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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逆向种族主义”是一种中国80年代独特而绝无仅有的 现象。 ★ 中国在个人权利方面取得的成就并不小于经济成就。 ★ “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从一种变态向常态的回归。 ★ 对于“民族主义”的过度攻击只会招致更为强烈的反弹。 ★ 中国的发展必将打破现有的平衡。 ★ 中国的分裂对于中国人来说意味着血腥的动乱，饥荒，等等。 ★ 这个由中国人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正义的社会。 虽然在中国国内，民族主义讨论只是知识分子的学术小圈子内的话题，但在西方学术界，乃至大众传媒，“中国的民族主义”早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已有不少文章和专著发表，而且几乎所有有关中国的政治及对外关系的文章中，都会提及这个字眼①。 -------- ①例如：Chinese Nationalism,Jonathan Unger主编，M.E.Sharpe 1996年出版。该书第九章由Gernnie R.Bame撰写，题为“日外国人就是爱国”（To ScrewForeigners Is Patriotic:China's Avant-Garde Nationalists），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极尽贬损之能事，可以参阅笔者所撰写的“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民族主义’”，发表于《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1期。除此之外，还有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995年11月9日号上的封面文章等，不胜枚举。 民族主义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中国目前压倒一切的共识是发展经济，但除此之外的次一级思潮中，民族主义，确实占有一定地位②；第二，如果说民族主义仅仅是占有一定地位，那就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东西，因为在当今世界的任何角落，民族主义都占有一定地位，但中国的民族主义标志着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公众的政治意识的某些重要方面发生了微妙变化，尤其是因为80年代的中国是十分反常地非民族主义的。 -------- ②与西方文献中在多数情况下使用这个词汇相一致，笔者在使用这个词汇时并不使用其地方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的含义，而是中华民族主义或如官方使用的术语“爱国主义”。 然而，如何理解中国的民族主义，及其所标志的中国公众政治意识的微妙变化的缘由，以及这些变化对于中国国内政治和对外关系的影响？从更大的视野说，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对外关系的未来走向的总趋势究竟是什么？西方一些对中国局势持乐观态度的人士认为，中国的居支配地位的共识是发展经济，这是任何领导层的更替都改变不了的；而发展经济则意味着与世界其他部分必须保持良好关系，因此中国的对外政策也必然是和平友善的；而中国的发展最终将导致走向政治上的民主③。这一乐观派人士至少在中国的对外关系方面未能回答对中国的民族主义及中国的未来持悲观态度的人们的挑战，因为中国确实出现了比过去更为强烈的民族主义。而按照悲观派的解释，民族主义给失去了意识形态吸引力的极权主义政府提供了思想武器，民族主义加上经济实力将使中国成为世界其他部分的重大威胁。从某种程度上讲，悲观派（包括中国的和外国的）肆意歪曲和丑化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及被他们贴上“民族主义者”标签的人们，他们在编造一个自撰的预言。因为在中国，和在世界其他任何角落一样，存在着国家利益的意识，对于过度的、不公正的外部压力确实会进行反弹，特别是这种意识在90年代回归到了正常水平（80年代是不正常得低）。如果过度的外部压力招致了过度的反弹，这对中国和对世界都不是一件好事。因此，本文尝试解释中国的民族主义的现代背景，力图对其作出客观描述，并就笔者所知阐述“民族主义者”们的理想，以促进对于中国未来进程的预见和理解。 -------- ③参见William H.Overbolt：“China after Deng”，Foreign Affairs，May/June 1996。 就像在运动中，人们强烈感受到的是加速度，即速度的变化率，而不是速度本身，90年代所谓“中国的民族主义”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其相对于80年代中国的“逆向种族主义”（reverse racism，该词的英文本意是指美国的反歧视行动在客观上对白人利益形成了损害，笔者在此处赋予其在中国背景下的新含义），形成了较大反差。中国的“逆向种族主义”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反常现象：这就是中国知识界的主流产生了这样一种思潮，这种思潮认为和国文化是劣等文化，中国民族是劣等民族。其中善良者认为中华民族必须脱胎换骨才有资格在地球上生存，而更具种族主义色彩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则无情地认为他们自己的民族在人种上就过于卑劣，不值得允许其在地球上生存。 这种中国的“逆向种族主义”在80年代笼罩了整个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文艺界、新闻界，乃至略有文化的中国一般公众。西方人很少注意到或很少提到中国当时的领导人曾在80年代鼓励过“逆向种族主义”，他们却对于90年代所谓的中国官方利用民族主义“填补意识形态空白”十分敏感并大力渲染。这也并不奇怪，首先，鼓励“逆向种族主义”（中国式的，美国式的逆向种族主义是某种形式的内部补偿，政府在某个阶段考虑到社会整合而加以鼓励是并不奇怪的）是一种中国80年代独特而绝无仅有的现象，因而超出一般西方人的想象力；其次，中国的“逆向种族主义”宣传意味着赞颂西方人，西方人很难想象与西方敌对了几十年的中国政府会鼓励这样做，他们认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持不同政见”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倾向。但实际上，中国支持了大量这类观点的出版物的发行，组织或赞助了许多所谓“文化战略”研讨会，将许多持有这类观点的知识分子破格提拔到了各种各样控制舆论的重要岗位上（而不是像西方人想象的那样迫害他们）。 