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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昨天很晚打电话给我，说是看过我的文章，很想跟我谈谈。电话中的声音洋腔洋调好像一个会说中文的美国姑娘，我以为就是那个上次在一家服装店碰到的那个美国女孩，一口很重的德州腔，却讲一口标准的北京国语，那女孩说她在北大读过三年中文。等她走进我的办公室，自我介绍时，才知道原来是一个在达拉斯长大的ABC(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她面容十分焦虑，与她二十出头的年纪和近一米八的个头显得很不协调。在喝过一杯冰水後，她用ABC们所特有的英文句夹中文词的方式，开始述说她的苦恼…… 她就要来了，我整夜无法入睡……，我快要疯啦，必须要找个人说说。我朋友说这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可以听我的故事--主教或作家。我觉得我罪孽深重，无法面对上帝，所以才来找你。 每当我看到他拖著疲惫的身体从公司回到家，一下子陷入沙发就不愿再起来的时侯，我都不由地会产生一种说不出来的内究，难道是我做错了这一切吗？ 他比我大许多，而且当了我许多年的叔叔，由于我从小生长在美国，很少接触中国人，只有在家里偶尔说一两句中文，那是因为有些词与父母说不通。青春期时常为自己的一头黑发而苦恼，为染金发跟父母争吵过至少一千次。直到在奥斯丁读大学时才感到自己的根仿佛应该在中国，所以选修了许多中文课程，并利用暑假到北京和台北研修过中国语言。这期间，我有过两个男朋友，都是白人，但都没维持多久。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因为州长要接待一个中国官方代表团，学校推荐我作翻译。与那些大都七老八十老态龙钟的其他高官相比，年轻的他显得是那样的萧洒和英俊。加上做外交官多年的父亲对这位不到三十岁的副局长赞不绝口，二十岁不到的我第一次感到了一股来自故国的魅力。 这年暑假我与德州大学亚州系的几个同学再次游学中国，拿著爸爸的条子借机到他所在的南方城市逛了一下，没想到受到他高规格接待，不但免费住进了五星级宾馆，而且还派车派人陪我们游遍名胜古迹。特别是临别那场豪华宴会，让我们简直受宠若惊。直到回学校，我的同学们一提起来还是激动不已，都羡慕我有个好叔叔。 但这次中国之旅，使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已不再是叔叔。我内心在告诉我，这就是我要找的白马王子。所以，当他次年来美进修时，我展开了我一生中对异性最主动也是最认真的追求。虽然他坦诚地告诉我他有一个很爱他的妻子，一个很可爱的女儿，但这一切都阻挡不了我这个接受美国文化长大的COLLEGEGIRL对爱的冲锋。为了证实他家庭幸福或是打断我的妄想，他甚至以极迅速的行动把在中国也身居高职的太太和孩子接到美国陪读。对于这一切，我不但没有气馁，反而很快就成为他太太最亲近的朋友和他女儿的英文家教，频繁的来往，几乎成为他家的一员。 这时的我已不再计较什麽名份，只要能天天看到他就是最大的满足。眼泪和企盼伴随著我渡过了一个个难熬的夜晚，但也浇灌了我对这份爱的决心。俗话说，爱的力量是最伟大的。终于有一天，在他太太的默许下，我们开启了浸满了欢乐时而也有痛苦的三人行的爱的风帆。我终于得到了他的爱，成为她的妹妹，他女儿的阿姨。这一段时光，是我一生永远难以忘怀的一刻。在他完成进修後，我们甚至驾著这沉重的爱之船驶回了中国大陆。 但中国严酷的社会现实和人性自私的本能很快就将这本来就摇摇晃晃的小船倾覆。他忽然间同时面临著上司及舆论的巨大压力和妻子孰去孰留的摊牌。面临在大陆高官厚碌前程似锦和到美国默默无闻前途末测的抉择中，他毅然选择了後者和我。 回到美国，他失去了原有的一切！为了爱，他付出了他整整前半生的努力，变成一无所有。为了生存，打餐馆，送报纸，做装卸工。他好像忘记了他过去的所有的风光∶毕业于中国大陆名校，头冠诗人美名，最年轻的高干。这一切对他，恍若隔世。 一天晚上，他为一家城中区餐馆送外卖，他竟糊里糊涂地走进了奥可利夫的毒品交易区，被一伙毒犯当做是警方的密探，打得头破血流，整整躺在医院里二个星期，险些丧命。那些天，我几乎时时刻刻地为他祈祷。甚至打电话到中国求他在法律上还是他妻子的她来美把他劝回去，不要在美国与我一起受苦。当两个痛苦的女人在他的病床前通话时，他却强打精神地开玩笑说他有齐人之福，所以才大难不死。尽管我哭著劝他伤好後立即回国，重归士途。他说他一生从不走回头路，过去没有，将来也永远不会。从此，他更加玩命地工作打工，有时一天同时打三份工∶天不亮就去送报纸；白天在一家电脑公司作仓库工；晚上到PIZZA店送外卖。每天仅睡三四个小时。看到他渐渐削瘦的面庞，我常常面镜而泣。後悔不该拉他到美国来如此搏命…… 八年艰难困苦的日子过去了，我们终于在美国实现了许多人向往的美国梦∶住五仟尺的大房子，开名牌轿车。拥有自己的公司，并在大陆台湾设有工厂。尽管如此，他依然是很瘦很累，很少露出笑脸。每当我劝他不要太拼命时，他总是不置可否，依然如故。 我知道他为我所付出的一切实在太多太多，我知道仕途在中国男人心目中的地位和重量，我知道当他得知夕日的同学同事甚至他弟弟已升至部省级领导职务时的那种失落的心情。他太需要平衡和安慰，而这种内心深处的创伤必须有一个了解他，并为他所信任的人去轻轻地抚摸。我终于按捺不住忏悔的心情，拨通了她的电话。在整整三个小时的国际长途电话中，我哭诉了我们这些年的艰辛与幸福，我告诉她我内心的感觉与痛苦，我乞求她来一次美国，帮帮我抚慰一下我们都深深爱著的他。我知道她的学识和胸怀远比我要宽大，她对于他的了解与关切甚至比我还深，如果不是她的事业心太强，她是不会放弃他的。然而命运却常常这样捉弄人。 在她答应的一刹那，我的心几乎停止了跳动。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又干了一件傻事，一件不该做却一意孤行的事。我心灵的深处隐藏著一种难以言状的恐惧感。当年他为了我而毅然放弃了在国内的一切，明天会不会为了她而重拾过去？我不敢再往下想下去…… 昨天，他又到外州参加展销会去了。对于她的到来，他还一直蒙在鼓里，我没有勇气告诉他。明天会是什麽样？我无法面对我自己。我终与鼓起勇气向你说了出来，但我在心中还是会战战兢兢地向上帝祈祷。 ※ ※ ※ 人生自白--------- 我是第一次到休斯顿的这家最有名的中餐馆吃饭，据说当年布希总统的年夜饭都是从这里订做的，然后空运到华盛顿给他老人家；因为他当总统之前是这家的常客。我和我朋友吃完饭後，对菜的品质一阵夸奖引来了老板的注意，当得知我是北京来的就一定要我去见见我的一位老乡。----本文主角，今天当班的大厨。 他个头很高，大约有一米八六的样子，身体开始发福，很壮很胖。对於老板的介绍，他像对天天见到的油锅一样，不冷不热地点点头，然後毫无表情地听老板和我们应酬。 老板带我们走出厨房时，用一种不知是惋惜还是玄耀的口气说出一句话∶大吴是你们大陆中国科技大学的高材生，聪明能干，是块好料。 为了弄清这位科大高材生为什麽会成为一位能干的大厨，我费了很多精力和时间，最後终於请他开口说话了…… 叫我小吴好了。以前同学们都这麽叫我，问我对美国有什麽感觉？告诉你，每次开车在四十五号公路上超过七十五英里的时候，我就希望突然有一辆大货车横著撞过来，把我的本田小货车撞个粉碎。这就是今天我对这个高度现代化社会的真实感觉。我过去从来不信仰什麽，一贯我行我素，而今天我信命，信那个与基督教所信仰的上帝不尽相同的上帝。我相信大多数从中国大陆来美国的人，都曾有过这种欲灭自我的潜在意识，只不过有人历时较长，有人只是一瞬间而已。 我是学近代物理的，但我至今搞不懂世界上为什麽会产生人类这麽一个会思维的高等动物？而时常骚扰人们正常生活的烦恼和忧愁，又是受到一个什麽样的电磁场的作用？ 十几年前我考进科大时，高考平均分数是九十六点八，一直到毕业，我都自认为或被认为是一个有前途的科学工作者。