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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大家都在谈论拿来主义,为什么同是拿来,在日本创造了经济奇迹.在中国却造成了政治动乱呢? 在我看来,这与拿来后消化的难易程度有很大关系。在内忧外患的旧中国,由于知识精英们的急病乱投医,容易消化的思想意识,往往是与本国的文化传统有着很大关联与相似性的.同样是学习西方,日本学到了重商,中国却由于知识精英们强烈的反商意识,商贾就迟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对官僚的膜拜却一如既往. 国人学得最快的,恰恰是与我们国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潜意识有异曲同工的那外来的"平均主义", 好个外国理论和中国实际情况的"绝妙"组合.难怪它被奉为至宝,发展到了极致. 近代西方得以强盛的两大法宝-重商主义与政教分离，对于对此并不熟悉而且内陆意识强大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确实是难以学到家的。况且,实行重商主义，对于那些只长于八股文章和吟诗作赋的官老爷来说， 要将他们至高无上的权力与实业家分享，实在是免为其难了。 我们几十年来所实行的恰恰是造成中世纪黑暗欧洲的政教和一，我们所学到的只是极端平均主义和僵化的教条.我们一次次地试图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可我们从传统文化所继承下来的却是对经济发展极为有害的"官本位"意识. 反观日本，由于岛国的关系，它的发展不得不对外扩张。先前早在亚洲各地行劫并贸易的倭寇，他们的后代们,西方的重商主义并不是什么很难学的东东。他们很快学上手,并将中国打得惨败. 让我们把时钟拨回至1988,当时的电视系列片,获得了举国轰动,确实掀起了一阵阵学习海洋文化的热潮,遗憾的是,"知识精英"们从中得到的启示,不是海洋文化中最精髓的部分 -- 重商,贸易和实业上. 他们依五四以来的惯性又一次将焦点对准了传统文化. 他们惊奇的发现,儒家思想竟然有如此大的生命力, 深嵌于每一个国人的骨髓之中. 他们从中得到的启示,还是"中国的历次启蒙运动,都要从五四开始".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毛病还是传统糟粕的积淀太深,尽管我们经历了多次革命,传统的桎皓仍摆脱不掉.而中国要现代化,必须拔除这传统的祸根.这次"文化"运动的主体, 北京的文化"精英"们, 由于其极度的反商传统和官僚膜拜意识,也由于自己对商贸的鄙视无知,对他们汲汲称赞的海洋文化的精髓--重商,实业,是难以理解和消化不了的.明明有广东,特别是深圳等珠江三角洲的初步成功. 可对这些"文化精英们来说,英"们不懂,也一时消化不了的东西. 他们所熟悉,他们从剧所吸收,被打动的,依然是那给他们予反叛立即快感,并获得"社会良心"称谓的" 五四".他们的"理想主义"也要求他们寻找那可医百病的"政治理想模式".他们所追求的，还是那政治的“正统”模式。而要实现这一目标, 五四的方式,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在北京代表"正统"文化的昨天,南方的的任何改革的成功模式, 是很难推广到北方的.北京人擅长的是政治运动与宫廷文化, 重商文化和海洋贸易意识, 对他们来说只是不入流的旁门左道.他们所热衷,所擅长的, 是那政治官场上权位的角逐.由于他们将自己的一生唯系于官场,他们所采取得任何反叛行为, 都是没什么后路可言的.这就是为什么从他们身上, 很难看得出"妥协"的必要性. 政坛上的每一场战斗,都是毫无退路的生死之战. 要将他们拉离那虽险恶却深具吸引力的官场,是多么困难的啊.他们或许会哀叹自己的待遇不好,可他们就是没意识到,他们正是造成此一状况的直接原因.他们正是那极低效率政府机构里的寄生虫. 所以过客以为, 92年邓公的南巡,深具历史意义. 它第一次宣告了重商,贸易的"正统性". 对于89年事件后众多郁郁寡欢的众多官场上的角逐者来说, 它指出了另一条升迁之路. 也因如此, 官场上僧多粥少的局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它对于自诩“正统”的文化精英们来说,实在是一大震撼，过去的“知识垄断者“，在这新滚滚商潮中显得迂腐又孤陋寡文，他们开始唉叹他们已成了社会的边缘人,他们已不再是过去那众人景仰，有“振臂一挥应者云集”能力的社会主导者。其实,这种社会奋斗目标的多样化正是中国社会走向正常的标志.可这一过程远未结束. 中国官僚机构,依旧是过分庞大的机器,还有众多对端铁饭碗趋之若鹜的追求者.如何减员,仍然是政府与民间的一大头疼之事. 什么时侯官场不再那么吸引人，更多的才华出众者进入财富创造的行列，中国的问题也就解决了一大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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