命，造成世界革命的高潮，这便是中国革命更有利的条件，而更可促成全国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他认为这种宣传，使同志们会很自然的做出奇怪的结论：“原来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还有这些好处，我们让他赶快向苏联进攻吧！”①应该说，陈独秀的这个意见是可取的，而且是很宝贵的，在当时全党及全国纷纭复杂的政治氛围中，吹进了一股清风。 但是，中共中央在８月３日复信时，却认为，陈独秀与中央的分歧，“不只是部分的策略问题的讨论，而且包含了很严重的原则的问题”；指责陈提出的“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误国政策”的口号，是资产阶级左派（如改组派、第三党）的口号，“走上了资产阶级观点，忘记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②。 当时在中央宣传部工作的王明，对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意见的批判，上纲最高，说陈独秀是“反共产国际”，“反苏”，“机会主义”等等。他发表一篇又臭又长的文章，列数陈独秀的意见有七大错误，“从共产主义者的观点堕落到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观点”：（一）不了解战争问题的本质；（二）①②《红旗》１９２９年８月７日。 《红旗》１９２９年８月７日。 不懂得以列宁主义方法（即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去研究战争问题；（三）不了解反苏战争的意义，不从无产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上去了解这一战争的意义；（四）“把帝国主义列强反苏联的战争看成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相互战争，看成有同时爆发的可能，而且以为这些战争的是否爆发都由苏联的政策来决定其命运”；（五）把帝国主义间的相互战争与帝国主义反苏联的战争，看成同样的“直接蹂躏中国人民”和“加于中国民族灾难”的战争；（六）以和平主义的宣传来代替武装拥护苏联的口号；（七）把“中国具体的民族利益”与“世界革命的利益”对立起来。他说综合这七种错误，就是陈独秀“不相信进攻苏联的战争会引起世界革命高潮的到来，事实上就是不相信在进攻苏联的战争中，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会有‘拥护苏联’的直接行动”。 这种既高喊“拥护苏联”，又欢呼进攻苏联的战争会“引起世界革命高潮到来”的混乱思想，正是陈独秀７月２８日给中央信中揶揄的对象。 王明的文章又指出，陈独秀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历史继续”：（一）在国共合作中躲在为“民族利益”的旗帜之下，牺牲工农群众的“阶级利益”；（二）把“民族利益”与“世界革命利益”对立起来，躲在“毛子不懂中国实际”的宣传之下，使共产国际的正确意见不能成为全党领导的中心；对于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表示怀疑、消极、怠工以至于公然反抗；（三）放弃和不争取“革命的领导权”，变成资产阶级的附属和小资产阶级的尾巴主义；（四）不懂和不愿以群众的革命武装力量去战胜反动的武装力量；（五）不认识和不了解革命高潮。①王明的文章，是一个媚上（苏联和共产国际）欺下、打棍子多于说理的代表作，充分暴露了说教者不学无术的政客嘴脸。可惜在那个对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尊重淹没了理智的年代，这种丑恶的东西竟能在党内横行。 陈独秀自然不能接受党中央以及王明之类的批判。他于８月１１日，再函中央，重申自己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意见，认为中央对中东路问题的宣传方法，在战略上有两个缺点：“（一）未曾用群众所能了解的事实而不仅是我们主观上的理论，对于中东路问题之本身，加以正确的详细的解析及打碎国民党的假面具，能够使群众减少民族偏见，不至为国民党所欺骗而接受我们的宣传的领导。 （二）‘只是’拥护苏联这一口号与宣传，在事实上只能动员无产阶级最觉悟分子，而未能在实际利害上激动无产阶级以外广大的群众，尤其是比较意识落后的群众，把这些广大群众放在斗争战线之外了。” 他辩驳说：７月２８日我那封信，不是讨论党的一般宣传问题，而是专指对于中东路这一特殊问题的宣传方法，特别指出其中关于宣传方法的缺点。“我的意见也并不是主张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去跟着他们说要收回中东路，而正是要打破群众的幻想，打破国民党的假面具，把群众拉到我们这边来，在我们口号之下，向反革命的势力进攻”。而中央“缺①韶玉（即王明）：《论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载《布尔塞维克》第２卷第１０期。 少戒心与注意的宣传策略，固然不是跟着群众跑，却也不能争取群众”。 最严重的是，陈独秀也反过来猛烈抨击中央的错误“不是偶然的”，是原则的错误，“正是你们简单化和纯凭主观不看事实的盲动主义精神之表现。”①这样，双方就把中东路问题上宣传方法和策略的争论，大大地升级和激化了。 为什么本来简单的问题会如此复杂化，一个具体问题的宣传方法和策略之争，会发展成原则路线之争呢？这是因为与这个争论绞缠在一起的，存在着一个陈独秀转向托派、反对党的“六大”路线的问题，即在７月２８日与８月１１日之间，他给党中央系统阐述托派理论路线、并要中央接受的那封８月５日长信，甚至在８月１１日信的末尾，他要求此信与“八·五”信、都能早日在党报上登出。 从１９２９年７月到１１月陈独秀与党中央争论并被开除的全过程看，中东路问题上的争论完全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是一支与主旋律不太协调的插曲；而陈独秀接受托派观点，欲以托派面目改造党，则是酝酿已久的必然的事件，是他与党中央争论的主旋律。正是在后面这个问题上，导致了他与党的决裂。在这个过程中，即使不发生“中东路事件”，他也是要与党决裂的。所以，有人说陈独秀是由于中东路问题上发表了与党中央不同而正确的，意见被开除的，是不符合事实的。至少是只观其表，未察其实；一叶蔽目，不见全局。而①《红旗》１９２９年８月２０日。 蔡和森把陈独秀８月５日致中央的信与７月２８日、８月１１日致中央的信，统称为“陈独秀关于中东路问题给中央的三封信”，也是不确切的。因为“八·五”信，只字未提中东路问题，而其性质与其他两封信根本不同，虽然二者同是反对共产国际的决议。当时中央的缺点，就在于没有采取分析的态度，而认为凡是反对共产国际的都是反党行为，必须坚决打击。 真理犹如金子。不管被埋没多长时间，也不管被蒙上多少尘埃，它总会发光。当初，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没有一个人能够、也不敢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提出的“保卫苏联”的口号，提出异议。只有陈独秀有这个眼力和勇气。为此，他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在５８年之后，斯科举行共产国际历史研讨会。研讨会一致认为，过去对共产国际历史研究，由于信奉“历史就是面向过去的政治”的公式，虚伪地理解党性原则和见风使舵，严重地影响了客观的研究工作，出现了种种不正常的现象，导致在许多问题上，歪曲事实，混淆是非，掩盖真相等等。研讨会在肯定共产国际历史作用的同时，提出了一系列需要拨乱反正、重新评价的历史问题，其中之一是：“需要论证共产国际东方政策的成就与失误，填补这一政策个别方面现有的‘空白点’”。 研讨会在论证这个问题时，特别强调中国学者近来对共产国际活动的评价变得更客观。中国学者指出：“把‘保卫苏联’的口号当作共产国际的头等任务，不符合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利益。”①然而，这个研讨会忽视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最早提出这种见解的，不是今天的“中国学者”，而是半个多世纪前，当“保卫苏联”这个口号一提出就进行批评的陈独秀。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举行的这个研讨会，实际上是以最权威的资格，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范围内，为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长期蒙受的冤屈平了反。 还须指出，在中东路问题上，当时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派的立场也是“保卫苏联”。事件刚发生时，托洛茨基就指示苏联、中国及各国托派，“要完全牺牲自己来保护十月的胜利”②；并在１９２９年８月４日的文章中，引证他在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苏共中央与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讲演说：“我们反对派对保护社会主义的祖国……一点也不怀疑。我们不特自己要保护它，而且教人如何去保护它。”“我可以总结一句话：我们拥护社会主义的祖国，但不是拥护斯大林的路线。”③他还批判了德、法等国托派中认为中东路事件是“苏联侵犯了中国自决权”的观点④。所以，陈独秀后来与中国托派组织谈判统一时，他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正确主张，还被视为他仍坚持机会主义的“五大错误”之一。 这也说明陈独秀在转向托洛茨基主义时，在这一问题上，①②③④托洛茨基：《保卫苏联与反对派——“列宁团”走的是什么道路——极左派与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问题》，第３１９页。 托洛茨基：《中俄冲突与反对派》，《中国革命问题》，第３１８页。 托洛茨基：《中俄冲突与反对派》，《中国革命问题》，第３１３页。 《苏共历史问题》（俄文版）１９８７年第１０期。 还保持着独立的立场。 但是，中东路问题上的争论，确是加剧了陈独秀自以为是及其与党中央共产国际的对立情绪，党也因此把他转向托派的问题，看得更加严重。誓做反对派被开除出党陈独秀接受托派观点以后，不用别人劝说，就自然而然地与周围意气相投的人融为一体，名副其实的“陈独秀派”于是应运而生，并在党内加紧进行分裂活动。 陈独秀亲自出马，在１９２９年８月５日给党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贡献“我一年来慎重考察的结论”。他以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对于中国革命的观点，猛烈地抨击“八七”会议和“六大”以来的路线是“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官僚集权制”等等，要求“把这封信在党报上全部发表出来，以便公诸全党讨论”，妄图挑起全党性的大争论，以托派路线“改正”“六大”的路线。 