毕业分配到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以後，我像那些所有自认为智商很高、感觉中国太小的青年一样，把全部精力用在考托福和ＧＲＥ上。因为结婚等杂事的干扰，我的ＴＯＦＥＬ、ＧＲＥ两项成绩并不理想，於是在北京语言学院留学服务谘询中心一个家伙的参谋下，我莫名其妙地报了美国南部的一所我从来没听说过的大学。 离开了满头白发的父亲和泪水涟涟的妻子，我的心像飞机腾空而起一样充满幻想。然而当飞机一落地，我的这种感觉就跑了一大半。第一个对美国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钱。首先在旧金山机场被几个大陆老乡连哄带骗住进了唐人街上一间又破又脏的鸽子窝，三十美元一夜，从大陆带来的六十美元零花钱顿时少了一半。到德州後，我背著行李从灰狗长途车站走了七十多公里才找到梦寐以求的学校。在外国学生顾问的帮助下办完一切入学手续之後，我躺在三人一间的宿舍里时，才感到在国内真是太天真了。我们这些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大学生，根本无法想像到美国这种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大学生活。一切都要靠自己，不但没有公费医疗、生活助学金，而且那种条件和科大差不多的学生宿舍也要三百美元一个月。我第一个星期在给我老婆的信中说：我得到了自由，但同时也失去了其它很多东西，如自信、保障和信念，也许有一天也会失去你。 那一段时间，我悲观极了。你想，我在大陆工资只不过一百多块钱，又没有海外关系，好不容易东借西凑地弄到二千块美金，到学校後，学费、书本费、宿舍费交完後，我不但没有了一分钱，甚至还倒欠学校几百块钱。来美国之前，总听人说，在美国随便到哪家中餐馆刷刷盘子，也能挣一千块，可我所在的大学是孤零零地建在一个小镇上，我是他们第一个中国学生，别说没有一家中餐馆，镇上甚至都没有几家做生意的店铺。这里除了一个大兵营和这所大学外，方圆几十哩都是荒地。最近的城市也离我们有二百哩远。对於我这样一个没有基本交通工具，语言又不太通，人生地不熟的人来说，就像坐监狱一样地呆了下去。你问我为什麽不找人帮忙？一提起这个问题我就上火，我们班的同学有一半在美国，刚到德州时，我硬著头皮找了两个原来在学校彼此称兄道弟，吃喝不分的哥儿们，可电话那头一句惊喜之语後，全是搪塞之语，什麽忍一忍，熬一熬之类的屁话，不但一毛不拔，而且很快就再也找不到人了，生怕我沾上他们。连续碰了几次钉子之後，我才真正体会到世态炎凉这句话的含义。 开课後，我首先是跟不上，在国内虽然外语考分不低，但听老美讲课完全不是那麽回事，加上德州佬口音又重，和申葆青英语电视讲座的那个伦敦腔差之甚远，所以有时上课跟听天书一样。没办法，只好玩命看书以弥补不足。课听不懂总有办法去补习，最关键的是肚子问题。我第一学期交的宿舍费里包括伙食费，平常一闻Cheese味儿就恶心，而学校咖啡厅给包伙学生的饭顿顿几乎都是三明治或Cheese汉堡包。两个月下来，我胃病开始犯了，每天疼得我直哭。平常我最怕过周末，学校是一家教会办的野鸡大学，学生大都是德州中部那些老乡的子弟，他们因为考不上好学校，又想要College的文凭，所以都缴钱上这个专门敛钱的私立大学。平常这些人根本不好好读书，花著父母的钱混日子，一到周末便大卡车小吉普地浩浩荡荡杀回去，或是狗男兔女约好到休斯顿或达拉斯去鬼混。所以学校里常常只剩下我一个人和几个看门的。这些上了年纪的白人很欺生，也许由於他们参加过越战，对中国人有一种很深的敌意。有一个星期六早晨，我睡觉起来，刚一开门想去厕所，忽然一大包垃圾从头上掉了下来，弄得我浑身恶臭，立刻吐了起来，这时那个平时就对我一脸怒容的独臂看门人走过来，对我大吼道：瞧，我的胳膊就是这样让你们中国人在越南给炸掉的，到处都是中国造的地雷。说完他大笑。我很想狠狠地揍他一顿。但我已经没有任何力气，甚至回骂的力气都没有。你也许不相信，我到美国後的头两个周末，从星期五晚上到星期一早晨就不吃任何东西。不是我不想吃，而是没有吃的，因为学校咖啡厅这期间关门。我又没有钱到外面加油站或超级市场去买吃的，所以只好饿著。那滋味好难受啊，现在想起来都胆战心惊的。没有吃东西，我浑身无力，只好平躺著，很多个周末我都是昏睡著过去的，那时常常暗自流泪，觉得堂堂七尺男儿，竟落到这种地步，还有什麽活头儿？要不是老婆三天两头来信拼命地鼓励，我早回大陆了。她使劲儿地劝我要忍住，千万不能一激动跑回大陆，让别人看笑话。老实讲，在刚来美国的那段时间，她是我精神上的唯一支柱，但不久就变成了烦恼，这是後话了。 第二年的夏天，我病了，连续三、四天高烧不退，我强忍著去上课，告诫自己不能倒下，但周末一到，我完全崩溃了。没有人理我，我烧得满嘴胡话，在宿舍里躺了两天两夜，直到星期一早晨才被人拉起来，拾到一辆卡车的後车厢里，摇摇晃晃地走了好久，就像要被送到火葬场的感觉，我连挣扎的劲儿都没有，就晕过去了。直到醒来躺在一个有中国人的房间里，才知道整个事情的经过。原来那个曾经整过我的独臂德州佬发现我一直没出屋，又听到屋里鬼哭乱叫的，终於忍不住在星期一早晨叫著早到学校准备早餐的咖啡厅老板娘一起撞开了我的房门，看我病成这样，又不知打电话叫来救护车该谁付钱，左右为难一阵後，老板娘终於出了个好意，让德州佬开车把我送到一百七、八十英里外的一家最近的中国餐馆去，理由是都是中国人，也许会帮我。就这样，我被拉到一家叫湖南楼的中餐馆，德州佬把我抱到餐厅内，大吼著叫来餐馆老板，要求他收下我，给我找些药来吃。听老板讲，那个独臂老头很凶悍，好像要吃人似的把我推给了他。但我从内心还是很感激这个曾对我有成见的德州佬，要是没有他，也许我早没命了。 就这样，我离开了只呆了不到两个学期的学校，被别人，也许该说是被生活送进了中餐馆。那时我一米八多的大个子，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电线杆儿似的只有一百二十磅，真可怜！你知道餐馆老板说我醒来後就要吃的，说看我狼吞虎咽地吃下八碗餐馆头一天剩的酸辣汤泡乾饭时，就像饿了半年的野狗似的。咳，这些都是往事了，别提了。 你问我为什麽後来没回学校？要知道任何人有我那个经历之後，就再也不会想过那种一星期七天二十一顿只吃三明治的生活。那段时间，我每天至少吃三大盆饭，叫我做什麽都行，只要不让我回学校。那家中餐馆开在一家美军陆军基地里，人手很难找，见我不想离开也就自然乐意让我在那儿工作，一月五百块，管吃管住，从洗碗做Busboy起。第一个月发薪水时，我捧著五张一百元的钞票直哭，全都寄回给家里，让他们还债。当然，我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告诉他们我已经不再上学，我骗他们我是一边读书一边在一家公司上班。我父母都在社会科学院工作，是典型的中国知识份子。我老爸怕我读书分心去挣钱，还花了两千多块人民币邮资寄给我几十本砖头厚的他新编的<汉英成语辞典>，说让我卖给想学中文的老美，赚几个钱花。这堆东西至今还原封不动地放在我的床底下，天知道谁会买它们。 你问我怎麽会到休斯顿？说来纯属偶然。大前年夏天，和我在同一家餐馆打工的一个台湾人告诉我，休斯顿的中国人要在日本驻休斯顿领事馆前，举行抗议占领钓鱼台岛的大游行，他想去，问我想不想一块去。我去和老板说了，老板告诉我别瞎掺和，最终什麽用也不会发生。他是原来台湾著名的保钓运动活跃份子之一，现在对政治早已失去了兴趣。但我毕竟是中国人，对抗议小日本侵占钓鱼台觉得是一个中国人应尽的责任。就这样，我们开了一天的车来到了休斯顿，说实在的，我那次一是想顺便看看休斯顿市容，觉得应该开开眼界，二是那台湾人答应我在路上教我学开车，我当然希望有这个机会了。在休斯顿，我天天都在中国城附近的中餐馆吃饭，才知道我在乡下那个湖南楼挣的薪水真是太少了。我那时已是湖南楼的炒锅，而且经常兼做油锅，老板不在时，我几乎就是大厨。可他们只给我八百块一个月。在休斯顿像我这样的手艺，一月一千七、八百绝不成问题。一想到家里为我出国至今债都没还清，就鼓起勇气去试了几家中餐馆。也巧，正好现在我的这家老板认出我就是游行那天口号喊得最响的留学生，毫不犹豫地收下了我，用他的话说是一种责任。 