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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被接管后，几乎所有单位都被夺了权，上海何去何从？已成为一个刻不容缓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月十九日，在著名的“丁香别墅”的铺着花瓷砖的客厅里，挤满了百来人，连窗台上也坐着人，他们都是全市各造反团体的头头，是来参加由徐景贤倡议召开的筹建全市造反联络总站的会议。 徐景贤以东道主的身份，坐在长会议桌前讲话说：“运动发展到今天，革命造反派只有联合起来，把力量统一起来，才能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 当会议刚开始一会，外面即传来几声小轿车的喇叭声，这时门口出现了穿着草绿色军大衣的张春桥和姚文元，客厅里的人们不约而同地站立起来，朝他俩热烈鼓掌。 张、姚二人向众人招手致意，步入摆在中央铺着白桌巾的长会议桌前。 “大家坐下！都坐下！”徐景贤在维持着秩序，他也兴奋地大声道，“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春桥、文元同志百忙中来看望我们，是对我们上海造反派的最大支持！现在请春桥同志做指示！” 下面又是掌声雷动，张春桥用山东口音的普通话讲话说：“革命造反派战友们：我对上海的感情，大家是理解的。文化革命以来，我和文元同志能够在主席身边工作，中央就委托我俩多过问一下上海的事情。我这是第二次来上海了，形势发展好快呀。两个月前，造反派处境真艰苦呵，工总司的同志应该最有体会了，在安亭，你们趴过铁轨，淋着雨，又没有吃的。我们是同过命运的。” 此时此际，王洪文激动不已地振臂高呼：“向春桥同志致敬！” “向春桥同志致敬！”客厅里立时成了手臂的森林。 “应该向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致敬！”张春桥提高了调门道，“是你们经过几次艰苦的战役，打开了局面，如今上海再也不是陈丕显、曹荻秋的一统天下了，你们粉碎了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彻底摧毁反革命经济主义，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下一步怎么办？我们来上海之前，毛主席把我和文元叫去，问上海人民在想什么？我说，我要去问上海人民，去学习。” “中央派我们来调查研究，做上海人民的通讯员，大家有什么想法，我们可以及时报告主席。”姚文元插话道。 “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阶级肯自动让出政权，法国大革命出现了多少次复辟？巴黎公社为什么失败得那么快？就因为没有铁的手腕，没有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同志们呐，不能接管，只能夺权，由人民群众自下而上地夺取政权，彻底地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当前的基本问题，就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中夺回来！上海的桃子熟了，是到了摘桃子的时候，我想问一个问题，大家能不能把上海市委攻下来？” “能！”众口高声回答。 “如果你们认为条件已成熟，提出要改组市委，我们就向中央反映。你们可以大胆设想各种方案，譬如新政权叫什么名字？我看还是叫‘公社’好，不要小看这个名词，它是六十年代崭新的国家机器的形式。”张春桥继续侃侃而谈。 “现在，全国都在看上海，在等着上海出经验哪。”在旁的姚文元也道。 在这次会议后，上海各造反团体就开始酝酿筹建上海人民公社事宜，在又一次各造反团体头目联席会议上，张春桥宣布说：“根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建议，并且得到发起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同意，姚文元同志和我两个人即日起参加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工作。……” 本来，在酝酿中的公社常委和委员名单中，上海最大的学生组织——“红革会”——有五个名额，可是，由于张春桥对“红革会”抱有成见，他在审阅名单时亲自用笔勾去了“红革会”的两个名额，而换上另外两个红卫兵组织的头头。 由于张春桥对“红革会”的有意冷落，引起了“红革会”学生的强烈不满，况且他们早已风闻张春桥的历史有问题，老婆李文静是叛徒，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又是叛徒……他们决定先下手为强，便联合了“工总司”中的某些人（王洪文排除在外）和尚未正式成立的“上海市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抢先采取夺权行动。一月二十四日深夜，上海街头出现了一支支骑着摩托车的红卫兵，那红袖章还印着“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一行小字，上海市民都知道他们是在《解放日报》事件中大出风头的“红革会”红卫兵。这一支支轻骑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击了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像秋风扫落叶一样一夜之间夺走了上海党政机关的三颗大印。次日，在上海大街小巷里贴满了署名为“工总司”、“红革会”、“农总司”的《夺权通告》。 躲在幕后的张春桥通过电话指示徐景贤，于是，徐景贤紧急约见“红革会”头头。 徐景贤用傲慢的口气教训“红革会”头头说：“你们夺权，没有春桥、文元同志点头，行吗？春桥同志已经关照《文汇报》、《解放日报》不登你们的《夺权通告》，他还关照全市各造反组织不支持你们的夺权行动，你们还是早一点把那些大印交出来，否则，我们将对你们采取革命行动！……” 徐景贤的言行激怒了“红革会”的学生们，二十六日，“红革会”举行勤务组扩大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先干掉‘徐老三’，再干掉‘张老大’、‘姚老二’！” 二十七日夜，“红革会”的摩托车队又出动了，鱼贯驶入淮海中路的市委党校，原定徐景贤与“红革会”头头在这里再次举行谈判。 “徐景贤同志，总还得麻烦你，你这个十八级的夺权总指挥，请你到我们复旦走一趟，给大家吹吹你的观点，开导开导我们的笨脑瓜。”“红革会”学生说着，就不由分说地把他连拖带拉往外走。 “我抗议！我抗议你们这样对待我！”惊慌失措的徐景贤在挣扎着。 但那几名红卫兵行动队队员都是五大三粗的小伙子，他们就像老鹰捉小鸡一样把徐景贤硬塞进一辆吉普车。 随即吉普车马上开动了，吉普车前后左右都有摩托车“护驾”，浩浩荡荡的车队风驰电掣地直奔回复旦大学去。 当张春桥获悉徐景贤被绑架的消息，他气急败坏地给上海警备区徐海涛政委挂电话：“徐海涛政委吗？……我是张春桥，你知道吗？徐景贤同志今天夜里被‘红革会’学生捉到复旦大学去，你马上出动部队，到复旦大学去，把徐景贤同志给抢回来！” 二十八日凌晨。一阵摩托引擎的轰鸣声惊扰了寂静的复旦大学校园，在黑暗的校园里一道道惨白的光柱一闪一闪的，十八辆带船斗的绿色摩托车井然有序地开进了校园，每辆摩托车上都坐着三名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有的摩托车上甚至架起了机关枪，摩托车队之后是一辆越野指挥车，一根天线高竖在绿色篷布车顶上，指挥车后面还有两辆解放牌军用卡车，车上满载着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这支浩浩荡荡的绿色车流迅速地包围了“红革会”总部所在的红卫楼。 无须任何召唤，大学生们都奔向红卫楼，学生们和解放军对峙着。在队部办公室里，“红革会”头头与两位军官进行谈判。 “徐政委，这儿是学校，没有敌情，你们大驾光临，有何贵干？”“红革会”头头提出质问。 “我们接到命令，有坏人破坏文化大革命，市委机关联络站负责人徐景贤遭到绑架，至今下落不明，我们奉命保障他的生命安全，请同学们协助。”徐海涛政委说明来意。 “怎么？你们要搜查？” “不，是寻找。” “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们请徐景贤来解决有关运动的问题，他不是保护对象，对他的审查不违反地方开展‘四大’的精神，谈不上‘破坏’，更用不着部队兴师动众……” 红卫楼的走廊里，越来越多的学生把战士们团团围住，学生们不断地高呼口号：“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有的大学生还向战士们演讲：“毛主席最支持革命小将，解放军同志们，你们是执行最高指示的模范，要同红卫兵心连心……” 然而，战士们一个个都保持沉默着，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就像只会接受指令的机器人一样。 “徐政委，人，我们是不交的，除非你用刺刀说话，那样你就出了名，全上海、全中国都会知道你是上海文化革命以来第一个向红卫兵动枪的人，是镇压革命学生的刽子手！” “我们要向毛主席报告，上海解放军镇压红卫兵！” “红革会”头头向徐海涛进行恫吓。 徐海涛犹豫了，或者说他心虚了，他独自在屋里拨通了兴国招待所的电话，汇报了情况，得到的答复是：“撤！” 在大学生们不礼貌的欢送声中，绿色的车流又离开了校园。 当天，“红革会”就在上海街头贴出了排炮般的大标语： “镇压学生运动的人，决没有好下场！” “张三反对毛主席就打倒张三！” “坚决反对目前成立以张、姚为首的新市委！” 二十八日下午，“红革会”总部所属各大学和中学部的负责人二百多名云集在“红革会”总部所在地——“中苏友好大厦”——“友谊宫”——召开紧急会议，“红革会”决心跟张春桥大干一场，准备召开全市性的“炮打张春桥大会”，组织十万人的“炮打张春桥”大游行。 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晚上，七时，一辆轿车驶入友谊宫，径直朝北大厅驶去，从车上下来四个穿军大衣的人，原来是张春桥、姚文元各带一名秘书来了。 张春桥走在前，姚文元随后，步入正在开会的北大厅。张春桥面带三分笑地径直走向会场中心，在一个显眼位置坐了下来，姚文元也随着坐在他一旁。 “红革会”头头们很快就从最初的惊讶中复原过来，当张春桥刚说了一句“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好！”大会主持人便急切地打断他的话，高声道：“打开《毛主席语录》，十三页，第二段，最高指示——” 大会里便发出一阵背诵声：“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 “十四页，第二段，最高指示——”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念语录毕，立刻就有人大声质问：“张春桥，今天凌晨，派解放军到复旦大学镇压学生运动的，是谁？” 张春桥装出一副十分诚恳的样子说：“同学们，今天凌晨的事，我不知道，上午听了汇报后，才了解发生了这一不愉快的事情。” “驼鸟政策是不行的，警备区是有值班记录的！”一个军队调干生嚷起来。 “你同写作组是什么关系？” “你说，旧上海市委是修正主义的，你也是旧上海市委的领导干部，你难道不是修正主义的？” “你说，《海瑞罢官》是大毒草，上海上演《海瑞上疏》，你没有责任？” “上海的夺权是否经过各组织充分讨论？徐景贤，是谁封他当核心的？” “你为什么镇压‘红革会’？” 红卫兵向张春桥发出一发又一发炮弹，张春桥故作镇定地说：“把问题都提出来，好不好？” “一个一个回答！”学生们异口同声地喊起来。 “大家安静，让张春桥同志回答。”大会主持人高声道。 张春桥面向大厅说：“同学们，刚才用的语录已经超过了同志范围。关于警备的事，我确实不知道，是机联站的同志请求解放军保护的，在当时情况下，来不及判明情况，所以就出动了部队。” 大会主持人站起反驳道：“军队找的明明是‘红革会’，再说机联站也调不动军队，究竟警备区奉的是谁的命令来复旦大学镇压学生的？” “同学们，”张春桥提高嗓门道，“我知道这件事对大家的震动很大，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我也认为你们把机联站的徐景贤同志扣留住是不妥当的。机联站大多数造反队员虽然都是旧市委写作组的，但他们后来在小将们推动之下起来造反了，我们应该欢迎他们的革命造反行动，所以，请你们立即把徐景贤放了。” “你们对机联站保护，对复旦大学却武装镇压，打一个保一个，这是什么意思？” “中央刚刚指示军队要支持左派，就发生军队镇压学生运动的事件，这个调遣军队的人究竟是谁？” “红革会”学生对他群起而攻之。 从晚上七点至凌晨一点，整整六个小时，张、姚两个大“左派”初次尝到了准批斗的滋味。由于他们的秘书被“红革会”学生看管起来，无法出去打电话，因此，张、姚二人只能听任红卫兵摆布，却无人来救驾。 直到凌晨一点，“红革会”学生要把张、姚押往复旦大学，张、姚只好无可奈何地上了轿车，他们的轿车被前后两辆帐篷卡车夹在中间，被迫开往复旦大学。当夹持着张、姚的车队来到南京路、西藏路交叉路口时，忽然，从北面蹿出一长串运菜的三轮黄鱼车挡住去路，张春桥见此情景，乘机命令司机：“快，快倒车，向右拐，回家！”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那辆轿车迅速地掉转了车头，在西藏路上向南飞驰而去，张春桥终于逃脱了。 张春桥一逃回兴国招待所，便急忙挂通了北京的长途电话，他向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和江青求救，又通知徐海涛：“部队处于戒备状态”。 二十九日晚，在复旦大学礼堂里举行了“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会后，几千名“红革会”学生涌上街头，连夜张贴海报，海报上写着：“一月三十日上午，举行全市炮打张春桥大游行。下午，在上海人民广场举行上海市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 然而，就在这时，张春桥的秘书把一份刚收到的特急电报交给张春桥，该电文全文如下： 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同志并转上海“红革会“的同学们： （一）“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最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而不是指向以陈丕显、曹荻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完全错误的。 （二）“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无理绑架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同志，必须立即释放，并向他们道歉。 （三）中国人民解放军采取保护革命群众组织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扣押了人民解放军的师政委，是十分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四）各群众组织内部之间的争执，应当采取协商和谈判的方式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绑架、拘留等非法手段。 （五）希望上海“红革会”的同学们，帮助“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立即改正错误。如果他们坚持错误，你们要同他们划清界限。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当张春桥看罢电文，深深地松了一口气，他拿起“BH”铅笔在电文天头上批示：“印八开，二十万份，立即出动宣传车，广为宣传散发。” 接着，张春桥又向王洪文口授指示：“立即转告全市人民：这一场斗争，不是一个小问题，也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能否贯彻的问题，关系到上海运动的大方向问题。” 三十日，原定上海十万人“炮打张春桥”大游行在上午八时开始，可是，清晨六时，“工总司”就出动几十辆宣传车上街广播《中央文革特急电报》，几万工人造反队员倾巢而出，控制了所有交通要道，“炮打张春桥”的海报纷纷被“中央文革特急电报”所覆盖。 在强大的压力下，“炮打张春桥”大游行终于流产了，“红革会”也被迫于当天上午释放了徐景贤。“工总司”还出动了数以万计的造反队员扫荡了复旦大学以及“红革会”所属的十多所高校，还强行接管了“红革会”在市区所设的所有广播站、宣传站，“红革会”学生被抓、被打的人不计其数，一天之内，“红革会”就从一个“左派组织”变成了“反动组织”。“红革会”学生哭了，张春桥得意地笑了。 二月五日清晨，一架军用直升机在上海人民广场上空盘旋着，舱门口伸出了长焦距的广角电影摄影镜头，一个电影摄影师正在俯拍着人民广场上的盛大集会。 人民广场上尽是人山人海，几大块色块构成了一幅巨大的图案，草绿色的是驻沪陆军，草绿色夹蓝色的是驻沪空军，灰色的是东海舰队的水兵，草绿色夹红色的是红卫兵，白色的是纺织女工，还有医务工作者，最大的色块是蓝色的，他们是二百万产业工人的大军。广场上红旗飘扬，鲜花锦簇，在主席台的上空系着一只只巨大的彩色氢气球，下面悬挂着一条条纱缦似的巨幅标语，完全沉浸在一派节日的氛围中。 上午十时，外滩的海关大楼的钟声发出了歌颂太阳的圣曲的第一个音符，瞬间广场上汹涌起浙江潮，“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千万人在欢呼着，雀跃着，庄严、神圣的《东方红》乐曲声像潮水一样涌过人们的脚下，涨了上来，涨了上来，淹没了这无数虔诚而狂热的人们，热泪盈着眼眶，心像野马一样狂奔不止。 一个刚毅、苍劲的声音回荡在广场的上空：“上海人民公社——宣告——诞生！” 又是一阵欢呼雀跃。 张春桥、姚文元一身戎装，端坐在主席台正中，张春桥那付秀琅眼镜在阳光下熠熠闪耀，一双眼睛现出冷酷的迟钝和胜利的得意的神色。以前，他的市委文教书记的座位是在第一排左起第二的位置，如今才短短的的半年功夫，他一下子越过了好几个席位，堂堂正正地居于中央，偌大的上海成了他的一统天下，从此，他可以凭此作为晋升加爵的政治资本，他怎能不趾高气扬和踌躇满志呀？他拿腔拿调地在大会上讲话说：“革命的工人同志们，农民同志们，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的指战员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同志们，战友们，同志们！ “在今天欢庆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我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向上海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向上海的革命人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 二月八日，中央军委根据毛主席所批准的八条命令的精神，作出了如下决定： （1） 海军、空军的飞行航校和军以下的单位，一律不搞四大，进行正面教育。 （2） 海军舰队领导机关和军区领导机关，暂不开展四大。 十日，毛主席决定广播发表《黑龙江红色造反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所谓“基本经验”是：造反派、省委内执行“毛主席路线”的主要负责人和解放军的主要负责人三位一体，联合夺权。《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一个好范例》。 这些日子，我除了未把棉被等物弄回家里外，几乎很少呆在纸厂里头，我的活动半径扩大到社会上去，差不多每天都上街看大字报、听辩论，了解运动动向。近来时局如麻，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的事件发生，就像火药库着了火一样，爆炸声接连不断。 二月五日，《闽江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的社论，公然把斗争锋芒指向老区人民、叶浩明及俞白。同日下午，思想兵总部、海防兵总部、工联总、省直联总以及三司驻F市联络站、新北大驻F市联络站、南联等组织又在省体育场召开了《万炮齐轰叶浩明誓师大会》。而八·二九联司的学生则冲击了主席台，要造这个大会的反，结果二派群众发生了严重冲突，致使大会无法开下去。 我以“观察员”的身份跑去观察这个大会，晚上，我又骑车进城去看大字报和听辩论。当我骑到东方红大街的十字路口时，远远地看见有一位女学生正站在街心散发传单，我连忙将车停在路旁，锁上，然后，三步并二步赶上前去，向她索取传单道：“喂，同学，给我一份传单。” 那女学生掉头瞥了瞥我，好像是我的熟人一样对我微笑了笑，说：“怎么，你也想要传单？” “嗯，给我一份传单。”我点点头。 这当儿，有好几个路人围住她索取传单，而她手里的传单又只剩下几张了。她犹豫了一下，对我说：“我手里的传单就剩下这几张了，是不是这样，如果你想要传单的话，我过几天到学校的时候再给你，好不好呀？” “怎么，你也是附中的学生，你认识我？”这一回轮到我惊讶了，我睁大眼睛盯望着她，将她上下仔细打量了一番。 她中等身量，生着一张清秀、端庄的脸孔，虽说不是长得十分漂亮，但却也有几分魅力，像百合花一样有一种淡淡的质朴的美感。她穿着一件银灰色的质地较好的两用衫，举止庄重、典雅，颇有一种女学者的风度。 她一边把手里仅有的几份传单分发给路人，一边嘴里说：“那还用问，咱们是同一学校的，你叫李晟，是不是呀？” 此刻，要传单的路人都走光了，就剩下我们二人仍停留在街心上，我继续同她交谈道：“你是几年级几班呀？叫什么名字？” “我是高三（1）的，叫叶少霞。”她嫣然一笑。 “啊，你是高三（1）的，怪不得有点面熟。”我又将她从上到下细细打量一番，如若超声波扫描机扫描一般。 “我不但认识你，还认识你爸爸、妈妈咧。”她又笑吟吟地说。 “你认得我家里人？你是怎么认识的呀？”我益发显得有些奇怪。 “我妈妈在邮电局疗养所工作，她的单位就在你家隔壁，我妈妈认识你爸爸和妈妈，我也认得了。”她解释道。 “噢，邮电局疗养所就在我家隔壁，冬天那院子里的树上鸟很多，我站在窗户口就可以看见院子里的一切，有时侯我躲在窗户后面用汽枪往院子里面的树上打鸟，那鸟儿落到疗养所里面去，里面的人还帮我把鸟从窗户口掷上来咧。” 我同她一见如故，无拘无束地攀谈起来。我又随口问她道：“诶，你是哪个组织的呀？” “我啊，什么组织也没参加。”她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又说，“不过，我是跟我们学校海防兵驻交际处的几个同学呆在一起的。” “噢，”我点点头，又问道，‘你说过几天到学校再给我传单，只是到时候你上哪儿找我呀？” “你不是红九·二组织的么？到你队部总能找到你吧，找不到和尚，找得着庙。”她又是不觉莞尔。 “嘻嘻，你真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对我的情况知道得可真多啊，不过，你只是知其一，不知其二，我最近下工厂去了，你就是找上庙恐怕也难以碰到我，土地爷穿素——白跑（袍）。” “啊，你下工厂去了呀？那就找不到你了，真对不起。”