在陈独秀的指挥下，他们分头活动，在党内争取同情者，拿托洛茨基文章给他们看，宣传托派主张，发展成员，扩大组织。他们不放弃任何一个关系，拉共产党员转向托派。这方面最突出的是马玉夫。他是江苏省委中负责工人运动的干部，认识许多工人同志和工人支部的负责人，此时他虽已退出省委，党内关系仍旧存在。他争取了《时事新报》社工人支部和一个绸厂工人支部；又争取了许多个别工人同志，有铁路工人、电车工人、纱厂工人、印刷工人、建筑工人等等；还争取了外地驻上海长期工作的几个干部。 《时事新报》社原共产党工人支部书记是屠仰之，浙江海宁人，大革命时在杭州活动，失败后来到上海，进《时事新报》社当排字工人。受马玉夫影响转向托派后，他还想把整个支部都拉过去，郑超麟就被派去做工作。屠仰之在报社大厅里召集了几次报馆支部全体党员会议，２０多人参加，郑超麟在会上讲话，宣传托派立场，反对中央的路线，多数人表示附和。中共中央知道后，解放了这个支部，开除了屠仰之，于是这个支部就被托陈派“接管”。为了巩固托派的影响，马玉夫和郑超麟商量后，带着屠仰之和两个支部干部去同陈独秀谈了一次话。１９３０年，托陈派骨干薛农山又进这个《时事新报》社任总编辑，该社更成为托派的一个据点①。薛任托陈派法南区委负责人。 当时有许多人，特别是那些怀着朴素革命热情的工人转向托派，并非真懂得托洛茨基主义如何如何，而是陈独秀这个昔日领袖留在他们心目中的威望；是陈独秀的影响起了作用。 绸厂工人支部书记是杜培之，江苏盐城人，也受马玉夫拉拢后转向托派并把支部全体成员拉了过来。接着，托陈派也学共产党那样，把杜培之作为工人代表，吸收为托陈派的中央领导成员。 彭述之和汪泽楷被分配在外地来上海的党团员中间活①黄理文：《一九三○年江苏省委和闸北区委的一些情况》，《党史资料》（丛刊）１９８１年第３期。 动，也拉过去几个人，甚至通过马任之把沪滨书店争取过去，为他们服务。马任之原名马轼材，湖南宝庆人，彭述之的小同乡，大革命中加入共产党，随北伐军到福州，领导那里的国民党左派工作。“四一二”事件后到武汉，“七一五”分共时被捕。１９２８年出狱后到上海，受党委托办了沪滨书店，任经理，杨献珍当编辑。彭述之利用小同乡的关系，首先把马任之拉进托陈派，运动杨献珍时遭到了拒绝。不久，杨献珍去北方工作，沪滨书店就全由马任之控制，成为托陈派的一个支部。①此外，其他托陈派成员也都利用各自的关系，千方百计地争取人。如郑超麟利用其爱人刘静贞是云南人的关系，在驻上海的云南同志中进行活动。郑超麟还与在印刷工人和铁路工人中活动的干部建立联系，等等。 这样，他们一面发展，一面把原来的陈独秀派和新影响来的人编成小组，学习和讨论托洛茨基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主张，并在支部会议上，就中国革命根本问题，同其他人及江苏省委（当时上海党组织属于江苏省委）和中央组织部派来的代表进行辩论。 由于他们获得了系统的托洛茨基文件，又经过深思熟虑的思考和准备，而我们党方面，虽然“六大”制定了基本路线，但“党的正确路线还未得到有些支部全体热烈的讨论，因①参见郑超麟：《回忆录》及《陈独秀与托派》。后来沪滨书店被国民党封闭，马任之脱离托派，参加国民党部队。湖南解放时，他随李觉起义，立了功。 之，党的政治路线在组织上遂尚未得到完全巩固。有些支部对某一问题，常不能在正确路线下予以回答，常因某一问题不能回答而表现动摇。”①再加上当时李立三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的确有“左”的倾向，后来又发展成“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以陈独秀等人的挑战，立即在党内引起混乱，“引起了中上干部内一次轩然大波”。到１９２９年１１月陈独秀被开除时，受其影响而加入托派的，竟达到五、六十人（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上签名的八十一人，据郑超麟说，其中三分之一是为壮大声势而虚构的）。 与此同时，托陈派还派出代表陈独秀和尹宽，与“我们的话派”谈判，要求对方提供托派文件，共同学习讨论；在组织上两派联合或加入“我们的话派”。由于对方条件苛刻，没有结果。 党中央一开始就对陈独秀等人这种非组织的派别活动提出了警告。早在６月份，即陈独秀与托派接触之初，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就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指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活动，近已侵入中国党内，它在目前中国党内理论水平低微与党历史纠纷尚有残余的条件下，很有可能与党内一般落后的、消极的、离开工作、不满意指导机关的党员相结合，以助长党内小组织倾向与派别观念的暂时发展，而形成中国的反对派。”②会议分析了这种倾向的危害性，号召全党与其坚决斗争：国际托洛茨基反对派“现在已成为帝国主义破坏苏①②《组织问题决议案》（１９２９年６月），《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６册。 周恩来：《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 联反对世界革命的工具，无疑义的在中国的反对派要同样的成为中国统治阶级反对革命、破坏党的工具，所以党必须坚决的予以制裁，以巩固党的组织”；“党必须站在正确的路线上，坚决地斗争，以克服目前党内正在发展的这一特别危险的倾向。”①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指出中央发现反对派“在党内与党外有他的秘密组织，有他的秘密出版物”；“现在中国机会主义思想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见解，正凭藉着托洛茨基的理论……反对现实党的路线，企图掩盖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我们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主要是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同时提出“要从组织上……坚决地消灭反对派在党内的任何活动以巩固党的一致”，“须将其活动的领袖毫无留恋地开除出去。”②对于陈独秀“八·五”信中的错误意见和无理要求，党中央理所当然地加以拒绝。８月２８日，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代表约陈独秀谈话，指出陈不应该发表和中央不同的意见，因“中央政治路线没有原则错误，加之时局紧张”，中央不能在党报上公布他８月５日的信件。陈指责这是“用专横态度来掩护错误”，“真如反对派（托洛茨基派）所指摘国际领导机①②《红旗》，１９２９年９月２日。 《中共二中全会政治决议案》（１９２９年６月），《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６册。 关在政治上组织上官僚化之一证”①。于是他宣称，“我不应再为寻常组织纪律所拘囚，更不必阻止同志们传观我的信稿”，进一步将他们的小组织活动升级。 陈独秀在８月５日信中，就向党要求民主自由，由于党不接受他的错误主张和在党报上公布他信件的无理要求，他就竭力攻击党内没有民主，“官僚集权制”。这里，陈独秀所要求民主自由，是宣传他错误主张的“民主”，反对“六大”路线的“自由”。一句话，是以托派面目改造党的“民主自由”。这样的“民主自由”，自然是不能给予的。任何一个党都不会给一个党员这样的“民主自由”。 一个被中国托派称为“文魁”的人，１９８０年在香港评述陈独秀上述的民主观点时，说：“不幸，陈独秀一九二九年提出的忠告，不仅不为李立三所接纳，也不为此后的毛泽东所接纳，……继‘四人帮’而起的华、邓体制，正拟取消宪法规定的‘四大自由’，从新巩固官僚集权制度。现在重行提出陈独秀当年的忠告，对于争取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可说有促进作用，不仅证明陈独秀意见之正确而已。”②可是，此人对陈独秀“民主自由”幽灵的呼唤，是为了推翻共产党政①②一丁：《陈独秀历史地位的平反过程》，《观察家》（香港）第３１期，１９８０年５月。一丁即楼子春，原是托派小组织“我们的话派”成员。抗战时期，中国托派分裂成彭述之、刘家良为首的“多数派”和王文元、郑超麟为首的“少数派”。他属于后者，并与王、郑、陈（其昌）一起，被称为少数派的“四大金钢”。解放时去香港，继续进行托派活动，写了不少论著，被海外称为“研究陈独秀的专家”。 陈独秀给中共中央的信（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１０日）。 权，这是令人值得深思的。 陈独秀等一伙人，在大会小会上，展开攻势，一面为自己的错误辩解，一面向党中央发动进攻，越来越加剧在党内的分裂活动。９月２０日，在中共江苏省委召开的支部干事会及中央、省委、区委各代表联席会议上，彭述之与中央宣传部秘书长恽代英面对面辩论。彭三次发言，认为陈独秀“已不是机会主义者”，而“中央一年来的政治路线，就是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之继续”；声称“我们提出来的政治意见与中央的机会主义的整个政治路线不同，……此种‘对立’是没有不可以的”，“还是应该的”；攻击党的“铁的纪律”是“废话”和“官僚们压迫群众”的工具。关于托派问题，早在春天他就完全赞成托派主张并与陈独秀等进行小组织活动，但他为了达到继续留在党内活动的目的，在会上竟诡称自己对托派问题还正在收集材料，进行研究和考虑，“达到一定结果以后，……如果我是赞成反对派的主张，我便要公开地站在反对派的政治路线上奋斗”。 陈独秀等如此我行我素，目无组织纪律，党还是努力挽救他们。１０月６日，中央致函陈独秀，向他发出“书面警告”，指出：“在党的组织原则上不容许有两个路线同时存在，尤其不容许有少数同志与党对立，破坏党的组织系统。”“你以及和你意见相同的人，在上海党的下层组织中有超越组织的活动”，“必须站在党的利益上立即停止这种活动”。中央重申公布陈独秀的信“有妨害于对敌人的斗争”，决定陈“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下，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要他作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并编入中央直属支部参加党的生活。 可是，陈独秀在１０月１０日复信中央时，却反过来狂妄地向中央作“最后的警告”，表示决心“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他！”宣称：“党内的重大政治问题即领导机关政治路线根本错误问题”，用组织纪律不能解决问题；“在你们绝对没有理由可以开除发表政治意见的任何同志，……如因此造成党的分裂，是应该由你们负责的。” 一个共产党员如此把自己凌驾于组织之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这是罕见的。 中共中央注意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立即在１０月１５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并通过了《关于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决议》指出陈独秀的信，“完全推翻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一贯的列宁主义的路线！