说起责任，我觉得我很对不起我妻子，虽然她後来一直来信要求我帮她来美国，我也确实想了很多办法，但因为种种原因她来不了，於是开始在信中骂我欺骗她，说我一定找到了一个金发美国妞鬼混，把她甩了。我很理解在大陆已婚单身女子的苦处，也同情她这个电大毕业生对美国的理解程度。但有些事情不是凭我的本事能做到的。我爸爸後来给我来信，用十分小心的语句告诉我，我老婆已经和别人好上了。当时我确实伤了好一段心，心想我在这里受苦，她却另寻新欢。但冷静下来後，才觉得自己好自私，我到美国难道是为她吗？今天所有的一切也并非因为她，我有什麽理由不让她去寻找幸福，何况自己对她所应尽有的责任却一点也没尽到。 你问我现在？现在我和我老婆正在打离婚官司，双方都同意离婚，但她要二万美元的青春损失费。我不想评价这个要求，但我实在一时拿不出这二万美金来。我现在同一个上海来的女孩同居，她是来美国後被她丈夫抛弃的。也许是同命相怜吧，我们相处很好。我现在唯一感到有所内疚的是对那家湖南楼的老板，虽然他给我的工钱很少，但他赚的也并不多，何况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了我。我一声不吭地就这样走了，多少有点不仗义。咳，谁让我们生活在这个金钱世界里的呢？ 你问我对在餐馆打工的感觉？怎麽说呢？好像比原来在科学院研究所工作时的感觉还好一点儿。起码我不觉得我穷，起码不用看人眼色行事，高兴的时候我可以带我女朋友去拉斯维加斯赌上两天两夜。当然也有一种失落感，谁让今天这世界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界呢？科大生到美国做大厨，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的悲剧，你也许从来没听说过美国的博士到大陆去开餐馆吧？但美国的中餐馆中，有多少老板是Ph．D．(博士)毕业呢？数以千计。经济落後的国家本身就会产生一种文化现象上的悲剧，但愿这个现实很快成为历史。我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存一笔钱，三、五万块美金，然後找一个好学校继续我的学业。我的老板笑我痴心，说读到博士又有什麽用，说等我攒足三万块钱就不会去读书了。我觉得这一切听天由命吧，不管怎麽说，我起码现在还有中国知识份子所固有的那种"唯有读书高"的思想。过几年你再来休斯顿，没准我已经自己开餐馆了。今天这个世界，谁会知道明天是什麽样子呢？ (选自美国<<达拉斯新闻>>报1998年1月30日副刊) ※ ※ ※ 人生自白--------- 周末到中国城买菜购物，在收款台排队时，被前面的一位气质不凡的亮丽女性所吸引，说不出她有多漂亮，但她那种一般人少有的显然带有艺术家特质的妆扮和那张似曾相识的美丽面孔，吸引了周围大多数男女顾客的目光，包括我自己在内。在她付完款之後，突然回过头来，面对我欲躲不及的目光，她灿烂地一笑道：「我终于想起你是谁了！「 就在来自周围惊鄂的目光集束的聚焦下，我也忽然想起她是谁了---八十末代初红遍中国大陆的著名女歌星，中国歌剧院的首席花腔女高音。当年的一曲<<茉莉花>>曾让整整一代人陶醉过。我当年在为<<青年报>>撰写中国青年艺术家专访时，她是我的采访对象之一。十年过去了，没想到我们会在这里偶然相逢，兴奋之後。她十分西化地抱住我亲了一下，在众位乡亲更加惊鄂的目光下，拉著我走出超级市场，说他乡遇故知，一定要请我吃饭。在市中心夏默音乐会堂内附设的水晶自助餐馆里，面对一池缓缓而出的喷泉和烧制考究的美食，在一首轻柔和缓同时又令人心醉的小提琴协奏曲中，我静静地听著她的述说…… 你今晚一定要看我们的歌剧演出，是<<杜兰朵(TURANDOT)>>。这是一部非常宏伟的歌剧，而且也是如今在美国上演的唯一经久不衰的有关中国古代爱情故事的大型歌剧。杜兰朵？你没听过？真是个土老冒！土的都掉渣！亏你还是文人，学贯古今，连这样伟大的歌剧都不知道。怪不得老美看不起中国人，连你这种读书人都不去欣赏阳春白雪的东西，别人就更甭提了。前几天我们剧院考虑到<杜兰朵>是有关古代中国的故事，而本地华人有数万人之众，就策划专为本地的亚裔专演一场。没想到来看的中国人屈指可数，百分之九十八都是老美，真让我这个团里唯一的中国演员感到丢脸。你们这儿的中国人层次也实在太低了。别瞪眼睛，我说得都是实话，歌剧在欧美自古就是给有文化教养的人看的，也是美国艺术界公认的雅剧，老美把不懂歌剧的人，不管你有钱没钱，都归类为下里巴人，永远进不了上流社会。连比尔盖兹发财後都请人恶补歌剧之功课。前年我们在西雅图公演<查理大帝>时，他每场必到，还捐款好几百万。在美国，歌剧是纯艺术，同时也是靠众人捐款而细心照顾的阳春白雪。不信你可以查问美国前五百大公司，哪家不是当地歌剧院最大的赞助者。如果你能找到一家不在赞助名单上，我把脑袋割下来。 历史上其实没有杜兰朵公主这个人，但这个歌剧却是全世界著名的经典之作，她是由意大利最伟大的作曲家普契尼在本世纪初创作的。她用最古老的爱情故事展现了唐朝末年的北京皇家风情，杜兰朵公主在中秋佳节借猜灯迷之活动举行招亲，凡答对三个问题者即可与公主成亲，而答错者则斩首。在好多勇敢的求婚者被斩头之後，来自北方的卡拉富王子敲响了应征的大锣。在这一幕刚刚拉开时，黑压压的舞台全是扮演老百姓的合声演员，总共有五、六十人，伴随著卡拉富王子的大段高唱，如行云流水，汹涌澎湃。第二幕是我最欣赏的一幕，整个布景完全是中国化的，制作费用高达一百万美金，当近七十位演员相继走进龙首高耸、明月高悬的舞台时，一声「吾王万岁「的合唱，简直到了登峰造极的艺术境界，每到那一刻，我都会热泪盈眶。在杜兰朵公主伴随著典型的中国音乐出场，连续用高八度花腔喷出的大段唱腔和卡拉富用尽乎帕瓦罗蒂的3c高音对唱时，是整剧的高潮。在卡拉富王子答对了三道难题而杜兰朵又反悔後，编导用极富中国人特点的个性，安排卡拉富要求杜兰朵猜一下他的真名大姓。第三幕是国王勒令全北京城的老百姓不准睡觉，彻查卡拉富王子的身份。这时唯一认识王子的女仆柳波被烤打逼问时，唱出对王子暗恋的真情，这个著名的唱段就是在中国文艺界所熟悉的咏叹调「爱情永固「。全剧的第二个高潮就是柳波为保护心爱的卡拉富王子而自刎的场景。最後杜兰朵公主为柳波的侠义和卡拉富王子不屈的爱情所感动，唱出「他的名字是爱「这不朽的唱段，结束全剧。 相信我，崇高的艺术是不分国别的，当你身临每一位听众都衣冠楚楚的音乐大厅时，在优美动人的旋律中，你会忘记一切的烦心琐事，精神境界将会升华到一种凡人无法体会的临界点，那种高尚的感觉和享受不是可以用语言所描述的。我之所以放弃在中国已有的声名而跑到国外来受苦受罪，就是因为有这种对艺术追求的原动力所支撑。我很小就开始了艺术生涯，十一岁不到就穿上军装进了北京军区文工团，跳了六年舞蹈之後，突然有一天自己发现变声後的我嗓音很好，大概是太畏惧舞蹈的练功吧，我执意报考了中国歌剧院的大专班。我当时离开北京军区的时候，大家都说我疯了，十七岁已是大尉军衔的我，在很多人眼里，放著阳关大道不走，却去学当时最没市场的歌剧，一定是神经有毛病。 当两年後我成为<<茶花女>>的女主角，并在法国里昂歌剧节获奖时，我的父母才开始谅解我。随著大陆与国外歌剧界的交流增多，我发现自己的意大利语发音好差，回过头来看一些过去自己的演出录像带，听著那怪声怪气的发音，我恨不得把电视机砸了。虽然那时我在国内因为首创用花腔女高音唱流行歌曲已很红，但那不是我的追求，我所要的是真正的艺术---歌剧。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北京认识了来访的美国印地安那州大学的歌剧系主任，他说到意大利学歌剧不如到美国，因为最有才华的意大利歌剧导演和教授都在美国导剧和教书，理由很简单，歌剧艺术是用钱堆起来的，而美国是最有钱的地方，连帕瓦罗蒂都定居在纽约。他看了我的一场演出後就走了，二个月後我就收到他们学校的录取通知。当我决意要出国留学时，从歌剧院的同事到文化部的领导都劝我不要冲动，说多少名演员出国後就消声灭迹了，连 ※ ※ ※这样的世界级歌剧明星都在纽约开小面包店为生，何况你在外面举目无亲，英语程度只到打招乎的水平，意大利语只会唱不会说，怎样活？