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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明论战余秋雨
=== 金文明 ===
2003年6月26日的《新民晚报》，刊发了余秋雨先生的长文《被“咬”者的回答》。在该文中，余先生对他还没有读过的《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对我的历史、人品和文品，进行了全面的评论和诘难。古语云：来而不往非礼也。为了澄清事实，以正视听，我已就他“回答”中所分的五个专题，逐一用事实和常识作出了详尽的分析和回答，由来访的记者整理成一万三千字的文章《＜石破天惊＞答秋雨》，发表在2003年6月30日的东方网上。为了体现学术讨论的公平原则，《新民晚报》社表示，将同样刊登我的答辩，让读者自己通过比较和分析，以判明是非。限于篇幅，我这里只能就余秋雨文中1、4、5三个专题，用披露事实的方法来回答他对我的隐射和攻击。至于他在许多文史常识方面的无知和缺乏理性的辩解，早已在读者和网友的批评下，成为众口相传的笑料，无需我再饶舌，因此大多被略去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到东方网上阅读。 导读 一石激起千层浪。金文明所著的一本《石破天惊逗秋雨》对余秋雨散文进行“咬文嚼字”。本报6月26日第十四版刊登了《被“咬”者的回答——余秋雨谈所谓“126处差错”》，余教授的反驳同样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里，再发表金文明对余文的回答。 “投降派”的胡适与区别““死文字”和“活文字””的胡适 关于“致仕”的“古词变义”我就不讲了，只就余秋雨在“‘死文字’和‘活文字’”问题上拉胡适出来帮忙一事谈点看法。 在谈胡适先生关于“‘死文字’和‘活文字’”的主张和实践以前，有个问题倒是可以先议论一下。余秋雨过去不需要胡适先生的时候，尽往他身上泼污水，把他强行按纳在“真空与卖国之间”；现在需要他了，又把他请出来为自己壮胆。为什么要这样变来变去呢？ 我还记得余秋雨过去在一篇署名文章中对胡适先生所作的评价，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臭名昭著的投降派”，并且还向我们推荐读胡适评《水浒》的言论，说什么“投降派论投降主义，很值得一读”。当时我按照他的“指示”认认真真地读了。今天他又指导我去读胡适先生关于“‘死文字’和‘活文字’”的理论，不过他总得先把我心中的一个疑问消除一下：胡适先生究竟是个“臭名昭著的投降派”，还是一位在新文学史上有过大贡献、应当肯定的学者。如果属于前者，那他的理论再好，我也“不敢”读了。因为我首先得跟“投降派”划清界限啊！ 造假作伪、篡改史料的“学者”能发展中华文化吗？ 作为一个热爱祖国优秀文化遗产、自觉维护祖国语言文字纯洁性的老知识分子，我抓了一下余秋雨书中确实存在的文史知识差错，怎么就阻碍了中华文化“激发起巨大的创造力”和“与国际接轨”呢？对史料的严格要求，是任何一位严肃学者起码的治学前提。何况余秋雨的100多处差错里，很多不只是排校疏漏的问题，而是涉及到立论基础的重要史料差错。 余秋雨的所谓“历史大散文”，谈起历史来，经常可以完全不顾史实，什么凿空架桥、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偷梁换柱的技巧都可以使出来，甚至不惜篡改史料来证成自己荒谬的观点。例如：在《文化苦旅·寂寞天柱山》一文中有位名叫陈景元的道士，厌倦了京城官场生活，对王安石说了自己的苦恼。王安石把他的话用一首五言诗记下来，替他题在太一宫道观壁上。原诗是： 官身有史责，触事遇嫌猜。 野性岂堪此，庐山归去来！ 这里明明是道上陈景元的话，但余秋雨为了证明王安石一心要归老天柱山，就把这首诗硬拉到王安石头上，将末句的“庐山”篡改为“潜山”（天柱山别名）。这样，道士陈景元所说的“庐山归去来”，就变成了王安石的“潜山归去来”。