《河殇》的例子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虽然《河殇》的制作者们在该电视系列片放映时曾谈及所谓制作该片的政治风险，但这更多地是一种宣传手段（每个中国人都知道，当时说什么东西有政治风险是对其最好的广告），而不是事实。首先，若无官方自始至终的支持，该片是不可能拍摄成功的；其次，在该片放映后，中央电视台以及以《人民日报》为首的中国大报等舆论工具花费了大量篇幅，并组织多次讨论会，“中国的报刊界也从来没有对一部电视系列片像《河殇》一样，如此报以青睐，刊登解说词、连续地报导、发表评论、组织座谈”④；再次，从当时一些批评《河殇》的文章十分谨小慎微⑤，而《河殇》的支持者们对于这些批评者们的指责却十分严厉这一事实，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政治风向是吹向哪边的，当然，“六四”以后风向发生了变化。 -------- ④田本相：“《河殇》论”，《河殇论》，崔文华编，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 ⑤发表在《中国青年报》1988年7月10日影视版上的《激情的阴影》是批评《河殇》的第一篇文章。之所以要发表在影视版而不是理论版，是为了躲避更为严厉的审查。无论如何，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共鸣，随后又有一些批评文章发表，反映出中国的“逆向种族主义”已走得太远，中国人开始对其进行反思了。这些文章均非官方授意，相反，它们与当时的官方政治风向相悖，这与其后官方组织的批判《河殇》的文章是截然不同的。可以说，中国的“逆向种族主义”以《河殇》为标志在1988年达到顶峰，而对于“逆向种族主义”的反思也以对《河殇》的批评为标志从1988年开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受到鼓励、整个知识界为之倾倒狂热（中国的知识界自己称之为“文化热”）的“逆向种族主义”呢？这里有几个原因。 原因之一是，完全否定自身的传统、自身的文化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是自“五四”以来中国知识界的传统，这个传统有时与中国共产党的爱国主义召唤相悖，但从历史哲学角度上却与共产党“反封建”的意识形态相符合。我们都不应忘记，“文化大革命”就是以“破四旧、立四新”，摧毁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切残迹开始的。在“文革”之后，人们对于“文革”之中的一切政策都进行了声讨，然而却完全继承了其历史哲学观，因为历史哲学观是深层的，潜移默化的。笔者曾不只一次地指出：中国许多对“文革”深恶痛绝的知识分子，其思想方法却完全是“文革”式的⑥。因此，在摧毁中国传统文化（姑且不论中国传统文化该不该摧毁，我们只是叙述这样一个事实）的“文革”过去之后，人们立即把一切过失，包括“文革”的所有过失都归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头上，并再次掀起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声讨浪潮，却从无人想一想这里的荒谬之处。很显然，这次走得比“五四”和“文革”还远。“五四”思潮有“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色彩却无“民族虚无主义”或“逆向种族主义”的半点位置，它恰恰相反，是民族主义的，“文革”也是如此。但是，从“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到“民族虚无主义”或“逆向种族主义”的发展还是符合逻辑的。 -------- ⑥《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的作者王山新近在香港出版（明报出版社）的《解释中国》一书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80年代“逆向种族主义”受到鼓励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政策需要。80年代的中国要求迅速地打开国门，接纳来自西方的从投资、技术到思想、娱乐形式等一切东西。从整体上看，“逆向种族主义”的风向是符合总的政策需要的。当然，这不是说当时中国的宣传政策不可以做得更细致、更巧妙，一方面鼓励对外开放，与西方友好，学习西方，另一方面避免这种自虐狂式的“逆向种族主义”（在近代史上有许多非西方国家进行了追随西方的现代化转变，有些十分成功，如日本等，却没有一个国家出现过像中国的这种荒诞的“逆向种族主义”）；更不是说当时中国的领导层有任何“逆向种族主义”思维。但有一句俄罗斯谚语说“砍树木屑飞”，当时当政者大概是顾不了这许多了，“大方向对”就行了，再加上那时中国两位最高领导人的个人气质与经历的特点，促成了对“逆向种族主义”来自上面的鼓励。 80年代的中国在总体上是进步非常大的，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在个人权利方面。一般人只承认中国在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实际上，中国在个人权利方面取得的成就并不小于经济成就。就最看得见的成绩而言，中国官方给自50年代以来被迫害的无数人士平反昭雪，就是一个不可小看的成就。更重要的是，中国整个社会，不仅仅是官方，无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伦理道德、个人生活方式方面都变得前所未有的宽容（值得欣慰的是，这一趋势在90年代进一步发展）。 这些巨大进步，再加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确有不少我们今天看来是过分的压制性因素这一事实，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当时的“逆向种族主义”是否有可能是必要的（甚至对于有些人来说，今天“逆向种族主义”是否仍是必要的）。然而，无论在当时“逆向种族主义”是否必要，无论怎么评价“逆向种族主义”的“历史作用”，它都不可能是中国人意识的常态。 这里的道理是再简单不过的，很难让任何一个民族永远保持认为自己是卑劣的、理应屈从于其他更优秀的民族这种思想，遑论中国这个有着相当灿烂辉煌的过去（这个过去离今天并不十分遥远），有着12亿人口，在近代史上虽屡遭挫折却远未显示衰亡迹象的大民族。这是一个用不着什么高深的理论来“证明”的道理。任何生命都有自我肯定的机制，舍此就不能生存。于是，从80年代末开始，在中国的知识界出现了对“逆向种族主义”的反思，直至90年代汇成了强有力的“民族主义”潮流。但值得指出的是，“逆向种族主义”在中国的知识界，特别是掌握学术及教育权力的高层知识分子当中，仍占有主导地位。 认识到了上述历史背景，就会明白，所谓90年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只不过是中国知识界从80年代的自虐狂热向正常的、较为平和、较为多元化的心态的回归。