我这个人是一个旋的脑袋---特固执。在所有亲朋好友的一致反对声中，我毅然辞职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办好去美国的有关手续。 直到进了学校，我才发现我的英文差得连维持生存都有问题----学校因为我语言太差临时取消了我的奖学金，而推鉴我来印地安那州大学的那个系主任偏偏又在这个时候被学校解聘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我几乎精神崩溃。我窝在临时借住的一间公寓中哭了整整两天，然後就是两眼盯著窗户发呆，直到眼泪流干为止。我面前是两种选择，一是取道回国，让所有准备看我笑话的人笑掉大牙；二是丢掉自我，一切从零开始。我当然告诉自己必须选择後者，但谈何容易？我在中国大小也是个名人，青年艺术家，全国青联常委，中国歌剧院的台柱子。一下子混到这种地步，叫我怎样活下去。同校的大陆学生劝我找家中国餐馆打工，先修语言班，但我从小在部队的文工团长大，连厨房都没进过，别说去给别人端盘子了，这种人生的失落感几乎让我自杀，直到现在我想起来都後怕。但人总是要活的，何况我带来的美金很快就用光了。第一次去找工就被一个来自台湾的老板数落了一通，说：“大陆来的一个个都好高鹜远，说话不著边际，做事懒懒洋洋，兜里没钱，家里没房没地，还一个个死要面子。听说你还是个歌星，唱歌剧的？到这里还不是低三下气地找老子讨饭吃！告诉你，在美国挣钱是最现实的，别再做唱歌剧的美梦了，断了这个念头儿，在我这儿好好干，我保你两年後小费加工资超过二万块。歌剧？一、二百块钱一张票，就为听洋人扯著脖子那几嗓子乱吼乱叫，真糟塌了这些钱了。老子一辈子都没正眼看过歌剧，不照样开了这家四川饭馆吗！” 我本来是有准备挨老板骂的，但他对歌剧的污辱让我火冒三丈，当著他几个伙记的面大声回驳他说：“你他妈懂什麽？一个从芝麻小岛上跳船过来的，整个一个岛国文化的牺牲品。你读过几本书？听过几场歌剧，你们那儿养得起歌剧院吗？你也配谈艺术！"气是出了，但还是得找饭吃找工打。找到的第二个中餐馆老板比第一个说的话还难听，我却忍下来了。在生存第一，艺术第X的现实社会，我为过语言关整整打了三年的饭馆工。现在国内有许多小说和电视剧描写留学生在中餐馆打工的故事，但没有一个象我所经历过的那样苦。我刚开始干的时候，老板连一分钱工资都不给，说是拿小费是这行的规据。等到分小费时，他却要我分给倒水扫地的他老爹和在里面当炒锅的小舅子。由于我即没有打工的身份又没有朋友，他整个把我当成机器，择菜剥虾，洗碗扫厕所，无所不干。每天早晨十点一上班就开始忙乎，直到晚上十一点，基本上就没有休息的时候。那家餐厅位于大学城中，来吃饭的百分之九十都是穷学生，而这百分之九十中的百分之八十又一定打铁(不给小费)。遇到客人好的时候能挣个八、九百元一个月，最惨的时候只有三百块钱。对于繁重的体力活我思想上还多少有所准备，但对于从BUSBOY到油锅、大厨、老板公开地吃豆腐和调戏实在令我精神上倍受污辱。有一次老板塞给我一百块钱，要求跟我干一下，因为老板娘回台湾过春节去了。我气得把那一百块钱撕得粉碎，当著众多客人的面骂道：“干，干你娘去吧！你也不闻闻你那根东西，除了腥臭味还有什麽？等什麽时候你老婆给你舔出点文化味来，再来找你老娘来干。” 骂归骂，我却不能辞职，而他也不愿失去我这个廉价劳动力。我每天除了痛苦地在这种环境中地打工，而且还要面临著为保持学生身份必须注册上学，每天的时间好象永远也不够用似的。我干得最苦的时候是每天天不亮就爬起来做昨天的作业，八点钟赶到学校上课，十一点钟从课堂上偷溜出来往餐馆赶。有时为了多挣点钱，半夜从餐馆出来再去送报纸，回到家常常是两三点钟了，睡两个多小时又该起来做作业了。前一阵子<<世界日报>>的一个记者采访我，问我来美国印象最深的是什麽？我告诉他是给人当牛做马兼做婊子。也是为了语言，我违心地与一个我并不喜欢的意裔老美同居了二年多，我相信大多数女留学生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只是她们不敢说出来而已。当印第安那大学再次发给我研究生入学通知书时，我随手把它扔进了垃圾桶里。这时的我已经考进了芝加哥歌剧团。第一次参加<蝴蝶夫人>的演出时，我躲在化妆间紧张的两眼冒金星。三年了，我没有演过一场歌剧，舞台对我已十分陌生。记得当我参加考试时，我的第一段曲<茶花女>的选段就让在坐的所有考官点头惊叹。这时的我已经可以用纯正的意大利语发音了，虽然我从没爱过那个无所事事的男人，但他那道地的罗马发音确实使我受益良多。 这三年多失去自我的打工生涯，使我成熟了许多，改变了许多原有的对人生的看法。我无论从内心或是外观都改变了许多，但对歌剧艺术的追求不但没有抿灭，而是愈熬愈深。为了观摹美国歌剧演员的演出技巧，我不错过当地的每一场歌剧。还开著我那辆五百块钱买来的破车，七上纽约，五下休斯顿去看一些经典歌剧的演出。因为没钱买票，我常常在开场时躲在门口或大厅处偷听，然後在第一场休息时混进场，找个空位坐下。有时则和检票的老黑套词，趁机溜进去。当然有时也需要付出些代价，这一点女人有先天的优越性。总之，只要能让我看歌剧，叫我干什麽都行。为了保持练声和运气的技巧，我每天都要吊嗓子，大多数时间是早晨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喊，但有时打工太忙只好在房间里吊嗓子，有好几次都被邻居打电话报警，有一次因为在练长拉音，没有听到敲门声，被警察破门而入，吓得以後每次看到警察都紧张。 在芝加哥歌剧团的三年中，由于有了稳定的收入和到处演出的环境，我的演技有了很大的发展。美国的歌剧团完全靠财团活著，演员的工资分好几档，一男一女的主要演员最高，但大都是外请的，本团的演员要想爬到主演的位置上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主演月薪高的可达七、八千，非常好的名星一场下来就可以拿三、四千。但基本演员每月则只有一千五左右，而且只在演出季节的五个月内发工资。所以很多人都有第二份甚至第三份工作才能养家糊口。但他们也有好的一面，就是你如果愿意进修学习，歌剧团可为你付学费。这大概就是为什麽美国的歌剧水平总保持在世界一流水准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我利用这个条件，在伊立诺州立大学修读了一个音乐艺术硕士学位，即圆了我的留学梦也充实了我的艺术函养。但我实在不甘心永远作一个基本团员的配角地位，我来美国是要在美国歌剧界出人头地，要演主角。为此我参加过全美甚至欧洲许多歌剧团的考试，但大都因为我是黄种人没有一长白脸大鼻子而落选。当我得知这里的歌剧团要上演<杜兰朵>，需要的主角A、B两套人选中必须有一人是东方人时，我知道这是我千载难逢的机会，我绝不能错过这次上帝给我的机会。为了准备一次考试过关，我又一次背水一战，辞了芝加哥歌剧团的工作，用全部的积蓄，远赴意大利罗马的国家歌剧院恶补。其间还给应邀赴意大利执导<杜兰朵>的大陆著名电影导演张艺谋做了两个星期的助理兼翻译。虽然张艺谋完全中国京剧化的<杜兰朵>最终未被欧洲歌剧界所接受，但我却学到了许多意大利歌剧真正地道的风格和唱腔。<杜兰朵>自一九二六年首演以来，在国际歌剧界经久不衰，其经典地位不容质疑，同时她也是最中国化的一部历史歌剧。你们这里素以文化沙漠著称，难得歌剧团肯花大钱，上这场演职员近二百人的大型歌剧。 这消息立刻在全美乃至全世界的歌剧界造成轰动。几乎每一个主、次要角色都有数十人竞争，而且来者不善，大都来自一流的歌剧团，有英国的，意大利的，俄国的，日本的、加拿大的，美国的和中国的。大有拼个你死我活之势。我志在必得杜兰朵一角，但我却又是所有竞争者中唯一没有在美国大歌剧团中担任过主角的丑小鸭，其难度就更大了。我知道我没有退路，只有永往直前。想知道结果吗？那你今晚在大幕拉开时就知道了。 你知道吗，我一直有一个梦想，我很想在我有生之年去实现她∶我想把<杜兰朵>这场伟大的歌剧搬到她本来该上演的地方去公演，哪？故宫！