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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趣事

                  === 陈章 ===
 
  最近,在广州某宾馆偶遇当年“广阔天地”的农友A君,故人相逢,格外亲切,A君谈吐风趣依然。使我们的话题,集中到了当年的许多趣事。

  当时知青集体户开饭时,总有一桶菜汤,开始,我们根据此汤的实际来路称它“刷锅水”,后据免费性质改叫“福利汤”。有一天,一位农友舀汤时发现一根青葱在汤面上飘浮晃荡,他灵感突发。从此,这桶汤开始有了另一个雅号:“指南汤”。

  有位早年回乡知青,人称“八级木工”。他常背着工具偷偷进城做木工活,这样赚钱不用说比在队里挣工分划算得多。当时农业学大寨势头正旺,是不允许他私自进城干活的,他自然成了全村民兵和“广大贫下中农”计较的对象。支书的父亲死时,他幸灾乐祸地说:全乡恨我一人,我一人恨全乡;全乡恨我不死,乡里每年被我恨死几个。

  民办教师、广州知青B君,一回上课讲到毛泽东《蝶恋花》词句“吴刚捧出桂花酒”。当堂一学生问:“老师,吴刚怎么没捧出米酒?”在物质极为匮乏的当时,农村学生除了米酒之外,是不知世上还有其他酒类的。B君答曰:吴刚没有粮票。(当时买米酒、饼干等都要粮票)

  回乡知青C君的祖父、伯父曾打过火铳梭标跟随彭湃闹革命,是当地有名的烈士。可惜这位根正苗红的烈士后代牢骚、怪话特多,因而失去了许多招工、上学、提干的机会。有一回大队缴完余粮,几位老农私下嘀咕发泄不满:一冬三十斤口粮,饭都吃不饱,还要交余粮。C君听后马上又借题发挥:“大家生谁的气?这都怪那些简化字的先生,本来老写的余字有个‘食’字旁(馀),如今简掉了,不吃也得‘余’。”据“老三届”知青介绍,“文革”初期,C君在读高中时,也曾幽过造反派一默。当时,一派红卫兵以“严防黑五类子女在学校搞破坏”为由,要将这类学生“扫地出门”,C君却以他个人的名义贴出大字报,说此举是“将破坏因素推给社会,不是共产主义风格”,引用了几段毛主席语录后,他认为“学校有必要,也有可能监督、改造这些‘狗崽子’”。接着引发一场大辩论。当然,后来局势发展,学生是否留校的问题自毫无意义,但C君的良苦用心,不难觉察。

  1972年以后,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也有些知青招工、提干走了。留下的开始消极,头发越留越长,被视为是不满现实的一种表现。公社党委、知青办派人下来理发,兼做“脑内”工作。知青们却说:头发长,最革命;蒋介石光头,反革命。上头的干部们听后哭笑不得。

  到了后期,严峻的现实使留乡知青们感到无望,满腔热情消失殆尽,那年春节,我们集体户贴的对联是:方知弓背朝黄土,正对扎根到白头。该联无论从平仄、对仗、情趣、意境等各个方面推敲,都是上乘之作,耐人寻味。更妙的是,它是以该户一位叫“方正”的知青名字冠首的。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我们公社只有一位66届汕头金山中学毕业的陆丰知青宋金考上大学(北大)。队里杀了头猪为他饯行。那顿饭可热闹了,公社党委、教办、知青办领导都来了,并轮番讲话,某领导还说:宋金考上北大是我们公社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成果之一。而宋金的“临别赠言”就闽南俗话一句:“领导们、弟兄们,隔夜菜包,回笼蒸热去啦!后会有期。”

  知青D君与邻村姑娘相恋,准备结婚,每有人问他结婚日期,他总模仿队长的方言回答:“今冬明春。”这是当时农村使用率最高的一个词组,农业学大寨时代的过来人,自然可意会出一种幽默诙谐的味道来。

  下面两则是当时农友中流传的幽默故事,不知是实有其事,还是知青们杜撰出来的。

  队长的儿子买了一块杂牌旧表。第二天早晨队长将它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了个正准。中午,汕头人民广播电台也“嘟”起了“刚才最后一响”。队长一看手表,十二点过三分,他指着树上的舌簧喇叭不无轻蔑地说:“你汕头台嘟什么?比我儿子的手表慢了三分。”

  当时“血统论”、“成分论”甚嚣尘上。邻队一位下中农买回一头良种庞克公猪后在门口贴出一张告示:我家新购良种公猪一头,欢迎广大贫下中农前来配种……

  往事如烟,三十年前,我初中还没毕业,我那老实巴交的父亲,听说知识越多越反动,连忙让我随兄辈们去广阔天地炼红心,扎根农村干革命。今天,我没水平从更深的层次去反思那场上山下乡运动,只能将当年的趣事摘录几条出来,希望能给弟妹、子女们带来一点笑声,如此而已。最后,补抄上我们知青通讯录封底的一首小诗,或许能使人一笑之后,想点什么。

  在劫难逃一代同,无端投笔去从农。
  耕耘两亩三分地,要叫全球一片红。
  扎根曾夸千岁柏,回城争拥一窝蜂。
  十年参悟知多少,何止佛家四大空。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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