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三十日夜，毛泽东将“三老”、“四帅”召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周恩来也来作陪。毛泽东若无其事地对谭震林说：“谭老板哪，你的气消了没有？我的气已经消了，你要还有气，今天就痛痛快快再冲我开一炮。咱们订个君子协议，不许骂娘。”
在场的人都轻松地笑了。
毛泽东给各位递烟，他也点燃自己的烟，吸了一口烟道：“今天我请诸位来开个会，开个团结的会。我们还是要团结嘛，那个怀仁堂事件，开初我不知道什么是‘大闹怀仁堂’，后来，我又听恩来同志和你们几位的书面报告，才搞清楚了。这并不是什么路线斗争，也不是要反对我，你们在碰头会上的发言，是对运动有意见，对文革小组有意见，是老帅们发发牢骚。虽然讲了些过头话，也是在党的会议上说的，是阳谋，不是阴谋。”
陈毅直言不讳地说：“主席批评狠一些倒没什么，最可气的是有些人借题发挥，落井下石，恨不得把我们一棍子打死才心满意足。”
“他们无非是想把我们这些老家伙全打倒，自己好上台，把权力交给他们，我就是不同意。”“谭老板”依旧是秉性难移。
毛泽东宽宏地一笑道：“以后大家有意见，你们对我讲就好了。你们在怀仁堂讲的那三条，我是同意的，搞文化大革命，第一要坚持党的领导。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我们就一事无成。第二要保护老干部。我反复讲过，我们的干部队伍百分之九十五是革命的，是好的。老干部过去有功劳，但是不能吃老本，要很好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锻炼、改造自己，要立新功。第三要稳定军队。我们是靠军队起家的，决不允许任何人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军队。”
徐向前颇为感动，真诚地说：“只要主席能够理解我们的一番苦心，我们就是受再大的委屈和挫折，也算不得什么。”
毛泽东又爽朗地笑道：“我和你们共事几十年，我能不了解你们吗？我不能没有你们，你们都是立过大功的。叶剑英同志和聂荣臻同志还救过我的命，在毛尔盖，张国焘要杀我，没有剑英同志就没有这个口罗。”他摸了摸自己的那硕大的头颅，又侧过身来问周恩来说，“明天‘五一’节参加联欢的名单拟好了吗？我要请在座的‘元老’们全上天安门城楼。”
“主席，这是明日登天安门城楼人员的名单。”周恩来恭敬地将一份打印好的名单递给毛泽东。
毛泽东接过名单，在座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到了那份名单上，毛泽东浏览一遍后，便在上面一一画起红圈来。
五月一日上午十时，毛泽东和林彪乘着敞篷汽车来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和首都群众一起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
晚上，天安门广场上华灯盛放，数十万群众聚集在这里，他们载歌载舞，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八时许，毛泽东主席和林彪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顿时，广场上变成了一片沸腾的海洋，“毛主席万岁”的声浪一浪盖过一浪，天安门广场的上空升腾起无数的焰火，那五彩缤纷的焰火就像千芭万卉竞相开放，争姘斗艳，把节日的上空装点得美丽如画。
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以及上海市和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代表团的成员，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叶群等人。
那大闹怀仁堂的“三老四帅”白天全体参加劳动人民文化宫的联欢活动，晚上又一次登临天安门城楼亮了相。
再说林彪一向嗜爱书法，虽然他的书法并不好，长长的字体就像瘦骨棱棱的他本人一样，但他的字却很值钱。这一天，他的心情十分舒畅，又在会客室的茶几上练字了。今天要写点什么好？他一边思忖着，一边慢慢地磨墨着，接着，他缓缓地俯下身来，运足底气挥洒而就：
发不同青心同热，
生不同衾死同穴。
书赠爱妻叶群
林彪
这是《关汉卿》里的两句台词，当林彪写完后，他搁下笔，一边自我欣赏着，一边转脸问站在一旁的叶群说：“怎么样？”
“好！相当好！”叶群手捧墨宝，连声赞叹，又掉过头问在旁的林彪秘书说，“首长今天有功夫，你们谁那里有题词的，赶快报上来。”
林彪秘书一连报了几个军区小报请林彪写刊头的，叶群摆摆手说：“那都不急，前几天，清华大学红卫兵给中央文革写了一封信，说他们正在建造一尊毛主席全身塑像，希望首长能亲书——‘四个伟大’，中央文革对此表示坚决支持，这事我和你讲过。”
“噢。我记不得了，求题词的太多了，我哪里记得那么多。”林彪道。
叶群不以为然地说：“这些学生要宣传毛主席的四个伟大，又有‘中央文革’的支持，我们不能泼冷水。毛主席这杆旗是你带头高举的，能叫别人代替吗？”
林彪默然了，在叶群看来，他的沉默就是应许，她吩咐秘书道：“赶快，再铺上一张大一点儿的宣纸！”
“你要我写什么？”林彪提起笔，仍在踌躇着。
“四个伟大嘛，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叶群道。
林彪终于泼墨挥毫写下了这四个伟大，当落款时，那“彪”字的三撇写得不尽人意，他又重新抄录了一份，而后，把毛笔搁在卧鱼形的砚台上，随手接过内勤递上来的毛巾揩了揩手。
“好！写得太好了，这张题词比过去所有的题词份量更重，不能说只是给清华的，我想把题词交给‘中央文革’，请他们公开发表，那影响就更大了。”叶群连声赞叹。
“可以！”林彪点头应诺。
这样，林彪“四个伟大”的题词作为“五一”题词，以鲜明醒目的色调，刊登在全国所有报刊的头版头条。为了庆贺这一“光辉”题词，全国各地亿万群众争先涌向街头，结队游行，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通宵达旦地欢呼、庆祝。从此，林彪的题词一发而不可收，把个人崇拜的狂热浪潮又推向了疯狂的高潮。
五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的重要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十日，江青一九六四年在京剧现代观摩演出人员的座谈会上的讲话《谈京剧革命》公开发表。
十一日，毛泽东带上陈伯达、康生等中央文革一班人坐着汽车在城里转了一圈，调查大标语、大字报情况，随后，毛泽东又派人到各中学去调查中学文化大革命情况。
再说在六十年代初，中南海每周要举办两次舞会，这是从延安时代留下来的遗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人都经常光顾舞会。每次舞会，通常朱德总是晚上八点半到，刘少奇九点到，毛泽东十一点到，每人跳舞带休息一个多小时，然后就离开舞会。而陪他们跳舞的是空政文工团的几个青年女演员，每次舞会上，当毛泽东一到，空气顿时活跃起来，那一群文工团的女演员一个比一个活泼美丽，她们像众星捧月一样围绕在毛泽东的身边，争先恐后地请他跳舞，显出极为荣幸的神气，毛泽东有说有笑地和每一个妙龄少女谈话，情绪好极了。他总是穿一身灰色中山装，袖筒遮手一半，夏天则穿一件肥大的绸衬衫，右背后还补着补丁，脚上穿着一双棕红色的大头皮鞋，套着一双松散的棉线套袜，也打了补丁，由于这双套袜经常掉下来，他个儿高弯腰困难，那些女孩子便蹲下去，帮他把缩在脚脖子的套袜提了起来，然后扶着他一起步入舞池。毛泽东跳舞也是迈大步，那脚步沉重有声，就像巨人的脚步声一样。江青有时也和毛泽东跳一场舞，有时她没跟毛泽东跳舞，却翻着白眼不时地往这边瞟一番，她心里的醋坛子被打翻了，十分嫉妒那些女孩子太风骚，为了报复，她就去和文工团的男演员跳探戈舞，江青特别喜欢跳探戈舞，因为许多人不会跳，只有寥寥几对人在场中，她可以显露舞技，出出风头，又不致于被人挤碰。
这个中南海舞会一直持续到六六年文革运动兴起，方被取消。
在文化大革命中，这几个伴舞的空政文工团女演员们也因为观点分歧分成对立两派，有几个女孩子懵懵懂懂地当上了保守派。随着形势的发展，造反派组织占了压倒的优势，她们也想反戈一击，便去找以前也去伴舞的现是造反派的女伴们央求说：“让我们也参加你们的造反派组织吧，咱们一起干革命，造走资派的反。”
“哼，你们早干什么去了？当初喊你们跟我们一道造反，理都不理，怕当反革命，现在成了保皇狗，一边去！”昔日的女伴们斥骂她们道，并且，还将她们驱赶出了宿舍。
这几个女孩子伤心极了，委屈、孤独、凄楚、气恼一起涌上心头，如同心中的五味瓶被打翻了，真不是一种滋味，她们头抱头地大哭一场，像流浪儿一样在街头流落了三天。
这时，有个叫刘淑媛的歌剧演员一边抹着眼泪，一边愤愤地说：“哼，他们不准我们革命，走，咱们找主席告他们去！”
她的话如若一线光线驱散了笼罩在她们心头的迷雾，于是，刘淑媛带上小邵、小李一起去人民大会堂，通过以往的关系，敲开了北京厅的房门。
毛泽东的秘书将她仨领进了毛主席居住的北京厅，当她仨一见到毛泽东，立刻迎上前去，异口同声地说：“主席，您好！”
“你们好，小刘、小邵、小李！咱们好些日子不见了。”毛泽东亲热地和她们一一握手。
“主席，你给我们做主啊，现在我们的处境很孤立，我们是少数派，处处受压、受排挤，他们不准我们革命……”刘淑媛一见到毛主席，眼泪就不禁夺眶而出，她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毛泽东赶紧安慰她说：“小刘，莫要哭了，有话坐下来慢慢说。”
刘淑媛唏嘘着：“是这样，运动一开始，有人要打倒吴司令，我们不同意，我们认为吴法宪同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可他们仗着人多，骂我们是老保、保皇狗，瓦解我们、攻击我们……现在，和我同观点的就剩下这几个人了。”
毛泽东吸着香烟，一边听，一边在思索着，半晌才说：“人少就不一定没有真理，真理往往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你们保吴法宪，我也是保吴法宪的。”
“啊，主席也是保吴司令的啊，这太好了！”刘淑媛喜出望外，破啼为笑了。
“小刘，这下不哭了吧，这么大的女孩子了，怎么还这么爱哭鼻子呀？”毛泽东打趣道。
刘淑媛用手帕揩了揩脸上的泪珠，不好意思地低了低头说：“我保证再也不哭了。”
“这些情况，你们可以找叶群同志谈谈，你们有什么问题，她可以帮助你们解决。”毛泽东又吩咐道。
“谢谢您，主席！”刘淑媛又一次激动地和毛泽东握起手来。
“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来找我，欢迎你们常来玩。”毛泽东一边和她们一一握手，一边嘴里道。
在这次谈话之后的第二天，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即来到毛家湾，叶群接待了他。徐秘书向叶群传达了毛泽东的话说：“空军几个女孩子在空军内部是受压的少数派，请叶群找她们谈谈。”
过几天，叶群在一幢别致的招待所里接见了刘淑媛、小邵和小李。当叶群走进一间会客室时，等候在那儿的刘淑媛她们急忙从沙发上站起。
“小刘，你好！”叶群主动上前和刘淑媛握手说，“我在多少天前就想见见你，就是抽不出时间来，你长得比过去更丰满、更漂亮了！”
“叶主任，看你说的。”刘淑媛被叶群夸得有些脸红起来，她身姿绰约，风韵迷人，就像田野里的一株丽花，接着，她莞尔一笑说，“叶主任，这是我的战友小邵、小李。”
叶群也和小邵、小李握手，笑容可掬的地道：“欢迎你们来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你们都是革命小将，我向你们学习！”
“叶主任，毛主席叫我们来找你，你得给我们做主啊，我们几个人现在的处境很困难哪！”刘淑媛说着，那双杏眼的边缘又溢出几颗泪珠，如若柏树的黑枝上凝着夜露。
“小刘，你别哭，有什么话，尽可以和我讲，我一定帮助你们。”叶群安慰她道。
刘淑媛一边用手绢揩擦着眼泪，一边说：“叶主任，你知道，我们是保吴、余（余立金）首长的，可是在空政文工团里，和我同观点的，就我们几个人，他们仗着人多势众，围攻我们，骂我们是老保，还骂我们是保皇狗……”
“我们几个人现在都不敢回去，一回去就受围攻。”小邵也凑上嘴道。
“你们不用怕，十六条明确讲要保护少数！你们保吴、余并没有错，我和你们同一观点。你们空军有个笔杆子周宇驰，写了一篇好文章：《敢“革”敢“保”》，你们应该好好学一学，做革命的‘保皇派’嘛。”叶群笑了一笑。
“是，我们听叶主任的话。”刘淑媛的那张脸“阴转晴”了。
“不是听我的话，要听主席的话，你们去找过主席，主席说过什么呀？”叶群扫视了她们一眼，问说。
“主席说，我也是保吴法宪的。”刘淑媛回答。
“主席保吴法宪是对林彪同志的支持，也说明了你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你们就放心地保吴司令吧，没有错。”
“是，我们一定不辜负毛主席、林副主席、叶主任对我们的期待。”刘淑媛迟疑了片刻，又说，“叶主任，文工团是演出单位，现在什么也不排练了。我们想排点节目，争取在纪念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时演出，您支持吗？”
“我支持，林彪同志也支持，你们搞演出，要热情歌颂毛主席，歌颂江青同志。江青同志是管文艺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
“我们还要歌颂林副主席。”刘淑媛补充说。
“还要歌颂文化大革命，歌颂中央文革。你们先排好，我争取先让江青同志看看，她会支持你们的。”叶群也显得十分兴奋。
“可是，我们就这几个人，怎么排练呢？”小邵提出了疑虑。
“你们人少，可以到海军、北京军区、总后等单位的左派中去串通，与他们搞联合演出。”叶群又为她们出点子。
“好，我们去串联一下。”刘淑媛的脸上洋溢着快乐情绪，犹如一下走出暗室，顿时沐浴在明媚的阳光下。
在叶群谈话中说到的周宇驰是空军党委办公室的秘书，有一次他因为把一份文件不负责任地推给别人处理，被当时的空军司令刘亚楼讥讽他是“运动健将”，专“踢皮球”，一怒之下，把他贬去下部队。当周宇驰受贬在部队期间，正逢刘亚楼病重，他不但不念旧怨，反而如将丧考妣，几天一趟到门下问候。由于他有忠心耿耿的特点，终于感动了刘亚楼，他随着刘亚楼的骨灰回到北京，并且重返空军大楼。
文化大革命初期，周宇驰因为当了“保守派”，他保吴法宪和空军党委，一时抬不起头来，后来，周宇驰起草了一篇文章《敢“革”，敢“保”》，通过关系送给叶群审阅，叶群阅后认为很好，便批转给关锋，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署名为“红尖兵”，这篇文章在全国引起很大的反响，为此，周宇驰不仅得到了叶群的赏识，也引起了林彪的注意，从而成了日后他们把林立果托他带领的契机。
再说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林彪的庇护下，也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毛泽东除了说“我也是保吴法宪的”之外，对邱会作也多次说“ 我是保邱会作的”、“邱会作是好同志”、“邱会作是烧而不焦、打而不倒、改正错误的样板”等话，这样，吴、李、邱等人都相继从无休止的批斗之中挣脱出来，在他们治下的各文工团、体工队里，保他们的一派也都翻了身，掌了权。但是，原来的那批造反派依然声势浩大，并且得到首都“三司”的支持，仍对三军新党委构成直接威胁。
当刘淑媛他们想新党委提出三军联合演出的建议后，经过电话勾通，三军党委采纳了这一建议，并派专人组成“三军联合演出委员会”，筹备纪念《讲话》二十五周年的演出。但是，他们的行动却激怒了那些军内造反派，他们发表严正声明，若胆敢演出，就冲击砸烂。
四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在北京工人俱乐部休息厅接见了军内两派群众组织的代表说：“你们要联合起来，我去看你们的联合演出。你们要搞好本单位的两派联合演出，外单位不要插手。”
但是，他的话并没有起作用，一派坚持组织搞三军联合演出，另一派则扬言，你们胆敢演出，我们就冲，双方大有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势。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事件，总政主任肖华亲自找两派头头做劝解工作，也无济于事。
当具体指挥演出的吴法宪、李作鹏在电话里向叶群报告了这一情况时，叶群一听肖华插手这事，气恼地说：“他算老几？不听他的，坚持演出，我看谁敢冲？谁冲，我打断他的脊梁骨！”
本来，演出地点是定在二七剧场，但因嫌场地太小，又偏僻，影响不大。八日，改定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十二日，联合演出委员会召开会议，对可能发生的情况，作了研究和部署。
五月十三日上午六时，海军总医院、海军司令部门诊部，准备好了救护车、担架、各种药品，又调来了一个营的汽车和人员，准备了五部短波报话机，两部电台。海军机关人员，组成三个梯队，晚六时，海军大院宣布进入“一级战备动员”。
李作鹏打电话给吴法宪说：“吴司令员，我现在带领海军三个梯队到现场去了。要是有人乘虚来冲海军大院，你可得组织力量支援，后方你要给我保住啊！”
“海军就是空军，空军也是海军！你放心好了，我们包了！就是我们自己受损失，也不能让海军老大哥出事！”吴法宪一口应诺。
下午，四十辆军车满载着陆海空三军演出人员和保卫人员，在宣传车的前导之下，浩浩荡荡地开到了北展剧场，海军政委李作鹏亲临北展剧场指挥。
而对立派的二医大“红纵”、军艺“星光燎原”、“八八红卫兵团”等也已联络好清华的蒯大富、北航的韩爱晶，调动大批人马云集“北展”，准备与老保决一死战。
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也注意到北展剧场战云密布，他打电话到后台，劝演出派说：“不要演出了，防止另一派来冲，要发生武斗，影响很坏的。”
李作鹏把肖华的电话通报给吴法宪，吴法宪即刻又打电话报告叶群道：“叶主任，你看怎么办？现在礼堂里已座无虚席，演员都化好妆了，不演的话，难以收场。”
