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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月三十一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红旗》六七年第五期发表的戚本禹署名的洋洋大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第二天，《红旗》杂志大量发行，影片《清宫秘史》也在全国各地内部放映，供批判用，掀起了围剿影片《清宫秘史》的浪潮。 影片《清宫秘史》是香港永华影业公司摄制的一部历史题材影片，反映的是清代末年戊戍变法和义和团运动时期的一些“清宫秘史”，这部影片一九五０年曾在北京、上海和全国其他城市上映过。一九五一年，毛泽东发动了对电影《武训传》的大批判，一九五四年，他又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大批判斗争，同年十月十六日，他就红楼梦研究问题给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道：“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 江青在一次中国京剧团的讲话中说到了这事：“胡乔木……是个托派，难怪我怎么也不理解，就是这《清宫秘史》，他坚决抵制主席。他说是爱国主义，因为这是刘少奇的话。我说是卖国主义。我说主席也看了这个戏，主席说过‘这是卖国主义的戏’，我那个水平只那么一点，我觉得他们为什么把义和团诬蔑成那个样子，……光绪、珍妃都是想对外国人投降的，就是说中国人对外国人投降是合法的，……国民党的投降主义是正确的，……刘少奇的投降主义是正确的。所以他死咬了一口，我永远忘不了，……最后说，这是爱国主义，是艾青。我说什么爱国主义！是卖国主义，我是气坏了，因为他特意站起来，回过头来，针对着我讲话：啊，江青，等等，你敢说是卖国主义？我说，就是！陆定一作为一个部长，中央委员，一个屁也不答……” 在六七年初发表的姚文元写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一文中，便引用了毛泽东对《清宫秘史》的那段语录，三月底，北京出版的一份红卫兵小报首先说，刘少奇吹捧电影《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并说刘少奇曾自诩为“红色卖办”。刘少奇看了这些小报，他不屑作什么解释，但是他从中看到了一种不祥之兆，他觉得不可等闲视之，为了要澄清事实，三月二十八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对有关《清宫秘史》问题的看法经过。 然而，刘少奇的申述无济于事，三月三十一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红旗》第五期发表的戚本禹署名的长篇评论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更是公开把矛头直捣刘少奇，吹响了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向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发动总攻击的号角。 四月二日，北京红代会、工代会几十万人涌向街头示威游行，声讨刘邓陶的“滔天罪行”，欢呼中央夺权的“伟大胜利”。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 而刘少奇看后戚文则非常愤怒，当他的子女刘涛、刘允真等人质问他时，他据理痛斥说：“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卖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不反革命，也不反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他越说越激愤，“我早在去年8月的会议上就讲过五不怕，如果这些人无所畏惧，光明正大，可以辩论嘛！在中央委员会中辩论，在人民群众中辩论嘛！我还要为这个国家、人民，为我们党和广大干部讲几句话！” 按照现在的一种说法，《清宫秘史》这部影片刘少奇只看了一半，看后什么也没说，只是在后来，五一年五月十三日，他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民主人士学习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清宫秘史》是宣传改良主义的，它使人有这么一种印象，假如那时光绪怎么样怎么样，那么革命就可以不要了，孙中山也可以不要了，我们这一套也可以不要了。刘少奇还说：改良主义试验过了，证明行不通，阶级斗争没有调和的可能。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的历史时期，为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必须把反动的阶级推翻。 四月六日，中南海的造反派高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口号冲进刘少奇的办公室，向刘少奇宣布勒令：必须自己做饭、打扫卫生、洗衣服、改变作息时间（刘少奇也和毛泽东一样习惯夜间工作，上午睡觉），并喝斥刘少奇回答戚文中提出的八个问题。 “刘少奇，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一个造反派叫问说。 听这问话，刘少奇勃然大怒，修养颇佳的刘少奇从来也没有发这么大的脾气过，他愤怒地道：“这个问题简直是岂有此理。61人出狱之事，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在日寇就要进攻华北时，必须保护这批干部，不能再让日寇把他们杀了。当时王明路线使白区党组织大部分受到破坏，这些同志是极宝贵的。中央许多领导同志都知道，早有定论嘛。我们许多干部有武装斗争的经验，有建设根据地的经验，有白区工作经验。这些经验都是在长期斗争中，通过成功与失败，靠鲜血总结出来的，不能全部否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总结过。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又懂得建设新中国的干部是最宝贵的，怎能把他们统统打倒呢？” 次日，刘少奇向造反派交出一篇“八个为什么”的答辩材料，以澄清部分事实真相。工作人员把原件上送，并抄了一份大字报在中南海内贴出。几小时后，那大字报被撕，同时传出上头指示：“今后不要搞面对面的斗争”。 八日，王光美接到通知，要她十日到清华大学作检查。这天晚饭后，王光美正和她的孩子们谈外边的情况，突然刘少奇扶着墙走进来，他脸色铁青，豆大的汗珠顺着面颊淌下来。见此情景，王光美赶忙搀扶他回卧室，并叫唤来了医生。保健医生来了给他开了几片药，接着就走掉了。 这天晚上，刘少奇几次昏厥过去，他躺在床上，双目紧闭，鬓发如雪，那清瘦的脸庞轮廓分明，还带有一种高贵的气概，纵然经历过痛苦和疾病的蹂躏，也未能把它磨掉。 九日，刘少奇的病稍好，他就起床了。中午吃饭时，他的孩子刘平平说：“听说，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要组织三十万人大会批斗妈妈……” 刘少奇一听，他一手推开饭碗，激动地道：“我有错误我承担，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为什么让她代我受过？要作检查，要挨斗，我去！我去见群众！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群众？” “清华大学的运动是我直接参加了的，当然是我去向群众检查……”王光美担心刘少奇使性子真的去清华，连忙阻止说。 “你是执行者，决策的不是你嘛。我绝没有反过党，没有反过毛主席。别人反对过毛主席，林彪反过，江青也反过，我一直是拥护主席的。在我主持中央工作的几十年里，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有！但没反过。工作错误有！但都是严格遵守党的原则的。我没有搞过阴谋诡计。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要我承担责任，可以！但错误得自己去改！”刘少奇说到这儿，把手中的汤勺猛地往桌上一摔，手微微颤抖着，又说，“别人就是一贯正确的吗？要一分为二。为什么不许别人向中央文革提意见？有不同意见就把人抓起来！？去年八月，我就不再过问中央工作。从那以后，错误仍在继续；将来，群众斗群众的情况还会更厉害，不改，后果更严重。责任不能再推到我身上，这么多干部都被打倒了，将来的工作谁去搞！生产谁来抓？有人要逼我当反革命，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不论过去和现在，就是将来也永远不反毛主席，永远不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个革命者，生为革命，死也永远为共产主义事业，一心不变。” 刘少奇停了一下，喘了口气，又安祥地注视着他的孩子们，缓慢地又说：“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象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 王光美听着，心中的苦汁涌到了脸上，她一边轻声地抽噎着，一边说：“还不知道孩子们能不能看到你的骨灰呢。” “会把骨灰给你们的，你们是我的儿子、女儿嘛！我是不会自杀的，除非把我枪毙或斗死。你们，也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要在各种锻炼中成长。你们要记住：爸爸是个无产者，你们也一定要做个无产者。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刘少奇说着，就站起来，坚定而响亮地说，“共产主义事业万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共产党万岁！”说完，他就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十日凌晨，天还没有亮，清华大学井岗山红卫兵便驱车直入中南海内刘少奇、王光美住地。载着王光美的轿车不到清晨六时便又离开了中南海，直奔清华园。王光美被押进清华中央主楼七层的一间屋子里，里面早已坐满了井岗山红卫兵。 那些红卫兵审问王光美说：“刘少奇为什么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 王光美镇定地回答：“我从来没有听少奇同志讲过这个片子是爱国主义的。少奇同志肯定没有讲过。我相信毛主席，毛主席总会调查清楚的。” 红卫兵问：“对戚本禹同志批《清宫秘史》的文章怎么看？” 王光美答：“这部片子是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的，戚本禹同志批得很深很对，这部片子刘少奇没有说是爱国主义的，我和他一起看的，当时只看了一半，以后天亮了看不清了，他什么也没说。这是肯定的，他没说过。我和他一起看的，我知道肯定没说过。” 红卫兵问：“照你这么说，刘少奇没错了。” 王光美回答：“刘少奇是有责任的，52年毛主席曾对他说过这片子是卖国主义的，做为一个负责人不组织批判是很大的错误。” 红卫兵问：“你觉得这文章写的对不对？这是毛主席看过的！” 王光美答：“是吗？是主席看过的吗？我觉得还是从革命利益出发，从事实出发，如实地向毛主席汇报情况。” 红卫兵逼迫王光美穿上访问印尼时穿的旗袍出去批斗，但王光美不肯穿，双方争辩了好一阵子之后，红卫兵的抓鬼队员便动手强迫王光美穿上旗袍，出于无可奈何，王光美又穿上了透明丝袜和高跟鞋，红卫兵又给她戴上事先特制的乒乓球串成的大项链，并给她照了相。 以后，王光美被红卫兵们押上会场批斗，有三十万人之众参加了这次批斗会，还有彭真、陆定一、薄一波、蒋南翔等三百名“走资派”也被拉去陪斗。 当晚，刘少奇从孩子们的口中知道了批斗王光美的实情，刘平平告诉其父亲说：“彭真叔叔、薄一波叔叔、陆定一叔叔、蒋南翔叔叔他们也都被捉去陪斗，被同时抓去陪斗的‘走资派’有三百名……” 刘少奇双眉紧蹙地听着，他一语未发，晚饭也一口未进。 四月一日下午，我们新成立的新革站把队伍拉到街上去，打响了自我翻身解放的第一仗。次日，收音机广播了《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这篇社论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就像盛夏酷暑吃冰淇淋一样甜丝丝、冰滋滋到心里头，我们广大同学无不奔走相告、欢呼雀跃。早上，我们新革站再次集合队伍，又敲起了腰鼓和锣鼓，上街报喜去。 下午，驻校军宣队的一位同志来到我们新革会队部，把我和韩继明叫了去，他告诉我们说大军区首长徐明清副司令员要接见我们，叫我们到校长办公室去。我们一听心里一阵欣喜和激动，犹如喝了一杯白兰地一般精神状态处于兴奋的晕眩之中，心房在扑通扑通地剧烈跳动着，又有些惴惴不安，不知道这究竟是忧还是喜。我们跟随着那位军宣队同志来到了办公楼三楼的校长办公室，这间办公室原系蓝峰的办公室，如今蓝峰下台了，房间也易主了，为军宣队所用。 在这间小小的办公室里面，坐着一位年龄大约五六十岁的军官，看样子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徐明清副司令员——省临时革委会副主任，房间里还有一位秘书模样的军人。那个军宣队同志一见徐明清就说：“首长，他们来了，他们就是八·二九新革会勤务组负责人。”接着，他又向我俩介绍道，“他就是F军区徐明清副司令员。” 那位徐明清副司令员看见我们来了，笑容满面地站起来，伸出手和我们亲切地握起手来，热情地招呼道：“哦，好啊，同学们请坐。” 当我们刚坐定，那位军宣队同志便又说：“首长，还有什么吩咐吗？” 徐副司令员抬头瞥了他一眼，摆摆手道：“没你的事了，你可以走了。” “是。”那军宣队同志说着，即转身退出了房间。 那位大约是徐副司令员秘书的军人起来把门关上，这样，这间小小的校长办公室里头就只有我们四个人了。 徐副司令员中等身材，面容清癯消瘦，细细地刻着几道皱纹，如若是一块皱绸布，肤色呈巧克力色。他貌不惊人，没有那种“一双眼光射寒星，两弯眉浑如刷漆。胸脯横阔，有万夫难敌之威风”的大将军气度，而倒像是一个知识分子那样的温文尔雅，说起话来声调不高，不急不徐，有点慢条斯理的样子。 这当儿，徐明清副司令员开口说：“同学们，我们今天把你们找来，是想了解一下你们学校的运动情况，你们对驻校军宣队有什么看法和意见，尽管可以说，不必有什么顾虑。” 我和韩继明彼此相视了一眼，韩继明用手臂轻轻碰了碰我，小声道：“李晟，你先说吧。” 我思索了一小会儿，然后打开话匣子说：“我们是不想隐瞒什么的，坦率地说，我们对进驻我校的军宣队的确是有看法的。毛主席说，‘应该派解放军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可是，我校的军宣队实际上支的不是我们八·二九新革会，而是前线兵红联会，他们要把我校的‘九·一五’、‘红九·二’广大同学统统打成‘反革命’，还扬言要逮捕一批人。我们八·二九新革会因为对此持有不同的见解，我们认为‘九·一五’、‘红九·二’等组织的广大同学在一·二六的问题上是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不能就此一棍子把他们打死，对于他们应该采取‘治病救人，惩前毖后’的态度，而我们军宣队队长范雄魁就把我们视为是反批判的，声称也要给我们上手铐铐走……” “唉，他们怎么能这样说呢？”徐副司令员瞥了我一眼，停顿了顿道，“总的来讲，绝大多数组织的方向都是对的，对当前阶段运动起了推动作用，但很难避免这个组织在这个时候犯了错误，那个组织在那个时候犯了那个错误，对一个组织的看法不能孤立起来看，不能以一件事情来看，不能单单以‘一·二六’事件作为唯一的标准，要看这个组织在‘一·二六’之后情况，应从主流上来看问题。前几天，F军区党委常委做出了一个决定：凡是在‘一·二六’中受蒙蔽和煽动而参加集会、游行和冲击军区的学生、职工、基层干部，不要再检查，更不能斗争他们。……” “这太好了！F军区党委常委的这个决定太好了！我们八·二九新革会坚决拥护和支持。”韩继明喜形于色地嚷起来。 “前一阶段，我们要准备召开一个全校性的批判‘九·一五’、‘红九·二’大会，不知现在是否还有这种必要开？”我提出了一个问题。 “过去批了就算了，现在不要开了，要开需要经过我们批准才行。”徐副司令吐了一口烟说，“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提高我们的阶级觉悟，如果把斗争矛头指向学生，那就错了，学生中有没有坏人呢？有的，但是个别的，多数被人利用，我们不能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我们不能重犯这个错误。现在，我们有许多人革命就是革别人的命，不革自己的命，我们革命的学生也要革自己的命，要把自己思想上错误的东西革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大团结、大联合的目的。” “如果我校军宣队还要我们开批判一·二六大会，那我们要不要开呢？”韩继明眨着眼睛也提问说。 “不会的，你们学校的军宣队过几天就要撤回去集中学习了。”徐副司令回答道。 “噢，是吗？”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又试探性地问说，“那还不会派新的军宣队来我们学校呀？” “暂时是不会派的，”徐副司令答曰，“东南师院附中的文化大革命主要是依靠你们学校的革命的师生员工，依靠你们这些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解放军宣传队主要是来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不是来当‘保姆’的，不能包办代替，更不能发号施令。我们宣传队有什么错误，欢迎你们红卫兵给予批评指出。” 接着，我们把我们与军宣队的分歧由来——我们欲联合全校所有组织召开批判一·二六大会，而军宣队则如何硬压我们单独与红联会一起开这个批判会等等——，以及我们对各种问题的看法，统统向徐副司令倾诉。 徐副司令听罢之后，则表示说：“我会把这些情况反映给叶司令，看来，宣传队在你们学校的问题还是不少的。” 在徐明清副司令员接见我们的当天晚上，我们新革站又集队前往东南师院体育系，听取进驻师院解放军宣传队传达F军区周以锐参谋长的讲话，其内容的精神与徐副司令员的谈话是一致的，报告正式传达了F军区党委常委三月二十八日的指示：凡是在“1.26”中受蒙蔽和煽动而参加集会、游行和冲击军区的学生、职工、基层干部，不要再检查，更不能斗争他们。 在归来的路上，同学们个个像喝了喜酒一样喜气洋洋，兴奋得如若跳龙门的小鲤鱼一般活蹦乱跳的，好像道路缀满了玫瑰花，可以尽情地跳舞。这几天，一件喜事又接着一件喜事，我们彻底翻了身，一切都像万花筒一样变化无常。记得，马克思曾说过：“资产阶级革命，例如十八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象是被五色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其实，这场文化大革命也何尝不是如此？人们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似乎桃子是垂手可得的，然而，每一个胜利都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过眼烟云，好景不长，分裂与纷争的阴云又笼罩在我们的头上，腰鼓的敲打声、游行的欢呼声都好像一片幻影在一个人的咒文面前消失不见了，严峻的斗争取代了一切。 晚上九点钟，我们回到了学校。新革站所属组织的负责人都聚集在我们新革会的队部里头连夜开会，所有的人情绪都非常高昂，面颊焕发红光，眼珠注满了兴奋，有些眼睛似乎如将要流出血来一样的红。 我有些激动地发言说：“今天下午，F军区徐明清副司令员接见了我们新革会勤务组部分成员，今天晚上，我们新革站全体战士又前往师院体育系听取传达F军区周以锐参谋长的讲话，这一些都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对我们革命小将的关怀和爱护，给予我们极大的鼓舞。我们附中的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经受住了疾风骤雨的考验，团结得就像是一个人一样，终于赢得了自身的解放，在我们的眼前展现出的是一片希望和光明，犹如东方天际抹上了一层五彩缤纷的朝霞一般，我校的革命形势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之好。《国际歌》有句歌词是：‘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现在，摆在我们大家面前的最最重要的头等大事，就是要尽快实现我校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我的意见就是要乘热打铁，首先把我们新革站所属组织合并起来，将联络站性质的新革站改为真正的大联合团体，这个新的大联合组织是不是可以名为东南师院附中革命造反委员会，请在座的同志考虑，总之，只有组织上的联合，才能有真正的政治上和行动上的统一。如果革命大联合实现不了，那么，我们就无法完成‘斗批改’的神圣的伟大的历史使命，一切都是空话，葱叶炒藕——空对空。” 