我想把第一幕安排在天安门城楼下，第二幕放在午门前的皇家广场，第三幕在故宫御花园内，当明月升空时，让整个北京城的上空响彻著「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的优美的旋律………。那将是一场多麽壮观的伟大杰作，那万人齐唱的歌声必将震醒沉睡多年的普契尼，同时也会震惊整个世界。 你说，我这梦能实现吗？ (选自美国<<达拉斯新闻>>报1998年2月20日副刊) ※ ※ ※ 人生自白--------- 那天，我一走进希尔顿旅馆的大厅，就听到一口纯正的伦敦腔在侃侃而谈，在「中国旅美学者基督徒协会」筹备会的报到台前，只见一个高个子青年人正在对几个来自全美各地的同学讲他对上帝的认识和感想。忽然有人小声说：「王韧，你们北京老乡来了。」他停住漂亮的英语，和所有人一起转过头来看我，我这才发现他是个盲人。在第二天晚祷後，我和他靠在他房间的床头上长谈，两个几乎听不懂中文的美国兄弟也坐在地毯上静静地听著他用中文述说，仿佛上帝在给他们翻译著一切。 我的「人之初」的故事，已经讲过不知多少遍了。一九六三年初春，我的降生给父母带来了无穷的欢乐，但七个月後，我一下子就成了他们不幸的根源。同仁医院的大夫无情地证实了我患了视网膜母细胞瘤，必须摘除眼球，否则将危及生命。我活了下来，但从此再也看不到这个世界了。 所以，你可以想象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一种什麽样的环境中渡过来的。没有人会想到我有一天会成为美国波士顿伯金斯盲人学校的学生，连我自己做梦也没想到我会来到海伦．凯勒的母校读书。感谢主的恩赐，我一九八六年八月成为中国第一个盲人留学生来到了这块自由富裕的土地。 第一年我是在全额奖学金的条件下，开始熟悉美国这个陌生的环境的，我读的是特殊教育师资培训班。困难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但比起後来所遇到的一切，那一年算是太幸运了。因为一年後，伯金斯盲人学校已不能再给我奖学金，而我则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回国，二是留在美国继续读书，成为第一个拿到美国最高学位的中国盲人。 我为此祈祷了上帝，由于上帝的指引，我选择了面临巨大困难的後者。在美国，读大学需要高中文凭，而我什麽文凭也没有。哈德利国际盲人函授学校知道我的困难後，开始指导我速修高中课程。仅八个月时间，我拼了命地修完了美国三年制高中的全部学分，通过了哈德利学校的电话和卷面考试，终于获得了美国高中毕业证书。但以後的路就更艰难了，因为象我这样的人，在美国读大学本科很难得到奖学金，又要和普通人接受同样程度和速度的课。最关键的是，在这个金钱社会中，我没有一分钱的经济来源。其他外国学生可以找许多方法解决，而对我则太困难了。这时，上帝再一次派史密斯．凯文来帮助我了。她是一个坚强的女人，眼睛和我一样看不见，却会许多种语言，甚至可以用中文与我流利地交谈。她看到我的困难後，立即打电话叫我到匹兹堡来，住在她家里，并帮我找到一家盲文出版社的临时校对，挣了几千元钱，成为第一笔属于我自己的美金。 你问我怎麽一个人搬到匹兹堡来？我是主的信徒，教会的兄弟姐妹们常常关照我。我从波士顿来的时候，兄弟们送我到机场，安排我上飞机，并打电话通知匹兹堡的华人教会，所以我一下飞机就有人接，就象这次来达拉斯一样，然後轮流在各家借住。但这终归不是长久办法。刚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一切都不方便，幸好一个牧师的太太帮我在市政府申请到一套免费住房，蒙主的恩典，每月还给我70元水电补助费。虽然这套房子在黑人区，但离我要上的社区大学很近，走路就可以去。这时我将挣的钱全部交了学费，平常的吃用全靠教会里的兄弟姐妹们轮流送来，而且每周做主日礼拜时，也都是由他们开车来接。我在课堂时全靠死记後用录音机回家反复听，我有一台盲人阅读器，书报放上去就可以发出声音。但困难还是很大的，我认为这是上帝给我的安排，是对我的磨炼，所以我毫无怨言地去攻克一个个困难。 我的专业是商业信息处理，必须学会使用计算机，所以我用两年时间修完了全部计算机专业的课程，并可以用计算机做期货生意。当然读荧光屏要借助专用的阅读设备。其实，说真话，很多人见到我都说：哎呀，你好不容易，能来美国，又可以读大学。许多正常人的留学生都有心态不平衡，打工、读书困难一大堆。而我却没有这种感觉，我认为我今天的一切都是主给我安排好了的。甚至当我一无所有时，我也没有过一丝惊慌，因为我坚信上帝一定在看著我，一定会在我最需要的时候来帮助我。其实，我也在边读书边打工，在第二学期後，我开始到处找工作，因为我已经没钱全日读书了，而且还欠著一些钱。我所在的青年团契的兄弟们帮我祈祷上帝赐福我，他们还捐了三百块钱给我，但真正的生活问题并没有马上解决。但我仍然坚信上帝会帮助我。 果然，我住处不远的一家麦当劳的黑人经理在暑假众多的学生应征者中，答应了我的打工申请。他对我很好，收下我洗早、中餐的器具，并做一些沙拉，甚至还帮他们修电器。于是我大概成为美国第一个在麦当劳打工的盲人。当地记者访问我的时候，我告诉他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如果没有第一年在伯金斯盲人学校的食物专业课的训练，我今天可能连热狗都不知道怎麽做。因为我在大陆是什麽也不做的，最多是炸个鸡蛋。如果没有神的安排怎麽会有这些准备呢？就这样，我在麦当劳做了十八个月，自己解决了学费和生活费，并从此陆续找到了一些象编程序、替歌剧院推销歌剧票和替电话公司拉客户等适合我做的工作。我所在的阿丽哥纳社区大学在学习上也给了我很大帮助。 你问我有没有语言和背景的困惑？感谢主，我在大陆时是靠听BBC和美国之音学的英语，是从世界上最好的老师那儿学的，所以几乎没有什麽语言困难。我的朋友大部份都是美国人，他们都说我是伦敦口音。在教堂和查经班里也都用英文，所以我非常幸运地没有这个对大陆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至于背景问题，我常常对美国人谈，能在大陆那种环境中活过来的人，还有什麽环境不能适合呢？更不用说美国了。 我家里人给我起的小名叫光光，幻想著我有一天会重见光明。但我今天却感到我已经见到了光明。因为心里永远有感知到上帝的灵感，全能的主无时无刻地关怀著我走向光明的明天。今年夏天大陆发生水灾的时候，我曾几天几夜为灾民们祈祷，求神保佑他们。但我对水灾的发生也有自己的看法，我想这是神对人们破坏自然生态的惩罚，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安排，不能用人的意志改变。在美国的教会中，我很少看到来自中国大陆的同学，在匹兹堡交响乐团打工时，一个教友对我说，中国有那麽悠久的历史，曾有过举世公认的灿烂文化和文明，但就是因为不承认上帝的存在、不信主，才会有那麽多的动乱和灾难，人民才有这麽贫穷和愚昧。这实在是一件不幸的事情，我虽有不同的看法，但又无法反驳。因为在国内时，我在盲人学校读书，有些同学非常自卑，认为没有眼睛就得靠别人的施舍生活，他们怕明眼人嫌弃自己，讨厌自己，他们谨小慎微，不敢说、不敢动，总象做错事似的。他们不相信自己还能有什麽作为，心甘情愿地忍受命运的摆布，认为自己是真的残了。其实上帝是非常公平的。他把我的眼睛收去了，但却给了我灵敏的听觉和触觉。我觉得盲人和健全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平等的。我觉得从中国出来的大陆学生，不应该没有信仰，糊里糊涂地在美国「混」。当然，我也时时祈祷上帝保佑他们，为他们苦难的心祝福。 你问我将来怎麽想？这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当然，我相信上帝会为我的未来安排好一切。如果你问我自己有什麽设想，我希望能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能独立地生存下来，能挣很多钱，当一切都实现後，我将侍奉主，将奉主的旨意带回到那块生我养我的土地上去，去传播福音，做主的仆人。