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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我的幼年生活，就无法回避大旗。 作为里院的孩子头，大旗是有着绝对的权威的。 当时我们玩一种游戏，孩子们互相在对方的手心里抓挠着，口里念念有词：“打一打，挠一挠，问问‘大官’饶不饶？”“大官”说：“饶。”被挠的孩子就解放了，可以去挠别的孩子。“大官”说：“不饶。”你就得受处罚，起码得给“大官”当马骑。 那时，“大官”铁定就是大旗。而我，则往往是那个当马的倒霉蛋。 为了讨好大旗，我把那只自己心爱的坏手表进贡给他，但他仍没把我放在眼里，还是对我非打即骂。也许，作为孩子头，他已经习惯了别人的恭维和巴结了。 一天， 大旗还抢去了我最喜欢的陶瓷主席像章，把他的小像章硬换给我。 我敢怒不敢言，但心里一直愤愤不平。 有一次，二舅来给我家送一网兜“刺锅子”（海胆），是他碰海捞上来的。因为已经参加工作的缘故，二舅没有随姥爷下放农村，而是留在城里，所以，他经常来我家看看。 我听妈妈说二舅曾经跟三姥爷学过武术，就缠上了他，非要跟他练武不可。 三姥爷年轻时学过通背和螳螂。日本人统治时期，有一年冬天，我姥爷因为在车间实在冻得抗不了，就到锅炉房偷了一筐煤回来取暖，被日本监视员发现了，把姥爷绑在树上毒打一顿。三姥爷闻讯后，带几个同门师兄弟冲进机械制作所，救下差一点冻死的姥爷，还一拳把日本鬼子揍了个满脸花。 这一事件本来可以作为中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典型事例而载入地方史志的。 但是，由于后来我的姥姥和妯娌们用东拼西凑的几副银手镯作为贿赂，买通了在日本宪兵队里当宪补的邻居“张四眼儿”，从警察署赎回了奄奄一息的姥爷和三姥爷，事情就改变了性质，最后不了了之。 因为结局不符合我们的思维定式。 但在我的心目中，三姥爷可是离我最近的传奇人物。二舅也沾了光，被我一并归为天下无敌的神人。 二舅被我纠缠得无法脱身，就敷衍我，教我一些压腿下腰站马步之类的花架子。但我可不是那么容易糊弄的，非要学几招“打人功夫”不可。二舅只好教了我一招“黑虎掏心”，一招“双风贯耳”，并再三嘱咐切不可乱用，不可以艺欺人。 而我如得真传，天天一早一晚，在院子里有模有样地拉开架势练起了功夫，口里还嘿嘿有声。 时间一长，自己也觉得颇有长进，看其他小伙伴的眼神就与以前有所不同。 大旗不知我的底细，一时也不敢招惹我。 我与大旗的第一次冲突，发生在一个冬天，而且是为了冷虹。 那是个雪后初霁的礼拜天上午。一大早，我发现门被厚厚的积雪封死，推不开了。那时候的雪，好象比现在大得多。我们这帮孩子十分兴奋，纷纷跑出家门，在雪地里翻滚着，互相往脖领子里塞着大把的雪。 渐渐地，我们分成两帮，开始打起了雪仗。 我注意到很少出门的冷虹，也在自己家门口和几个女孩子在堆雪人。可能是因为礼拜天她父母都在家的缘故吧。 我冲杀得更勇猛了。 正玩着，大旗调转了进攻方向，手里的雪球飞向了女孩子们。可能大旗对男孩之间的游戏感到厌烦了，想找点刺激吧。小喽罗们嗷嗷叫着给他助威。 突然，一个雪球不偏不倚正好砸在冷虹的后脑勺上，冷虹手捂住脑袋回过头来。目光正好和我的对上。我看到她的眼里好象闪动着泪花，大脑变得一片空白，一股血直顶到我的脑门上。自己的朋友当着自己的面被人欺负，我感到愤怒。 我把手中的雪球狠命地砸在大旗的脸上： “你他妈的干什么？！” 我是如此愤怒，甚至都忘记了对大旗惯有的恐惧。 大旗愣住了——他的权威地位还从来没被这么蔑视过。小强、马蛋等一帮人都静了下来，不知所措地看着我俩，关注着事态的发展。 “我Ⅹ，你敢打我！” 大旗发疯似的向我扑了过来，他要维护自己的权威。 在一瞬间的迟疑之后，我就和大旗扭在了一起。 两个孩子在雪地上滚来滚去，互相胡乱地挥舞着拳头，全然不讲什么招数。我的鼻梁上突然中了一拳，感觉鼻子一酸，差一点哭出来，但我忍住了。我不能在冷虹面前哭——这是当时我心里唯一的想法。我猛地一翻身，把大旗压在下面，抓起一把雪，没头没脑地拍在大旗的脸上和嘴里。 趁大旗看不见，又照大旗脸上左右开弓煽了几巴掌。 大旗吃了大亏，顾不上脸面，咧嘴大哭起来。 骑在大旗身上，我反而不知所措了，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就愣愣地看着躺在地上大哭的大旗。 直到我被大家拉开。这时，我才发现鼻子流血了。 冷虹直盯着我的鼻子，脸色煞白。 这次冲突，以我的意外取胜而结束。 开始几天，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怕大旗报复我。但通过几天的观察，我发现大旗不但没有报复，反而对我客气了许多，竟主动和我说话，表示和解，甚至还把我那块坏手表和陶瓷像章还给了我。 我一战成名，确立了在伙伴中间的地位。以至于后来的若干年里，直到小学毕业，我都给大家留下个“功夫人”的印象，没人再敢和我叫号，连带着冷虹也没人敢欺负了。 这件事，也使我认识了生活的另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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