我的话音刚落，海防兵的汪天任紧接着发言道：“我们海防兵66829战斗团赞成新革会的意见，目前，当务之急就是要早日实现我校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现在，我们学校大大小小的山头何其之多也，我们很需要一把倚天宝剑将这大大小小的山头统统削平。我们战斗团支持把新东南师院附中革命造反派联络站改为东南师院附中革命造反委员会，联络站光是联络是不顶用的，到头来还不是黄牛过河——各顾各。历史的教训难道还不够多吗？我们学校吃山头主义、风头主义的亏难道还不够多吗？难道我们还要重蹈历史之覆辙吗？” “红九·二”的陈大为也说：“刚才新革会和海防兵的同学都做了发言，我们‘红九·二’赞成现在就把所有造反派组织都合并起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斗批改’的历史使命已经落到我们这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身上，如果我们不实现革命大联合，不要说‘斗批改’完成不了，连击溃二月逆流恐怕也只是‘伟大的空话’。现在，我们学校的形势很好，大家都希望早日实现革命大联合，人心思合，没有理由再竖那么多山头，我们‘红九·二’也不想再立什么自己的山头，我们同意把所有的造反派组织都联合起来，成立一个东南师院附中革命造反委员会。” “九·一五”的王向东也表态道：“刚刚新革会、海防兵、红九·二几个组织的同学都发了言，表了态，大家一致要求实现我校革命大联合，我们九·一五兵团也赞成这么做。列宁说：‘统一是工人真正必要的。尤其必要的是明白这一点：除了工人自己，任何人也不会“给”他们统一，任何人也不能帮助他们统一。’我们附中的革命大联合只有靠我们附中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自己坚持不懈地努力才能实现，而不是靠上帝的恩赐，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现在，我们学校革命大联合的条件已经成熟了，而且，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我们九·一五兵团赞成实行所有造反派组织的大合并，成立一个东南师院附中革命造反委员会。” 在会上，所有组织都表态赞成联合，支持成立东南师院附中革命造反委员会，并且，当场推选出了一个临时勤务组，由新革会的韩继明、李晟，九·一五兵团的刘卫东，红九·二红卫兵团的刘康，海防兵66829战斗团的汪天任组成。 由于四月一日《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了《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及戚本禹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等三篇文章，如三颗重型炸弹炸开了。在神州大地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场对所谓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猛烈的总攻击的大战役拉开了战幕，掀起了一场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黑《修养》的大高潮。 四月三日下午，在五一路广场召开了规模浩大的“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誓师大会”。我们新革会也接到了八·二九联司的开会通知，参加了这次万人大会。 这一天下午，溟蒙的天空下着潇潇春雨，宽阔的五一路从东到西数华里，尽是黑压压一大片数不清人头的参加集会的队伍，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八·二九联司、省工联司、省农联司、省机联司、思想兵、海防兵、红色造反者……到会的起码有十万人以上的群众，一片汪洋浩荡澎湃轩昂的人头大海！红旗大海！语录牌大海！以叶浩明同志为首的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一班人马、党政军要人也出席了这一次集会。会后，十万大军冒雨举行蔚为壮观的示威游行，我们新革会的队伍排在八·二九联司的队伍里头，这是我们第一次戴着“八·二九”红袖章，加入进八·二九联司的队伍里来。 同日晚上，我们新革站又开会继续讨论成立东南师院附中革命造反委员会的具体事宜。在会上，那个“九·一五”的王向东出尔反尔地发言说：“我们九·一五兵团认为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强化‘九·一五’，列宁说；‘严格的党性是高度发展的阶级斗争的随行者和结果。相反地，为了公开地和广泛地进行阶级斗争，必须发展严格的党性。’在二月逆流的超高压下，我们九·一五兵团被打成了反革命黑组织，被五马分尸般地肌解了，成了七零八落的一盘散沙，我们组织的元气大伤。现在，我们刚刚恢复了组织，需要进行一番好好的整顿整顿，我们要强化‘九·一五’，使之‘由马克思主义原则所制成的思想统一为组织的物质统一所巩固’……” 王向东的话音刚落，底下便响起了一阵嗡嗡的议论声，海防兵的汪天任眯着一双近视眼瞧了瞧王向东，冷冷地道：“刚才王忠贵大哥的发言真是一鸣惊人，语出石头惊，才是昨天晚上他口口声声地表示赞成大联合，而今天他的嘴巴又抹上了芝麻油，叫嚷什么‘要强化九·一五’，正是：‘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我不知道王大哥话的用意何在，你‘九·一五’强调要‘强化九·一五’，如果其他组织也提出要强化各自的组织，那么，请问，还要不要成立东南师院附中革命造反委员会呀？我校的革命大联合又如何实现呀？” 那个王向东显得泰然从容地说：“我们九·一五兵团并不反对要实现我校的革命大联合，瓜熟了，蒂自落，这用不着担心。我们九·一五兵团是一定要强化自己的组织，使之成为一支无坚不摧的铁军式的队伍。至于其他组织也要不要各自强化，那就随你们的便，八十岁留胡子——大主意各人拿，我们无意干涉。” 我也忍不住反驳道：“我记得昨天晚上王向东曾引用了列宁的一段话：‘统一是工人真正必要的，尤其必要的是明白这一点：除了工人自己，任何人也不会‘给’他们统一，任何人也不能帮助他们统一。’如果这不仅仅是挂在嘴巴上的漂亮的革命词藻的话，那么，你王向东总该明白这一点，革命大联合也不是上帝和救世主赐予的，而是要靠全校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齐心协力去争取才能实现。瓜熟蒂落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自然现象，但是，倘若没有平时浇水、施肥、精心管理，难道甜蜜蜜的西瓜会从天上掉到你王向东的嘴巴里吗？难道革命大联合也会从天而降吗？你王向东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总该明白这些浅显的道理吧。现在，我们学校的革命形势很好，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条件已经成熟了。我们希望王向东和‘九·一五’的同学能够以革命大局为重，为实现我校革命大联合做出努力和贡献。” 那个汪天任又愤愤地说：“我也记得列宁曾经说过，‘社会沙文主义就是熟透了的机会主义，熟到使这个资产阶级的脓疮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留在社会党的内部。’我以为有的组织之所以不愿革命大联合，无非是仗着他们山头大、人数多，企图凌驾于其他组织之上，这是他们的组织沙文主义、大山头主义恶性膨胀的结果。” 另一个“九·一五”头头陈希琪也跳起来嚷嚷道：“究竟谁是组织沙文主义、大山头主义呢？何必拐弯抹角、指桑骂槐呢？还是明讲明说的好，我们九·一五兵团一向是在骂声中成长壮大的，不管你们怎么泼妇骂街，我们也是要强化我们的九·一五兵团的。” “红九·二”的陈大为也慷慨陈词说：“我们‘红九·二’的态度是明朗的，是支持联合，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历史的车轮是不可逆转的。在昨晚我们几个组织刚刚达成协议，要成立一个东南师院附中革命造反委员会，可是，时间才过去二十四个小时，就有人提出要‘强化九·一五’的口号，这口号且不说对不对，至少是不合时宜的。我希望‘九·一五’的同志能够从大局着眼，考虑收回这句口号，目前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实现我校革命大联合，任何组织的小算盘都要服从于这个大局。我们附中‘红九·二’并无野心，不想征服什么全世界，无意再竖自己的山头，我们现在还是赞成要成立东南师院附中革命造反委员会的，当然，这不是我们一厢情愿的事，革命大联合是大家的事，应该靠大家齐心协力来努力才能实现。” 这次会议，由于“九·一五”的王向东突然提出了要“强化九·一五”，致使会上的气氛陡变，各个组织互相攻击来，攻击去，彼此勾心斗角、唇枪舌剑，那正处于襁褓之中的东南师院附中革命造反委员会就这样被扼杀了，附中的革命大联合被扼杀了。 四日上午，八·二九师院干到底公社派人来我们新革会队部，邀请我们勤务组召集人下午到他们那儿开会。东南师院干到底公社和我们附中新革会是一个性质的组织，都是由1.26问题没犯错误的革命派所组成，我们有着“血统”关系，都是东南师院系统的，又同隶属于八·二九联司，而且，我们又有着相同的命运，在前些日子批判一·二六的高压中，都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可以称得上是一根藤上结的两颗瓜儿，然而，在前一段时间我们两个组织之间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联系。 下午，我和韩继明一道前往东南师院。干到底公社的队部是设在物理系二部的一幢高大的教工宿舍大楼里面，这是一幢解放前洋人盖的典型的教会学校的建筑物。在询问了过路的师院学生之后，我们沿着长长的幽暗的走廊过道上了楼梯，找到了干到底公社的队部。 在那几个大房间里面，乱哄哄的尽是人。我问一位站在门口附近的大学生说：“同学，请问，这儿是干到底公社吗？” “是啊，你们找谁？”那位大学生将我们上下打量了一眼道。 “我们是八·二九附中新革会的，要找你们干到底公社勤务组负责人。”我说。 “哦。”那个大学生点了点头，又热情地道，“你们跟我来，我带你们去。” 这样，我俩就跟着那个大学生穿过二个房间，来到一间会议室里面。那间会议室门开着，里头坐着几个人，那个大学生对其中的一个女大学生说：“他们二位是八·二九附中新革会的，要找你们勤务组的人。” “哦，你们来啦，请坐请坐。”那位女大学生抬眼望了望我们，随即站起来招呼说。 我们刚坐定，那位女大学生又热情地为我们倒了两杯开水。 这个女大学生身材偏矮，剪着一副革命化式的短头发，在她那圆而微黑的脸庞上，闪着一对像乌煤一样黑的眼睛，显得颇精明能干，机灵老练。她的长相并不漂亮，，乍看上去，还有几分土里土气的样子，一眼就可以看出她是来自农村的。她的身上穿着一件暗红色的格子衣服，说起普通话来带有颇重的乡音，而且，说话总是慢条斯理、柔声柔气的，就好像是快没了气力的手摇留声机发出的声音一样。 这时，那位女大学生笑吟吟地瞧着我们，问说：“你们是附中八·二九新革会的吧？你们叫啥名字呀？” “是的，我们是附中八·二九新革会的，我叫李晟，他叫韩继明。”我回答道，又问，“你呢？请问，你的尊姓大名？” “我叫徐绍英。”那位女大学生说着，又随手指着边上的二位大学生介绍道，“他们二位，这位叫黄宏，这位叫吕钦平。” 那二个男大学生也友好地对我们点了点头，而韩继明又插嘴问说：“欸，你们都是哪系的呀？” 那位叫黄宏的大学生开口回答道：“我俩都是物理系的。”他又手指着徐绍英说，“她是中文系的。” 这位黄宏是个大块头，脑袋四四方方的，就像是一个皮鞋合子，梳理着一副四五十年代的旧式分头，活脱儿是一个米店小老板，在他脸上最神气的要算是是那副入时的秀郎架眼镜，若没有这副眼镜儿，他简直就不像是一个大学生了。 这当儿，我发问说：“欸，你们今天叫我来开什么会呀？” 那个徐绍英笑笑地道：“其实，也没有开什么会，我们今天请你们来，主要是想让咱们彼此见见面，大家认识认识，联络一下感情，咱们同是东南师院的，又同属于八·二九联司，正是：‘青山一道共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咱们两个组织可谓同志加兄弟，亲上加亲，今后，应该加强互相联系，互通情报，相互支持，你们说是不是呀？” 我点点头，表示赞成说：“是啊，我们很高兴今天能够认识你们，咱们两个组织有着相同的命运，可谓：‘金瓜银瓜一条藤，红花绿叶一条根。’我们赞同咱们两个组织之间今后要加强联系，经常地交换看法、观点，互通信息。” “明天是四月五日，我们打算召开一个纪念‘九·五’七周月的晚会，请艺术系革命到底红卫兵文艺宣传队来表演文娱节目，我们想就由我们干到底公社和你们附中新革会一起来组织这次纪念活动，你们看好吗？”那位徐绍英眼睛瞅着我说。 我转过头瞧着韩继明，小声问他道：“继明，你看呢？” “这可以啊。”韩继明点点头。 接着，我们双方就开会的具体事宜一一交换意见、并作了具体的分工布置。 以后，那个刚刚没说什么话的吕钦平也打开话匣子说：“听说明天那个‘阿保’的红联总也要在学校体育馆里召开‘纪念九·五大会’，也大演特演节目，他们是成心要跟我们唱对台戏的，他们要跳尽管让他们跳去吧，看看这些螳螂能够蹦几蹦，看看谁的能耐大。” 这个吕钦平人奇瘦无比，身体各处的骨骼形状尽凸现在外，胸部干瘪瘪得像一块搓衣板，皮肤呈病态的苍白，几乎没有什么血色，只留下一双精气外露、四处打量的眼睛嵌在眼眶里，若同高尔夫球掉进了洞里头一般，而外面又罩上了一层眼镜片。他的脸部表情是刚愎自用、矜持狂妄的，在他的眉峰的皱蹙间，隐藏着一股杀气、一股风雷，还有某种野心。 “你们干到底公社对目前的运动有什么看法？下一步你们打算做什么？”我提出了问题。 “我们‘干到底’认为目前的中心任务是要击溃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解放全省革命造反派，现在，我们正在揪师院的谭氏人物、红联总的后台老板、复辟狂——许生涛，我们准备乘胜追击，进一步扩大战果，揪出大大小小的谭氏人物，‘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又是那个吕钦平嚷嚷道。 在吕钦平话里提及的那个许生涛，原系东南师院宣传部长，他本是罗湘的大红人，罗湘倒台后，他贴出了《造反声明》宣布反戈一击。在一·二六事件发生后，军宣队进驻师院，他又贴出《亮相声明》，公开声明他要坚决和红联总“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成为师院头号“革命领导干部”。自然，在红联总对立派的干到底公社一班人眼中，他不用说便成了师院头号谭氏人物，第一号靶子。 “目前运动的阻力还是很大的，就说我院的红联总吧，他们的气焰说有多嚣张就有多嚣张，他们一只脚踩进棺材里还高嚷‘红联总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若不打下他们的嚣张气焰，那还了得。”徐绍英也稍稍提高了嗓门说。 在我们和“干到底”会谈的次日，即四月五日下午，东南师院红联总和我校红联会在师院体育馆召开所谓纪念九·五大会，大唱特唱、大演特演、大舞特舞“红联总大方向正确”的节目，每个狂热的节目都激起了台下红色造反者们的暴风雨般的掌声。在会上，他们还传达了红联总部分代表与F军区宣传部杨部长座谈纪要。 傍晚，我们新革会的人都提早吃了晚饭，在夜幕还没有降临的时候，即赶到了师院物理系，由师院干到底公社和我们附中新革会组织的纪念九·五晚会今晚就在物理系的礼堂召开。我们新革会的几个男同学在石达志的带领下，在物理系大门口担任纠察，和也担任纠察的干到底公社几个大学生一道维持秩序。 我把任务布置下了，自己无事一身轻，便这儿走走，那里逛逛。我看见在礼堂外面的空地上聚集着几个人，有个陌生的年青人正在当中高谈阔论，而站在旁边恭听的是我们学校海防兵陈彪几个人，我也随便凑过去观热闹。 这位不知道是哪个学校的中学生模样的人看上去像是一个高干部子弟，他身躯肥胖，穿了一件黄军装，把纽扣绷得紧紧的，脚上穿着一双黑色长统皮鞋。那硕大的圆圆的冬瓜似的大脑袋剪着一副联动式的平头，在他的浓眉下有一双像熟透了黑葡萄一样的又黑又大的眼睛，时而发出火光，如若急闪的电光照亮了广阔的天空，时而他的眼睛似乎要飞翔起来、能够看得很远很远，可以把整个世界都容纳在他的瞳仁里，他的目光是自负的、狂妄的，任何人也不在他的眼下，在他的身上有股青年人过早发迹而洋洋自得、忘乎所以的狂气。他的嘴巴阔阔的、嘴唇厚厚的，那阔嘴表明他善于言辞、口若悬河，如西塞罗一般雄辩，而厚嘴唇则表示他能够津津有味地饱尝生活的甜蜜。 “实际上，要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做出真正的评价，至少要等十年、二十年，甚至一百年之后，时间是最好的冷却剂，历史是需要冷却的，就像轧钢厂里的炽热通红的钢坯一样，只有冷却下来才能使其现出其真实的面目。也许，这一项工作不是我们这一代人所能够完成的，而是由那些不曾经历过我们的时代和不认识我们的后来者来完成，对于他们这些新人来说，我们现在的这一段轰轰烈烈的岁月会是遥远的、难以解释的和不可思议的，犹如成吉思汗统治的年代一般地可怕和奇怪，但是，他们会称我们的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呢？是‘伟大’的时代、‘进步’的时代，还是‘疯狂’的时代、‘倒退’的时代？这一切都很难说，他们将拥有他们的发言权，而他们要说的将是新的、无可辩驳的，因为他们不会像我们现在这样头脑发高烧到一百度，他们是冷静的、独立思考的、勇于探索的、勇于追求的崭新的一代人，他们不会作无谓的哀叹，而要发出有意义的新观念的声音，他们将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来评论我们国家的历史中的波澜壮阔的这一页……”那个人在滔滔不绝地发表着议论。 我瞥视着那个人，悄声地问旁边的陈彪说：“喂，陈彪，此位高谈阔论的先生何许人也？” “他呀，是市一中八·二九的。”陈彪也小声地回答。 那位市一中八·二九的学生又在飞沫四溅地高论着：“我们这一代人都感到幸福，能够亲身经历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但是，我们的后代是不是能够这样看待我们呢？他们是羡慕我们这一代人呢？还是把我们看成是一群大傻瓜呢？也许，他们将把我们看成是一批浪漫的理想主义者、可悲的牺牲者、盲目的狂热者，他们肯定是不会理解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的。” 后来，我离开了这堆人，独自在附近的操场上徘徊游荡着，这位陌生的市一中八·二九学生的那一席话拨动了我的心弦，激起我的思想浪花。我说不准他的话究竟是是，还是非，他的那一席话语犹如一首深奥晦涩的朦胧诗叫人难以评价，不过，应该承认他的话是颇有一番见解的。的确，要对这场前所未有的文化大革命做出真正的评价，目前尚为时过早，历史是需要冷却的，就像一八０五年至一八二０年俄法大战的一段历史，托尔斯泰到了一八七０年才完成其不朽巨著《战争与和平》，对这一段历史做出了公正的卓有见地的评价。诚然，那位一中先生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我们的下一代人身上，而却忽视了曾亲身经历这场时代变革大风暴的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作用，这是不公平的，也是有意无意地对自己的讽刺与嘲笑。我们并不想剥夺我们下一代人的发言权。但是，我以为无论如何最有发言权的还是我们这一代人，因为只有我们亲身经历了这场大革命的血与火的洗礼，我们饱尝了其中的甘与苦，欢乐与痛苦，幸福与悲哀，我们有着切肤之感，难道我们不比我们的下一代人更有资格来评论这场文化大革命么？我们这一代人的头脑并不僵化，也勇于正视现实，探索与追求真理，记得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过：“一个人要认识真理，得花费七年的功夫去沉思默想；如果要懂得怎样向人阐发真理，得花十四年的时光。”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信我们狂热的头脑会逐渐冷静下来的，总有一天会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也会平心静气地反省历史，也许，这真的要花七年的功夫，甚至十四年的时光，然而，我们这一代人总会这样去做的。 天色愈来愈黑暗了，前来观看演出的群众如潮水般地不断涌向物理系礼堂，把偌大的礼堂挤得水泄不通，当晚会临近开始的时候，连礼堂的那些窗口也攀满了人。 纪念九·五晚会终于开始了，首先还是必不可免地念语录，然后，由师院干到底公社的徐绍英和我校新革会的韩继明分别代表各自的组织作了关于纪念九·五的简短发言。接下去，就是由师院艺术系革命到底红卫兵文艺宣传队表演文艺节目，该组织前一时期也被打成反革命黑组织，今天是他们平反后，第一次重新登台演出，因此，那些大学生演员们情绪格外高涨，个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表演着惊天地、泣鬼神的狂热而激烈的歌舞节目。 那位大名鼎鼎的吴非非又一次登台独唱。他的独唱节目最受广大观众的欢迎，特别是他唱起了那首《红军想念毛泽东》的歌，那歌声充满着何等的炽情、何等的热力，他是从心灵深处发出来的歌声，在我们广大八·二九战士、思想兵、海防兵的心中引起了共鸣，唤起了我们同样的激情…… 抬头望见北斗星， 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 迷路时想你有方向黑夜里想你照路程， 黑夜里想你照路程。 在这些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我们像红军战士一样地想念毛主席，我们是噙着热泪想念他老人家的，我们是多么喜爱《红军想念毛泽东》这首歌呀！ 