这个世界是上帝主宰的，每个人都是按主的安排去生活和发展的，所以我在这里祈祷：愿上帝保佑我们。 (选自美国<<达拉斯新闻>>报1997年1月24日副刊) ※ ※ ※ 人生自白---------人生自白----- 当天色黑下来时，纽约下城VILLAGE一带异常热闹。这里是年轻人最集中的地方，也是纽约最有情调的地方。虽然经济不景气，但是学生、艺术家还有那些HAPPY们，为这里带来了繁荣景象。马路两旁穿梭过往着人群，商店、餐馆生意兴隆，路旁的小酒巴，不时传出情绪激昂的尖叫声、调笑声。我按门牌号找到她的家，旧式的老公寓，楼梯很窄，房租据说还不便宜。我这次来是想了解一个台湾著名现代画家的状况，台北的<<典藏>>杂志想独家采访他，但似乎很难与他联络上，于是我只好找到他的女朋友…… 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到底在哪儿？或是在哪个女人的被窝里？我究竟算不算他的女朋友，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们认识纯属偶然，四年前，我出国时，一位朋友托我带出几幅画，要我帮他卖掉。可是他哪里知道，在纽约有多少来自台湾、大陆、中国的画家，因为推销不出去自己的画而另谋出路。两年中，一幅画也没卖掉，它们倒是跟着我搬了七次家。两年后，在纽约混事的一位同学告诉我，他的朋友想收集一批画，于是，我找到他的家。 当他打开门时，我们都认出了对方，大家以前在台北的画廊经常见面，并约会过，上过几此床？我记不清了，在台北，前卫画家在性生活上更前卫，男女都一样。他比从前稳重、深沉了，但也显得落寞和惆怅。粗衣布裤，不修边幅，倒比过去顺眼。我把幻灯片交给他，他说想收集一些画，卖回台湾去，因为从去年开始，在台湾，现代画炒得很厉害，不少人发了财。看了幻灯片后，他对其中的两张还感兴趣，但当时他对我本人似乎更感性趣……。 走出公寓，我使劲吸了口气，他那狭小的空间让我感到胸闷。我没想到他的变化这么大，仅仅几年的时间，所有的风流、轻浮、傲慢都已远无踪、去无影了…… 第一次见到他，是我在文化大学读大四的时候，在我当时临时工作的位于忠孝东路四段的八大画廊。女老板是位典型的女强人，而他的丈夫，倒是跟着妻子干革命并承担起所有家务的“妻管严”。我曾经在他们家里借住过一个月(我家在花莲)，后来又在他们的画廊工作。当时，他们请了几位年青的画家，用绒毛制作和临摹名画。这种画廊在全台湾只有三个，两个在北市，据说竞争很激烈。有一天，老板夫妇说他们要出去一下，如果有位叫碧云的女人来，让她在这里等着，并一再叮嘱我，设法留她到下午三点，然后让她走。我在人家住久了，从来不多问别人的事，所以一口答应下来。尽管我凭直觉感到这其中必有奥妙。 午饭后，那个叫碧云来了，身后跟着他，当时，他的名字叫尼克。碧云将近四十岁。干瘦、精明的样子，像许多台南女人一样，长得不好看，嗓音很哑，有点像男人。在她身后的他年青、潇洒，穿一件长长的黑色风衣，更显得高大挺拔。他说一口纯正而流利的台湾话，使我分不清他是外省人和本省人。我带他们到办公室去，说老板夫妇要晚一点回来。他们望着办公室发愣，这是老板为他太太特意设计的，豪华、古典。黑亮的地板上还铺着一整张金钱豹皮。尼克突然用国语说了句：“漂亮！”这时，我才知道他是外省人。我向他们介绍这个画廊，介绍在画廊工作的几位画家，带他们走了五个工作间及材料库，最后回到办公室。显然，那个叫碧云有些不高兴，说：“我们说好要一点半钟来的”。我一再地道歉，说老板夫妇一定是出去遇到塞车或什么事情脱不开身了，否则会打电话回来的。我故意和尼克交谈起来，但是他不愿意多谈，我注意到他的国语多少有点北方口音，这让我很吃惊，开始我以为他来自高雄或台南。因为台北的男士的头发大多杂乱无章，而我从小就有一种想修理别人脑袋的欲望，所以特别留心。他的头发是经过认真修整的。我问他是外省人，他点点头，说老家是东北。我仔细打量他一眼，想从他身上找出外省人的影子，却让我失望。他身着欧洲名牌CALVINKLEIN毛衣及长裤，身上散发出具有原野气息的高级香水味，这些与画家身份实在不相称。大约到了三点钟，我开始“打发”他们了，先是说对不起，然后又说是否可以改变个时间等等，当时，她非常生气的样子，当然我也很难受，没话找话，还要强做镇定地微笑，真是憋气！最后，他们走了。 他们走后，我大叫着跑回画廊，总算放松下来了。一下子坐到老板的高背椅上，那种感觉挺舒服！画家们七嘴八舌地在大厅议论着：“瞧他那副德行，象个巴儿狗。”“巴儿狗也不错，既不愁吃又不愁喝。你想当巴儿狗还当不成呢。”“我要当狗也要找个漂亮点的女人去当，决不跟这样的丑婆出街丢人。”我出去问他们：“你们认识他？”一位画家拉长腔道：“当然了，谁不知道这没骨气的杂种，他的故事可以写小说，精彩着呢！” “喂，你们在讲什么？”我始终没听明白。“讲他和那个老女人呀，……”我明白了，尼克是那女人的情人，或者可以说是个受宠的随身仆人。 那次见面之后，他打过几次电话到画廊，问我能否说服我的两位朋友到碧云的画廊去工作，而且我也可以去，她可以付给更高的工资。大概我当时很孤独，也许是刚出校门还太嫩，或许因为他当时在画坛已小有名气，禁不住他频频地约会，我被他给泡上了，而且居然相信他说他跟那女人没关系的话．当然，我也没有告诉那两个画家关于转画廊的事，因为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是他们介绍来的，怎么可以再介绍他们走。而且，我相信我老板会比那个丑女人更好地对待这两位画家。但始终我也不知道那天他们去画廊以及老板夫妇避开到底是为什么。 后来他突然失踪了，我虽然很气，但由于我和他仅仅是两厢情愿的性关系，加上又很快有了新的男朋友，也就把他淡忘了…… 那次在纽约重逢后，由于卖画的事情，我们又见过几次面。在这期间，我也听他断断续续述说了他在美国的生活情景： 他是通过女友的帮助才来到美国，到纽约第二天他就去打工了。在开始的第一学期，他白天去街头画像，晚上读书，课余还到酒吧调酒。为了替自己和女友攒够学费，放假时，又玩命干了三个多月。开学前，女友拿着钱跑了，没留下一个字。他身心受到强烈打击，书也不读了。不久，他原在台北画画的那个画廊老板也来到纽约，就是那个叫碧云的老女人．这个画廊老板虽说婚姻并不幸福，但是在事业上颇有建树，还有统一集团做后台大老板，她更是雄心勃勃。可是没有人理解她为什么会喜欢上他，甚至为了他而追到纽约。 总之，所有的一切都出乎他自己和其他人的意料。很快，碧云让他搬进自己在六十三街的公寓，成了她生活中的一部分。也许是过去的生活太苦了，当他搬进碧云的豪华公寓时，他就决心不再搬出去。为了成为这里的主人，他绞尽脑汁地逗她开心。他发现她很孤独，几乎没有什么朋友，每天除了工作就是抽烟、喝酒。所以，他寸步不离地陪着她、小心翼翼地照顾她。他的朋友圈中都传说他是在林森北路的牛郎店认识碧云的，并且自愿卖身给这个老女人，一个月五千元工资。反正，各种各样难听的传闻最后都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他感到很难受，觉得大家非常瞧不起他。 一个人太自卑往往会导致过分自傲，尤其当他周围的人都离去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转变的。他为了能留住几个朋友，把碧云给他的钱大方地用于请客吃饭，可是人们吃了他的，还继续骂他，这使他伤心不已。从此，他断绝了同所有中国人的来往，包括他最好的朋友．他甚至不再讲中文了。无论从生活方式还是穿着打扮，他完全变了样，变得让人感觉他不是中国人，也许这正是他的目的。他的画也越来越先锋，抽象得连他都无法解释．通过碧云在台北的人脉，他的画在台湾十分畅销．但是，他还是没有成为公寓的主人，而这才是他真正的梦想。 经过几番折腾和他的转手交易，我终于把画卖掉。我们在一个清静的餐馆吃了次晚餐。几次交往，使他变得有些开朗。他告诉我他最近回学校读书了，课余，他在几家古董店临摹油画，收入不错。我们谈起画廊的主人，自然免不了会扯到她。我试探性地问他：“你有听过‘性革命一次成功’这句话吗？”，他不解地看着我，我犹豫一下后，壮着胆说下去：“是一句话，留学生用来形容一种婚姻的结局。