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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在《许三观卖血记》中文版自序中说：“作者不再是一位叙述上的侵略者，而是一位聆听者，一位耐心、仔细、善解人意和感同身受的聆听者。他努力这样去做，在叙述的时候，他试图取消自己作者的身份，他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位读者。事实也是如此，当这本书完成之后，他发现自己知道的并不比别人多。” 余华无疑是个极聪明的小说家，他善于把握最新的叙事潮流，并且依据本国读者的口味进行合理改造。这次余华同样做了最新的尝试——绝对客观叙事模式。余华用更为动情的一段话来解释这种叙事手法：“书中的人物经常自己开口说话，有时候会让作者吓一跳，当那些恰如其分又十分美妙的话在虚构的嘴里脱口而出时，作者会突然自卑起来，心里暗想：“我可说不出这样的话。”然而，当他成为一位真正的读者，当他阅读别人的作品时，他又时常暗自得意：“我也说过这样的话。”这段话可认为是是一个作家对隐含作者的生动阐述，比布斯的讲义更形象和生动。的确，在《许》中，作者自始至终隐藏在作品的后面。他绝不对自己的人物发表评论，他严禁自己这样做，他尽量少地使用形容词和副词，他只是把事实展示出来，如他所说，他“不再是一位叙述上的侵略者，而是一位聆听者。”并且，对于整个故事，他“知道的并不比别人多”。 余华隐藏起来了，他在书中无所事事。他首先拒绝对人物进行道德评价，不象中国古典白话小说中无所不在的“说话者”。其次他拒绝提供故事及人物的任何背景。故事的时间、地点、年代、人物，我们无从知道，我们只能从人物的对话中去推测。再次，他绝对不去探究人物的内心世界，对于现代小说中常用的心理描写手段，他选择了放弃。我们只能从人物的喋喋不休中想象人物当时的心理。 余华在采用这种手法叙事时，似乎并不希望调动起读者对文字的热情。他杜绝自己对读者进行哪怕一丁点的暗示或引导。他坚信读者会在最后做出深沉的判断。他为这种判断不是他强加于读者而感到洋洋自得。在书中，作者唯一做的是把故事悄悄地进行剪裁，并且这一点除了有经验的读者别人根本无法察觉。 这样的叙事方式最早可追溯到《包法利夫人》，福楼拜第一次发现完全可以用书中人物作为叙事的角心人物，而把作者的真实思想隐藏起来。到海明威开始频繁使用这样的叙事手法。被结构主义者们津津乐道的海氏《杀人者》则是这种文本的典范。《杀人者》中，硬汉的小说风格与这种叙述特点相得益彰，当最后尼克成为小说的角心人物时，我们恍然大悟地明白了作者的意图——他厌恶了杀戮，决心出走。 但是，问题在于，余华不是海明威，《许》也不是《杀人者》。余华在展示他高超的叙事技巧的时候并没能建立起一种与之相对应的语言风格。因为单纯的绝对客观叙事模式本身的弊端显而易见。 我坚信文学是最纯粹的文字艺术，固执地以为文学的原始美感在于形容词，副词，乃至动词。但余华不屑于选用这些词汇。他甚至严禁自己这样做，他认为这样会破坏他苦心经营的故事，事实上，在《许》中，由于他拒绝对人物及故事进行判断，这让我们觉得他冷酷得不近人情。 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在细雨中呼喊》而反感《许三观卖血记》的原因。在《在细雨中呼喊》，作者展示出他高超的文字技巧，把读者轻松带进一个文字的圣地。而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他在读者与文本间划了一条河流，他以为远远地观照人生可以让读者看得更清楚。可是，事情适得其反，结果造成了作品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远得无可挽回。 我坚信文学是文字的舞蹈，但这次我想说，我有一点失落。在《细雨》中，我与文字共舞，一句经典的对白会让我神魂飞扬，一个富有张力的词语会鼓动起我对文学的热情。但在阅读《许》时，我站在了一条河的对岸，我不愿过去，那里不是文字的圣地。余华是一个孤独的舞者，我冷冷地看着他，他的舞蹈专断，冷酷，不近人情。 | 回目录 回首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