“你等会儿，我请示一下林副主席。”叶群放下电话，走进林彪的卧室，过了好一阵子，她才出来答复吴法宪说，“胖司令，你们演吧，这是林副主席的指示，看谁敢说什么？”
七点三十分，演出正式开始了。第一个节目是大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突然间，从剧场南侧的树丛中涌出一群戴着红袖章的学生，他们一边呼喊着：“冲啊！冲啊！”一边向剧场大门冲去。
场内的保卫人员刚想反击，却愣住了，因为冲在前面的都是学生，而且打头阵的又是一些女生。在那年头，是丘八怕丘九，那些保卫人员抵挡不住如山洪爆发般的猛烈进攻，纷纷往后撤。“冲派”高举红旗，背诵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犹如攻占冬宫一般蜂拥进会场，直冲向舞台，两派人扭打在一起，混战一团，那些演员被“冲派”赶下了台，蒯大富得意洋洋地挥舞大旗，站在舞台前沿，向观众招展。
可是，这时三军保卫演出的各路梯队从外面像箍桶一样把整个剧场包围住了。在场内的演出派得知外面已经完成包围，也高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他们大举反攻，又重登舞台，双方大打出手，连那些大小提琴、铜管乐器等贵重的乐器也成了武器，扔来砸去，在所不惜。
当林彪获悉演出被冲的消息，他直接跟陈伯达通了电话：“这次演出，是我批准同意的，有什么人冲，要问一问。”
“是，林副主席，我一定查清这件事。”陈伯达道。
晚上九时，陈伯达在电话里找到蒯大富，说：“三军演出，是林副主席支持的，你们不要派人去冲，已经集合的队伍要立即解散。”
“伯达同志，我们已经冲进来了。”蒯大富道。
“不行，你们必须立即撤出。”陈伯达用十分坚决的口吻说。
蒯大富即刻就去找韩爱晶，二人商议一阵子之后，决定把“三司”的队伍撤走。他宣布说：“双方立即撤出现场，问题以后处理，这是相当一级首长的指示。”
当“三司”的队伍撤走之后，突然有人喊：“有三名演员被打死了！”
又有人喊：“有一个孕妇从楼上给扔下来了！”
这些喊声就是炸弹，一爆炸开其威力无穷，场上的演出派充满着愤怒，怒吼着：“打！为战友报仇！别让他们跑了！”
“以牙还牙，以血还血！”
雨点似的拳头落到了被围困在场内的那些军内冲派造反派的身上。
陈伯达给蒯大富挂完电话之后，又驱车赶到了现场，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也几乎同时赶到现场。
陈伯达查看了一片狼藉的现场和两派受伤人员的伤势之后，登上舞台讲话说：“你们现在火气很大，一见面就感情冲动要打架。你们可以暂时不见面，一天，二天，三天，十年以后，你们见了面，就会握起手来，抱头痛哭。让今天的一切，就像一场梦，让它过去吧！”
肖华也随后痛心疾首地说：“前几天，总理建议你们联合演出，你们不听，那你们就不要演了么？我提醒过你们，可你们置若罔闻，老子天下第一，谁的话也听不进去，现在可好，流血了，打起来了，给解放军丢透脸了……”
“五·一三”事件发生后，在北京各主要街道贴满了“肖华是‘5.13事件’的罪魁祸首！”、“打倒‘5.13事件’的黑后台肖华！”之类的大标语、大字报，署名均为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即演出派，肖华的厄运降临了。
五月十六日晚，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接见了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吴、李、邱纷纷发言指控肖华的问题。
听罢汇报，江青说：“支持你们批判肖华，肖华是一个绅士派头，中央文革要他来参加会，他不来。我们派关锋、戚本禹去接见演出的这一派，表示支持和慰问。”
当晚十二时半，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以及各军兵种负责人，陪同关锋、戚本禹二人来到西山八大处北京军区驻地，接见参加演出这一派，自然，叶群是代表林彪去的，从此，演出派被冠为“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而对立派则称为“冲派”。
五月二十日，在京西宾馆礼堂，召开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批判肖华大会。
六月九日，林彪正式出面，观看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联合演出，并上台接见演员，和他们握手，又进一步奠定了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为“左派”的地位。
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五·一六”事件。
早在六七年一月五日，北外“616红卫兵团”在天安门前贴出《周总理你要干什么？》的大字报，公开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三月二十四日，北师大井岗山学大庆战斗队贴出题为《给周总理贴大字报》的大字报，据说这张大字报是给谭厚兰看过的，谭厚兰心有侧隐地说：“校外来贴的就是别有用心，校内人贴的，要作具体分析。”
五月十七日，《5.16通知》公开发表，北外“616兵团”贴出题为《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个大阴谋》的大字报，指控周恩来是“玩弄反革命两面派”。二十一日，北外红旗革命造反团的红28团《红一连》又贴出《致周恩来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字报。二十二日，外交部归国遵义兵团世界革命红旗红卫兵也贴出《向总理提出问题》的大字报。接着，二外首都红卫兵《迎春到》又贴出《十问周总理》、《再问几个为什么》，北外红旗革命造反团红28团《红一连》又贴出《打倒奴隶主义，提倡独立思考》、《是哪一个阶级的代言人——从新编历史剧〈十五贯〉说起》等反周大字报。
五月二十六日，北农大《五·一六兵团》发表宣言，矛头指向周恩来。商院《五·一六兵团》于二十七日贴出《开炮声明》，指控周恩来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此同时，商院、外贸部、北外刷出了大量反周的大标语。六月二日，北钢院《五·一六兵团》贴出《给总理一封公开信》大字报，三日，他们又贴出《二十三个为什么》的大字报责问周恩来。一时间，北京城掀起了一股反周新浪潮。
五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决定对我省实行军事管制，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M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省军管会由叶浩明同志为主任，郭子涛同志（F军区副政委）为第一副主任，朱仲武（省军区第一副司令）、陈胸（省军区司令）、石南楚（F军区副参谋长）为副主任。五月十四日，省军管会发布管字第一号《布告》。十七日下午，在五一路广场召开省军管会成立大会，我们附中八·二九新革会全体战士也参加了这次集会，会上叶浩明同志和郭子涛同志分别作了讲话。
在省军管会成立之后的一天下午，突然，有二位解放军军官来到了我们《决战》纵队队部，他们进到房间便询问说：“同学呀，你们这里是八·二九附中新革会的队部吗？”
“是呀，你们是哪里的？”我即站起来，一边打量着这二位不速之客，一边回话道。
“我们是对面省军区的，你们哪位是勤务组的呀？”开口的是一位中年的戴眼镜的军官。
“我是，他也是。”我手指着边上的韩继明回答说。
“我叫吕羽文，他叫梁友量，我们二个是负责联络你们附中运动的，今后我们要加强联系。”又是那位中年军官自我介绍道。
“哦，你们二个是负责联络我们附中的，这太好了！衷心地欢迎你们。”我显得兴奋异常，我们互相热烈地握起手来。
“同学，请问你的尊姓大名？”那个梁友量一边和我握手，一边问我道。
“我叫李晟，他叫韩继明，还有他叫肖进仕，这位叫金从栋，她叫林玉华，她叫谢凡娟，这几位都是我们新革会勤务组的。”我一一介绍我的伙伴来，我们一群人和那二位军官互相握起手来。
“你们请坐。”我张罗二张椅子让那二位军官坐。接着，我们几个同学便围绕在这二位军官的周围坐下。
那位叫吕羽文的军官年龄看上去有四十来岁，中等身材，人比较消瘦，那张清癯文雅的脸孔上戴着一副胶框眼镜，看他的外貌并不像是一个军人，倒像是一个知识分子。而另一个叫梁友量的军官年纪大约三十五、六岁，个子比吕羽文高了一截，他的外表一看上去就是军人，那两道剑峰一般高高扬起的黑眉下边有一双深沉刚毅的眼睛，黑黑的脸孔有些光泽，就好像是擦得铮亮的新皮鞋一般，悬胆般的鼻梁，宽阔的嘴唇，这一些都构成了一位训练有素的军人形象。这二人一看上去面容就是善的，特别是那位老吕更是这样显得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如果说那位范雄魁像是会叫人望而生畏的怒目金刚的话，那么，这二位军官则是阿罗汉，给人一种亲热、和善的感觉。
“你们算是新来的解放军宣传队吧？你们打算住到我们学校来吗？”金从栋发问说。
“我们不算是宣传队，现在不派宣传队了，我们二个就算是联络员吧，我们也不打算搬到你们学校里来住，反正，我们二个的家就在对面的省军区里头，近得很，有事我们会来找你们的。”那个老吕回答道。
“你们八·二九新革会有多少人呀？”另一个老梁问说。
“我们一共有三十几个人，确切地说，这间房间是我们新革会《决战》纵队的队部。”我停顿了顿，又道，“不瞒你们说，我们新革会内部对目前形势的看法也不一致，不知我们《决战》纵队的《时局声明》你们看过没有？”
“我们这里还有《时局声明》的传单，给你们一人一份吧。”肖进仕说着，就从桌子的抽屉里头取出我们《时局声明》的油印传单给他们。
那二位军官接过传单，一边看着，一边老吕又说：“你们《决战》纵队的《时局声明》我们看见过，很不错呀，你们能够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这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一来你们学校，头一个就来找你们。”
我满怀感激地道：“谢谢你们对我们的信任与支持。”
那个老梁也开口说：“今后我们应该加强联系，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我们，有什么情况也可以找我们。”
“好的，我们应该要加强联系。”我点点头道，“我们新革会《决战》纵队在学校里是一个少数派，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可能要遭到更多人的攻击谩骂，我们已经做好了承受一切压力的思想准备，金是从火中锻炼出来的，人是从困难中磨练出来的。”
“我们解放军是相信你们八·二九革命小将的，是支持你们八·二九革命小将的。”那位老吕用信任的目光注视着我们。
“你们今后有什么计划与打算没有？”那个老梁又提问道。
我整理了一下思路，回答说：“我们打算一方面要搞好学校的‘斗批改’，集中一批力量整理、收集材料，搞出几篇有份量的大批判文章出来，在革命的大批判中争取早日实现我校的革命大联合；另一方面，我们也密切注意着社会上的事态发展，坚决击溃那股反军逆流，同时，我们也要搞好社会上的‘斗批改’，准备自己收集一批省里几个干部的材料，以便确定是解放还是打倒他们，我们是不想盲从的，不想鹦鹉学舌，人云亦云，我们需要做出自己的独立的判断。”
“你们的想法与打算是很好的，是应该要这样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的。”老吕连连点头表示赞同。
后来，我们送走了老吕和老梁。虽然，我们同这二位解放军才初次接触，但他们给我们留下了十分良好的印象，他们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一点架子也没有，全然不像以前那个范雄魁盛气凌人、专横跋扈，从来就没有好颜色，俨然是我们的太上皇一般，再说，他支的是红联会，老吕和老梁支的才是我们八·二九，屁股坐的地方不同，感情当然也不一样。
自从我们走访了解放军报记者王益云之后，我们的自信心更加强了，这几天，我们又刷写出了“不准任何人转移斗争大方向”、“潘大昌问题不是当前斗争大方向”、“不准借潘大昌问题再次把矛头指向解放军”等针锋相对的大标语，自然惹得鸡飞狗跳。
一天傍晚，我吃完晚饭又来到学校，刚走进《决战》的队部，已先来的黄秋菊告诉我道“喂，李晟，对面教室的黑板上有几条骂我们的标语，不知是什么人写的。”
“哦，那我过去过去‘欣赏欣赏’。”我说着，径直就向对面的教室走去。
对面那间教室是一间空教室，里面空空荡荡，这当儿，天还没有完全暗下来，还可以看得见，只见在那黑板上写着二条块歪歪斜斜的标语：“《决战》和老保同穿一条裤子决没有好下场！”、“李晟是大叭儿狗、大老保！李晟，你必须悬崖勒马！”底下署名是《狗见跳》。那二条标语不仅写得像台阶一样歪歪斜斜，而且，那粉笔字也是十分蹩脚的，犹如蚯蚓爬行一般，显而易见，这二条标语是出自一个初中小鬼之手。
“这是何人的‘杰作’呀？”我随口问黄秋菊道。
“不知道，大概是海防兵的人干的吧，这些人吃饱了——撑着，尽干些无聊的事。”
我随手开了灯，刘友礼、金从栋、尤品玲也相继走进教室里来，金从栋看了标语，愤慨地说：“这几只小耗子只会干些偷偷摸摸的事，他们有种的，可以写大字报跟我们公开辩论，用不着干这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任他们骂吧，我李晟才不怕他们谩骂，我们革命者从来就是在骂声中成长的，‘风力掀天浪打头，只须一笑不须愁’。”我显得泰然自若。
“我看你这是死人欠账——活该！谁叫你要和红联会同穿连裆裤呀？”尤品玲瞟了我一眼嘲笑说。
“哼，我们《决战》纵队怎么出了你这样一个吃里扒外的家伙，算是我有眼无珠，看错了人，鲁迅先生说，‘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情都败在他们手里。’”我瞪着眼睛斥骂她道。
“谁是‘吃里扒外的家伙’哟？算是我也瞎了眼看错了你这个人，好一个大老保，好一个耶律阿保机。”任性的尤品玲又火上心头，她随手从黑板槽里抓了个粉笔头，在那条标语写着“李晟”的边上划了个长长的破折号，然后，添上了“耶律阿保机”几个字。
众人看着这位娇小姐的任性举动，不禁摇起头来，刘友礼不知褒贬地说了一句：“好一个女侠，真女侠也！”
那个尤品玲恶狠狠地瞪了刘友礼一眼，饶舌不肯让人道：“见鬼，谁是女侠哟？你才是男侠！”
“女侠有什么不好呢？奇女子也，秋瑾还自称鉴湖女侠咧。”刘友礼笑嘻嘻地说。
“管她什么秋瑾不秋瑾的，你才是一个男侠，男侠！”尤品玲又在使性子地高嚷着。
“好了好了，你们别争什么男侠女侠了，品玲呀，我看还是把写的那一些都擦掉吧，让外头的人看了总是不好的。”金从栋息事宁人地劝解道。
“不，我不擦，谁是耶律阿保机，谁去擦好了。”尤品玲仍是噘着一副小嘴。
“哼，随你怎么写，你以为这能吓倒我么？哪怕你把我的名字倒过来写，我还是我，‘我自岿然不动’。”我瞟了她一眼。
此时此际，“海燕”的张家宾也走进了这间教室，他一眼便看见了那黑板上的标语，信口问说：“这是谁写的？”
“‘野草’，你还问我们这是 谁写 的，我们还没有问你这是写的咧！”黄秋菊显露出一副十分气愤的样子。
“我不知道这事，我是现在才知道的。”张家宾摇摇头道。
“你不知道？”我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他。“明明是你们海防兵里的人在跟我们捣鬼，你‘野草’像鬼一样精明的人会不知道？这话说出来恐怕谁也不会相信的。”
“这个——”张家宾开始支吾起来。“大概是几个初一的小孩子搞的吧，我也不太清楚。”
“‘野草’，你们这样做是很不友好的，我们和你们海防兵是邻居，俗话说，‘金邻居，银亲戚’，我们本应和睦相处才好，可是，现在兔子竟吃起窝边草来了，我们不能不认为今天的事件是一端挑衅事件。”我沉下脸说。
“你知道我是管不了人家的，今天的事非常遗憾，我替你们擦掉好了。”张家宾说着，就找了一块抹布擦掉了那标语，而那个尤品玲也在一旁默默无言地看着他擦掉了“耶律阿保机”那几个字，在外人的面前，她到底是顾了一些情面。
随着形势的发展，思想兵他们所谓“反复辟”的调子越唱越高，他们甚至公开提出了“炮轰朱仲武”、“火烧朱仲武”等口号，反军的真面目日渐暴露。而在八·二九联司的内部也开始了大风化、大改组，一些八·二九组织，特别是我市的一些八·二九组织（也就是那一天在联司召开的联席会议上同我们《决战》纵队舌战三百合的那些组织），认为联司太“右”了，已沦为造反派的叛徒，他们不屑再与联司为伍，决定同联司彻底决裂，另立一个八·二九井岗山总部。新成立的井岗山总部头头是新鹭大公社的一个大学生陈翘，此人是我们附中的校友，他以前在我们学校演相声演得很出色，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风流人物。另一个头头则是师院干到底公社的头头吕钦平，不久前我和他也打过交道。
陈翘、吕钦平之流另立井岗山总部的冲击波也波及到了我们学校，我们《决战》纵队也一分为二了，新加入我们组织的陈伯奇、王长琦、曾森、陈宝和、赵世光、许缨、霍依妹等人终于也分了出去，伙同《红造反》的戚忠民和几个初中小鬼，新组成了一个附中八·二九井岗山《北京公社》。
陈伯奇、王长琦一班人从加入我们《决战》纵队的第一天起，他们与我们的观点就分歧甚大，他们要与我们分道扬镳是不足为奇的，也是不足惜的，古语曰，“志不同者不必强合，凡免强之事，必不能久。”鲁迅说得好：“因为终极目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
那个孤女霍依妹本来我是出于怜悯、同情她的不幸遭遇，才吸收她加入我们《决战》纵队的，谁料到而今这个头脑简单得像黄毛鸭子一样的她竟然不念旧情，也要跟我们闹分裂。我冷冷地对她说：“你要走就走吧，我们也不想留你，只是你将来莫要后悔就行。”
性情直爽的金从栋也气愤地道：“你就加入北京公社去吧，我们是一斗芝麻拈一颗——有你不多，无你不少，才不希罕你咧，像你这样忘恩负义的家伙少了十个我们也不希罕，相反的，只能使我们的队伍更加纯洁、壮大起来。”