完全推翻六次大会与中央对于目前的根本策略而走到了可耻的取消主义！”决议逐条批判了托陈派的取消主义观点。但是，党把托陈派在组织上的分裂活动看得更为严重，因此，中央最后决定：“（一）各级党部如果发现了这样的小组织必须马上解散，对于参加的同志须予以组织上的制裁；（二）经过讨论以后，仍然固执他的取消主义的思想，不执行党的策略，不服从决议的，应毫不犹疑的开除出党；（三）陈独秀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警告，在党的路线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 接着，１０月２５日，中共江苏省委与上海各区党团书记联席会议通过《江苏省委为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及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决议》，指出江苏省委完全接受中央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决议及闸北区、沪中区关于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的报告。决议列举了彭述之等人的错误：他们一贯的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六次大会的决议、中央对于目前革命的根本策略，完全是出卖阶级的。他们完全推翻了列宁主义的路线而走到取消主义的泥坑。中央所指出陈独秀致中央信中的一切错误，就是他们的共同的观点，他们并且拿陈独秀的信来向党内作过宣传与活动的。汪泽楷认为列宁主义对于半殖民地的中国民族革命开始的阶段可以与资产阶级暂时联合加入国民党的路线，“完全是机会主义”。彭述之认为开始了中国革命新阶段的广州暴动等武装起义，“完全是盲动主义，因此使中国革命失败了”，而且统治阶级稳定了，现在的斗争是失败的余波！说革命斗争开始复兴，“是中央的欺骗”。马玉夫甚至认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在辛亥革命时就“已经完成”，现在的中国经济“完全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等等。决议强调：党的全国大会的决议，同志必须服从，这是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基本原则……在目前党的任务加紧的时候，他们提出反对大会的决议的意见，且煽起同志对党的怀疑，经过党几次的解释，不仅不能接受，并且连省委限期要他们把意见写出交来，不能在下边自由的宣传的决议，他们都认为是“命令主义”，并且马玉夫说这是“蒋介石的办法”。他们完全违反了列宁党根本的原则，取消了党的纪律。他们并且积极的进行小组织的活动，企图使党分裂。决议最后批准区委的要求，开除彭述之等四人的党籍，并请求中央开除陈独秀。 很显然，这是对陈独秀等人的最后警告了。他们理应悬崖勒马。但是，他们觉得自己有了国内外托派势力的背景而有恃无恐。陈独秀与彭述之竟然在１０月２６日，联名致中央的信中，又对中央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击，宣称：“托洛茨基同志在一年以前，已经预见到你们不正确的政治路线之发展和你们真正的政治面目。”最后，他们公开打出“反对派”的旗帜，向党示威，狂妄地宣布：“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坚决的不和机会主义冒险主义威吓手段腐败官僚的领导机关同流合污。” 这种情况表明，陈独秀等人与党的关系已经发展到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对抗，矛盾不可调和了。 恰在陈、彭致中央信的同日，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在一切斗争中，首先要反对取消主义陈独秀派及托洛茨基派，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反革命的联盟向党进攻了，尤其重要的是肃清自己队伍里暗藏的陈独秀托洛茨基派。”①于是，１１月１５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终于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指出陈独秀屡次拒绝共产国际及中央决定，拒绝中央指派他的工作，且在其最后两封信中，“公开揭出他及彭述之等反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整个的党之一贯路线的旗帜，公开地承认已为共产国际及联共党所开除的托洛茨基为同志；这充分证明陈独秀彭述之等已①《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 经决心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客观上就是已经开始转变他们的历史行程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 但是，这个决议并不是最后的，由于陈独秀的特殊地位，尚需要共产国际审批。１９３０年２月，共产国际在审批时，还出面对陈独秀作最后一次挽救，在给“中国共产党转陈独秀”的电报中说：国际“决定予你以机会来参加本政治书记局审查中国共产党中央开除你的党籍的决定的会议”；“如果你对此提议置之不理……这一问题将提到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会议日程中去讨论。”①然而，这时的陈独秀，比起当初拒绝参加“六大”、强调“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时的陈独秀，走得更远了。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他自以为找到了中国革命的出路，更无求于莫斯科；何况在他看来莫斯科已并非他当年想象的帮助中国革命的“美人”了。于是他再次断然拒绝赴苏。 中央的路线后宣称：“关于这些根本问题，我和你们实有不可调和的不同意见。……这些根本问题决不是调我个人到莫斯科便可解决的，而且这是官僚的办法。” 就这样，陈独秀无可挽回地被开除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双方对此都不可能有别的选择：不能企望托陈派不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路线，不进行小组织活动；也不能设想党能容忍托陈派在党内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个关系到党的存亡的大问题。 ①陈独秀：《答国际的信》附件。 当时对陈独秀和党中央不是没有人出来做工作的，但都未起作用。 朱蕴山是陈独秀的同乡，二人关系一直很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建立共产党和国共合作时期，朱蕴山在安徽的革命活动，一直受陈独秀的指导。这次，陈独秀特托高语罕送三本托洛茨基言论集给朱蕴山，望朱加入托派。朱说不参加，让高将书还给陈，并嘱陈不要搞托派这个名堂，指出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开山书记”，宜慎重；苏联和国际的事，我们弄不清楚，冒然卷入是非漩涡，很难拔出。陈独秀不听所劝，一意孤行。从此，二人之间，就不谈政治，只有私交了。①争趋向高潮时，党的优秀干部彭湃、杨殷、颜晶颐、邢士贞四人被捕入狱，他们受尽酷刑，英勇不屈。他们自知必死无疑，仍惦念党的工作，尤其关心党与托阵派的斗争，多次设法从狱中传出遗嘱一样的书信，嘱咐党中央不要因他们被捕而伤痛，要继续努力谋得革命的发展，尤“望党内对于反对派的斗争要多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②。周恩来见到这些书信很受感动，曾写文章，号召全党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从那时起到陈独秀被开除尚有两个多月，党中央特别是任中央组织部长兼军委主任的周恩来，的确“从教育上做功夫”为挽救陈独秀等人的堕落，做了大量工作，但都没有得①②周恩来：《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１９２９年９月１４日），《红旗》１９３０年８月３０日。 朱蕴山：《关于陈独秀的几点回忆》，未刊稿。 到丝毫的效果。 对陈独秀被开除出党这件事，几十年来，吸引了国内外许多人进行研究和评论，产生了不少意见。有些人对陈独秀深表惋惜和同情，甚至为他辩护。 从陈独秀转向托派到被开除的全过程来看，应该肯定，当时中共中央开除他党籍的决定是正确的，对于维护“六大”路线，维护党的团结，发展革命（特别是发展农村武装斗争）是十分必要的。 由于他以前的革命历史和资望，人们对他这一转折表示惋惜，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中国共产党是有严格纪律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我们党内没有任何人拥有超乎党章以上的任何特权。不能因为陈独秀曾主持创建中国共产党并连任了五届总书记，党就不应对他执行党纪处分。正如陈云所指出的：“纪律是执行党的路线的保证。在过去，由于正确地开展了党内斗争，执行了党的纪律，我们克服了陈独秀等人的错误路线，制止和战胜了张国焘的反革命破坏阴谋，保证了党在各个时期的革命任务的实现。”①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正是陈独秀的身份和影响的“特殊”，党在处理他问题时，还是慎重的。本来，党对于任何一个党员执行最高的党纪处分，应该采取慎重的态度。但在党的历史上，在连续三次“左”倾路线统治全党时期，中央曾经犯过对党员处理不慎重的错误。例如对领导南昌暴动、①陈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陈云文选》（１９２６—１９４９年）第７４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秋收暴动的一些高级干部的处理，就是如此。然而，在１９２９年那样异常复杂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历史条件下，党中央在处理陈独秀党籍问题上，不说是仁至义尽，也是做了努力作了教育和挽救之后，才不得已采取组织措施的。 这里必须指出，慎重并不是软弱无力，宽大无边，慎重并不是不执行党的纪律。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尚且能做到为了整体和大局的利益，坚决执行纪律，“挥泪斩马谡”；难道无产阶级的政党却不懂得这个道理！ 另外，陈独秀在推销他的取消主义主张时，是打着反对中央机会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的旗帜进行的。有些史学工作者在评论他被开除党籍事件时，对此也有不平之鸣。 毋庸讳言，党的“六大”决议，在基本精神正确的同时，确有“左”的缺点。