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书法之所以成为响当当的国粹级“艺术”，是因为中国文人生活在一个没有健全思想和创造价值的迂腐王国里，趣味单调、知识狭小、思想迂腐、观念消极和精神玄虚，书法便自然成人们聊以自慰和乐此不疲的“艺术”。据出土的汉简来看，汉字的书写技法和文字体系，已极致成熟。多如牛毛的书法家，只能充当文字“裹脚师”，毫无实质意义可言，反使文字载负过多的枷锁。
　　　　
　　从古至今的书法家，不外乎三种人，一是上流社会的贵族官吏，二是醉生梦死的文人士大夫，三是碌碌无为的下层文人。文人士大夫是书法界的中坚分子，他们单而不博的知识结构和玩世不恭的人格心态，把文字书写手段视为笔墨游戏之目的，实则是一种虚无颓废的精神自渎。中国文明的衰败，无疑栽在这群“有术无学”和荒唐不经的文人手里，酿造了一个畸形的文化生态和审美症结。大凡书法审美要义：凡古必真，凡繁必雅，凡精必美。何况，写写毛笔字可以“修身养性”，不废什么脑子，更不象严肃的艺术那样，需要作者付出思想与人格乃至性命的代价。
　　　　
　　事实上，书法的价值决不会越出清楚、准确、美观的实用范围，它与建筑、服装、园艺等，没有丝毫性质的区别。至于书写过程中，体现出个性、气质、修养，都是必然的表象，即使动物的盲动行为，同样呈现不同的姿势、态度和气质等个性特征。当然，书法存在既定的观赏范式──技术属性，而非特定的艺术属性。在欧洲，书法也曾作为一门艺术流行甚广，上流社会的达官贵人常以书法品评一人一事；一手潇洒而流畅的字迹，足使小姐贵妇人们爱不释手和神魂颠倒；也出现了一些专门替人代笔的职业书法家。偏见文化和反常美感，必定被进步时代和健全观念所扬弃。
　　　　
　　确定书法艺术的主体地位，则源于魏晋，“风骨”“气韵”美学观念也起源这一时期。这是一个社会状况颠来倒去和文化生态急剧恶化的时期，中国文明的质变也主要根源于这一历史阶段，许多病态的精神思想和观念价值，也都基于“魏晋传统”。从“天人合一”和”气韵生动”的玄理经验，进而演之，发展到书法“字正则人正”或“人正则字正”的理学精神。
　　　　
　　历代书家，高于颜者不计其数，而颜体的正统地位，则与其颜氏家族的忠君大烈是密不可分的。唐太宗令颜师古校定经书，嗣后，“颜氏定本”作用科举考试中惯用书体。其实，颜家《干禄字书》的出现，已经违背了历史发展的需要，它的道统化，标致着汉字“增字减画”和“由繁而简”之发展路数的中止，也阻碍了汉字楷（隶）书向“行”与“草”和“假借”符号化的可能性；致使草书成为一种缭乱而难辨的书体，因其判别体系不被承认和接受，只让供文人追求风雅和笔墨效果的特定材料，并变成一种“由简而繁”古怪书体，至今如旧。草书一旦失去简易而效率的原旨，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和价值性。虽然，书法理论的历史源远，大体是一些形而上的玄理体系，一般没有实际价值。其次，书法泛滥，成灾的不单是文字本身，绘画美术被强暴得更为厉害，“书画同源”不如说“非书非画”－－不伦不类的畸形怪胎。
　　　　
　　毋庸置疑，书法艺术必然具有社会意味，在科举年代里，任凭一手好字青云直上和名利双收者。书法在中国向来都是贵族官僚文化，而事实上，光凭一手好字而无官无职，要成为一位大名鼎鼎的书法家，恐怕比登天还难。真正能成为书法家者，不外有三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本人官居要位；二种可能是本人在文化圈里吃得开；三种可能是本人有“金托”和“银托”。当然，皇帝是最容易成为书法家的；爱新觉罗家族就是天然的书法家。只要身居要位，顺理成章都是大师级“书法家”，走到那里都有求“墨宝”的。显然，书法艺术具有中国社会的特定价值：区区一幅大官显要的墨迹绝不亚于“尚方宝剑”之神威。各地高级酒店宾馆都备有文房四宝，窥待达官显贵的大驾光临和挥洒笔墨。其次，全国大报小刊无不是政要名流的提名和题词，当然不是装饰封面和版面之讲究，而是一种消灾避祸的“护身符”。总之，书法不是孤伶伶的“艺术”，它的存在自有合理的“价值”。
　　　　
　　这些年，随着东南亚经济奇迹与“二十一世纪是东方时代”神话的降临，在“国粹运动”兴起，“书法热”和“金石热”自不待言。狂热的背后，必有心静之人，譬如那些专职前书法家，个个都乔装打扮成博古通今的文人和十足风雅的墨客，实则江湖术士和笔墨痞子，如是稳坐钓鱼台的老道，不愁手足短，就怕鱼（愚）者少。稍有真才实学和务实精神的人，决不会与书协、书赛相沾边的。当然，走入歧途，并发展到如醉如痴的真诚于书法者也不乏其人。反正，无知与愚昧是书法热的根本要素，书协和书展门庭若市，只能证明中国人的艺术视野和文化素质的贫乏。
　　　　
　　反观当前中国的文字和语言面临时代的种种挑战，无不令人忧心或惋惜。万以数计的国粹国术运动员和书法家们，只要稍微将他们的精力和财力投入文字语言学现实领域中去，造就文字语言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活力，至少可以减少意识观念的约束力。泱泱中华大国，居然没有满足时代需要一套规范的学术语言系统，甚至没有一部配合时代性适用词典。要结束“只可会意，不可言传”学术语境现象，恐怕也是遥遥无期，“术语本土化”则是一种空谈。在文字语言运用方面又如何呢？汉字的手写太繁琐了，电脑汉字迄今也没有一种理想的输入方法。数码信息时代即将来临，汉字电脑化没完全过关，要实现人机直接对话更无从谈起。中文的同音字、词、句，以及语法又混乱不堪。如说要来一场文字语言“文化大革命”，肯定是大逆不道，谁说要再造文字或者简化汉字，谁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中华罪人”。然而，人家欧美的未来发展不存在文字语言的阻碍问题。我们是要遵照国粹国术和书法家们的癖好？还是彻底抛弃自己的文字语言？一劳永逸的语言文字体系虽然不存在，但是一成不变也是痛苦的。摆我们面前的事实是，年轻一代已悄悄地接受“洋奴”的命运了，以致当然包括一些专家学者也是“半句中文，半句洋文”奴化语境之实践者。也许，我们的书法家、金石家可能不屑，或者巴不得，那样他们咋不成了更纯粹而稀贵“瑰宝”：能够挥动毛笔功夫和书写古字学识的书法家，好比再现古老而辉煌中华文化之“活化石”。
　　　　
　　话归正题。对于文人墨客的附庸风雅和故弄玄虚之顽症，吴敬梓早就断清了病因，但病入膏肓是无不可救药的。
　　　　
　　于1999年初　 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