她又表示歉意地笑了笑。 “嗨，对不起什么呀，传单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没有也无所谓，我看咱们今天能够真正认识了，这比一张传单收获更大，难道不是么？”我也友好地笑了笑。 “那当然，以后咱们还会见面的，有机会的时候再给传单，好吗？”她用盈盈秋水的目光注视着我。 “可以，咱们后会有期。” “那咱们再见了。” “再见。” 我们二人分手了，我去取我的车子，而她则走她的路。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很微妙的，有的人天天碰面，却如同两块卵石被水流冲到一起，彼此互不相干，冷漠无情；而有的人偶然见一次面，即一见如故或一见钟情，像两块打火石迸出了火花。诚然，我和叶少霞的相识属于后者，她的第一面就给我留下了好印象，博得了我的好感，而这种初印象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没有什么意外事变的话，这种初印象甚至可以贯穿人的一生，至死不变。自从我认识上她这个人，就永远也忘不了她那佼好的形象，她如同一尊塑像立在我心中，我深信她对于我，同样亦如此，我俩如二块磁铁互相吸引着，我们的感情是纯洁的、真挚的，犹如水晶石一般透明可见，我有一种恍惚的朦胧的感觉，假若她是我的亲姐姐，那该多好呀，我一定会很爱这位姐姐，真诚、无邪地爱着她。 二月五日晚上，在省公安厅一小伙人的配合下，思想兵总部又出动了大批人马，再次包围了省干部招待所，制造了流血惨案，无辜的老区农民被打得头破血流，昏倒在地，有一百多人被打伤，有二百九十多人被抓走，其中年纪大的达六十七岁，小的才十五岁，他们有的被铐上了手铐，推进监狱，有的被绑到土坑前，以活埋进行威胁，施尽了种种暴虐罪行。 然而，到了六日，形势突然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那是因为中央军委正式批转了《前线部队公告》。上午，思想兵和三司那些南下学生获悉这一消息，起初他们确是懵了一阵子，有些张惶失措，不过，这些人的阿Q式的劣根性也是十分顽固的，他们按照他们的逻辑进行形势分析，一则怀疑这一消息的可靠性，二则认为这公告不是毛主席批转的，而是徐向前批转的，他们所持的理由是两条路线斗争必然会在各地表现出来，中央军委也不例外，从而由怀疑叶浩明同志发展到怀疑中央军委和徐向前同志来。鉴于如此，他们一方面设法打电话、电报给中央文革反映情况，并且，还派了一些人赴京上诉，另一方面，他们又继续顽固地坚持错误，再次掀起了炮打叶浩明的高潮。 当然，八·二九联司方面的消息也是非常灵通的，他们六日上午便也知悉了中央军委批转了《公告》，一个个高兴得像弹簧一样蹦起来。六日，鹭大红卫兵独立师的几个大学生路过闽江日报社门口时，听见里面的高音喇叭仍在大叫大嚷：“叶浩明公告糟得很！臭得很！叶浩明公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宣言书！” 他们一听就“两条忿气从脚底下直冲顶门，心头那一把无明业火焰腾腾的按捺不住”，急步流星地闯入报社，向报社的人提出要求说：“你们立即把反革命的广播稿交出来，我们要批判！” 可是，同他们打交道的对手也是像刺猬一样不好惹，那个闽江日报社三联造反队的“外交部长”肖波一口拒绝道：“闽江日报社是代表全省的造反派，你们有什么权利来索取广播稿！” 鹭大独立师的学生把翻印军委批示的传单压在桌面上，理直气壮地说：“中央军委的批示给了我们这个权利！” 而肖波连传单看也不看一眼，便道：“你们别捞稻草了！”说着，随手就将传单撕个粉碎。 这一下，那几个鹭大学生如若被火柴点燃的酒精冒起火来，声色俱厉地责问他们：“你们这是什么行为？竟敢明目张胆地把中央军委的批示当作‘稻草’呀？” 肖波也毫不示弱，怒目相视地反问说：“哼，你们今天又是什么行为呢？这是右派向左派夺权！” 在旁的那些喽罗们也狂呼乱叫：“打倒新型保皇派！”他们仗着人多势众，对鹭大学生进行围攻。 有一个鹭大学生顶机灵，他见势不妙，便一个人悄悄地溜出了房间，跑到附近的市一中去，要求同一派的66818部队红卫兵支援。市一中66818部队红卫兵的大多数成员是从原前线红卫兵中冲杀出来的，是我市最早属于八·二九联司的一个组织之一。这当儿，当即有十几个66818的一中学生跟着那鹭大学生跑到报社参加辩论。 下午二点多，在东方红大街宣传中央军委批示的林学院学生，获悉同派的鹭大独立师的学生正和报社的人舌战犹酣，于是，即刻把宣传车开进了报社大院，广播《前线部队公告》。以后，F军区支左办的解放军同志也赶来了，一位解放军同志登上了宣传车，郑重地宣读了中央军委对《前线部队公告》的批示：“最高指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转发前线部队公告》／‘各军区、各军兵种、各基地、并各总部：兹将前线部队公告转发你们，望参照执行。中央军委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 不用说，这惹恼了报社那伙人，他们指着他的鼻子骂道：“他妈的，你这家伙是在赤膊上阵啊。” 此时，报社的肖波他们见八·二九联司学生和解放军开进越来越多，形势对他们很不利，连忙借三司联络站之名，打电话给他们所属的组织，到处搬兵求援。不久，大批的增援人马像救火车一样风风火火地陆续赶到了报社，我们学校最爱出风头的九·一五兵团也出动了大批人马，从大老远赶来保卫报社。 正当一场攻坚战在报社展开之际，我也赶到了报社。我来到报社的时候，那大院里人已挤得水泄不通，多数是围观的群众，还有的就是八·二九联司的学生和几个解放军。至于报社的人以及增援他们的兵马大多龟缩在大楼里头，他们堵住了所有的进出口，固守以待。 那辆八·二九联司的宣传车是一辆中型面包车，它就像浮在人海里的一艘炮艇，只见那位八·二九联司司令张敦熙头戴着一顶旧军帽，手臂上戴着“八·二九”红袖章，人竟攀爬到车顶上，手里执着一个牵线的麦可风话筒，正在大喊大叫着：“我们八·二九联司向闽江日报社发出最后通牒，勒令你们必须在十分钟内交出现行反革命分子何磊和攻击《前线部队公告》的反革命广播稿，否则，我们将采取暴烈的革命行动，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一概由你们负责。”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了，据守在报社里的人不但不毫无醒悟，反而公然高呼：“中央军委受了叶浩明的欺骗！”、“中央军委的批示是错误的！”、“中央军委是可以怀疑的！”等口号。 而八·二九方面纠集了一百多人，准备采取行动。当十分钟过去了，那个张敦熙便从车顶上爬下来，他亲自打头阵，带领着鹭大独立师的学生向报社大楼冲去，四个解放军战士也在后头保护他们。 一场短兵相接在大楼门口处展开，大楼里面的人远比八·二九学生为多，他们对八·二九学生大打出手，还用力地将四个解放军战士推出大门之外，一个报社的人大喊大叫：“解放军挑动群众斗群众！” 八·二九学生见他公然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怒不可遏地冲过去，将他揪了出来。接着，他们又不顾一切地硬往里面冲。 大楼里报社的人慌乱成一团，他们担心八·二九学生会冲上楼来，便做贼心虚地躲在四楼把一大堆的手稿烧毁掉，妄图销毁罪证。 傍晚时分，报社调来了大批人马，其中有思想兵总部、南联、三司、新北大联络站等等，他们把八·二九学生团团围住，扬言要捣毁宣传车，要将八·二九学生统统抓起来。 由于八·二九学生人数不及他们多，寡不敌众，因此，便派人向F军区要求派解放军来支援。而打从中央军委转批了《公告》后的叶浩明腰杆子变得强硬了，在这紧要的关头，他满足了八·二九学生的请求，派出了数百名全付武装的解放军赶到报社，并且，还开来了宣传车。以后，又有一部分老区农民也赶来支援八·二九学生，从而使形势发生了转机。 但是，解放军开进了报社，“好得很”派的嚣张气焰并未收敛，他们仍旧歇斯底里地对着解放军大喊大叫： “《前线部队公告》臭得很！” “你们吃人民的饭，穿人民的衣，干着保皇的勾当！” 本来，报社大院的范围就不大，现在挤了这成千人，饱和得如若盛满大米的米缸，那些感情冲动的人群拥来挤去，好像沸腾的岩浆在缓缓地流动着，“好得很”派中的一些人还乘机暗中推打解放军战士。这时候，军区政治部歌舞团中的几个家伙翻过围墙，把“一·二六革命行动好得很！”的大幅标语贴到报社墙上，引起了他们一派人的一阵欢呼和喝彩。 就在此际，新北大《干到底》的邱炳康像穿山甲一样从人群中钻了过去，奋不顾身地攀爬到窗台上去，把这条标语中的“好”字给撕下来。这一下，可激怒了那一群丧失了理性的家伙们，只见他们暴跳如雷，愤怒地将邱炳康从窗台上硬抓下来，随后，无数双手几乎同时卡住他的喉咙，欲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在这生死存亡的瞬间，是解放军战士冲进了人群，把他从危险中解救出来。 我一直在报社大院里呆到很晚的时候才离去，回到家里我囫囵吞枣地填了“空”，然后，又匆匆忙忙地骑车再次赶到城里。 这阵子，东方红大街热闹极了，到处都是人群，F军区出动了好多宣传车上街宣传中央军委批示和《前线部队公告》，同时，大量散发印有中央军委批示的《前线部队公告》的传单，每张传单都有一版的《闽江日报》一般大。我抢到了好几张传单，我想拿回去给我的伙伴们看看，让他们的脑筋开开窍。时间和历史终于证明我是正确的，我感到极度的兴奋，大概中了贴花头等奖也没这么兴高采烈吧？在街上，我就做出了决定，明天即把棉被从纸厂搬回家去，现在的战场应该从工厂移回到学校去，我要在我们的学校打开局面。 在大街上，我看见工农红卫军的宣传车也开出来了，高音喇叭不断地在叫喊着：“坚决拥护中央军委批示！坚决支持《前线部队公告》！”、“一·二六行动臭如大便！” 工农红卫军对“一·二六行动”的争论一直保持沉默，如今，终于也表了态。廖知天这个人还是比较有眼光的，他没有盲目地随大流，在历史的转弯口未随惯性而去，经过一番利弊的权衡，他到底倾倒于八·二九联司一边来，在最后的时刻押中了宝。 以后，我又来到了报社，八·二九学生和解放军仍在报社里头，由于有解放军作为强大的后盾，八·二九学生终于占据了报社大楼，封闭了报社，只是他们也没逮住何磊，何磊早在他的同伴们掩护下逃之夭夭，躲藏起来了。 我在报社逗留了一阵子，看到没什么好看头，便离开了报社回家去。八·二九学生在次日凌晨也全部撤离报社。 七日早晨，我回到纸厂，一进自己的宿舍，我就把昨晚上抢到的传单送给我的那几位老兄。 陈炳义才接过传单，就不禁嚷起来：“唉哟，李晟，你从哪儿弄到这些传单呀？” “从街上抢到的呗，我特意送给你们，你们可要好好看一看，如今，连中央军委也批转了《前线部队公告》，这一回你们该没话说了吧？”我脸上明显地流露出洋洋得意的表情。 “哼，你别高兴得太早了。”王钟惠用不屑一顾的神情瞥了传单一眼。“列宁说过，会笑的人是最后笑的。中央军委的批示，我老早就知道了，没什么稀奇，它动摇不了我的看法。” “有句格言说，‘每个人都有错，但只有愚者才会执迷不悟。’我奉劝你别顽固不化了，跟真理对抗到底是以卵击石，恐怕到头来不是最后笑，而是最后哭了。”我和他目光对视着。 “哭与笑还不是一码事，乐极生悲，悲极生乐。反正，直至今日我仍坚持我的看法，我怀疑准是叶浩明向中央做假汇报，欺骗了中央。”王钟惠显得有点感情用事。 “你别从怀疑叶浩明进而怀疑起中央来，这是极端危险的思想，是要掉进错误的万丈深渊里去的。”我诚恳地劝说他和他们道，“我知道我的话是不中听的，但是，作为多年的同学和战友，我还是要说几句。我们都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现在，中央军委已经明确作了批示，如果你们继续沿着错误的轨道滑行下去，势必要被历史的列车碾得粉身碎骨。我打算今天就搬回家去，这几句话就算是临别赠言吧，听不听由你们。” “啊——你今天就离开纸厂？怎么这样突然，一打雷，就下雨呀？”林文武有些惊讶地睁大眼睛望着我。 “我老早就想搬回去了，现在再呆在纸厂里头一点意思也没有，而且，也省得我们天天见面老是油锅里撒盐——闹个不停。”我脸上显露出有些惆怅的样子。 “那你回去以后打算干什么呀？”陈炳义问说。 “我要回学校去，形势迫使我要回学校去，没有必要再在这个工厂呆下去了。”