嗣后李立三主持的中央工作，在１９３０年如在１９２９年中东路事件的宣传方法上，在纪念这年“五卅”、“八一”“国际反战赤色日”，号召并组织各大城市罢工、罢课、罢市，到大街上去举行游行集会等活动中，都有所表现。陈独秀在致中央的信中，也批评了一些当时实际存在的“左”倾错误。但是，我们必须分析事物的实质和现象，主流和支流。 陈独秀并不是从正确的立场出发反“左”的，而且他的主要锋芒，不是落在那些真正的“左”倾错误上，而是指向“八七”会议、“六大”决议的基本路线上。如他自己所说：“自八七会议‘定出武装暴动的总方针’，各处实行暴动，我曾写过几封信给当时的中央，指出……没有客观条件的随便暴动，只有更加削弱党的力量，更加使党离开群众。”“我对于六次大会根本路线十分不满。”①实际上，他转向托派后，否认一切暴动，包括“南昌暴动’、“秋收暴动”、以及他原先肯定的“广州暴动”。但在转向托派前，他对“六大”路线却没有不满的表示，甚至在“八·五”信中，还肯定“六大”对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加以相当的矫正”。现在，他把党认为“六大”后革命形势复兴，攻击为“左”的形势估计；把坚持农村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攻击为机会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把利用军阀混战发展革命势力，攻击为“军事投机”；把不接受他的“国民会议”等合法运动主张，攻击为“召回主义者”②，等等。总之，他认为党的错误，已“不是枝节的局部的问题”，而是“整个的机会主义政策”；中共中央“至今还没有一点政治自觉，而且日益倒行逆施，无可救药了”③。所以他一再号召全党同志毫不隐讳地站在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国际反对派旗帜之下，来“拯救党”，“拯救中国革命”。他这种所谓反“左”，与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等所进行的抵制和纠正“左”倾错误的做法，是根本不相同的。所以，我们不能因为陈独秀也反“左”，就看不清他犯的取消主义和分裂主义错误的实质，更不能把他与当时党内一些同志站在正确原则立场上反对①②③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０日）。 “召回主义者”即“召回派’，是１９０６年俄国革命低潮时期布尔什维克内部产生的“左”倾冒险主义派别。他们反对合法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拒绝在工会和其他合法团体中进行工作，宣称只有走上街垒的人才是革命者，主张召回国家杜马（俄国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０日）。 “左”倾错误的斗争混淆起来，从而否定中央对他的处理。 总而言之，１９２９年的陈独秀，是被中共中央开除出党的，同时也是他自绝于党，自绝于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他分裂党而被党开除，取消革命而被革命取消，离开人民而被人民抛弃，这是合乎逻辑的结果。陈独秀的悲剧是，在他被迫接受这种结果的时候，还以为自己在真诚地寻求救国救民和继续革命的道路，并且自认找到了这条道路。这一点，是值得后人深思的。三领导托派活动拒绝入托“三条件”组织“无产者社”以陈独秀为中心的托派小组织，正式成立于１９２９年９月。 原先，陈独秀等不打算单独成立组织，而准备加入“我们的话派”或者两派合并。 但是，“总干事会”的主要成员以水泊梁山上白衣秀士王伦的眼光，来看待陈独秀等人的投靠行为。他们不但不欢迎，“而且很厌恶”，并且认为这是“没有出路的老机会主义者向我们托派投机了”。①他们抓住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提出的“误国政策”，“坚持工农民主专政”②，“迁就‘六大’议决①②他们把陈独秀提出的“无产阶级贫农专政”当作“工农民主专政”来批判。 《双山回忆录》第１４３页。 案”①“三大错误”，说陈独秀“还在坚持二次革命论的机会主义观点”②。为此，他们采取了“揭穿那些机会主义领袖们的‘卑鄙动机’，争取下层群众”的对策。③陈独秀起先同意个人分别加入“我们的话派”的方案，但是彭述之、尹宽坚决反对，认为他们“都很年轻，没有政治经验，不能领导我们这些参加过大革命的老干部，只能受我们领导”④。尹宽提出两派在平等基础上实行联合的办法。恰在这时，在苏联的秘密托派刘仁静、王文元、吴季严（陈独秀的外甥）回到国内。王、吴在党内隐蔽下来，分别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宣传部任干事，刘则向中央代表恽代英公开表明托派观点，在党外进行公开的托派活动。刘仁静回国时曾绕道土耳其拜见托洛茨基，托亲自起草了中国托派的“政纲”⑤，由刘带回中国。托还给刘起了“列尔士”（Ｌｅｌｓ）假名，委他充当托洛茨基与中国托派之间的“通讯员”，所以他回国后即以“老托代表”自居，调解“我们的话派”与“陈独秀派”的关系。刘仁静在建党初期一度是团中央的负责人，与陈独秀的关系很密切。俩人还一起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①②③④⑤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２３８页。 区芳：《反刘仁静政纲》。郑超麟：《我所知道的中国托派早期历史》，手稿。 《双山回忆录》第１４３页。 区芳：《反刘仁静政纲》，《我们的话》第１５期，１９３０年３月出版。 陈在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１０日致中央信中说：“我在八月五日写给你们那一封长信，是用了合法手续，很委曲求全的极力迁就在第六次大会的议决案范围内，向党建议，希望有相当的补救。” 表大会。这次刘回国后，住在法租界一个公寓里。郑超麟和尹宽去看他，并讲述了他们和陈独秀转向托派的情况。然后，刘与郑约好，在东有恒路余庆里的郑超麟家中，会见陈独秀。 这幢房子是新租的，除了郑家，还有蔡振德家，成了托陈派新的活动中心，起初是非正式聚谈，后来就正式召开会议。陈独秀与刘仁静相隔多年后再次见面，有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共同语言，双方谈得很投机。刘仁静当场出示托洛茨基写的三个文件：一个是他在土耳其拜访托洛茨基时，托特意写的《中国布尔塞维克列宁主义派（反对派）的纲领草案》①；第二件是《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第三件是《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都是俄文打印稿，比先前所传的中文译镐完整准确。当场决定，由刘仁静与郑超麟分工翻译，收在《中国革命问题》第二集中正式出版。谈到托陈派与“我们的话派”关系问题时，陈独秀委托刘向“总干”表示：他（陈独秀）将公开承认大革命时期的错误，接受托派的理论和策略；提议双方共同组织“联合委员会”。②刘仁静表示愿意转达，并建议两派代表直接谈判。几天后，就举行了这次谈判，托陈派代表是陈独秀和尹宽，“我们的话派”代表是史唐和宋逢春。谈判是在法租界一幢两层楼的房子的楼上进行的，那是尹宽的家。刘仁静把史唐和宋逢春领来后，列席会谈。据宋逢春回忆，那天陈独秀穿一件墨绿色哗叽长衫，前额已经①②区芳：《反刘仁静政纲》。列尔士：《反对派统一运动的前途》（油印小册子）。列尔士：《答我们的话派》，《十月》第１期，１９３０年３月３０日出版。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２３８页。 光秃，两边尚有黑发，小眼睛很有精神，面色黝黑，一副教授学者的派头。人到齐后，陈就拿出几块钱来，从饭店叫来几盘菜，边吃边谈判。当宋逢春问陈独秀大革命失败情况时，陈摇摇头说“很惭愧”，接着说：“唉，老毛子懂什么，懂什么！”听刘仁静介绍莫斯科回来的青年托派，大多数生活问题没解决，睡水泥地，穿单衣，像野狗一样到处蹭饭吃，抽香烟屁股，但还是坚持干“革命”。陈独秀说：“他们这帮年轻人，与我们老干部比，了不得！”①当谈到正题时，陈独秀向“我们的话派”提出两条要求：（一）提供材料，主要是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文章和文件，共同讨论问题；（二）托陈取消派全体成员加入托派组织②。史唐和宋逢春表示接受这两条要求，但需经“总干”研究决定后作出正式答复。但是，在具体对待托陈派的做法上，“我们的话派”的“总干”，也发生了分裂。梁干乔认为中国托派中，只有他和刘仁静受过托洛茨基的接见，而他在苏联加入托派时见到托洛茨基，比刘还早，因此他代表中国托派的“正统”，是当然的领袖。他害怕陈独秀等一批老干部加入进来，会危及他的这种地位，所以，他和张师（１９２９年初接替陆一渊任“总干”宣传部长）视陈独秀等人要求加入反对派是“阴谋”，是“企图消灭反对派”，因而主张“不要理他们”；区芳、史唐、张特则要求他们在承认“我们的话派”“正统”地位的前提下，“分别地而①②区芳：《反刘仁静政纲》。 访问宋逢春谈话记录（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１２日，唐宝林整理）。 非集体地经过审查，加入它的组织”①；宋逢春因为在与陈、尹谈判时就表示同意吸收陈独秀派及两派合并的意见，被“总干”说成是“投降主义”，遂被开除②。后来宋与刘仁静、王文元等发起成立“十月社”。 所以，“总干”一时难以答复托陈派的要求。于是，９月间，“我们的话派”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在史唐、区芳（在大会上当选为“总干”宣传部长）主持下，讨论通过了吸收陈独秀派的三个条件：“一、公开宣布斯大林的领导是机会主义的；二、公开与真诚地批判自己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并承认反对派政纲的正确；三、公开解散自己的独立小组织。”③会后，陈独秀又托列席“总干”会议的刘仁静向“总干”提议：陈独秀派以个人名义分别加入组织。刘仁静则根本看不起“孩子们胡搞”的“我们的话派”，他提出召集临时代表大会，修改“二代会”政治决议案，改组“总干”，以吸收陈独秀、彭述之加入领导，并对“总干”说：“我们的统一运动，只可以说是全为独秀个人，其余诸子，碌碌不足道也。”但是二人提议均遭“总干”拒绝。④于是，陈独秀愤怒拒绝了“总干”的“三个条件”，决心①②③④区芳：《反刘仁静政纲》。列尔士：《反对派统一运动之前途》。 “我们的话派”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１５日致托洛茨基的信。原载１９３０年２、３月合刊，第９期俄文《反对派公报》，转引自双山译《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１６页；区芳：《反刘仁静政纲》。 《总干上海区干组长联席会议对下列问题的决议》，《反对派内部生活》（“我们的话派”内部机关刊物，油印）之二，１９８０年６月１５日出版。区芳：《反刘仁静政纲》与彭述之等人，自行组织独立的托派小组织，取名“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推出陈独秀、彭述之、尹宽三人组成“临时领导小组”①；通过了尹宽起草的决议，谴责“我们的话派”的“门罗主义”②；还请刘仁静起草纲领，即后来由陈独秀修改定稿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就这样，１９２９年９月，以陈独秀为核心的中国托派的第二个小组织便宣告成立了。