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祖籍老宅到洛水河畔，穿过一片麦地，大约要走半个小时，但那时对时间只是一个模糊概念，何况我仅仅回祖籍只有两次。祖父便是在这橙黄的洛水之滨看着家族的兴盛和衰落，父亲也是在这里长到二十岁，然后投奔革命了。
父亲从不对我谈起祖父的情况，尽管我回老家看望过两次，但至今仍然对祖父知之甚少，甚至可以说是亲情淡薄，只是从理性上还存有一份对祖父血缘上的怀念。曾一时，我还有点怨恨父亲的冷淡，以至于让我“忘祖”。后来我才理解父亲为什么不愿谈及 祖父，因为祖父是地主。父亲应该说是背叛家庭参加革命，随着解放河南的大军南下，而四十年中断了与祖父的联系。这样做虽然在文革中保全了自身，但却失去了一辈亲情，并且深深影响到我对家庭的观念。等到父亲能够回家时，已是八十年代中期了。父亲和母亲带着小妹回到洛水河畔时，已是祖父三年的祭日，而父亲则也是六旬老翁且伴有严重的心肌梗塞。
父亲是七十年代中期的一天突发心脏病的，那时我还是一个初中生。病危之中，三叔从洛水河畔赶来了，说是祖父让他来的。当时正值暑期，父亲死里逃生，病情逐渐稳定。老实巴交而又倔犟的三叔说，乡下夏收，要赶回去忙活。我也记不清是什么原因促成我随三叔第一次回祖籍了。那时，我对“祖籍”蒙蒙懂懂，只知道这下能见到爷爷—我的祖父了。这在我平淡的童年生活中无谛是一个崭新的刺激：我竟然有爷爷了！爷爷长啥样？脾气咋样？地主家宅院是否依然阔绰，爷爷是种地还是干别的啥？我一概不知。
回到老家的第一天，我的记忆很模糊，没有什么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最后一个见到的是祖父。他穿着一件干净的白棉布对襟褂，灰色洋布叠裆裤，几乎秃顶，留着一撮山羊胡，从大门静静地走来。我站在堂屋门槛边迎着，他微微笑着，让人觉察不到在笑：噢，是小宏。我怯生生地叫了一声：爷爷。这就算是祖孙俩的第一次见面。
我在村里呆了几天，发现村里的人和祖父一样温和，却又象叔叔们一样倔犟。他们说“中”就是“中”，说“不”就是“不”，不容辩解。祖籍的村子叫“寻村”，我没查过村志，望文生义，估摸该是移民或难民的后裔，寻着一个地方，安顿下来，所以便叫“寻村”。这名字怪怪的，我觉得新鲜有趣，不象南方丘陵地区叫什么田冲、方家楼的毫无文化味道。
夜里，我和五叔睡在耳房。有一大一小两个炕，可能冬天也不会生火。我尽量问些关于祖父的过去，五叔话最多，是继祖母生的（祖母我没见过，继祖母个子高高的，皮肤又白又细，眼睛又黑又大，年青时一定很福气），他翻出他仅存的一些可以证明祖上的东西讲给我听。印象最深的是他拿出的一堆大大小小的药瓶，说是曾祖父开过药铺，家里有几百亩地。但到了祖父就没有开药铺了，只是一直在洛阳教书，所以解放后政府依旧让他教书，只是分了地，没收了房产，“文革”期间书也不让教了，祖父便回家务农了。祖父、父亲、叔叔们都念过书，当时在寻村应算是“书香之家”，后来祖父还给我写过一封信，记得开头一句是：“鱼燕久疏，异地萦思。”其他内容记不清了，当时我正上大学，觉得祖父很了不起。
祖父有八个孩子，四男四女，父亲排行老大，加上一个叔伯叔叔，所以才有“五叔”的称谓。继祖母和祖父只生了一男一女，即五叔和小姑。小姑话语不多，憨憨的，虽属老幺，也未见祖父怎样袒护她。祖父在这八个孩子中，似乎不偏不倚，没有格外的宠爱，也没有格外的斥责。现在想来，如果说爷爷有偏爱的话，那就是父亲和三姑。在我回寻村的日子，爷爷唯一陪我访亲的一次，就是到三姑家。三姑嫁到离寻村十多里的黄窑村，就象村名一样，三姑家十分贫寒。我和爷爷一边步行一边拉家常，到了黄窑，才发现三姑住的地方真是一个黄土窑，四周全是黄土，干涸低沉的土坡毫无生机地趴在那里。我想，爷爷爱三姑是因为三姑太穷太苦。那末，爷爷爱父亲又是什么原因呢？自从父亲二十岁离家出走，直到死，父子再也没有相见，可爷爷始终没有责怪。在他临终前，我寸步不离，只要我离开一会儿，爷爷便要尽全力叫喊，直到我回到他床前。他好象患得是胃癌或是食道癌，总要我不停地为他“卜拉”（注：方言bula音译。意即用手从喉部到胃部不停拂摩），最后，他终于在几天几夜的“卜拉”中闭上了双眼。送葬时仍由我代表父亲捧着遗像，走在队伍的最前头。“我”的存在，绝对是爷爷爱父亲的一个原因。除此之外，父亲读书最多，毅然参加革命，当了共产党的小干部，也是最有出息的一个。
祖父给我的记忆的确少而又少。第一次是相认，第二次就是永别。后来，我和母亲谈起外祖父时说，爷爷我总算见到了，可外祖父却只见了照片。母亲瞪大眼睛说，你什么时候见过外爷的照片？我从柜子里拿出小时珍藏的照片给母亲看，母亲一笑：这是你爷爷的！原来，母亲拿爷爷的照片冒充外爷的，一骗就是二十多年，那点可怜的愿望也只是让我知道我还有一个外爷。我仔细端详爷爷的那张照片，那位头戴中山帽、身穿中山服、架着金丝眼镜的绅士，确实不象我亲眼所见的那位乡下爷爷。那是祖父在洛阳教书时的照片。
愿我们后辈永远记住这位依稀在梦中的爷爷。
1999年8月7日于从心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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