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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公元两千年，地点是S市，人物是我，我叫沈安琪。二零零零年又名千禧年，S市的另外一个名字是特区，你还可以管我叫Angel （天使）。这个复杂的行星上每一样东西都有两个以上的名字。 我名字的来历是这样的：据说我妈怀上我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置身于一座文艺复兴时期的大教堂。壁画上肤白如雪、腮绽玫瑰的小天使忽然脱颖而出，飞翔在半空中，它笼罩在星尘和灵光里的翅翼拂过她的额头，我老妈顿时觉得醍醐灌顶，福至心灵。第二天，科学实验证明我俨然存在了。当时他们两个就知道会生个美丽的女儿，我果然不负众望。 老妈一向津津乐道我的这段来历，就好象没我爸什么事儿似的。我一向也傻乎乎地自豪来着，因为有史以来一般只有帝王将相的孕育才这么多讲究。上个礼拜，我妈第N次讲述天使下凡的故事时，我突然想到网上的一个段子，就当场咧着大嘴傻笑起来。老妈问我笑什么，我把“凤梧”的典故给她这么一说，她佯板着脸骂我：“这么大丫头，一点正经没有！”骂完，自己也掌不住笑了。 “凤梧”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女人交了个男友，名曰：凤梧。她象我一样傻乎乎地自豪，叹曰：“何等风雅之名！”原来她男友的老妈当年也做了一梦，梦见一只凤凰飞落梧桐树上，是以得名。有好事者云：“幸哉！幸哉！”问：“幸从何来？”答：“倘若其母梦见一只鸡飞上芭蕉，奈何？” 我从此停止认为自己有帝王之相，并且不再相信中国古代类似的歪理邪说。 我奶奶是苏州的大家闺秀，上过老上海月份牌的“月季小姐”，联华公司的电影演员，新中国第一代电影工作者。如果不是时运不济，差一点也是一个白杨。我见过她老人家年轻时的照片，俨然明星，上海的风花雪月。我看电影上瘾的毛病，归根到底她老人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老爸在这方面也没给我树立什么好榜样。他明明是学音乐的，偏偏不务正业地迷上了电影。当大陆人民刚刚可以看到除了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北朝鲜之外的其他外国电影时，他居然搬了象行李箱那么大尸体那么沉的老式转盘录音机去电影院录电影回来听。我们家的“背景音乐”常年是《生死恋》、《简爱》、《叶塞尼娅》的整套对白，使得我对我国那一代配音演员耳熟能详，感觉他们一个个都是住在我们家隔壁的邻居。 我老爸举家迁至S市的动机，说来单纯得让人难以置信：只是因为这里的电视晚晚都上演外国电影！我是看着“九三零剧场”长大的。开始眼睛跟不上中文字幕，渐渐同步，后来我读完字幕还来得及欣赏一下发音。结果我的英文很快就说得象归国华侨一样好了。现在和“鬼子”聊天，他们打死都不肯相信我从物理状态来说连国门都没出过半步。 老爸身为铁杆知识分子、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老同志，却是第一个带头购买盗版电影光碟的人。从此我们家的家庭影院就可以称得上是和国际接轨了。如果看一张盗版光碟判一天监禁的话，我老爸的余生和我的下半辈子恐怕就要在铁窗里度过了。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我怎么可能出淤泥而不染？中电影的毒简直是我们家三代单传的遗传病。 我这小半辈子看过的电影，比一般小知识分子一辈子看过的书还要多，而且是连小学和中学课本都算在内。