我扫视了他们一眼。 我收拾好自己的东西之后，就到隔壁房间同新大的几位同学告别。 钟胜利紧紧地拉住我的手不放，动感情地说：“李晟，你今天就要回去呀？我真舍不得你离开啊！不过，我们团里也要我们几个撤回去，大概用不着多久，我们也要离开纸厂回党校去。” “那我到时候就去党校找你玩。”我微笑地道。 “喂，李晟，你可不能把我们几个给忘了呀，到党校去也要找我们几个玩啊！”叶佩真也道。 “是啊，你可不能把我们几个给忘了。”李曼琼也说。 “嗨，忘不了的，我怎么会忘了你们几个好大姐呢？”我道。“我会记住我们在纸厂战斗在一起的这些难忘的日子的，我会记住我们在战斗中结下的友谊的，永远也不会忘记。” 后来，我和她们一一握手告了别。 八·二九联司在七日凌晨六时封闭了报社之后，便撤出了队伍。而当八·二九学生和解放军的前脚刚走，报社的何磊一伙人即又启封，继续出报，七日，《闽江日报》发表了《二·六事件的策划者必须低头认罪》的社论，还擅自在第一版登出了毛主席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著作，公然打着红旗反红旗，顽固地对抗中央军委的批示。 七日下午，省直联总、工联总、思想兵总部、三司联络站等组织又在省体育场召开了一个所谓控告叶浩明镇压革命造反派大会，会后，还举行了把矛头对准F军区的示威游行，我们学校的九·一五兵团充当开路先锋，其嚣张气焰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为了要击溃这股逆流，二月八日下午，八·二九联司的学生再次包围了闽江日报社，重新封闭了闽江日报社。 二月八日晚上是除夕之夜，“客岁腊容随日换，新年春色逐风来”，往年过新年，除旧迎新，家家都要守岁，喜气洋洋地欢度除夕，北方人吃饺子，取其“更岁交子”（新旧年交替自子时起）之意，至于南方人则吃大鱼大肉、丰宴佳肴，年夜饭后，小孩子大放鞭炮和焰火，大街上到处张灯结彩，“火树银花不夜天”，好一 派节日的气氛。而今年则不然，“今人不好事，佳节弃如土”，今年的除夕几乎没有一点点过年过节的欢天喜地的景象，文化大革命的浓烈呛鼻的硝烟气味处处可闻，特别是年青人火热的心被所谓“革命”所吞噬，根本就没有过节玩乐的心思。 我在家里吃完了年夜饭，又急忙骑车赶到城里去，因为我估料可能又要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不出所料，报社里又出现了一场激烈的攻击战。 据守在报社大楼里面的人为了要对付八·二九学生的围攻，把大楼的电灯全部关闭了，顿时，报社大院里面漆黑一团——当然也不致于黑到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步——，到处是乱轰轰的人群奔来跑去，犹如粒子在对撞机里不断回旋对撞一般，其混乱的程度不下于汽车炸弹突然在大街上爆炸所引起的混乱。 那一大群八·二九学生不断地向报社大楼的大门猛冲，如若汹涌的浪潮冲击着礁石一般，而大楼大门里面和楼梯口、过道都挤满了我们学校九·一五兵团的人以及其他学校的思想兵，一边硬冲着，一边硬顶着，人们磨肩接踵，忽地冲向前，忽地又倒回来，再蜂拥而上，又被挡了回来，发出了一片愤怒的喧哗声。 八·二九学生由于久攻不下大楼，他们就改变了强攻的策略，我看见一群八·二九学生绕到大楼的背后去，便也跟着他们的屁股后头来到了大楼的背面，只听见他们有人大声嚷嚷着：“大家都赶快去搬床架，把床架叠起来，爬进去！” 接着，他们一大群人就跑步到后头的一间平房，像蚂蚁抬苍蝇一样抬来了几架双层的木床架。 “嗨哟，嗨哟！”那双层木床架沉重的如若一副棺材，我看见有五、六个八·二九学生抬着一架木床架，都有点抬不动的样子，心头不禁一热，就像去年九月二日我主动加入潘大昌他们的游行队伍一样，这一次，我的心又被革命的热情火焰所燃烧，尽管我与他们是素不相识的，但是，共同的革命目标——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使我们走到一起来了。我不由自主地也凑上去，主动帮助他们抬着那沉甸甸的木床架来。 岂料到我还没抬几步路，突然间，背后有一只手臂拉主了我的肩膀，我连忙掉过头来一看，原来是我们学校九·一五兵团的一个头头王钢，他露出了一副惊奇和困惑不解的神色对我道：“唉哟，李晟，你怎么竟帮他们抬呀？错了，他们是八·二九的，我们的人都在大楼的门口。” 我和这位高二（5）的王钢是面熟、人不熟，彼此从未打过什么交道，今天算是窄路相逢，只见他身上背着一个草绿色的军用挎包，腰间扎着一条部队的黄铜头皮带，只是手臂上没有戴着红袖章，大概是怕暴露身份吧。这当儿，我放开手不再抬木床架了，由于我不愿意在他的面前亮出自己是支持八·二九观点的，只得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声：“喔——嗯。” “走，咱们的人都在那一边，咱们走吧。”王钢又道。 “嗯——你先走吧，我还想在这里看看。”我故意推托说。 “那也好，我走了。”王钢说着就走掉了。 我站在那儿望着他的背影消逝之后，接着，又去帮忙那些八·二九学生抬起木床架来…… 由于中央军委批转了《前线部队公告》，致使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它就像是催化剂加速了化学反应的进程，连我们学校这个思想兵的顽固堡垒里，也冒出了好几个新组织反对“一·二六行动”，诸如三湾部队、红色暴动部队、红流支队、107部队、红梅部队等，不过，这些组织多系前线兵的变种。我因为只有一个人，深感到力量单薄，难以力挽狂澜，因此，我很想串联一些同观点的组织的同学一道战斗，打开我们学校的局面，然而，我在感情上不太愿意同那些前线兵打交道，这几天，我经常独自在校园里打转，观察各个组织的动静，我考虑来，考虑去，还是决定先跟那个红梅部队接触一下。这个红梅部队来路不明，我对于它的情况几乎是一无所知，只是觉得它可能不是原来前线兵的，我想前往其队部探访一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这个红梅部队的队部是设在办公楼三楼的一间美术教室里，我在九日上午来到学校，登上了办公楼三楼，我先是在“红梅”队部的门口徘徊了一阵子，悄悄地观察着，那里面好像很安静，只有几个人在里头。 我犹豫了片刻，终于冒然地闯了进去。我一进去，张口就问：“喂，同学，你们哪一位是‘红梅’的勤务员？” 在房间里面的人都掉过头望着我，一个坐在一张靠背椅上的男生抬起头来，用一双小眼睛盯住我，回答说：“我就是。” 我也将他上下打量了一番，他人比较瘦小，一张猴脸般精瘦的面孔配着一双灵活而又精明的小小的猴眼，那目光同时又是狂妄和目空一切的，傲慢的鼻子向前突出，像武夷山的鹰嘴岩。在他的身上还明显地散发着庸俗势利的市侩习气，我一眼就看穿他显然是一位小人之辈。 我又开口说：“我是高一（1）班的，同学，你是哪年级哪班的呀？” “我啊，我是初三（4）班。”他显得有点漫不经心的样子。 此时此际，外面又走进来一个人，他一看见我，脸上即露出了笑容道：“啊——是你呀，你就是李晟吧。” 我转过脸来望着他，有些惊讶地说：“怎么，你认识我呀？” 这个人也是矮个子，头上戴了一顶褪色的旧军帽，身上穿着一件黑色旧中山装。他的头圆圆大大的，就像小萝卜头，那张脸孔还带着毛孩子的稚气，一对虎虎有神的大眼睛，两道眉毛像刷子一样又浓又黑，嘴唇棱角分明，有一股喜争好斗的劲儿。 “当然哟，”他笑笑地说，又随手张罗了一把椅子道，“你坐呀。” 我对他点头致意，坐下后，又转过头问那个“红梅”头头说：“嗯，你叫什么名字呀？” 那个“红梅”头头听说本人就是李晟，他认真地盯望了我一眼，不过，他的神态依旧是那样的自负傲慢、盛气凌人，俨然自己就是附中头号左派一般，谁也不放在他的眼里，他漫不经心地应道：“我叫洪丹心。” “你呢，你叫啥名字呀？”我又掉过头问刚来的那人。 “我叫陈茂夫，跟丹心是同一班的，都是初三（4）。”他一边说着，一边拉了一张椅子坐下。 我环视了一番房间里的其他人，其中有二个女同学我人认得，一个是高二（2）的，另一个是高一（4）的，只是我知其人不知其名，大家同在一座教学楼里，彼此面熟罢了。 这时，我又发问说：“欸，你们‘红梅’一共有多少人呀？” “我们啊，现在才只有十个人。”陈茂夫回答。 “噢，”我听罢点点头，迟疑了一阵子，又试探地问道，“嗯——那你们现在有没有打算与别的组织联合或者合作呀？” 那个“红梅”司令洪丹心大约明白我今天的来意和问话的用意，他瞟了我一眼，摇摇头说：“不，我们无意与其他组织搞联合或者合作，我们要独立干。” “那你们对于学校目前的形势有何看法，你们下一步打算干什么呀？”我又继续问。 “我们的看法都已经写成大字报贴出去了，至于下一步的打算吧……也没什么打算，看今后形势的发展再说。”洪丹心显得很冷淡。 俗话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那个洪丹心显然是一个白衣秀士王伦式的人物，心胸比鸡胸还狭窄，我同他交谈没几句，便很清楚地意识到，在“红梅”这个庙里是无我容身之地的，老实说，我对这个来历不明的“红梅”部队一点也不感兴趣，只是由于我一个人的力量实在太微弱了，所以，我才随便跟它接触接触，试探一下是否有与他们合作的可能性，然而，我大失所望，洪丹心这个人令我大失所望，我不想在这里再呆下去，即起身向他们告辞，我对他们说：“我要走了。” 那个陈茂夫挽留我说：“怎么才坐就走呀？多坐会儿吧。” 而洪丹心则巴不得我立刻滚蛋，他微微点头，算是有礼貌的致意了。 我说了句：“以后有机会再来坐吧。”接着便走了。 那个陈茂夫把我送到了门口，嘴里连连道：“有空来玩啊。” “好好。”我话虽这么说，我想我是不会第二回再跨进这个“红梅”队部的门槛了，尽管我对陈茂夫还留下一点好印象，但我对于洪丹心的印象实在是太坏了。 九日凌晨，何磊之流和三司联络站的一些人捏造了一个“特大喜讯”，说什么陈伯达托王力于九日凌晨三时给三司驻F市联络站打来电话说，“一·二六是革命的行动”，“我坚决站在你们这一边，你们要坚持到底”云云。这个“特大喜讯”像仙丹一样，使那些喊“一·二六好得很”而被冲击得昏昏然的人顿时“精神抖擞”、“斗志昂扬”，于是乎集队，于是乎游行，昂首阔步，红光焕发，煞是好看。 《法华经》里有一句话：“佛告舍利弗，如是妙法，如优昙钵花，时一现耳。”岂料好景不长，当F军区将此事报告了中央，当日上午十一时二十五分，中央即来电答复说：“肯定是谣言。” 本来，一些“好得很”派的学生因为谁也无见过电稿全文，对此事就有点将信将疑，这一下见到中央真的来电辟谣了，他们也一时惊慌，见势不妙，在九日晚上也赶紧出来辟谣，造谣者辟谣，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令人大牙笑掉，鲁迅先生早就说过，“谣言世家的子弟，是以谣言杀人，也以谣言被杀的。”看来，那些“好得很”派的“好汉”们的命运也正是如此。 我在九日晚上又跑到大街上听辩论，八·二九联司又在省成套局前的老地点搭起“擂台”，不过，今天棋不逢对手，那样“好得很”派中的张仪们一个个都不敢亮相比试，致使今晚的辩论会几乎成了一言堂，由那些“糟得很”中的演说家黄朝晖、林希、邱炳康等人如走马灯一般登台发表滔滔不绝的演讲。 我一个人挤在人丛里静静地聆听辩论，忽然间，听见背后有一个女的声音在唤我：“喂，李晟。” 我连忙掉过头来张望，发现在我后头不远处，尤品玲也挤在人堆里面听辩论，我两眼为之一亮，好像一道闪电闪耀着奇异的光芒，欣喜异常地嚷起来：“啊——品玲，想不到是你呀。” 于是，我俩挤到了一块儿来。今晚尤品玲身穿一件黑色驼绒领的蓝色棉衣，她的容颜依旧跟从前一样俏丽，如一尊未加修饰的金像，那张圆脸像一朵向日葵微微仰起，那双明亮的眼睛犹如夜空中的明星在昏暗中动情地闪耀着。 我和她已有好几个月没见面了，因此，今天的邂逅相遇，彼此感到分外高兴。我的脸上流溢出心中的喜悦之情说：“真想不到咱们今天竟在辩论会上碰见，真是一滴水滴在油瓶里——巧极了。咱们已有好长时间没见面了，多久了，大概快半年了吧？” “是啊，好像才一眨眼的功夫，咱们已经分别好久了，自从我去年九月跑到北京串联去，咱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她那对杏眼一眨不眨地望着我，眼光里充满着火一般的热情。