这几天，周总理关于我省的六点指示下达了。这六条是： 一、 因“一·二六”和“二·七”事件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 二、 因“一·二六”和“二·七”事件被抓的革命群众应立即释放。 三、 不要因“一·二六”和“二·七”事件再写检讨书、已写的应退还本人。 四、 因“一·二六”和“二·七”事件宣布取缔为反革命黑组织应宣布无效。 五、 因对“一·二六”和“二·七”事件提不同意见被停止工作受歧视的恢复工作，不许歧视。 六、 革命群众组织之间，不准武斗、不准打、砸、抢、抄、搜身，不要以一派革命群众组织宣布解散另一派革命群众组织。 本来，我们学校的形势很好，大联合在望，但是，由于九·一五兵团的王向东背信弃义、出尔反尔，突然又提出了要“强化九·一五”的口号，使“大九·一五”主义又一次恶性膨胀起来，导致已达成协议的我们校大联合组织——东南师附中革命造反委员会——遭受夭折。我这个人的性格是倔强的，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并不因为一次大联合的尝试遇到挫折便灰心丧气，还准备做第二次的尝试。我想，既然九·一五兵团不愿意联合，那么，除了“九·一五”之外，不妨把我校其他组织先联合起来再说，当时，我们新革会还有一点号召力，一些组织诸如：海防兵、红九·二、新三一公社、新三三公社、新红公社、海燕、6426战斗队、大无畏、731别动队等，都表示愿意实现联合，成立一个新附中革命造反团。可是，这毕竟也只是纸上画的饼儿——不算数，还没几天，红九·二首先动摇了，那个陈大为提出：既然九·一五要“强化九·一五”，他们红九·二也要“强化红九·二”云云，率先打退堂鼓。看见我校二大组织九·一五和红九·二都提出要各自“强化”其组织，另一大组织海防兵66829战斗团的态度也由明朗变为暧昧了，我们的第二次努力又告失败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新革会也只好进行自身的“强化”——当然，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提出这口号的。我们深切地感到我们新革会的人数实在太少了，以前我们受“糟”字派条件的严格限制，不敢发展人员，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们必须抓紧时机大力扩充我们的队伍，不然的话，那些游离组织和人员都将被九·一五、红九·二、海防兵几个大组织吞食掉，到那时候我们再招兵买马，已是无兵可招，无马可买了，这就是“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的浅显道理。诚然，只有我们有了实力之后，我们新革会才有力量能够有效地发挥我们的作用。 我们最先发展的组织是新三一公社，这是一个班级性的组织，共有二十三人，其成员大部以前是属于九·一五和红九·二的。由于这个组织人员情况比较纯，他们本身又有着要加入我们新革会的愿望，再加上我和他们的几个头头比较熟悉（一个头头齐宗宗是我初中同班同学，另一头头陈利昂原是红·九·二的，曾和我同一个组织），经我一拉，他们就同意整个组织合并到我们新革会里来。 一天上午，在陈利昂的陪同下，我来到新三一公社的队部，即原初一（3）班的教室，和新三一公社的全体成员见面。在这间初一（3）班的教室里，我曾经度过整整一年的学习时光，因此，对它有一种分外亲切的感觉，它唤起了我对往事的种种回忆。 今天，这间教室里挤满了人，我一走进房间里，所有人的目光就像探照灯灯光聚向目标一样从不同方向都聚集到我的身上来，那一双双锥子似的眼睛盯得我浑身上下好不自在，幸亏我已经历过各种复杂的场面，还显得比较从容自若。 这时候，陈利昂扬扬手，大声道：“大家都坐下，安静下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新革会勤务组的李晟同学，大家请鼓掌欢迎。”说着，陈利昂便带头鼓起掌来，下面的人也跟着友好地鼓起掌来。 我连忙摆摆手，制止说：“大家都不要鼓掌了，我可受不了啦，咱们都是同学，彼此彼此，不要鼓什么掌。”此际掌声渐渐平息下来，我环视了众人一眼，又稍稍抬高嗓门说，“同学们，今天是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咱们一回生，二回熟，以后就会很熟悉的。其实，我和你们中的的一些人早就很熟悉的了，譬如你们的齐宗宗，他就是我的老同学、老朋友了。就说这间教室吧，它从前是初一（3）的教室，以后又改为初三（1）的教室，我和你们都曾经在这间教室里度过一年的学习时光，就这一点来说，咱们之间的感情是相通的。当然，最重要的是，从今天起你们就是我们新革会的正式成员，我们今后就是并肩战斗的战友，共同集结在光荣的八·二九战旗之下。我这个人不会讲什么话，你们有什么问题和要求，尽管提出来。” 那些新三一的同学们都沉默着，一会儿，一个叫刘竞光的小伙子瞥了我一眼，发问道：“请问，今后我们新三一公社是否继续保持独立性？” 我认得刘竞光这个人，他的年龄顶多十六岁，居然跟一个小姑娘热恋得不亦乐乎，那个痴情的小姑娘的家就住在叶少霞家的隔壁，叶少霞和我闲聊时，经常谈起关于他俩罗曼蒂克的轶事，所以，我对其人印象很深，他这个人颇为刚愎自用、自命不凡。 我俩的目光相撞着，我回答说：“这个问题我曾经和陈利昂、齐宗宗谈过，你们新三一公社是我们新革会所属的一个支队，你们可以继续保持独立活动，不必把新三一公社解散掉。” “你们新革会到底有多少人？”又是一个火辣辣的问题。问这话的是一个长得肉墩墩、脸盘儿像皮球样的女孩子，她叫许向辉，原系九·一五兵团的一个活跃分子。 我瞟了她一眼，不卑不亢地道：“我们新革会的人并不多，如果连同卫真731别动队的人也合在一起的话，一共有三十多人，要是再加上你们新三一公社这支生力军，那就将近有六十人了。我们前一阶段因为受条件的限制，不能吸收新成员，今后，我们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大力发展、扩大我们的队伍。” “你们对目前运动形势有什么估计？下一步，你们打算干什么？”提问的还是那个戴眼镜、小个子的刘竞光。 “不瞒你们说，我们新革会内部对目前运动形势的看法不大一致，本来，现在是实现我校革命大联合的最好时机，由于‘九·一五’提出了‘要强化九·一五’的错误口号，致使我校大联合组织——东南师院附中革命造反委员会——成了泡汤。如今，下一步运动要搞什么，我们内部也没有达成统一的意见。”我又回答说。 我和新三一公社的第一次接触，凭着直觉感到他们一伙人是不大容易驾驭的，都是些没笼头的烈性马，而且，他们以前又多属于九·一五和红九·二的，他们自恃他们的人数多——甚至比我们新革会的正式成员还多，恐怕是不会听凭于我们任意摆布的。我之所以让新三一目前暂时“自治”，也是出于这多方面的考虑的，谁也无法预料其今后将如何，但愿一切都会向好的方向发展，阿门。 俗话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逢春。”其实，这也未必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就说和我们呆在一起的卫真731别动队吧，本来我们是准备最早发展他们加入我们新革会的，可是近来的形势变了，他们居然像喷气式飞机一样尾巴翘上了天，睁白鸽眼望高不望低，对我们的好意也不买账。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我们和他们对今后运动的看法产生了观点分歧，不仅仅是我们和他们，就是在我们新革会内部，也存在着观点分歧。 就在我和新三一公社同学见面的当天晚上，在我们新革会的队部里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事情的原由是这样的： 晚上七点左右，九·一五兵团东野的鲁禺、许藩藩等人在我们学校校园的外墙上——省军区礼堂门口的对面墙上——贴出了二幅鲁许字体的引人注目的巨幅标语。一幅写着：“坚决砸烂谭氏人物（在此后面又画了个大大的猪头）！”，另一幅则写着：“坚决把谭氏人物（在此后面又画了个大大的猪头，猪头上还有几粒麻子）揪出来示众！”这二幅标语的署名都是九·一五兵团东野。 不用说，这二幅标语就像恐怖主义分子扔掷的二颗炸弹炸开了，引起了一阵骚乱。我们学校的同学闻讯都大群大群地跑到大墙下面观看这二幅标语，并三五成群地聚集在附近的马路上议论纷纷着，不仅如此，连对面的省军区也惊动了，好些军人都从对面省军区礼堂门口里面往这儿眺望窥视，显然他们也感到很不安，不知道“九·一五”那些蛮家伙要搞什么名堂。 由于这二幅标语都画了猪头，人们议论的中心话题就是这猪头究竟是影射何人。一说是影射省军区第一副司令、省临时革委会副主任朱仲武，在前一阶段，他发表了许多咄咄逼人的言论，被人视为红联总的后台老板，我们学校的军宣队也是他派出的；一说是影射省军区支左接待站主任朱福，学生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朱大麻子”，在一标语中猪头上还画了几粒麻子，自然画的就是他脸上的特征，由于此人在前一阵子经常赤膊上阵，在我们校门口同学生辩论，不断挑起事端，“九·一五”一伙人对之咬牙切齿、恨之入骨。尽管众说纷纭，但是，有一点却是一致的，那就是标语中影射的“猪八戒”不在别处，就在对面的省军区大院里头。 围绕着这一标语事件，我同江尚峰以及731别动队一伙人，红造反石达志、齐绍、戚忠民等人展开了唇枪舌剑的争论。 我有些激动地说：“东野鲁禺、许藩藩之流乃是政治狂人陈里宁辈，他们的意图是很清楚的，他们画的‘猪八戒’指的是什么人？难道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么？我们不允许他们这么猖狂地再次把矛头指向解放军，这二幅标语是二颗危险的信号弹，预示着他们还会有更疯狂的行动的。” “我可不知道那猪头画的是什么人，谁的心里有鬼，画的就是谁。”江尚峰装出一副糊涂相道，“我们要揪的是谭氏人物，谈不上把矛头指向解放军，二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李晟你别神经过敏、大惊小怪的样子，虽然东野那二幅标语有点出了格，可也说得痛快，替我们出了气，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所有的革命造反派都团结起来，彻底击溃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石达志也对我劝说道。 “那‘猪八戒’影射的是何许人，难道你这个绝顶聪明的三头六臂的老江真的蒙在鼓里么？恐怕除了白痴，谁也知道他不在天边，就在对面省军区的大墙里面。”我扫视了他们一眼，正色地说，“不错，反复辟是要反的，但摆在我们面前更为重要的任务是要搞好斗批改，我们不应该以反复辟为借口，公然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指向省军区和我校的军宣队，那样做要犯极大的错误，历史的教训必须记取，同志哥呀，这不是神经过敏的问题。” “那你反复辟要反谁呢？不反军宣队，要反蓝峰么？蓝峰可是一只死老鼠呀，再说他的历史没什么大问题，他迟早总要解放的，你打得倒他吗？”江尚峰脸上露出一丝冷笑。 “既然师院可以批判许生涛，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批判蓝峰呀？谁叫他前一阶段要跳出来呢？我们批判只是批判他的错误，至于打得倒他还是打不倒他又是另一回事，我们并没有想把他一棍子打死，只是想给他一点下马威。”我又说。 “既然你认为蓝峰可以批判，那为什么省军区和我校军宣队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不可以批判呀？这是一种什么逻辑呀？再说，蓝峰跳出来，充其量只是写了几张大字报、说了几句话罢了，比起军宣队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说，那可是小巫见大巫呀。”红造反的戚忠民也攻击我道。 “亏你还是堂堂的八·二九战士，怎么这样糊涂呀？一个是立场问题，一个是认识问题，二者岂容混淆？人民解放军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柱石，万万乱不得！如果我们对我校军宣队有什么意见、看法，可以写成材料，通过内部方式向上反映，而不能用大字报乱轰一气，这样做，只会使亲者痛、仇者快。”我语重心长地告诫说。 “哼，今天贴二幅标语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们还要万炮齐轰Ｍ省的谭震林，挖出我省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总根源咧。”一个“731”的愣小子倪兆强狂妄地叫嚣道。 “究竟谁是我们省的谭震林呢？你们显然是有所指的。我奉劝你们千万不要重蹈历史之覆辙，任何人要想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是决不会有好下场的！过去是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将来还是如此！”我声色俱厉地说。 这场争论没有结果，大凡争论总是没有结果的，但是，在我们新革会组织内部，矛盾已经开始公开化了，裂缝随之越来越大，最后是难以弥合的了。 四月七日，进驻我校的军宣队悄悄地撤走了，我们既没有贴大红标语热烈欢送，也没有贴大字报、标语轰之攻之，反正，他们在我校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应该打起铺盖走了，毕竟他们在我校没有留下什么美好的记忆，我们对他们没有感情。 八日下午，我校九·一五兵团、八·二九市一中《干到底》、八·二九新三中红卫兵独立团等组织在省体育场召开全市中学生革命造反派《坚决击溃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大会，并纪念《十六条》发表八周月。六千多名中学生红卫兵参加了这次大会，我们新革会没有出动。在会上，我校九·一五兵团等组织的代表发言中都明确提出要揪出我省的谭震林，而出席这次集会的炮司周处长在发言中对此不表示支持，并希望这个大会不要继续开下去了，但另一个出席大会的解放军、原闽江大学工作组组长吕振玉则发言表示坚决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要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他的激进发言博得了与会者的一片疯狂而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会后，数千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一阵阵“坚决揪出M省的谭震林”等口号甚嚣尘上。 我们和731别动队一伙人的关系日趋僵化，八日下午，他们也和“九·一五”一道参加了市里的集会，并且，整个别动队还正式并入九·一五兵团，连那个江尚峰甚至事先也不同我们打一声招呼，便悄然加入到“九·一五”的行列中去——这意味深长他从此正式脱离了我们新革会。 我们新革会的队部和731别动队的队部是毗邻，彼此来来去去的，朝碰头，晚相见。可是，这几天他们一伙人见到我们如同遇见仇人一般分外眼红，特别是那几个女生更是瞳仁亮晃晃的，仿佛是两支就要射出去的火弓箭，她们经常三三两两地在交头接耳、叽叽咕咕着，说些不友好的很难听的话，好像我们是一群寄人篱下的“拖油瓶”，碍了她们什么似的，当然，眼下他（她）们还是不敢公开撵我们搬出去的。 我这个人一向是比较敏感的，我意识到了现在再也不能把我们的队部设在这个731别动队的隔壁房间，我们必须立即搬迁出去，而是，目前的实际状况是，我们的新革会已经成为一盘散沙，成了一部运转失灵的机器。一个念头在我的脑海里萌生，我要从新革会中拉出一支队伍，再重整旗鼓，就像当年的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决裂一样。 我第一个就是找同我最熟悉的同班同学尤品玲商议这事，我把她悄悄地叫到外面去，对她说：“我想跟你谈一件事，目前我们新革会的情况，你我都是肚里吃了荧火虫——心里明白，我是不能容忍这种局面再维持下去，再这样下去新革会要垮掉的。我考虑再三，打算要拉出一支自己的队伍，要成立一个《决战》纵队，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和我一道干？” 尤品玲那一双黑钻石般的明亮的眼睛直勾勾地盯住我，闪烁着一种熠熠的光彩，欣喜地道：“好啊，我就参加你的《决战》纵队，其实，我们早就应该另开张了，我实在受不了‘731’那些人的冷眼、白眼、青光眼，我和那些小人们是合不来的，现在分开就好了。” “我是第一个就找你商量这事的，你看，还有谁愿意和我们一道干呀？”我又问。 尤品玲略略想了想说：“我看你不妨去找林玉华、谢凡娟几个人谈谈，她们保准会愿意的，还有那个叶少霞和黄明仪，也可以说说看。” “咱们二个算是想到一块了，我也是要想找这几个人谈谈，我觉得我同她们还是比较合得来的。”我点了点头道，‘这件事请你不要声张出去，暂时保密。” 果然不出所料，我一找林玉华、谢凡娟、叶少霞、黄明仪几个人谈这事，即获得她们的极力支持，我们一拍即合，大家都赞同要从新革会中拉出一个支队单独干。 我们迅速行动起来，首先是择了个新队部，那是在初中教学楼的底层，那里有几间教室是空着的，我们选了中间的一间教室作为新革会《决战》纵队的队部。我们忙碌地动手打扫房间，把教室后面的一扇门封闭，然后，在前面的一扇门里边叠起了一道桌子的过道，再用纸张糊起来，形成了一堵墙，使得外面的人看不见里面来。接着，我们再在教室的中央，用课桌拼成了一张长长的会议桌。在房间整理就绪之后，我们又从原来的队部里搬来了油印机、纸张和其他物品，一个新队部落成了。 当我们的屁股刚刚坐定，欣赏着刚布置好的新队部，韩继明和黄秋菊就窜进这房间里来，韩继明笑着大声说：“啊哈，你们这几只老鼠原来躲到这儿来，害得我们找得好苦呀，唉——我累了，要坐坐。” “你们坐吧，”我随手拉了二张椅子让他们坐，也笑笑地道，“你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呀？” “哈哈，我的手里有一一面魔镜，无论你们躲到世界的哪个角落，我用魔镜一照，都会照出来的，哈哈哈——”韩继明又在说笑着。 “你们怎么都不告诉我们一声，全跑到这儿来？”黄秋菊的脸上显露出有些嗔怪的样子。 “你们不是也来了么？我们这几只调皮的耗子不是给你们这两头老猫逮住了么？”我故意说了句俏皮话想缓和一下她的不满情绪，又连忙道歉说，“非常对不起，我们主要考虑你们是卫真的，不知道你们会作出哪一种选择，所以不敢惊动你们二位，请多多原谅。” “喂，秋菊，你们也参加我们《决战》纵队里来吧，我们欢迎你们。”黄明仪一只手搭在黄秋菊的肩膀上热情地说。 “是啊，二位女士先生，我们一百个欢迎你们也加入到我们《决战》纵队里来，和我们一道干！”我也道。 “这可以呀，我们本来就是风雨同舟的战友呗。”韩继明点点头说。 “别看我们同‘731’那些人是一班的，说实在话，我觉得我和他们合不来，而倒喜欢和你们在一块儿，说真的，如果有一天要叫我和你们分离，我会舍不得的，会掉眼泪的。”黄秋菊的脸上流露出真挚的表情，她就像一朵滴着晨露的洁白的睡莲。 我被她的挚情所感动，赶紧说：“说真的，我也觉得我们很合得来，这些日子，我们在患难中结下的友谊诚然是可贵的，有句谚语说，‘遇旱知泉甘，患难见真友。’我们的友谊已经受住了并且还将受到更严峻的考验。” 当我们几个还在谈话之际，突然外面闯进了一个不速之客，这也是第一个来我们新队部串门子的客人，他不是别人，乃是我们的老朋友、老相识、海燕战斗队的头头张家宾。 这个张家宾是初三（4）班的学生，和海防兵头头汪天任是同班同学，他的海燕战斗队的队部就设在我们斜对面的另一间教室里头。平时，人们很少叫张家宾的大名，管叫他的绰号“野草”。他中等个儿，细挑身材，长得像是一个十六世纪人物画里的意大利少年。他是一个有女性美的郎儿，五官端正，脸上的轮廓鲜明，柳叶似的眉毛仿佛是出自国画大师的手笔，一双多情的又深又黑的眼睛如若白水银里养着两丸黑水银，眼波儿去而复来、来而复去地流动，富有一种夜的神秘。他的皮肤光溜溜的，简直就看不出有一根汗毛，而且肤色白得惊人，丝毫没有羼杂别的色素，柔和得犹如是女性的皮肤。他这个人是机敏的，有些小聪明，但举止又有些轻浮、不够稳重，总之，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没有男人会觉得在他的身上有多少可以称赞的地方，没有女人会觉得他有什么可以讨厌的地方，他是一个讨女人喜欢的人物。 那个张家宾扫视了房间里的人一眼，笑吟吟地说：“啊哈，我还以为是什么人搬到这房间里来，原来竟是你们，怎么，你们新革会搬家了？” “嗯，就算是吧，这间教室是新革会《决战》纵队的队部。”我回答道，“诶，‘野草’呀，咱们今后就是邻居了，俗话说，‘金邻居，银亲戚。’你可得多照应啊。” “‘野草’是顶会做人的，他会关照我们的，你说是吗？；‘野草’。”叶少霞有意捧了捧张家宾。 “这没什么，咱们互相关照，咱们可是‘鹭鸶落塘遇水獭，两家都是捉鱼人’，彼此好说好说，再说，我还想靠你们新革会这棵大树好乘凉咧。”张家宾油嘴滑舌地说。 “嗨嗨，我们算是一棵什么大树呀？没被台风吹倒就算是幸运的了。”我颇有一般番感慨地道。 张家宾的眼睛左顾右盼，一会儿瞧着尤品玲，一会儿瞧着黄明仪，一会儿瞧着黄秋菊，一会儿又瞧着我说：“你们新革会还是搬到这儿的好，我早就看出你们跟‘731’的人挤在一起不是个长久之计，就像在一个大家庭里姑嫂总是难以完成相处的，还是分开为上策。你们新革会迁到这儿来，我又多了一个谈天的地方，我觉得我跟你们是很谈得上来的。” “那敢情好，你就常过来玩吧，如果你愿意的话，甚至还可以参加到我们新革会里来，那我们天天见面更有的谈了，怎么样呀？‘野草’。”我半认真半开玩笑地道。 “就是，‘野草’，你把整个‘海燕’都并到我们新革会里来，难道不好吗？”黄明仪也在一旁鼓动着。 “这个……”张家宾有些吞吞吐吐地说，“能够参加你们新革会自然是很荣幸的，不过……不瞒你们说，我这人像大姑娘一样已有了‘婆家’，我们海燕迟早总得‘嫁’到海防兵战斗团里去的。