我在上海读大学的时候，正赶上上海国际电影节。逃学为看戏，曾创下三天看二十套戏的纪录，而且是八国联军，上天下海穷碧落。等我从黑暗的影城戏院摇摇晃晃地走回到阳光灿烂的大街上，有那么三秒钟搞不清楚自己身处地球表面的哪一个角落。 大概因为看了太多电影的缘故，我的思路异于常人。用我老爸的话说，就是“满脑子奇思异想，满嘴胡说八道。”（还好他没说“满肚子男盗女娼”。）我奶奶从小循循善诱地给我讲蝴蝶和蜜蜂的故事，我从来都坚定地选择做花蝴蝶，每次都不上当。不光是因为叫了这么个鬼名字，就对所有有好看翅膀的动物充满了阶级感情，而是无师自通地具有朴素的革命精神。小蜜蜂活得多累啊，到头来还是任人奴役，属于被压迫被剥削的一群。在做不成人的情况下，最不吃亏的选项就是做觉醒了的蝴蝶，漂漂亮亮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蝴蝶最不济的下场也是躺在标本箱里体面地永垂不朽，任人瞻仰。当我在长年斗争中发展出自己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时，长辈们不得不集体承认对我的教育是失败了。 所幸我奶奶的基因到我这儿还没怎么变异，反而有青出于蓝、发扬光大的趋势。用俗家笔法来描绘一下，就是：沈安琪人若其名，称得上是花容月貌，冰肌玉骨，双眸似星，肌肤胜雪。眉不画而翠，唇一点就红，该肥的地方不瘦，该瘦的地方不肥。行如弱柳迎风，笑若春桃初放。一顾，倾楼；再顾，倾城。诚佳人也。 反正我从幼儿园开始就给涂了红脸蛋为领导献花，考试时总有男生主动英雄救美，买票从来没排过队，打饭永远比别人多两块肉，穿着T恤衫上街都有回头率。丑人作怪，多不见容于世；靓女作怪，又另当别论。这是个偏心漂亮人儿的世界。 现任老板面试我的时候，第一个问题是：“S&M是什么？"他的本意是要考考我对于市场销售(Sales&Marketing)的认识，因为他是分管这一块儿的。不料本小姐鬼使神差地张口就来：“Slave&Master。”("奴隶及主人"，一种性虐游戏)我老板的嘴半天没合上，活象一只路边的蛤蟆垃圾筒，接下来的问题也就省下了。 出来我心里还直犯嘀咕，以为自己受到了性骚扰。我能被录用，简直是一个奇迹。据说老板认为我有发散性思维，是高智商的标志。殊不知我除了发散性思维之外，一无所长。上班没两天，我就接了一个美国长途，是找老板的。我装模作样地请他留言，对方说：“我是李洪志，我后天下午到。”我愣了半秒钟，拎着话筒就狂笑起来，花枝乱颤。我说你啊你怎么还敢回来？！后来我听见老板给那可怜的吓坏了的家伙回电话，他一个劲儿说：“My secretary is a bit crazy。” （我秘书有点神经兮兮的。） 一个朋友说我简直是女周星驰，我当即提出严正抗议：“我可比他有文化多了！你们谁有我看过的电影多？”我趁他发愣的机会，就高唱凯歌，班师回朝，暗自庆幸他没有质疑看电影多寡是否真是有文化的标志。 我的天赋异秉除了无厘头(广东方言：形容没头没脑，瞎七搭八，思路混乱)之外，就要数对一切电影过目不忘的本领了。任何电影只要被我看过一遍，就算是被意识盗版了。下一次碰上，不管是从什么地方插进去看，不出一秒钟，我就能认出它姓什名谁，并娓娓道来这套戏的导演、男女主角、故事大纲及获奖历史。 我的小脑袋现在堪称是个中型电影资料馆。我的朋友们都知道有一个问题绝不能问，一问就等于打开潘朵拉的匣子——麻烦大了。那就是：“Angel，你最喜欢的电影是哪一部？”问完肯定半天没反应，问者追加一句：“想什么呢？”我一准在那儿托着腮帮子使劲，不耐烦地回一句：“别吵！还没检索完三分之一呐。”问者无心，听者认真。我在脑子里唏哩哗拉快进的时候，他走也不是，留也不是。所以，这马蜂窝万万不能捅。 据说女人和国家一样，没有历史才会幸福。