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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初步遴选，陈老师决定我们班上报两个节目，一个是我们的《秋风扫落叶》，一个是冷虹的木琴独奏《草原小骑兵》。 为了保证演出效果，我决定对外严格保密，要封闭排练。这样，狗剩的叔叔杨瘸子就派上了用场。 杨瘸子本来不瘸，挺精神的一个小伙。那年参加武斗，稀里糊涂被打断一条腿，现在他就只能拖着条假腿走路了。别人都管他叫杨瘸子。原先他那派造反派头子得势后，念及旧情，也为了照顾他丧失劳动力，就把他安排在工厂俱乐部把门，负责收票和打扫卫生。杨瘸子30好几了，仍然光棍一条，别人看他可怜，给他介绍了一个农村媳妇，是个弱智，而且户口进不了城里。杨瘸子倒也不嫌弃。他对狗剩特别好，象对自己的儿子一样。 狗剩“叛逃”到我们这边之后，我们几个没少沾他的光。每当听说俱乐部放电影，我们就带着狗剩去蹭票。那时的俱乐部也就是在节假日才演几场电影，而电影票还需要在全厂工人当中平均分配，十分紧张。但只要狗剩往杨瘸子面前一站，叫一声叔，然后大拇指往身后一比划，就解决问题。可见，狗剩的地位十分重要。他让我们告别了以看露天电影为主的日子。 那是一段多么让人回味无穷的美好时光啊！ 我们几乎把当时放映的所有电影都看了好几遍。象什么《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闪闪的红星》，我们都会学上一句“我胡汉三又回来了！”而我们最喜欢的电影，是当时唯一可以放映的几部阿尔巴尼亚电影，《战斗的早晨》、《勇敢者的道路》、《小贝尼》、《第18个是铜像》等，喜欢学电影里的土匪头子，冲别人拍着自己的臀部：“看看我的屁股吧！” 这是当时我们接触到的“外面的世界”。 得到毛远新这个角色之后，狗剩很兴奋，每天捧着毛远新的脸谱上下端量，小心翼翼地，别人谁也不许碰。这几乎是他第一次参与重大的活动。 因此，听说我们要封闭排练，狗剩找他叔软磨硬泡，要借俱乐部场地。杨瘸子被他缠得没法，只好答应我们可以利用午休时间排练一小时，因为那个时间里俱乐部别的人都回家吃午饭，只有杨瘸子一个人值班。 这我们已经很知足了。 本来冷虹可以不参加我们的排练的，她的琴在家里，可以放学回家以后再练，但我不知为什么，希望她和我们一起排练，哪怕就在一边看着也好。于是，我滥用了一把班长的职权，要求她参加我们的排练，给大家做好后勤保障工作——拿拿外衣、提提台词什么的。冷虹倒也没犹豫就答应了。 于是寒冷的俱乐部大厅里，我们在舞台上排练，冷虹就坐在第一排观众席中间，抱着我们的外衣，静静地观看我们表演，每到精彩滑稽的地方，空旷的大厅里就回响起她开心的笑声。 那是只有一个观众的演出。令我久久难忘…… 正式演出那天，我们的《秋风扫落叶》轰动全校。 站在舞台上，虽然戴着面具，但台下黑压压几百号观众，还是让没有表演经验的我有些紧张，差点忘了台词。后来看到冷虹躲在幕布后面看着我，我才慢慢平静下来，进入状态。那天，常卫卫超水平发挥，充分表现出她的表演天分，阴阳怪气的语调，加上夸张的形体动作，使头裹黑纱面罩脸谱的她，活脱脱一个“白骨精”的形象。狗剩一上台就摔了一跤，两句台词吭哧了半天才说出口，但却无意间增加了一种喜剧效果。 全场观众笑翻了天，许多人都笑岔了气。 最后，大旗他们几个“工农兵”冲上台来，将我们打翻在地。大旗脚踩着我摆出个潇洒的造型——不过后来从照片上看，他有点“斗鸡眼儿”。 而相比之下，冷虹的木琴独奏反应一般，比不上其他山东快书、天津快板、样板戏选段之类的节目受欢迎。毕竟，大家文化水准都不高，对严肃艺术有点不适应。 文艺汇演之后，工宣队师傅找到陈老师，对于她竟让一个日本遗孤的后代上台表演提出批评，这里有一个争夺社会主义文化阵地的大是大非问题。陈老师大吃一惊，出了一身冷汗。好在大家还都沉浸在演出成功的喜悦之中，没人太追究此事。 我们的《秋风扫落叶》获得了成功，经常被邀请在附近几个学校做巡回演出，引起很大轰动。我们几个也成了小小的名人。美中不足的是，因我们都戴着面具演出，所以走在路上少有人识“庐山真面目”，不免有些遗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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