“什么忘恩负义？我怎么忘恩负义呀？谁叫你们要当右倾机会主义者呀？”霍依妹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她显得有些尴尬的样子，今天她身穿一件很不合身的长长的裙边快垂到地上的连衣裙，活脱儿是一只穿女裙的猩猩。
“这里没有你发话的地方，我们《决战》纵队的旗帜是不会倒的，今后，咱们是驴子拉磨牛耕田——各走各的路，你走吧。”我发出了逐客令。
对于上述那伙人要从我们《决战》纵队分出去，我一点也不觉得惋惜，倒是那个尤品玲也要和北京公社那伙人合伙，我有些舍不得她离去，着实劝了她几句。
我诚恳地对尤品玲说：“品玲呀，咱们是同班同学，这次运动中又在一起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而且，咱们又都是新革会的最早成员，毕竟是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虽然，我知道我们现在的观点不一致，但是，你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呀，何必一定要退出我们《决战》纵队呢？你跟北京公社那些小人们在一起鬼混，会混出什么名堂呢？我奉劝你还是三思而行。”
可是，尤品玲依旧头脑发胀，她摇摇头道：“不，友谊固然可贵，然而，真理比友谊更为可贵，为了真理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哪怕是生命也在所不惜。”
我一听这话，火又从心底冒上来，激动地说：“哼，你别跟我侈谈什么真理了，你懂得个屁真理！我只是看在咱们的情份上才劝说你几句的，若是换别人我才不管咧，他们要走随他们走去，我是开笼放麻雀——随他们的便。”
“反正我们之间的分歧实在太大了，再凑合在一起也没多大意思，俗话说，‘两个茶盘相碰，总有一个要碎的。’还不如分手的好，这样，也没人再在黑板上写你‘耶律阿保机’了，你岂不更省心一些？更悠哉一些？”尤品玲的调子稍为放低一些。
“是啊，这样茶盘也不会破碎了，井水也用不着犯河水了，各得其所。”我自嘲嘲人地说。“既然你主意已定，人各有志，我也不想勉强你，今后鹰飞蓝天狐走夜道——各走各的，咱们后会有期。”
就这样，我和尤品玲终于分手了，她也加入了北京公社，公开同我们《决战》纵队对着干起来。虽然我俩的彻底决裂，曾一度在我心中产生惆怅之感，一种莫名的烦恼在骚扰着我的心，我好像失去了什么珍贵的东西似的，但是，这种情绪并没有维持多久，我对真理的孜孜不倦的追求，以及目前形势的日益恶化，使我再也顾不上这一些了。
此外，还有二个“持不同政见者”——叶少霞和赵丽宁，她们在这种动荡不安的局面下将作出何种选择？
我先找叶少霞做个别谈心，我对她说：“少霞呀，自从咱们认识的第一天起，你我之间就结下了特殊的感情，这种不可言喻的感情就像电火花一样在闪耀着，你曾对我说对我很好感，同样的，我对你也一样的好感，所以，咱们应该珍惜这种纯洁的真挚的姐弟般的感情，古语说，‘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像我们这种知心的朋友是很少的，我很不希望看到有一天我们的情谊将发生破裂，我想，你也是有同样的意愿的。尽管我们现在的观点有些分歧，但愿这不致使我们的友谊受到损害。我今天对你说这一席话，就是希望你不要步其他人的后尘，你可以保留你的观点呗，不必退出我们的《决战》纵队，若退出势必使我们的感情发生破裂，那将是无可弥补的。”
叶少霞那一双乌黑的明亮的眸子注视着我，她也动情地道：“是啊，我也很珍惜我们之间的感情，我们的友谊是来之不易的，是不应该受到损害的，而且，对于《决战》纵队我也是充满着深深的感情，我喜欢跟你们这些人相处，也许，我这个人是一个多情的女子，太重于感情了，正因为如此，我才迟迟下不了决心，一直无法做出决定，我舍不得离开你们，我也同北京公社的那些人合不来。”
“那你就留在我们《决战》纵队里吧，我也知道现在一时难以改变你的观点，所以，我有个建议，正好联司要我们派人到工厂去，搞一个南区联络站，我想，搞工运，发动工人起来造反，在这一点上，咱们总不会有什么观点分歧吧？我考虑让你和赵丽宁，还有徐雪真、朱温文四个人一起到火柴厂去，你先去工厂一段时间，或许时间像一把锉刀会磨平我们之间的观点分歧。”我提出了一个建议。
叶少霞又抬头望了我一眼，她略略想了一想，然后点头说：“好吧，那我们就先去工厂一段时间，我们是听从你的调遣的。”
接着，我又把赵丽宁、朱温文、徐雪真一起叫来谈了这事，我也特别对赵丽宁道：“丽宁，我特意要你和少霞到工厂联络站去，这用心也是司马昭之心——你我皆知的，你们暂时先去搞联络站一些日子，这样，咱们之间也不必为看法的不同而争得脸红脖子粗，三个钱买个牛肚子——尽吵（草），咱们先缓和一下紧张的局势，你说好吗？”
“咯咯咯——”喜欢笑的赵丽宁又大大咧咧地笑起来。“好啊，你这人真是阎王爷做的芝麻饼——鬼点子多，你想调虎离山呀？那就调虎离山吧，我也真想下工厂去，跟工人接触一段时间。”
“请你别误会我的意思，我是不怕你这只‘母老虎’的，根本谈不上什么调虎离山，我只是想让你们下工厂一些日子，时间是最好的冷却剂，也许会冷却你那充满热水的热水袋一般的发热脑袋，这对于你是有好处的，请你莫把我的好心当作驴肝肺。”我又解释说。
“这个我有数，我只是说说笑笑而已，咯咯咯——”赵丽宁又大声笑起来。
“你们几个准备一下，可以回家收拾东西，后天就搬到火柴厂去，新大的同学已经先在那里了，你们可以找他们具体接洽，希望你们好好地干，我有空会去看你们的。”而后，我又交代了一些具体事宜。
在思想兵、海防兵、工联总等组织不断施加压力之下，也鉴于形势的变化，省军管会终于做出决定，释放潘大昌，并为其平反。五月三十日晚，在省体育场召开为潘大昌同志翻案大会，十余万名思想兵一派的群众参加了这一大会。四·二０革命行动委员会、红九·二总部、九·九野战兵团、闽江日报工人硬骨头战斗队、革命职工造反队、海防兵南方游击队、思想兵新八中红旗、思想兵东南师院分部等单位代表，以及清华井岗山陆军等人先后在会上做了慷慨激昂的发言，这些猢狲跳上煎饼锅，歇斯底里地叫嚣说：潘大昌的出狱打响了革命造反派反复辟斗争的胜利的第一炮，宣告了马为死党、M省谭式王八阴谋的破产，敲响了红联总等保守组织彻底垮台的丧钟。它给以“左派”自居，其实是革命造反派叛徒的某些人一记响亮的耳光。他们还嚷嚷道：潘大昌不但不是现行反革命，而且是响当当的革命闯将，我们不但要为潘大昌翻案，而且要为因1.26而关在监牢里的所有生死与共的战友翻案，这个案我们造反派翻定了！
当大会勤务组宣布：“现在让我们久别重逢的战友，响当当的革命闯将潘大昌同志发言”时，大会刹那间掀起了狂涛巨浪，掌声如暴风骤雨，鞭炮声震耳欲聋，狂热的人们像潮水一样涌向主席台前，挤呀挤，几乎要挤成了一块块肉饼，一双双伸出的手疯狂地在招唤着狱中归来的潘大昌。
那个潘大昌身穿长袖白衬衫，戴着“红九·二”臂章，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发言了，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地说：“同志们，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今天，我终于又和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重新见面了！我终于又获得了人身自由！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激动无比！我感谢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对我的亲切关怀，感谢同志们为我的自由作出艰苦的斗争，我一定不辜负同志们的期望，即使再来牢狱一百天也要将反复辟斗争进行到底！……”
九时三十分，省军管会副主任朱仲武讲话。首先，他代表叶司令向大家问好，代表省军管会向潘大昌同志赔礼道歉，并郑重宣布了为潘大昌同志平反的三条决定：一、为潘大昌同志进行平反；二、以前整理潘大昌的材料，征得潘大昌同志本人同意后一律销毁；三、由于潘大昌问题，他的家庭、同学、当地群众受到牵连的，通过当地部队进行挽回影响。
瞬间山呼海啸，掌声雷动。当朱仲武讲话结束后，会场上鞭炮声齐鸣，许多造反派再也囚禁不住那一颗颗狂跳之心，他们纷纷奔向主席台，向潘大昌赠送毛主席像章、红卫兵袖章，头脑单纯的少先队员也给他戴上了红领巾，把一个野心勃勃的家伙当作凯旋归来的英雄捧上了天。那个潘大昌被这热烈的场面激动不已，他举手不断击掌，向那些狂徒们致意。接着，疯狂的群众又把潘大昌托举得高高的，他简直就成了一个神，神乎其神。会后，那些狂热的人们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与其说是欢呼，不如说是示威更恰切一点，又掀起了一股新的反军大浪潮。
大约，我是一个好事者，所以，每每有这种场面总少不了我这个“观察员”，这天晚上我也赶到省体育场进行现场会观察，我是他们的对立派，自然我是“但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尽管那些四·二０狂徒们气焰异常嚣张，潘大昌的释放是他们赢得了所谓“反复辟”的第一回合的胜利，但是，他们的一时得逞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取得了绝对胜利，任何人倒行逆施最终必将得到可耻的下场，当年的法西斯德国不是猖獗一时，横行整个欧洲，可是到头来第三帝国不也是遭到彻底的覆灭么？“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我喜欢主席的这句诗词，目前的形势不也是“乱云飞渡”么？我们应该像劲松一样豁达大度、从容不迫，相信坏的不会久远，好的必将到来。
在潘大昌释放之后的第三天晚上，即六月一日晚，在我们学校发生了一起不大不小的闹剧，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
我们学校红联会的队部是设在办公楼三楼原地理教研组里，这天晚上七点多，夜幕刚刚落下不久，红联会里的几个军官子弟乘着天黑人静之际，他们看见“红九·二”的几个女同学正好从下面路过，便用石子和弹弓对她们进行突然袭击。事情就是这么巧，一滴水正好滴在香头上，红联会他们的一粒石子也正好击中了一个初中女生卢英玉的眼睛，顿时鲜血淋漓，她的右眼被打瞎了，从此，她成了一个残疾人。
事件发生后，同在这幢办公楼里跟红联会队部遥遥相对的九·一五兵团东野一支队阿三一伙人闻讯后冲到了红联会队部，欲捉拿打人凶手，于是，双方发生了冲突，短兵相接打了起来。以后，“九·一五”、“红九·二”的人得到消息后，纷纷赶来增援，那几个红联会打人凶手见势不妙，便三十六计走为上，脚底揩油逃之夭夭，他们几个人系省军区的军官子弟，便躲藏在最安全的省军区大院里面。不久，“九·一五”、“红九·二”一伙人也跟踪追击到省军区大门口，他们要往军区里面冲去捉拿打人凶手，但却被在门口担任守卫的解放军战士阻拦住了，结果，双方争吵起来。
这时候，省军区支左接待站主任朱福也赶到大门口企图进行调停。那些“九·一五”、“红九·二”的学生们对这位“朱大麻子”一向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之间可是铜盆铁刷子——碰到就响，没说上三句半便争吵得不亦乐乎，一方指控朱福包庇打人凶手，另一方则指控学生企图冲击军区。
后来，当晚九·一五兵团和附中红九·二红卫兵团便拉起队伍上街游行，强烈抗议前线兵联动行凶打人，并到省军管会提出四项“严正要求”：
一、 强烈要求叶浩明同志接见我们并处理发生的事情。
二、 强烈要求军管会罢免省军区支左接待站主任朱福的官，要求省军区
支左接待站向各造反派赔礼道歉，保证今后不重犯。
三、 立即逮捕打人凶手，赔偿一切损失。
四、 若伤员在F市无条件治疗，立即空运上海、北京等地治疗。
以上四项我们有权审查处理情况。
“九·一五”、“红九·二”的行动获得了他们一派人的极力支持，医学院东方红、新闽大、农院四·二总部、海防兵、思想兵新八中红旗、思想兵二中东方红等组织纷纷加入他们的斗争行列。六月三日下午，叶浩明同志接见了他们，同意撤销朱福支左的一切职务，并同意朱福到附中向造反派作检查，使这一事件告一段落。
对于这一事件，我们新革会《决战》纵队的态度是严守中立，以不变应万变，在旁静观事态的发展，一则我们对于这一事件的真相不完全了解，二则此事与我们组织无关，我们也不想偏袒任何一方，还是保持缄默为好。
我们《决战》纵队在走着自己的路，别人要转移斗争大方向，我们鞭长莫及管不了，但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我们《决战》纵队这只小船确实在努力掌握大方向，在激流中循沿着毛主席指引着航道乘风破浪向前进。我们把《决战》的力量分成两半，一半搞校外的，另一半搞校内的。校外的，我们抓了一个南区工人联络站，另一个就是省市委的干部问题。
自从《红旗》杂志发表《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二篇文章之后，干部问题就成了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解放干部已摆到议事日程之桌面上。
正巧，这时候闽江大学八·二九革命造反兵团有一个专案组在省委搞干部外调，该兵团是何菲菲一派人从红卫兵战斗团中分出来的，有二、三百人之众，在市里各联司分部中算是一个大山头，他们希望我们新革会派二个女的协助他们整理材料。经过勤务组研究，我们决定派林玉华和张露二人去。
我找她俩谈话说：“这一次，闽大革命造反兵团要我们派人协助他们搞外调，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我们想派你们二个去，玉华已经答应了，张露，你的意下如何？”
张露抬头用晶亮的眼睛望了我一眼，她的脸现出了红晕，仿佛温柔甘美的肉的气息正在蒸发出来，有些腼腆地道：“叫我说什么呀？反正你怎么吩咐，我照办就是了。”
我笑了一笑，又对她俩说：“现在，干部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各个组织都在搞外调、搞专案，要确定哪个人该打倒，哪个人要解放，都需要材料，我们也亟须掌握第一手材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胸有成竹，吃了账本——心中有数，而用不着跟在人家的屁股后面瞎嚷嚷，人云亦云，鹦鹉学舌。你们这一次到省委搞外调，是重任在肩，希望你们要跟闽大的人搞好关系，把他们掌握的材料统统弄过来，这对于我们是极有用处的。”
“嗨，你还是不要把希望都寄托在我们这些小八腊子身上，我们尽力而为吧。”林玉华笑笑道。
“其实，我们就是弄来的也是第二手材料，并不是什么第一手材料呀。”张露提出了异议。
“嗯，是第二手材料，不过，这些材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有价值的。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要取得运动的主动权，就必须掌握各方面的材料。你们应该注意收集关于方俞平和袁金旺二人的材料，最近，社会上关于这二人的争论比较多，我们也特别需要这二人的材料。过些日子，等学校里的事情安排妥当之后，我也准备出去搞外调，到时候我会去找你们的。”我又补充交代说。
“那敢情好，‘老将出马，一个顶仨。’”张露也开起我的玩笑来，接着她又道，“我们注意收集就是了，不过，那些比较尖端的材料闽大的人也未必会让我们知道。”
“这就看你们的本事了，你们女孩子是天生的‘外交家’，只要嘴巴甜一点。脸儿会笑一点，世界上哪有你们办不到的事呢？”我也说笑着。
“看你说到哪儿去，如果我真有这么本事就好了。”张露又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嘻嘻嘻，我说的都是实话，难道不是这么一回事么？”我乜斜了她俩一眼。
我在学校里组织人力写几篇大文章，作为大批判的重型炮弹，由陈大宏执笔写了一篇批判影片《清宫秘史》的文章；由许晓光起草了一篇题为《六·一六大会必须重新评价》的文章，提出六·一六大会是由工作组一手导演的、由原来保蓝峰干将吕克强、吕克刚等人串演的斗蓝峰的一场闹剧，对于这个所谓“革命”大会必须重新予以评价；由肖进仕负责写一篇批判《修养》的大型文章；由谢凡娟写一篇批判蓝峰在所谓“二月逆流”中所作所为的文章……我们考虑要打出十发文字“炮弹”，掀起一股大批判的小高潮，以推动全校性的大批判的大高潮的到来。
此外，我们还搞了一个材料组，由谢凡娟、黄秋菊、黄明仪等人组成，专门收集各方面的材料，为日后学校的“斗批改”作准备。我们按照自己的既定的轨道有条不紊地在工作着。
在“井岗山”北京公社从我们新革会分裂出去不到十天的时间，该组织便出了一条人命。
事情是这样的：
北京公社从我们《决战》纵队拉出了一批人马，他们被眼前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像蒸笼里的馒头一样自我膨胀起来，以为天是他们的天，地是他们的地，他们为了庆祝北京公社的成立，庆贺他们的“胜利”，一伙人在一个星期天上鼓山游玩去了。
鼓山，位于我市城东八公里，濒临闽江北岸，主峰海拔九百二十五米，自五代以来，为著名的游览地。宋代大书法家蔡襄有一首诗《游鼓山题灵源洞》曰：“郡楼瞻东方，岚光莹人目。乘舟逐早潮，十里登南麓。云深翳前路，树暗迷幽谷。朝鸡乱木鱼，晏日明金屋。灵泉注石窦，清吹出篁竹。飞毫划峭壁，势力忽惊触。扪萝路上峰，太空延眺瞩。孤青浮海上，长白挂天瀑。况逢肥循人，性尚自幽独。西景复向城，淹留未云足。”此诗宛如一篇韵文游记，从出游开始一直写到归城结束，形神毕肖地绘出了美丽的鼓山风光。
六月，是我市的洪水季节，并不是游玩鼓山的最佳时光，不过，在雨季里水量充足，观赏鼓山的清泉飞瀑倒别有一番情趣。王长琦、陈伯奇、赵世光一伙人登上了鼓山，他们兴致勃勃地游玩着，伫立在高大的岩石上纵目远眺祖国的大好河山，在脚底下平展开的田畴闪耀着金黄色的光辉，似乎有一种丰美的柔和气氛笼罩着整个地面，平静的闽江在它的身边流过，就像是一条中世纪时代法国爵士身上戴的勋带。远处是F市的全貌，那一座座工厂的烟囱林立，著名的乌白二塔遥遥相峙，大大小小的建筑物如若是一大片黑鸦鸦的合子一般，一切都充满着生命力、朝气和蓬勃——至少在我们一代年青人的眼中是这样的。
那个赵世光兴致勃发，他大声疾呼道：“‘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另一个陈伯奇也诗兴大作，摇头晃脑地朗诵起毛主席诗词来：“‘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然而，他们真是风流人物吗？他们真是命运的强者吗？他们在自己的身上加了过重的砝码，结果，命运的天平向一端倾斜，失去了平衡。索福克勒斯说过一句名言：“傲慢者的狂言妄语会招惹严重的惩罚。”事实也正是如此，他们受到了报应，命运的惩罚终于落到了他们的头上。