我就是这样一个没有什么历史的女子，但谈不上幸福不幸福，我只是满不在乎。我自知是个对社会基本无害也基本无用的人。我之所以存在首先是因为当年游泳游得快，抢到那一颗卵子，其次是为了让普天下的电影得到货真价实的知音。如此而已。 电影其实也很寂寞的。在熄了灯的电影院里，真正带了眼睛来看电影的人了了无几。有些人是来睡觉的，有些人是为了伺机把手放在女伴的大腿上，还有些人纯粹是来寻找第二天的话题才到此一游式地附庸风雅一把。我看电影从来不吃爆米花不喝汽水不上厕所，只剩下黑暗中的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眨都不眨。我的女朋友们痛恨和我看电影，因为我不准她们吃东西，自己更会不时随情节爆发出种种类似尖叫、狂笑、捶胸顿足的声音，比恐怖电影还吓人。我的男朋友们酷爱和我看电影，因为除了可以看上面的戏，还可以看下面沈安琪的好戏，绝对值回票价。象我这样死心踏地死缠烂打心无旁鹜心有灵犀的受众，自高山流水的钟子期以来恐怕没有几人吧。 准确地来说我不是看电影，我是整个人进去了，象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爱丽丝漫游奇境、唐老鸭漫游数学世界一样。歌德说：“读一本好书就象和一个高尚的人谈话。”那么看一部电影就象经历了另外一种人生。为了不继续过看了开头知道结尾的千篇一律人生，我尽量避免看国产片。 对于硬性摊派给我的这一个真实人生，我基本上不感兴趣。如果可能的话，我随时愿意拿出来和《宝贝小猪唛》或《夺宝奇兵》对换。出于一种目前尚不能被科学解释的原因，我经常把属于自己的人生当成一部三流电影来闲闲地看，又会把假的电影当作自己的生活来真情投入。唯有颠倒黑白，混淆是非，随时出入于现实与虚构胜似闲庭信步，眼下这个以我为主角的蹩脚电影才不那么让人心烦。 你以为你看见沈安琪闲闲地托着下巴坐在一棵塑料椰子树旁边，守着枯萎的电话，表情象一封未开启的信。实际上我不在。我此刻可能在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的劳伦斯同骑一匹骆驼朝着落日狂奔。这就是我派生出来的特异功能——-每当厌倦的时候，就灵魂出窍。〈沈安琪语录〉工作篇第一百八十条：“金钱只能买到我们的肉体，灵魂照样在自由飞翔。”有时候我也挺可怜我老板的，他请了一个神经兮兮的空壳秘书. 到现在为止我已杀人无数、被杀无数、艳遇无数、见鬼无数、打官司无数、永失我爱无数、结婚并离婚无数、生孩子无数……当然都是在银幕世界。因此在现实中很少有什么能让我吃惊的东西。泰山崩于前，我也能象一只千年老妖一样不动声色，躲在一边没事儿偷着乐：“嘻，就跟谁没见过似的！” 这句话又有典故。话说我的女同事二毛一日电梯内偶遇男露体狂。那人雄性毕露，耀武扬威。二毛斜斜地瞟了一眼那物事，面不改色心不跳，撇撇嘴说：“收起来，收起来，就跟谁没见过似的！”那厮提裤鼠窜。还有一个版本是说二毛极力挖苦了一下那人的尺寸，说什么“你也好意思拿出来”云云，害得那可怜人不举了三个月，从此改过自新，重新作人。不过二毛本人指天发毒誓说第二个版本纯属造谣。 我的父亲母亲家里除了盗版影碟之外，还有无数百无一用的书籍，我因此就腆着脸号称出身书香门第了。我家世基本清白，祖上无人为官，仅有一名命犯亲属。他是我奶奶的弟弟，我叫做小舅公的。他也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位正牌绅士。 小舅公毕业于英国皇家海军学校，上个世纪风起云涌的四十年代，他是远洋轮船上一名英姿飒爽的大副。国民党反动派逃往台岛之际来拉拢人才，许以重金高爵。小舅公一眼看穿他们的反动本质，坚辞不去。反动派哪肯善罢干休，径来船上抓人。