我和汪天任是同班同学，如果我参加了你们八·二九，而不参加他们的海防兵，肯定要被汪天任咒骂成秃头的，唉——” “哼哼，想不到你‘野草’竟属兔子的，你怎么这样怕汪天任呀？我们几个原来也是海防兵的，我们分出来了，他也骂我们，但我们还是走自己的路。”林玉华讥讽他道。 “唉——我跟你们的情况不同呗，我和老汪不仅是同班同学，还是肝胆兄弟，肝和胆怎么能分开呢？我们是前一世结下的‘姻缘’，难分难离呀。”张家宾急忙解释说。 “算了，‘野草’，你用不着多解释了，我们是不想勉强人的，你要皈依佛门。还是要接受基督教的洗礼，悉听尊便，不过，我们新革会的大门对你总是敞开着。”我拍了拍他的肩膀道。 我们《决战》纵队一成立，便着手大力发展新成员，一下子就吸收了好几个新成员。我班的女同学朱温文最先找上门来，我让她填写了报名表格；我初中同班同学、现高一（2）班班主席陈大宏和“计算机”钱建国来找我，我也让他俩入了伙；此外，叶少霞也介绍了一个高三（2）班女生、海防兵的赵丽宁来参加我们《决战》纵队；接着，朱温文自己才加入组织没几天，又介绍我班上的张露来参加我们组织。 朱温文对我说：“李晟呀，张露也很想参加我们的新革会，她找我谈这事，要我来问你们要不要她。” “张露要想参加我们新革会？”我两眼直瞪着她。“那她为什么自己不来说这事呢？” “唉，她这个人胆子比较小，害怕你们会不要她，所以，先要我问问你们。”朱温文解释道。 “噢。”我点点头，不再作响了。我在思忖着，的确，张露的家庭成份太高了一点，一般组织都是不敢要她的，因此，她的担心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我不是了解她的情况的话，恐怕连我也会把她拒之门外的，如今这年月是少吃咸鱼少口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然而，张露毕竟是我的同班同学，我对于她这个人的印象良好，并同情与怜悯她的命运，何况我自己也差点儿被人污为“狗崽子”，自然我是深恶痛绝“血统论”的，我能够拉她一把，为什么不拉她一把呢？ 我思索了一阵子，说：“你叫她自己来一趟吧。” 尤品玲也走过来为张露说好话道：“李晟呀，张露这个人很好，就是家庭成份高了点，你就吸收她吧，做件好事。” “好的，这样的好事我会做的。”我点头应诺。 当天下午，朱温文即陪伴着张露来到我们队部。 自从张露被当作“狗崽子”赶回家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的面。我脸露欣喜之色，目不转睛地瞅着她，这大半年时间不见面，她好像消瘦了一些，鹅蛋形的脸庞变成了尖橄榄形的面孔。那一双杏眼依旧是水汪汪的楚楚动人，好像清晨时分大森林中的一泓清澈的湖水，水面上能倒映出没有一丝浮云的夏空。她的脸色不怎么好，人的精神面貌也不怎么好，大约这是因为她长期被学校和社会所摈斥的缘故，她落落寞寞，仿佛自己一天比一天更深邃地坠入一个阴暗的地窖子里，她听得见时代的喧嚣的噪音，听得见文化大革命的慷慨激昂的辩论演说，听得见万人集会的山呼海啸般的口号声，她的心也和时代的脉搏一道跳动，然而，她却无法走出那黑暗的地窖子，她需要人拉她一把，渴望着回到火热的生活和斗争中去。 我对张露说：“张露，好久不见了，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没见到你了，你可是发了霉呀。” 张露有些不好意思地低头笑了笑道：“是啊，咱们是很久没见面了。” “诶，这些日子，你都干些啥呀？大串联时，你有没有出去大串联呀？”我询问说。 张露抬头望了我一眼，回答道：“我去上海串联了几天。” “你总算也去串联了，我们国土这么辽阔，世界这么大，应该出去走，见见世面，不然的话，我们都要成了庄子笔下的小鸟斥晏鸟，自己既飞不高，又飞不远，看到大鹏展翅飞翔，反倒讥刺嘲笑，认为这是愚蠢的行为，实在可悲可笑。”我有点不着边际地发议论。 张露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只是微微笑了笑。 我又问说：“你想参加我们新革会，是吗？” “嗯。”她点点头。 我望了她一眼，接着就走到谢凡娟的跟前，对谢凡娟道：“凡娟，你给她一张报名表格，让她填写一下。” “好的。”谢凡娟说着，就去拿表格让张露填写，她是负责组织工作的。 这样，张露就参加了我们新革会《决战》纵队。 这些日子，大街上、学校里各个组织的种种时局声明满天飞，毕竟目前是处于一个大动荡、大彷徨、 大风化、大改组的非常的历史时期。四月十一日，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部分院校发表了《关于M省目前时局的联合声明》，指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M省总部、医学院东方红、东南师院红九·二、附中九·一五兵团、新闽大分部等革命造反派组织，以及原三司驻F市联络站、新北大驻F市联络站、南下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等组织，他们的“革命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一·二六，革命学生要求军区首长接见是合理的，也是无可非议的，一·二六事件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一·二六事件绝不是‘反革命’事件。‘二·四’、‘二·七’绝不是‘反革命’的大‘黑会’。”；F市工人赤卫队、前线红卫兵及其变种如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红卫兵、师院红联总、医学院新生战斗团等就是“地地道道的保皇组织”，“在当前这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中。充当向M省革命造反派进行全面反攻倒算的急先锋”，“又一次犯下了滔天罪行”；“坚决支持M省新兴的农民运动，坚决打倒混入老区队伍的俞白反革命集团，但绝不允许以抓扒手为名，行打击老区革命群众运动之实”；“目前的M省革命委员会没有真正实行革命的‘三结合’，没有真正能代表广大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而把革命干部、革命群众当陪衬，这样的‘革命委员会’我们坚决不承认！”；“坚决粉碎当前M省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坚决揪出谭震林式的马为代表人物，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这些北京南下的“钦差大臣”们发号施令了，那些唯命是从的思想兵总部、红九·二总部、九·一五兵团、海防兵总部争先恐后地发表了异曲同工的“时局声明”，瞬间，“一·二六决不是反革命逆流”、“一·二六事件要重新评价”、“一·二六大方向正确”、“坚决揪出M省的谭震林”等叫嚣声震耳欲聋。不仅仅是思想兵、海防兵系统的人头脑发热发胀，连被视为“左派”的八·二九联司包括头头在内的不少人也对目前的形势把握不定，他们好像坐上游乐场的火箭飞船被旋转得头晕眼花，已辨不清方向了，这几期的《八·二九战报》也连篇累牍地不断发表《组织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将反复辟斗争进行到底！》诸如此类的社论，并用大幅版面报道全省各地“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情况；还有八·二九东南师院《干到底》公社主编的报纸《干到底》，其创刊号的社论也是以《坚决击溃反革命复辟，彻底埋葬刘家王朝》为题。惟有被许多人指控为保守组织的省机联司于四月十三日对当前形势发表声明说，一·二六事件是违背最高统帅的命令，冲击军事机关是错误的，绝不能说什么“大方向是正确的”。 杜甫有诗云：“阑风伏雨秋纷纷，四海八荒同一云。去马来牛不复辨，浊泾清渭何当分？”这是描写秋雨绵绵的几句诗句，实际上也是当今政治形势风雨飘摇的绝妙写照，一切都是如烟的秋雨一般迷茫，不甚分明，对于我们刚刚成立的《决战》纵队来说，这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今日欲向何方？是随大流，跟在大多数人的后面也大轰大嚷“反复辟”、“揪老谭”呢，还是坚持自己的独立见解，走自己的路呢？诚然，我们要选择的是后者，人的天职在于勇于探索真理，追求真理。记得，有一位古哲人说过：“站在高岸上遥看颠簸于大海中的行船是愉快的，站在堡垒中遥看激战中的战场也是愉快的，但是没有能比攀登于真理的高峰之上，然后俯视来路上的层层迷障、烟雾和曲折更愉快了！” 我经过长久的反复的思索，决定也要起草一份我们《决战》纵队的《时局声明》，我们是需要阐明自己的观点的，竖起一面鲜明的旗帜，只有这样，我们的组织才有号召力和生命力。 这个《时局声明》的草稿如下： 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集中火力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始到终要坚持的斗争大方向。 二、批判《论修养》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两条路线斗争，不允许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把对批判《论修养》的严肃的政治斗争引入纯学术批判的歧途。 三、一·二六决不是革命行动！一·二六的大方向就是错！ 四、二·四大会、二·五大会、二·七大会、二·八大会决不是革命的大会！ 五、坚决拥护中央军委批转的《前线部队公告》！ 六、坚决击溃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坚决揪出为马、郝之流翻案的进行反攻倒算的谭氏人物！ 七、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对于人民解放军的态度，就是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也是区别是不是真正的革命左派的一个重要标志，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八、坚决执行最高统帅和林副统帅的命令，F军区现不开展文化大革命，何时开展，也要听从最高统帅和林副统帅的命令。 九、坚决反对以揪谭氏人物为名，公开地或含沙射影地把斗争矛头指向F军区和M省军区（例如，借问几个为什么），坚决反对把斗争矛头指向进驻各单位部门的解放军。对于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能用青海的方法通过内部的渠道加以揭露和批判。 十、坚决拥护以叶浩明同志为首的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F军区的正确领导。 十一、广大八·二九革命小将从运动开始以来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八·二九战旗就是永不倒。当然，八·二九革命小将是有缺点、错误的，有些甚至是十分严重的错误，但这只是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的问题，把斗争矛头指向八·二九革命小将就是犯方向性的错误。 十二、广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海防前线红卫兵等是革命小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海防前线红卫兵和八·二九联司等革命组织应尽快地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联合起来，我们坚决反对分裂，反对打内战。 十三、不许前线兵、工人赤卫队及其变种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反攻倒算，我们热烈欢迎保守派组织中广大受蒙蔽的同志赶快起来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十四、革命干部、犯了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干部，应该迅速地到群众中“亮相”，站到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来。在当前这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中充当了不光彩角色而愿意悔改的干部，应迅速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我起草了这份《时局声明》之后，即拿到《决战》纵队全体成员的会议上进行讨论，我主持会议说：“最近，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各个组织纷纷发表《时局声明》，阐述各自对目前形势的种种看法，我认为我们《决战》纵队也应该发表个《时局声明》，阐明自己的观点见解。毛主席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文中说过，‘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以为我们《决战》纵队的《时局声明》也必须是旗帜鲜明的，像一把闪闪发光的利剑拨开迷乱的云雾，为捍卫真理而大声疾呼、大声呐喊。” 接着，我把《时局声明》的草稿全文先宣读了一遍，想不到我刚念完，下面便轰了起来。 头一个跳出来反对的不是别人，乃是我最信赖的尤品玲，只见她激动地大声道：“这个《时局声明》简直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作，如果不是我知道这出于你李晟之手的话，我还以为这是红联会的《时局声明》咧。想不到我们革命造反派才刚刚平反，刚刚起来反复辟，你竟然就站到保守派一边，对运动横加指责，太不像话了！我赠一段毛主席语录给你，让你好好读一读：‘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我对尤品玲居然跳出来反对我感到颇为恼火，便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脸上露出一丝丝的冷笑说：“谢谢你奉赠的语录，有句古诗曰，‘投我以桃，报之以李。’为了礼貌的关系，我也回赠二段语录给你。一段是斯大林的语录；‘转折是一种严重的事情，转折对于在党的车子上坐得不稳的人是很危险的。’另一段是列宁的语录：‘历史上每一次特有的转变，总是引起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在形式上的某些变动，这些变动随时都与无产阶级毗邻着，随时都在某种程度上浸入到无产阶级队伍里。’我认为目前的运动正处于一个严重的转折，你若不能适应这急转弯的局面，势必要从历史的列车上摔下去，被无情的车轮碾得粉身碎骨。当然，也许我起草的这份《时局声明》当真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性’，现在，我想还是逐条来加以讨论，看看究竟是我‘右’了呢，还是你‘左’得可爱。”于是，我又把《声明》的第一条重新念了一遍。 这第一条我基本上是照报纸上的社论摘抄下来的，念完之后，我见大家都不作声响，便瞟了“华沙美人鱼”一眼，故意问她道：“怎么样呀，尤品玲同志，你谈谈你的反对意见吧。” 那个尤品玲显然也不是好惹的，只见她没有好气地说：“再念下去。” 我又读了第二条，这第二条也是“拿来主义”的产物，我又在挑逗着她道：“怎么样呀，尤品玲同志，现在该开金口了吧，这第二条你是赞成还是反对呀？” “再念下去。”尤品玲依旧是紧蹙娥眉的样子。 “好吧，遵命。”接着，我就念了第三条。 当我的话音刚落，尤品玲就像弹簧一样蹦跳起来，她站起来大声地道：“一·二六的大方向怎么能说是错误的呢？医学院‘东方红’的学生们是抱着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心情，到F军区要求叶浩明接见的，这是正当的，无可非议的，当然，他们冲了军区是不对的，没有以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但是，他们的大方向还是正确的，对于一·二六事件必须重新予以评价。” 另一个高三（2）班的赵丽宁也跟着嚷起来：“就是，一·二六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是不容否定的。” 这个赵丽宁中等身材，桃圆脸，剪着女学生式的短发，戴着一副眼镜，颇有一点女学者的风度。她的长相不错，虽非美得惊人，但总算是清秀端庄，而且，她的皮肤长得很白，叫人看了感到顺眼。 我瞥了瞥她，又瞟了尤品玲一眼，正色地说：“赵丽宁是刚来的，她喊一·二六好尚情有可原，而你尤品玲可算得上是我们新革会的一位元老了，怎么还这样糊涂呀？什么一·二六大方向正确，一·二六好得很，好个屁！我们新革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旗帜鲜明地反对一·二六行动，万万没想到时至今日，连你尤品玲也拾人牙慧，居然像一只学舌的鹦鹉一样也跟在人家的屁股后面喊‘一·二六大方向正确’，‘一·二六必须重新评价’，既然如此，我真不明白你当初为什么要加入我们八·二九新革会，大概是投错了胎吧？” “见鬼，你才投错了胎，就像天蓬元帅投胎成了猪八戒。”尤品玲的饶舌不肯让人。“一·二六就是需要重新评价呗，情况在不断地变化，此一时，彼一时也。” “我认为一·二六冲击军区的行动是错误的，这个案无论如何也不能翻！”林玉华也表态说。 “我赞成李晟和林玉华的看法，不管怎么说，一·二六行动的大方向都是错误的，他们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叶浩明同志，怎么能说是正确的呢？”谢凡娟也道。 我扫视了众人一眼，又说：“我承认情况的确是在不断地变化，‘九·一五’、‘红九·二’这些组织是被平反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二六行动是正确的，人和事件是不能划等号的，现在，我还坚持认为一·二六冲击军区的行动是极端错误的，至于是不是‘反革命事件’和‘糟得很’，我想没必要去争执不休，反正，一·二六决不是革命行动，其大方向就是错！” 接着，我又往下念，下面的几条遭到了更多人的反对。第四、五、七，八、九、十条实际上是围绕着这样几个问题，那就是：当前运动的斗争大方向究竟是搞大批判，还是反复辟、揪老谭，还有就是对人民解放军和叶浩明的态度问题。 我继续阐述自己的看法说：“我认为当前斗争的大方向应该是《声明》第一、第二条所述的，而不是什么反击二月逆流、反复辟呀，揪什么M省的谭氏人物，现在，运动已经进入新的转折关头，如果你还凭着惯性盲目地往前冲，势必要被历史的列车压得粉身碎骨。那些思想兵大嚷大叫要揪什么M省的谭氏人物，究竟谁是M省的谭氏人物呢？只要是明白人心里都有谱，他们就是要把斗争矛头指向叶浩明同志和解放军。” 那个头脑比较成熟的稳重的叶少霞也不以为然地道：“唉——我看现在造反派还没有真正站起来，不少工厂、学校里的造反派仍然被列为右派组织，他们的身上还戴着沉重的精神枷锁，什么充当反革命逆流的急先锋，什么决不许为1.26反革命逆流翻案等等，总之，造反派还没有真正抬起头来，扬眉吐气当家作主，当前的首要任务应该还是击溃资本主义逆流。” “其实，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也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手策划导演的，以我看这与大批判并不矛盾。”黄明仪也说。 “是啊，理论上是这样子，所以我才加了第六条，像师院的许生涛之类的谭氏人物，你们可以批判呀。问题现在是思想兵他们大揪谭氏人物、M省的头号谭氏人物，他们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前几天，东野那伙人贴的那二幅标语意向不是很明显的么？他们像疯狗咬月亮一般的狂妄，公然肆无忌惮地把矛头指向解放军，现在，那些三司南下学生、思想兵他们又到处贴大字报问多少个为什么，又召开誓师大会兴师动众大揪什么M省的谭氏人物，他们的矛头所指难道不是很清楚的么？他们是在逆历史潮流而动，是要犯绝大的错误的。”我又进一步发表自己的见解。 “哼，军队又不是真空管，军队里也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军队里也有谭氏人物，为什么就揪不得？难道老虎的屁股就摸不得吗？”尤品玲又噘起了任性的小嘴。 “哼，”我冷笑一声。“如果你想当女武松，你就去摸老虎的屁股吧，不过，得把命搭上。我说揪不得就是揪不得，F军区和M省军区现在不开展四大，何时开展要听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令。” “是啊，我们的军队是万万乱不得的，军队一乱，一切都乱了套，也别说开展什么文化大革命了。”林玉华也支持我的看法。 “我认为粉碎我省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关键在于揪出制造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罪魁祸首，不论他职位多高、资格多老、躲在什么地方，都要把他揪出来斗倒、斗臭、斗垮，如果不铲除这个资本主义复辟的总根子，资本主义复辟就不能粉碎，保守势力就不能摧毁，革命人民还要遭殃，我省文化大革命就要受夭折。”叶少霞提出了她的看法。 “那你认为谁是我省的谭氏人物呢？是叶浩明吗？”我歪着脑袋发问说。 “我不知道，反正这场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是我省的谭王八一手制造的，俗话说，‘要擒蛟龙下大海，要打猛虎上高山。’