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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的时候才抽空看看时间，凌晨2点30分。 车灯照在前面盗猎分子的车屁股上，破吉普车没有牌照，尕仁青说那是一辆典型的“盗猎车”。与其他大部分盗猎者一样，这7名盗猎者也是海东一带的回民，在金钱的诱惑下，他们不惜违反国家法律、铤而走险，结成团伙，购买快要报废的吉普车和小口径步枪，到可可西里猎杀藏羚羊。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猎杀藏羚羊这样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3只以上就属于特大案件，盗猎者将被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虽然颠簸晃动，我们的车灯却如同照妖镜一样一直罩在那辆“盗猎车”上，这次盗猎分子们“赔大发”了。 凌晨3点钟的时候，我们4辆车停在一个山坡上的几间低矮的土屋子前面。不用问，这就是“沙窝宾馆”了。听到响动，最南头一间屋子里亮起一点点光亮，我跟在尕仁青的身后进门，令人惊讶的是我1米74的身高竟然还要低头而入，我一向以为进门儿低头都是“高人”的事儿。 屋子里点着一支蜡烛，一老一少两个男人刚从被窝儿里爬出来，从他们脸上看不出太多的惊讶。看样子和野牦牛队挺熟悉的，这种场面也不是第一次见了，倒是他们对我手中的摄像机格外关注，目光不时瞥过来。老者有50多岁的样子，起身把门边的炉火弄旺些，回过身来还递过一盘葵花籽儿。小伙子起身到外面招呼其他的人。陆续又进来七八个，尕仁青拿起炉子上的铝壶张罗着给大家倒水，小屋里热闹起来。身后的床上隐隐飘过来久未洗过的被褥的味道，和炉子里刚刚燃烧的新煤以及队员们抽的劣质烟草的味道混在一起，我竟然觉得很亲切。外面是冷漠的冬夜和茫茫的昆仑群山，小屋里的炉火和热茶释放着久违的暖和，这种气氛、味道使我感到温意与生机。 年轻的小伙子叫巴特尔，是个又高又壮的蒙古族青年。巴特尔在蒙语里的意思是“英雄”，他告诉我，这几间房子是附近一个铜矿的，矿里现在没有人，还有些设备，他们俩是专门留下看设备的。巴特尔说的另一个消息让野牦牛队队员后悔得直拍大腿。昨天下午，一辆卡车和一辆吉普车从这儿出去了，车上有不少羊皮。 外面发电机轰轰地响起来，屋子里亮起了爱迪生发明的白炽灯，巴特尔说他好久都没见到电灯的光亮了。 说到刚才抓获盗猎分子的情景，大家突然注意到马飞鹏斜躺在里面床上，满脸煞白。靳主任过去问候，小马说头晕，没劲儿。靳主任扶他躺舒服些，告诉他是刚才用力过度了。高原上不比平地，氧气含量少得多，肌肉还没什么，心肺就受不住了。小马个头儿不高，但却是个身体棒棒的小伙子，他是公安大学侦察系的4年级学生，平时训练少不了。看小马难受的样子，心里有些后怕。 出去转了一圈儿，天比刚才还冷。陈永寿正在隔壁的两间屋子生炉子，7名盗猎分子挤在北头一间屋子里，队员们给他们拿来了馍馍和榨菜，他们正贪婪地吞咽着。这间屋子里的炉子也点着了，野牦牛队员把他们照顾的还挺周到。3天3夜没吃饭，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倒是把他们救了。几个盗猎者有吃有喝还有火烤，看起来也放松多了，狼吞虎咽之余还能抽空回答我两句问话。挨过打的那个50多岁的盗猎分子眼中还有些敌意，一句话都不说。刚才采访过的年轻小伙子告诉我他是第一次进山，在山里头疼的厉害，感觉快要死了。问问其他人，也都头疼，在里面高海拔的地方没有不反应的。看来这些盗猎者也都是在玩儿命。 出来后我问尕仁青，“为什么现在不对盗猎分子凶了呢？”“一见到盗猎分子恨不得把他们吃掉，他们在可可西里杀羚羊，心里气得很。再说一开始厉害一点儿也是为了把他们震住，盗猎分子手里有刀有枪，不把他们制服也不行。”尕仁青只回答了我一半的问题，另一半，我想已经从和他们的接触中自己找到了。这些藏族汉子都非常纯朴，平时对人极少有戒备心，在他们眼里没有什么坏人的概念，哪怕是对这些盗猎分子，过了开始那一阵儿，现在已经把他们当作“人”来看待了。 从格尔木出来已经有将近500公里了，连续行车再加上抓盗猎分子，大家也都累了。兴奋劲儿过去，大家分头休息。我、老田、靳主任被安排在靠近“宾馆值班室”的那间屋子里，屋子里只有两张光光的破旧单人木板床，我们把两张床并起来，3个人横着睡。搬床的时候木板掉了好几块，我真担心那床会突然散架。我们把能铺能盖的东西都拿进来了，衣服是不敢脱的，下面铺了两床从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拿来的军被，上面是我们在格尔木新买的羊毛被、军被、羽绒服和陈永寿的大衣，背包充作枕头，四处看看，又把吕长征借给我的棉军帽戴在头上，我这也算全副武装了。 躺在被窝里，靳主任说，这个“沙窝宾馆”是“五星级”的，比在外面睡帐篷不知要强多少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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