……你曾经有过的梦想。”他半知半解地想想，说：“没关系，你说出来好了。”我说：“就是指通过性关系而同时得到身份、金钱和家庭。因为没有爱情，所以称为‘性革命’。这不是你过去向往的吗？”我真担心伤到他，赶紧又了句：“对不起。”没想到，他大笑起来，说道：“难怪你嫁不出去，是因为你的嘴太刻薄，吓跑了男朋友，果真如此。”我知道他要以攻为守了，笑着说：“是这样吗？假如……假如不是他们太软弱，也跟我一样刻薄，怎么会吓跑呢？”他思索一会儿，感慨地说：“是呵，有的男人很软弱，却偏要表现出坚强，自卑却偏要假装成高傲。没有更好的方式使自己的形象显得高大时，就只好逃掉。其实，没有顾虑、没有伪装地生活是多么幸福。” 他谈起了和碧云在一起的日子： “……性革命一次成功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这一点，很多人都不清楚。有时，太过追求梦想，反而使自己变得很STUPID。我和碧云在一起，我一心只想结婚，而这个要求，我是无法说出来的，因为，我连她是不是喜欢我都不知道，她从未说过。我感觉出她根本不是为了要婚姻才和我在一起，而是要一个人在她的身边。她了解我为了什么跟她在一起，而我却不了解她，这很可怕。所以，我永远都是被动的，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 我打断他的话：“她给了你那么多，难道这不是喜欢？” “假如说，养着我就是喜欢，那未免有点太简单，也许，她喜欢用供养男人来安慰自己，或者满足自己的某种心态。我也确实难以了解到她的用意。我是很感激她所给予我的，但是，她太约束我，我所有的衣食住行，都是她一手管理，甚至连内衣内裤，也要她指定牌子才行。在这方面，她从不吝啬。因为她有个怪癖，她喜欢看男人穿得抢眼，如果我穿的不是她喜欢的风格，再贵的衣服，她都会丢进垃圾桶。只要是我用的，她都会给的，可是我不舒服，因为我要迎合她。她是不会为了我而迁就自己、改变自己的，而我必须要这么做。她凭感觉需要我，而我因目的才需要她。” 我想起那次在台北八大画廊的事，在那不久，我辞去了画廊的工作。由于功课和工作繁忙，和老板一家的来往也减少了。他告诉我碧云原来在那家画廊中有一半股份，后来全部撤走，自己开业，并且雇用心细手巧、基本功扎实的画家和八大画廊竞争。我老板听说碧云有一个很大的订单，单缺人手，因此决定与碧云的画廊合作一笔生意，是将仿名画挂毯出口日本。这笔生意很大，双方相当感兴趣。那天定好下午在画廊见面商定签约之事，可是老板夫妇躲开了。当晚，我老板告诉碧云说不准备合作了。她才发觉不妙，马上打电话给日本方面，那边说，下午已经与八大画廊签了约。碧云深感自己上了当，愤怒不已，才让他打电话给我，想挖我老板的墙脚，把两个将才搬走。并让他把我给搞到手，以便了解八大画廊的生意情况，伺机报复……。 餐馆的灯比较暗，更显得他的脸苍白。我听完他的坦白，不禁一脸苦笑．我捡了甜点上的一颗樱桃丢进酒杯，轻轻晃着，樱桃在杯中上下翻动。为了不再提我与他的事，我寻找着问题，继续问他：“为什么后来离开碧云呢？” 这个问题可能太敏感，他想了许久才回答我：“长期伪装自己，精神承受不了。对我来说‘性革命’不会成功，而我也付出了代价。当一个人从幻想中解脱出来，就不想再继续浪费时光了。所以，我要走。她说我可以住在她另外的公寓里，如果我愿意。我谢绝了，我要重新起步，怎么可能还带着沉重的包袱？”他很激动，半天无语，一口气喝光了一杯冰水。“我们从小接受国民党的教育，学会了‘为了光复大陆而当兵’；‘为了党国而歌唱’。无论什么事情都要有个原因，有个为什么。假如找不到原因，不是神经病就是共匪。到了自由国度，这种观念还是去除不掉。总是太多的目的和为什么，太少的自我意识和感觉。结果处处碰壁，毁了自己。” 他的话使我想起十几年前的事，有一次，我不高兴，把家里的一只波斯猫从二楼阳台扔到了楼下，被邻居看到，并告诉了我母亲。那只猫是她的心肝宝贝，母亲自然不会放过我，她一手抱着猫，一手掐着腰，质问我：“……你竟然欺负不会讲话的猫，到底为什么让你不高兴？”我流着泪，跺着脚，声嘶力竭地喊道：“我怎么知道，我要知道为什么不就好了吗？”“啪”——母亲一巴掌打在我脸上，“神经病！”。不过，从此母亲知道她有这么个“神经病”的女儿，也就不再多问“为什么”了。我感到很幸运：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尤其是在美国，我更多的是用“不知道为什么”来解释生活中的悲、愁、欢、乐，而没有像他那样清楚“为什么”。 “后来，你有去看她吗？”我很同情那个为了他而留在美国的老女人。“去过两次，她变得很神经质。在我离开不久，纽约的画廊生意竞争更激烈了，而她是个好强的人，她不肯认输，但是她无法使自己平静下来，心情越急躁，她就越控制不了局面。最后，原本挺不住的一些小画廊，靠着沉稳的经营步骤和精细制作，赢得了一宗宗大笔生意，并且挖走了她那里唯一的中国画家。那个人是碧云画廊的顶梁柱，他的离去，对她的画廊来说是致命的一击。终于，这个投资几百万，才开张三年的画廊倒闭了。我最后一次见她，是在她搬回台湾之前，我把她送我的十五万元钱还给了她。这不是我需要的。我对她说，我找到了我该走的路，还给她这笔钱再上路，更轻松些。” “那你的生活要比原来苦多了。能承受吗？”我知道大多数人来美国的生活都是越过越好，但还是为他有些担心。“当然，开始不习惯，不过，我认为这样也算是对自己的一种惩罚吧。屈辱都承受了，这又算什么呢？” 其实，在纽约，甚至在美国．有许多些和他一样为“性革命”而付出代价、希望却落空的人，男的女的都有。如果我有机会，我也会做，起码不用住在这破公寓栖身。 后来他又失踪了，有人说他在纽约读不下去书了，又搞上了一个旧金山画廊的女老板；也有人说他回台北了，有人在东区的"风流一代"牛郎夜总会见过他；还有人说他去大陆了，在上海的一家女人俱乐部任经理……，总之，台北画廊继续卖他的画，而他也继续卖他自己…… (选自美国<<达拉斯新闻>>报1998年8月7日副刊) <<在大地和天空之间翱翔>> 在当今北美华文创作的文坛上，少君是一位颇为年轻而又才华出众的作家，已发表了数百万馀字的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作品。他原名钱建军，笔名除了少君以外，另有李远、未名、马奇、赵军、程路、剑君等三十多个。少君曾任美国匹兹堡大学国际问题学院副研究员、普林斯顿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现任美国ＴＩＩ公司副董事长并兼任美国南美以美大学和中国华侨大学教授等职务。 少君是位经济学博士。他曾就读中国北京大学声学物理专业，美国德州大学经济学专业。离开学校后曾任职工厂工程师、报社记者、大学教授、上市公司经理等职业。较为渊博的经济学知识，不寻常的人生履历，不仅使他早年直接参与了中国政府一系列颇为重大的经济策划活动，写出了<西部经济发展的若干问题>、<西部报告>等研究报告；到美国后，先是系统地学习西方的学术思想和文化，并在学术研究领域充份地运用和发挥，然后又毅然下海经商从事高科技的开发和推广。经济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使得他总是用极为关注的眼光注视著人生。他创作的<人生自白>系列小说，就是他关注人生的产物。 少君是在他人生最得意的时刻离开故土留学美国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时冲动地来到美国，一下子从行走中南海的年轻学者变成中餐馆端盘子的小侍者，从指点江山的青年理论家变成美国二流大学的留学生，其中失落与痛苦的情感真是罄竹难书。"(<最后的自白>)正是这种独特的人生视角，使少君获得了较为丰富的人生苍凉感和历史沧桑感；在美国，他担任北美华文作家协会理事及北德州分会会长。努力推动华文教育，广泛联系华侨华人。正是在与各种各样人生的接触中，使他获得了极为丰富的创作素材，并在创作中注入了十分深刻的人生感悟。 