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幽坞沟山景不出，当地政府正开放那一带的旅游资源。我先是空手跑去一趟，果然被那里风景和森林所吸引。于是，我决定打转再去一趟幽坞沟，并计划跟那里的修路民工住上几天。
　　　　　　
　　第一天夜里，我跟十几个民工还不熟悉，不但跟他们没有说过什么话；事实上，一天劳累迫使他们吃了晚饭便躺倒睡觉。唯一有个绷着手的受伤小伙子陪我坐了一会儿，他年纪虽然不大，可烟瘾却出奇的大，我的那盒纸烟被他一支接一支的抽得精光。老实说，我不敢拿出第二包烟了。假使我在山里要待上几天的话，我得悠着出手那条烟；不然，在这深山里短了烟火可不是滋味，即使有钱都无处买到香烟。再说，民工们那些烟筒我吸不习，喉咙和舌头都受不了。至于戒烟，那是没门的事情，我尝试过戒烟，但我发誓永远不提起戒烟的字眼；何况我已为自己抽烟找到一条哲理性的解释：生命在于精彩的瞬间，而所谓寿命的长短。
　　这夜，我始终无法入睡，我本以为自己很适应的新环境；可同铺的十几个民工发出强大的鼻息和鼾声；那震耳欲聋的声音完全湮没了整个山夜的动静；还有久而久之传起的爹哭娘的疼痛呻吟声和呼天抢地的梦魇中呓语；压根听不到溪流而水声、鸟声和风声；最令我真正头痛的是还有弥漫整个茅棚的令人汗臭和脚臭。直到快天亮时。我在在种种不堪折磨的疲惫中睡去。醒来时已是晌午昼，茅棚里只剩下我一人。
　　"起来了？昨夜好了吗？"
　　伙房的郭师傅说。接着，他给我端来一大碗毫无油水的面疙瘩。当大伙们来吃午饭时，见他们吃得津津有味，除了一碗面疙瘩之外，每人还有吃两个硬梆梆的大馒头；这分明是体力消耗和油水不足的缘故。再说，两元钱伙食费也不可有什么油水可言。
　　饭后，包工头房师傅要伙房的郭师傅和那个受伤的小伙子下山去采购。起初，我还以为他们为了加菜款待我这位远客，不免有些受宠若惊和过意不去，那知原来准备交待前来察看工程的县乡干部。傍晚时，下山的人们不仅采购了烟酒，而且买回了一只獾。这显然山下的农户逮来喂养在家，不然，这个季节一般难以捕捞这样的野味，而且价钱不菲。应当说，獾也是国家二类保护野生动物，但对于靠山吃山的山民而言，保护野生动物显得纸上谈兵。
　　晚饭还是清水面疙瘩和硬梆梆的馒头。大伙们看着板台上的烟酒和横杆上的野味，不仅议论纷纷，似乎口水都要控制不住地溜下来；而且人人都显得异常的兴奋，尽管白天的疲劳不堪，但还是连夜觉都不好睡了； 因为第二天就是干部进山察看工程的日子，到时厨房里就要加餐了。包括我在内，只了吃一两天的面疙瘩便感到馋死了。然而，包工头房师傅面对那些烟酒和野味而愁眉不展，可能心痛钱了。
　　因为高兴，人们开始跟我无话不说，人人都很好奇我的身份、职业、收入以及婚姻状况。最后，我们话题很自然而然地转到女人的身上；这些老实巴交和禀性乖顺的民工，但他们对女人的态度却是那些赤露和粗率，往往张嘴闭口全是"鸡巴的"之类脏话。事实上，我也有说脏话的习惯，只是教育使变得文明而近乎虚伪的地步。但与这些民工兄弟一起，我便放开嘴舌过把脏话瘾。这使得他们开始对我随随便便起来，不再那么拘束和客套。
　　　　　　
　　察看工程的干部来了。一共有七个人，两名是县旅游局的领导，其中一个是副局长，这个工程项目的承办单位；两个是乡干部，也是本工程的承办单位的负责人之一，其他三个是村干部和工程总包头。我的模样使得旅游局副局长感到意外了，起初他还以为是了不得的不刺之客。经他打听，才知道我是个普通旅游者；不过，当我得知我从北京来的，便主动介绍他在北京当过许多年兵。其实，我仅仅发程的前站是北京，因为我不想与他提及我来自海外。
　　丰盛的午餐开始了。在我们开餐之前，所有的民工早早吃了加菜午餐便上了工地，连往常的午休都取消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可能干给领导看，或者看着领导吃吃喝喝不适合。当然野味没有民工的份，唯独小包工头房师傅陪了席。
　　"吃吃，古局长，这是我们特意弄来的獾。昨夜才杀的，很鲜着呢。来到这山了，实在没有什么可吃的，请各位领带们多多包涵――多多包涵！"