只有揪出了我省的谭王八，我们革命造反派才能获得彻底的翻身。”叶少霞又道。 “叶浩明有错误，为什么就批判不得呀？难道他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吗？”赵丽宁也为叶少霞帮腔说。 “叶浩明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决不是什么谭王八，你们像没准星的大炮乱轰一气，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我奉劝你们还是三思而行，千万别上了阶级敌人的当。”我又劝导她们说。 后来，我们讨论第十三条时，由于我没有直接点出红联总、红联会是保守组织，所以，又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连刚才一直在静听我们辩论的张露也按捺不住了，她也涨红着脸激动地说：“红联总、红联会纯粹是前线兵的变种，它们怎么不是保守组织呀？想不到你李晟竟右到这个地步，居然也充当起红联总、红联会的辩护士来。” “他现在已经堕落成一个大老保了，好一个耶律阿保机。”尤品玲乘机也攻击我道。 “随你怎么说，”我若无其事地瞟了尤品玲一眼，又注视着张露说，“不错，红联总和红联会以前保马为是犯了错误，而思想兵、海防兵在一·二六冲击军区的问题上也犯了严重错误，为什么红联总、红联会他们就一定是不可饶恕的呢？而思想兵则永远是响当当的‘革命左派’呢？我认为看一个组织应该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问题，现在红联总、红联会他们是保叶浩明同志的，他们的斗争大方向基本上还是对头的，所以，我们应该欢迎他们的进步，不能老戴着老花眼镜看待人家。” “你这样说是有点强词夺理的，”黄明仪也用鸟样的尖声反驳我道，“思想兵、海防兵他们是造反派，而红联总、红联会他们则是阶级立场的问题，二者性质是截然不同的，不能混淆在一起。” “退一步说，即使红联总是保守组织，那么，师院的‘横空出世’是从红联总中分出来的，他们现在也大叫大嚷要揪什么谭王八，请问，为什么‘横空出世’就不是保守组织呀？如果你们一定要写红联总是保守组织，那么，同时必须写上‘横空出世’也是保守组织，这样的话，我可以考虑让步。”我以退为进说。 这下子，几个同学一时语塞，而尤品玲则气呼呼地嚷起来：“你这是狡辩、诡辩！” “究竟谁狡辩、诡辩呀？”我的双眼与其对视着。“‘横空出世’以前保马为，又在‘二月逆流’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这一次又公然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和叶浩明同志，它难道不是地地道道的保守组织么？至于红联总和红联会以前是犯了错误，但是，现在他们是保叶浩明同志的，和我们的大方向基本上是一致的，既然过去连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可以搞统一战线，我们和红联总、红联会他们为什么不可以也搞统一战线呢？为什么非要势不两立不可呢？难道我们之间的怨恨会比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怨恨还要多吗？”我又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对于我的这一偏激观点，大多数人都难以接受，他们对红联总、红联会这些组织实在是过于厌恶了，这也是由于前线兵过去干的坏事太多了，造孽太深了，他们的形象是和挥舞着铜头皮带联系在一起的，就我个人的感情来说，我对于他们也没有一丝一毫的好感，因为我本身也是被他们驱赶过的“狗崽子”，但是，我不能就因此以感情来代替理智。 后来，为了顾全大局，我也不得不作了一些妥协说：“只要你们同意其他几条，关于红联总和红联会的问题，我可以保留个人的看法，假如你们一定要求写上红联总、红联会是保守组织，我也不提出反对。” 这样，经过马拉松式的激烈的争论，我终于说服了《决战》纵队的大多数人，致使《声明》得以通过，接着，我又在文字上做了一些修改润色。在四月十八日上午，我们新革会《决战》纵队《时局声明》张贴了出去，就贴在校大门口正对面的高墙上，顶天立地，赫然醒目。我们是全市八·二九组织中最早发表《声明》反对再次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和叶浩明同志的一个组织，从此，我们和一度并肩战斗的思想兵、海防兵们彻底决裂，为了捍卫伟大长城、击溃反军逆流而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斗争。 同日下午，东南师院红联总、医学院新生战斗团、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红卫兵等组织在省人民体育场召开“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誓师大会”。思想兵总部、海防兵总部、八·二九联司采取联合行动，接管了大会。 晚上，我比较早就吃完了晚饭，又来到了学校。我们《决战》纵队的队部里头，只有黄秋菊一个人先来了，我和她便道起家常来。 “秋菊呀，你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呀？”我随口问说。 “就我和我姐姐二个人，我姐姐是东南师院附小幼儿园的园长，我和她的年龄相差十几岁咧。”黄秋菊道。 “怎么差这么多岁呀？那你爸爸、妈妈呢？你爸爸、妈妈是干什么的呀？”我又问。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前年也因患癌症与世长辞，就剩下我和姐姐二人相依为命。”黄秋菊说着，鼻子不禁发酸起来。 “哦，请原谅，我不知道这些事，所以才问的，对不起。”我连连道歉说。 “没关系，咱们是这么熟的熟人，在同一个组织里，就像兄弟姐妹一样，有什么不可以说的呀？”她抬起头来，用秋水脉脉的明眸瞅着我，真诚地又有些凄楚地微笑了笑。 “我很同情你的命运，那你现在是靠谁供养的呀？靠你姐姐吗？” “是的，我平时是和我姐姐住在一起的，最近才搬到学校里头住。” 谁知就在此际，突然间从窗户外面飞进来一粒石子，就落在桌子上，险些儿砸了我们的脑袋，把我们吓了一大跳。紧接着，又是“当”的一声，外面有人又掷进一粒石子，把一块玻璃窗给打破了。 “他妈的，谁这么可恶！”我一边嘴里骂道，一边如若野兔一般利索地奔了出去。 我迅速地绕过大楼，跑到大楼的后面去。当我到大楼墙角时，即先隐蔽起来观察。这时候外面天色已暗，在朦胧中我发现远处草木丛中有二个人影鬼鬼祟祟地在探头探脑着，我像老猫捉耗子一样悄悄地潜行过去，准备逮他们，就在此刻，他们也发现了我，连忙慌慌张张地把手中正欲掷的石头扔弃掉，手勒着裤腰带拼命地从大楼的另一侧逃窜而去。我如同猎犬追逐猎物一般紧追不舍，那二人见我在追赶，更是不顾一切地狂奔起来，而我也追得更快了，我的百米赛跑速度在班上还是名列前茅的，很快就逼近他们，只见那二个人沿着前面的山坡往上跑，我已看清了他们的脸孔，那不是别人，乃是“红造反”的石达志和齐绍。 我一见是他们，便不想再追了，大声吆喝道：“‘海南岛’，你不要跑了，我看见是你了，你跑也跑不掉！” 可是，石达志和齐绍并没有停步，他们还是没命地往他们“红造反”队部的方向跑去。 我又在他们的背后叫喊：“‘海南岛’，你逃也没用，迟早我要找你算账的！” 接着，我就折回到自己的队部，仍有些气喘嘘嘘地大声对黄秋菊说：“他妈的，竟是‘海南岛’和齐绍扔的石头，我追到外面去，发现原来是他们在扔石头，而他们也看见我赶紧大跑起来，他们逃得了和尚，却逃不了庙，这笔账留着以后一起总算。” “啊，原来是他们呀，这个‘海南岛’真够刁的了。”黄秋菊也骂了一句。 这时，我把刚才怎样追出去，怎样发现他们，怎样又被他们发现，又怎样追他们的详细经过，一五一十、绘声绘色地向黄秋菊叙述了一番。我恼怒地道：“这个‘海南岛’也太猖狂了，他们以为我们是秋天的柿子——那么好捏，哼，他下回再敢来扔石头，我也把石头扔到‘红造反’的队部去，来个以牙还牙。” 我们望着那被打碎的玻璃窗和散落在满地的碎玻璃，好不恼火，黄秋菊连忙从墙角取了一把扫帚打扫起来，我也拿了簸箕帮忙盛装碎玻璃。 当我们刚刚打扫完毕，谢凡娟、林玉华、韩继明、黄明仪、尤品玲几个人陆陆续续地来到了队部，我对他们诉说刚才石达志和齐绍把玻璃窗打破的事件经过，大伙儿听罢都愤愤不已。 “想不到这个‘海南岛’竟敢如此胡作非为，如果是其他组织的人来挑起事端，那还可以意料到的，而今却是我们新革会内部的人来我们《决战》纵队捣乱，难怪鲁迅要说，‘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谢凡娟发议论说。 “‘海南岛’的挑衅行动是冲着我们的《时局声明》来的，不然的话，他为什么早不早、晚不晚，偏偏今天来闹事呀？”思路清楚的韩继明分析道。 “我知道我们的《时局声明》会遭到许多人的反对，‘红造反’那些人早已和‘九·一五’的人同穿一条裤子，二把号吹的是同一调，他们不反对我们的《时局声明》那才是咄咄怪事，只是我没想到‘海南岛’竟会来扔石块，真是狗改不了吃屎——秉性难移。”我摇摇头叹息说。 “哼，有句老话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我看你现在已经落得个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境地，正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今天，‘海南岛’的石头没砸到你的头上，算你走运了，若砸到你的头上，我要叫声：‘活该！’这是你自作自受。”尤品玲乘机大肆攻击起我来。 我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回嘴道：“亏你还是我们《决战》纵队的一位战士咧，我们队部的玻璃窗被人家砸破了，你居然还幸灾乐祸，真没想到！有句格言说，‘在命运的当头痛击之下，我头破血流，可还是不低头。’我这个人就是死顽固，除非事实证明我是错误的，否则，无论来自外部的压力，内部的压力，还是任何的暴力的行为，都休想把我从既定的道路上拖开半步。” “我知道你这人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你已经和保皇派同流合污、狼狈为奸，蜕化变质成一个大老保，右倾机会主义者，耶律阿保机。”尤品玲有些恼羞成怒地嚷起来。 “随你怎么说，狗叫不倒山岗，骆驼队依然在前进。”我嗤之以鼻。 这当儿，尤品玲看见教室后面的黑板槽里有半截粉笔头，她便信手拿起粉笔在黑板上乱涂鸦，又是“大老保”，又是什么“阿保机”，又是什么“耶律阿保机”，把整个黑板都涂写得乱七八糟。 这个“耶律阿保机”是历史书中念过的契丹主，现在，尤品玲竟借此来影射本人是“阿保”、“大老保”。 我在旁冷眼观望着这位千金小姐的任性举动，冷笑说：“看你多无聊呀，你涂写这些有什么用？有句谚语说，‘无论乌鸦怎样喋喋不休，江河终归要归大海。’”“哼，谁是‘乌鸦’呀？你就是耶律阿保机，就是耶律阿保机。”尤品玲又气恼地嚷起来。 后来，“海燕”的张家宾又拖着人字形塑料拖鞋啪哒啪哒地走进了我们的队部，他是我们的常客，几乎每天都要来我们这里“报到”，少则坐上半个钟头，多则半天功夫，他这人是非常健谈的，一打开话匣子，就是聊上三天三夜也没个完。 张家宾瞥见黑板上写的那些龙凤字体，信口问说：“这是谁写的呀？” “你看我们这里还有谁会写这些鬼东西呀？”我不露声色地道。 张家宾那双滚珠一样灵活的眼珠子在屋里溜溜动，他的眼睛最后盯在尤品玲的脸上说：“噢，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了呀？你明白谁是耶律阿保机了吗？”尤品玲抢说了一句。 “当然，也明白这是谁写的，除了你之外，我看新革会里没有第二个人会写这东西的。”张家宾露出嬉皮笑脸道。 “难道我写错了么？难道他不是耶律阿保机么？”尤品玲瞟了我一眼，又望着张家宾问说。 “这是你们新革会的内政，我是不干涉的。”滑头的张家宾两边都不想得罪。 “喂，‘野草’，你对我们的《时局声明》有什么看法呀？”黄秋菊问他说。 “你们《决战》的《时局声明》发表得十分及时，这说明你们是卓有远见的，没的说，我张某人完全赞同你们的观点。我早就说过叶浩明是碰不得的，他跟马为不一样，他是带兵的大司令，怎么会倒呢？我这话也不止一次地跟老汪说过，可是，他是墙上耳朵——听不进。”张家宾摇头叹息着。 “谁说叶浩明的老虎屁股就摸不得呀？他有错误同样可以批判！”尤品玲瞪了张家宾一眼，又说，‘想不到你‘野草’也和‘耶律阿保机’同穿连裆裤，狼狈为奸。” 张家宾瞥了瞥尤品玲，不以为然地道：“这怎么能说是‘狼狈为奸’呢？——滥用词语，倒不如说是‘英雄所见略同’更恰切一点。我说你呀，是头发长，见识短，叶浩明怎么会倒呢？要倒上一回都倒了，也用不着拖到现在。” “好啊，‘野草’，看来你的观点比我们八·二九的更八·二九，那你为什么不加入到我们《决战》纵队里来呢？”黄秋菊用含情脉脉的眼光瞅着他。 “不瞒你们说，我们‘海燕’刚刚并入了海防兵战斗团，我和老汪可以说是前一世结下的缘分，我老早就跟你们说过，我们‘海燕’迟早总要归到海防兵战斗团中去，落叶归根呗，这也许是命中注定的事。”张家宾望了黄秋菊一眼，又瞥了我一眼，带着一种无不遗憾的神情说。 “看样子，你倒顶像是一个‘宿命’论者，人各有志，我们是不想勉强任何人的，你只要赞同我们的观点，作为我们的盟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我两眼直视着张家宾道。 十九日下午，我睡完午觉，又来到学校，当我刚刚在自己的队部喘了口气，只见黄秋菊急匆匆地走了进来，她表情显得十分庄重严肃，又带点神秘的样子悄声对我们说：“喂，告诉你们一个重要消息，‘九·一五’他们明天准备采取一个重要行动，他们要封闭闽江日报社，接管闽江日报社，你们看，这是他们的《公告》。”说着，她即掏出了二张传单来，递给我们看。 我接过传单一看，果然是一份署名四·二０革命行动委员会的《公告》。这份《公告》指控闽江日报社在二、三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中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成了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喉舌，成了M省谭王八的代言人，多次发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黑社论、黑文章，欲置广大革命造反派于死地，鉴于上述种种罪行，四·二０革命行动委员会决定采取革命行动，宣布接管闽江日报社，封闭闽江日报社。 我又把传单递给其他人传阅，随即掉过头来注视着黄秋菊，询问说：“你这传单是从哪儿弄来的？” 黄秋菊抬起头来瞧着我，她显得有点得意的样子，道：“今天中午，我看见‘731’的老江、倪兆强一伙人在鬼鬼祟祟地交头接耳，‘九·一五’的一些人也在‘731’队部里穿梭似地钻来钻去，显得十分诡秘的样子，我就留意观察他们究竟要搞什么鬼把戏。我看见他们几个人在忙着油印什么传单，便装出什么也没看见的样子睡午觉去，后来，他们印好了传单，就把所有的传单统统取走。我发现他们没把蜡版毁掉，便乘着他们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印了二张，藏在身上，接着又睡觉去，这时才把传单带了出来。” 虽然黄秋菊加入了我们《决战》纵队，但是，她人还是睡在‘731’队部里头，他们毕竟是同班同学，政治观点的分歧暂时还未导致感情上的彻底破裂，他们依旧和平共处、相安无事。 我连连点头，赞许说：“好啊，你真有点像杨子荣一样机智，秋菊呀，你今天是立了头等大功。” “说真的，当我偷印传单的时候，心头扑腾扑腾直跳，就像偷了人家什么东西似的，真有点害怕，我把传单藏在身上，躺着怎么也睡不着，我好不容易才捱到现在走了出来。”黄秋菊的脸上泛起了两片红霞，一双大眼眨了几眨，长长地吐了口气。 “秋菊呀，你今天是劳苦功高，这传单非常重要，‘九·一五’他们果然又要采取新的行动，看来战争要升级了。”谢凡娟看罢另一份传单后也道。 “我以为‘九·一五’的这次行动实质上是把矛头指向解放军，众所周知，闽江日报社是军管单位，‘九·一五’他们要封闭报社，实际上就是要反军管，从解放军的手里夺权，所以，秋菊的这情报是很有价值的，也十分及时。”我又说。 “的确是这么一回事，这情报十分重要，我们是不是赶快派人向联司汇报这一情况？”林玉华的眼睛望着我问道。 我沉思了一会儿，然后点头同意说：“好吧，咱们马上就派人到省交际处去，向联司汇报这情况，玉华和凡娟，就派你们二人去，好吗？” “可以呀，我俩去。”林玉华点头应诺。 “你们把这传单也带去，速去速归，我在队部静候回音。”我又交代说。 后来，林玉华和谢凡娟就带上《公告》的传单前往省交际处向联司汇报这情况。 经过长时间的焦灼不安的等待，约莫五点多，她俩终于赶回队部。 我一见她俩，劈头就问：“怎么样，你们向联司汇报了没有？” 谢凡娟一边掏出手娟揩擦着脸上的汗珠，一边告诉我们道：“我们今天搭车子还很顺利，很快就来到省交际处，我们找到杨平，向他谈了这事，他答应即刻向联司勤务组汇报这事。” “诶，你们把传单给了他们没有？”我又问。 “给了，这事怎么会忘记呢？”林玉华说。 “好了。时间不早了，你们二位今天也辛苦了，大家都回去吧，有事等晚上再议。”我催促着众人回家去。 果然，第二天，即四月二十日，九·一五兵团拉起队伍，开到闽江日报社去，占领了报社大楼。他们的行动马上获得了他们一派人的热烈响应与支持，正是：“堂上一呼，堂下百诺。”什么师范红九·二、附中红九·二、三司联络站、新北大联络站、思想兵师院分部、思想兵新闽大分部、医学院东方红、海防兵等组织纷纷驰援他们，并加入了四·二０革命行动委员会，不仅仅是这些组织，连八·二九师院干到底公社、八·二九市一中干到底公社、省工联司等也卷入了这一旋涡。有句老格言说，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那些被打成反革命黑组织的闽江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队、工人硬骨头战斗队、革命职工造反联队等，本来还未得到正式的平反，尚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这一下，被四·二０行动一冲击，犹如铀235受到热中子的轰击引起裂变一般，他们也积极起来响应，又公开打起了造反队的牌子，和学生们一道闹得热火朝天，报社大院的大火熊熊燃烧起来了。 我在二十日的晚上骑车前往报社，进行实地观察。我看见在报社门口的马路上正停着一辆宣传车，那是省工联司的宣传车，宣传车上的高音喇叭歇斯底里地叫嚷着：“坚决支持四·二０革命行动！四·二０革命行动好得很！省工联司誓做革命小将的坚强后盾！” 在报社门口的大墙上，顶天立地贴着一张四·二０革命行动委员会的《公告》，下面聚围着好多群众在观看，我也挤身于人丛之中浏览着那《公告》，发现那《公告》与我们弄来的那一份《公告》果然是一模一样的。 在报社的大院里，也挤满了许多人，有的是行动的参与者，也有的是围观者。我也进去逛了一下，由于我不希望碰见我校“九·一五”、“红九·二”那些人，所以，也不敢在里面多逗留，很快就退了出来。 第二天，在全市到处都是“四·二０革命行动好得很”之类的大标语中，我们新革会《决战》纵队旗帜鲜明地贴出了“四·二０行动决不是革命行动”、“四·二０行动决不是斗争大方向”、“不许任何人转移斗争大方向”等大幅标语，针锋相对地同他们展开斗争。 四·二０行动委员会的那些学生们在报社呆了四天三夜，致使闽江日报中断好几天出版。后来，他们伙同报社那些造反派强行接管了报社，迫使F军区取消了原来对报社的军管，这次事件以四·二０行动委员会的暂时胜利告终，四月二十三日中午十二时，该委员会所属的组织宣布退出报社。 黑格尔说：“一种量的变化之发生，最初好像是完全无关轻重似的，但后面都蕴藏着别的事物。”四·二０行动是“九·一五”他们打响的反军第一炮，从此他们在错误的轨道上越滑越远，我们之间的分歧发生了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从曾经并肩战斗的战友变成了誓不两立的对立二派。 自从我们《决战》纵队发表《时局声明》之后，如若一石击起千层浪，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那个刚刚并入我们新革会不久的新三一公社也不跟我们打一声招呼，就投到“九·一五”的怀抱中去。本来，新三一公社和我们的关系就是若即若离的，现在，我们之间的政治观点又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他们是倾向于“九·一五”的极左观点的，并且，他们大多数人以前就是属于“九·一五”的，而今“九·一五”人多势大，自然比我们更具有吸引力，我们这个小栅栏是关不住大象的，谁要是跑了也没法子，只是他们连跟我们说也不说一声就退出新革会，实在也太不够意思了。 一天下午，那个初三（3）的许斌突然来到我们《决战》纵队的队部，我们看见他来了，都热情地对他打招呼，黄明仪微笑着说：“许斌，这些天你‘失踪’啦？怎么不见你的人影子呀？快请坐。” 那个许斌只是“嘿嘿”二声，皮笑肉不笑地抽动了一下脸皮。 我瞅着他那张臭带鱼脸，知道他准是有事才来的，便问他道：“喂，许斌，你大概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吧？有什么事，请痛快地说吧。” 许斌依旧紧绷着那副冷冰冰的脸孔，又有些吞吞吐吐地说：“我……我来是想跟你们说，我打算回到海防兵战斗团中去，这主要是因为……我班上的同学都海防兵里头，我也想回去……”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你的话。你的意思是说，你准备退出我们新革会，回到你原来的海防兵去，是这样吗？”我双目直视着他。 “嗯。”他点了点头，算是回答。 “许斌，我真不理解你，你为什么不和我们在一起呀？你回到海防兵去有什么意思呢？连好马都不吃回头草咧，唉——”林玉华拨浪鼓似地摇了摇头，叹息说。 “是啊，许斌，你这事经过慎重考虑了吗？我看你还是别退出我们新革会的好。”黄明仪也规劝他道。 那个许斌沉默着，他的脸绷得像缠脚布一样紧。 我瞟了他一眼，也冷淡地说：“你要是考虑清楚了，要退出就退出吧，这是你的自由，天要下雨娘要嫁，谁也管不着。” “我已经考虑清楚了，没有什么可考虑的了，我走了，再见。”许斌说着，头也不回地走掉了。 我们大家都坐着，谁也没有站起来送他。当他的前脚刚走，我马上就发话说：“他要退出就退出吧，七里岗上放风筝——由它去。鲁迅先生说的好：‘因为终极目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尽管有人退出了我们新革会，但是，我们的队伍依旧在前进，在战斗中发展壮大，我们《决战》纵队旗帜鲜明，它吸引了许多与我们同观点的同学集结在这面旗帜下，况且，我们的新革会本来在学校里就有较大的影响力，慕名而来的同学仍然大有人在。 又一天上午，有二位高三同学来我们《决战》队部找我，其中一位同学首先自我介绍说：“我们是高三（4）班的同学，我叫林建中，他叫吕金铨。” “噢，我听说过你们的名字，请坐请坐。”我热情地招呼他们道。 我睁大眼睛打量着他俩。那个叫林建中的同学是一个瘦削的小伙子，皮肤微黑，头发剪得短短的，其貌不扬，乍看一眼是不会给人留下什么印象，颧骨高高的，就像是海岸礁石的突出部，一双眼睛是棕褐色的瞳人，又有些混浊，这是一双比较世故、比较成熟的眼睛，他的整张脸孔是善良的脸孔。我一见到他这个人，便对其产生了好感。而另一个叫吕金铨的人，个头比林建中矮了一小截，而块头则比林建中大了不少，他看上去人也比较成熟老练。 我们彼此对视了一小阵子，那个林建中又开口说：“我们今天来是想了解一下你们新革会最近有没有要发展人，我们班上几个同学想参加你们新革会，不知可以不可以？” “好啊，我们欢迎你们，我们新革会的大门对于全校革命同学都是敞开着。”我微笑着道，又问说，“诶，你们到底一共有几个同学要准备参加我们新革会呀？” “我们二个，还有另外二个同学也想参加，我们几个人现在还进驻在省航管局里。”另一个吕金铨回答说。 “噢，”我点了点头，再次发问道，“诶，你们几个人以前参加过什么组织呀？” “不瞒你说，我们几个人还是红卫兵战斗团最早发起人咧。”林建中抬起头来望着我，又指着吕金铨道，“他，金铨还是红卫兵战斗团勤务组第一任勤务员咧。” “嗨，你提这几百年前的老皇历干什么用，别说了。”吕金铨摆摆手道。 “后来，我们因为和九·一五兵团里的一些人合不来，看不惯东方红公社一伙人的专横跋扈，便退了出来。”林建中解释说，又提高嗓门骂道，“哼，王忠贵一伙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在我们搞红卫兵战斗团的时候，他们还在尿床流鼻涕咧。” “我们欢迎你们参加我们的新革会，衷心欢迎。”我道，接着，我又向谢凡娟索取了四份报名单，交给林建中，让他们填写。 这样，高三（4）班的林建中、吕金铨、王兴业、李振林便加入了我们新革会《决战》纵队，他们四人全是红五类子弟，为我们这个红五类子弟为数不多的组织增添了新的血液。 在我们发展了林建中几个人之后不久，我们又发展了一个叫“暖气吹”总司令部的组织，这是由高三（2）班几个同学搞的组织。那一天，高三（2）班的刘友礼和另一个不知姓名的瘦高个来我们队部找我。 这个刘友礼是我们班主任柯达和老师以前的学生，尽管我们彼此之间打照面儿未通问，但是，我们却已经打过多次交道，这里不在话下。而另一个瘦高个，长长瘦瘦的，犹如一根水泥电线杆，他至少有一米八二以上，在同学当中如若鹤立鸡群，十分引人注目。他的脸也是瘦长形的，若按洪永宏《掌中奇人古今谈》中的面形分法，那是属于目字面。他五官端正，眉目清秀，那一双大大的黑眼睛流露着愉快和十分坦白的神情，还显得很自信的样子。 “我们是‘暖气吹’总司令部的。”刘友礼自我介绍说。 “噢，好大的一块牌子呀。”我点了点头。 “我们是高三（2）班的，他叫许晓光，我叫刘友礼。”刘友礼又说。 “噢。”我又点了点头。 “我想，咱们还是开门见山说话的好，前几天你们新革会《决战》纵队贴出的《时局声明》，我们‘暖气吹’总司令部完全赞同你们的观点。我们认为你们新革会《决战》纵队是附中最有远见、最有前途、最有希望的一个组织，附中未来的命运就寄托在你们的身上。”刘友礼炯炯双目注视着我道。 “你们对于我们的评价恐怕未免过高了点吧。”我摇了摇头说。 “不，我们说的是真话，别看九·一五兵团那些人气焰那么嚣张，像八仙吹喇叭神气十足的样子，事实上他们只不过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罢了，他们的事业哪怕是再轰轰烈烈、煊赫一时，也注定要失败的，他们终不过是历史舞台上的一群昙花一现的人物、跳梁小丑而已。正是基于如此考虑，我们‘暖气吹’想加入你们《决战》纵队，不知你们意见如何？”刘友礼总算说明了来意。 “好啊，我们欢迎你们‘暖气吹’加入我们《决战》纵队。”我脸露笑容说，“诶，你们‘暖气吹’总司令部究竟有几个人呀？” “我们一共有六个人，有一个叫黄树希的你们总认识吧，他会弹钢琴，钢琴弹得真叫棒，手风琴也拉得顶呱呱，他是我们附中的殷承宗。”许晓光眉飞色舞地道。 “嗯，我知道这个黄树希，他同我班上的叶思声是琴友，经常来我们班来找叶思声。”我说。 “对，你班上的叶思声跟黄树希顶熟的，他也常来我们班上找黄树希，他们二人的钢琴都弹得很好，可谓桅杆上吹螺号——远近闻名（鸣）。”许晓光兴致勃勃地说。 “这样吧，”我沉吟了一下道，“你们几个人先填写一下报名表格，交给我，等我们研究之后，过几天你们再来听个答复，好不好呀？” 第二天，那个刘友礼就把几份报名单都交给了我。在他走掉之后，我翻阅了一遍那几份报名单，知悉刘友礼的家庭成份是资本家，黄树希的父亲是一个右派分子，而许晓光的家庭成份是职员，其他几个人也是职员。 尽管刘友礼、黄树希等人的家庭成份颇高，而我对于刘友礼、许晓光也并无多大的好感，但是，我觉得在大是大非的面前、在革命的大局面前，不能以感情意气用事，感情似水，是会变化的，惟有理智才是主宰一切的。当前的形势十分严峻，我们没有理由不团结更多的同人志士与我们一道战斗，况且，我们《决战》的力量实在太薄弱了，多一个人就是多一份力量，没有理由嫌七嫌八，将人拒之门外，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我们决定把整个“暖气吹”总司令部都吸收进我们组织，他们是：刘友礼、许晓光、黄树希、王长琦、曾森、陈宝和。 像黄沙掺水泥一样，我们很快地就和“暖气吹”总司令部的人融和在一起了。一天下午，刘友礼拉我一道前往校医务室看病，在他看完病之后，我俩便在医务室的椅子上稍坐一会儿，正好医务室的一扇门窗是朝着走廊开着，这当儿，我们看见高二（1）班的金从栋恰好从这儿路过，我俩都认识金从栋，他的绰号叫“金老板”，是我足球场的球友，老相识。 “喂，金老板，上哪儿去？进来坐一会儿吧。”刘友礼向他打招呼道。 “是你们啊，你们怎么在这儿呀？”金从栋说着，像一只猴子一样利索地从窗口跃入进来。 金从栋个子矮矮壮壮的，体型很像足球名将“矮脚虎”赵达裕，他剪了个矮矮平平的海军头，古铜塑像似的脸庞上长着一双浓眉大眼，虎虎有生气，鼻子如礁石般挺立着，嘴唇厚厚的，就像是二叠雪片糕似的，还留有足有一公分长的黑黑的小胡子，如若是一块黑色的草坪。他的身上穿着一套蓝色的工装，胸前挂着一枚直径至少有八公分的毛主席像章，脚下穿着一双脚尖穿孔的旧绒布鞋。 这个金从栋是高二（1）班的团支部书记，他是一个十分活跃的人物，体育爱好者，喜欢踢足球，也爱打羽毛球和篮球，为人也很随和，所以，在文革前我们的关系还是很不错的。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来了，他先是极力保蓝峰，以后又是追随工作组，卖力地斗蓝峰，是一个前线兵的干将，斗“牛鬼蛇神”、赶“狗崽子”、破“四旧”、保马为，一件件事情他都很积极；后来，前线兵垮了，他也退出了前线兵，大反省委和马为起来；在一·二六事件发生后，他组织了一个三湾部队，是我校红联会里的一个中坚分子，紧跟校军宣队，对“九·一五”、“红九·二”等组织大打出手；这一次，军宣队犯了错误，退出了我校，他也毅然地退出了红联会，另起炉灶组织了一个“丛中笑”战斗队，他也摆出了造反的“英雄”姿态，又跟在“九·一五”的屁股后面瞎起哄，大有不揪出“谭王八”誓不罢休之慷慨气概。 “金老板，这些日子，你又在哪个组织里混呀？是在‘丛中笑’吗？”我明知故问。 “是的，”金从栋脸露笑容说，“我们‘丛中笑’终于毅然地和红联会彻底决裂，和你们造反派站到一起来了，你们都是老造反，有事请多关照、多包涵、多支持。” “你要我说，我就不客气地说，我看你金老板只会到交易所搞股票投机买卖，但是，对于政治你实际上是一窍不通的，简直无知到了极点，就像一只无头苍蝇到处营钻，这儿人屎尝尝，那儿马屎舔舔，永远总是犯错误，唉——真不知道要到哪一天才会变得聪明些。”刘友礼毫不留情地奚落他。 金从栋被刘友礼说得脸一阵红、一阵白，他有些无可奈何地说：“那你们要我们怎么办？难道我们起来造反不对么？难道我们‘丛中笑’的旗帜还不够鲜明么？” “旗帜鲜明？希特勒法西斯的旗帜也是十分鲜明的。造反？这要看造谁的反，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造人民解放军的反，造叶浩明同志的反，若是这样，我看你恐怕不是栽跟头，而是砸跟头，被砸得粉碎性骨折——粉身碎骨。”我显得有些激动起来。 “是啊，你们‘丛中笑’跟在‘九·一五’的屁股后面要想打倒叶浩明，我警告你们：没门！你们这样做，肯定要犯绝大错误的，到时候不是‘丛中笑’，而是‘丛中哭’了，甚至连哭都来不及哭了。”刘友礼也板起一副脸孔教训他。 “这个……不会这么严重吧？”金从栋显然被我们的一席话吓懵了，一下子便丧失了自信心。 “金老板，我看你应该多独立思考，‘目不随人视，耳不随人听，口不随人语，鼻不随人气。’不要老是被人家牵着鼻子走，从奴隶主义到奴隶主义。”我规劝他说，停顿了一会儿又道，“我们《决战》纵队的《时局声明》你看了么？有什么看法呀？” “唉——我们‘丛中笑’怎么能跟你们新革会比呢？你们是左派呗，你们的《时局声明》我看了，很有一套见解。”金从栋抬头望了我一眼。 “依我说呀，金老板，你也别自摆摊卖蚝饼了，干脆把‘从中笑’都归并到我们新革会里来，连我们‘暖气吹’总司令部都参加了新革会，你们‘从中笑’还自立小山头干吗呀？你们干半天也是干不出什么名堂的，俗话说，‘一方石头成不了山丘，十块巨石就耸起一座岩峰。’”刘友礼用居高临下的口气说。 “那敢情好，只要你们不嫌弃我们这些前线兵，何乐不为呀，我们整个‘丛中笑’明天就都归并到你们新革会里去，好不好呀？”金从栋兴奋地大声道。 “嘻嘻嘻，金老板说话真是油炸花生米——干干脆脆。”我笑了一笑，不立即表态，却询问说，“你的‘丛中笑’究竟都是哪些人呀？” “我们‘丛中笑’啊，有高三的刘秀兰、王梅华、周国英，有你高一（1）的姜炳耀，还有高一（4）班的林圆圆，她是省军区林清副司令员的女儿，有高二（2）班的郭晓东，她是省军区郭建华副参谋长的女儿，此外，还有师院许生涛的女儿许丽娟，以及几个初中小女孩。”金从栋回答道。 “啊——那个臭名昭著的许生涛，他的女儿居然也在你的‘丛中笑’里呀？”刘友礼的眼睛怔怔地盯住他，又用嘲笑的口吻说，“金老板啊，想不到你这个胡传魁手下，竟是‘猛将如云’，‘八百镇诸侯尽朝于商’，不仅有刘秀兰这个宝贝党员，还有几个将门虎女，师院‘谭震林’的千金小姐，你可真是一个‘帅才’呀。” 对于刘友礼的这番话，头脑比较简单的金从栋听不出是褒还是贬，他自谦地道：“哪里哪里，你别把我捧到天上去，那跌下来屁股要裂成两半的。” 我又开口说：“这样吧，金老板，你先回去跟你们‘丛中笑’的人磋商一番，我们《决战》纵队的观点可是‘右’得很咧，未必你们每个人都能接受得了。如果你们同意我们的观点，并且愿意加入我们组织的话，我们衷心地表示欢迎。” 以后，金从栋回去做他的‘丛中笑’伙伴们的思想工作，他费劲唇舌终于说服了大部分人，但是，那个刘秀兰和我班上的姜炳耀仍持原来的极“左”观点，执意不肯加盟于我们《决战》纵队，导致一个好端端的组织分裂，“丛中笑”从此一分为二了，除了刘秀兰和姜炳耀二人投进“红九·二”的怀抱里去之外，其他人都跟着金从栋一道加入了我们新革会《决战》纵队。 在此期间，我们《决战》纵队还陆陆续续吸收了好几个同学，如高三（1）班的徐雪真，她是师院艺术系教授徐志光的千金小姐，原来是红联会一派的钢铁尖刀连的成员；还有高三（2）班的肖进仕，他原先是九·一五兵团的；高三（3）班的陈伯奇、赵世光、许缨以及初一（1）班的霍依妹，她是孤儿院出来的孤女，孤苦伶仃一人，靠助学金维持生活。我们的《决战》纵队在不断发展壮大，开始进入一个兴盛时期。 在这些日子，社会上的舆论中心是关于潘大昌的问题。四月十三日，红九·二总部所属的师院红九·二、附中红九·二、市八中红九·二、市九中红九·二、工农中学红九·二等组织贴出了《紧急呼吁》，声称：“潘大昌同志是我们红九·二总部负责人，是文化大革命的勇敢闯将！他决不是什么‘现行反革命分子’。潘大昌的逮捕是由于1.26事件的发生而引起的。他是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受害者之一。这绝不是一个潘大昌的问题，而是那些大小谭震林通过逮捕潘大昌，把我省的革命造反派镇压下去。我们强烈要求有关部门坚决执行周总理、中央军委和Ｆ军区首长的有关指示，立即释放潘大昌，并予以公开平反。”四月二十六日，南下调查团“潘大昌问题”调查组发表了《调查报告》，他们的“调查结论”是：1.潘大昌关于抓高级政治扒手的两张大字报，决不是“反革命宣言书”，更不是所谓“1.26反革命逆流”的信号弹。它的目的是为了扭转政治扒手俞白等人引入邪路的老区农民运动。2.潘大昌曾有一段时间接受过杨耀光的手枪，后来他写出了“揪出高级扒手”的大字报，反对俞白、杨耀光等人，后又主动配合其他革命组织抓到杨耀华，这些情况说明他根本不会与杨耀光同流合污，勾勾搭搭。3.关于他“上山打游击”的说法，至多只能说明在当时外界影响下，对形势的错误分析，值得指出的是，当时蒯大富在北京也曾这样分析过。4.潘大昌领导的红九·二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它给M省的文化大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潘大昌决不是现行反革命。他是马、郝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和俞白等人的死敌！他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员响当当的革命闯将！……”最后，他们提出要求：一、不折不扣的执行周总理六点指示，强烈要求立即释放革命闯将潘大昌，并给予公开平反！决不能允许公安政法部门一些人耍拖拉手腕，迟放一天罪加一等！二、“潘大昌罪行展览”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逆流的产物，是一株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必须彻底批臭！勒令“红联总”交出黑材料《潘大昌罪行展览》，否则一切严重后果由红联总负完全责任！坚决彻底摧毁靠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起家的“红联总”等保皇组织。 在《紧急呼吁》和《调查报告》出笼之后，思想兵系统，特别是思想兵红九·二总部所属组织，大造舆论声势，张贴出许多标语和大字报，强烈要求立即释放潘大昌，并给予公开平反，潘大昌问题一下子就成了社会上的舆论中心。 由于我们《决战》纵队最近吸收了许多新成员，不可避免地在我们组织内部造成了一些思想混乱，再加上社会上出现的新形势、新问题（如潘大昌问题），因此，很有必要在我们组织内部再展开一次辩论，以便统一大家的思想认识。 我们要开辩论会的消息，不知怎么搞的被“反黑线”战斗队的肖而庭老师所获悉，他对此颇感兴趣，很想来听我们的辩论会，了解我们的观点、看法，可是，他同我并不熟悉，只好通过我的班主任柯达和老师来跟我说。大概，柯达和老师对我们的辩论会也同样感到兴趣，所以，他特地跑到我们《决战》纵队的队部来找我，希望能让他和肖而庭老师二人来旁听我们的辩论会。 尽管这次辩论会只是我们组织内部的辩论会，而柯达和、肖而庭老师的“反黑线”又是属于“九·一五”一派的，但是，由于我看在班主任柯达和老师的面上，同意他们前来旁听。 我对柯达和老师说：“老师，明天上午八点我们开辩论会，欢迎你们来旁听。” “好的，我会来的，”柯达和老师点头应诺道，“我们想听听你们新革会同学们对当前形势的看法。” “是啊，当前的形势是复杂的、微妙的，正处于一个严重的转弯口，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适应这种急转弯的，总有为数不少的人要从时代的列车上摔下来的，坦率地说，不仅在我们新革会内部，即使在我们《决战》纵队内部，也存在着观点的不一致，这就要靠展开辩论来求得思想上的统一，也有赖于今后的历史来验证谁是谁非。”我紧锁双眉说着这话。 “李晟呀，你勇于独立思考，能够有自己的独特见解，这是好的，你以前写《让事实讲话》大字报的时候，当时我们也曾经谈过话，我对你们炮轰省委还有种种担心顾虑，后来的事实证明你们是对的。”班主任抬头望了我一眼，他似乎在赞扬我，也未必完全是。 “老师，你们‘反黑线’战斗队在学校里是很有影响的，希望你们这一次也能够认清形势，勇敢地站到真理一边来，我是坚信这一条的：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真理总是在逆境中产生的。”我用期待的目光注视着他。 “你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马克思说过，‘最好是把真理比作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发射出的光辉就越灿烂。’我们之所以想旁听你们的辩论会，就是想听听你们的看法是否真有道理，我们都应该要服从于真理，服从于毛泽东思想。” 第二天早上，柯达和老师偕同肖而庭老师一道来到我们《决战》纵队队部，我一见他俩来了，即热情招呼道：“啊——老师，你们来了，坐！” 那个尤品玲见到班主任柯达和，也迎上前来，春风满面地说：“柯老师，你们今天也来听我们的辩论会呀？其实，我们的辩论会有什么好听头的呀，无非是李晟一个人在唱独角戏罢了。”说着，她不满地瞟了我一眼。 柯达和老师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尤品玲，和颜悦色地道：“不能这么说，辩论辩论总是要辩的呗，怎么能说是‘唱独角戏’呢？我们是自己想听的，是不请自来的。” “是啊，我们是自己来要听这个辩论会的。”肖而庭老师也附和说。 “二位老师请坐。”我看也不屑看尤品玲一眼，请二位老师在教室角落的二张椅子坐下。 在人员都到齐之后，辩论会便开始了。 我又是慷慨激昂地发言说：“最近一段时期，红九·二等组织在社会上大造舆论，要求释放潘大昌。诚然，潘大昌问题是一个问题，我也不认为潘大昌就是一个‘现行反革命’，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究竟应该不应该把主要的力量、主要的舆论都放在潘大昌的问题上？难道说潘大昌的问题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吗？四月十日《解放军报》社论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的道路的矛盾。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集中力量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始到终都要坚持的斗争大方向。’我们考虑和处理一切问题，都必须从这个大方向出发，都必须服从这个大方向，而不应该背离这个大方向……” 我的话音刚落，那个还没参加我们组织几天的高三（3）班陈伯奇便迫不及待地跳起来嚷道：“我认为要求释放并平反潘大昌是革命行动，说不上什么背离斗争大方向，潘大昌是一位响当当的文化大革命闯将，根本不是什么‘现行反革命’，他是二月反革命逆流的直接受害者，我们要求释放潘大昌、并予以公开平反，这是无可非议、无可指责的。” 另一个“暖气吹”的王长琦也激动地冲着我叫嚷说：“你说说潘大昌到底是不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其何罪之有？如果他不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而是一个革命小将、革命闯将、革命造反派，那么，为什么不立即释放他，并给予公开的平反呢？我们呼吁释放潘大昌有什么错？你为什么对这种正义的呼声如此感冒呢？你的屁股究竟滑到哪里去？” 我瞪了瞪这个相貌平庸的王长琦和戴眼镜、一副书生模样的陈伯奇，心里真有点后悔竟把这些人也吸收进我们组织里来，我愤愤地道：“哼，我的屁股滑到哪里去？你说我的屁股滑到哪里去就滑到哪里去吧。我还是要说潘大昌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内部的方式敦促加以解决，用不着这样大张旗鼓地大造声势、大造舆论，这样做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我认为他们现在这样满城风雨地制造舆论显然是别有用心的，是在搞‘战争逐步升级’。如果说四·二０行动是第一颗信号弹，是反军的第一级台阶，那么，这一次大造释放潘大昌的舆论就是第二级台阶，再下去我可以像预言家一样预言：他们进而就会要求释放何磊之流，这是战争升级的第三级台阶，信不信由你们，反正都有着瞧，接着再下去他们便会把火烧到叶浩明的头上。他们总攻的目标就是叶浩明——所谓我省的谭震林，他们的罪恶意图和战略是再也明显不过的了。” “我认为李晟的分析是对头的，思想兵他们在潘大昌的问题上大做文章，显然是别有用心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呗，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打倒叶浩明，把矛头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前一阶段，这个问题我也没看清楚，也跟在他们的屁股后面乱嚷嚷，险些儿又要栽了个大跟头。