接着，他们就加紧在中共党内的分裂活动，以致最后陈独秀等被开除出党。 陈独秀被开除出党，揭开了中国共产党清除托派的序幕，从此开始，不仅与陈独秀一起活动的党员统统被开除出党，而且从莫斯科回国隐蔽在党内很深的托派分子，也逐个被清除出来。紧接在陈、彭等五人之后，中共中央还批准江苏省委开除了江苏省委委员罗世，批准中央直属支部开除了王平一③。不久，江苏省委又开除郑超麟、尹宽、刘伯庄、李季、①②③《红旗》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２７日。 “门罗主义”。门罗是１８１７—１８２４年美国总统。他在１８２３年曾向国会提出一个咨文，其中制订了美国对拉美政策的原则，被称为“门罗主义’。 当时拉美各国纷纷独立，为了防止欧洲“神圣同盟”的干涉，在咨文中，美国以“保护者”姿态出现，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这在当时对防止欧洲列强染指拉美起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另一方面，它又成为美国长期侵略奴役拉美的一个工具。 参见郑超麟：《我所知道的中国托派早期历史》。陈碧兰：《彭述之的思想与他在中国共产党以及托洛茨基运动中的作用和活动》，（日）中岛岭雄编：《失去了的中国革命》（彭述之选集）第１８４页，１９８０年１１月东京版。 笔者过去著文曾说托陈派在１９２９年９月即选出五人委员会，不确。因为那是１２月的事。 陈碧兰、杜琳、谢庄、薛农山等８人的党籍。 陈独秀与这些被党开除的人，满怀希望地开始了更加紧张的托派活动。１９２９年１２月，在陈独秀的主持下开了一次“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会议。这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本派的纲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八十一人声明）。意见书猛烈抨击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所谓“机会主义”路线，要求恢复托洛茨基的党籍和领导工作，恢复中国党内被开除同志的党籍，改组苏联共产党、共产国际及其各国支部的领导，重新决定联共、国际及中共的路线等。会上正式选举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常务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常委有彭述之、尹宽、马玉夫、杜培之（不久，杜培之去做了强盗，被捕枪毙，由罗世补上），秘书长吴季严（吴因在１９３１年３月被陈独秀撤去参加托派统一协议委员会代表资格，也辞去秘书长职，由何资深代替）。 开散发。当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看到这个由八十一人签名的意见书后，便在中央机关报《红旗》上分别致函那些还在党内的签名者，如何资深、张以森、庄季贞、陆沉、刘毅然、彭桂秋、段浩、朱崇文、刘静贞、吴季严、王永庆等，要他们表明在意见书上的签名，“是否你们自觉的列名，抑系取消派的假借名义，应立即作一声明书，并做反取消派的文章……。 否则，党认为你们已自觉的参加反党的行动，党只有给予最①“意见书’是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５日通过，但到翌年３月才公开散发。 后的制裁，以巩固党的铁的纪律”①。结果，他们都不予理睬，遂被开除出党。 托陈派小组织在党外独立后，在陈独秀领导下，主要从宣传和组织两方面开展活动。在宣传方面，他们把流散的托派文件，主要是托洛茨基写的文章，收集翻译出版了两本《中国革命问题》；尹宽起草了“宣传大纲”，写得很长，油印成一本好多页的小册子，作为托派小组讨论的依据和对外宣传的材料。他们的主要宣传阵地是陈独秀主编的中央机关报《无产者》。该刊在１９３０年３月１日创刊，讨论刊物名称时，郑超麟提议用《无产阶级革命》，后来决定用《无产者》，是模仿列宁在１９０５年日内瓦主编的地下刊物的名称。从此，托陈派又被简称为“无产者社”。这就是“无产者社”名称的来历，并不是有人说的早在１９２９年１２月选举托陈派中央机构时，就“把以陈独秀为核心的小组织命名为‘无产者社’”②。 《无产者》先是铅印的，出了两期，因负责印刷的工人王成伟被捕，稿件没收，第三期起改为油印。陈独秀不仅主编《无产者》，还奋笔撰稿，几乎每期的重点文章都出自他的手笔。“无产者社”的活动经费，包括刊物铅印油印的费用，主要靠陈独秀利用他的社会关系筹措的。如他曾派好友李仲山到西北，向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和西安警备司令马青苑筹款。因为李本是一个正直的老革命者，陕西潼关人，曾参加辛亥革命，光复陕西。１９２４年，又参加冯玉祥的首都革命，欢①②《关于陈独秀一生活动的评价》，《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５年第５期。 《红旗》第８６期、１０１期，１９３０年３月２２日、４月１６日出版。 迎孙中山北上，曾为冯部第二军（军长胡景翼）的驻沪代表。 大革命时倾向共产党，与陈独秀关系密切。大革命失败后，关系断绝。１９２９年４月他营救了被捕的郑超麟，并想通过郑超麟重新与共产党接近，但此时陈独秀、郑超麟正好转向托派，于是把他也带了过来。李并不知道托洛茨基主义为何物，只崇拜陈独秀。这次他受陈独秀委托到西北筹款，搞到了一笔钱，但托派身份暴露后，杨虎城就立即叫他离开了。后来，他脱离托派，投靠胡宗南，做了西安参议会议长。 在组织方面，他们曾在党内大力发展成员，原以为会一呼百诺，蜂拥而来，搞垮党的组织，以取而代之，但结果却是美梦一场。因为此时中共中央采取了果断措施，一面制裁他们，一面在党内层层做工作，召开各种代表会、座谈会，批判托陈派主张，清除托派的影响。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在析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他说：“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大革命之失败与新的革命浪潮之复兴，存留在党内落后的小资产阶级‘同路者’形成了反对派发展的基础。”他指出，托派活动的策略路线是极左与极右的结合，即“口头上‘左’的革命口号而实际上右的革命形势估计与策略”；他们的作用是“帮助统治阶级反党”，“帮助敌人破坏革命”；他们的前途是“必然会整个卖给统治阶级”①。周恩来的精辟论述，及时地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巩固了全党的阵地，顶住了陈独秀和整个托派的冲击。后来，①《周恩来选集》（上卷）第４４页。 李立三、潘文育等中央宣传部的干部，又在党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批判陈独秀攻击党转向农村是背叛工人运动、攻击红军是“土匪”的种种谬论，都发生了很好的作用。因此，他们的组织在离开党４个月时，就发生了危机。一些人因生活困难等原因，“气势消沉；心灰意冷”，“把一切事情都推到陈独秀一个人身上”。骨干蔡振德对托派前途完全失望，干脆脱离组织，到西安投靠了杨虎城，一度任《西京日报》社长①。 在此情况下，陈独秀并未气馁，他找到了刚刚被党开除的何资深担任“无产者社”的秘书长，并对组织进行整顿。但此时“无产者社”成员只有一百一二十人，而且老党员和知识分子居于多数。即使如此，他们还要摆出一副与共产党抗衡的架势，在上海与党的组织规模一样，设置了沪东、沪西、法南（法租界和南市）三个区委，在纱厂和码头工人中建立了支部，另外北平也建立一个支部②。 两个月后，即１９３０年６月，陈独秀在“无产者社”代表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国左派反对派过去及目前工作》的报告，并作出决议。决议宣称：半年以来，我们“总算草创了一条新的道路，并团结了一些重要部门的干部分子”。决议在攻击中共重视农村武装斗争是“机会主义”之后，强调他们托派要进行城市工人运动，领导群众作防御的斗争，整顿内部组织，培养工人干部，除上海外，在广东、武汉、天津、青岛①②何之瑜：《关于陈独秀的托派活动》，未刊稿。 蔡振德后来作为杨虎城的代表去新疆同盛世才联络时，被盛杀害。另一说是，他在１９３３年参加马仲英军事冒险，进入新疆，战死于疆场。 及东三省各个工业中心区域发展工作①。但是后来完全落空，只在１９３１年春，在香港建立了一个支部。所以，到１９３１年一年前还少了几个。 陈独秀为《无产者》创刊号写的《本报发刊词》中，气势汹汹地宣称：“本报的责任就在团聚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在国际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反对派）领导之下，彻头彻尾地扫除现在国际及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之机会主义的路线，盲动主义的策略和官僚主义的党制。”同时，他又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的长文，认为国民党“资产阶级政权”是“走向逐步统一与相当的稳定”，主张无产阶级应极力要求参加资产阶级的国民会议，抨击共产国际和中共对革命形势的估计（“革命浪潮在两个浪潮中间”）和策略口号（苏维埃）是“机会主义”、“盲动主义”，是从“左”的方面“消极抵制”国民会议。４月１３日，他又写了臭名昭著的《关于所谓“红军”问题》的文章，从所谓的西欧和俄国革命经验出发，攻击中共领导人“领导农民做游击战争”是“背叛”中国工人运动，攻击红军的成分“大部分是游民无产阶级（土匪与溃兵）”，“其前途不外是（一）统治阶级的内战一时停止，‘红军’便要被击溃，或为所收买；（二）因自己内哄而溃散；（三）逐步与农村资产阶级（商人与富农）妥协，变成他们的‘白军’，或为他们的经①《无产者》第２期，１９３０年７月１日出版。 济手段所压迫而溃散。”①这是托陈派攻击中国共产党坚持农村武装斗争路线的一篇典型文章。托派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无产阶级政党不能离开城市工人运动这个中心，而到农村去搞农民运动，尤其不能去搞“军事冒险”。否则党就会蜕变成为“农民的党”、“小资产阶级的党”。至此，托陈派取消革命的真面目暴露无遗了。 饱受托派小组织排挤获得托洛茨基赏识在陈独秀、彭述之等人被党开除的时候，刘仁静也离开了共产党。因为在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５日，刘仁静发表了一篇题为《反对派统一运动之前途》的文章，叙述了他回国后如何促使“我们的话派”与陈独秀派联合，以建立中国统一的托派组织与共产党对抗及其暂时受挫的经过。这篇文章被中共中央批评为刘仁静在组织“新的反党联盟”，“进行第二党组织”。所以，中共中央在１２月２９日公开致函刘仁静，要刘在三日之内对中央与托派路线作出抉择②。刘未予理睬，随即自动脱党。当时有不少托派分子，是这样自动脱党的。与此同时，刘仁静又与托陈派和“我们的话派”决裂。 从１９２９年９月到次年３月，刘仁静写了好几篇文章和给托洛茨基的信，批评陈独秀写的《论中国革命性质》、１０月１０日给中央的信、《告全党同志书》及《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中的某些观点：（一）批评陈“不彻底承认自己①②《红旗》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２０、２９日。 