应该说，90年代的这种心态才更接近于常态。因为是常态，无论是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还是西方人，都必须面对这个常态，与其相处，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如果你拒绝这种常态，对它施加过度的压力，以期强行改变它，结果很可能适得其反。 应该说，中国向民族主义的一定程度上的回归是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以及“六四”之后逃亡海外的所谓“民运人士”在中国的公众支持率大大降低的重要原因之一。活跃在海外的中国作家何频在1991年就写道：“海外一些民运组织的根本问题，不是经济拮据，也不是内斗，而是它丧失了道德生存的基础，对于一个处于草创阶段的组织，这恰恰是致命因素。即使有一天中共真让这些组织回去，人民却有可能不承认它，不欢迎它。”⑦究竟“丧失了道德生存的基础”是什么意思，他并没有细说。这可能包括许多方面，譬如，“自由派”这个词往往是一种误导，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往往十分缺乏宽容不同思想的精神，甚至往往不惮支持政治势力压制与他们不同的观点，因而可以说，他们十分缺乏自由主义精神，他们的“精英统治论”⑧也反映出他们对于民主政治的支持并不真诚。然而，海外“民运”组织的“逆向种族主义”色彩不仅使他们在90年代迅速丧失了中国本土人民，而且丧失了海外华人的支持。 -------- ⑦何频：“一部震惊全球的巨著：介绍大陆作家秘密撰写的《黄祸》”，《黄祸》附录，风云时代出版有限公司，1991年。 ⑧《河殇论》一书中就有许多这类论调。 然而，这些组织从总体上说在“逆向种族主义”中陷得太深，以及由生存环境所限，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调整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难题。留在本土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也迅速丧失了在公众中的影响力。他们自己将此归因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俗文化的崛起⑨。笔者认为，通俗文化的崛起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丧失了道德生存的基础”，包括他们坚持“逆向种族主义”，蔑视和仇视一般中国公众，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 ⑨陈平原：“近百年中国精英文化的失落”，《二十一世纪》（香港），1993年6月号。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强调指出：上述“逆向种族主义”的自虐狂热，在80年代也主要存在于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圈子中，在今天则丧失了许多阵地，仅限于上层“自由派”知识分子之中了。一般公众虽然也受到“逆向种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但在总体上并无这种自虐狂热。知识界的思潮风云多变，而公众则总是那样：一要吃饭，二要自尊。指望足球场上的球迷们为了外交而为对方球队叫好是不可能的；为了“文化战略”，为了向西方学习先进文化这些深奥的东西而热爱外国球队、仇视本国球队就更不可能。实际上，“沉默的大多数”，即一般公众，对于“逆向种族主义”一直是反感的。 简而言之，我们认为，所谓90年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只不过是对80年代的“逆向种族主义”的一种逆反，是从一种变态（无论其有多么充分的理由）向常态的回归。如果说这就算是“民族主义”，而且是“assertive nationalism”（进攻性的民族主义），那么，恐怕很不幸，我们要在未来与其长久相处下去。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恐怕是万幸，无论是对于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是这样。笔者在一次与意大利安莎社记者Francesco Sisci谈话中提到这种80年代的反常自卑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Sisci先生的回答很有启发。他说因其不可能长久维持，所以这种自卑反过来可能是很危险的，因为它很可能转变为过度的进攻性，转变为过度的显示或使用力量的饥渴症。他告诉我说，意大利人在法西斯上台之前就处于这样一种过度的自卑之中。 实际上，Sisci先生所说的类似情结在《河殇》中就有明显反映。《河殇》认为中国文明低劣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缺乏尚武和对外扩张的精神，譬如，它质问：“为什么岛国的倭寇可以渡过海洋来打中国，而中国人只能守在海边，竟然连想也没有想过要去那个岛国看看这倭寇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当时欧洲已经拥有火器装备的海军四处侵略，而中国还只知道修筑万里长城？并且竟然把长城修到了海边呢？”如果整个中华民族看了《河殇》后决定因自己如此卑劣地缺乏尚武精神而自杀则是一回事，但万一中国人决定不自杀，而是痛改前非呢？我们这次是不是要搞些海盗或海军不但去日本看看，还要去美国看看呢？就对西方人而言，从长远看，也许与一个有着清晰的自我利益意识因而并不总是那么驯服的正常的民族打交道。比与一个陷于自虐狂热的民族打交道要更安全些。幸而中国人在大多数时候心态还是比较正常的。 中国90年代的“民族主义”除了是对80年代“逆向种族主义”的逆反之外，也表明了中国人对于真实西方的了解有了加深，因而西方的光环逐渐消退，中国人自己的国家利益意识在逐渐觉醒。 80年代的中国人心目中的西方有着一圈神圣的光环。他们把西方想象成物质极度丰富，人们高度文明、高度道德的天堂。比如，不少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天真地想象西方不存在嫉妒，因而有人发明了沿用至今的“东方的嫉妒”一词。当然他们并不知道真实的西方是什么样子。但他们每个人都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模式来作自己的西方梦。譬如一个主张性自由的中国人会想象西方是一个可以随意与任何漂亮姑娘上床的性自由天堂，而另一个对性道德持严谨态度的中国人在中国的大街上看到恋人当众接吻时则会愤愤不平地说：“在西方国家就决不会有这种不文明的事。”那时的中国人，每逢遇到什么不痛快的事，诸如被人碰了一下而对方没有道歉，就会说：“在西方决不会有这种事。”其间有些人到西方作了短暂的访问，往往仅仅十几天短暂的访问，那些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就会使一些人放弃自己几十年的信仰（人们就是这么轻信，据说一些在60、70年代中国最困难的时期来华访问的西方人曾认为中国是地球上仅存的天堂）。