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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在我个人生活之中,这次事件也可以算是一个标志:从此,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结束了,我也和大旗、红军他们分道扬镳,走上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那天,我们一路唱着《打靶归来》回到家里,心情格外兴奋。
  快到家门口时,我的大脑才冷静下来,面对现实:时间已晚,我的父母已经下班,而我因为激动,竟然忘了把火药枪交给大旗保管。
  经过冷虹家门口,她正倚门而立。我忙冲她招招手。
  “哎,帮帮忙,把这个先放你那儿,明天我来拿。”我把火药枪递给她,而她惊恐地后退一步,好象我手里的不是什么枪,而是一条蛇。
  “你的手怎么了?”她看到我的手掌上缠着破手帕,渗着斑斑血迹。
  “没事,小意思。”我故作潇洒地扯下手帕,“挂彩了。”
  “你到底去打架了!”她盯着我的眼神很陌生,好象不认识我了,“我才不管呢!”
  冷虹说完转身就走。
  “咳,怎么了?见死不救,够朋友吗?”这人怎么了?
  没办法,我匆匆忙忙地把火药枪扣在鸡窝门口的鸡食盆下,硬着头皮进了家门。
                         
  俗话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此话真的一点不错。
  当天晚上,在历经数次运动阅人无数的父母面前,我蒙混过关的企图成了雕虫小技。
  “说,你手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父亲一眼就注意到了问题的实质所在。我慌张的神色更是不打自招。
  在父亲“棒子炖肉”的高压政策下,我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不得不从实招来,并主动交出了火药枪,争取宽大处理。
  山上手持双枪冲锋陷阵的威风扫地。我才知道,敢情电影里面对严刑拷打宁死不屈的英雄不是那么好当的。
                         
  父亲对我的行为十分震惊。
  他痛心疾首地反省自己,是否对我过于防任自流了。以前,父亲颇以他这个儿子为荣,又是红小兵,又是班长,很给他的脸上争光。可是现在,这个儿子竟然发展到跟野孩子打架,甚至动用火药枪,这还了得!父亲惊觉他这个儿子已经在另一条路上走得太远了。
  父亲是有些气糊涂了,竟然不顾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母亲提起什么“孟母三迁”的典故来。——
  尽管母亲和我都不知道孟母是哪一个。
  其实,父亲的意思无非就是说:关键是个好孩子,但周围的环境不好,影响了他,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
  父亲痛下决心,要把我从悬崖边缘拉回来。
  “不能这样下去了,看看你都成什么样子了!”
                         
  当时,父亲当然不可能学孟母那样采取“鸵鸟政策”——把家一搬了事。条件不允许。他只能因地制宜,采取强制措施将我和大旗他们尽可能隔离开来。
  经过深思熟虑,父亲采取了三条措施:
  第一, 明令我今后不得再跟大旗他们瞎混。尤其放学后,不能和他们一起上山疯玩。
  第二, 杀掉家里养的三只鸡。倒不是“杀鸡给猴看”,主要是为了断绝我上山的借口。
  第三, 为了拴住我,父亲让我每天放学后必须做50道四则运算题,完不成就不许吃饭。
                         
  事实证明,父亲的三条措施是非常有效的。我就象一个不会水的孩子一个猛子扎进数字的海洋里,成天沉溺于“植树问题”、“追及问题”等枯燥的习题里拼命挣扎,无暇他顾。而父亲为了保证这每天50道题的任务,几乎跑遍了全市大大小小的书店,搜集了他能找到的所有四则运算习题集。甚至,听说谁手里有这样的习题集,父亲都不惜一切代价借到手,然后工工整整地抄到一个本子上。父亲整整抄了四大本。
  对我们父子来说,这无异于变相的体罚。
  在当时那个大环境里,我们父子可以说是一对“另类”。
                         
  不过,杀鸡事件也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
  第一, 我们家吃鸡蛋成了问题;
  第二, 从此我拒绝吃鸡肉,直到今天。
                         
  我成了一架做题机器,无论多么难的四则运算题,我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出三种以上的解题方法。
  算术老师惊讶极了,以为发现了一个数学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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