“诶，李晟，你也去串联了吗？” “当然去了，那一阵子，谁不跑出去大串联，准是一个大傻瓜或者大冬瓜，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是毛主席赐福于我们的，一旦错过了，现在想去也去不成了。”我停顿了顿，又说，“不过，我也有点傻，太热衷于干革命了，只在北京、沈阳、天津、南京、上海几个地方兜一圈，便匆匆忙忙地赶回F市干革命了。欸，你呢，你大概走南闯北，玩了大半个中国吧？” “嗯，天南地北我都跑遍了，他们拦不住我去串联，腿长在我的身上，我像一只鸟儿自由地飞翔，爱飞到哪儿就飞到哪儿，谁也管不着我。我从北京到武汉，到广州、桂林、重庆、成都，又从重庆乘船游览了长江三峡，到了上海，又跑到南京、无锡、苏州、杭州等地游玩，直到串联都串联怕了才回来。”她兴致勃勃地告诉我道，又问我说，“李晟，你最近怎么样？参加了什么组织呀？班上的其他同学都怎么样？” “我参加了红九·二组织，前一阵子，我跟文武、陈东、炳义、钟惠、舟生几个人一道进驻纸厂，前几天才刚刚搬回家去。”我回答说，随口也问，“你呢？你的近况又是如何？有没有参加什么组织呀？” “我也参加了我们学校海防前线红卫兵66829战斗团，和杨洁同一个组织，我最近和我们海防兵的几个同学一起在省交际处搞外调，我们在市一中还有一个联络点，就在这附近不远的地方。” “你也参加了组织，总算有一个投靠的地方，这比一个人孤零零地呆在家里要强多了，现在‘狗崽子’已经失去其应有的意义，好些‘狗崽子’都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听说叶思声也加入了九·一五兵团。”我由衷地替她感到高兴。 “欸，你对一·二六事件有什么看法呀？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呀？”尤品玲将话题转到关于今晚辩论会的问题上，她的双眼目不转睛地盯望着我。 “你呢？你是持什么观点呀？”我有意反问她。 “我是‘糟得很’观点的，你呢？”她又问。 “那我们是同观点的，我也是反对一·二六行动的。”我感到很兴奋，因为我总算觅到了一位同观点的同学。 “欸，咱们班上的其他同学陈东、林文武、陈炳义几个人，他们是什么观点的呀？”她又双目直视着我问。 “他们啊，他们喊‘好得很’，声音都喊嘶哑了，脖子都喊歪了。我跟他们为这事还闹翻了脸咧，嗨——”我不由地长叹了一口气。 “他们怎么这样蠢呀？六月里戴棉帽——不识时务，一·二六行动是错误的，军区怎么可以随便乱冲呀？连中央军委也批转了《前线部队公告》，而他们却执迷不悟，也真是的——”她的脸上明显地流露出鄙夷不屑的神色。 “哼，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持‘好得很’观点的人多得是，几乎满街上都是。”我瞟了她一眼，又问，“欸，你们海防兵住在省交际处的人有多少人呀？他们都是‘糟得很’观点的吗？” “我们海防兵住在交际处的有六个人，我们是和鹭大独立师的人同住一幢楼房里，都是‘糟得很’观点的。” 我和尤品玲久别重逢，话儿像泉水一般不断涌出，滔滔不绝地谈个没完没了。以后，尤品玲又开口道：“我们在一中的联络点就离这儿不远，你要不要上那儿坐会儿？” “也好，我认识一下地点，以后也好上那儿找你。”我欣然同意了。 接着，我俩便从人堆里挤了出来，我牵着我的自行车，跟着她一道步行前往市一中，市一中没走几步路，一小会儿就到了。 市一中的校园比我们学校的校园要小得多，一进校门，抬眼便见一座高大的新教学楼拔地而起，那大楼的外观结构和我们学校的新教学楼十分相近，只不过它多了一层——是四层楼房。 我跟在尤品玲的后面，走进大楼一层的一间教室，那教室里还亮着灯光，门里面用课桌椅叠起了一堵过墙，使人站在门外无法看见里面。我们绕过桌椅墙进了教室里，那里面只有一个人。 他看样子是一个初中生，个子瘦小得像一节鞭炮，头上戴着一顶流行的旧军帽，身上穿着一件蓝色卡机布中山装，裤子也是蓝色的。他正在整理他的军用挎包，大概要准备走掉，他看见尤品玲带着不速之客的我走进来了，一双不大的眼睛射出一道冷峻的目光，将我上下打量了一番。 这时候，尤品玲连忙向我介绍他说：“他也是我们附中海防兵的，他叫许斌。” 我微笑地向他点头致意，而他却紧绷着一张冷冰冰、阴沉沉的臭带鱼脸。一点笑容也没有，只是微微点头，又好像没点头的样子，算是对我打了招呼。 我又友善地对他笑了笑，问说：“同学，你是几年级几班的呀？” “初三（4）。”他一板一眼地回答，面孔的表情依旧是冷若冰霜。 他又埋下头来继续整理他的书包，我感到这教室里的气氛有点不对劲儿，那个许斌对我的态度不仅是不友好的，似乎还带有某种敌意，总之，我第一眼就对这个人没好感。 “你坐呀，Sit down，please！（请坐）”尤品玲拉了一张椅子请我坐。 “不，不用坐了，我就准备走。”我依然站着不动，又随口问她说，“你们还有其他人呢？” “她们今天不在这里，都在交际处。”她回答，又表示歉意地笑了笑道，“这里没有什么东西好招待你，连茶水也没有，真对不起。” “嗨，看你说到哪里去了，咱们都是老同学，何必来这一套呀，再说我就要走了，反正我知道了这个地方。”我说。 “那你有空常来玩啊！”她用含情脉脉的目光瞅着我。 “好的。”我点点头。“那我准备走了。” “怎么也不坐会儿，就走了？”她想挽留我。 “不啦，时间不早了，我走了。”我告辞说。 我的目光往许斌的方向张望了一眼，而他连头也没抬起来，我只得作罢，没跟他说再见，就和尤品玲一道走出了教室。我同尤品玲分手后，就骑上车子回家去了。 今晚我和尤品玲的阔别重逢，就像一块石头击在我心灵的湖面上，泛起了阵阵潋滟，特别是当我知道她与我同观点之后，如同在我龟裂的心田上注入了一股清澈的甘泉，使我觉得欣慰，感到在我们学校里，我也不是孤立的，还有人与我同观点，而且，她就是我心中所喜欢的尤品玲。不过，当我们来到市一中那个联络点时，那个许斌的冷漠与傲慢再次激怒了我，看他那副嘴脸跟“红梅”的洪司令一模一样，大约他们是相同的遗传复制品吧？其实，他们有什么好狂的，且不说那位洪司令是哪家田地里冒出的野草，就说这个许斌吧，假如他不是和鹭大独立师的大学生们呆在一块儿，受了他们比较多的影响的话，我不相信他真的会独立思考，做出与众不同的独立判断。诚然，我是很希望能够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道打开我们学校的局面，但是，这个许斌和洪丹心一样都令我大失所望，我与他们连同路人也不是，根本就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至于尤品玲，她是热情、真挚、无邪的，然而，她毕竟只是一个女孩子，没有多大的能耐，是成不了大器的。我一路上骑着车子，一边在思索着，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我要做些什么呢？我心中全然无数，看来，还是要看看再说吧。 谁知到了第二天，形势全变了，历史进入了一个转弯口。 二月十日早晨，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给叶浩明同志拍了一份电报，全文如下： 叶浩明同志： 刚才我们得知：二月九日，F市出现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两张传单。传单捏造说：“一·二六是革命行动”，“叶浩明可以炮打”等等。这纯粹是无耻的恶意造谣。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全体同志，是支持叶浩明同志、和F军区的，根本没有也不会发出这样的电话或电报。请警惕敌人的造谣中伤和挑拨离间。 如果你认为必要，此件可广为印发张贴。 此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敬礼！ 陈伯达 二月九日 历史是复杂的，一个历史人物也是复杂的，他往往是多棱面的，就像多棱面的云母、黄玉，从不同的角度望上去，将有不同的色泽。汪精卫早年的时候，他敢于谋炸满清摄政王，但后来却成了不齿于人类狗屎堆的卖国大汉奸。而北洋军阀吴佩孚一生罪孽深重，但七七事变后，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威胁与利诱，拒当汉奸，也算难能可贵。 对于陈伯达这位大人物的一生应该如何评价，最好还是让历史学家们去研究吧。这里，我们谈的只是他的2.9电报，我们无从得知他当时拍电报的动机是什么，也许，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就是这么想的；也许，是出于其某种策略的需要。鲁迅先生说过一句话，“魔鬼手上，终有漏光的处所，掩不住光明”。我们且把这份电报看做是从魔鬼的魔掌上漏出的一线光明吧，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当时这份电报公布于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八·二九联司这一派的人们欣喜若狂，他们又是欢呼，又是拥护，而“好得很”派的人们这一下子全沉默了，那些日夜骂叶浩明骂个不停的喧嚣刺耳的高音喇叭骤然间都喑哑了，眼前的形势再清楚不过了，2.9电报彻底否定了省直联总、思想兵总部、三司联络站等这半个月的所作所为，宣判了他们在政治上的死刑，几个月前，前线兵，赤卫队所遭受的厄运，如今就要在这些组织的身上重演一番，犹如蚕否定了蚕卵、新的蚕卵又否定了蚕一般，只要是稍为明晓事理的人都十分明白这一点，否定之否定规律乃是大自然的不可抗拒的法规。 在我们学校这个“好得很”派的顽固的桥头堡里，这天上午，也显得反常的平静，惴惴不安的太阳偶尔从泛着赤青色的冻云后露一下脸面，窥探一下静谧的校园，然后又像胆小怕羞的小姑娘一样掩着颜面隐入云层之中。这几天，老是对着对面省军区歇斯底里大喊大叫的“九·一五”广播站的高音喇叭也第一次哑了巴，那些昨天头脑还发高烧到四十度的“好得很”的狂徒们好像遭了一场雨淋似的，脑袋瓜开始逐渐冷静下来，虽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尚未真正获得“悟性”，只是对眼前的事实感到迷惘与困惑，但是，他们到底是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默默地在思考着自身的命运。 十日下午，我们附中“红九·二”也召开了全体成员紧急会议，在队部的大教室里，黑鸦鸦地挤满了人，我稍迟一点来到队部，里面已经满座了，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个位子坐下来。我环视了一番队部里的人，大伙儿像“炖蛏”一般一个紧挨着一个坐着，自从我加入该组织以来，开队会从来还没有如今天这般人员都到齐，陈东、王钟惠、陈炳义几个人也来了，他们近日刚刚从纸厂撤回来了。 今天，人们没有如往日开会前那样高声谈笑着，只有少数人在小声地交谈着，大家的脸孔表情都十分严肃，就像被阴云所笼罩，整个队部里头的气氛令人沉闷。 约莫二时多，主持会议的刘康宣布开会了。今天，刘康如若一个打了败仗的将军一样，他显得沮丧、颓废、气馁，用着比较沉重的声调作了开场白：“自从一·二六事件发生以来，我省的文化大革命形势日益变得险恶，特别是这几天斗争的矛盾更加激烈化、白炽化，今天上午，中央文革陈伯达同志又来电，在我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广大战士的思想上引起了极度的混乱，今天下午召开这个我团全体战士的会议，就是要让大家发表各种看法，统一我们的认识，以确定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在刘康的话音刚落，第二把交椅的陈大为随即站立起，他的气宇依旧是那样充满自信，两眼是目空一切的，只见他又凭那三寸不烂之舌，慷慨激昂地道：“我的看法还是跟从前一样的，我们并没有错，我们革命造反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我们始终没有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叶浩明就是叶浩明，人民解放军就是人民解放军，二者是决不容许混淆的！