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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我被关了禁闭之后,对窗外的景色就格外关注起来。
  其实哪里有什么景色,不过是一座秃山,几栋破厂房而已。但,聊胜于无。
  那些日子里,我家的收音机基本上是成天开着的。当时收音机里的节目天天都是老一套,也就是几部样板戏翻来覆去地播放,连里面的台词唱腔我都几乎能学下来了——虽然我不知道它们的含义。但有几句是我幼年的智力可以理解的,所以印象格外深刻。比如《海港》里面的“大吊车,真厉害,成吨的钢铁,它轻轻地一抓就起来”,《沙家浜》里的“十八棵青松”“八千里风暴吹不倒,九千个雷霆也难轰”。最有意思的,是《杜鹃山》里面,柯香在刑场上宣传完党的政策之后的那段对话,“说得好!”“什么人?”“雷——刚!”这成了我们大院小孩之间见面的问候语。
  以我个人的欣赏口味,我比较喜欢相声等曲艺节目。但是那时相声不是很多,我只记住一个,忘了叫什么名字了,说的是我们和阿尔巴尼亚人民之间的友谊。那句阿尔巴尼亚版的“阿哈哩哩”,在我们小孩之间也代替了“再见”。在以后的几年,还有一段京韵大鼓《孔老二偷韭菜》,也着实让我们乐了好长时间,但也把我搞糊涂了:那么韭菜和小麦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可见,那时广播在生活中所占的比重,怕是比现在的电视要大的多。
                         
  但同样的内容重复次数多了,就成了一种折磨。听腻了广播之后,我就天天趴在窗台上,望着远处的炮台山发呆。
  好在我是个想象力丰富的孩子。尽管我的生活空间十分有限,但是我知道在山那边就是大海。我记得父母曾经领我去赶过海——在父母心情不错而且潮汐又合适的前提下,我有幸跟他们到海边捉过几回小螃蟹。
  我穷极无聊的时候,便去回忆那些美好的时刻。
  我是见过大螃蟹的,那是二舅碰海捞上来的。碰海和赶海不同,需要戴上水镜潜入水底,对生命是有一定的威胁的。面对煮熟后依然张牙舞爪的螃蟹,我鼓了半天勇气才敢去碰它。
  可是海边石头下的小螃蟹就不一样了,我已经掌握了捉它们的技巧——就是避其锋芒,攻其两肋。这个战术还是父亲教给我的,经实战检验还是很管用的,鲜有失手。
  我最喜欢的是捉礁石缝里的螃蟹。退潮之后,持一根铁丝,到礁石缝里搅和,敲山震虎,把螃蟹吓出来,再一举拿下。但有时遇见一个半个性情刚烈、宁死不屈的,搅和碎了也不出来,也只能无可奈何了。
  我是洒脱的,只问过程不问收获。捉螃蟹捉累了,就躺在黑色的礁石上,望望天,看看海,怡然自得。那时的我,还不知道“回归大自然”之类的概念,只是觉得躺在这些黑色的礁石上晒太阳很舒服。——若干年后,当这片黑色的礁石被人们用钢筋混凝土给填上,并在上面建起一座现代化的自然博物馆时,我很气愤,感觉破坏了我儿时美好的记忆,打碎了自然在我心目中的最初印记。用破坏自然的代价去纪念自然,真是个悖论,十分荒谬,所以我一直拒绝去参观。当然,这是后话,是我长大以后的事了。
  我的父母可没有那么潇洒,不能把赶海当成一种享受,每次他们都忙于用两齿钩从黑色的泥砂里往外刨蚬子,无暇顾及我。他们考虑的是生活实际问题。
  每次赶海,他们都是领着我来回翻山步行的——确切地说,是从山脚的华侨果树农场穿过。
  其实,从我家到海边是有公交车的,先乘14路汽车再换201路有轨电车,绕了一大圈儿。但是,那个时候汽车5分、电车4分的票价,也是让父母有些肉疼的。父亲一个月才挣18元,尽管我还不用买票,但这一个来回最少也得1角8分,也够买一脸盆小杂鱼的了。所以父母宁肯去爬山。
  岂不知这正合了我的口味。对于很少出大院门的我来说,这已经无异于监狱里的放风。尤其春天,漫山遍野的粉色桃花和白色梨花,使我兴奋异常。当枝头挂满累累果实,空气中弥漫着诱人的果香的时候,我已经坚信《西游记》里孙悟空大闹的蟠桃园也不过如此吧。
  于是,在遭“禁闭”的日子里,我就象一头反刍的牛,不断回味着曾经有过的美好时光,心向往之。这个时候,如果有人看到我嘿嘿傻笑的神情,一定会以为我是个弱智。
                         
  人的想象力也是有限度的,何况我还是个幼齿小儿。
  当想象力也救不了我的时候,我被孤独感慑服住了,并且心理上产生了严重变态。
  记得一次下雨,街道干部挨家挨户分发菜票——这就说明大院门口的供销社又来了点什么新鲜的蔬菜,但远不够敞开供应的,只能每家凭票限量购买。因为大人们都还没有下班,街道老奶奶就把好几家的菜票交给了我,叮嘱我等大人回家就给大人。因为我是大家公认的乖孩子。
  趴在窗台上,望着屋檐滴下的串串水滴,我的意识产生了严重的障碍: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控制了我,好象被那一串串水滴吸引着似的,我攥着菜票,把它们伸到水里,眼看着它们洇成了一团纸浆。明明知道不能这样做,但我无能为力。看着那团纸浆,我无助地哭了。
  这件事的结局,是我的父亲挨家挨户去给人家道歉,并把我们家好几个月的菜票陪给人家,结果我们自己只能吃撮堆卖的茄子土豆什么的。父亲把我狠揍了一顿,他认为我是在故意捣乱。连一向宠我的母亲这次也不帮我。而且,街道老奶奶们再也不敢把任何票据交给我了。
  那以后,我对雨天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恐惧。尤其当我自己在家的时候,我甚至不敢靠近窗口,好象那里有什么神秘的怪物在偷偷窥视着,伺机把我吞噬。
                         
  我和冷虹的友谊,就是在一个雨天开始的。
  因为有父亲的训诫,所以我一直也没敢和冷虹说话。但我对隔壁这个细眉细眼的白净小女孩感到十分好奇。也许,这也是一种逆反心理吧。
  那个雨天,我望着雨幕中朦朦胧胧的炮台山,一种恐惧夹杂着莫名的悲伤向我袭来,我放声大哭。
  刚哭了几声,我隐隐约约听到窗外传来一阵清脆的女孩的声音——
  大雨哗哗下,
  北京来电话,
  叫我去当兵,
  我还没长大。
  这是一首在我们这个城市的孩子中很普及的儿歌。每到雨天,就会有孩子念起它。但这次给我的感觉完全不同。
  声音来自隔壁,我知道那是冷虹。孤独恐惧的感觉不翼而飞。
                         
  90年代末的一个夏夜,一场盼望已久的暴雨驱散了笼罩滨城多日的闷热,带来一股难得的清爽。
  我在家里回完最后一封业务函件,起身拉开卧室窗子,深深吸了一口潮湿的空气。这时,我突然听到楼下不知谁家的孩子,正在一遍遍地念着这首儿歌。真难以相信,这么多年之后,已经人到中年的我,会轻易地被一首儿歌深深地打动。
  我又回想起20多年前那个阴雨连绵的日子,还有那个细眉细眼的小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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