他的主要作品有∶诗集<未名湖>、小说集<奋斗与平等>、<愿上帝保佑>(美国洛城作家出版社出版)，小说集<大陆人生>(台湾小报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小说集<活在美国>、<活在大陆>(台北世华作家出版公司出版)。他的系列小说<人生自白>在美国中文报纸<达拉斯新闻>上连载，现已发表五十馀万字，另外，他还在网络杂志<华夏文摘>、<新语丝>上发表小说、杂文百馀万字。 少君的诗歌创作，散见在大陆的<海外学人>、台湾的<中央日报>和<联合报>、美国的<世界日报>和<达拉斯新闻>、日本的<中国>月刊等报刊杂志上，後来大多辑录在诗集<未名湖>里。他的诗歌数量虽不算多，但内容还比较广泛，大致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对人生的亲情、友情的歌唱。如在<答杜鹃>、<赠Ｇ先生>、<给Ａ>等诗歌中，少君颇有激情地描绘了他曾经和同学、友人和睦相处的生活。在诗人看来，在国内的生活的确是令人难以忘怀的，而一旦失去这些生活的时候，也就不免会生出些淡淡的哀愁。二是对忠贞爱情的歌唱，这在少君的诗歌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他一方面歌唱初恋时的欢乐∶"还记得吗----／那一朵蔷薇？／花枝上有我们的天真，／花香里有我们的迷醉。"(<还记得吗>另一方面，他也毫不掩饰失恋後的惆怅∶"她走了--带去了轻轻的歌唱，／留下我／在孤独中徒然地渴望。"(<她走了>) 在少君创作的诗歌里，还有独特的一类内容，那就是对各种各样复杂人生表达的情思。在<人生五步曲>中，诗人较准确地抓住了人生的幼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的生活特徵，颇有情趣地描绘了他们各自的人生画面。少君的诗歌有著较明显的艺术特色。在他的那一类歌唱亲情、友情和爱情的诗歌中，有一种校园歌曲的韵味---纯真、纯情，虽有些淡淡的忧伤，但仍遮盖不住天真烂漫的主色调；而且，主体诗句的复沓吟咏，又增强了诗歌轻盈、欢快的节奏。这显然是和诗人热爱校园生活有关，也是诗人纯真诗情的自然流露。 少君的诗歌又有较深刻的哲理性。如他的<人生五步曲>、<护士的眼睛>、<北斗星>、<一个病人的短语>等诗歌，就熔铸著诗人丰富而深刻的人生感悟。在<生活>一诗里，少君写道：“一次毫无准备的远足，／幸福和厄运随时都会血屠。／一杯浓烈的醇酒，／香甜中浸著辣苦。"短短四句，颇能使人联想起现代诗人臧克家<生活>一诗的深刻意蕴。类似这样具有较深刻哲理性的诗篇，还有<梦>、<醋>，以及<太阳>、<广告牌>等短诗。 少君也是位小说家，他在海外华文文学创作领域的一个独特贡献，是创造了一种自白式的小说体。大约从一九九七年年初开始，少君在美国的华文报纸<达拉斯新闻>上发表连载小说<人生自白>，每周一整版，至今已有上百馀篇。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相当丰富，既有中国大陆的出租车司机、工人、保姆、商贩、演员、记者等，也有在美国读书奋斗的留学生、学者、画家、商人。其中可读性最强而又有较高思想、艺术水平的，是<奋斗与平等>、<杜兰朵>、<愿上帝保佑我们>、<ＡＢＣ>、<洋插队>、<大厨>等。作品的主人公，多是大陆和台湾的留学生，他们在美国的职业则是形形色色，其人生经历也多艰难曲折，因而他们的人生画面也就尤其显得色彩斑斓。<奋斗与平等--大陆人>讲述的是一个留学生在美国奋斗并且成功的故事。被誉为描写当代留学生文学作品的佳作，曾被海内外数十家报刊登载，影响极大。去年还被收入金坚范主编的<美国华文作家百人集>一书(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杜兰朵>的主人公是一位自愿放弃了十七岁就得到的大尉军衔的待遇，到美国去学习的青年歌唱家。她打工、求学，看惯了富人的冷眼，吃尽了难言的痛苦，每当她在优美动人的音乐旋律中引吭高歌，她就会忘记一切的烦恼，精神境界立刻升华到一种凡人无法体会的临界点，一种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高尚感觉和完美享受。显然，这位歌唱家所保持的中国文化情结是可贵的，她的奋斗精神是可叹的。 在少君的其他<人生自白>中，其主人公的经历和结局则多不如上述两位。<洋插队>中的女主人公，原是上海的英语教师，"眼看著美国去不成，无奈地选择了最容易拿到签证的澳大利亚"，结果从此灾难不断，最终走上了卖笑卖身的道路，过著"今朝有酒今日醉，明日愁来明日对"的生活。<大厨>里的男主人公，曾经是中国科技大学的高材生，到美国後处处上当受骗，在濒临死亡的时候，得到一位中国老板的救助，後来竟成为休士顿有名的大厨。<ＡＢＣ>中的那个在美国出生的华裔女青年，在和大陆男子的感情纠葛中，陷入了不能自拔的深渊。也许，上述人物的经历未必能够涵盖这种艰难人生，但已经完全能使读者从中体会到"美国既是天堂，又是地狱"的人生感受。 少君的<人生自白>是一种创造。他的这种"自白式"的创作文体，介乎小说与报告文学之间，因而具有较显著的特点。首先是它的明显的真实感。以第一人称的叙说方法，用被采访人自述的口吻，来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这样，给读者以真实的感觉则是显然的。其次是它的强烈的感染性。由於其独特的白描般的曲折的人生经历，往往使读者产生较强烈的共鸣。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於少君本人就有著较曲折的人生经历和较深刻的生命体验，当他提笔创作时，他自己的人生感悟也就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人生自白>的语言是口语式的，自然、流畅、而又个性化。这一方面来源於作者对人物个性的准确把握，另一方面则得益於作者的语言功底。 少君还是一位著名的电脑网络作家。他於一九九一年四月发表的<奋斗与平等>，是全球第一家中文电子周刊<华夏文摘>上的第一篇留学生小说。少君认为，目前全世界每天上电脑网络的人有上亿人次，每天又以百万人次的速度在增长，其中以中文为媒介的网络读者就有数千万人以上，电子网络已成为当今世界最便捷、最有效的传播媒体之一。由此可见，它拥有任何一种平面媒体所无法比拟的庞大的读者群。今天在国外，特别在北美地区，中文电脑网络杂志已成为传播华文文学作品的最佳途径，其影响力远远超过了报纸和文学杂志的作用，成为海外华人、特别是知识份子阶层汲取祖国文化的主要渠道。少君在这方面又有著得天独厚的条件，扎实的物理学知识，丰富的科技工作实践，加上一个作家的独特眼光和丰富的人生体验，他更可以利用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手段，在电脑网络上大展手脚。 少君是个精力充沛的人。在极为繁忙的经济活动中，他始终没有停止手中的笔；有时候越忙，他的创作激情越高，甚至於为了心爱的文学事业，有时候放弃了收入可观的商务活动。一九九八年九月，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北美华文作家作品研讨会上，少君深情地回顾了自己在大陆的生活，又介绍了他在海外的种种经历，他满怀激情地大声说：“我们在海外的生活，如同得到了天空，却失去了大地。"显然，在少君以及整个海外华文作家心田中不可或缺的生命之根，应深植在祖国的土地上。他们正是凭借著中华文化的生命之根，也只有凭借著这种文化之根，才有可能在大地和天空之间翱翔。 作者地址：福建省泉州市中国华侨大学中文系(邮编：362011) 电话：(0595)2693656 传真：(0595)2693582 E-mail：shenhao@hqu．edu．cn (选自美国<<达拉斯新闻>>报1997年3月21日副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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