这些日子，无数血淋淋的事实教育了我们，叶浩明悍然动用军队镇压革命学生，镇压革命造反派，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可以说是破天荒的，是军队的刺刀捅破了叶浩明的假面具，使我们认清了他的庐山真面目。我们有理由怀疑是叶浩明欺骗了中央，向中央作了谎汇报，我认为我们应该要坚持真理，‘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乌云遮不住太阳的微笑，真理的火焰是扑不灭的，正如一句格言所说，‘真理可能被镇压，但扼杀它却不可能’。” 陈大为发言之后，队部的教室又陷入于沉寂之中，尽管与会者大多数人都是倾向于陈大为的观点，但是，中央文革来电就像《封神演义》里秦天君的五色幡从天而落，谁想躲也躲不开，怀疑、困惑、委屈、义愤、怨恨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人们感到茫然不知所措，而且，在场的大多数同学是不善于言辞的，他们通常开会是不喜欢发言的，尤其在今天这种情况下，闭上嘴巴听别人发言是最为恰当的。 我向四周环视了一番，看看有没有人要发言，我知道是不会有人起来驳斥陈大为的发言的，除了我之外，因此，我经过一小阵子的迟疑，终于站起来了，我开口说：“我也来说几句我的看法，我不赞同刚才陈大为同学发言的看法。自从一·二六事件发生以来，我市的运动出现了新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应该说目前的形势不是变得日益险恶，而是日趋明朗化。究竟一·二六行动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呢？我认为一·二六行动是极端错误的。中央三申五令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允许冲击军事机关。而医学院‘东方红’的‘好汉’们却冲击了F军区司令部，他们明明冲进了军区里面，却死不认账，你冲一百步是冲了，冲一步也是冲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红九·二组织也跟着瞎嚷嚷，什么一·二六行动好得很，好个屁！中央军委批转了《前线部队公告》，有人叫嚷‘叶浩明欺骗中央罪该万死’，今天中央文革陈伯达同志又来电，还有人重弹老调，又说叶浩明向中央作‘谎汇报’，试问，难道中央是泥糊的菩萨就这么好欺骗吗？事实上，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明察秋毫之末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及时地制止了我们在错误的危险的轨道上继续滑行下去，我们应该感谢毛主席和党中央挽救了我们。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忠实的红卫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我希望在座的同志们都认真地想一想。现在，事实已经证明我们是犯了严重错误，有人口口声声地说要‘坚持真理’，我认为只有正视错误、勇于向真理投降的人才算是真正坚持了真理，我记得有一句格言说，‘错误同真理的关系，就像睡梦同清醒的关系一样。一个人从错误中醒来，就会以新的力量走向真理。’愿在座的同志们三思，赶快猛醒过来，勇敢地向真理投降吧！” 我越说越激动，只觉得热血直冲脑门，我的喉咙发干了，声音变得嘶哑，还有些颤动，当我发言罢坐下来时，胸脯还像大海的波浪一样在起伏着。 无疑，我的发言如若一颗炸弹炸开了，在不少同学的头脑当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队部里片刻之间变得更安静了，犹如一阵震耳欲聋的雷声过后的暂时的寂静罢了，人们在沉思着，默默地在整理着自己混乱如麻的思绪。 而这寂然无声的时间并没有维持多久，那个陈大为又站起来，露出一丝讳莫如深的冷笑，进行应战道：“我认为刚才李晟同学的发言是危言耸听的，如果事实证明我们是错误的，那我们当然愿意向真理投降，但是，迄今为止我还不认为我们是错的。一封电报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只能说明是叶浩明欺骗了中央，这看起来是坏事，也是好事，它使我们每个战士面临着从未有过的严峻考验，暴露了一些意志薄弱的人的嘴脸，让机会主义、投降主义见鬼去吧！让一切动摇的、悲观的、绝望的思想情绪见鬼去吧！我们要活着干，死了算，坚决和叶浩明血战到底！” 陈大为蛊惑人心的发言博得了一阵热烈的掌声，那些初中的小同学头脑简单得像单弦儿，又发热得如若钢铁厂里纯青的炉火一般，只听见他们跟着瞎起哄道： “谁欺骗毛主席就打倒谁！誓死保卫毛主席！” “叶浩明镇压革命学生决没有好下场！” 紧接着，高二（1）班女生欧英——她也是“红九·二”的“元老”——也亮出了一副铁杆分子的模样，用着沙哑的声音叫嚷说：“我们没有错，我们用不着投降，该投降的是叶浩明及其叭儿狗乏走狗。谁说一·二六是反革命行动呀？我想不通；谁说我们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呀？我也想不通。对于今天的电报，我不理解，不理解就是不理解，何必要隐瞒自己的观点呢？我们红九·二从成立到现在，经历了多少惊涛骇浪，我们是雪地里走路，一步一个脚印，每个脚印都闪烁着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辉，我们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我们要用鲜血和生命来捍卫‘红九·二’这面英雄的旗帜，我们‘红九·二’的大旗永不倒！” 无疑，欧英的发言又赢得了一阵疯狂的掌声，我表面上竭力显得很平静，只是向她投以轻蔑的目光。当我正准备再次站起来驳斥她的讲话之际，高二（1）班的孟成铭也站起来发言了，他有些激动地说：“我和李晟是有同感的，我支持他刚刚的发言。这半个月来，我们的大方向是否正确，是值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好好反省的。我认为我们附中红九·二是犯了方向性错误，错误的性质是极其严重的，现在是到了该悬崖勒马的时候了！如果说我们以前没认识到错误，而犯了错误尚可勉强说得过去，但是，今天中央文革来了电，假若继续顽固地坚持错误立场，那性质就不同了，刚才有人口口声声说不理解，不理解就是不理解，这种阿Q式的辩解方式实在是太糟糕了，完全是以感情用事来代替用理智来处理问题。我们都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毛主席是我们红卫兵的最高司令，对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话，我们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要不折不扣地执行，否则，就意味着对最高司令的背叛！” 这个孟成铭生着一张清秀而白净的书生脸，戴着一副绛红色的胶框眼镜，显得文质彬彬，只是他的鼻子太尖了一点，尖得尖刻，乍看上去，就感到此人颇为精明强干，善于攻于心计。我同他以前未打过交道，只知道他在运动初期曾写过一些大字报，所以，我认得他这个人。我用充满着感激的目光望着他，在这关键的时刻，他敢于公开表明支持我的观点，使我不再单枪匹马、孤军奋战，我内心里感到了慰藉。 而后，陈大为又霍地站起，他这个人的好胜心是极强的，每回辩论总想要赢对方，凭仗着自己“山上八哥得张嘴”的本事，他又喋喋不休地进行争辩着，企图驳倒我和孟成铭的观点。 谁知就在此际，忽然间，外面响起了一阵嘈杂狂暴的声音，当我们大家还弄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只见一大群“不速之客”闯到了我们队部的门口。这伙人几乎清一色都是剪平头的，身穿黄军装，腰扎铜头皮带，他们个个身材魁梧，熊腰虎背，金刚怒目，满脸凶相，操着一口外地口音的普通话，一看就知道这伙人都是以前的前线兵。 俗话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也。他们气势汹汹地要冲进队部里来，被我们坐在门口处的人阻拦住了，只听见他们声嘶力竭地高喊着： “砸烂反革命黑组织红九·二！” “红九·二不投降就让它灭亡！” 见此情景，会议自动中断，在队部里头的我们都不约而同地纷纷站立起，潮水般拥出了门口，在科学楼外面的空地上，两派学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唇舌之战，由于他们是在我们学校内闹事，九·一五兵团、海防兵66829战斗团的人也相继赶来援助我们，把那二、三十名来路不明的外校前线兵团团围住。 “你们是哪个学校的？你们是来干什么的？”我们学校的人厉声喝问道。 “你们管我们使哪个学校的，红九·二是反革命黑组织，我们是来砸烂黑组织、抓反革命的！” “你们哪一个是坏头头？有种的快站出来！”那些外校前线兵挥舞着拳头，一个个像凶神恶煞似的。 “谁是黑组织、反革命哟？你们保皇兵休想翻天！”我们学校的人也不甘示弱，以牙还牙。 “我们学校的事情由我们学校广大师生自己来解决，用不着你们插一杠，还是请你们快回去吧！”我也身不由已地卷入了这场旋涡，不过，我并不是一个主要角色。 倒是那个九·一五兵团头头、原东方红红卫兵头头陈希琪越俎代庖，扮演了头号主角。今天，陈希琪身穿一件旧的长军用棉大衣，大概这是串联站借的，长期不还吧，他的头上戴着一顶军帽，也显得八面威风。本来，他只是赶来支援我们“红九·二”的，但一卷入辩论的旋涡，反而成为一位众目睽睽的主要角色，只见他非常激动地同那些前线兵大争大吵起来，脸涨红得像关公脸，暴起的青筋如一条条蚯蚓爬到了脸上，唾沫四处飞溅着，嘴里的那颗黄金冠假牙也闪闪发光着，那公鸭的嗓子高嚷道：“我们的大方向就是正确的，是不容否定的，我们九·一五兵团和红九·二的大旗是永远不倒的！你们阿保们别以为变天的时候到了，妄想把我们打成反革命黑组织，这是白日做梦，一万个办不到！” 那些杀气腾腾的外校前线兵团团围住他，他成了众矢之的，有的在咒骂他，有的在推搡他，恨不得将他一手宰了。“嗤——”一声布帛撕裂的声音，陈希琪的长棉大衣被他们撕破了一道“L”形的大口子。 这一下，陈希琪更光火了，脸颊红得如若两座熔炉，愤怒的眼睛射出了野兽似的光芒，攥紧拳头喊起来：“这是干什么？你们想挑起武斗呀？你们赔我的衣服！” “见鬼，谁撕破你的衣服哟？你们才是武斗的挑衅者！”那些外校前线兵也在强词夺理。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尽管我们学校的几个大组织都陷入于逆境之中，天时对于我们是极端不利的，并且，在我们红九·二组织内部也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但是，当那些外校前线兵闯入我们校园、企图捣毁我们组织时，在外犯者面前，我们都暂时抛弃了意见分歧，所有的人都紧紧地抱成一团，“楠竹扎排过大海，不怕四面浪打来”，共同抵御着外来暴力的侵犯，毕竟我们掌握了地利与人和，虽然那些外校前线兵的气焰十分嚣张，然而，他们的人数总共只有二、三十人，寡不敌众，在我们学校的学生群起攻击下，他们纷纷落马下阵，最后，不得不撤离出我们的校园。 那些外校前线兵如退潮一般退走了，在科学楼前面的空地上爆发出了一阵欢呼声，激动的情绪流溢在我们的脸上，像波涛一样激荡在我们的胸膛，大伙儿仍聚围在那儿议论纷纷着： “这些人是三中的前线兵，我认得他们中的几个人的脸。” “听说有好几个外校的前线兵以及外地的‘八·二九’也扬言要来我们学校砸我们这些组织。” 那个陈希琪以胜利者自居，显露出有些得意洋洋的样子，人站在我们队部的门口，一边抚弄着棉大衣上的破口子，一边愤愤地道：“他妈的，这些阿保一有机会就想翻天，气焰实在太嚣张了，竟把我的棉衣撕破了这么大一口子，真可恨！” 这当儿，我也站在队部门口，乘机开导他说：“今天的这一事件并没有结束，应该说这只是序幕，‘好戏’还在后头咧。