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人“操”的文化形态

　　不论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操”字在口头语最普遍的，它不仅仅局于限男性话语，包括女性也在不同程度上使用这一字眼。北京人在使用“操”的字眼是千变万化，一字百当，什么地方都用得上，在不同的语境下有着不同是含义，有时用“操”字表示好、绝、棒、妙，有时则坏、厌恶、反感等等，甚至可以作为谓语和主语，也可作为介词和动词使用。全国各地方言不一，“操”是肏的简化写法，如广西人将屌的名词作为“肏”动词使用，如“屌你妈的”或“屌他妈的”；有的地区将肏念成“日”和“入”。但各地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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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操你妈的”比较直接的恶意攻击，除非能够把握的吃定对方才可以如此肆无忌惮的骂街。除了“操”性攻击之外，还有明确的是“他妈的”“他娘的”“他奶奶的”“他姑姑的”“他姐姐的”，事实上，神圣的母亲被亵渎是最能引起效应，这与中国人伦理精神所密切关系。 “操你妈的”的另一种意思是“我是你老子”；意味着被侮辱者是“杂种”和“野种”，这对于祖宗崇拜和家庭嗣系观念很强的中国人而言，无疑是难以接受的侮辱；母亲的不节在中国人看来，远远胜过比祖坟被掘更为耻辱，如我从“婊子养的”和“狗娘养的”就不难看出这种伦理精神与文化形态。

“操”事实上是一种文化所决定的形态表现，而不是单纯意义的骂街，铸成这种形态的成因无疑是人性遭到文明和制度的损害，人的自然性被抑制、排斥、忽视。从而激发了人们歇斯底里迸发出一种本能的释放，并影响到人与社会、以致历史形态与文化精神的暗流。也就是说：在文明进程中，人的本能天性在不同程度有着被损害和扭曲，从生理到意识，从人身到自由都一一如此。因此，人们无意识的试图寻找到释放和弥补，甚至成为一种慰藉性的情结或变态性的症结。这就是“操”成为了一种集体性格和文化形态。

“操”不仅社会整体的非常情绪。首先，它成了男性强烈的反叛话语；另一方面，与女性被操的意思形成一种恶性的心理症结。女性普遍认为在性方面纯属男人的需要，被操如同被侮辱、被损害，从而造成女性在性方面的心理被动性，加之来自道德观念的压力，女性把生理本能视为一种不道德和不正常的表现，以致把性爱与罪恶直接联系起来。因此，在性方面，东方女性普遍具有回避、恐惧、罪恶和冷淡等等复杂心理倾向。从家庭教育到社会成规方面，女性一直处于一种被封闭的庇护状态，一般谈不上自觉意识和积极态度。

被操意识是构成中国人强烈的心理性和文化性反应。当一个男孩带回一个女孩回家，并发生性行为，男方父母有沾沾自喜和占到便宜的感觉，甚至是一种引以为荣的事情；相反的是，如果一个女孩带回一个男性回家，即使女方父母接受这一个未来的女婿，但无法接受女孩婚前的任何形式同居性行为；普遍自家的女孩回吃亏的。一般而言，已婚的女方父母，始终很忌讳女儿与女婿的性行为，这主要来自歇斯底里的吃亏的被操意识，在乡村里最普遍的风俗，女儿女婿回门探亲是不得同居一室，不然会败坏和玷污娘家的门庭和风水。这种不成文的忌讳根源，与被“操”吃亏意识所密切相连。

由于强烈的被“操”吃亏意识，女性在性行为普遍存在着抵制和排斥的意识本能，否则担心男人还误会她是一个不道德的淫荡女人。这一表现不仅来自女性的集体意识形态，与男人把“操”视为一种沾沾自喜的占有感所分不开，这无疑成因于长期的女性从属社会地位。事实上，这是一种完全扭曲和畸形的文化形态。现代科学表明，男性在性行为方面占不到任何便宜，相反的是，女性除了在怀孕与生产稍有实际生理与心理压力之外，一般男女性活动，女性明显占有一定优势。在两性社会地方比较平等的北欧地区，女性普遍对男性不满，原因他们无法满足她们性要求。在生育率越来越低的潮流下，女性在生理性行为越来越具有优势，尤其随着避孕技术和性知识的普及和公开，女性对性高潮要求不仅增强，而且对性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

值得指出的是，“操”除了语言行为之外，同样可以演变成一种虐待狂文化与制度。“操”的流行就是一种性的反抗，悲剧的是，它很可能成为社会中一代人被损害而损害另一代人的恶性报复。这一点，在中国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其文化、道德、审美和制度都针对生命力的摧残，把青年们的自然身体和思想意识都加以控制和扼杀。从中国人的育儿态度上便看到这种虐待狂的社会类型。儿童意识与行为很少有独立的空间，一切是依照大人的意志和喜好，被公认的好孩子是顺从大人的乖孩子，而孩子自身的天性和趣味、人格和尊严基本不复存在。随着年龄的增大，绝大多数青少年处于挫伤感普遍强烈增高，尤其他们起码的行为、人格、权利不被重视和认可。首当其冲的是性行为和性权利，生理本能不因为社会地位、独力能力和经济状况而被抑制或忽视，尤其是现代都市社会青少年，他们对性的生理和意识的要求明显高于过去的青年，然而，社会上整体没有响应他们这一正当性权益的需求，更没有提供有效的机会和条件。譬如大学生还是被禁止同居和结婚，还有服役青年的私人生活被过渡地禁闭等等，这本都不利青年们身心健康，更不利于社会和谐与幸福。从严格的宪法上解释：一个年满18周岁的正式公民，他不仅应尽一个公民义务和职责，在法律上他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刑法对他予以极刑相待；这说明他同时享有一切公民应有的权益，如性交权、成婚权和生育权。只有这样，公民的义务和权益必须是相对等才能够公正而有效。

其实，性爱本身一种人类社会和谐与幸福的重要资源，而且这种资源是最廉价与有效的。然而，中国人在性问题上一直是奉行封闭与禁锢的传统作风，在文化、教育与政治都历来如此，甚至没有走出中世纪的“黑暗”模式；青少年人性行为和性权益被普遍的忽略，从而造成了一定的社会怨恨和“操”形态。这一恶劣的文化形态往往对人自身存在的价值起着反动的消解作用，同时对一个社会稳定与幸福构成持久的威胁。众所周知：非人性的制度和非人道的文化带来的将是一个残忍而麻木的社会，集体无意识中表现出一种彼此憎恨和彼此攻击的情绪状态。为什么中国男人――尤为生命旺盛青壮年男子离不可“操”口头禅，那是他们的本能与权利在成长中被忽视、被损害和被抑制造成的人格缺损与心理障碍。当然，这跟传统的儒教理学把性当作“万恶之源”有关。另一个方面：中国人是一个“操”字不离嘴的民族，悲哀的是，它同时还是一个性无知的民族，其后果不仅是“操”字不绝于耳，而是艾滋病毒将无情惩罚这个民族。一个健全的社会所依赖的基础不仅于制度的完善，重要的是有着敞开的教育和宽容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