这天中午，他们一伙人在山上搞野餐，那个赵世光拿着水壶去取水和洗手。鼓山的泉水是从山顶一直流到山脚的，故有“长白挂天瀑”的佳句，由于这些天连续下雨，泉岩上湿漉漉的，又长满了青苔，因此，滑得很。
赵世光是一位毛小伙子，做起事来总是毛毛躁躁的，连走路也是急匆匆的样子，好像是赶去上班似的。这时候，他手提着行军壶急匆匆地向泉岩溪涧走去，岂料到才不过走了几十步路，不小心脚踩着青苔，滑了一跤，只听见“啊”的一声惊叫，整个人便像一只圆桶一样从岩石上滚了下去，一直跌落到十几丈深的悬崖之下。
王长琦几个人听见赵世光的惨叫声，连忙跑来一看，他们被眼前的飞来横祸吓呆了，好半晌才清醒过来，赶紧找路奔到悬崖的下边去救援。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一场不幸的灾祸已经酿成了。那个赵世光满头鲜血淋漓，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他已经不省人事了。
以后，王长琦一伙人七手八脚地将赵世光给抬到公路旁，他们好不容易地才拦了一辆路过的汽车，将他送到医院抢救。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的，赵世光已经停止了呼吸，与世长辞。
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地终结了，他刚刚度过了十九个年华，连死的念头也没想过，可恶的冥王哈得斯便一下子夺去了他的生命，真是“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
我们是到第二天才知道这消息的，还是肖进仕带来的“爆炸新闻”，只见他一进《决战》队部的门即嚷嚷说：“你们知道吗？昨天下午赵世光从鼓山的悬崖上跌下去，结果摔死了。”
“啊——赵世光呜呼哀哉了？这是怎么回事呀？”
“你说什么赵世光死了？他是怎么死的呀？太突然了，太突然了！真是做梦也没想到。”
就像晴天霹雳一样，这消息对我们的震惊实在太大了，我们简直连相信也不敢相信，一个个睁大了眼睛瞧着肖进仕，然而，赵世光确是死掉了，有他自己的尸骸为证。
这时候，肖进仕把他所听来的消息一五一十地向大家诉说一番。
“唉，赵世光死得实在太惨了，怎么也想不到他会死得这么惨！”黄明仪发起怜悯之心。
“北京公社刚刚从我们组织分裂出去不到十天，就报销了一条人命，倘若他们不分出去，说不定这个赵世光还不会死掉咧。”黄秋菊也说。
“那当然，如果他们还在我们《决战》纵队里，就不会这时候跑到鼓山去玩，也就不会发生这一悲惨的事件，这是毫无疑义的。”肖进仕又道。
“这就叫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谁叫北京公社一伙人会作恶，别看他们气焰异常嚣张，他们可是屎壳螂爬鞭梢——光知道腾云驾雾，不知道死在眼前。有句谚语说，‘运气是镜子，照得最明亮时便碎了。’如今，他们终于受到了报应，受到了历史的严厉惩罚。”我也发一通议论说。
那个赵世光尸体火化之后的第二天，北京公社一伙人在我们学校的二部礼堂里举行赵世光的追悼会。我们新革会《决战》纵队要不要给他送花圈呢？要不要参加他的追悼会呢？
在这一点上，大伙儿的意见是不谋而合的。我斩钉截铁地说：“北京公社已经从我们新革会分裂出去了，赵世光已经不是我们组织里的人，他与我们可是云南的老虎，蒙古的骆驼——没一点关系，我们对于他没有任何的义务。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看他的死就是‘轻于鸿毛’，我们干吗要参加他的追悼会呀？”
“就是，他死得一钱不值，才不值得我们去参加他的追悼会和送花圈，谁叫他要从我们《决战》分出去呢？谁要把矛头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决不会有好下场的，他是自作自受的。”金从栋也愤愤地道。
我们《决战》纵队还是以不变应万变，对赵世光的死不予理会，保持着缄默的态度。追悼会上，“九·一五”、“红九·二”、海防兵几个组织分别送了花圈，不过，他们却没派代表参加这个追悼会——显然，他们是瞧不起北京公社一伙人的。在偌大的二部礼堂里，就只有北京公社和《红造反》十几个人在开追悼会，显得空空旷旷，景象好不凄凉，正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北京公社打从赵世光死后，从此，便一蹶不振，他们当中的人退伍的退伍，逍遥的逍遥，消沉的消沉，成了一盘散沙，以致于最后完全解体，这一些都是后事，不在话下。
这个赵世光之死，是继体育老师陈发兴自杀身亡之后，我们学校出的第二条人命，而且，他才刚刚退出我们《决战》纵队不到十天的功夫，就被冥王哈得斯和冥后珀耳塞福涅招去当“女婿”，这对于我的震动是不小的。我想得很多，我想如果当初他能够听从我的劝告，不一意孤行，不另立山头北京公社，那么，可以肯定赵世光是不致于遭此惨祸，这大概也是一种命运吧，人生就像是一盘棋，一步棋走错了，可能使全盘棋皆输掉，将受到命运女神的严厉的报复，将受到一生的惩罚。我以前是不相信命运的，我们所接受的正统教育也使我们觉得命运是虚无缥缈的东西，惟有自我才是命运的主宰，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我也不相信什么因果报应之说，但是，打从赵世光事件发生后，他才从我们《决战》分出去没几天就见阎王了，这使得我不能不相信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起作用着，也许，这就是“因果报应”吧。中国的佛教是很强调“因果报应”的，袁宏《后汉纪》云：“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在佛经中有一个“善求和恶求”的故事，说波罗奈国有个婆罗门的夫人生了善求和恶求二个孩子，兄弟俩长大成人以后，同商人一起下海取宝。由于路途遥远，半路上他们口粮吃光，到快要饿死时，善求和商人一起诚心祈祷诸神救护。忽然，在空旷的沼泽中长出一棵大树，神灵指示他们：“只要砍下大树几根枝条，你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就会自动流出来。”善求他们喜出望外，砍了几根树枝，当真流出了饮料、食物、衣服和宝物。恶求晚来一步，他见善求得到衣食和宝物，自言自语说：“小小的树枝都能流出这样多的宝物，我若把大树连根拔掉，岂非可以获得更多更好的财宝吗？”他不听善求的劝阻，执意把大树拔出来了，岂料不但没流出什么宝物来，反而蹦出五百个罗刹，向恶求及其侍从扑去，把他们全部吃掉了。这故事说的就是因果报应，我们且不对佛教的因果报应做什么评说，不过，这里头是包含着一个道理，那就是人不应该干坏事，干坏事迟早总要受到报应的。这个赵世光就是受到了报应，当然，这报应未免过于严厉了，连我们也感到不寒而栗，毕竟，我们都还是不懂事的幼稚的头脑发热的小娃娃。
一天，我和肖进仕、金从栋专程前往火柴厂，探望在搞南区工人联络站的叶少霞、赵丽宁她们。
在火柴厂厂部办公楼二楼的一个房间里，我们找到了叶少霞、赵丽宁她们，同时，我还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眼望见新大的钟胜利也坐在那房间里头。
“啊哈，钟胜利，你也在这里？太巧了，真是芝麻掉进了针眼里——太巧了！”我一进房间，就兴奋地嚷起来。
“唉呀，是李晟呀，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来？”钟胜利抬头一见是我，赶紧站起身迎上前来。
我们二位久别重逢的老朋友热烈地长时间地握着手，谁也没有把手松开。
“啊，你们二个认识呀？”叶少霞也凑近来，有些惊讶地问说。
“岂止认识，我们还是很熟悉的老朋友咧，一对好朋友。”我笑吟吟地对叶少霞道。
“是呀，我们是一对好朋友。”钟胜利掉头瞧了叶少霞一眼，又问我说，“李晟，你现在参加什么组织呀？”
“他呀，他现在是我们附中八·二九新革会勤务组头头。”叶少霞又插上话。
“哦，那太好了，我们既是亲密无间的朋友，又是风雨同舟的战友，‘同志加兄弟’，亲上加亲。”钟胜利的另一只手亲热地拍拍我的肩膀。
“前些日子，我还到省党校找过你，听说你回校去了。”我告诉他说。
“是呀，前一阵子我回鲤城学校去了，我才刚刚来不久，一上来就到火柴厂搞联络站。”钟胜利道。
“嗯，那几个女同胞李曼琼、叶佩真、王素琴近况如何？她们都好吗？”我又询问说。
“那个李曼琼在联司搞专案组，叶佩真和王素琴则跟我一起来火柴厂搞南区工人联络站。”钟胜利停顿了顿，又道，“这样吧，你们学校几个同学先聊，我去找佩真和素琴。”说着，他松开了手，我也松开了手，他对众人点点头致意，便径直走出了房间。
这一阵子，金从栋、肖进仕正与赵丽宁、朱温文、徐雪真几个人谈得十分热乎，我也卷进了他们的谈话，我问说：“怎么样呀，丽宁，还有你们几个人，你们在火柴厂的日子过得如何？”
“咯咯咯——”爱笑的赵丽宁又响起了一串清脆的笑声。“我们的日子过得顶有意思的，现在，南区工人联络站已经建立起来了，这里的火柴厂、纸厂、人纤厂、纸箱厂、茶厂等十几个工厂的工人造反派都加入了我们的联络站，总计人数接近二千人，为实现革命大联合迈出了可喜的重要的第一步。”
“我们在火柴厂的日子并不平静，前几天火柴厂《无命总》无理撕毁《革命造反联合兵团》的大字报，还冲击了队部和广播室，打伤我们的人多人，其中重伤入院两人。我们南区工人联络站在火柴厂召开了立即制止武斗大会，我们也参加了这一大会，会后还举行示威游行。听说，省军管会对这一流血事件十分重视，已责成F军分区贺力平政委处理这一问题。”叶少霞告诉我道。
“噢。”我点了点头。“看来，这些日子你们的收获还是不小的，当初我劝你俩来工厂搞联络站是没错的，搞工运我们的大方向是一致的，你俩还是留在我们《决战》里的好，那个赵世光在鼓山被跌死的事，你们大概已经知道了吧，他是不得好死的，连开追悼会也是冷冷清清的，就只有北京公社几个人，‘几声凄厉，几声抽泣’，大婆量米二婆称——凄凉（妻量）又凄凉（妻量），正是：‘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我看他死得活该，这是他造孽的报应。”金从栋愤愤地说，“听说那个‘女侠’退出我们《决战》，参加到北京公社之后，她开始有点后悔了，那个北京公社从成立起一事无成，就开了个死人的追悼会，好晦气，什么运气也一扫而光，连放屁也砸着脚后跟。”
这时候，钟胜利和叶佩真、王素琴一起来到了这房间。叶佩真一看见我，即露出了满脸笑容，大声叫起来道：“是你呀，小鬼，你好呀！”说着，她大方地伸出了手，和我握起手来。
“你好，大家都好。”我握着她那柔软而略带湿润的小手笑吟吟地说。
“小李呀，你还是跟以前一模一样，一点变化也没有。”叶佩真目不转睛地将我仔细端详了一番。
“唉，咱们才分别几个月，你叫我变个啥？我又不是女孩子，女大才十八变的，你可是越变越青春了，哈哈哈——”我寻开心地说。
“唉呀，我都快成了老太婆，变成一个丑八怪了，你还拿我穷开心。”叶佩真佯作嗔着地道。
“谁说你是老太婆、丑八怪呀？说你青春焕发，飒爽英姿，像早晨出海的太阳，这怎么是穷开心呢？我是不会说奉承话的，不信，你问问钟胜利，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呀？”我向叶佩真、钟胜利二人挤眉弄眼。
钟胜利认真地看了叶佩真一眼，打圆场说：“我们都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这是毛主席说的。”
以后，我又向他们询问起纸厂的近况来道：“你们的联络站搞得不坏呀，纸厂《6714》那些人也参加了你们的联络站了吗？我很关心纸厂的情况。”
“纸厂的形势很好，《6714》除少部分人分裂出去，参加了市工联总，而大多数人都参加了我们联络站，他们还是我们联络站的主力军咧。”钟胜利回答说。
“你大概还不知道吧，前一阶段，《6714》也被打成反革命黑组织，几个头头都挨了斗，那些老保大翻天，你还记得石伙官这个人吗？他搞起了一个《新纸厂公社》，那个卢绍发是他的狗头军师，他们对革命造反派大打出手，欲置于死地而后快。最近，驻厂解放军召开了一个‘为革命造反派平反大会’，省军事法院院长等亲自赴会，郑重宣布《6714》是革命造反组织，并为该组织部勤务组彻底平反，《6714》算是大翻身了，扬眉吐气。”王素琴也道。
“自从我离开纸厂之后，我是一直没有再到过纸厂，我很想有机会的时候再去看一看纸厂，看来，纸厂的形势是很好的，整个南区联络站的情况都不错，你们可是劳苦功高呀。”我又说。在谈话里提及石伙官这个人，我不由地想起了以前批斗他以及他来找我诉苦的情景，我总觉得石伙官这人在本质上不是一个坏人，只是有点儿“憨”，关键在于应该要对他加以引导，然而我们的人对他都是感情用事，硬把他往我们的对立面推去，他也就越滑越远了，以致被人当枪使唤了。
“这里面也有你们附中新革会同学的功劳呀，你们学校这几个人都很不错，工作都很踏实，也顶能干的，少霞的蜡版刻得可好了。”钟胜利赞扬起我们学校的人来。
“哪里，你过奖了，你们都是我的老朋友，都是我的大哥哥、大姐姐，希望你们要多关照我们学校的这几个人。”我道。
“那当然，这没说的，你李晟尽管放心好了。”钟胜利又亲切地拍拍我的肩膀。
“我们几个人相处得很好，就像姐妹一样亲密无间。”叶佩真亲热地拉着叶少霞的手道。
“佩真姐、素琴姐都顶会体贴人的，待我们可好了。”叶少霞也亲昵地说。
后来，我仨告辞了叶少霞、赵丽宁、朱温文、徐雪真她们，也和新大的同学握手告别，离开了火柴厂。
最近，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打方（方俞平）倒袁（袁金旺）的浪潮，思想兵、红联总等组织抛出了一批又一批材料，指控他们是大叛徒，甚至在我们八·二九联司里头，对于此二人的态度也变得颇为暧昧。新鹭大公社前一阶段鉴于对当地驻军的态度等问题，也分裂成“革命到底联合司令部”（革联）与促进革命大联合司令部（促联）二派，其中革联也铅印出了大本的材料集，指控袁金旺是大叛徒、大黑手。
究竟我们新革会《决战》纵队对于此二人应该持什么态度呢？是保还是打？我们是不想鹦鹉学舌，人云亦云，而应该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但是，不管见解如何高明，也离不开一个坚实的基础，那就是确凿的材料，没有自己掌握的第一手确凿材料，一切都是建筑在一滩散沙上，总有一天要坍塌的，要崩溃的。经过一番权衡，我们决定先着手调查袁金旺问题，而袁金旺的问题主要的也是他的历史问题，突破点是弄清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叛徒，如果不是，我们就应该理直气壮地保他，反之，只好由他自作自受了。
我交待了工作，由肖进仕、许晓光等人看家，在去火柴厂之后的第二天下午，我和刘友礼、金从栋三人一起搬到省委去住，搞袁金旺的外调，当然，有可能的话，也搞其他人的外调。
我们一到省委，就前往10号楼去找林玉华和张露。这幢10号楼原本是省委书记处书记刘棣昌的住所，现在被八·二九闽大革命造反兵团专案组的人员所占据。我仨找到了林玉华和张露，她俩就把我们带到了楼上。
我对她俩说明我们的来意道：“我们几个这一次是出来搞外调的，我们的东西先搁在你们这里，我们出去外面逛一逛，看看能不能找到住的地方。”
“我看你们几个人就住在我们这里吧，我去跟闽大的人商量一下。”林玉华提议说。
“是呀，就住在我们这里吧，我们学校的人住在一块儿也方便一点。”张露也热情地道。
“不，”我摇摇头说，“我们还是先到省委大院里走一走，如果找不到住的地方，那就在你们这儿落脚吧。”我是不想寄人篱下的，想自己单独找个地方住，行动方便一点。
以后，我仨就在省委大院里逛起来，偌大的省委大院里头至少有大小楼房好几十幢，可是，几乎都被五花八门的红卫兵组织所占满，要找个住的地方可真不容易，我们查看了好多楼房，也没找到一个住的地方。
我们几个逛到半山腰，在一幢25号楼前停住了脚步，这是一幢与刘棣昌10号楼外观、结构一模一样的灰色小楼。
“这房子是谁的呀？”我信口问道。
“听说是郝亚生住的楼房。”刘友礼回答。
“怪不得跟刘棣昌的房子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两个人级别一样高，连房子住的也是一模一样。”我又道。
“走，咱们进去看看里面有没有空房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金从栋也嚷起来。
于是，我仨就闯入楼房，径直上了楼梯到二楼，在二楼的客厅里，我们看见几个外地大学生模样的人正在谈天。
他们看见我们这群不速之客闯上来，便盘问道：“你们是哪里的？干什么？”
“我们呀……”我犹豫了一下，又说，“我们随便看看，看看有没有空的房间。”
“没有，你们莫东张西望了，这里一间空房间也没有。”一个高坐在桌子上的小伙子不友好地大声道。
“你们是哪个学校、哪个组织的呀？”金从栋也不客气地盘问起他们来。
“你管我们是哪里的，反正，这里都住得满满的，你们连立锥之地也没有了，请你们出去！”一个脸有几粒麻子的大学生下起逐客令来。
可是，我们的脚像被钉住似的，还不甘愿就走掉，依旧伸长脖子东瞧瞧，西望望，企图发现新岛屿。
那几个大学生见赶不走我们，他们也无可奈何，只得继续谈他们的。
我们呆立了一会儿，知道这些趾高气扬的大学生是不会让房间给我们的，我小声地对伙伴们说：“咱们走吧，再到别处看看。”
当我们刚转身悄然走掉，又是那个麻脸大学生瓮声瓮气地道：“我跟你们说，这里没有空房间就是没有空房间呗，你们偏不信。”
我们谁也没有搭理他，悻悻地下楼了。
在走出郝亚生的25号楼之后，刘友礼开口说：“刚才那几个家伙可能看样子是鹭大红卫兵独立师的。”
“也许是，鬼知道。”我耸耸肩道。当时省委大院里住的人员情况十分复杂，因此，大家都不愿意暴露自己真实的组织身份，何况，我们八·二九是少数派，自然更要小心谨慎为妙。
我们继续往上走，一直来到省委第一会议室，只见省委第一会议室的大门紧闭着，连窗户也关得紧紧的，外面还关上了铁纱窗。我们探头探脑地窥视着，里面一个人也没有，在一间大会议室里，摆着一张长椭圆形的会议桌，四周是罩有蓝色外套的沙发椅，屋顶上还有一吊扇。省委的许多重要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只是由于现在省委瘫痪了，被省军管会取而代之，这会议室就失去了应有的作用，只好关门大吉。这一带十分安静，环境也很优美，周围的几幢楼房都是宿舍住家。我们兜了一大圈，也没找到一个住的地方，只好折回去，到10号楼去想办法。