　　房师傅果然不愧是小包工头，很会说话。不然，他就干不了小包工头。
　　大腹翩翩的古副局长似乎滴酒不沾，对于野味则毫不推辞了。不过，我敢打赌，官场没有不沾酒的，如果宴请上级领带的话，我想搭上性命也敬上几杯酒。当然，面对美酒和野味，其他人便放开肚皮了，有钱那几个乡干部和村干部。尽管副局长知道我是个没什么大来头，但他始终主动说话，当然谈到他开放幽坞沟一带风景区的宏伟计划。此外，我们说了许多客套话。不然，这顿饭因为在场是大家感到索然无味了。
　　　　　　
　　大约在我们吃完午饭不久的时候。天突然下大雨，民工都回到茅棚里来躲雨歇力。但把局长大人一伙人急坏了，生怕雨不停而回不去了，因为他们进山什么也没有准备。前等后盼，老天爷偏偏跟他们不去了，不但雨愈下愈大，而且还雷声轰鸣。看得出，雷声往后雨声使劳累的民工穆燃发愣地坐茅棚下那长凳上，犹如一排雕刻的木偶。进山的客人却在不停怨天骂雨。终于，副局长按捺不住，如果他不起身就意味着他留在山中过夜，毕竟民工的睡窝不是他所躺得下的。"有雨具吗？"
　　"没有。古局长，真实在对不起！我早知道要下雨，应该准备些雨衣雨伞就好了。哎呀，怪我没有想到那么多。"照房师傅的说法，天下雨是他的过错。
　　"你有雨具吗？"局长问我，大概看出我是旅行老手。
　　"有一件雨衣，可你们这么多人！"我说。
　　"不管，你把它借给我，我明天就派人给回来。"
　　当局长套上我的雨衣时，我担心他的大肚子崩坏了我的雨衣，但那滑稽的模样儿叫我哭笑不得。不过，我还是借给他了。当他说一声"走"时，他的几个下级也只好冒雨跟着他的屁股而去，谁也没有敢说半个"不"字，连小包头房师傅也风雨无阻地送他们一伙人到山口外。
　　在这些离去那刹那间，大伙儿们象似发疯似地跑到板台来，抢过那些残留的野味骨头便啃了起来，包括那些菜汤一滴不剩地舔得干干净净，象似刚刚洗涮过饭碗。那一刻，我有些难为情了，我为自己以及中午上饭桌的人们感到害臊和内疚，一种无法补救的罪恶感深深华入我的心中。
　　　　　　
　　半个钟头过后，浑身湿透的房师傅回来了。他走进茅棚的第一件事情就想去抓酒瓶，但发现早已空空乌有。于是，他当即大发雷霆，抓起酒瓶砸在板台上。"什么人儿？他奶奶的！"大伙儿吓得不知所措，唯独伙房的郭师傅赶紧拿了干衣服要换上，而且他象疯狗似的，见人就破口大骂。令我感到吃惊的是，没有一个人顶他的嘴；没有一人跟他说话；没有一人敢接近他。包括我也被他这种火暴性情给吓得一大跳。
　　"别生气了，酒被人喝了就喝了。改日我出钱叫人去买上几瓶补上你。"我说。
　　"酒喝了就喝了，那又算什么呢？那得问看给什么喝。"他一边套裤子，一边仍然骂个不停。"――什么鸡巴的东西呀！……，"
　　"不就是一点酒么，这些人还不是你自家的兄弟吗？你这人……怎么这样不够意思？说！那些酒多少钱？帐我全认了便是。"我也生气起来。
　　"别误会，别误会！朋友，我怎么会生气他们呢。"他用手指了指在座的民工，然后又拍了拍胸脯说："我是那种人吗？"
　　这时，我才知道他骂的是刚刚离去的那帮人。房师傅也不再隐瞒了，说刚刚路上那个副局长私下跟说，要从整个工程款当中再扣下五万元。我丝毫不感到吃惊，在场的人们也如此。
　　夜里，大部分感到沮丧地睡觉了。房师傅却再不能安睡了，他跟伙房的郭师傅反复在用笔算帐，其实一笔极其简单的账，连我坐在一旁都一清二楚了，可他们还是在一遍又接着一遍地算来算去，象似一笔永远算不清的一笔天文账。大概这么一笔账：工程款总额是四十万，旅游局回扣十万；乡政府回扣七万；旅游局副局长私人回扣七万；正幅乡长回扣各自一万五；村支书和村长各自一万。实际工程款等于十一万元，再扣除两万五千元工本材料费，仅有九万元开支工钱，以四千个工计算的话，每个工分不到25元。尽管如此一笔的简单帐，但他们还是花了整整一宿，直到精疲力竭才倒下睡觉。
　　　　　　
　　一大早，我睁开眼睛来，发现睡铺上仍旧只剩下了我一眼。起初后，郭师傅又上送了一大碗清水涮面疙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