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在一首词中写道：谁道闲情抛弃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河畔青芜堤上柳/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不知欧阳修是在怎样的环境下写就这首词的，但他那寂寞无奈、无聊的心情却跃然纸上。尤以“病酒”二字，确实不同凡味。
　　“病酒”原来亦是一种人生境界。
　　记得日本的一本通俗医书上，在谈到酒精中毒者时曾说，酒鬼真正需要的不是酒，而是情感。寻找情感无望，重则让酒精中毒，轻则只有“借酒浇愁”。日本的心理医生算是抓住了酒鬼的要害。然而，酒精中毒虽是病，但却绝不是境界。
　　台湾哪位作家的散文里曾有一句话，叫做“斟一斛月光下酒”，这绝对是境界，但却又不是病。就其境界而言，也不出“举杯邀明月”其右。病酒，是一种何样的境界呢？喝酒喝到医院去洗胃、打点滴，甚至瞳孔放大，那不叫病酒，而是叫“酒病”。酒病自然不是境界。四处应酬，每每喝的酩酊大醉，秽物满地，不是病，更不用说是境界，只能算自不量力。
　　也有人说，三五个好朋友喝酒，一醉方休，不醉不归，是一种境界。这也值得怀疑，因为朋友喝出人命的事，古典早有记载。据梁实秋散文说，《尚书*酒告》之篇，一再说“祈兹酒”（停止这样的喝酒），谆谆以戒。因为饮酒之风，已到了“大乱丧德”的地步。美国1920年实施酒禁，直到1933年废禁。汉代萧何颁布的未曾执行的法令更是明文规定：“三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郁达夫饮酒饮到班房睡了一宿，梁先生呼朋聚饮，令胡适之急忙拿出太太给他的上面镌有“戒”字的金戒指戴上，并逃之夭夭。古人如此，洋人如此，名人如此，今人、庸人如此的酒闻，就更是如此了。
　　梁实秋先生还说，魏晋七贤之一刘伶，“酒醒之后，‘忧心如醒’，那份病酒的滋味很不好受，所付代价也不算小。”据史记载，刘伶喝酒，是不能算“病酒”的。他不计家产，入林而居，常乘鹿车，携酒一壶，使人荷锸随之，说：“喝死便埋掉！”唐李贺《将进酒》中写道：“劝君终日酩酊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刘伶醉酒，常与俗人生事，别人挥拳迎击，刘伶慢慢说，“我这鸡胸怎么安得下你那尊贵的拳头呢！”因而常幸免。《晋书》载，刘伶“惟著《酒德颂》一篇。”不管刘伶是愤世嫉俗，还是蔑视礼法，梁先生说他是“病酒”，至少没有细品“病酒”之意境。闲情-惆怅-花前-病酒的意境怎么也难以和刘伶挂起钩来。
　　欧阳修的“病酒”是何样的境界呢？
　　他似乎没有醉酒的记录，但又与酒有不解之缘。他有两个号，都有“酒味”，一曰醉翁，一曰六一居士。他自己说“六一”是指“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中，是岂不为‘六一’乎？”
　　欧阳修的“病酒”，是一种闲情的排遣。他中进士入朝后，任馆阁校勘，大概相当于中央党史办或中央政研室。由于追随范仲淹，被贬为宜昌县令。宋仁宗时，复选为谏官。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常委，打理了好一阵军国大事。后又遭小舅子谤辱，贬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总政治部主任，继而又出京任省长、甚至降为地委书记。此前，也曾当过扬州市委书记。最后好象到了河南汝阳县。他的一些闲情词赋，大概也就是在这期间写成的。试想，一位国家级领导人，忽然去到一个小城做官，或者在一个县城安家，那该是一种什么样的“闲情”哟！人生几何，对酒当歌，每天喝的醉醺醺的，欧阳修最有资格，可他却仅仅只在花前病一下酒，如若没有政治家的胸怀和自控力，恐怕也只好象刘伶、李白“死便埋我”、“酒隐安陆，蹉跎十年”了。欧阳修活了六十五岁，在当时算是高寿。曾有调查表明，寿命最高的，一是政治家，二是画家，他们都是大肚罗汉，能容天下事。高官少有喝酒喝死的。
　　一位政治家失意时，抱一书，酌一酒，抚一琴：“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这一“花前病酒”的境界，大概正是一种闲情的惆怅，大度的悲哀吧！
　　作为普通人的“病酒”，则没有这么伟大而伤感，只应着菜根谭的趣味—“花看半开，酒饮微醺”去体验欧阳修的“病酒”境界好了。
　　　　　　　　　　
　　　　　　　　　　　　1999年8月18日于从心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