到了10号楼，我仨上了楼梯，林玉华和张露看见我们回来了，赶紧过来打招呼，张露开门见山问说：“怎么样，找到住的地方么？”
“唉——我们腿都走断了，却找不到一个落脚的地方，还差一点儿跟人家干了一架。”金从栋牢骚满腹地道。
“那你们几个就在我们这里住吧，我去跟闽大的人说说。”林玉华又建议说。
“也只好这样了。”我无可奈何地点点头。
“我也跟你一起去说。”张露把辫子往后一摔，一手搭在林玉华的肩膀上，她俩一起走到隔壁的房间跟闽大的人商量去了。
过了会儿，她俩折回来了。二人都是满面春风的样子，林玉华一见我们就高嚷说：“问题解决了，你们就在这里住下。”
张露也喜滋滋地道：“闽大的老师可热情了，他一听我们说这事，便一口答应了下来。”
接着，那个闽大的老师也走进了这房间，林玉华连忙笑着向我们介绍说：“这是闽大化工系张广荣老师，他是我们专案组的负责人。”
我一听，赶紧迎上前去，和他握起手来。林玉华又为我们作介绍道：“这是我们新革会勤务组的李晟，这是刘友礼、金从栋。”
刘友礼和金从栋也有礼貌地与张广荣老师握了握手。
这个张广荣老师年龄四十开外，他的头稍有些秃顶，面容和善，显得平易近人，只见他热情地说：“你们几个就住在这房间吧，这里没有床铺，只好将就着打地铺，反正现在天气热了，睡地板也没关系。”
“可以，我们只要有个睡的地方就行，这打蜡的地板比我们下乡劳动时睡的地方要高级多了。”我道。
“我们几个来这里，太麻烦你们了。”刘友礼也客气地说。
“唉，哪儿的话，咱们是自家人，道什么客气，好了，你们收拾一下东西，我还有点事，我走了。”张老师说着，摆摆手就转身走掉了，他刚走一步，又停下转身对林玉华和张露道，“你们二个照顾一下你们学校的同学。”
“嗯，知道了。”林玉华回答说。
这当儿，我开始打量起这房间来，这楼房楼上三室一厅，楼下二室一厨房一卫生间，地板都是拼花打蜡的地板，不过，这时日这地板千人踩万人踏，原来打蜡的地板已失去往日的光泽，也用不着担心走路会滑倒了。这房间的家具陈设并不豪华，但也不寒酸，该有的也都有，全身镜衣柜、书桌、书橱、轿车椅、转椅……房子的主人刘棣昌现在也不知被搬迁到什么地方去，他家的家具陈设也基本上原封不动地摆在那儿。我的眼睛一瞧就往书橱上瞧，按理说一个堂堂的省委书记应该要有可观的藏书，可是，在那玻璃书橱上只摆着毛选和几本毛主席的小册子，大部头的书就只有一本，我是爱看书的，把它抽出来一看，乃是一本精装的16开本的《世界地理》。我心里想，大概刘棣昌把书都转移走了，不然，一个省委书记怎么会只有这几本书呀？
张露和林玉华帮助我们打扫了房间，当我们整理好各人的铺位之后，时间已经不早了，她俩就带领我们去食堂买饭票和买晚饭。
晚上，我们学校几个人聚坐在凉台上谈话，林玉华问我说：“你们几个人这一次出来，打算搞谁的外调呀？”
我为了避免被外人听见说话，尽量压嗓门道：“这一次，我们主要是打算搞袁金旺的外调，调查他的历史，突破点就是弄清楚究竟他是不是一个叛徒，这是一个问题的症结，若是叛徒，就打倒他，不是的话，就准备保他。我们不信外界的各种传说，需要的是第一手资料。”接着，我又更小声地问说，“诶，这个闽大专案组有没有搞袁金旺的材料呀？他们是准备打倒他还是保他？他们认为他是不是叛徒呢？”
林玉华也不由自主地掉头向外面张望了一下，然后，她也小声地道：“这个闽大专案组正在收集整理袁金旺、方俞平等人的材料，他们是准备搞这二人的，认为这二人历史有问题，是叛徒……”
未等林玉华说完，我便迫不及待地问说：“他们手上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材料？你们应该设法偷抄下一份来。”
林玉华又掉头向外张望了一眼，道：“他们的重要的材料都控制在几个人的手里，我们外校的人是看不到的，不过，我们设法收集就是了，尽力而为之。”
“那个张广荣老师为人如何？”刘友礼也发问。
“这个张广荣老师人还是不错的，很和蔼，不过，他这个人胆子比较小，为人谨慎，守口如瓶，葫芦里装水——点滴不漏。”张露瞟了刘友礼一眼。
我若有所思地说：“这个闽大革命造反兵团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观点也比较右，不过，你们既然在人家这里，就应该要注意同人家搞好关系，毕竟我们是唐僧跑进和尚庙——同吃一碗斋饭呗。”
“嗯，我们会注意同他们搞好关系的。”张露点点头。
沉默了一会儿，我又道：“对于那个方俞平的材料，你们也应该注意收集，方俞平的问题是比较复杂的，我们等下一阶段再专门搞他的外调，现在先集中精力突破袁金旺的问题，拿下娄山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嗯。”张露和林玉华又是点点头。
“还有，今晚的谈话切莫外传，如果闽大的人问你们，我们要搞谁的外调，你们就说不太清楚。”我又叮嘱说。
“知道的，我们的嘴巴会用封条封起来的。”张露嫣笑着道。
我们外调的头一个对象就是袁金旺的老婆、市人民检察院院长罗连弟，她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巾帼英雄、裹脚老交通员，袁金旺在《红旗飘飘》的回忆录里多次提到她。
第二天上午八点，我仨就赶到了市人民检察院找罗连弟，可是却扑了个空，传达室的人往里面挂电话，得到的答复是：罗连弟一大早就外出开会去了。我们真有点扫兴，犹如麻雀落在老糠里——好失望，走了老半天的路，第一个外调的对象就没找着，何况，我仨又很想见识一下这位传奇式的人物究竟是什么模样。我们在市检察院的门口停留了一会儿，商量结果，决定再去省民政厅找陈力生副厅长外调。
省民政厅离市检察院有好远的路，而我仨靠的是六条腿，大热天走了一个多小时的路，个个走得汗流浃背、气喘嘘嘘、精疲力竭、两腿铅重，方才到达省民政厅。
这一趟我们总算没有白跑，在陈力生副厅长的办公室里找到了他。
这个陈力生副厅长系袁金旺的老部属，他又是省农联司（即老区组织）的幕后铁腕人物之一。他的年纪五十多岁，个子不高，一副清癯消瘦的模样，两鬓已经斑白，一双深沉、含蓄、凹陷的眼睛射出了两道光芒，犹如一个在荒漠里夜行的旅客所看到的远处的灯光一般，他的打皱的皮肤紧贴着骨头，使得额角、颧骨都异常突出，脸上布满了饱经风霜的皱纹，还有许多细小的老人斑。他穿着一件浅蓝色的衬衣，一双手也是干干瘦瘦的，像是枯树干一样。整个人给人的印象是：其久经各种场面，饱尝了几十年的风霜雨雪，人情练达、世故洞明，是一位可尊敬的革命老人。
我向他说明我们的来意说：“陈厅长，我们是东南师院附中八·二九新革会的，我们想向你了解一些情况。”
“噢，可以呀。你们请坐。”陈力生副厅长请我们坐下，又热情地为我们倒了开水，接着，他自己也在办公桌前的藤椅上坐下，从抽屉里掏出了烟斗和装烟丝的铁匣子，又一个劲地往烟斗里装烟丝，然后，掏出打火机点燃烟丝，叭哒叭哒地抽了起来。
在完成这一系列动作之后，他才用有些漫不经心的口吻问说：“你们想了解哪些情况呀？”
我望了他一眼，开门见山地道：“陈厅长，听说你是袁金旺的老部下，我们想向你了解一些关于袁金旺的情况，最近，社会上涉及袁金旺问题的大字报很多，特别是涉及到了他的历史问题，你认为他究竟是不是一个叛徒呀？”
“什么叛徒？完全是造谣、污蔑、诽谤！”陈老有些激动地重重地在桌上敲倒着烟灰，一边愤慨地说，“我当过袁老的警卫员、警卫连连长，我一直跟在袁老的身边，他是不是叛徒，难道我还不知道？他压根儿从来就没有被捕过，从何来‘叛徒’之说？”
“啊，他一回也没有被捕过？那他怎么有《自首书》呢？”刘友礼提出了疑问。
“什么《自首书》？那是国民党反动派搞的阴谋诡计，用于欺骗迷惑人民的，难道国民党反动派报纸上登的东西也能够相信吗？也能够作为‘叛徒’的证据吗？”陈力生副厅长又用打火机点燃烟丝，继续道，“你们说的《自首书》大概指的是一九三七年的事，那时候‘西安事变’爆发，国共两党合作，建立了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工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我们坚持在苏区的红军游击队也奉党中央的指示，下山整编为新四军。当时，袁金旺担任中共×西南特委龙江县委书记、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张鼎丞任中共×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副主席是邓子恢。我们是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下山的，怎么能说是‘自首’、‘集体自新’呢？真是胡扯蛋！”
我们几个沉思着，那个陈老吐了一口烟，又说下去，“袁老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在三年的游击战争中，有一次，他在战斗中胳膊负了伤，由于当时药材匮乏，卫生员没用麻药便替他动了手术，痛得他流了一身的汗，但他却没叫痛一声，弹片终于取了出来。因为器械没有消毒好的缘故，结果伤口发生感染，手肿得像大腿粗，险些儿见阎王去。当时，他躲在一个山洞里养伤，外面是国民党匪兵在清剿，他吃的是野菜、地瓜藤、地瓜汤，睡的是树叶铺，然而他大难不死，奇迹般地顽强活了下来，像他这样一个坚强的共产党人，同学们哪，他怎么会是一个‘叛徒’呢？这是不可能的。”
听罢这一席话，我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呢？透过陈老那一双坚毅的深沉的炯炯发亮的目光，它使我们想得很多很多……那些革命前辈们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前赴后继、在所不惜，付出了多大的牺牲，而如今他们却还要蒙受种种不白之冤，这是多么不公平的呀！每一个正直的红卫兵战士对此是不应该无动于衷的，这时候我在心里头作出了一个决定：对这个袁金旺应该要保，大胆地保他。同时，也对眼前这位身经百战的耿直不阿的老游击队员、老共产党员不禁肃然起敬。
这个陈老话锋正健，滔滔不绝地又说着话：“袁老这人是刚直不阿的，他跟马为是做过斗争的，五九年，袁老在长沙开会时，曾向谭震林反映马为作风不民主，独断专行，搞得省委关系紧张，大家不敢讲话。就因为这件事，马为对他恨之入骨，诬蔑袁老捣他的鬼，告他的状，要篡夺他的第一书记，把袁老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成‘江袁反党集团’。江明凡当时是我们省的省长，他也敢于对马为提不同意见，例如马为主张大办工业，越多越好，而江认为工业需要加强，但不能削弱农业；五八年秋，江主张集中必要的劳力突击搞秋收，马为则强调大战煤铁，不许劳力下山；五九年五月份省委会议，马为搞高征购，江反对，正因为如此，马为将江、袁二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欲置于死地而后快。五九年的事，袁老曾经对我谈起过，他说江老认为打击报复是品质问题，而我认为不一定是品质问题。当时，我对袁老说，你的心地太好了。……”
此时，刘友礼又向陈老提了一个问题说：“陈厅长，听说，思想兵说你是老区的后台，他们要准备揪你，有这回事么？”
“嘿嘿，”陈老一笑置之，他又抽着烟说，“随他们怎么说，难道我们领导干部就不能参加文化大革命么？我们和老区人民是鱼和水的关系，有句俗话说，‘虎离山无威，鱼离水难活。’如果我们共产党没有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支持，特别是没有老区人民的支持，难道能够打天下么？那些人不是想揪我、捉我么？当年国民党匪兵要捉我们，捉也捉不着，老实说，他们要捉我也没那么容易，我随便往哪儿一躲，他们就是捉五年也是瞎子摸鱼的，就像当年跟国民党匪兵‘捉迷藏’一样。那些老区农民都是我的‘眼线’，一有风吹草动，他们立刻就会通风报信的，你人还在五里外，我就知道了。在老区人民的汪洋大海里，我们这些鱼儿是自由自在的。”
谈话结束后，我们站起来和陈力生副厅长一一握手告别，离开了省民政厅。
此际已是晌午时分，大伙儿都是饥肠辘辘的。一走出省民政厅大门，急性子的金从栋就问说：“李晟，咱们下午还要不要再去找那个罗连弟呀？”
“我看没这个必要了吧，袁金旺的问题已经真相大白，用不着再去找罗连弟了。袁金旺连一回也没被捕过，‘叛徒’之说纯系马勒子套在牛嘴上——胡勒，现在，这个谜已解开了，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我认为对袁金旺应该要保，大胆地保他。”我道。
“我赞同李晟的意见，袁金旺的问题可以暂告一个段落，用不着再调查了。既然他不是一个叛徒，也没有其他的历史问题，对他就应该要保，他可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呀。”刘友礼也附和说。
“看来我们三个人的意见是一致的，‘英雄所见略同’，我也赞成保袁金旺。”金从栋也兴奋地大声道。
“目前运动已经进入了一个转折点，再也不能跟过去那样像没准星的大炮瞎轰一气了，现在，对干部主要是‘保’，而不是‘打倒’，再统统打倒是要犯大错误的，所以，最近报纸社论连篇累牍地强调要解放干部，就是这个意思呗，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我一边思索着，一边说。
“李晟的分析是有道理的，毛主席提出夺权要‘三结合’，这是高瞻远瞩的战略部署，三大台柱，人民解放军是一台柱，老干部是一台柱，若这二大台柱抽掉了，天就要塌下来，靠蒯大富之流是撑不了天的，蒯大富之流打天下可以，但却坐不了天下，不信等着瞧吧。”刘友礼也发一通议论说。
“你扯得太远了一点，喂，现在几点了？我的肚子在造反了！肠子碰得肝花响——饿极了！”金从栋叫起来。
“咱们谁也没有手表，鬼知道几点了，大概快十二点了吧，不知道回去食堂关了门没有，唉——”我叹了口气。
当我们回到省委10号楼时，已是将近十二点半了。张露和林玉华两位女同学已经帮我们买好了肉包子和菜汤。她俩把肉包子放在饭盒里，还有一些热，每人五个，菜汤盛在大号牙罐里，也仍有着余温。
我仨一抓起包子，一口就是半个包子，狼吞虎咽吃得慌，张露看着我们贪婪的样子，笑着道：“看你们的样子，比猪八戒吃西瓜还贪婪，菜汤已经凉了，要不要去热一热？”
“不啦，这夏天吃凉一点没关系，我们实在是肚皮贴在脊梁上——饿得要命。”金从栋一边大口嚼着包子，一边回答说。
“多亏你们二位帮我们买包子，不然，我们只能吃闭门羹。”我道，“不过，我五个包子太多了一点，我的肚子只能装四个包子。”
“嗨，你吃不完给我就是了，我的肚子都撑得下。”金从栋又是大口地喝着汤。
“就是，吃不下给金老板，反正，资本家的肚皮是贪得无厌的。”张露讥诮他道。
张露和林玉华坐在一旁看着我们吃饭，林玉华发问说：“今天你们出去外调，有什么收获呀？”
我望了她俩一眼，道：“收获是不小的，袁金旺的问题已经基本上弄清楚了，他根本就没有被捕过，所以，‘叛徒’的罪名是栽不到他头上的，我们想保他。……现在吃饭，莫谈国事。”
六月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通令》，严禁武斗，严禁打砸抢。七日下午，省八·二九联司、省机联司、省工联司、市机革等组织在五一广场召开“热烈欢呼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六·六’通令大会”，三万多名八·二九学生和革命群众高擎红旗，抬着毛主席巨幅画像，敲锣打鼓，前来集会，我们附中八·二九新革会也参加了这次集会。到会的还有省军管会副主任朱仲武等同志。
大会在高唱《东方红》雄壮歌曲中开始的，朱仲武代表省军管会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庄严地宣读了“通令”。八·二九联司代表黄朝辉、省工联司代表廖知天等人先后在大会上发言，一致表示要认真贯彻执行“通令”，煞住武斗歪风，严惩打人凶手，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这些日子，各地区武斗事件接连不断，最近，仙仁地区又发生了一起大武斗、大骚乱，由于思想兵一派在该地区是少数派，他们敌不过多数派，有三十多人从那儿狼狈不堪地逃了出来，跑到省城来告状，他们向省军管会提出五项要求，由于未得到答复，便冬瓜爬在葫芦上——耍无赖，于六月七日宣布绝食，以此破碗破摔向省军管会施加压力。
俗话说，“乌鸦扯翼想遮天，泥鳅起浪想翻船。”本来，就这几只跳蚤是成不了气候的，他们要绝食就绝食吧，大不了死掉这三十名赖小子，在这粮食不充裕的世界上少了几十口吃饭的岂不是一桩好事？他们像死猪死狗一样地死去，谁也不会去记忆他们的。有一句法国谚语说：“两只狐狸可以搅得天下大乱。”如今这年头呀，惟恐天下不乱的“狐狸”太多了，他们恨不得星星之火引起世界大战，便在上面大泼汽油，把世界搅得天翻地覆。思想兵一派的开来了好几辆宣传车为他们大造舆论声势，高音喇叭的尖声怪叫震得人们的耳膜都快要破掉了，绝食人数从三十余人一下子激增为三百人——喧宾夺主也，他们还成立了一个所谓绝食斗争指挥部，进行统一调遣，“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
我和刘友礼、金从栋八日上午也从省委赶到东方红路口，进行现场实地观察。我们看见那些绝食的家伙们占据了东方红路口的中央位置，将交通都阻塞了，他们如若七根竹竿掉进猪圈里一般横三竖四地躺坐在那儿，周围插着几杆破旗烂幡，还有几辆宣传车停在旁边歇斯底里地叫嚣着。
我仨也和围观的群众一样在他们的旁边逗留了一阵子，然后，即走开了，在离他们略远的一个地方停下脚步，我们在商量着对策的办法。
“我看，他们搞了一个绝食斗争指挥部，我们也搞一个反绝食斗争指挥部跟他们唱对台戏，怎么样呀？”足智多谋的刘友礼献策说。
“搞一个反绝食斗争指挥部？”我用右手摸摸下巴，沉吟道，“这个主意是不错的，‘以战去战，虽战可恃也’，我们就是要跟他们对着干。……不过，这个反绝食斗争指挥部设在什么地方呢？这得找一个落脚点呀，最好就要在这儿附近设个秘密据点，以便随时作出反应。”
“有了，”刘友礼兴奋地嚷起来。“听说，杨平他们就住在省科委里，省科委就离这儿不到几十米的地方，咱们去找他们想想办法。”
“这个主意太好了！还是你这个狗头军师有办法，八月的石榴——满脑袋的点子。”金从栋兴高采烈地拍着刘友礼的肩膀道，“走，咱们到省科委找杨平去！”
可是，那个刘友礼仍立着不动，他又迟疑不决地对我说：“听说，杨平他们现在是革联的人，革联可是在野派，非主流派呀。”
“杨平他们是革联？”我的两眼像锥子似地盯在刘友礼的脸上，略略想了一下道，“管他是革联还是促联，只要他们在F市的观点跟我们是一致的，就可以跟他们合作。”
