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省医院，不到两年光景，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医院里的大道两旁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大字报，然后到处都设置了大红语录牌，接着是楼顶高音喇叭每天没有定时的播放，全都是体现着舞台的功能，表现着政治家的意志。那些穿着白大褂的医务人员的左手上都纷纷戴上了红袖套，先是胸襟上别着一枚毛主席纪念章，后来认为位置还不够忠心，便别在了帽子上。白白的帽子上闪烁着一枚红色的主席像章，的确显得革命，显得时髦。尤其是夏天的几个月里，外科医生们特别的忙，跟战争年代似的，随时收到的患者都是刀伤、枪伤、打伤，血淋淋的，很是可怕，闹得整个省医院都不得安宁。医生们热烈谈论的不再是某某新的医疗成果或者某某特殊的病理，而是那些亡命徒如此这般，这些无辜者如此那般，从伤员口中听到的也都是某个地方的武斗，某个地方的惨案。另一方面，大家最关心的是最新最高指示的发表，中央第几号文件的传达，以及有关中央文革的小道消息，某个大人物上台，某个当权派滚蛋。省医院的领导机构变化之快，党委不知不觉地销声匿迹了，院长办公室的牌子也被砸得粉碎，取而代之的是造反兵团总部、三结合领导小组等等等等，医院里还来了工宣队、军代表，把一个平时分外安宁的省医院搞得轰轰烈烈，沸沸扬扬，并不亚于其它任何机关、学校、工厂。
　　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着裂变，人们的精神面貌也随之而震荡，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一会儿兴高采烈，一会儿愁眉不展，每个人都想在这个洪流中找到最正确、最稳妥的位置，每个人都想搏击在洪流的浪尖上而又不被浪头打下去，但站稳脚跟的人实在是屈指可数。过去最风光的人物，在这个时候往往是活得最惨烈的人物。就拿过去谁见到都会敬畏三分的院长郭振兴来说，今天可怜得象只落水狗，他的地位跟守大门的吴老头来了个彻底的颠倒，吴老头成了工人纠察队的队员，也戴着红袖套，说话十分硬朗，声音也十分嘹亮，眼睛瞪得挺大，牙根咬得挺紧，双手各执一支红绿分明的小旗帜，呼呼舞得有姿有态，这是权力的象征，许多人见了都退避三舍。而院长现在却变得老态龙钟，目光呆滞，一早一晚都握着一把大扫帚埋头扫遍住院部的每一个角落，不管是天寒地冻，还是毒日高悬，都是如此，谁都可以对他呵斥一顿，谁都可以指派他干任何脏活，他似乎已经变成了一台清洁机，没有了正常人的灵魂。这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下期震撼全球的中国社会图景。
　　话又说回来，郭院长是个三八式干部，曾经就读延安抗大，革命了几十年，一夜间却变成了牛鬼蛇神，他自己也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居然一落千丈，成了这个时代最倒霉透顶的人物。别看他总是低着头，谁也不看，其实他心里还有一盏灯没有灭，每每那个倩影飘然从他身边走过，他总要偷偷瞄一眼，这时你就会发现他还有着人的灵魂。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一九六四年来自北京医学院的金发女郎。自从这个姑娘痊愈以后，她的整个行为总是给他以深刻的印象，她爱憎分明，不被世俗左右，她的那双充满善良的眼睛敢于藐视一切，对他投以同情的一瞥。那双眼睛特别明亮，真象两个小太阳，照亮了笼罩着他的这个黑暗世界，使他感到还有生存的意义。他每天最大的企盼就是等她从他身边走过，看看她那友好的微笑，今天他感到不安了，因为她没有在常规的时间出现，这是为什么呢？他琢磨着：难道她病了？还是出了什么事？他猜测着，始终猜不出。末了，他带着失望的心情收拾工具，穿好衣服，准备回小屋，这时他感觉衣袋里有一包东西，便偷偷掏出来看，原来是一包喜糖，其中还有四支香烟和一些葵瓜子。他搞不懂这是哪个善良的人趁他扫地没注意塞给他的，后来在回小屋的途中，他听见几个医务人员的谈话，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急匆匆回到小屋，掏出喜糖来，眼泪落在两腿上。这个善良的姑娘呀，要是被人发现了，岂不连累了你？老天保佑你吧！他把喜糖和葵瓜子小心地装进一个药瓶里，在黑乎乎的小屋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着喜烟……
　　郭院长的变化固然令人寒齿，但邹伯林的变化却令人感到欣慰，既不算好，也不算坏。他是这场革命中的逍遥派，甚至林正云称他为中庸之道，哪边的斗争都不参加，只认准一点，就是好好读马列主义书，看毛主席著作，这好象是手中最有力的挡箭牌，有了它，谁也不能把他怎样。不过，他十分欣赏这些伟人的渊博知识和写作文采，常常与人聊天中不乏引用。尽管邹伯林随时都想把自己置身于世外桃源，但这种乌托邦思想不时又遭到现实的批判。就今天而言，他的思想就变得非常悲壮了，因为他连续做了数名红卫兵战士的刀伤手术，累得腰酸背痛，汗如雨注。最为痛苦的是，他无法理解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为的什么，尤其是其中两名今后将要度过艰难的残疾人的一生。毛主席不是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吗，难道大家连毛主席的话都不听了？这个世道究竟谁的话才有权威呢？他迷惑不解地走出外科大楼，一阵凉风拂面而来，感觉舒服，想到应该去参加秦晓姝的婚礼了，那暗淡的心境顿时豁然开朗，使他加快了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