不要以为今天三中前线兵退走了，从此天下就太平了，如果我们继续坚持错误的立场，自己不起来革自己的命，那么，我可以打保票，过几天还会有别校的前线兵来砸我们的组织的，不信，等着瞧吧。” “就是，到了现在这个时候，还要打肿脸充胖子硬不承认错误，确实是愚蠢至极，你越顽固地坚持错误，只能在错误的泥坑里愈陷愈深，最后难以自拔。”在旁的孟成铭也凑上嘴道。 “唉——”陈希琪听罢也不由地叹了口气。“你们说的也是实在话，我们算是放屁砸着脚后跟——倒了霉，今天的中央文革来电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怎么办？”我的炯炯目光直视着他。“既然犯了错误，就应该勇于正视错误、承认错误，向毛主席请罪，求得党和人民的宽恕和谅解，如果继续执迷不悟、顽抗到底，‘乌龟走来垫桌脚，明明错了死硬撑’，只有死路一条，这是明摆着的事。” 陈希琪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看来，我们不向毛主席请罪，的确是过不了关的。嗯——今天晚上八点，我们九·一五开大会，你们红九·二、66829的人也来参加，大家都坐下来讨论讨论，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好吗？” “你说呢？刘康。”我转过身来对也站在一旁的刘康道，“目前的时局是再明朗也不过的了，错了就是错了，何必‘犹抱琵琶半遮面’呢？我看希琪的建议是不错的，现在大家的思想十分混乱，应该开个联席会议，以便统一我们的思想和行动。” “这个——”刘康沉吟了一下，点点头也说，“也好，就开个会吧，大家都坐下来谈谈看法。” “那就这样说定了，九·一五方面由我负责通知，海防兵我也去跟他们说一声，晚上八点钟就在我们队部楼上的会议室里开会。”陈希琪道。 以后，陈希琪走掉了，其他赶来支援我们红九·二的九·一五、海防兵的同学也相继走掉了，剩下我们红九·二的人又回到自己的队部，继续开会。 由于刚才三中前线兵大闹我们附中红九·二，如同被一场龙卷风袭击过似的，致使这阵子队部里的气氛同先前大不相同，空气是令人沉闷窒息的，人们的心里头都好像压着一块沉重的石头，阴郁的乌云笼罩在众人的眉宇间，大伙儿都低头沉思不语。 在刘康宣布“继续开会”后不久，我首先打破缄默，起来开头炮说：“我再来说几句话，刚才三中前线兵来冲我们队部、企图砸我们的组织，大家都经历了这一场强烈的冲击波，事实难道不使我们的眼睛都擦亮一点吗？事实难道不使我们的头脑都变得冷静一点吗？现在是到应该认识自己错误的时候了，赶快猛醒过来吧，‘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勇敢地向真理投降吧！向真理投降并不是一件屈辱的事情，错误是人人都犯的，只有愚蠢的人才极力为自己的错误辩护，而聪明的人则极力改正已认识到的错误，我们应该要公开地向毛主席请罪，向党中央请罪，既然认识了错误，就应当有所行动，‘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只有用实际的行动才能表明我们是同错误彻底决裂了。” 我发言罢，这时候队部里显得相当安静，显然我的话拨动了人们的心弦，同学们都在默默地思索着连日来发生的纷乱的事变，考虑着自身的命运。接着，又一个高二（1）同学郑国铨也站起来，他个子比较高大，一对眼睛炯炯发亮，翕动着厚嘴唇说：“我完全赞同李晟同学的发言，这一次我们是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如果现在再不悬崖勒马，必将遭到粉身碎骨的毁灭，我们将成为历史的不可饶恕的罪人。我们不能再让我们的组织第二次被人家捣毁，应该要自己革自己的命，自己向自己开炮……” “说得对，我们应该自己向毛主席请罪，向党中央请罪，人犯错误是难以避免的，但只有愚者才坚持不改。”和郑国铨坐在一起的另一个高二（1）同学高克祥也嚷起来，他又冲着刘康道，“喂，刘康，你是勤务组的负责人，你也该表个态了。” “唉——”刘康坐着长叹了一口气，他那垂头丧气的样子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摇摇头说，“我还说些什么呢？事已至此，你们怎么认为就怎么认为吧。” “我还是想不通，不管怎么样，我要保留自己的观点。”陈大为的脑袋依旧如榆木疙瘩一般不开窍，不过，这阵子他已不再像刚才那样盛气凌人了。 “你这样的态度像话吗？是赌气，还是要顽固对抗中央指示呀？是不是想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呀？”原先也是持“好得很”观点的王钟惠如今也觉悟过来，毫不客气地向陈大为开炮。 “你们要向毛主席请罪，我不反对，反正，我心里还是有些想不通的。”陈大为不满地瞟了王钟惠一眼，嘀咕道。 这时候，和王钟惠坐在一块儿的陈东也站起来发言说：“我也来说几句，这一次我们犯了严重的错误，我的心情和大家一样都是很沉重的。我们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叶浩明同志，指向中央军委，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干了许多使亲者痛、仇者快的坏事，给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我们对不起党和毛主席，对不起战无不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不起党的好干部叶浩明同志……” 我用充满感激的目光望着陈东和王钟惠，在关键的时刻，他们到底站在我的一边来，当然，也许他们这样做，他们的内心是经过一番剧烈的痛苦的思想搏斗。 在陈东发言后，高二（1）的吴华生也站起来发言，他是我们组织的笔杆子，是最早的“八大金刚”之一。吴华生也旗帜鲜明地表示了自己的立场，支持了我们的观点，致使下半场会议形成了一边倒的局面，理性的声音终于吞没了歪理的聒噪。 最后，刘康也表了态，他的脸色如若一本书本的标题页，预示着其悲哀的内容，声音低沉而沙哑，痛心疾首地说：“这一次我们犯大错误，而且，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我的心情比大家更不好受，我，身为附中红九·二红卫兵团的主要负责人，是深感有罪的，我把我们的组织拖进错误的深渊，我是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对不起党和毛主席，对不起广大战士们，辜负了同学们对我的信任，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当散会大伙走出队部时，外面天色已是黑黝黝的，人们称之为“穹隆”的天空如若一张硕大无比的黑沉沉的罗网笼罩着大地，昏沉黑暗的夜色也像我们一样愁肠满腹、思绪沉沉。 我赶回家吃完了晚饭，接着，又来到了学校。由于开会时间尚未到，队部里没有几个人，而且，我同他们也不太熟悉，便一个人在科学楼前面的三合土道路上踽踽独步。经过一天喧嚣的校园现在变得比较安静了，雄伟的科学楼像战神阿瑞斯傲然屹立，投下了一道黑森森的巨大倒影，径旁栽种的一丛丛夜来香如若睡美人一般静卧着，可惜如今不是夏季开花的时节，嗅闻不到那股使人心醉的馥郁的馨香。这几天形势的风云变幻、下午在我们组织会议上所展开的激烈的争论以及市三中前线兵突然袭击我们组织的事件，一个个镜头像打幻灯片一样打在我脑海的银幕上，一个个思路如风车的叶片一般在我的脑子里不断盘旋，在我的内心有着千头万绪，“剪不断，理还乱”。 正当我在低头沉思之际，突然间，听见背后有人在呼唤我：“喂，李晟。” 我从沉思中惊醒过来，停下脚步，转身顾眄，一看竟是一对素不相识的少女在叫唤我。我惊讶地将她俩上下打量，问说：“是你们叫我？” “嗯——是的。”一位长得颇为俊秀的少女羞涩地望了我一眼，回答道。 我们彼此都走近了一点，我又仔细地把她俩瞧了瞧，这二人似乎有些面熟，大概也是我们红九·二组织的，不过，我对于她俩并没有什么印象，平时我很少留意我们组织里的那些娘儿，除了几个出名的人物之外，其他人我几乎都认不得。 那位长得俏丽的姑娘身材适中，身穿一件有毛领的蓝色棉衣，头发是运动剪，卵圆形的脸蛋儿十分可爱，像一轮骤从海上跃出的明月，使人不油然地联想起了“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著名唐诗。她的脸皮白嫩，一双杏眼炯炯露光，闪烁着热情、纯洁而真挚的光芒。至于另一个女的长得没她漂亮，不过也不丑陋，高挑的个子，扎着两束短短的的小辫子，显得有点像乡下小妞一样土里土气，古铜色的皮肤比较粗糙，一双不大的却晶黑闪光的眼睛温顺地看着人，默默地谛听着别人的讲话，无言地微笑着，她给人的印象是：如一株秋天田地里的成熟的红高粱。 “欸，你们二位大约也是红九·二的吧？你们是哪班的呀？”我询问说。 “是的，我是高二（1）的，她是高二（3）的。”又是那位美丽的姑娘回答，她的声音如小夜曲一般的动听。 “噢，”我把她俩又瞅了瞅。“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是这么一回事，”她稍稍犹豫了一下，克服了少女的天生的羞赧心理，鼓起勇气启齿说，“刚才听了你在辩论会上的发言，我们完全赞同你的看法，支持你的观点，你的发言说出了我们的心声。” 当她含辞未吐之际，我血管里的血仿佛是静止了，然而，在她表白了她的肺腑之言后，我的热血却又要迸出了血管，我感到了颤栗的激动。虽然，我们同在一个组织里头，但至今方才彼此相识，以前我对于芸芸少女全无印象，如今在我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二位形象高大的热血女性，尤其是她——这位美丽端庄的少女——我不禁对她产生了崇高的敬意，她就像是圣洁的维纳斯女神，那高尚的精神又如礼赞的白杨，在坎坷不平的生活道路上，她的心像丹柯的燃烧的心一样，将永远照亮我的人生之路。我怀着深切的感激之情久久地凝望着她，半晌才语：“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对我的支持。” 在黑夜里我不能完全真切地看清她的脸部表情，但是，我看到了她那光彩照人的明眸，如钻石一般在黑暗中晶莹发亮。记得，莎士比亚在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里借助罗密欧的话描写朱丽叶的眼睛道：“天上两颗最灿烂的星，因为有事他去，请求她的眼睛替代它们在空中闪耀。要是她的眼睛变成了天上的星，天上的星变成了她的眼睛，那便怎样呢？她脸上的光辉会掩盖了星星的明亮，正像灯光在朝阳下黯然失色一样，在天上的她的眼睛，会在太空中大放光明，使鸟儿误认为黑夜已经过去而唱出它们的歌声。”在我看来，她那一双如秋水、如明星、如钻石一般的眼睛并不比朱丽叶的眼睛要逊色，我永远忘不了这双动人的眸子，一辈子也忘不了。 这当儿，她也有些被感动了，眨了眨眼睫毛，动情地说：“别这样说，这没什么。” 我们沉默了片刻，互相注视着对方，一会儿，我又发问道：“诶，你叫什么名字呀？” “方辉，诺亚方舟的方，光辉的辉。”她回答。 “那你呢？”我又问另一个女同学。 “我叫许梅兰。”她也总算开了玉口。 我点点头，又对她俩道：“现在，咱们总算是彼此相识了，一回生，二回熟呗，是共同的斗争、共同的观点把我们联结在一起，正如一句谚语所说，‘信仰是团结的纽带’，咱们是在最困难的时刻相识的，患难识知己啊。……现在的斗争还十分严峻，在我们的面前阻力还很大，咱们应该要加强联系，互相多通气，你们说，好吗？” 那个方辉赞同地点点头，又若有所思地说：“好的，我们要加强联系，刘康、陈大为他们的思想还不是真通，我们还要继续做他们的思想工作。” “是啊，要认识自己的错误是痛苦的，要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更须付出双倍的代价，我们还得继续同他们几个人做斗争。”我道。 “你以后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做的，尽管开口，我们一定尽力而为。”许梅兰也打开话匣子道。 “好的，我以后有事情一定通知你们。”我又点点头，一口应诺。“现在，时间不早了。大概快开会了，咱们走吧，到队部去。” 于是，我仨一起往队部走去…… 晚上，就在我们要开大会的时候，由十五名解放军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了我们的学校。 八点时分，在九·一五队部的大会议室里，灯火通明，我们学校三大组织——九·一五、红九·二、海防兵——的全体战士都聚集在那儿开会，数百人将会议室挤得水泄不通，饱和得如若新买的火柴合里的火柴一样，由于刚进校的解放军也来参加这个会议，致使大伙儿都有些忐忑不安，心里头就像吊了一只水桶在七上八下的，一个个正襟危坐，不苟言笑，会议室里的气氛陡然变得十分严肃、紧张，一种不祥的危机感犹如恐怖的巨大的蝙蝠翅膀投下的阴影罩在我们的心灵上。 开会了，主持今晚会议的是九·一五兵团头头刘卫东（即刘奇，他在刘少奇失势后，亦赶紧改名，以示划清界限），他作了一番开场白之后，即请军宜队队长范雄魁讲话。 这个范雄魁年纪四十多岁，身材魁梧得如若高尔基笔下的气魄不凡的水手，他穿着一件崭新的有毛领的长军大衣，一张有着铁矿石般颜色和猎人般粗犷特征的脸膛，两道粗黑的浓眉如凛冽的剑峰，一双又圆又大的大眼睛若金鱼眼似地鼓起来，又恰似一对铁犁上的轮子，一只像岩石一样坚挺的大鼻子，一张相当大的、具有两片往外凸出的厚嘴唇的嘴，整个相貌可以说是颇威武的，是一副标准的军人相貌。 他开口说话纯粹是一口山东腔，怪难听的，而且，他的嗓门顶大，就像打雷似的，铁青脸显得峻厉暴躁，那震耳欲聋的吼声令人胆颤心惊。当他张开大嘴巴讲话的时候，底下数百人俱鸦雀无声，静听他正式宣布省军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我校，接着，他的马克沁重机枪就开火了：“正当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呈现一片大好形势的时候，以马为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们掀起一股极其反动的逆流，把斗争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坚定的革命左派，指向叶浩明同志，其目的在于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的斗争。而你们师院附中九·一五兵团、红九·二红卫兵团中的一小撮人，伙同闽江日报社何磊之流、东南师院潘大昌之流，在这股反动逆流中，充当了急先锋，扮演了极其可耻的角色……” 对于范雄魁的这番咄咄逼人的训话，在座的绝大数人是一时难以接受的，尤其是“九·一五”的那些人思想抵触情绪更大，下面起了一阵又一阵骚动。那个愣头青的王钢不服气地嚷起来：“以前马为要抓我们‘九·一五’一小撮，现在，又有人提出要抓我们一小撮人，你们究竟是要支左还是支保呀？我们革命小将犯了一点错误，难道连整个大方向也要全盘予以否定吗？” “一·二六就是好得很！”底下不知什么人小声地喊起来。 那个范雄魁显然也听见了这话，他的两只金鱼眼瞪大得像珠子似地要滚出来了，气势汹汹地喝问：“谁竟敢还在喊反动口号？哪个人喊？” 可是，下面没有一个人作声，只是彼此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肯承认是他喊口号。范雄魁有些火了，他的那对大眼睛如若巡逻艇上的探照灯一般扫视向声音来自的方向，企图搜索到目标，遗憾的是他没捕获到猎物，气急败坏地又大喊大叫：“是哪个人喊？是好汉，有种的，站出来！” 然而，实际上有种的好汉都是不吃眼前亏的，没有一个人肯挺身而出当“反革命”，那个山东大汉范雄魁干瞪眼、吹胡子，却无可奈何，他只好又用铜锣般的粗大嗓门宣读起中央军委批示的《前线部队公告》、陈伯达给叶浩明同志的来电以及我们未听说过的林彪来电（此文全文是：今天上午九时，F军区首长给林副主席打电话，林副主席说：“陈伯达同志托王力同志的来电是造谣。中共中央军委批转《前线部队公告》是经过周密的研究，要一字一句往下发。”——F军区支持革命左派接待站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 面对着这些泰山压顶般的中央来电、批示，即使是礁石般顽固不化的家伙也缄了口，虽然他们未必真想通。以后，九·一五的陈希琪站起来发言了，他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如果不是了解他性格的人，恐怕是很难理解他思想的突变，下午他头脑还发高烧到四十度，而到了晚上居然冷静得出奇，只见他面孔严肃，表情激动地说：“同学们哪，我们再也不能执迷不悟了，继续沿着错误的危险的犯罪的道路走下去了，前面是陷阱，前面是塌方，应该立即止步！我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附中九·一五兵团在这股反革命逆流中充当了急先锋，成了炮打中央军委、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炮灰和丑角，干了许多坏事，我身为‘九·一五’的勤务员，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对不起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在这里，我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向毛主席请罪，向党和人民请罪，向解放军请罪，向叶浩明同志请罪……” 陈希琪的脸孔如若石膏像一般僵硬，只有嘴唇颤动着，当他说到最后时，眼睛里竟沁出了眼泪，那豆大的泪珠沿着他的面颊流淌了下来，好像自来水龙头漏水一样。 接着，九·一五兵团的刘卫东、我们组织的孟成铭、吴华生等人也相继起来发言，他们唱的是同一个调，都承认犯了错误，表示要向毛主席请罪。 会上许多人都要求立刻集合队伍上街向毛主席请罪，可是，由于今晚是三个组织的第一次联席会议，群龙无首，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谁也不买谁的账，讲要集合队伍，结果集合了老半天也没集合成队伍，会议室里、操场上乱轰轰、乱糟糟的一团，再加上这时候时间九点半已过，太晚了，最后决定改明天上午上街向毛主席请罪。 我们红九·二的人又都回到自己的队部里，勤务组成员的林玉梅告诉众人说：“听说，有好几个学校的前线兵串联起来，要去砸我们的总部。” 鉴于下午刚刚发生市三中前线兵大闹我们校园事件，使我们不得不认真看待这件事，大伙儿议论纷纷，愁云锁住了每个人的眉间。 我提出主张道：“与其束手就擒、坐以待毙，不如我们自己起来革命，我们应该立即行动起来，今晚就上师院造总部的反，查封总部，宣布与总部脱离关系。” “对，今晚我们就上总部造反，我们要把运动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我的主张立刻获得了吴华生的支持。 “我也赞同今晚我们就把队伍拉到总部造反去。”林玉梅也附和说。 “我也赞同！” “我也赞同！” 孟成铭、陈东、郑国铨、高克祥等也异口同声地道。 可是，第一把交椅的刘康却摇摇头叹息道：“唉，你们说的大道理都对，我们红九·二是犯了严重错误，倒了霉，这个我要负主要的责任，我并不反对你们去造总部的反，不过，我个人是不想去的，总部潘大昌他们是同我们一道浴血奋战出来的亲密战友，我刘某人是讲义气的，不会落井下石，要去就你们去吧。” “我也不想去，我自个儿还没有完全想通咧，去造总部啥个反呀？谁爱去就去，反正，我是不去的，我也不会落井下石。”陈大为也冷言冷语地说。 “什么叫落井下石呀？”我双眼瞪了瞪他，当即反驳道，“我们是革命者，不是江湖好汉，讲什么江湖义气呀？总部和潘大昌在这股反革命逆流中干了许多坏事，我们应该同他们彻底决裂，同他们划清界限，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立场上来。” “现在不是讲个人感情恩怨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同错误彻底决裂，首先就要看我们敢不敢造总部的反，我们不能感情用事，要有一种敢于大义灭亲的气概。”吴华生也高声地说。 尽管刘康、陈大为等人不肯去抄“红九·二”总部，但由于赞成采取行动的人占大多数，结果我们还是连夜去造总部的反。我们准备了一些封条，集合了一支六十多人的队伍，打着队旗，浩浩荡荡地向师院“红九·二”总部进发。 师院“红九·二”总部是设在院部里的一幢红砖楼房里，当我们到达总部时已深夜十一点了，那幢二层红砖楼依然灯火如白昼一样通明，总部里头只有十来人，那个潘大昌也在场。 今天，潘大昌显得有点丧魂落魄的样子，他头发长长的，就像野草一样乱，脸孔消瘦，如同被刀削过似的，往日野心勃勃的炯炯闪亮的眼睛恰似油灯没了油，变得黯淡无光了。他的脸部被浓厚的愁云所笼罩，犹如莫斯科冬天的天空，身穿一件旧的皮夹克，大约因为寒冷的缘故，脖子老往衣领里缩，使人不油然地联想起了契诃夫笔下的《套中人》，“那种性情孤僻、象寄居蟹或者蜗牛那样极力缩进自己的外壳里去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少的。也许这是隔代遗传的现象，这是退到从前人类的祖先还不是群居的动物而是孤零零地住在各自洞穴里的时代的现象，不过，也许这只不过是人类性格的一种类型吧，谁知道呢？”当然，潘大昌并不是一个与世无争的胆小鬼，而是一个性格古怪孤僻的造反家，也许他这人的性格也是“隔代遗传”来的吧。 当潘大昌知悉我们一伙人的来意之后，他默然地注视了我们一小会儿，语调沉重地说：“同学们，我支持你们革命小将采取的革命行动，我欢迎你们起来造总部的反，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同学们……” 孟成铭那对尖锐的眼睛透过眼镜片射向他，气势汹汹地嚷道：“看你说得多轻巧，就像吹口哨一样，你知道你犯了多大的罪行吗？光一声‘对不起’顶个屁事，你必须老老实实地交代你的问题。” 潘大昌瞥了瞥他，还是声调低沉地说：“我是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我愿意接受同志们的批判，我对不起党和毛主席，对不起哺育我成长的贫下中农，也对不起同学们，一切责任都应该由我来承担。” “潘大昌，你把所有黑材料统统交出来。”陈东也声色俱厉地道。 “什么黑材料？我没有黑材料，我明人不做暗事，不信，任你们去查抄好了。”潘大昌申辩说。 我们没有闲功夫跟他磨嘴皮，立即行动起来，把所有的柜子、桌子的抽屉都贴上封条。我动笔起草了一份《公告》草稿，宣布今夜我们附中“红九·二”红卫兵团对师院“红九·二”总部采取了坚决的革命行动，造了总部的反，查封了总部，并声明从今日起我们附中“红九·二”红卫兵团正式同总部脱离关系。 接着，几个同学动手把《公告》抄成大字报，一式三份，同时，又刻成蜡版，油印成传单。我们忙忙碌碌折腾了好几个小时，把一份《公告》贴在总部红砖楼的墙上，一份贴在院部门口的大字报栏上，当我们最后撤离开总部、并把第三份《公告》张贴在我们自己学校门口外面的高墙上的时候，已是凌晨四时左右，漆黑的夜空依旧像是浸透的墨汁，街灯灯柱的影子淡淡地躺在柏油马路上，我们校门口的灯光仍亮着，在寒风中显得孤寂，这时，路上已出现了一些稀稀拉拉的行人，倒马桶的清洁工人、运蔬菜的店员、运粪车的农民已开始辛勤地劳动了，新的一天揭开了序幕。 我、林玉梅、吴华生、孟成铭、陈东几个人是最后离开学校的，在忙完了所有事情之后，我才感到身子是异常的疲惫不堪，整个身体的骨骼快要散了架，我不断地打着呵欠，上眼皮沉重得像石头一样直往下掉，我走路好像都要睡着了似的，熬夜的滋味真不好受，尤其对于贪睡的年青人来说，这是我在运动中的第二次熬夜。我要赶回家去小睡几个小时，上午还要赶到学校准备集体上街向毛主席请罪咧。 这是不平凡的戏剧性的一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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