“对，我们才不管什么革联、促联，清官难断家务事，只要他们在叶浩明的问题上观点同我们是一致的，就是我们的战友。走，咱们就去找杨平。”金从栋又嚷起来。
于是，我们就往省科委的方向走去。
在这科学如敝屣的年代，省科委可是招牌大、单位小，那幢破得不能再破、旧得不能再旧的“弹洞前村壁”的灰色平房就是堂堂的省科委所在地，外面甚至连一块牌子也没有，实在寒酸得令人叹息不已，正是：“呜呼一歌兮歌已悲，悲风为我从天来。”
我仨径直闯入了省科委，在一间阴暗的木板房里找到了杨平。
那个杨平见到我们这几个人，脸上露出一副笑容道：“唉哟，是你们呀，今天气象台预报午后才有东南风，这时候是什么风把你们几个人刮来呀？快请进，快请进！”
杨平热情地把我们拉进了房间，在那房间里还有几个他的伙伴——鹭大红卫兵独立师的大学生。我和杨平手拉着手，也打趣地说：“我们几个是坐阿拉伯的神毯飞来的，怎么，不欢迎我们么？”
“欢迎、欢迎，你们几个是稀客，哪有不欢迎的？”杨平又是笑吟吟地道，“不过，我们这里可不太好找呀。”
“我们有神探探路，什么秘密窟都找得到。”金从栋又是开玩笑地拍拍刘友礼的肩膀。
“啊，刘友礼是神探？久仰，久仰！”杨平掉头睁大眼睛望着刘友礼笑笑地说。
“什么‘神探’，这是金老板在胡扯蛋！”刘友礼瞪了金从栋一眼。
“说正经的，你们今天找我有什么事么？”杨平的双目平静地注视着我。
我也正经八百地说：“我们确实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你知道，思想兵那些家伙这几天在东方红路口闹绝食鬼把戏，他们还搞了一个什么绝食斗争指挥部，我们也想成立一个反绝食斗争指挥部跟他们对着干，如果你们也愿意干的话，这个反绝食斗争指挥部就由你们鹭大红卫兵独立师和我们附中新革会两家联营，指挥部的地点就设在这个省科委里头，这是一个再好也没有的地点。”
“搞一个反绝食斗争指挥部？”杨平的那双炯炯发亮的眼睛像X光射线欲穿透我的胸膛一样直视着我。“嗯，这个主意是不坏的。……你们等一等，我们几个商量一下再说。”接着，杨平把他的几个伙伴叫到隔壁房间谈话去。
过了一会儿，杨平又走过来，喜形于色地告诉我们说：“好了，我们几个商量过了，同意跟你们一起搞反绝食斗争指挥部，这个指挥部就设在这个房间里吧，怎么样？”
“可以呀，那就这样定下来，千锤打锣——一锤定音。”我也喜笑颜开地道，“我们马上回去调兵遣将。——嗯，你们这儿有油印机没有？”
“有啊，纸张也有，我们这儿什么都有了，你们不必搬东西来，只要人来就行。”杨平回答说。
“那好，我们立刻回去搬兵，咱们下午再见。”说罢，我仨即告辞了杨平他们，离开了省科委。
我们匆匆忙忙地赶回到自己的学校，我把几个男同学都叫来：肖进仕、许晓光、韩继明、钱建国、黄树希、陈大宏等人，还有几个女同学谢凡娟、黄明仪、黄秋菊她们也嚷着要来，我也放了绿灯。
下午，我们一班人又重新聚集在省科委里面，那间作为指挥部的阴暗不明的房间里一下子挤进了十几个人可就热闹异常了。我们的反绝食斗争指挥部正式开张了，我们开始编写第一期《反绝食战报》，我叫肖进仕、许晓光、韩继明、陈大宏、刘友礼、谢凡娟这几位善耍笔杆子的同学一人凑一篇稿子（当然，我自己也免不了要写），而且，要即刻动笔。好在这几个人都是快笔快手，这区区小稿是难不倒他们的，他们一挥而就，没多久便交了差。接着，鹭大红卫兵独立师的同学也送来了几篇稿子，这些稿件凑在一起编一期战报是绰绰有余的。黄秋菊开始紧张地刻写起蜡版来，刻过蜡版的人都知道，刻写一张蜡版要花费不少时间，她专心致志地刻呀刻，一直刻到晚上快七点才刻写好蜡版。随后，金从栋、黄明仪、谢凡娟几个人又快马加鞭地进行油印工作。
约莫八点时分，那大几百份传单都油印出来了，并且也都折叠好了，剩下的工作就是散发传单。那个急性的金从栋想立刻就出去散发，被我制止了，我劝说道：“莫急吧，金老板，等过了九点再出动，那时候磕睡虫都爬到那些家伙的额上，他们像猪八戒一样昏昏欲睡，咱们再行动还不迟。”
可是，金从栋到底不是“得失随缘，心无增减，违顺风静”、“制情猿之逸躁，絷意马之奔驰”的和尚的料子，他的屁股就像生痔疮似地坐不住，他耐着性子等了一阵子，终于还是等不及了，而且，他的秉性就是大胆妄为，富于冒险精神的，只见他拍拍胸脯豪爽地说：“我先出去闯一闯，保证出不了问题，若出事，我姓金的改姓钱的。”
“嘿嘿，”我冷笑道，“你的话有说等于没说，姓金的当老板，姓钱的还是当老板，颠过来倒过去，都是你当赢家，世间上还真有这样美的事。”
“嘻嘻，”金从栋又是嘻笑着。“真的是不会出问题的，俗话说，‘腰间若无三尺剑，哪敢下海斩蛟龙。’你李晟尽管老太婆吃豆腐——一百个放心好了。”接着，他又转过脸来问肖进仕说，“进仕，咱俩一块儿去撒传单，好吗？”
“可以呀。”肖进仕点头应诺。于是，他俩大把地抓起桌上的传单往口袋里塞。
“这样吧，我也跟你们一道去。”韩继明也自告奋勇地说。
“走，走，咱们走。”金从栋催命似地催着要走。
“喂，你们可要千万多加小心呀，撒传单时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别给人家捉住挨打，还有回来的时候也要注意后面有没有人盯梢，若被他们发现反绝食斗争指挥部就设在他们的眼皮底下，他们肯定要来砸的。”我又叮嘱道。
“唉，知道知道，我地下斗争、反特的影片看得可多咧，我知道该怎么做。”金从栋又是一副不耐烦的样子。
这样，他仨就到外面撒传单去了。没过多久，他们凯旋而归，只见金从栋喜滋滋地吹嘘道：“怎么样，不是我金老板犁田甩鞭子——吹（催）牛，我金老板是不会出问题的，那些绝食的无赖们看到我们的传单要嗷嗷叫了。”
“你别像斗赢的公鸡一样神气十足，还是小心谨慎为好。”我白了他一眼。
“这个金老板真好高，真是十男九好高。”黄秋菊也说了他一句。
这时候，我转过脸对其他人说：“现在，咱们也出去撒传单。……友礼、还有晓光、树希，你们是一个班的，就编一个组吧，大家都要小心一点。”
“好的。”刘友礼应了一声，他们几个人也往口袋里装传单，要准备走掉。
而金从栋也挤过去随手抓传单，刘友礼不满地在金从栋的肩上压了压道：“你这个金老板还是先坐下来歇一歇吧，别你一个人在石头上跳绳——自逞强。”
“怎么，我再出去撒一回传单就不行么？”金从栋不理睬他，还是一个劲儿地往衣袋里塞传单。
刘友礼他们出去了，金从栋几个人也跟在他们的屁股后面要出去，被我制止住了，我道：“你们别像马蜂一样一窝子轰出去，要分批分批地走，这样才不会暴露目标。”
在金从栋他们也出去之后，黄秋菊、黄明仪几个女同学也嚷着要出去撒传单，我劝说她们道：“我看算了吧，你们几个女的还是在这屋里呆着，等下出去挨人家揍，可没人保驾呀。”
“你别隔着针眼看人——把人瞧小了，其实，我们女的比你们男的还机智勇敢咧，如今，样板戏里的英雄都是女的，说明了女人就是比男人强呗。”黄秋菊那一双杏眼瞪得老大老大的，她显露出一副自豪得意的样子。
“就是呗，‘古有花木兰，今有娘子军’，你们男的能够做到的事，我们女的也一定能够做到，毛主席说，‘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黄明仪也眨着一双明亮的眸子附和说。
“好了，算我说不过你们，你们一定要去，我也拦不了你们，不过，你们务必要多加小心。”我笑笑道。
“放心吧，保证没事。”黄秋菊得意地扬扬头。
在黄秋菊、黄明仪、谢凡娟三个女同学也走掉之后，房间里就剩下陈大宏、钱建国和我三个人，陈大宏也催促我说：“李晟，大家都走了，咱们也出去撒传单吧。”
“再等一会儿，咱们若走掉，这儿就成了空城计。”我道。
不久，刘友礼几个人回来了。我一边随手往口袋里塞传单，一边说：“走，我们几个走。”
我们几个人口袋里塞满传单之后，也走出了省科委的大门。省科委离东方红路口不到一百米的距离，我们三步两步就来到了东方红路口。
我们先在那一大摊“肉堆”周围滞留一阵子，忽然间，看见不远处的上空雪片似的传单纷飞，好些围观的群众仰头伸臂在抢夺着传单，引起了小小的骚乱，我们一眼就发现那是金老板几个人在撒传单，他们干得真漂亮利索，只见他们已经悠然自得地走掉了。
这当儿，我们故意走到一辆宣传车的旁边，经过一整天的虎叫狼嚎，那些高音喇叭大概也哑了“嗓子”，不再发出刺耳的声响，那些坐在车厢里的家伙也精疲力竭地打着盹儿。我迅速地从衣袋里掏出一叠传单，出其不意地往车厢里一掷，那些家伙一时还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我像猴子一样一闪身就溜之大吉了。
接着，我仨又游荡到另一辆宣传车的边上，又是一场故伎重演，不过，这时候主角是陈大宏，我和钱建国在一旁掩护。那停在东方红路口的几辆宣传车，我们几乎都一一“拜访”了。还剩下的一些传单，我们就往正在观看大字报的群众头顶上空一掷，便逃之夭夭。
我们就像电影里看到的地下工作者一样在撒着传单，真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当我们撒完了传单，一个个手心都攥出湿涔涔的汗水来。以前我们撒传单都是大大方方地撒着，用不着这般提心吊胆，现在可不同了，若被对立派抓住了，那就可能要遭皮肉之苦的。
当我们快走到省科委时，我特意回头张望了一下，后头没有人跟踪，不禁长舒了一口气。
我们一伙人没用多少时间，便把那大几百张传单全散发光了，大伙儿又重新集聚在房间里头，兴致勃勃地畅谈着各人的“历险记”，那闹嚷嚷的声音惊动了隔壁房间的杨平，他也来到这房间来，看见传单已撒光了，便笑着问说：“哟，传单全撒光了？好快呀，不错，不错。”
“李晟，咱们再印一些传单，我再去撒，怎么样？”金从栋仍嫌不过瘾，他的手还是痒痒的。
“对，我再来刻蜡版。”黄秋菊也是一副劲头十足的样子。
我见众人热情这么高，气可鼓，而不可遏，便欣然应诺道：“好吧，既然大家干劲这么足，那就再印一些吧。”
我把手头的余稿又交给黄秋菊刻写成蜡版，不过，这第二期《反绝食战报》我们是偷工减料的，只有半版的篇幅。
那个黄秋菊在聚精会神地刻写着蜡版，钢笔在钢版上发出了“沙沙沙”的细声。而其他人则无所事事，由于这房间里没有睡的地方，大家只好坐在椅子上，趴在桌面上，或者往什么地方一靠，闭目养神，打起盹儿，或者聊天，悉听尊便。我也伏在靠背椅的椅背上抓紧时间“睡觉”，因为等会儿还要战斗，当然，这样睡是睡不好觉的，不过，比起大串联时在轰鸣的拥挤不堪的列车上睡觉，那要强多了，我们什么苦都受过了，这又算得了什么？
后来，黄秋菊刻好了蜡版，又由金从栋、黄明仪、谢凡娟几个人油印起来。接近午夜时分，那几百张传单又油印好了。
于是。我们又开始了新的一场战斗。大伙儿又像刚才那样分批出去散发传单。
我依旧和陈大宏、钱建国搭档，六月上旬F市的深夜仍是寒意料峭、砭人肌骨的，尽管我已经多加了一件厚的中山装，但走到外面来还是感到有点冷。东方红路口是我市的闹区，而且现在正是文化大革命的狂热年代，深夜时分，那儿来来往往的行人依然如梭，好事的“夜游神”也大有人在，这就给我们散发传单造成了有利的条件。
俄罗斯有句谚语说：“勇气在斗争中诞生。”这确实不假，胆量是经过磨练出来的。由于有了头一回撒传单的经历，这一次大家的胆量也变大起来，不再像当初那般紧张了。我们攻击的主要目标还是那几辆宣传车，这深夜里，那车厢里的人睡得就跟死猪死狗一样，我们往车厢里头撒传单，有的传单都撒落到他们的头上、帽上，那些家伙尚不知晓，仍在做着黄粱美梦咧。此外，我们还往那些临时搭起来的塑料布帐篷里撒传单，一撒完传单就像兔子一样溜掉了。余下的传单，我们便散发给那些“夜游神”的群众。
第二天，即绝食的第三天，因为我们担心会暴露目标，所以，暂时白天不采取行动。我就叫那些没事的同学白天回家“补眠”，反正，反绝食斗争也不是一、二天就能够结束的事情，应该从长计议，孙子兵法曰：“以逸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
不过，我们主要几个骨干分子仍然留下来，一则要进行现场采访，搜集当天的现场情况，还要搜集他们对我们昨夜行动的种种反应；二则新的一期《反绝食战报》要组稿、刻写蜡版和油印。
我和金从栋、刘友礼等人一起漫步到了东方红路口，只听见那几辆宣传上的高音喇叭又在嗷嗷乱叫，泼妇骂街一般破口大骂八·二九铁军在捣乱绝食现场，漫骂八·二九铁军是叛徒云云。
何谓八·二九铁军？其实，铁军只是八·二九新鹭大公社（促联）的几个大学生搞的，他们经常在东方红大街等市中心处贴出标语和大字报，旗帜鲜明地反对四·二０行动、反对释放潘大昌、反对揪我省的谭震林，反对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和叶浩明同志，他们的观点和我们新革会《战决》纵队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只是由于“铁军”这个牌子比较响亮，所以，影响也比较大。本来，我们的反绝食斗争指挥部与八·二九铁军是毫无关系的，可是，那些思想兵们却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这笔账也硬算到铁军的头上，猪肉、牛肉、羊肉一锅煮。
“哈哈，他们把我们的反绝食斗争指挥部当作铁军搞的，真滑稽，张和尚的帽子李和尚戴——张冠李戴。”金老板乐哈哈地道。
“走，咱们到宣传车那边去看一看，或许还能够探听出什么名堂来。”刘友礼建议说。
于是，我们就随便走到一辆宣传车的边上若无其事地停下来观望着，说来可是一滴水滴在油瓶里——巧极了，我们看见一个戴眼镜的中学生模样的人在看着我们的《反绝食战报》，只见他气虎虎地骂道：“他妈的，这些叭儿狗真可恶，尽跟我们捣蛋，居然敢在太岁头上动起土来。”
“狗养的，什么反绝食斗争指挥部，准是安在哪个中学里头，真该砸的！”另一个穿黄军装、戴思想兵红袖章的愣小子也咬牙切齿地说。
“对，准是设在哪个学校里头，说不定就在市一中，那里头叭儿狗好多。”那个戴眼镜的学生也自以为是地附和道。
听罢这一番议论，我们嘴里不说，心里可乐欢了，我们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殊不知我们的反绝食斗争指挥部就设他们的眼皮底下，他们却一叶蔽目，不识泰山，真是一群不知好歹、无可救药的蠢猪蠢驴，我们就是要惹得你们鸡飞狗跳、不得安宁，用正义的宝剑来教训这班作恶者，庄子曰：“水行不避蛟龙者，渔夫之勇也；陆行不避凶虎者，猎夫之勇也。”
今天，参加绝食的人数从三百人增加到五百人，师院红九·二等组织也发表了绝食声明，那个像饭勺敲大锅一般响当当的“革命左派”潘大昌也参加到绝食队伍中去，使得他们的气焰更加嚣张，只听见那辆红九·二总部宣传车上的高音喇叭在声嘶力竭地叫嚣着绝食战士的所谓“豪言壮语”：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中国不变色，饿死也甘心！生死与共的战友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为了仙仁五十万人民，我们愿把胃肠饿断，愿把东方红大街坐穿！决心，我们下定了；目的，我们一定要达到！
“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哪怕面对牢房和铁镣，哪怕胸对机枪和刺刀，绝食战士迎着风暴笑！
“谭王八听着，我们就是要剥你的皮，抽你的筋，吃你的肉，喝你的血！再不投降，就让你彻底灭亡！
“头晕，忠于毛主席的神经不错乱！目眩，胜利的曙光看得清！喉干，《红军怀念毛主席》歌声更嘹亮！耳鸣，从中南海传来的伟大声音更清晰！”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的小分队又出动了，由于有了第一天的经历，我们的胆子也越来越大起来了。我还是爱往宣传车的车厢里头掷传单，不过，这一次我一掷传单进去，里面就有人叫嚷起来：“叭儿狗又在撒传单了！叭儿狗又在捣蛋了！”
只是他们叫管叫，却没有人爬下车来抓我们，大约他们饿着肚皮懒得动弹，况且，即使他们从车厢上爬下来也要花费一些时间，我们早就淹没在人海里无影无踪了，捉也捉不到。
那些我市的思想兵都是些刁小子，乃是：“蚂蟥生来两个口，无筋无骨滑过油。”他们之所以要参加绝食斗争，无非是要兴风作浪，掀起一股炮打叶浩明和省军管会的反军新浪潮，决不是要成心跟自己的肚子过不去的。起初，他们当真的忍饥挨饿了一、二天，然而，绝食的滋味可不是那么好尝的。这些年青人都是在新中国五星红旗下成长起来的，从小就没有真正挨饿过，虽说三年困难时期，肚子饿得是有点不好受的，但总还是有饭吃，还有糠和代用饼等物充饥，何况，这也是没法子的事。再说那个反军“英雄”潘大昌吧，前些日子他在大牢里，至少每天也有二餐大米饭，尚不致于饿得头晕眼花。而这一次，他们是老母猪尿窝——自做自受，他们自己要闹绝食，只好像山鸡吃着黄连子，苦在心窝不敢提（啼）。如果说一个人造不造反，是凭着人的大脑神经中枢的指令行事的，那么，肚子要“造反”呢？那头脑就管不住了；倘若肚子里的蛔虫要“造反”呢？要从喉咙里爬出来呢？那就更不听凭人的意志了。饥饿呀，他们的饥饿变得那么尖锐，肚子空虚的滋味不见终止，尽管他们的头脑在努力地驱除着“吃”字，但是，那白花花的大米饭、香喷喷的面条、热腾腾的肉包子……就像走马灯似地老在脑海里萦绕着，无法驱逐掉。饥饿，简直比受苦刑还难以忍受，他们以前从来也没有想象过绝食竟是如此难过，早知道的话，说什么也不会干这桩蠢事的。难道他们真的就要这样白白地饿肚子，一天、三天、五天、七天……不知人的生命力可以维持几天，反正直至饿死为止，那个恶贯满盈的谭王八难道会大发慈悲？就会掉下鳄鱼的眼泪？这是难以置信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傻傻地去死？难道我们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今天这样死去么？这般死法又有何意义呀？不，老子才没有这么傻呢。俗话说，“王八心肠，直肠直肚。”我等又不是什么王八，干吗肠子不会弯几弯呀？心眼儿也可以多几个呗，这场绝食斗争本来就是一场闹剧，何必那么当真呢？有句歇后语曰：山蛇脱皮——摆在明处，掩盖行迹。老子何不来一个山蛇脱皮之计？明里绝食，暗地里偷食，你谭王八再可恶也饿不死老子也，真是天无绝人之路。《红楼梦》里不是有句著名的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反正，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也真亦假，世界上的事情本来就是浑浑噩噩、混混沌沌的，以前《千字文》的头一句就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在绝食的第四天上午，肖进仕和金从栋一起上东方红大街的一间公共厕所出恭，想不到他俩回来，竟报道了一个“爆炸新闻”，事情是这样的：