《无产者》第２期。 的错误”，说他企图“脱卸过去革命失败应负的责任”，“表面上承认错误，实际上反执之愈坚”①。因为陈独秀在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０日发表《告全党同志书》批驳党中央开除他党籍的决议时，一方面宣称他原先反对国共合作、继之屡次要求退出国民党的主张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又辩护自己因屈服于共产国际纪律及国际代表和党中央多数人的压力，才未能坚持自己的主张，而执行国际路线，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刘仁静和其他托派分子，都认为陈在大革命中是“自觉地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而不是“盲目地执行”。（二）批评陈提出的“无产阶级贫农专政”口号，是与“无产阶级专政’对立的，“将成为民主专政者之最后遁窖”②。（三）批评陈独秀不愿解散自己旧的小组织，等等。鉴于此，刘仁静宣布，陈独秀派是“假藉反对派的招牌”，“实际是旧货贴了新商标”，变成了“右派反对派”，而不是“左派反对派”。他甚至宣称：“我们最初对于陈独秀曾不乏幻想”，但“短期合作”后，发现他“离开革命立场，精神衰败”，“堕落成为一个失意的政客”，“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集合于他周围的……都是些欺诈失意的政客”，“我们应当丢掉他”③。所以，当他帮助起草的、最后由陈独秀修改定稿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发表时，他断然拒绝在上面签字，并声明这个意见书比他原来起草的稿子“扩大了许多”，“没有一点革命的作用，只是替陈①②③列尔士：《一篇虚伪的和可怜的文件》。 列尔士：《评陈独秀双十日给中央的信》，《反对派统一运动之前途》附录。 列尔士：《一篇虚伪的和可怜的文件——评陈独秀１２月１０日的〈告全党同志书〉》，《十月》第１期，１９８０年３月３０日出版。 独秀巩固他过去的错误。”①在这样批评陈独秀的同时，刘仁静还竭力攻击“我们的话派”。先是责怪“总干”不吸收陈独秀派，而要与“我们的话派”决裂；后来又说“总干”之所以“拒陈”，“完全是为了地位”，而不是“路线”分歧②。他又批评“总干”规定托派组织“是党内的”，只“注重在党内进行反对派的工作”，而不是独立组织，同时在党外活动。他认为“我们的话派”的“二代会”政治决议案中关于革命形势“正在复兴”的提法，与中共中央的观点相似。以此，他攻击“总干”执行的是“投降派路线”③。鉴于此，刘仁静伙同王文元和从“我们的话派”中分裂出来的宋逢春以及陆梦衣、紫亮、董汝斌、廖麟、黎白曼、周庆崇等九人，在１９３０年１月１日发起成立“中国左派共产市义同盟”，发表了《告同志书》，宣布“总干”“已经死亡”，提议彻底批判“我们的话派”和“陈独秀派”的错误，“先由思想上策略上的统一，再做组织上的统一”。这就是中国托派第三个小组织。由于他们于３月３０日出版机关报《十月》，于是被称为“十月社”。与此同时，在莫斯科的肃托运动中，中国留学生托派组织的组织部长马彦卿交出２００多人的托派名单，苏共又将名单转交给中共中央。名单中有一部分人已经回国，隐藏在党内。于是中共中央就要这些人表①②③１９２９年９月致托洛茨基的信，信的原文未见到，此处转引自１１月托洛茨基给刘仁静的复信。《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３页。 《告同志韦》，刘仁静、王文元、宋逢春等九人署名，单行本，１９３０年１月１日。 刘仁静发表《一篇虚伪的和可怜的文件》时写的“附言”。 明自己的政治态度。结果，多数在莫斯科只是反对王明而未加入托派的同志，如恽雨棠等，纷纷发表声明，否认自己是托派。对于真正的托派分子，周恩来亲自找他们谈话，说只要他们承认错误，批判托洛茨基，就可以照旧留在党内。但只有个别人声明脱离托派，王文元和妻子叶英及黎白曼（黎彩莲）、周庆崇、吴季严等，被开除出党。①“我们的话派”就“十月社”的成立作出决议，谴责“反革命机会主义反对派刘仁静等人向我们——反对派严重进攻”，并将刘仁静、王文元等人开除了。②但刘仁静与王文元等人的合作，也不长久。７月１９目，刘仁静又因在批判陈独秀时，坚持认为１９２３年国共合作时，他和张国焘主张的“加入国民党而对国民党怠工是布尔什维克路线”的观点，被“十月社”开除。③他们认为根本不应该加入国民党。 “我们的话派”开除刘仁静的同时，该派内部在对待陈独秀的问题上的分裂，也愈演愈烈。由于史唐、区芳和张特主张在“三个条件”下，可以吸收陈独秀派，梁干乔就攻击史唐等“受了陈独秀金钱收买”，自动脱离“总干”工作，并煽动“广东省干会市干会各支部各组长联席会议”写信要挟“总干”：“誓死不同陈独秀派妥协，否则香港区全体同志脱离①②③《十月社对于刘仁静同志的决议》，《十月旬刊》第２期。 总干上海区干组长联席会议对下列问题的决议，《反对派内部生活》之二《红旗》第８７、９９、１０１期。 反对派”（当时香港托派组织属于广东省干事会领导）①。梁干乔还席卷该派与国内外通讯处，截留外国寄来的文件，断绝该派经济来源，致使该派工作一度陷于混乱。为此，“总干”作出了开除梁干乔和张师的决议②。只是后来区芳被捕，梁干乔又回来成为“我们的话派”的首领。 这年夏天，一些游离在上述三派小组织之外的苏联回来的托派分子赵济、刘胤等７人，又成立了第四个托派小组织——“战斗社”。赵济坦率地承认，他们所以另立组织，不是由于思想观点的分歧，而是“到时在统一商谈中及统一组织中我们也可占一位置”③。 中国托派的四个小组织，就这样先后出场了。他们各自称王，自鸣不凡，互相倾轧，勾心斗角，各有各的野心，各有各的偏见，但他们又都是一个主子——托洛茨基。因此，他们在派别争斗中，都向托洛茨基写信汇报，攻击异己。托洛茨基始终是关心着中国托派运动的。他对于来自中国托派的信件，无不认真阅读，及时答复。我们从托派刊物上和１９８０年１月才启封的托洛茨基档案中的密封部分里，发现从１９２９①②③赵济：《三十年代初托派组织在上海的活动》，《党史资料》（丛刊）１９８１年第２期。赵说“战斗社”成立于１９３０年１２月，似不确。王文元，郑超麟说是这年夏天。 《总干上海区干组长联席会议对下列问题的决议》。 《广东省干会市干会各支部各组长联席会议致总干的信》（１９３０年３月（１９３０年４月２５日），均载《反对派的内部生活》，１９３０年４月２５日出版。 年１月至１９４０年８月，托洛茨基给中国托派及陈独秀写的信有２２封，其中直接谈陈独秀问题的就有１７封之多。 １９３０年４月以前，托洛茨基对刘仁静与“我们的话派”在吸收陈独秀派加入托派问题上的争吵，表示了以下的态度：开始，他听信刘仁静反映的陈独秀在基本立场上已倾向托派、但在革命性质问题上仍有保留的情况，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批评刘不应与“我们的话派”分裂：“你说他们（即“我们的话派”——引者）反对陈独秀到他们的队伍中来，为了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能使我们自己分裂的。 如果太性急地与陈独秀统一，然后又跟他分裂，那简直是罪恶。我们与他之间，在过去的歧见（一九二四——二七年）是太深了，以致相互间没有事先的郑重考验，不可能统一起来。 无论如何，现在就搞左派统一，并且在这个问题上与他们决裂，那是鲁莽的。”“恰好您自己就说陈独秀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是站在Ｒ①立场上的，并不与我们一致。可是这个问题却是基本的。现在与坚持‘民主专政’的人搞统一，便是不可饶恕的轻率。”②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１５日，“我们的话派”致函托洛茨基，报告①②托洛茨基致刘仁静的信（１９２９年１１月）。该信是答复刘９月去的信，《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３页。 即拉狄克，曾是苏联托派的骨干，但在大革命时期中共退出国民党及以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一直动摇，与托洛茨基有分歧，１９２７年被苏共开除后，表示悔过，承认“工农民主专政”等观点，１９３０年恢复党籍，因此，被托派视为变节者。后来，他又被开除，并在１９３７年“托布反党案件”审判中被判长期徒刑。 因为陈独秀不接受“三个条件”，继续自己的独立活动，因此，“我们认为陈独秀不曾脱离机会主义，我们决定象反对一切机会主义者那样反对他。”①１２月２２日，托洛茨基复信，对刘仁静说的陈独秀趋向托派，表示“很欢迎”；同时他又说：“我很知道他（即陈独秀——引者）在革命那几年中的策略是斯大林、布哈林、马尔丁诺夫的政策。”而对“我们的话派”说陈还没有放弃机会主义，则表示“直至现在我还没有读过陈独秀任何纲领式的声明书，所以没有可能在此问题上发表意见”。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他在信末提出了他与斯大林分歧的１５个问题，作为衡量陈独秀和其他人“与我们是否原则上一致”的标准②。 派”决裂以后，又写信给托洛茨基，继续攻击这两派的错误，报告他与之决裂的情况。２月２４日，托洛茨基回信同意他与陈独秀派决裂，但不同意他与“我们的话派”决裂。他说：“关于陈独秀派，因为这一派继续的站在‘民主专政’的主张上，换言之即对于最根本的问题站在史大林及马尔丁诺夫的主张上，这就决定了问题，假使陈独秀直到现在还不了解这一所谓‘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在中国的作用是掩盖纯粹的孟什维克的政策，……那是很坏的；同他统一组织，全然谈不到，因为他的软弱，同他作实际的协定，是没有意义的。”还说：“关于对陈独秀派的估量，‘我们的话派’比较的正确。现①②《反对派的内部生活》，１９３０年４月２５日出版。 同上书第１６页。 在这种不同的意见，已经消灭，因为你十分正确的对陈独秀派采取了完全不可调和的态度。”①但是，当接到刘仁静２月２１日批判陈独秀等八十一人意见书的信后，托洛茨基心中开始疑狐起来。４月３日复信，他要刘把这个意见书“忠实地翻译出来，寄给我。此事很重要，我请您翻译得尽可能完美确切”②。他要直接根据陈独秀的意见作出自己的判断。 从托洛茨基这四封信中，可以看到他在掌握到陈独秀转向托派的第一手材料——陈独秀发表的声明之前，对陈的态度是十分审慎的：既欢迎，又有疑虑，但却坚定地表示了托派的原则立场。然而不久，当看到“无产者社”寄去的陈独秀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０日发表的《告全党同志书》之后，他的态度就十分热烈了，甚至要求中国托派向陈独秀学习。 这年８月２２日，托洛茨基又分别复函刘仁静和“我们的话派”，热情地赞扬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是一篇极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采取了完全清楚与正确的立场；特别在民主专政问题上”；“陈独秀有很多的政治经验，这些经验是大多数中国反对派同志们所未有的”；“当我们有了象陈独秀那样杰出的革命者，正式与党决裂，以致被开除出党，终于宣布他百分之百同意国际反对派——我们怎么能够不理他呢？你能找到许多象陈独秀那样有经验的共产党员吗？他在过去犯了不少错误，但他已经明白了这些错误。