这个教训我希望同志们也能够记取，有一句谚语说，‘聪明人从别人的危险中取得教训，而笨人的教训只能从自身取得。’我是一个笨人，只能从自身犯错误中取得教训，但愿你们都是聪明人，别像我一样。” “金老板”的话引起了一阵笑声，他的话音刚落，许生涛的二千金许丽娟也抢着发言道：“我也认为潘大昌问题并不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用不着这样声势浩大的大造舆论，完全可以通过内部的方式协商加以解决，在现在这个时候，放着走资派不批不斗，而把全部的力量投在潘大昌的问题上，这样做显然是本末倒置、是极端错误的做法……” 许丽娟是初三（2）班的学生，她这个人长得颇为俏丽，体态纤弱，生着一张白白净净的瓜子脸，一双亮炯炯的明镜般的大眼睛，两片嘴唇像樱桃那样又红又嫩，嘴角微微上翘，似乎显示出一种干部子女的优越感。她扎着流行的马尾松头发，穿着也是一件流行的褪色的黄军装单衣，只是没有束铜头皮带和戴红袖章，在我们组织里，平时是没有一个人戴红袖章的。 紧接着，高三（3）班的赵世光也站起来发言，他感情激动地反驳说：“我看你们是危言耸听，好像是一群杞人老担心有一天会天地崩坠，身无所寄，其实，天是毛泽东思想的天，地是毛泽东思想的地，是永远塌不了，陷不了的。我认为潘大昌的问题就是潘大昌的问题。两只手拿三个大钱——一是一，二是二，一是不会等于二的。我想，在我们新革会里，对于潘大昌不是现行反革命这一点是没有异议的，既然他不是现行反革命，那么，为什么不该立即释放他、并给予公开的平反呢？为什么某些人在抓潘大昌的时候气势汹汹、而现在对他的问题态度又如此暧昧呢？为什么我们就不能为伸张正义而大喊大叫呢？……” 赵世光大约是一个多血质的人，他十分易于激动，这时候，他的脸像汹酒的人一样涨得血红血红的，额上的青筋也暴了起来，并且，如蚯蚓一般在蠕动着。 “就是，潘大昌是一个响当当的革命左派，是我们革命造反派的骄傲和自豪，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历史已经证明他是无罪的，应该立即释放，并给予公开的平反。”说这话的是初一（1）的霍依妹。 这位孤儿院的孤女长得一丁点儿也不好看，她干瘦纤弱，皮色黄黄得像木瓜，看上去就是一副营养不良的面容，扁平的如一本薄书一般的脸庞，一双毫无神采的瞳人混浊的眼睛，稀疏的头发呈棕红色，就像是热烫头发烫焦了的头发一样，胸部扁扁的，就跟搓衣板差不多，显示不出什么性别，她尽管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但人已经开始衰老了，犹如一颗既无味道又无汁水的干瘪果子。 我极为不满地瞪了她一眼，想不到这个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居然也跟我唱起对台戏来，我有些感情用事地回击道：“哼，即然你对潘大昌崇拜得五体投地，那么，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加入我们‘八·二九’呢？你可是投错了胎，赶快换个新主儿吧，投到‘红九·二’的怀抱里去，我们这儿缺根竹子照样扎竹排——不希罕你。虽然，我并不认为潘大昌是一个现行反革命，但是，同时我也不认为他是一个响当当、当当响的‘革命左派’，他是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根本不值得吹喇叭扬扬。” 霍依妹被我训了一顿，她抬头望了我一眼，有些怏怏然的样子，小声地嘀咕说：“我……我谈谈自己的看法还不行么？言者无罪呗，我总有发言权呀。” 我不理睬她，看也不看她一眼，继续发言道：“有人认为我们是危言耸听，杞人忧天，照他的逻辑，天是毛泽东思想的天，地是毛泽东思想的地，那中国是永不变色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也无发动之必要了。我以为潘大昌问题决不是一个单纯的潘大昌问题，一是一，一也是可以一分为二的。实际上，潘大昌的问题与我省的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潘大昌的问题难道不是联系着他那二张‘揪扒手’大字报吗？现在对于这二张大字报应该怎么看，我还是坚持原来的看法，这二张大字报是二株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革命领导干部和老区人民的大毒草；潘大昌的问题难道不是联系着对一·二六事件的看法吗？虽然如今一·二六事件不算是反革命逆流，但一·二六行动决不是革命行动，一·二六的大方向就是错，这就是我们《声明》第三点所明确提出的，在这场一·二六事件中潘大昌扮演着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无论你怎么涂脂抹粉，狗熊也成不了英雄。当然，话又要说回来，尽管如此，我还不认为潘大昌就是一个现行反革命，他毕竟还只是一个年青的大学生，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运动中，跌几跤，哪怕跌得头舯皮青也是属于正常的现象，是认识问题，‘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他应该获得释放，只是这个问题不宜作为当前运动的主要问题……” 紧接着，刘友礼也发言说：“我们‘暖气吹’总司令部加入八·二九新革会《决战》纵队之后，在我们几个人中间也产生了观点分歧，我感到很遗憾，不过，观点的分歧也是十分正常的现象，纵观整个社会，我们的学校以及各个组织，难道不也是在分裂么？生命在于分裂，细胞通过无丝分裂和有丝分裂增生子细胞；原子核裂变时，将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当然，有裂变，也就有聚变，也许这也是辩证法，氢弹的威力比原子弹的威力更大，这是众所周知的。我希望我们的分歧是暂时的，通过争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统一……” 那个许晓光也跟着发言道：“我和友礼是铃铛敲锣鼓——想（响）在一起了，我们‘暖气吹’总司令部之所以要加入《决战》纵队，那就是因为我们看不惯‘九·一五’的横行霸道，我们支持《决战》纵队的《时局声明》，遗憾的是，一些同学加入了八·二九《决战》纵队，但他们却和‘九·一五’、‘红九·二’那些人一鼻孔出气，要想借潘大昌问题大做文章，把矛头指向叶浩明同志和F军区，我认为这是极端错误的，我要向这些同学大喝一声：同志，你走错了路！……” 经过一整天激烈的辩论，我们的观点逐渐占了上风，新加入我们组织的大部分同学都被说服了过来，他们也意识到目前正处于决战前夕，“面歧路者有行迷之虑，仰高山者有飞天之志。”真理与谬误都仅差那么一步，就看你如何选择了，这可是严峻的选择呀。当然，王长琦、陈伯奇、赵世光几个人仍坚持他们的看法，毕竟他们都是外来的石子，在我们组织里没多大的势力，说话也就没份量了，不过，他们可以保留他们不同的观点，我们是允许人们保留各种观点的。在辩论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我们又把《时局声明》重新抄写成大字报，一式二份，一份贴到我市最热闹的东方红大街上，另一份则贴在我区闹区红心路口，以扩大影响。 最近，我们《决战》纵队一下子增添了许多新鲜血液。为了要更好地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我们改组了《决战》纵队勤务组，增加了几个新的勤务组成员，新组成的勤务组成员名单如下：韩继明、林玉华、谢凡娟、黄秋菊、金从栋、刘友礼、许晓光、肖进仕、陈大宏、李晟，勤务组的召集人仍是由本人担任，本来，我还考虑让林建中也担任勤务员，遗憾的是，他和吕金铨、王兴业、李振林那几个人都不常来参加我们的组织活动，也只好作罢了。 由于这些日子报纸社论连篇累牍地不断鼓动革命的领导干部在毛泽东思想的照耀下，勇敢地站出来“亮相”，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了给我校的领导干部们“亮相”创造条件，同时也为了更好地考验他们，以便下一步着手解放和结合他们，我们《决战》纵队请了全校所有的领导干部和总支委员（除了蓝峰、卞兴怀二人未叫，因为他们已被打倒，一时还不便请他俩）来我们队部举行座谈会，谈谈他们个人对我们的《时局声明》的看法。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在全校所有组织中，惟一是我们组织第一次举行全校干部座谈会，因此是颇为引人注目的，柯达和老师和肖而庭老师闻讯又要来旁听，我又应诺了。 我叫高三（2）班的肖进仕来主持这次座谈会，会议记录则由谢凡娟和陈大宏来担任。肖进仕是一个团员，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和工作能力，能说会道，还会摇笔杆子，是一个人才。他是一个小个子，身高大概只有一米六几，长得也比较消瘦，就像是一株纤弱的柳树，他的五官端正，一双眼睛炯亮亮，射出如火一般的光辉，他的头脑是睿智、成熟的，思路也颇敏捷。 这天下午，我们把桌椅围成长方形的圈圈，二时时分，学校的领导干部们陆续都来齐了，我们请他们在最里边的一圈就坐，而我们《决战》纵队的同学则坐在外围，十几个干部、老师，再加上我们组织的三十余人，就把这间教室给挤得满满的。 我们把预先准备好的《时局声明》油印成传单分发给那些领导干部们每人一份，接着，就开始开会，首先，由肖进仕带领大家念几段语录，然后，他作开场白说： “各位领导、老师：今天我们八·二九新革会《决战》纵队请你们来开一个干部座谈会，这是我们《决战》纵队第一次召开的干部座谈会，大概，也是全校组织中第一次召开的干部座谈会吧。我们请你们来，是想请你们谈谈对我们《决战》纵队最近发表的《时局声明》的看法，这个《时局声明》就贴在校大门口，可能你们都已看过了，没看过的，我们也印成了传单，刚才都发给你们了。 “最近，报纸杂志对干部问题发表了许多社论，《人民日报》四月二十日社论指出：‘在当前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的群众性的大批判中，着重批判他们在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战斗任务，切切不可等闲视之。’我们认为我们学校的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我们真诚地希望你们能够放下包袱，排除各种不必要的思想顾虑，勇敢地站出来‘亮相’，积极投身到革命的大批判、大斗争的洪流中去，建新功，立新劳。我们今天之所以召开一个干部座谈会，也正是为你们‘亮相’创造条件。当前，我省文化大革命正处于一个严重的时刻，每一个领导干部、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教师、每一个红卫兵小将都应该毫不迟疑地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严峻的时局将逼你做出一个迅速的选择。 “当然，我们八·二九新革会《决战》纵队在学校里是一个少数派，我们不一定要你们非赞同我们的《时局声明》不可，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呗，这是不能勉强的，正如一句谚语所说，‘山羊觉得自己的尾巴可爱，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想的对。’你们可以不必顾虑地坦率表示自己的态度，无论是支持的或者反对的，我们都遵照着毛主席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去办事，一定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希望大家畅所欲言、言无不尽，现在请各位领导同志发言吧。” 这当儿，先是静场了一阵子，那些领导干部都在埋头专注地阅读着我们《时局声明》的传单，考虑着等下如何发言。 首先打破缄默的是政治处副主任梁雄老师，他的眼睛向四周环视了一眼，用干咳来清润了一下嗓子，道：“好吧，我来开头炮，我原来已经看过八·二九新革会《决战》纵队的《时局声明》，刚刚又仔细地看过了一遍，我个人是基本上赞同《声明》中所述的各点的，第一点讲的是斗争大方向问题，第二点讲的是批判《论修养》的问题，这两点我想大家是不会有什么异议的，而有异议的应该是以下的几点，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几点归纳起来，讲的就是对一·二六事件应该如何看法，对待人民解放军和叶浩明应该持什么态度，我个人认为你们新革会《决战》纵队所持的态度是正确的，我表示完全赞同，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坚强柱石，不论任何人以任何借口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都是极端错误的，同样的，把矛头指向叶浩明同志也是极端错误的，是不能允许的……” 接着，政治处副主任张太明老师也开口发言说：“今天八·二九新革会《决战》纵队召开这个干部座谈会，这个座谈会的本身就是一个创举，我个人是很乐意参加这样的座谈会的。你们要我们谈对你们《时局声明》的看法，我认为你们这个《时局声明》旗帜是鲜明的，我个人基本上赞同《时局声明》所阐述的观点，对于刚才梁雄同志的发言我是有同感的，你们《时局声明》的核心就是对一·二六事件应该如何评价，对人民解放军、F军区和叶浩明同志又是持什么态度的问题。诚然，在目前的新形势下，对于一·二六事件应该进行重新评价，虽然现在一·二六事件不算是反革命逆流，但是，再评价也并不意味着一·二六行动就是革命行动，我完全赞同你们的观点：‘一·二六决不是革命的行动！一·二六的大方向就是错！”你们《时局声明》的第七点、第九点都写得很好，‘对于人民解放军的态度，就是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也是区别是不是真正的革命左派的一个重要标志’这说得何等好呀！我要向你们这些八·二九革命小将学习，坦白说，以前我对你们八·二九是有看法的，现在看来错的是我，你们是对的……” 在张太明老师发言之后，江翠莲老师也在会上作了发言，她和梁雄、张太明是同一派的，原来都是支持红联会的，所以，她也是比较倾向于我们《时局声明》的观点，发言的内容跟前二人差不多，不过，她也有不赞同我们观点的地方，她用浓厚的难听的北腔北调道：“有一点我有不同的看法，你们《声明》说红联会是保守组织，我认为红联会还是革命群众组织呗，不是保守组织，大家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呗，不要存在什么成见。当然，如果红联会真是保守组织的话，你们对待红联会的态度还是对的，你们《声明》说，‘对于参加红联会等保守组织的群众，应当按照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耐心地帮助他们，争取、教育他们，使他们认识到自己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从而起来造其组织的反，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这种态度还是正确的，应该要这样子……” 也许，梁雄、张太明、江翠莲三人的表态是可以预料的，因为他们是众所周知的支红派，在不久前他们和我们新革会还是冤家对头，而今时过境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之间的观点却开始接近起来，这说起来真有点好笑，昔日的战友现在变成了冤家，而以前的冤家却又变成了心照不宣的“同盟军”，这场疯狂的文化大革命真像小孩子堆积木一样需要经常地重新组合。 这时候，副校长陈金贵也打开话匣子发言，这个人本来胆小怕事，但在目前造反派势力日益强大的情况下，他的脑袋也在热空气中膨胀起来，也“左”得可爱，只是还不致于极“左”到九·一五一派人那样的地步，何况今天是我们八·二九新革会《决战》纵队召开这个干部座谈会，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自然他也不敢太得罪作为主人的我们，所以，他尽量委婉地说：“你们的《时局声明》第一点的是斗争大方向问题，这我赞同，最近报纸社论都在强调要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吧。第二点讲的是批判《论修养》问题，这我也赞同，的确是要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两条路线斗争情况来批判《论修养》的呗，不然，批判《论修养》就会变成纯学术批判。关于其他几条，我觉得无论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海防前线红卫兵还是你们八·二九，大家都是革命小将，都是革命造反派呗。你们的斗争大方向应该是一致的，目标应该是共同的，毛主席说，‘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我希望你们革命小将能够记取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我们领导干部是支持你们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的。目前，革命的形势是很好的，我们不应该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革命小将的主流是好的呗，反复辟的主流也是对的呗，我们不能只看一个指头，不看九个指头，要看大节、大方面、大方向……” 在陈金贵副校长发言后，接下来，校党总支委员肖申乾、副校长刘天高、政治处副主任、校工会主席薛自功等人也相继发言，这些人的发言调子与陈金贵是基本上一致的，他们都倾向于思想兵的观点，而对我们的《时局声明》要么做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要么干脆持否定的态度。也许，这些人因为前些日子七批八斗被批斗怕了，他们的思想也来个九十度的大转弯，也变得像王明一样“左倾”，他们悟出了一个“真理”，在现时代“左”总是没有错的，不管是怎样的“左”，也比“右”来得强，如今思想兵一派正声势浩大，他们也对眼前的形势做出了错误的估计，以为“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把政治赌注押在多数派的身上总是没错的，并且是不费吹灰之力、无风险的，而我们八·二九《决战》纵队是少数派，若要赞同我们的观点得再三掂量掂量，这是要冒风险的，要付出代价的，他们多数人是没有这种远见和魄力的，不过，他们毕竟都是中年领导干部，说话总是留有一些余地，比较有分寸，对我们也不便得罪。 这时候，会议陷入了一时的静场，主持会议的肖进仕又开口说：“刚才大家的发言都很好，有什么就说什么，基本上能够做到畅所欲言，我希望会议不要冷场，大家不必有什么顾虑，今天是座谈会，我们是不会打棍子、扣帽子的。” 不会儿，校党总支副书记、副校长林世海终于打破缄默发言，他说起话来不急不徐，显出一番经过深思熟虑的样子，他声音琅琅地道：“我很高兴能够参加今天这个座谈会，使我有机会向革命小将们学习，共同探讨对当前形势的看法，这种做法是很好的，我觉得你们的《时局声明》是卓有见地的，你们敢于发表自己的独特见解，这种勇于探索和追求真理的精神是值得我钦佩的。人就是要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呗，毛主席说，‘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你们的《时局声明》是旗帜鲜明的，我个人是基本上赞同你们的观点的，对于这几个月一直争论不休的一·二六事件的看法问题，我完全赞同你们的观点：‘一·二六决不是革命行动！一·二六的大方向就是错！’一·二六冲击军区事件怎么能算是革命行动呢？你纵然有一千条小道理也管不住一条大道理，那就是：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中流砥柱，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这个浅显的道理明白了，就像一把金钥匙可以开万扇门，俗话说，‘渔网有眼三千，基础只绳一根。’无论是二·四大会、二·五大会、二·七大会、二·八大会，还是叶浩明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这个林世海是文革前的一个“火箭干部”，他本来只是一位政治老师兼班主任，以后当上了团委书记，又任副教导主任，最后，提拔为校党总支副书记兼副校长，是学校的二把手。在运动初期，他因为下乡搞社教不在学校里，未参与迫害柯达和老师等人等事，所以他少了一个罪名，只是在他社教回校后，被吕克强、吕克刚、陈斌一伙人揪斗了一场。后来，他又被连续批斗了几场。在工作组撤离学校后，他就像废品仓库里的废品一样搁在那里无人过问，除了管“牛鬼蛇神”的几个前线兵对他吆三喝四外，他的命运是无人关心的。我以前跟他几乎没有什么接触，只是听说他是一个很有能力、同时也很有野心的人物，蓝峰在他的眼里差不多成了一个傀儡，久而久之，这个概念就成了一个固有概念。也许，今天这个座谈会是他的第一次“亮相”，因为他还是一个未解放的“走资派”，本来今天的座谈会他是没份的，由于我们考虑到他的政治历史没什么问题，他迟早总要解放的，姑且请他参加这个座谈会，让他亮亮相，也好作为今后解放的依据。 看来，让林世海出席这个座谈会是没错的，他的一番发言没使我们失望。我觉得在学校这么多干部中，他确实是一个干才，比较有政治眼光，不然的话，他身为一个“走资派”，怎么会勇敢地公开站在我们少数派一边呢？要是惹恼了九·一五、红九·二一伙人，他们还不把他斗得半死么？至于他这个人是不是真有野心，我是说不准的，野心与雄心其实是一码事，只是一贬一褒罢了，大凡有能力的人都有一番雄心或者野心，否则怎么能成大器呢？