这种仅只十几天访问便认定西方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天堂的轻信，在90年代被嘲讽地称之为“现代化欣喜”。当时确有一种现象，去西方国家访问的时间越短，回来后做的报告越长，夸得越厉害。可以说，当时中国人对于西方的想象只是他们自己的幻梦、情绪的投射，与实际的西方相距甚远。 然而，到了90年代，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海外长期生活和学习，对于西方有了更多的了解，西方的光环逐渐在中国丧失了垄断地位（应该说至少在知识分子圈中还占相当的优势，但垄断做不到了）。许多被列为“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的人是曾在西方留学过的中国人。如张宽，他因对西方持批判态度而被“自由派”知识分子愤怒地形容为因个人在西方境遇不佳而怨恨西方的人⑩；盛洪，他到美国访问了一年后写了一篇《什么是文明》⑾，认为中国文明优于西方文明，从而掀起了一场讨论；张承志，在国外转了一圈后写了《神不在异国》及其他许多文章⑿，因其原有的知名度及文笔的优美，掀起了中国思想界的一场更大的讨论。《神不在异国》这个篇名本身就是发人深省的：这意思显然是作者本以为神在异国，但亲身转了一圈之后才发现神不在异国。作者写道，“你曾经在出发之前抱过一个幻想。你曾经确实想过去找到它，并且使它成为你人生的支撑”，然而“你的梦失败了。就像你猜测的他们的梦根本不存在一样，你的追踪他们的梦狠狠地撞了墙”。 -------- ⑩徐友渔：“社会转型期的精神文化定位”，《现代与传统》，1996年第一辑。 ⑾盛洪：“什么是文明”，《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5期。 ⑿张承志：《荒芜英雄路》，知识出版社，1994年；《无援的思想》，华艺出版社，1995年。 公正地说，西方发达国家的许多东西，包括物质方面的以及非物质方面的，都比中国要好，然而，没有中国人在80年代所幻想的那么好。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知识界到了90年代已经逐步了解到，西方人的个人行为，特别是国家行为并不完全是理想主义的，而是相当“realpolitik”，即实用政治或强权政治的。 在80年代，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完全是道德的化身，是中国人民的救世主，他们关心中国的经济发展、人权、民主，一心希望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如果说他们与中国有什么矛盾的话，那是与“中国的专制政府”的矛盾，这些矛盾是由于西方人关心中国人的福祉才产生的。然而，中国人逐步了解到，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他们吃惊地发现，许多西方人担心中国的经济发展会与西方争资源（如莱斯特·布朗）、争市场，害怕中国人如果过上富裕生活就会妨碍他们的奢侈生活；他们逐步认识到，一些西方战略家与政治家想削弱中国并不仅仅是旨在削弱中国的“专制统治”，而是中国的强大本身就会使他们不安；他们也模模糊糊感到，关于“最惠国待遇”等问题，决不仅仅与“人权问题”有关，而是牵涉到美国的贸易利益。吴国光，一位曾被认为是亲西方的“改革派”人士，在美国住了几年并拿到了一个政治学博士后，却认为：“对于美国舆论和战略界来说，对中国的主要恐惧与其说是来自意识形态的担心，不如说来自未来霸权兴衰交替的忧虑。”⒀ -------- ⒀吴国光、刘靖华：“‘围堵中国’：神话与现实——兼析‘中国威胁论’的战略企图”，《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1期。 这是不是说明西方有什么错，或者说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认为西方有什么错呢？不能说明。中国人无权要求意大利的街上没有小偷，也无权要求美国人不考虑怎么多挣些中国人的钱。西方的行为没有什么特别不对之处，而是十分正常。问题在于中国在80年代对西方所抱的幻想过多，就像俄罗斯人一样。幻想终将归于破灭，于是便有西方光环的消退和中国自我国家利益意识的觉醒。80年代中国人看西方，就像一个儿童看一个他所仰慕的成年人，充满了幻想、崇拜与爱慕；而90年代，这个儿童长大成人了，懂得了那个成年人有种种缺点，有不那么光明的一面，于是他就不再那么仰慕那个成年人了，但这并不是说他就不能与那个成年人和平相处，甚至成为伙伴。但那个成年人必须理解，儿童终将长大成人，他必须与那个原来的儿童平等相处。然而，西方舆论对于所谓“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反感和攻击，说明他们没有理解这个儿童长大成人的自然和必然的过程，不切实际地要求那个今天已是成人的前儿童仍旧保持儿童期的仰慕和顺从。可以预言的是，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中国的所谓“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于“民族主义”的过度攻击只会招致更为强烈的反弹。 中国是否会出现过度攻击性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当然有可能，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但是，中国目前并没有出现过度攻击性的民族主义，至少那种声音是很微弱的。在民族主义方面所出现的变化是显著的，但这只是从80年代的非正常状态向正常状态回归。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都将不得不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面对这种正常状态。这就有个相互明智地相处的问题。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它的军事力量相当于其他六个最强国的总和。这种压倒性的军事优势是史无前例的。除此之外，它在宣传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生活方式方面也具有压倒性的优势⒁。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国家对外关系的中心都必然是对美关系。因此，中美关系也是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时期对外关系的中心。中美关系从短期看是由双方政府决定的，这里有许多偶然因素、偶发事件，但从长期看，两国公众的看法也会起相当大的作用。在这里，外国人必须消除一个对中国的误解，即他们认为在中国，因为是一个“专制国家”，所以政府可以随意操纵民意，而民意则对政府影响不大。