为了掩人耳目，余秋雨还将四句诗拆成两半，分开引录，而且不出篇名，不对涉及的人物作片言只语的交代。这种罕见的作伪手段，实在是闻所未闻！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学者，是决不会干出这种毫无文德的事情来的。这才是真正的“邪门”！这种人还要侈谈什么“从年轻人的前途出发，从中华文化的前途出发”，“引导年轻人如何治学、如何读书、如何钻研、如何思考”，岂不惭惶煞人！ 余秋雨以前曾把我们这些抓他文史差错的人划入“记忆性文化族群”，现在他又奉送给我一项“咬嚼派”的桂冠，还说什么把他“连毛孔都咬到了”。我可以在这里明告余秋雨先生：你如果还是坚持不改正自己书中无法否认的差错，继续贻误广大的读者，那么我不但要“咬”到你的毛孔，还要进一步“咬”到你的骨髓，“咬”到你的灵魂。这个“咬”不过是个比喻用法，就是咬你的书，咬你的文。为了纯洁祖国的语言文字，为了清除打着“大文化思考”的旗帜，实际上在糟蹋中华文化的造假作伪的恶劣学风，我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至于余先生说要“写一本或几本青年文史知识普及读物”，我当然无权干涉，但实在替他捏着一把汗。尽管他自我感觉良好，但良好的感觉代替不了客观的学问功底。记得去年五月，我在田林东路一家书店碰到一位澳籍华人蔡先生。虽属初交，但相谈甚欢。蔡先生说起对他的印象，不妨在这里转述一下：“余先生文章写得很好，语言流畅优美，在海外华人圈子里很有影响。但文史功底不够，毛病不少。我跟余先生是朋友，最近北京有友人来电让我转告他：别再碰中国古代的文学和历史了，免得出洋相。” 我当时听了没有吭声，今天想起来，这种劝告确是苦口良药。 “匿名编委”、“外援编纂”和罗竹风先生 这是余秋雨最得意的一笔。他用影射、捏造“事实”的手法贬损我的人格，已经激起了社会的公愤。他本来不是说要就文谈文、就事论事吗？可现在却食言而肥，故意借用别人之口，把20多年前早已尘封的往事旧账翻出来，企图干扰纯粹属于学术范畴的论辩。其实谁都知道，对他的“历史散文”作出批评，跟批评者的职务和学术地位毫不相干。哪怕是个中学生吧，只要批评得正确，被批评者都应当欢迎并接受。为什么硬要扯到学术论辩以外的事情上去呢？ 凡是稍稍年长的读者，看了他这段似曾相识的行文风格，一定记忆犹新，发出会心的一笑。你看他装腔作势，说什么“昨天至少有五位学者”打长途电话给他，报告《辞海》的历届编写者名单中没有金文明，《汉语大词典》编委的名单中也没有金文明。于是我这个批评他文史差错的老头儿，一下子成了欺世盗名的“骗子”。特别仁慈的余秋雨先生还特别关照我，“不要急于断言人家是欺世盗名”，而且还专门为我设置了“匿名编委”、“外援编纂”的台阶，帮我摆脱困境。我可真要感激涕零地对他脱帽三鞠躬了。 为了澄清事实，以正视听，我在这里把这两件事的真相公布如下：（一）我是1972年到辞书出版社工作的，是《辞海》第一次修订版（1979年版）的正式编辑，参加了修订的全过程。该书出版时已经列名。1979年借调到《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没有再参加1989、1999两版的修订，但读者仍然可以从“编辑工作人员”名单“1979年参加者”下，找到跟冯英子、束纫秋、赵超构（《新民晚报》社老社长林放）排在一起的“金文明”。 （二）我是1980年10月27日由国家出版局、教育部联合下达的文件中被任命为《汉语大词典》编委的。现将《汉语大词典编写工作简报》第87期（1980年12月25日印发）所载文件的内容原文转录如下：陈落同志等二十一人增补为编委会成员国家出版局、教育部于一九八零年十月二十七日联合通知，根据《汉语大词典》加强编写工作的需要，决定增补编委会成员二十一人。他们是：副主编陈落，编委马君骅、马锡鉴、王涛、方福仁、孙家遂、杨金鼎、沈幼征、金文明、张拱贵、张鼎三、赵应铎、赵恩柱、祝见山、夏云壁、徐鹏、钱小云、黄典诚、傅元恺、曾华强。 众所周知，《汉语大词典》编委不是行政职务，而是一种学术资格和称谓。