对于革命①②载《反对派的内部生活》之二。 《十月》（旬刊），１９３０年７月１５日出版。 者与（革命）领袖来说，明白自己过去的错误是很可珍贵的事。反对派中许多年轻人能够而且应该向陈独秀同志学习！”托还对刘说：“我怕我这里的陈独秀的地址不能用。请你代我向他问候，并请告诉他，读到他去年十二月十日的信我非常欢喜。我坚决相信我们在将来是能够一起工作的。”托洛茨基还认为各派“并没有纲领上的战略上的分歧意见，有些细节上的歧异，这些歧异，你们（指“我们的话派”——引者）和刘仁静都拿来异常地夸大了。我决然看不出所有这三派有什么各自分立之理由”①。信严厉批评“我们的话派”“要其他两派都须向你们承认错误，然后你们允许他们加入你们的组织……这种培植威望的政策，乃是莫斯科官僚们的特色”。“我无论如何是不同意的”。最后要求三派加速统一：“共同拟订一个简短的统一纲领，并依照人数为比例，召集一个统一大会。”②９月１日，托洛茨基给“十月社”和陈独秀的信（对“十月社”７月２７日信的回信），更加明确地表示：“（一）国际局的立场，并不袒护中国左派反对派的某一派来反对另一派。因为我们的所有材料未证明有足以造成分裂的任何严重的分歧意见。（二）因此任何中国左派反对派的那一派都不能认自己是国际反对派的代表，以反对另外的派别。（三）对于陈独秀同志的一派，也是如此，不久以前我们曾接得译成英①②《建立》（中国托派少数派机关报）第１期，１９４７年５月出版。《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２３页。 当时托洛茨基还未知“战斗社”的成立。 文的十二月十日陈独秀同志公开信。在这信中，陈独秀同志对于所有根本问题之立场完全与我们一般的立场相同。因此，我未看出为什么几个中国同志继续的称陈独秀同志的一派为‘右派’的理由。” 关于统一的方法，这封信提出一个新的建议：“四派组织协议委员会以拟就政纲的根本提纲和统一的组织方法。”①从这里可以看到，托洛茨基虽对四派平等看待，但对“陈独秀派”格外垂青。不仅如此，陈独秀过去因不被“我们的话派”和“十月社”承认，受尽奚落与侮辱，“妾身未明”；现在托洛茨基给了如此高的评价，一下子把他提到中国托派领袖地位上来了。后来，托见到陈写的其他文章，还直接写信给陈，推崇备至，说从这些文章中看到“尽管中国革命遭到了溃败，而马克思思想却依旧活着，而且在发生作用”；甚至表示，单单为了能阅读陈的作品，“我就该学习中文”②。 同时，托派“临时国际”书记局（托洛茨基等各国托派首领签名）发表《国际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告中国及全世界共产党员书》，并寄到中国，系统地重申了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各种问题的立场，催促中国托派小组织早日统一。③于是，各派被迫派出代表，组成“协议委员会”，进行协①②③《十月之路》第１期。 托洛茨基１９３１年４月７日致陈独秀的信，《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４２页。 《十月之路》第１期，１９３０年１０月２６日出版。 商，委托王文元起草中国托派的纲领。但是，由于思想问题没有解决，协商时各派又各施诡计，发生争吵。“我们的话派”受了批评，傲慢气势有所收敛，在１１月２４日召开的本派上海积极分子会议上，作出决议，承认“统一是当前刻不容缓的任务”，“应即刻免除组织的成见，开诚布公地努力促成统一，在最短期内，召集第三次代表大会。”同时，区芳也表示，过去反对陈独秀派等不良倾向的斗争有错误，“神经过敏”，采用了“对待敌人的方法”①。但是他们提出了立即无条件统一的主张，即立即“取消备派机关报，停止各派领导机关的活动，混合各派组织’②。并且为了在统一的领导机构中控制多数，梁干乔采取了对本派人数报大数的办法，说本派成员有３００人，等于其他三派人数的总和，其实最后约定下来是１２０人至１４０人。“十月社”对陈独秀派还是不买账，王文元为“协委”起草的《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反对派政纲草案》，仍然强调“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性质”，“要严厉地批评含义模糊的口号——‘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这些都遭到“无产者社”的反对。 合成立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反对派）”，发表《接到托洛茨基同志的信后我们对于统一的提议》，对陈独秀仍以挑衅的口吻说：“我们没有认整个的‘无产者派’为左派反对派，因为其中有些同志，尤其那起领导作用的陈独秀同志，在许多①②第三号通告：《协议委员会对于无产者社来信的决议》，油印小册子。 区芳：《谈谈统一问题》，《我们的话》第１５期。 严重问题上，还没有与左派反对派的意见一致，如１、对于革命性质问题，据其最后发表的政治主张（《论中国革命性质》一文）以为‘是由彻底的民主革命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因之中国的第三次革命，不是二月也不是十月’。２、政权问题，他坚持‘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３、国民会议问题，他始终说它是‘一个简单的主观的策略’，不把它当成目前政治的总口号。４、‘红军’问题，他认为是纯粹‘流寇土匪’，没有一点出路。５、对中东路问题之错误，即迎合小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所谓‘误国政策’的口号。”①这样，托洛茨基的信反而把四派的矛盾，主要是陈独秀派与其他三派的矛盾，弄得更加明确和尖锐了。于是托洛茨基在１９３１年１月８日，又写来一封长信，力图调解：（一）关于革命性质问题：托洛茨基没有正面表态，只是引了陈独秀等人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中的一段话——其中有一句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之完成，应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然后，托洛茨基说：“我认为这样说法是完全正确的，而且绝不能引起误会。”托洛茨基的这个解答并没有解除双方的分歧，因为双方对于用无产阶级专政完成民主任务并没有分歧，分歧在于“一开始”要解决什么性质的任务。陈独秀认为：“中国第三次革命，将开始于民主主义的斗①《十月之路》第１期。 争，而非开始于社会主义的斗争。”①其他托派则坚持：“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民主任务，只有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初期中附带地完成。”②（二）关于政权问题：托洛茨基说：“‘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口号，并不与‘无产阶级专政’口号相冲突，而只是补充这个口号，并使这个口号通俗化。……这个口号与‘工农民主专政’口号，绝无相同之点。”这个回答，使中国托派十分意外，因为托洛茨基主义的核心就是所谓“不断革命论”，为了使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并不断地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上去，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在民主革命时就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以保证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 为此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派一直猛烈抨击共产国际和中共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攻击这个口号将工农并列，“含糊”不清，“即未曾确定在专政当中真正的领导地位是工人所有的，还是农民所有的”；还因为“它表明是‘民主的’而非‘社会主义的’”，因此，根据俄国“二月革命的经验”，必然导致“资产阶级专政”③。所以中国托派中的反陈派也就抓住陈独秀提出的“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口号不放，说它与“无产阶级专政”口号“根本对立”，而与“民主专政”的口号“接近”、“妥协”。经托洛茨基上述“裁判”后，反陈派就①②③意固：《不断革命ＡＢＣ》第２３、２４页，春燕出版社１９４７年版。 《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反对派政纲草案》，王文元起草，１９３０年１０月。 顽石：《对区白的〈我们之间不同意见〉的批评》，《现阶段的形势与反对派的任务——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三》（下册），“中国共产觉左派反对派中央宣传部”出版，１９３４年。 “闭口无言”了。 （三）关于国民会议问题：陈独秀开始所以有那样的观点，是因为托洛茨基在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２２日的信中才提出“国民会议”作为“中心政治口号”的说法。在此前，陈独秀看到的托氏文件，都是把这口号与“八小时工作制”等其他口号并提的。所以在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０日《告全党同志书》中，陈独秀还认为党批判他把国民会议作为“总的政治口号”是冤枉的。后来，陈独秀终于接受了这个提法。但是陈独秀与青年托派长期争论的却是这个口号能否实现。陈独秀认为可以实现，应该为此而奋斗，青年托派则认为它不过是反革命时期“团聚群众”、对抗资产阶级的一个策略，也与中共的“苏维埃”口号相对立。其实，托洛茨基从未把这个问题说死，他说这是个“猜谜式的问题”，“只能做种种假定”。所以他说过“立宪会议不一定能召集成功”的话，也说过“这绝不是说：资产阶级民主政制在两个革命的过渡期，是没有可能的”①。 在１月８日这封信中，托洛茨基重复了上述观点，仍然强调“没有任何可能，来预先猜测事变在实际上究竟怎样进行。所以，不管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写了多少文字进行解释或批评，始终未解决中国托派内部的这个争论。 （四）关于红军问题：陈独秀的观点，出自前注《关于所谓“红军”问题》的文章。据郑超麟说，当时“无产者社”是“全体同意的”。该文基本观点也是来自托洛茨基。托洛茨基①托洛茨基：《论国民会议口号——致中国反对派》，《中国革命问题》，第说过：“贺龙叶挺的起事，即令他们放弃了机会主义政策，也不能不是一次孤立的冒险及假共产主义的、马黑诺①式的行动；除了因孤立而被打散以外，别的没有其他道路。”他甚至攻击中共在大革命失败后发动的农民起义是一种“罪恶”，“缺乏集中指导的农民，这里一堆那里一堆的骚动起来，但没有胜利的真实机运”②。直到１９３０年９月，托洛茨基起草、托派临时国际通过的纲领性文件——《国际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告中国及全世界共产党员书——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及其任务》中还宣称：“必须等到无产阶级统治了国内诸重要的工业和政治中心，然后才有必要的前提以组织红军以及建立苏维埃制度于乡村里面。