也许在美国，民意对于政府的影响确实比在中国大，但在中国，民意对政府也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譬如，在中国国内事务中，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做“花钱买稳定”，谁花钱？从谁那里买稳定？当然是政府花钱，从老百姓那里买稳定。如果政府的任何政策都可以不考虑民意，它又何必去老百姓那里买什么稳定？ -------- ⒁William Kristol &Robert Kagan：“Toward a Neo-Reaganite ForeignPolicy”，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1996 讲到中国公众对于美国的看法，对于中美关系的看法，笔者曾在1994年和1995年参与或主持两次全国范围的民意调查。1994年的调查采用分层抽样方式，共取7000样本⒂。1995年的调查题为“中国青年看世界”，采取的是读者自愿参加方式；我们原本预期只有几千人会参加，没想到实际上有十几万人自愿参加⒃（有这么多人参加这件事本身就是意味深长的）。在这两次调查中，美国都被中国青年列为最不友好的国家和最无好感的国家。 -------- ⒂王小东、吴鲁平：“中国城市青年评价1994”，《中国青年报》1995年1月21日。 ⒃这次由王小东、房宁、马明洁等人策划、实施的调查的数据报告发表在1995年7月14日的《中国青年报》上，与此相关的多篇分析文章发表在1995年5月30日至8月11日的《中国青年报》上。 对于这两次的调查结果，美国一些人士和中国的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做出了两种指责。第一种指责是，这些数据是捏造的，是中国官方的宣传，并举出另一些有关中国人喜欢看美国电影，喜欢喝可口可乐，中国男人认为美国女人最漂亮等等另一些调查数据。对于“捏造数据”的指责，我们只能回答：“请你拿出证据。”至于中国人喜欢美国电影之类的数据，笔者相信都是真实的，但这些数据和我们的数据表达的是不同方面的问题。认为美国是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是对中美关系的现实状况的一种判断，在我们的调查中，有些对美国怀有好感的人也认为美国是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在整体上对美国最无好感，与喜不喜欢美国电影、可口可乐、美国女人也是两回事。举个极端的例子说：在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的士兵都认为美国的武器更好用，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仇恨美国人。 另一种指责是承认调查结果是真实的，但认为这是中国官方多年反美宣传的结果。其实，正如笔者前文所述，中国在80年代的宣传的基本格调是与美国友善。90年代中国的宣传调门有所改变，反映了中美官方关系的冷淡。然而，90年代中国官方对于舆论的控制能力早已大大减弱了。与此同时，美国的各种官方和私人机构却使用大量的各种学术赞助来影响中国的学术研究和舆论。中国政府却是不加区别地给持不同观点的人同时发工资，提供住房，拨研究经费。在整体上，美国的影响方式要有效得多。这种现象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并不稀罕。迄今为止，虽然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反美情绪都有上升，但就中国的学术界和大众传媒圈而言，基本调门并未改变。这也是为什么身处中国学术界或大众传媒圈的那些中国人，以及主要是与这些圈子里的人接触的美国人，无论他们本人是亲美还是反美，都对前述调查所显示的公众中的反美情绪感到难以置信，认为数据靠不住，因为这与他们自己周围的气氛相差实在太远了（当然他们多半也会承认，与80年代相比，他们的周围也出现了一些变化）。 诚然，由于中美关系在台湾问题、贸易问题方面出现了紧张，中国舆论界加强了对美批判，不能说这对中国公众没有任何影响。但中国媒体的宣传方向必须与某些其他因素结合才能真正产生影响。比如说，中国宣传媒体大力塑造几个90年代的雷锋式的榜样，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那么，在对美国的看法上，什么是这些“其他因素”呢？那就是美国对于中国的压力——不仅仅是对于中国政府的压力，而是对于中国整体的压力。 一位澳大利亚外交官曾对笔者说，他认为美国对于中国还是比较友善的，一个根本性的证据就是美国对中国开放了市场，两国之间虽有摩擦，但美国一直忍受着大量的对华贸易逆差。如果美国真正想与中国敌对，它首先就会关闭这个市场。可以这么说，美国目前对于中国的态度并非完全是为敌的，合作的方面是不少的，但是，中国仍旧明显感到美国的压力。这种感受不仅来自美国在诸如“银河号事件”、台湾问题、贸易摩擦等问题，来自美国对于中国的崛起所持的敌视态度，包括体育崛起（美国大众传媒连篇累牍地攻击中国在体育方面“使用违禁药物”、“不人道的大运动量训练”等，而事实上美国的违禁药物问题也很严重，而美国自己的大运动量训练则被说成是英雄主义行为），而且来自美国在这个世界上所处的霸权地位。应该说，虽然感受到这种压力，中国的反应——无论是政府，还是“民族主义者”、公众——还是十分理性的，这在中美多次关于贸易问题的谈判中，在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有关美国的言论中都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在冷战后的世界秩序中如何生存？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对于世界的领导是十分仁慈的，其他国家由美国来管理，甚至好过由本国的专制政府来统治。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大致持这种看法。另一种观点是，不能将本民族的命运交在一个我们根本无法影响——如果说美国人可以通过投票来影响美国的统治精英的话，中国人则不能，因而美国的民主制度在这个问题上对于中国人意义不大——的精英集团手里，无论这个精英集团仁慈与否，以什么方式产生，都无关紧要。这后一种观点是中国的“民族主义”的理论基础，也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一般公众的民族主义的基础——无论人们是否能够作出这样清晰的表达。统治的精英集团可以仁慈，也可以不仁慈；可以无私，也可以自私，如果被统治者对其没有影响力，则被统治者的命运就完全操在了别人手里。这无论在国内政治，还是在国际关系中，都是适用的。因此，中国的“民族主义”在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基本立脚点就是，中国的命运必须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即使美国人十分慷慨仁慈，也不能由他们来安排我们的命运，更何况在以往的交往中，美国人往往十分明显地表现出他们对于自己的国家利益的关注。 