这天，肖进仕和金从栋刚走到东方红大街公共厕所的门口，就感到今天厕所怎么变得这样拥挤不堪呀，连门口也难以挤进去。好不容易，他俩才挤了进去，一看，眼睛不禁为之一亮，原来是好多人挤在里面偷吃面包。尽管那些人把红袖章都脱掉了，但还是孙悟空变小庙——一眼就被看破了，他们乃是师院红九·二的大学生。我们附中和师院是一个学校的，肖进仕原来是九·一五兵团的，他的家又住在师院附近，所以，师院红九·二的人多少是认得几个，而且他的眼尖，一眼就发现那个赫赫有名的潘大昌也挤身于人丛里头。
那些师院红九·二的大学生们买了好几箱的面包，每人分发四块面包，当然，那个潘大昌不是神，也是凡人，他也一块没少分，那些“绝食英雄”们早已是饥肠辘辘，个个都是狼吞虎咽的样子，一个比一个吃得慌，好像打从娘胎出来起就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一样。那个潘大昌也不例外，也许，他还担心被人家发现了，因此，吞食面包的速度比别人更快，三口二口就解决了一块面包，宁可咽塞死掉，也不情愿饿死掉，真“英雄”也。
一眨眼功夫，他便一鼓作气干光了四块面包，掏出一条脏手帕揩了揩嘴，对他的伙伴们说：“大家快点吃，吃完就走掉，莫让人家发现了！”
而他自己则又找了个坑位，蹲下来屙屎，真是又吃又拉，赛过神仙的日子。有诗为证：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美食忘不了！绝食只恨肚不忍，一块面包眼闭了。
听罢肖进仕、金从栋一番叙述，比喝了一杯热咖啡更叫人兴奋不已，那个高坐在桌面上的刘友礼兴高采烈地从桌面上跳下来，手舞足蹈地大声说：“我正愁没文章可做咧，现在文章送上门来了，三个土地庙——妙！妙！妙！（庙、庙、庙）我正寻思着，那些人不吃不屙，竟从哪儿来的那么大劲头，高音喇叭的叫嚣声像二踢脚的大炮竹一声比一声响，原来是猫儿偷吃荤哟，世间上恐怕没有不吃荤的猫儿。”
“友礼，那你就来做一篇文章吧，你不妨模仿《告蒋军官兵弟兄书》的式样写一篇《告受蒙蔽的仙仁造反派弟兄书》，我们要无情地揭露潘大昌之流假绝食、真偷食的卑鄙行径，奉劝他们不要上一小撮坏人的当，莫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饿海无边，回头是岸。”我建议道。
“好啊，我写就我写，写这文章可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刘友礼欣然应诺。
“喂，进仕，你是目睹者，你就写一篇本报记者亲睹记，咱们出一期号外，印得多多的，狠狠地捅他们一下子，那些人是属核桃的——非得用棒棒锤。”我又说。
“行呀。”肖进仕点点头。
“好啊，你们几个写稿，我来刻蜡版，我再画一张漫画，画一张响当当的‘左派’潘大昌躲在厕所里偷吃面包的漫画，够他们瞧的，怎么样？”许晓光也自告奋勇地道，他是擅长美术的。
“那敢情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能行风的行风，能下雨的下雨，我们就是要给他们一个无情的、致命的打击。”我赞许说。
“咱们说干就干，你们刻好了蜡版，还是由我来印，印完就拿出去散发。”金从栋的兴致也很高。
于是，大伙儿就雷厉风行地动起来了。许晓光拿了一张纸，迅速地画了一幅漫画的草稿，然后，递给我看，有些沾沾自喜地说：“你看，我画得怎么样？不是我自吹，我这画总还是够格的吧，上不了中央美术学院，也上得了浙江美院。”
“嘘，桂林三花酒——好冲哟，拿给我看看，看看你的杰作。”金从栋说着，就伸手要抢着看这张画。
“你莫急吧，我还没看咧。”我不让金从栋抢走这张画，他只好伸长颈脖凑在我的边上看。
许晓光的这张漫画，画了一个厕所的背景，画面中间画了一个戴眼镜的潘大昌，只见他嘴巴里咬着半块面包，露出一副贪馋欲滴的样子，在他的手臂上还戴着“红九·二”的袖章，并注上潘大昌的名字。
我看完了这张漫画，赞扬说：“画得不错，潘大昌画得顶像的，我建议这漫画的题目叫：‘哪有猫儿不吃荤’，怎么样？”
“给我看看。”接着，金从栋又把漫画要走了，他看罢也连声夸奖道：“想不到晓光这人还真有两下子，嘻——不错，不错，潘大昌这家伙画得像极了。”
听见我们的夸奖，许晓光更有些飘飘然起来，他得意洋洋地说：“我这人是不会吹牛的，画这画对我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
以后，在房间里的几个同学也轮流着欣赏他那幅漫画，赞不绝口，那个许晓光也越听越得意了，他这人就是有点好高骛远，不过，好高就好高点吧，“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只要会做事就行。
我们革命加拼命地干，中午时分，终于印好了传单，这一期是《反绝食战报号外》，许晓光把“号外”二字刻得特别醒目，又刻上了肖进仕撰写的《爆炸新闻：响当当的潘大昌偷食面包亲睹记》，还有一篇文章就是刘友礼写的《告受蒙蔽的仙仁造反派弟兄书》，在空档的地方，许晓光画了漫画《哪有猫儿不吃荤》，总之，这一期的《号外》是搞得颇象样的。
我们不兴饿肚子，在食堂吃饱了午饭之后。大伙儿才外出行动。金从栋最积极，他装了满满一整个旧军用挎包的传单，而其他人则在口袋里塞传单，然后，我们三三两两地走出了省科委的大门。
当我们走到接近东方红路口时，就听见宣传车上的高音喇叭在聒噪着：“今天，绝食斗争已经进入了第四天，在烈日的暴晒下，在饥饿的威胁下，刚才又有三个绝食战士晕倒过去了，这是谭王八的又一个新罪恶……”
我们听着他们的广播又议论起来，刘友礼用鄙夷不屑的口气说：“这晕倒过去的三个人准是仙仁的溪猪，这些乡巴佬的肠子是竹子做的，直捅捅的，他们当真的闹绝食，哪有不晕倒的钢人铁汉，这些人比野猪还蠢，野猪还会偷吃庄稼咧。”
“会晕倒的当然是仙仁的溪猪，那些我市的思想兵比鬼还精灵，才不会傻傻地真的去绝食，狗发誓不吃屎——是装假的。”肖进仕也附和道。
我们一伙人一边说着，一边便走进了东方红百货公司大楼，登上了三楼。我们事先已经侦察过地形，三楼有一扇窗户可以向下撒传单。今天，为了把行动搞得轰轰烈烈、惊心动魄一点，为了要无情地揭露潘大昌之流假绝食、真偷食的伎俩，扩大影响范围，我们早已策划好了，要从这儿往下撒传单。
俗话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为了防止意外，我们一伙人全登上了三楼，我们走到那扇窗户旁，只见那个金从栋从容不迫地从军用挎包里掏出了传单，大把地往下撒去，刹那间，那些传单像雪片似地漫天飞舞，金从栋变成了一个散花的天女，大把大把的传单又向外扬去，那情景真叫壮观的，使人不禁地联想起“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的诗句。天上是乱舞梨花，地上是数百名路人翘首仰望，他们像一片山岩或堤岸的海潮似地开始急速起来、澎湃起来、汹涌起来了，互相拥来挤去，人们纷纷踮起了脚尖，伸长了手臂，像袋鼠一样跳跃着，如若抢宝一般抢夺着天上纷落的传单，形成了一片混乱的场面。
在金从栋把一整个挎包的传单统统撒光之后，我们便迅速地撤退了。当我们走出百货公司大楼时，只见骚乱的冲击波尚未平息下来，那无数的路人群众仍集聚在店前的行人道上，把那儿的路给完全堵塞了，他们有的埋头看着传单，没有抢到传单的人也凑过脑袋看着，议论纷纷，人声鼎沸，显然，我们的“爆炸新闻”犹如一枚炸弹炸开了，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和反响。
接着，我们几个人又分散开去，向那几辆宣传车和那些帐篷走去，我们掏出了口袋里的传单像掷手榴弹一样向那些“绝食战士”掷去……
下午，我们又在指挥部里依样画葫芦地刻写《号外》的蜡版，不过，这一次文字部分是由黄秋菊刻写，漫画当然是非许晓光莫属。刻好了蜡版，又开始紧张的油印工作，我们准备晚上再次展开新的攻击，进一步扩大战果。
人们总爱说“上苍有眼”，也许，老天爷真的长了眼睛，最终总要惩罚那些恶人的。傍晚时分，天气陛下发淫威了。
大片的浓云早先横在远远的天边，就像黑天鹅绒的幕布一样，现在它开始扩大了，犹如一支庞大的战舰密布的舰队迅速地逼近了。黑压压的乌云还没铺满了天，地上已经很黑，通明的黄昏骤然变成了昏天黑地，如若黑夜一般黑暗。瞬间，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吹得楼房的窗户劈劈啪啪地乱响，狂风收拢着乌云，像驱使无数的黑色野马暴怒地在天池里奔弛着，赶走了落日最后的霞辉，天空变得更加幽暗了。
忽然，电光一闪，一阵巨响，整个大地为之一震。天国炮队开始了可怕的齐射，天幕中火光闪闪，闪电像一条条浑身带火的赤链蛇在不时地窜动着，一声声震耳欲聋的霹雳在头顶的上方炸开了，好像就要天塌地陷一般。
紧接着，天国的火枪手们也开火了，那骤雨如若子弹一般直射下来，在地上溅起了无数的箭头，在房屋上落下千万条瀑布。电、雷、风、雨都来了，雷越响，风越急、雨越大，这是暴风雨的交响曲，指挥就是惟我独尊的天气陛下。
我们躲在指挥部的房间里，看见天公震怒，用如注的暴雨来惩罚这些作恶多端的“绝食战士”，个个拍手称快，幸灾乐祸，这下子，那些“英雄”变成了落汤鸡，有他们熊样看的，让暴风雨来得更大一些吧！
在我们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一位白发苍苍的李尔王，他站在暴风雨的荒野上叫喊着：“吹吧，风啊！胀破了你的脸颊，猛烈地吹吧！你，瀑布一样的倾盆大雨，尽管倒泻下来，浸没了我们的尖塔，淹没了屋顶上的风标吧！你，思想一样迅速的硫磺的电火，劈碎橡树的巨雷的先驱，烧焦了我的白发的头颅吧！你，震撼一切的霹雳啊，把这生殖繁密的、饱满的地球击平了吧！打碎造物的模型，不要让一颗忘恩负义的人类的种子遗留在世上！”接着，在我们的眼帘面前，又仿佛出现了一位手足戴着刑具、颈上并系有长链的屈原大夫，他也向风及雷电疾呼：“风！你咆哮吧！咆哮吧！尽力地咆哮吧！在这暗无天日的时候，一切都睡着了！都沉在梦里，都死了的时候，正是应该你咆哮的时候，应该你尽力咆哮的时候！”“炸裂呀，我的身体！炸裂呀，宇宙！让那赤条条的火滚动起来，象这风一样，象那海一样，滚动起来，把一切的有形，一切的污秽，烧毁了吧，烧毁了吧！把这包含着一切罪恶的黑暗烧毁了吧！”“但是我，我没有眼泪。宇宙，宇宙也没有眼泪呀！眼泪有什么用呵？我们只有雷霆，只有闪电，只有风暴，我们没有拖泥带水的雨！这是我的意志，宇宙的意志。鼓动吧，风！咆哮吧，雷！闪耀吧！电！把一切沉睡在黑暗怀里的东西，毁灭，毁灭呀！”
在雷雨稍小的时候，我从鹭大的同学那里借了一把雨伞，和刘友礼、金从栋一起撑着这把伞，特意跑到东方红路口绝食现场去观看了一下。吓，那里的马路积了许多水，到处溪水横流，成了一个灰暗昏黄、有的地方又是白亮亮的水世界。那些“绝食战士”们早已把帐篷收拾起来了，他们的人有的挤在宣传车的车厢里头避雨，有的躲到周围商店里或屋檐下，有的干脆一头钻到饭店里去偷吃热气腾腾、油香扑鼻的面条或馄饨，总之，东方红路口又暂时恢复成原来的车水马龙的场面。
晚上，雨止了，东方红路口又变得热闹异常起来，那些宣传车上的高音喇叭好像恢复了活力似地又在大喊大叫着，“绝食战士”们又重新搭起了帐篷，铺张开塑料布面，再静坐绝食——尽管此际柏油路面还是湿的，但他们也顾不上日后会不会患风湿性坐骨神经痛，一坐了事。当他们忙开的时候，我们也忙开了，我们忙着给他们送号外去。
绝食已经进入了第五天，大约，省军管会也担心他们绝食了这么多天会出什么事，便派人送来了葡萄糖水、饼干等物，可是，他们却拒绝受用，认为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宣传车上的高音喇叭又在播送着“豪言壮语”：“呸！谁要你们的饼干，葡萄糖水！我们不是随风偏倒的墙头草，不是四脚爬行的叭儿狗！饥饿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低头！”“绝食秀才”们也诗兴大发，他们又要做婊子，又要竖牌坊，其中一首题为《一口饭》诗云：“一口饭／可以使苟命者出卖灵魂。／一口饭／可以使造反队伍更纯。／苟命者忧伤地说；／‘我死了不知世界是黑是黄，’／造反者自豪地说：／‘我死了世界一定更红！’／让苟命者打开他的饭罐吧，／战斗的欢乐他屁也不懂！”还有一首令人毛骨悚然的“诗”——《假如我先倒下……》云：“假如我先倒下，／战友，你可别悲伤，／请拆下我的骨骸／做一架重型的机枪。／调好正义的准星吧，／再装上愤怒的子弹，／向着谭王八和叭儿狗，／开枪！开枪！开枪！……”当他们朗诵这些“诗句”的时候，声音如若铁锤敲钢板一般铿铿锵锵，简直难以想象绝食这么多天的人居然还有这么大的劲儿，按说他们连呻吟也应是有气无力的，莫非他们也是“苟命者”也？
尽管他们的“豪言壮语”说了不少，但是，他们却无法抗拒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这一天，又有好几个人晕倒昏迷过去了，他们一派的大军区卫校革字派派出了“支左”医疗队赶到绝食现场，进行抢救工作。今天，他们参加绝食人数骤然增加到八千人，市工联总、农联总、省、市机关联总、海防兵、思想兵、八·二九井岗山，还有那些“钦差大臣”们——清华井岗山、新北大公社、地质东方红、人大“三红”等南下学生纷纷倾巢出动，参加了绝食斗争。看来，他们是要孤注一掷，一不做、二不休，要大干一场了。然而，这不是他们强大，而是他们虚弱的表现，正如一句谚语所说：“兽性发足之日，便是其灭亡之时。”
大概，老天爷也是跟他们老作对，下午，天气陛下又震怒了，又下了一场大雷雨，那沉重的大雨点和了狂飙旋着，如一条条鞭子从天空凶猛地抽打下来，那八千名“绝食战士”若同受惊的鸟群一般四散奔逃，那样子好不狼狈，到底这些唐·吉诃德是斗不过天公的。
到了第六天，绝食人数又增加为一万人，尽管如此，但他们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也许，省军管会是估计这些嘴上有油的“绝食者”一时间死不了，对他们采取冷眼观望的态度，任之凭之他们绝食下去，“以不变应变；以小变应大变；以不动应动；以小动应大动；以枢应环也。”
那些“绝食战士”们虽然人数在急剧增加，但对此却无计可施，眼看着晕倒过去的人也成正比地不断增加，弄不好是要出人命的，况且绝食的滋味实在是不好尝，尽管可以偷吃几块面包填空，但这到底是饿汉嗑几个瓜子——太不过瘾，还是饿得肚皮贴在脊梁上，总不如光明正大地大吃大喝来得痛快。再说，参加绝食的人当中，有些以“正统派”自居的人是反对采用“绝食”这一手段的，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倡。而省军管会对他们的五项要求迟迟不做答复，看来，省军管会和叶浩明是不想做什么答复的。那么，这一万名“绝食战士”难道就要这样眼巴巴地饿死掉么？不，不能这么干，是应该要改变策略的时候了，我们应该要丢掉幻想，丢掉对谭王八的任何幻想，准备战斗。
六月十三日晚上，那万名“绝食战士”决定复食，他们齐声宣誓：“不能等待饿死，拧成一股绳，横下一条心，杀将过去，活着与谭王八拼！北上南下，全面开花，杀他谭王八片甲不留！”宣传车的高音喇叭歇斯底里地叫嚣着：“我们与谭王八就是誓不两立，不共戴天！要镇压么？来吧！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要头有一个；要跪下么，梦想！要坐牢么？请便！打开你的牢门，我们一起进去，坐上十年八年，将牢底坐穿，还要造反，造马为死党、谭王八的反！这支‘不要命’的敢死队，就是要为所欲为，无法无天！警告马为死党、谭王八，你逃得了今天，逃不了明天！谭王八不除，我省永无宁日，同志们！战斗吧！把仇恨凝结在刀尖上，向着马为死党、谭王八的黑心窝，杀！阎王八不倒不歇手，刺刀不红死不休！”
七天七夜的“绝食行动”在一片疯子般的绝望的嚎叫声中结束了，在这风风雨雨的七天七夜里，我们反绝食斗争指挥部的十几个八·二九学生——真正的“一小撮”，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英勇战斗着，日日夜夜活跃在斗争的第一线。面对着那上万名狂热的反军狂徒，我们无所畏惧，冒着随时要被抓、被打的危险性，机智灵活地与他们周旋着，不断地同他们展开攻心战、宣传战、传单战，扰乱他们的人心，无情地揭露他们的阴谋诡计，为了捍卫伟大的长城——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在努力地做着力所能及的一切。这场喧嚣一时的“绝食行动”以他们的失败、我们的胜利告终，当他们宣布复食时，我们的反绝食斗争指挥部也结束其历史使命，偃旗息鼓，我们附中新革会的同学和鹭大红卫兵独立师的同学告别，离开了省科委，撤回到自己的学校去。
在这同一期间，社会上还发生了一起兵管吕振玉事件。吕振玉是F军区的一名干部，在文革初期，被派到闽江大学担任工作组组长。他支持红卫兵战斗团等造反派炮轰陈文亮（闽大党委书记），受到了前线兵、红旗战斗团等组织的围攻，陈文亮还向华东局告了以吕振玉为首的闽大工作组七条罪状。后来，陈文亮终于终于被拉下了马，吕振玉和闽大工作组也撤离了闽大，但他仍然十分关心闽大的运动。在一·二六事件中，起初，他是反对一·二六事件的，多次给红卫兵战斗团负责人王火锡等人说明一·二六事件真相，指出冲击军区是错误的。在处理“1.26”的问题上，吕振玉的看法与军区某些人的看法有所不同，他认为这是左派犯错误，是一碗饭中搀了几粒沙，沙子拿掉就好了。然而，当思想兵等组织被平反后，他的屁股一扭就坐到他们一边去，公开支持他们反复辟，揪我省的谭王八。自然，在军区某些人的眼中，吕振玉就成了一只不好惹的刺猬，便想方设法将他调离省城，到某军分区当副司令。由于当时支持思想兵一派的解放军寥寥无几，这个吕振玉就成了他们的宝贝儿，现在眼看着这个吕振玉要被调走了，他们说什么也不肯放他走，思想兵新闽大分部等组织便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管制委员会，将吕振玉保护性地给“管制”起来。他们于六月十日拍电报给中央文革、总理和陈伯达，要求吕振玉留在F市参加支左领导工作，并于十一日发出《最紧急呼吁书》，向F军区恳切要求，并向全市造反派发出紧急呼吁：不要把吕振玉调离省城，让吕振玉担任支左工作，还要求军管会成立“支左顾问小组”，只负责与工联总、农联总、省、市机关联总、思想兵、海防兵六大组织联络，其成员应由像吕振玉这样的“支左模范”组成。
这几天，我们忙着搞反绝食斗争，《决战》纵队队部变成了空城计。回校后，看见黑板又被那些“现代派画家”黑猩猩们涂得乱七八糟，又是“《决战》是叭儿狗 《狗见跳》”；又是“《决战》中一小撮造谣可耻！ 附中老八·二九总司令部打叭儿狗兵团”；又是“想当左派的快从家里跑来报名；八二九时你们在何处呀？‘左派’先生小姐女士们！”