小舅公不仅机智地躲过此劫，还率领全体船员起义，一船乘风破浪顺利投奔光明，为新中国立了一功。 不过，他的愿望是做一个平头老百姓。所以他没有居功自傲，而是对想要发展他入党的同志坦言：“我只想驾船出海，别的都不要。”书记也就放下了，没有勉强。革命靠自觉嘛。 一次船靠青岛海港，小舅公应邀帮同事拍照留念，不知怎么回事那张照片就到了安全部门的手中，不知怎么回事那张照片就有了问题——背景中隐约摄取了军事设施，不知怎么回事小舅公就成了国民党间谍和反革命而啷铛入狱。 我见到他的时候，自己刚比饭桌高一点。他刚刚刑满释放，头发花白，但仍不失为一个风度翩翩的老头。他看上去一点儿也不象电影上的国民党特务那样面目狰狞。你要知道有一段时间我做恶梦不梦见大灰狼，而是梦见〈黑三角〉里面那个卖冰棍的特务老太太。当时我还不大识字，因此没有读到过“阶级敌人是善于伪装自己的”著名论断，所以我的幼小心灵很快就从电影〈羊城暗哨〉、〈黑三角〉、〈国庆十点钟〉留下的恐惧阴影里面跳出来了，从此对好人和坏人的界线就搞不清楚了。 我不记得小舅公说过些什么了，我只记得他神态平静，言语温和，目光慈爱。他热爱大海和音乐，来访时携带着跟随了他多年的口琴，经常坐在黄昏的窗下望着远方吹奏〈大海啊故乡〉、〈军港之夜〉、〈一路平安〉等歌曲。坐了二十几年牢的他照样脊背笔挺，健步如飞，皮鞋锃亮，气度不凡，他的一个绝活是用刀叉吃掉一条鱼，而鱼的骸骨依然完好无损地留在盘子里。小舅公表演肢解全鱼的时候，我站在一旁张大嘴巴佩服得五体投地。革命群众是多么容易被欺骗啊。当时，他继董存瑞邱少云之后成为我的最新偶像。我父亲赞叹道：“这就是英国皇家海军学校出来的。” 小舅公临走的时候送了我一把口琴。可惜我一直未能象他那样深情地吹奏它，就象我永远无法象他那样优雅地使用刀叉。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他。 小舅公出来以后依然回到山东聊城监狱他那个造船工厂里去做事，那里的人都当他是一个和气的老工程师来敬爱他。后来，厂里给他分了新房子，搬进去时石灰还没干透，冬天房子里生了煤球炉，某种莫名其妙的化学反应在他的身体里引发了哮喘和肺气肿，他就在那个冬天过了身。小舅公这辈子没有什么好运气。 十五年之后的夏天，我和同事们结伴去泰山，一段旅程须乘坐从河北邯郸到山东聊城的长途汽车。近聊城时众人内急，跳下车猴急地奔赴路边茅厕。我虽然也有需要，因为对那茅厕心存疑惧，象宁死不食周粟的首阳山老头子一样赖着不肯下去。一行人回来的时候，个个象见了鬼似的。原来他们一进宝地就有刺鼻的气味扑面而来，闻者象中了美军的毒气一样悲痛欲绝涕泪横流，他们就那样一面流泪一面方便。出来以后发现毒气来自门外若干袋启封的尿素，不知道是不是现场制造的。 路上我们学会了用山东话叫：“山东聊城——-”，后来一用到这句话大家就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那个充斥着尿素气味的厕所，就期期艾艾地笑。 我那风度翩翩、气宇轩昂、热爱大海、会用刀叉剔出完整鱼骨的小舅公就死在那个散发着尿素气味、尘土飞扬的小城里，尘归尘土归土了。他终于实现自己多年的夙愿——-象一个平头老百姓那样死掉了。 小舅公是我稀薄的历史上唯一的污点，不过我这人没什么原则，我宁愿把他当作一个超级倒霉蛋来怀念。他的故事教育我们：一、一个人要是生错了时候，他的生活可以象最荒诞的电影一样不可思议。二、要当一个平头老百姓是不容易的，这需要勇气，还需要运气。很明显，我的小舅公没有什么运气可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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