中国从统治精英到一般公众，必须有国家利益的意识，因此，必须让中国的公众能够听到“逆向种族主义”之外的声音。中国必须在经济上强大，能够保持持续的生存与发展；中国也必须在军事上具备对于来自任何国家（包括美国）的潜在侵略的威慑力量；舍此两点，中国的命运就始终操在别人手中，中国的生存就没有保障。另一方面，中国的国内也必须建立一个法制文明的社会，保障人民的权利，否则，仅以国际关系角度看，中国就不可能强有力到能够达成上述目标。 就美国而言，美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它将按照自己的最高利益行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譬如，如果它与中国做生意无利可图，它当然可以不做；如果它判断其最高利益要求对中国实施遏制，它当然也会这么去做，这都没有什么奇怪的。重要的是，应该让美国人明白中国的立场，什么是可以妥协的，什么是不可以妥协的。否则，双方都有可能做出既损人又害己的蠢事。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不无道理地担忧：美国的压力有可能使中国被迫重新陷入与美国对抗的局面⒄，这固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但笔者认为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就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而言，从长远看，最易产生冲突的基本点是什么？不是台湾问题，不是南海问题，不是西藏问题，也不是与邻国未定边界的那些问题，更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这些问题，有些是一时的，随着国内外政治的演化而会消逝，有些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会消失，甚至会表现为冲突焦点（如台湾问题），但就这些问题自身而言，孤立地看，它们毕竟无关大局。从长远看，中国与世界其他各国的关系的基本要点，即中国对于世界格局的主要影响是中国的发展（即使速度不像现在那么快了）必将打破现有的平衡。前面提到的Sisci先生曾对笔者提到这个问题，其他一些西方人对中国的另外一些学者也提到过这个问题（如笔者看到的一篇尚未发表的文章中作者提到一位美国记者对他讲的话与Sisci先生的话十分类似）。他们的基本看法是，中国的发展在事实上将要或正在打破现有的平衡，因而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维持现状对于自己最为有利的发达国家，必然要联手遏制中国（Sisci先生特别指出：中国想利用美日矛盾之类是不可能的，日本必然与美国结盟，而不与中国靠拢，因为美国代表的是维持现状，而中国是打破现状。事实的发展已经证明Sisci先生是对的），即使不能完全压制住中国的崛起，降低其发展速度也是好的；他们将采取种种手段，如分裂中国，以实现这个目标；这里没有对与不对、正义与非正义、道德与不道德的问题；如果硬要说对与不对，那么，中国要发展是对的，发达国家要遏制它也是对的。笔者认为，他们真正道出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及日本的长远关系的实质。 -------- ⒄时殷弘：“西方对非西方；当今美国对华态度的根本原因”，《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3期。 这一结论对于中国人的教益是什么？首先，中国人应该理解“中国威胁论”自有它存在的坚实基础，中国人如果以为作些“永远不称霸”之类的声明就可以消除它实在是太天真了；另一方面，对它进行愤怒声讨也不会起太大作用。因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的人均国力（这是笔者比照“人均收入”、“人均GDP”而杜撰的—个名词）正在增长，而且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希望它增长。要知道，中国不是新加坡，以其12亿人口和辽阔的国土，其人均国力只要每年增长几个百分点就会对世界格局产生巨大的冲击。然而，中华民族能够忍受长期的停滞、能够安于今天的“发展中国家”这个地位吗？显然不能。那么，中国人必须作好忍受一个后发展强国必须经历的那种磨难的准备。 在本世纪中有两个后发展强国，德国和日本，力图打破既存秩序对其发展的限制，与世界其他各国为敌，挑起了两次世界大战，以他们自己和整个世界蒙受巨大破坏而告终。中国的情况与德、日两国有所不同。根本的不同在于中国的幅员大大超过这两个国家，这一特点一方面表明了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先天条件大大优于德、日两国，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中国以武力攫取他国领土的动机不会像他们那么强烈（虽然中国也承受到人口的压力）。然而，中国增长的政治与经济力量仍会投射到世界其他地方，改变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争夺商业利益和自然资源；更为重要的是其强大本身就必然使其他国家感到威胁。 认识到这样一个前景，中国人就必须作好忍受“光荣孤立”的准备。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中国自己不应谋求孤立，恰恰相反，中国自己应该谋求的是打破孤立，与世界所有其他国家发展关系。但打破孤立并不是一厢情愿的。因此，中国人必须作好准备，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乃至文化方面都作好准备。唯其作好准备，才能打破孤立，甚或造成一个其他国家不敢也不能孤立你的局面。除此之外，中国人还必须以冷静和理性的态度面对其他国家如美国的敌意和孤立企图。一方面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国家利益，另一方面又能以冷静和理性的方式处理对外关系，即是建设性的民族主义与感情冲动的民族主义的分界线。在最近一段时期，西方学者、外交官、新闻记者等常常以德、日两国来类比中国。中国不仅要避免德、日两国为全世界的联合力量击败的命运，还要避免比德、日两国强大得多的苏联在内外交困之下自我崩溃的命运。这确实是个巨大的挑战。 就西方人而言，他们应该如何处理对华关系？如何面对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他们常常带着这个问题来到中国，热切甚至焦虑地问中国人怎么看这个问题，问西方人究竟应该如何对待中国人才能双方都满意，双方都能有安全感并共同繁荣。