这些显然又是我们的邻居海防兵中的一些刁小子在捣鬼，对此我们只能嗤之以鼻，看来，这里并非久居之地，队部搬迁的问题应该摆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最近，八·二九铁军成了众矢之的，被思想兵一派人指控为八·二九的叛徒、革命造反派队伍中的可耻逃兵、机会主义者、谭氏王八的辩护士……《红九·二战报》用一版的篇幅刊登了讽刺小说《铁君先生的早晨》。为了声援和支持铁军，我们《决战》纵队在校园内外刷写出了“向八·二九铁军学习！向八·二九铁军致敬！”等大幅标语。当然，我们的标语又惹恼了那些人，九·一五兵团七·三一别动队也针锋相对地贴出标语：“八·二九《决战》与铁军同穿一条裤子决没有好下场！”海防兵《将来看》《春来早》联合兵团也贴出标语：“八·二九《决战》与铁军狼狈为奸！”、“想当‘左派’的人快去参加铁军！”……
在我们回校的第二天下午，我才走进《决战》队部的房间，就见黄秋菊走过来，她焦灼不安地告诉我说：“李晟呀，我今天又探听到一个重要情况，今天晚上，九·一五等组织可能采取行动，要去攻打省交际处的我们八·二九联司。”
这个黄秋菊目前人还是暂时寄宿在“731”的队部里。我两眼一眨不眨地盯住她的脸，问道：“这消息你是从哪儿听来的？又是‘731’那儿？”
“嗯，”黄秋菊点点头。“中午的时候，我看见老江和倪兆强几个人在交头接耳地嘀嘀咕咕着，样子十分诡秘，我偷听到片言只语，说什么今天晚上要行动，还说了省交际处的叭儿狗等等，所以，我就估计他们可能要去围攻省交际处的联司。”
“这种估计是完全可能的，近来，思想兵一伙人在磨刀霍霍、蠢蠢欲动，经常在省交际处的门口进行挑衅，不断挑起事端，前几天晚上，他们先是开宣传车到省交际处门口无理取闹，以后又借口宣传车被砸，组织几百人冲击交际处，打伤我们的人好几个咧。”早在队部里的肖进仕也说。
“嗯，”我沉思了一会儿，又问，“秋菊，你还听到他们说些什么呀？”
“反正，他们今天的神情有些异样，就跟四·二０那一天差不多，我是凭着我的直觉来判断的，他们是迟早要砸我们联司的。”黄秋菊又道。
“李晟，我看咱们应该要赶快向联司通风报信，有备无患呗。”谢凡娟对我说。
这时候，金从栋、刘友礼、黄明仪等人也陆续地都来了，大家听了情况，一致认为应该立即向联司报告。
于是，我便对谢凡娟和黄明仪道：“凡娟、明仪，就你们二个去吧，你俩联司的人头比较熟一点，把情况向联司勤务组汇报一下，如果可能的话，你们今天就留在联司里面帮忙，也不必回来了，我们几个人等晚上也去联司。”
“好的，我俩去。”谢凡娟点点头。
“我也跟凡娟、明仪一块儿去交际处，好吗？”黄秋菊那一双热情的明亮的眸子期待地望着我。
“好吧，你也去，情报是你探听来的，你去汇报情况也更全面一点。”我表示同意说。
接着，她仨便匆匆忙忙地离开了队部，前往省交际处报信去。
我们几个男同学——刘友礼、金从栋、肖进仕、韩继明、陈大宏、黄树希、钱建国、许晓光和我——约好了五点半准时在队部集中，然后，一起到省交际处去。
我提早吃了晚饭，还没五点半就赶到了学校。以后，几个同学陆陆续续地都来了，就差许晓光一个还没来。我好不耐烦地骂道：“妈的，许晓光这老油子怎么还不来？他开会迟到，今天又迟到，真是生成的牛角——拉不直，没治的。”
“嗨——晓光就是这样子，他过去上课也老爱迟到，是一条煮不烂的老牛筋，变不了。”肖进仕摇摇头叹息说。
“我们不能再等了，十个人不能老等一个人，再说时间已经不早了，咱们走吧，不管他了。”我说。
当我们一行人刚走出校门口不远路，便望见老远处走来了高高瘦瘦的许晓光，他也看见我们了，便索性停下脚步等我们。
在我们走近时，我沉下脸冷言冷语道：“晓光小姐，你怎么姗姗来迟呀？莫非扎了三寸金莲，走不动路？”
“唉，看你说到哪儿去，实在对不起，因为饭刚煮好，太烫了，所以吃来不及了……”许晓光急忙解释说。
我们一边继续赶路，一边我又不以为然地道：“就你有理，‘斤二猪头得把嘴，烂根芋头得条芽’，唉——”
“嘻嘻，反正，我保证下回不再迟到就是了。”许晓光露出一副和颜悦色。
“你呀，你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我听你‘保证’也不知道‘保证’多少回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是载书的。”我摆摆手道。
“嘻嘻。”他只好笑笑两声。
当我们乘车赶到省交际处时，已是晚上六点多了。今晚上，省交际处是戒备森严，大门早已关闭起来了，那扇小门也是半开半掩着，门外聚围着一群观热闹的群众，守在门里面担任警卫的是十来个五大三粗的戴着八·二九袖章的小伙子。我们一行人拿着八·二九身份证从人丛中挤了进去，那些担任警戒的八·二九学生查看了一下我们的身份证，便放行了。
在省交际处里面，也是一片紧张的繁忙的备战景象，那些戴着红袖章的八·二九学生穿梭似地来来往往着，扛麻袋的扛麻袋，抬桌子的抬桌子，搬椅子的搬椅子，在八·二九联司住地的1、2、3号楼，即主楼和主楼前后面的两幢楼都已经筑起了工事。
我们在主楼（1号楼）前面的2号楼的楼上找到了我们学校的谢凡娟、黄明仪、黄秋菊几个人，我一见到她们，开门见山地便问：“怎么样，你们向联司汇报情况了吗？”
“那还用问，”黄明仪眨了眨眼睫毛，笑吟吟地道，“我们是通过鹭大独立师的同学直接去找张敦熙的，他听了情况后，很重视，并且说，他也从其他渠道得到同样的情报，看来，思想兵那些人真的要下手了。”
“你们几个吃了饭吗？”我又询问说。
“吃过了，是鹭大的同学请我们吃的。”黄明仪回答，也问，“你们呢？”
“我们也吃过了，今天大家提早吃了晚饭赶到联司来。”金从栋望着黄明仪答曰，他又环顾了周围正忙忙碌碌的八·二九学生一眼说，“不知今晚到底会不会出事。”
“我们几个刚才也在帮忙抬东西、筑工事。”谢凡娟也道。
“那我们几个现在也去帮忙，我的手都痒痒的。”金从栋已是一副摩拳擦掌的样子。
“对，我们大家都去帮忙抬东西，说干就干。”我表示赞同道。
接着，我们一伙人也跟着那些八·二九学生一道去抬麻袋、抬桌子、搬椅子，把一些通道和楼梯口完全堵死，留下的通道和楼梯也堵塞得仅容一人侧身而过。
2号楼是一幢二层的旧楼房，这时天色已黑，二楼的走廊上只有二盏昏暗不明的灯光在闪烁着。当我们还在紧张地忙着搬这搬那的时候，忽然，那个联司司令张敦熙陪着一个解放军走上楼来。原来模样斯文、戴着一副眼镜的张敦熙，今晚头上戴着一顶藤帽、身上穿着一套黄军装，腰间扎皮带，还背了一个军用水壶，手臂上戴着八·二九红袖章、手里还握着一根刺杀用的木枪，完全是一个全副武装的样子。
这当儿，一些八·二九学生对那位解放军招呼道：“周参谋长好！”
我一听眼前这位解放军军官就是大名鼎鼎的F军区周以锐参谋长，不由地停下脚步，站在离他们三五步路的地方观望着，只见周参谋长亲切地向大伙儿招手致意说：“同志们好！八·二九小将们好！”
此时此际，一些八·二九学生鼓起了掌，我们也跟着鼓掌起来，热烈的掌声响成一片。
在昏暗的灯光下，这位周以锐参谋长的相貌看得不完全真切，他的年龄大约是坐四望五，身材高大魁梧，古铜色塑像似的脸庞上高高地扬起两道威严的浓黑的剑眉，下面有一双炯炯发亮的深沉果决的眼睛，显出一副军人的神武有力的风采。据说，这位周参谋长是叶司令的亲信，当初叶司令调到F军区的时候，身边就带了这位周参谋长和一位秘书。
那个张敦熙对周参谋长说：“我们从多方面得到情报，思想兵一伙人可能今晚要攻打省交际处，他们这几天一直在交际处的门口不断挑起事端，殴打我们八·二九战士，所以，我们不能不提高警惕，不能不有所准备。”
“嗯，这是对头的，”周参谋长连连点头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主席说的呗。”
“哼，我们八·二九人也不是像熟透了的柿子一样那么好捏，我们‘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他们若敢来侵犯，定给他们一点颜色看！”张敦熙的血气也很盛。
“我们F军区是坚决支持你们八·二九革命小将的，你们有什么情况，应该跟我们多联系。”周参谋长又说。
以后，周以锐参谋长和张敦熙又逛到别处巡视，我们也继续忙于备战。
不知这一次是因为情报的谬误，还是由于思想兵一派人知悉今晚上我们八·二九联司已戒备森严，因而取消了今晚的行动计划，总之，迟迟未见他们有何动静。我们附中几个同学一直呆到晚上九点多，仍是一派风平浪静的样子，估计他们今晚上是不会采取什么行动了，于是，我们便离开了省交际处回家去。
尽管今晚上“西线无战事”，但是，我们的收获还是很大的。我们看见F军区周以锐参谋长亲临省交际处八·二九联司地住地视察，这给我们八·二九学生带来巨大的鼓舞，有F军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我们的坚强后盾，我们哪怕面对着群魔乱舞也是无所畏惧的，民拥军，军爱民，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一天，八·二九铁军派人到我们《决战》队部，请我们《决战》纵队下午二点半派人到省交际处1号楼303室开会。
我就和刘友礼二人一道前往省交际处，叩响了1号楼303室的门。当房门打开的时候，我俩不由地都惊呆住了，原来开门的这人就是前些天我们在省委郝亚生住的楼房里拌过嘴的那位麻脸大学生，不过，他并没有认出我们，客气地问道：“你们二位是附中新革会《决战》纵队的吧？”
“嗯，是的。”我点点头。
“快请进，快请进，我们就等你们了。”他热情地将我们请进了屋。
我看见在房间里头已坐着一个中学生模样的女孩子，这房间不大不小，两边靠墙各摆着两张单人床，靠窗口摆着一张书桌，中间置着一张小圆桌，就跟普通旅店的陈设差不多。
“你们两个坐。”那位大学生随手拉出圆桌下的二张凳子让我们坐，接着，他自己也坐了下来，我们四个人好像打牌似地围桌坐着。
那位大学生中等个，身阔肩圆，体格健壮如牛，那粗犷的、线条分明的脸庞剪着个海军头，脸上布满了一些醒目的麻子，恰似一块芝麻壳的大礼饼，阔阔的嘴巴，厚厚的嘴唇。他身穿一件长袖的衬衫，那领子黑黑的，脏得要命，透过白色的衬衣可以看见里面是穿着一件红色背心。
这时候，那位大学生开口说：“我先来介绍一下，敝人姓刘，名荣高，是鹭大红卫兵独立师的，也是八·二九铁军的。”接着，他又手指着那个女学生道，“她是市一中八·二九《醒狮》的，叫廖小芬。”随后，他转过脸介绍我俩说，“他们二位是附中八·二九新革会《决战》纵队的，请问二位尊姓大名？”
“他叫刘友礼，我叫李晟。”我道。
那个刘荣高掏出一本小小的记事本和一支钢笔，记下我们的组织和名字，他边记边问说：“刘友礼，是友谊的‘友’、礼貌的‘礼’么？”
“是的。”刘友礼应了一声。
“哦，咱们五百年前是一家呀。”刘荣高笑了笑，又掉过脸问我道，“李胜呢？是胜利的‘胜’吗？”
“不，是上面一个‘日’字，下面一个成功的‘成’的‘晟’。”我解释说。
“哦，李晟，这名字不错呗。”刘荣高又友好地点点头。
以后，那个刘荣高放下笔，从桌上的一个军用挎包里掏出了一包飞马牌香烟，抽出一支香烟递给刘友礼说：“你抽烟么？”
“不，我不会抽。”刘友礼谢绝了。
“那你呢？李晟。”刘荣高随即又把香烟递给我。
“谢谢，我也不会抽。”我也做出了谢绝的手势。
“啊，你们都不会抽，那我自个儿抽了。”他说着，即把那支烟叼在嘴里，又掏出一合火柴点燃了香烟。
乘这间隙，我斜眼扫视了坐在一旁一声不响的那个市一中女生。尽管她是坐着的，但是，可以看出她的个子长得很高，就像一个北国姑娘一样又高大、又壮实。她剪着一副革命化的短发，圆圆的饱满的微黑的面庞如若一块刚烘出炉的香喷喷的圆面包一般，她长得并不美丽，但却充满着健康的青春的活力，好像是一株春天里的枝繁叶茂的而又未开花的芍药花苗。她有着一双大而黑的眼睛，闪烁着热情、单纯而又天真的光芒，仿佛她是刚刚踏进这个世界的门槛似的。而她的嘴角微微地向上翘起，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种干部子女特有的骄矜之气，看那模样不用问，也猜着她准是一个高干子女。今天，她穿着一件素色的有小朵花图案的衬衣，胸脯异常丰满，生着一对由于青春的催促而突出来的鼓蓬蓬的乳房，身体发育得很成熟，显然，她是一个早熟的少女。我揣测着，她大概只是一个低年级的初中生，虽说她人发育得比有些高中生更成熟，但看她那脸蛋儿毕竟还带有一些稚气，我是相信自己的观察力的。
那个刘荣高一边抽着烟，一边打开话匣子道：“今天，请你们几位来是想随便谈谈，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铁军的情况。最近，社会上攻击铁军的标语、大字报满天飞，什么叭儿狗铁军、叛徒、机会主义者、老保……一顶顶钢盔铁帽一顶比一顶重，那些思想兵反军小丑们对我们八·二九铁军咬牙切齿、恨之入骨，恨不得把我们打入十八层地狱。毛主席说，‘对我们来说，一个人，一个党，一个军队，或者一个学校，如若不被敌人反对，那就不好了，那就一定同敌人同流合污了。如若敌人反对，那就好了，那就证明我们同敌人划清界线了。如若敌人起劲地反对我们，把我们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那就更好了，那就证明我们不但同敌人划清了界线，而且证明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了。’我想，毛主席的这段话对我们铁军来说不是很有意义的么？这说明我们铁军是做得很对。那些思想兵们以为我们八·二九铁军少说也有二百人，其实，不瞒你们说，我们铁军的人是少得可怜，就只有我们鹭大红卫兵独立师的五个人，是真正的‘一小撮’，但是，就是这‘一小撮’人却搅得他们人心惶惶，不得安宁，说明了真理不在人多，真理的力量是无敌的，正如一句谚语所说，‘真理是灿烂的，只要有一个罅隙，就能照亮整个田野。’今天，我们邀请你们几个组织来是要互相交换一下意见，你们知道，我们这几个组织的观点是比较接近的，我希望你们也能够参加到我们铁军来，大家拧成一股绳一道干，你们看怎么样？”
我和刘友礼彼此交换了一下目光，未作声，不置可否，而那个廖小芬也未启齿，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刘荣高抬头望了廖小芬一眼，询问说：“你们一中《醒狮》有几个人呀？”
“我们只有三个人。”那个廖小芬用纯正的北京音小声地回答。
“那你们附中《决战》呢？”刘荣高也问我们。
“我们附中新革会除了几个人外，基本上都是属于《决战》纵队的，大概有三十几个人吧。”我注视着他道。
“噢，”刘荣高点了点头，又说，“我们铁军是八·二九先锋队、红尖刀，是八·二九的精粹，就像叶挺的铁军一样是打头阵的，列宁说，‘我们不需要疯狂的热潮。我们需要有无产阶级铁军的整齐步伐。’我们八·二九铁军也不在于人多，而是要你们当中的骨干分子、中坚力量来组成，希望你们考虑一下。”
我和刘友礼又交换了一下目光，然后，我表态道：“我们《决战》纵队的观点和你们铁军是一致的，我们《决战》同意参加你们铁军，合在一起干。”
那个廖小芬也启开朱唇说：“我们《醒狮》也同意参加铁军。”
“好啊，‘三把镰刀抵把锯，三条水涧抵条河。’那咱们就这样说定了。以后，咱们应该要加强联系，你们有什么情况，尽管到这个303室找我刘荣高。”刘荣高喜形于色地道。
会议结束后，刘荣高把我们送到了楼梯口，我们友好地握手告别。下楼后，那个廖小芬也走掉了，刘友礼兴奋地对我说：“哈哈，想不到这个铁军的刘大麻子竟是那天在省委跟我们吵架的那人，真是冤家路窄，不打不相识。”
“幸亏他还没有认出是我们二个人，不然，不知该有何感想。”我也道。
“你知道吗，那个廖小芬何许人也？”刘友礼望着远去的廖小芬背影，神秘兮兮地对我眨眨眼。“她就是原来师院工作团副团长、省工交办政治部主任廖逸夫的千金小姐。”
“噢，原来她就是廖逸夫的女儿哟，我看她那模样就知道准是一个高干子女，不出所料。”我又歪过头问他说，“欸，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我是包打听呗，无所不知、无所不闻，至于消息来源你就甭问了。”刘友礼这小子居然也对我卖起关子来。
就这样，我们新革会《决战》纵队也加入了八·二九铁军，尽管我们对那位铁军头头刘荣高的第一印象并不好，但是，这无碍于我们在革命大局的大前提下团结起来。
虽然北京公社从我们新革会中拉走了一批人，但是，我们的队伍还是在不断发展壮大。我们是很重视组织发展工作的，因为质量如果没有数量做基础，这个质量是不可靠的，要搞好附中的文化大革命，光靠我们几个人冲杀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尽可能得团结更多的同学和我们一道干，“一人进山难打虎，众人下海能擒龙。”我们是采取了“门户开放”政策，一不惟成份论，二不惟组织论，不管其从前是什么组织，无论思想兵、海防兵还是前线兵，或者无组织，只要其现在赞同我们的观点，我们一律欢迎，既往不咎。我们勤务组会议多次反复地讨论这个问题，经过争论，终于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并将此付诸于实践，获得了一定的效果。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决战》纵队又陆陆续续地吸收了好多新成员，他们有：高三（1）班的袁芝青，其父袁新庭是东南师院历史系副主任，他早年参加了共产党，后来被捕变节，是一个早有结论的货真价实的叛徒，袁芝青过去是少先队辅导员，能歌善舞，我在串联时火车上认识的南京姑娘郑雯就是她的表妹；高三（2）班的陈贵；高三（3）班的朱仁义，他是朱温文的哥哥；高三（4）班的郑永铭、薛刚，此二人原系“九·一五”东野的，因与东野观点分歧，毅然退出东野加盟《决战》；4班的还有余鸣生，他原来是前线兵的，其父是师院院长办公室副主任余震（已倒台），以及梁英、郑光华和范晋明（已故师院历史系主任范增雅教授之子）；高二（1）班黄玉璞，她就是我曾在《红梅》队部见过的二女之一，现已退出《红梅》；高二（2）班齐珍珍；高一（4）班的程伟良（省邮电管理局局长公子，原前线兵的）、许贞真（《红梅》二女之一）；初三（1）班谭梅（市粮食局局长千金，原前线兵的）；还有初一的许丽媚（她是许丽娟的妹妹）等。
此外，值得庆幸的是，《红造反》的石达志和齐绍终于“浪子”回头了。大约，石达志是受那位鹭大红卫兵独立师的堂兄的影响和说服，也鉴于形势日趋明朗化，使他认识到不能再在错误的轨道上滑行下去了，他和齐绍上《决战》队部来找我，表示要和我们《决战》言归于好，重新合作。
当然，我也高姿态地表示说：“过去的事情就任其过去吧，分久必合，现在是重新统一我们新革会的时候了。”
我们附中八·二九新革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经历了多少的惊涛骇浪，走过了一条艰难的坎坷不平的道路，而今在暴风骤雨中又重新统一起来，我们怀着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赤胆忠心，又在准备迎接新的更严峻的血与火的考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