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
一连几天，我们几个都象霜打的茄子——蔫了。 尤其是我，见了冷虹低头就走。遭此打击，我的自尊心丧失殆尽。冷虹倒没什么，还主动跟我说话，夸我那天表现很勇敢。而我只有苦笑的份儿了。我自己最清楚，在面对枪口的那一刹那，我的内心其实是多么怯懦。 我陷于深深的自责而不能自拔。 一天，我在独自坐在操场边的双杠上发呆，狗剩凑到我面前。他磨磨叽叽地跟我解释那天他们不是见死不救，而是对方手里有家伙。我不耐烦地说我知道了，不怨你们。他又说要是我们手里也有家伙，我们就不怕他们了。我忍无可忍了，说你这不是废话吗，还用你说，我们不是没有吗？ “嘿嘿，”狗剩暧昧地笑了，“没有——不——会做？” 我一时没有明白他的意思，跳下双杠，推了他一把：“你什么意思？你是说你会做枪还是咋的？” “我——不会，可有——人会。” “谁？” 狗剩盯着我，清晰干脆地吐出两个字： “红军。” 在大院的孩子们当中，我只知道建国手里有自制的火药枪。我曾亲眼看见建国和他的小兄弟们骑着自行车呼啸而过，风吹起衣襟，露出别在腰带上的火药枪——就是那种用铜管做枪膛、木头枪身、里面装填铁砂的枪。 传说有一次建国手下的人被外面的人打了，建国发誓要报仇。他把枪膛里的铁砂倒出，装进两根钉棺材的长钉子，封好枪口，就去寻找仇家。该着他的仇家命大，建国走到半路，自行车一颠，火药枪走火，两根钉子正好钉进他的脚背。建国躺了一个月才一瘸一拐地在大院露面，而他的仇家早已闻风而逃，不见踪影了。 据狗剩讲，建国做火药枪时，红军从头看到尾，记住了每一个细节。后来，红军自己也偷做了一把，还拿着上山打山鸡。 当晚，我和大旗他们几个凑在一起商量此事。 大旗兴奋得跃跃欲试：“妈的，我去找红军，他敢说个不字，我就揍他狗娘养的。” “别冲动。”我制止他，“这事我们还真得好好合计合计。” 次日中午，趁红军一个人时，我们把他堵在操场边上的杨树林里。 “你们想干什么？”他充满敌意地问。我看到他眼里闪过一丝惊惶的神色，双拳紧握，好象随时准备和我们拼命。 “不干什么，和你说件事。”我搂住他的肩膀，作出一副亲热的样子。 “什么事？”他不解地看着我。 “前两天，我们上山，遇见山那边那帮养殖场的小子，他们说咱们大院的都是熊蛋包，让我们滚下山去，以后不许再上山。” “然后呢？”他平静地看着我。 “什么然后？没有然后。”我盯住他的眼睛，“我们就下山了。” “那你们就认了？就承认自己是熊蛋包了？”红军不相信地反问。 “不认又怎么样？” “和他们干呀！” “可是，”我盯着他一字一顿地说，“他们手里有枪。” 红军的眼里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得意之色，他慢吞吞地说：“为什么告诉我这个？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好了，挑明了说吧，”大旗抢前一步，急不可耐地说，“你也是大院的，我们需要你帮忙。” 红军忍不住笑了。 我们两帮孩子在争斗了几年之后，终于在外来压力之下和解了。 红军答应帮我们做枪，而我们则不再与他为敌。红军成了我们当中的一员，他不再孤单。这是他帮助我们所得到的回报。 若干年后，回想起当年在学校杨树林里的这次“谈判”，已经成为“铁子”的大旗、红军、狗剩、马蛋他们几个，仍津津乐道，开心不已。 ——而我，已不是他们生活圈子里的人了……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