谁不明白这点，谁就是不懂得革命。” 但是，由于陈的这篇文章太露骨，中共中央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再加上红军运动的胜利发展，尤其是蒋介石对苏区进行反革命围剿时，还将陈独秀的这篇文章“大量印出来，在江西散发”③。于是，青年托派就抓住这一点，打击陈独秀。托洛茨基在１月８日回信中，不得不表示：“……将‘红军’同土匪混为一谈。如果真有这件事，那是应该纠正的。”接着，①②③王学文：《三十年代上海文化战线的一些斗争情况》，《党史资料》（丛刊），１９８０年第３辑。 参见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 马黑诺是１９１８年乌克兰游击队领袖，反对乌克兰反动派和德国占领军受无政府派、富农及反动分子影响，拒绝参加集中化的红军，妨碍了对反革命的斗争，且成为乡村反动分子集团的中心，最后为苏维埃军队所消灭。 他修正了自己完全排斥“红军”的观点，说：“革命的农民武装，自然有游民无产阶级分子和职业的土匪加入，但整个运动则有深厚的根基在中国农村条件里头，将来无产阶级专政也是应当依靠在这个根基上面的。”实际上，托洛茨基和陈独秀一直没有改变对红军的教条式的攻击，陈独秀在１９３２年被捕后的审讯中，还宣称共产党在掌握政权之前不应组织红军。 （五）关于中东路事件：陈独秀的立场无疑是正确的，他的民族感情更应得到尊重。作为苏联人托洛茨基，即使不同意陈的观点，也不好意思让陈放弃原来的立场，来保卫他的祖国——苏联。所以，托洛茨基对这个问题明智地未置一词。 托洛茨基的“一·八”来信，再次断定：“现在进行统一的诸派别间果然是完全没有原则分歧的。”最后，他恳切地呼吁：“亲爱的朋友，你们的组织和报纸，今天就确定地合并起来吧！”托洛茨基的态度，依然是支持同情陈独秀派，而批评其他三派，于是，各派代表又重新坐到谈判桌上来，协商统一。 然而，这样一来，“无产者社”却翘尾巴了。主要是彭述之，因有感于那些青年托派对他没有好感，怕在未来统一的组织中不会奉他为领袖。他是矮个子，操一口很重的湖南口音，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道貌岸然。青年托派称他为“孔夫子”，认为他低能，又高傲自大。在莫斯科留学时，看了一本布哈林的《共产主义ＡＢＣ》，就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居，唠叨个没完，摆老资格，拿臭架子，认为“搞革命还得靠我们这些老干部，这些小孩子只有让他们自生自灭”①。这种观点，与陈独秀完全相反。大革命时期，他是陈独秀指挥下的第一把小提琴，忠实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处处挟陈独秀自重。 “老先生的意见同我一般”，是他的口头禅。而且，在中央常委会议上，几乎每次陈独秀发表意见后，他都要替陈独秀做注解，长篇大论地为陈的意见找根据，话说得既长，又空洞，使与会者十分不耐烦，而他却还洋洋自得，很不自觉。一度，他还狂妄地认为，中国共产党领袖除了陈独秀以外就是他，宣称中央常委会４人（本是５人，蔡和森在１９２５年１０月去莫斯科当中共驻国际代表）中，“瞿秋白是高等技术人才，张国焘是高等事务人才”。言下之意，唯有他彭述之是“高等政治人才”。大革命失败后，他也下了台，随即参加所谓“陈独秀派”的宗派活动，为恢复陈独秀在党内的领袖地位以恢复自己昔日的地位而奋斗，结果失败。与陈独秀一起转向托派并另立组织以后，又重燃他的领袖欲之火。他一面愈加抓紧陈独秀，利用当时地下工作纪律，借口保护陈独秀（当时国民党政府悬赏万金缉拿共党首领陈独秀），控制陈独秀的行踪和住址（与共产党决裂后，陈独秀从原址老靶子路搬到提篮桥居住，但不把新址告诉中共中央和其他任何人，只有彭述之一人知道他的家在那里）。尹宽得到托派文件以后，要同陈独秀谈话并提供托派文件时，必须通过彭述之，而且每次都有他在旁。大家都把他视为陈独秀的“总理”。现在他依然认为，必须依靠陈独秀才能恢复他的领袖地位。另一面，他又竭力①访问宋逢春谈话记录（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１２日，唐宝林整理）。 利用往日与党内下层组织一些干部的关系，把一些支部和党员拉入托派，以扩大他在托派内部的组织基础。例如马玉夫和蔡振德就是他的得力助手。他先把他俩拉入托派，接着又通过他俩把几个支部和一些人如罗世和薛农山等拉到托派中来。外地来上海与中共中央联系工作的干部，也有一些通过彭述之见到陈独秀，随后转向托派。这样，彭述之很快掌握了托陈派中的多数。在常委中，除了陈独秀、尹宽和何资深外马玉夫、杜培之、罗世、吴季严等，都是他的人。因此，他就对陈独秀和其他人搞封锁，按照他的意愿，操纵托陈派的某些活动。 在统一问题上，彭述之主张以“无产者社”为中心，这是违反托洛茨基来信指示的平等协议、平等统一的原则的，其他三派当然不能接受。于是他就背着陈独秀指挥“无产者社”参加协议委员会的两位代表马玉夫和吴季严，千方百计地延宕和破坏统一，提出要对过去政治原则和策略上一切分歧“分清谁是谁非”，其他三派要检讨和放弃过去攻击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成见之后，才能谈组织上的统一，①致使协议工作又受到阻碍。而他们在“无产者社”内部，却口口声声说其他三派没有统一的诚意，使陈独秀等关心统一的人感到心灰意冷。 ①“无产者社”：《给“协议委员会”转“我们的话派”、“十月社”和“战斗社”的一封公开信》，载《无产者》第６期，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２５日出版。 促使托派组织统一任托派中央总书记尹宽从青年托派那儿了解到彭述之操纵马玉夫、吴季严阻挠托派统一协商的真相之后，报告了陈独秀。于是，陈独秀的态度便成了中国托派能否尽快实现统一的关键。 陈独秀是真诚希望统一的，更鄙视在组织内部搞阴谋诡计。对于过去的争论，他认为是“咬文嚼字”，“不十分重要”，“我始终取了沉默的态度”①。现在，他见到托洛茨基和托派国际急切呼吁统一的信后，十分感动，说“使我们惭愧无地”，“我们听了若仍旧毫不动心，便是庄周之所谓‘心死’！”他谴责那些还热衷于分裂的人是“罪恶”，甚至说：“我个人是彻头彻尾赞成国际意见的。……我从来不愿意把真理摔在一边，企图从阴谋诡计小把戏的基础上团结同志，做自己个人的群众，这是……我所深恶痛绝的，我毫不顾虑我的意见会在‘无产者社’中是最少数，少数未必即与真理绝缘，即使是人们所预祝的什么‘光杆’和‘孤家寡人’，于我个人是毫无所损，更无所惭愧！”他提议：“应该从大处着眼，从政治出发来快刀斩乱麻的解决过去及现在的纠纷。”②于是，他亲自出马，找“我们的话派”、“十月社”和“战斗社”的领导谈话，做工作，宣讲托派统一的重要性和迫切性。①②独秀：《对于统一运动的意见》，《无产者》第１１期，１９３１年２月３０日出版。 独秀：《答列尔士同志》，载《无产者》第９期，１９３１年１月２０日出版。 他对王文元说：“统一是中国反对派当时的绝对必要。如果不统一，则不但其他三派没有前途，‘无产者社’也必然死亡，因为，反对派今后的艰巨工作，主要得靠年轻的革命者来负担，而‘无产者’中则‘老人’太多了。……”①另一方面，陈独秀召集“无产者社”全体会议，通过《接受国际委员会来信之共同意见——“无产者社”的提案》②，谴责彭述之等人的行为，指出，“我们各派或各个人过去对于左派反对派根本原则的解释和目前政治问题的观察确有一些不正确的意见”，但这些意见，无论如何不能“做为分裂的理由，……因此我们应取消‘算旧账’的精神及要求他派承认错误的办法”。 陈独秀还不顾彭述之的反对，以“常委”名义发出《反对派统一的问题》的通告，向各支部揭露“我们无产者社当中，也有人在国际所指示的办法以外，提出了枝节问题，即是认为……统一须以无产者社为中心”；“这分明和别派的正统观念，同样的不正确，同样的要阻碍统一”。③同时，陈独秀又采取断然措施，召回了参加协议委员会的马玉夫和吴季严，由自己和尹宽二人出任“无产者社”的代表。于是，“无产者社”分裂成两派：陈独秀和尹宽为代表，主张以平等协议进行统一；彭述之和马玉夫为代表，主张以“无产者社”为①②③《无产者》第１１期。 《无产者》第９期。设在巴黎的托派临时国际在１９３０年９月１２日，由托洛茨基及各国托派首领签屠，给中国各个托派小组织写了一封信，内容与托８、９月份的信相同，但到年底才传到中国。 《双山回忆录》第１６０页。 中心进行统一。两派一直争斗，结果前者获得胜利。不仅撤换了代表，陈独秀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削弱彭述之的势力，任命完全拥护他的何资深为中央常委秘书，代替吴季严；郑超麟为沪东区委书记，代替拥护彭述之的刘伯庄，马玉夫被迫退出了中央领导机构。①必须指出，陈独秀在大刀阔斧地采取这些措施，宣讲托派统一重要性和迫切性时，特别强调了当时党的状况。因为当时党正处在第二次“左”倾路线统治到垮台，以及王明接着上台的时期，革命受到了不小的损失，党内出现了混乱。陈独秀颇有使托派早日统一，取而代之的野心。他说：“现在正是正式党的领导陷于完全破产，党内同志及一切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都感觉无出路的时候，……绝对需要我们各派摒除不必要的纷争，迅速统一起来，以集中力量并建立反对派在群众中的信仰”②；“……在正式的党陷于空前混乱，停止工作的今天，我们反对派各派小组织还未能迅速的统一起来，集中全部力量来对付摆在面前的斗争，这已经是罪恶了！”③陈独秀的这些言论和行动，深深地打动了各派代表，终于使协商一帆风顺。可以说，中国托派组织统一的实现，得之于陈独秀最后的推动。 这时，又发生了刘仁静要求参加协议委员会的事件。托①②③独秀：《对于统一运动的意见》。 《接受国际委员会来信之共同意见——“无产者社”的提案》，《无产者》第９期。 郑超麟：《陈独秀与托派》，手稿，１９８０年８月。 洛茨基来信批评刘仁静之后，刘觉得形势不妙，就马上写信给陈独秀，承认错误，并要求加入“无产者社”。他说：过去反对陈独秀《论中国革命性质》那篇文章，“完全是基于误会”；“关于过去我们间的争论，已由老托来信解决，我完全承认老托之正确，尤其对于统一运动之态度（基本说来）及对于革命性质之估量，我与你完全同意。……我以为我们中间已没有重要争论，使我不能和你们共同工作。关于过去教训的估量，以及关于国民会议及工农运动策略之解释，我们有些说法不同，但是现在没有一点政治上的意义。……因此，我向你要求加入你们的组织，请你们提出讨论。”①但是，“无产者社”讨论的结果，拒绝了他。陈独秀回信说：“你的要求，我们已经提出讨论过，一致以为现时已距统一不远，希望你不必加入‘无产者社’，以免别派误会，使统一运动发生小小的阻碍。”同时指出，虽然已经没有“争论的必要”，但“我们之间”并不是“没有一点不同的意见”。陈在信中指出了两点，一是不同意刘的“国民会议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通俗形式”的观点。刘的这个观点，导致他进一步认为通过“国民会议”和平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由此，刘一直被托派骂为“议会迷”。这表明在“国民会议”问题上，陈与刘有相同点，即都认为国民会议可以实现，又有相异点即陈认为国民会议即使能实现，也要经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有些史学工作者，认为陈刘在这个问题上是一派的，不确。陈不同意刘的另一个观点是，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