笔者的回答十分简单：西方人为自己的利益而希望中国不要强大得太快，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过度的遏制，包括分裂中国的企图，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对于双方都不利；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必须给中国一个和平发展的空间，这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改变现状，然而唯其如此，才能换得中国对于国际秩序的长久支持。 就中国而言，中国所要求的并不太多，主要是一个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并且这个体系要容忍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其有关国家安全的幼稚产业；中国对于目前的国际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是满意的，至少认为是可接受的，这就是中国为什么总是说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然而，使中国人忧虑的是，目前在美国涌动着一股强烈的反对中国的潮流，这一潮流有可能恶化中国的国际环境并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弹，这是对于所有人都没有好处的事。 《Newsweek》1996年6月29日号上发表了该刊记者对澳大利亚前总理基廷（PaulKeating）的采访。谈到中国问题时，基廷说：“我不相信遏制或威吓会产生作用。你必须现在就使他们加入APEC这样的地区性集团，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他们现在还有这个需求而西方还很强大。中国肯定会继续成长下去，如果我们现在不把它和我们联在一起，不把中国当一个伙伴，有一天它将会成长到如此之巨大，那时中国人将很高兴地自行其是，我们将完全影响不了它。”对于西方人来说，他们应该读一读这段话。 西方大众传媒与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往往别有用心地把中国的“民族主义”与“专制主义”、“反民主”联系在一起。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如果不能阐明自己的立场，那么，他们的主张的正义性确实是应受到怀疑的。应该承认，迄今为止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尚未充分阐明自己的立场。这部分是由于他们找不到发表这方面见解的阵地——他们在这方面的见解既不符合中国的主流理论，也不见容于西方大众传媒与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因此，有必要在可能的情况下反复阐述中国的“民族主义”应有的政治理念。 中国的政治前景，一直是西方人十分关注，中国人自己也十分难以确定的问题。但总起来说，无非是这样几种图景： 第一种是目前政治状况的自然延续。它的好消息是经济仍将繁荣一段时间，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还会提高，社会有一个基本的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稳定的。它的坏消息是腐败问题会严重下去，社会治安恶化并缓慢而稳步地侵蚀社会基本秩序；从长远的经济与技术发展前景看，如果此种情况得不到有效改善，中国很难跨上有关其安全生存的下一个技术台阶；从政治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则中国的凝聚力、运作力都不足以应付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不足以使中国跨入世界强国的行列。笔者认为，这是可能性最大的一个前景。 第二种是为了更为强有力地解决秩序问题，例如腐败、社会治安问题，少数民族分裂问题等，出现更为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但经济上不可能退回去太多，只可能在少数重点部门加强国家投资和控制。这种前景有可能在内部或外部出现危机的情况下诱发。 第三种是危机的大爆发，国家政治体制崩溃。一些西方人士及海外的部分“民运人士”，以及一些中国“自由派”学者极力鼓吹中国分裂（breakup of China）的好处⒅。中国的分裂对于西方的地缘政治考虑来说，好处是十分明显的：又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也许是最后一个非白种人的竞争者（日本有其强大的一面，也有其因国土狭小而天生不足的一面）将从地球上消失。但中国的分裂对于中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恐怕不是“自由派”们所鼓吹的一个一个小民主国家，而是血腥的动乱、饥荒，等等。我们只要看看前南斯拉夫和前苏联的情况，就可以想象中国在那种情况下的前景；中国的人均自然资源远比这些国家少，工业化程度远比这些国家低，因而前景将比这些国家要悲惨得多。第三种情况是决不允许发生的。 第四种是中国平稳顺利地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国家政权变得更为强大有力，在内政方面可以能够成功地消除腐败、社会治安及绝对贫穷等问题，在现代化方面能够成功地带领中国跃上先进技术的台阶，在对外关系方面既可以强有力地维护本国的利益，又可以利用自己的实力有效地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 ⒅如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Gerald Segal在《外交事务》1994年5-6月号上所写的“China's Changing Shape”以及其他地方所写的一系列文章；另外一些西方学者乃至一些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也在西方甚至在中国境内——这倒也反映了中国一定程度的出版自由——发表鼓吹分裂有利的文章；还有在环球网上《时代》周刊所提供的论坛上，也有来自海外中国“民运人士”和台湾人进行的分裂中国——不仅仅是台湾、西藏，而是整个中国——的鼓吹。 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对于中国的内政有何见解或诉求呢？如前所述，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在内政方面很少清晰地阐明过自己的观点。据笔者所知，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对于国内政治的看法不尽相同。在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中有较为激进的年轻人，他们在内政方面要求迅速地实现全面的民主，而在对外关系方面则持极为强硬的谋取中国国家利益的态度。这两方面在他们看来是完全并行不悖的（这在西方人士或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看来也许是荒唐的）。