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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是阴历龙年。民间历来有“龙年不祥”的传说，而那一年所发生的事情，似乎印证了这一说法。 1976年，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份。 1月的一天早晨，走在上学路上，工厂的高音喇叭响起了哀乐。那沉重低缓的曲调，仿佛空中盘旋不散的一群乌鸦，给人压抑的感觉。 我们坐在教室里，忐忑不安，窃窃私语。 班主任陈老师破门而入，她捶胸顿足，呼天抢地： “总理呀，您怎么走了呀！我们可怎么办啊……” 我们被吓坏了，呆呆地望着她。 4月5日，清明。 父母围坐在收音机前，严肃地听着一个严厉的声音宣读一份声明，一份给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人们的“最后通牒”。气氛十分凝重。 我坐在一边，大气不敢出。我知道，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 果然，这一期的《红小兵》杂志称之为“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还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北京的红小兵，机智勇敢地跟踪一个在天安门广场张贴反动诗词的反革命分子，最后领警察叔叔将其抓获。我读了这个故事之后，对那个北京小朋友十分钦佩，心想如果我遇到坏人，一定象他那样斗争到底。 象一阵台风刮过，大街上到处都刷满了“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标语，覆盖了原先“批林批孔”的口号，漫画上的人物也由孔老二变成了那个后来影响了整个中国历史走向的几起几伏的矮个子国家领导人。 我们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这一切变化。 ——那时哪里能想到，仅仅几年之后，那次事件就成了“四五运动”，“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也由禁诗变成著名的革命诗句。历史，和我们开了个玩笑。 7月，哀乐又起——朱德逝世。 也是在7月的一天夜里，突如其来的震撼使我的父母大惊失色，拖着我光脚冲出门外。院子里聚满了惊慌的人群，大家都在重复一个恐怖的词汇——地震。 以后的几天，大院里的家家户户都在院子里搭起了各式各样的“防震棚”，坚持住在棚里，都拒绝进屋。父亲还在桌子上将一只瓶子倒竖起来，称之为“自制简易地震警报器”。可是有一天夜里，我一不小心碰到了桌子，结果大家虚惊一场。 母亲也一改平日节俭的习惯，变得大方起来。家里居然开始“走油”，炸了一大盆好吃的东西。 我们孩子走东窜西，在各家的“防震棚”之间钻来钻去，兴奋得好象过年一样。 这不能怪我们这些孩子无知。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在那次唐山大地震中有30万人遇难。不然，情形就会不同了。 9月，我的最后一个神话破灭了。 那天下午，我、大旗、冷虹正在山上挖野菜，远处的高音喇叭又传来已经很熟悉了的沉重的乐曲。 我们停下手中的活，站起身来，向那个方向望去。 当播音员无比沉痛地宣读完讣告，我们互相看了看，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听见是谁了吗？” “是——毛主席？” 我们大吃一惊。 这真是太荒诞了！我们从小会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万岁”，连我们的英语课本第一页也是“Long Life Chairman Mao”，老人家怎么也会死呢？ 我感到一个我从未怀疑过的神话破灭了。我第一次认识到毛主席也是人，一个普通人，他作为一个人的存在也不是永恒的，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万寿无疆”，他也会面临死亡，就象你我一样。——而这些，以前根本就没有人告诉过我，他们在瞒着我，真是荒唐！他们为什么要瞒着我呢？ 我突然憋不住大笑起来，眼角都流出了泪水。 大旗和冷虹都惊恐地看着我，如同看着一个怪物。 几天后，我们臂戴黑纱，胸佩白花，在学校组织下，收看唯一一台黑白电视机转播的北京追悼会实况。 我们站在大雨中，一个个淋得象落汤鸡。本来我还担心到时候哭不出来，别人会说我对伟大领袖不衷，一场大雨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只需作出啜泣的样子，其余的事情就由雨水来完成了。 老师们就不同了，他们悲痛欲绝，几个女老师甚至昏倒在雨水里。对他们来说，就是天塌下来了。 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电视。我看到了头裹黑纱的江青。很怪异。 10月，江青就和她的几个同伴一起被抓起来了。 我们的语汇里出现了一个在以后二十几年里使用率很高的新词——“四人帮”。这是一个跟卑鄙、阴谋、迫害、浩劫等等一切不好的行为和现象联系在一起的词汇，令人厌烦。 我们英语课本的第一页上，一句“Long Life Chairman Hua”，很快地出现，又很快地消失了。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对于一个10岁的孩子而言，要理解这些政治现象是有一定难度的。我只是觉得诧异：怎么几天前还在记录片里陪同毛主席接见外宾的那个年轻的国家副主席，转眼之间就成了“四人帮”成员了？还有毛主席的夫人，那个头裹黑纱的女人，怎么也反对毛主席反对党呢？真是人不可貌相啊！ 马路上的标语，已经换成“打倒四人帮”了——而且“四人帮”三个字，是歪扭着写的。漫画，也由一个人变成了四个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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