一经正式任命，而且原任命部委未予撤销，即伴随终身，任何人都无权否定。我在《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的作者介绍中写的是：“曾任汉语大词典编委、主要撰稿人、第一编辑室副主任”。“曾任”二字就说明我“曾经担任过”。如此而已，岂有他哉！至于为什么在十三卷本的《汉语大词典》编委会名单中找不到我的名字，这一点我本来是不想说的。因为它涉及到一位已故的前辈，《汉语大词典》主编罗竹风。当年我曾经与他有过一段不愉快的经历，但在他生前已经和解，我不愿意再去烦扰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所以几家媒体都一再要我谈这段历史，我都一概谢绝。 现在余秋雨用旁敲侧击、隐射暗示等手法，似乎什么话也没有说，却明明白白地提示读者：金文明在当年罗老的心目中是个坏人。在讨论纯属学术问题的时候，为什么要把早已长眠在地下的罗老拉出来当剑使呢？这样的手段跟你头上“著名学者”、“文化史学家”的桂冠相称吗？余秋雨的这一行径，是对我人格的极大侮辱和伤害。我有权利要求余秋雨把罗竹风对他说了些什么全部公布出来。如果不敢公布，那就证明他是蓄意要对我进行诬陷！ 在余秋雨“揭露”我以前，我先自己交待一下：为什么十三卷本的《汉语大词典》编委会名单中找不到我的名字？那是因为在第一卷出版时被人删去了。前面说过，我的《汉语大词典》编委一职，是由国家两个部委于1980年正式发文任命的，直到今天，还没有被撤销过。因此，在编委会名单中删去我的名字是不合法的，当时所借口的理由（说我中途离开汉大编纂处回辞书社）也是站不住脚的。罗老作为当时的主编，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这件事严重地伤害了我。但主要的肇事者却躲在幕后，极尽造谣挑拨之能事，并借罗老之手达到了他的 目的。当时我一腔怨愤，都发在了罗老头上，还为此引发了一场上海出版界尽人皆知的著作权诉讼案。有关情况，现在还可以从互联网上看到。 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我有过于冲动、不够冷静之处。我本来完全可以主动去找罗老，向他说清情况，争取纠正那个错误决定的。但我没有这样做。以后罗老并没有记恨于我，还在我评定高级职称时说了比较公道的话。我知道后，又想到他过去对我业务上的信赖和支持，心情逐渐平静下来。 后来，有关领导曾向他提出过恢复我编委署名的建议。但由于客观上的原因，此事未能实现。罗老在病重期间，我特地去华东医院看望他，当时已是晚上九点，他一听是我，马上翻身起床，同我谈了三刻多钟，问起我别后的工作和治学的情况。至此，我们俩已经消除前嫌，重新和解了。他去世以后，我去参加了他的追悼会。 当时，我在上海辞书界有了一定的名声和地位，我主编的《中华古汉语字典》也已问世，而且被香港的《新四库全书》（电子版）收为配套的工具书。为了我曾经耗费过无数心血的《汉语大词典》事业的发展，我应邀担任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的特约编审，参与审定简编本的工作。在1998年该书出版时，我写了六千字的长文加以评述和推荐。当时的社长阮锦荣先生，为了弥补过去对我的不公正做法，经请示后，决定在该书编委名单上，补列上我的名字。 为了回答余秋雨泼在我身上的污水，我不能不将自己与罗老生前关系的那段经历公之于众。这实在是被余秋雨逼出来的。我一生光明磊落，以淡泊宁静自律。我的政治立场，我的工作作风、业务水平和为人，大家可以向上海辞书界的前辈去了解。我在这里介绍几位：巢峰（中国辞书学会会长、辞书出版社原社长）、束纫秋（原《新民晚报》社、《汉语大词典》出版社老领导）、冯英子（新闻界老前辈）、张林岚（《新民晚报》老前辈）。 来源：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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