古人云：“大丈夫当雄飞，安能雌伏。”、“丈夫生世能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高尔基也说过：“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才能就发展得越快，对社会就越有益，我确信这也是一个真理。”我想今后学校要解放干部的话，第一个对象就是要考虑这个林世海。 接着，副校长兼教导处副主任丁榆华也发言了，她也是一个比较有理智的人，倾向于我们《时局声明》的观点，说起话来有条有理。 继丁榆华之后，政治处主任潘家宜也终于开了金口。他这个人在政治上一贯投机，运动初期，他就积极追随蓝峰，赤膊上阵对革命群众挥舞狼牙大棒；在蓝峰垮台之后，他又反戈一击，写了许多揭发批判蓝峰的大字报和材料；以后，他又倒向造反派一边，支持一·二六行动；造反派失势后，他再次反戈一击，也对造反派大打出手；这一次，他又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再次站到九·一五、红九·二一派那边去。 此时此际，只听见潘家宜老师用慢条斯理的腔调说：“我个人认为这篇新革会《决战》纵队的《时局声明》是不够客观的，目前我省出现了一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马为之流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革命造反派之间搬弄是非，拉一批，打一批，同时，他们扶植、操纵保守派组织，对革命造反派进行了疯狂的反攻倒算，白色恐怖再次笼罩在我省的上空。我认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海防前线红卫兵、红九·二、首都三司等是革命造反派组织，他们为我省文化大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否定他们就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击他们就是打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关于一·二六，我认为革命学生要求军区首长接见是正当的，是合理的，也是无可非议的，一·二六是革命的行动，大方向是正确的，谁若借一·二六事件来打击革命小将，只能是：‘自搬石头自砸脚，自作自受自遭殃。’……” 在所有的干部都表态发言后，我也做了发言：“我也说几句，刚才在座的所有学校干部都坦率地谈了对我们《时局声明》的看法，今天能够有机会和这么多位领导干部们在一起共同磋商、探讨对当前形势的看法，我们感到很高兴，我们认为今天这个座谈会开得是成功的，这是我们的第一次尝试，如果今后还有机会的话，我们一定还会召开第二次、第三次这样的座谈会，再次与你们交换、探讨、研究对形势以及其他各种问题的看法、意见。今天，与会的干部、老师们都能够直言不讳地发表自己的观点见解，这很好呗，我们一再声明：我们是不会乱打棍子、乱扣帽子的，言者无罪呗。当然，我们既允许你们充分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同时，我们也要阐明我们的立场观点，我们八·二九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 “对于当前的形势究竟应该怎么看？也许，的确是存在着一股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但是，这股逆流是来自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是来自F军区和叶浩明同志，谁要是借揪谭式人物而把斗争矛头指向F军区、M省军区和叶浩明同志，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那肯定要犯绝大的错误，那才真正是：‘自搬石头自砸脚，自作自受自遭殃。’诚然，一·二六事件现在看来不算是反革命事件，但是，也决不是什么革命行动。一·二六学生要求F军区叶司令接见当然是可以的，然而，他们以冲击军区来企图达到强行要求接见的目的难道也是正当的、合理的吗？你们又有谁能够否认他们冲击军区这一铁的事实呢？难道说他们冲击军区的行动大方向也是正确的么？也是无可非议的么？当然，革命小将犯了错误，应该允许他们改正错误，把他们一棍子打死是不对的，我们历来反对这样做。但是，如果坚持错误、并执迷不悟，那也是极端错误的，正是，‘有一过是一过，不肯认过，又是一过。’‘过而不改，是谓过矣。’“我们必须清醒地估计到当前形势的严重性，这决不是什么杞人忧天，目前确确实实地存在着一股企图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指向F军区、M省军区和叶浩明同志的危险逆流，而且，‘战争正在逐步升级’，他们的罪恶意图也越来越明显，已经是昭然若揭了，我们要向这些人大喝一声：你们究竟要干什么？你们要把矛头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决不会有好下场的！撼山易，撼解放军难矣！……” 这次干部座谈会使我们初步摸清了学校领导干部们的各种政治观点，增进了我们相互之间的了解，为今后解放、结合干部创造了一些条件，所以说，今天的座谈会收获还是不浅的。 在这次座谈会后，为了进一步宣传我们的观点，扩大影响，我们打算到联司去辩论。当时，在我们八·二九联司内部，也只有我们《决战》纵队和少数几个组织对形势的看法态度是明朗的，特别是在市里新近参加联司的那些组织，几乎都是倾向于思想兵一派观点的，全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甚至连联司本身，他们对目前形势的看法也颇暧昧。 恰巧，这时候联司来通知说，要市里各八·二九组织的勤务组派人到联司开会，讨论目前形势的问题。这下可好了，机会送上门来了。为了要打赢这一仗，我们让全体勤务组成员再加上黄明仪、许丽娟二人一起上联司开会去，人多声势大，舌头也多，也好展开“车轮战”，就像《封神演义》中诸神轮番上阵，又是“燃灯议破十绝阵”，又是“广成子破金光阵”，又是“三教会破诛仙阵”，杀个昏天黑地。 联司召集的这次市里各八·二九组织勤务组联席会议是在省交际处的一间会议室里举行的，出席会议的有市里十几个分部的头头，我们新革会《决战》纵队的人占据了会议室中间靠后面的一大块地盘，“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我们做好了要进行一番恶战的准备。 主持今天下午会议的是联司勤务组成员、新鹭大公社头头黄朝晖，他是联司的二把手，这当儿，他叫大家安静下来，道：“现在开会了，同志们，今天是F市八·二九各分部勤务组的联席会议，这是我们联司第一次召开这样的会议，我很高兴今天能够同大家见面，咱们算是交上了朋友，咱们既是战友，又是同志，又是朋友，你们说是不是呀？这些日子，我们八·二九联司的队伍在日益发展壮大，F市各个学校的八·二九分部像雨后春笋一般地相继成立。F市是M省的省会，是我省文化大革命的中心，是兵家争夺之地。所以说F市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八·二九联司的人员多半来自外地的院校，因此，要搞好F市的文化大革命，更要依靠在座的诸位同学们，并且，我们还要大力发展F市八·二九队伍，没有一支有质有量的铁军一般的坚强的左派队伍是不可能完成历史赋予我们之使命的。 “今天，请同学们来开会，是想讨论一下当前的形势、确定这一阶段和下一阶段运动的目标、方向和行动。目前，我省的形势是比较复杂的，各地运动发展的情况也不平衡，总的形势是很好的，但是，在某些地区，例如鹭门市、鲤城、晋化、永林、诏和等地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伙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扶植保守势力，盗用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革命群众心目中的崇高威信，掀起一股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制造触目惊心的白色恐怖，乌云遮天，腥风狂嚎，刀光剑影，火光冲天。对于这一形势，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充分的估计，我们怎么能确定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要作些什么呢？……” 在黄朝晖的开场白之后，一个戴眼镜的大学生紧接着发言说：“我是医学院八·二九分部的，我完全赞同刚才黄朝晖同志的发言，目前，我省的形势是险峻、严重的，恶浪排空，黑涛连天，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逆流铺天盖地，不仅外地如此，我市也一样，就说我们医学院吧，前一阵子，新生战斗团等保守派变天，多少个革命造反派被打成‘反革命’、‘右派’、‘个人野心家’，抓的抓，斗的斗，光是大小批斗会就开了上百场，他们借肃清一·二六事件的流毒之名，行反攻倒算之实，挥起千万根带刺的狼牙大棒，企图把无产阶级革命派打入十八层地狱，全盘否定十个月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战果和革命小将立下的不朽功绩，生气勃勃的医学院又一次沉入死海，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处于夭折的危险境地！这血的历史是绝对不能忘记的！两个多月的风风雨雨的斗争现实，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它雄辩地证明：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命运的斗争，本来就是如此残酷无情、你死我活，如果我们不彻底击溃这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不坚决揪出我省的谭王八，‘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历史的悲剧还会重演……” 那个医学院大学生慷慨陈词罢，我即示意要许晓光驳斥他的发言，只见许晓光用纯正的普通话辩驳道：“我是东南师院附中八·二九新革会的，我们并不认为目前我省的形势像刚才发言者说的那样险峻和严重，简直就是一团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形势总的还是好的呗，我很欣赏主席的一句诗词：‘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即使现在还是冬天，大地上初动的暖气也在吹拂着、在抗御着寒流、在严寒中孕育着春天，何况如今毛泽东思想的强劲春风已经吹遍了大地，它驱散了冬天的严寒，迎来了万物的复苏，春天的脚步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我们看形势应该看主流，主流和逆流要分清，本末是不能倒置的。我们承认在我省的确也存在着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但这毕竟只是逆流，不是主流，而且，这股逆流是来自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是来自F军区和叶浩明同志。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这些同志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应从指出：不能忽视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将它们解决。但是，不应该将这些看成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我们务必牢牢记住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教诲，正确地对待人民解放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错误，切不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也在一·二六事件的问题上大做文章，把斗争矛头指向F军区、M省军区和叶浩明同志，若这样做是要犯大错误的，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 许晓光的发言就像一颗重磅炸弹在会议室里炸开了，引起了一阵骚动，由于与会的十几个分部当中就我们新革会《决战》纵队独树一帜，犹如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把原来会上的气氛全破坏了，战云像舰队一样密布着，好些组织的头头们迫不及待地跳将出来，对我们群起攻之，他们一个比一个嗓门高、喉咙大，一个比一个激动，只见一个农学院的女大学生，她个子不高，壮壮的，剪着一副运动员式的短发，激动无比地涨红着国光苹果似的脸孔，站起来高声嚷嚷说：“刚才那个师院附中新革会的发言使我想起了列宁的一段话，列宁说第二国际的全体‘英雄’们，‘他们都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却迂腐到了极点。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懂得。／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出他们是些畏首畏尾的改良主义者，更怕跟资产阶级决裂，同时又用毫无内容的、大言不惭的空谈来掩饰自己的怯弱。’我看有些人就像列宁说的那样，他们抽象地承认在我省有着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而实际上是否定这股逆流存在的，他们对‘1.26’以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在我省猖獗泛滥的严酷现实熟视无睹、无动于衷。那些真正的革命组织被打成黑组织，勒令解散；勇敢的革命闯将被打成反革命，关进监狱；革命造反派遭毒打、受迫害、被送上斗争台……刹那间，阴风阵阵、乌云滚滚，生气勃勃的F市变成了‘千村薜荔人遗失，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恐怖世界。然而，有些人却闭着眼睛说瞎话，竟然说这些骇人听闻的现实是‘非本质’的、‘非主流’的东西，真是岂有此理，我倒要问问这些人，如果连这些血淋淋的事实也是‘非本质’的、‘非主流’的话，那么，请问究竟什么才是‘本质’和‘主流’的呢？这些人造反派的革命良心又到哪里去了呢？” “哼，‘造反派的革命良心’？最好还是别说‘良心’这个词吧，即使加上‘革命’二字，加一条漂亮的红色的围巾是没有用的。”刘友礼歪着脑袋，鼻子挤出冷气，嘲笑着那个女大学生道。“什么是‘本质’的、‘主流’的，我们早就说过了，难道还需要我们重复吗？你上课怎么不专心听讲呀？嘻嘻——毛主席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年代里是这样，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也是这样。人民解放军在执行‘三支两军’这一崭新的历史任务过程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的成绩就是本质、就是主流。至于存在的某些问题则是非本质的、非主流的，我们必须正确对待人民解放军，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绝对不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 那个女大学生像草丛里的螳螂一样蹦跳起来，她冲动地冲着我们大叫大嚷说：“你们别像第二国际的‘英雄’们那样唱高调了，血斑斑的事实不是粉红色的胭脂口红所能掩饰了的，人血不是水，是不应该白流的，那么多的革命造反派难道都白抓、白关、白打、白斗、白批了吗？一·二六事件害死了多少人，搞得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难道这都是非本质的、非主流的吗？时至今日，各地造反派战友们还在流血、还在受害，还在浴血奋战，难道这一些也都是非本质的、非主流的吗？……” “你们也像思想兵一样要翻一·二六的案么？亏你们的手臂上还戴着鲜红的‘八·二九’臂章。”那个金从栋也激动地站起来，瞪大着眼睛同那位女大学生对着干起来。“一·二六事件虽然现在不算是一股反革命逆流，但是，这一事件也决不是什么可歌可泣的革命行动，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将来也照样不是。一·二六冲击军区的行动是极端错误的，当然，在处理这一事件的问题上是不应该扩大化的，现在有人借要翻一·二六的案，借要揪所谓的谭王八，再次把斗争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F军区和叶浩明同志，我们奉劝这些人还是别干这种蠢事，有句俗话说，‘谁兴风作浪，谁就受暴风惩罚。’谁要是诋毁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必将受到历史的无情的严厉的惩罚。” 另一个市八中八·二九头头又振振有词地发言说：“目前，我市文化大革命正处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前途大决战的关键时刻，斗争的实质和焦点就是‘权’。斗争的前途究竟是资产阶级当权，完全实现资本主义复辟，还是无产阶级当权，粉碎资本主义复辟，主要取决于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和斗争。当前，我市运动的大方向是什么呢？就是要在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彻底粉碎我省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在大批判中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由于敌人的恶意宣传，我们的许多同志在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时候，不敢提出反复辟的口号，不敢进行反复辟斗争。实际上，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实质就是反夺权与夺权的斗争。在我省，马为之流及其同伙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借一·二六事件大抓什么‘何磊、潘大昌之流’，把革命闯将一个一个地打下去，许多地方和部门搞起了三凑合的临时机构，难道这不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吗？如果我们不击溃这股逆流，那么，我们就无法完成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伟大的历史使命……” 我终于憋不住了，也打开话匣子辩驳道：“我也是八·二九附中新革会的，刚才那位发言者对目前形势似乎做了头头是道、有条有理的分析，我以为他的这一分析是似是而非的，列宁说，‘把马克思主义偷偷地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这样能使人感到了过程一切方面，发展的一切趋势，各方面的矛盾的影响等等，但实际上并没有对社会发展过程做出任何完整的革命分析。’列宁的这段话说得何等精辟呀！其实，刚才发言者也是万变不离其宗，采用的是偷梁换柱的伎俩。他有一点是说得不错的，那就是这场斗争的实质和焦点是关于‘权’字，这场轰轰烈烈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难道不正是围绕着这个‘权’字而展开的么？在刚才那位发言者的眼里，我省的形势显然是一团漆黑的，又是‘资本主义复辟’泛滥成灾，又是‘资产阶级当权’，到处都搞起了‘三凑合’，因此，要反复辟、反夺权。我想，刚才那位发言者大概是戴着墨色太阳镜看形势吧，在太阳镜底下哪怕是耀眼的阳光也变得黯然无光了。实际上我省的形势并不像刚才发言者所想象的那么糟糕，他偷梁换柱地把支流说成主流，把无产阶级说成资产阶级，他口口声声说要反复辟、反夺权，究竟他和他们要复谁的辟、要夺谁的权？他们的主攻目标是十分清楚的，就是把矛头对准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准F军区和叶浩明同志，所谓的‘四·二０革命行动’就是他们反复辟的头一炮，他们强行占领了已实行军管的闽江日报社，这不是向人民解放军夺权又是向谁夺权呢？他们的狼子野心和罪恶目的不是昭然若揭么？……” 我们《决战》纵队的人轮番上阵，和在场其他组织的人展开激烈地舌战，正是：“杀气迷空透九重，一干神圣逞英雄。这场大战惊天地，海沸江翻势更凶。”双方争来辩去，未得结果，最后，只得由黄朝晖作总结发言说：“今天大家能够在会上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这很好呗，我认为这样的争论是有益的，正如马克思说的‘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历史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