他们目前尚且缺乏在学术界和大众传媒圈的地位，因此他们的声音不易被外界听到，但他们的简单的口号在中国一般民众，在新近掌握了经济实力的企业家阶层乃至海外华人之中，都很有影响力。 受西方大众传媒注意，并且在中国社会中较有发言权的是知识分子中的“民族主义者”。他们的观点往往被说成是“新保守主义”的、“反民主”的等等。将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民族主义者”归结为“新保守主义”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民族主义者”确实较多地采取新保守主义立场。笔者认为，这与他们对于国际关系的判断有关。 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中国出现混乱或分裂都是没有关系的，其理由在于：第一，西方会帮助中国（与俄罗斯人几年前想的一样），至少与西方的自由贸易可以使中国避免因分裂为一个一个隔绝的、有可能丧失传统的原料供应及市场的小国而导致的经济灾难；第二，当今世界在美国这个民主国家的仁慈的统治之下，其他国家，如中国，保持其国力强大根本没有必要。 但“民族主义者”们不这么看，他们认为，如果中国出现动乱，西方国家所能提供的帮助是十分有限的（前苏联和东欧的现实确实教育了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另外，如前所述，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虽然并不怀疑美国是个先进的、文明的、有理性的国家，但认为中国的命运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掌握，中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因而中国的强大是重要的。从这些基本判断出发，这些“民族主义者”们往往强调秩序，强调强有力的国家政权。 然而，将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说成是“反民主”的，却是一种明显的歪曲或别有用心。事实上，一篇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文章，清楚地阐述过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所追求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正义的、民主的社会。这篇文章的第三部分“把中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十分系统地阐述了这个社会应有的一些原则： 这个由中国人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统一、稳定的社会。中国青年中的 绝大多数认为国内的安定团结是中国繁荣富强的最重要因素，不仅仅是中 国青年，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稳定是人权的基本保障，没有稳定就 没有人权。而统一是稳定的必要前提。中国历史悠久的文明将世界上一个 人口最多的群体聚合到了一个国家之中，这是中国文明给我们留下的一笔 价值无法估量的宝贵遗产。抛弃这一宝贵的遗产，必将使中国这片辽阔的 土地陷入这样那样的纷争；分裂的政治实体和分裂的市场将使我们的后代 子孙在一二百年之内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无论西方人和中国 那些有创见的人说些什么高明的主意，中国必须以一个统一的国家屹立于 世界。 这个由中国人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人人都能过上体面的生活的社会。 我们的经济基础比之西方国家，甚至前苏联、东欧国家都是薄弱的。因此， 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所要走的道路是艰巨的，也许还是独特的。我们的经 济必须较快地发展，而这种发展又必须是可持续的。我们的人均资源并不 丰富，因此，我们的经济发展不可能靠不断地加大投入维持，而必须依靠 技术进步。就此而言，我们的社会必须是一个科技昌明的社会。另一方面， 我们必须实现真正的共同富裕，缩小贫富差距。 这个由中国人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正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人 都有平等的权利，不分民族，不分性别，不分贫富，不分地位高低。这个 社会的行政体制应该是廉洁的、有效率的。这个社会的新闻媒介应该是有 道德的、主持正义的。这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有建设性地参与国家与社会 事务的权利。我们不能忽视西方文明在建立相对进步的现代国家制度方面 的成就和启示，然而，一个公正的社会制度的建立、演进也不能割断其与 该社会所内在的文明和历史轨迹的联系。因此，我们必须以权大的创造性 建立和完善与中国的文明、中国的社会血肉相联的现代国家制度。 这个由中国人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能保卫自己的社会。值此第二次世 界大战结束50周年之际，我们这些中国人更应记起我们的前辈在那次大战 中经历的屈辱与苦难。3500万死难与伤残的中国人命令我们建立一个足以 保卫我们自己的国防。今天的中国青年仍旧崇敬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代领导 人，无论他们有过多少失误，他们毕竟把一个在近代受尽欺凌的中国建成 了一个能够保卫自己的国家。因此，在人民共和国四十多年的历史中，再 也没有了外国的入侵，中国人再也不用担心遭受南京大屠杀那样的苦难。 中国人永远缅怀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代领导人，认同于他们建立一个强大国 家的远见卓识，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只要这个世界还存在着战争的危险， 还存在着不久者侵夺爱好和平的民族的可能，我们的社会就必须强大得足 以保卫自己。 最后，这个由中国人组成的社会还将是一个胸襟开阔，与世界其他各 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和平共处、平等交往的社会。中国文明博大的胸怀，在 历史上，它曾以比西方文明远为开放、远为慷慨的善意接纳了来自世界各 个角落的人们，它没有以自己无比强大的力量奴役他们，而是容许他们在 这片高度文明的土地上休养生息，从而形成了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 今日的中国，已不处于那种无与伦比的强势地位，然而，作为一个伟大的 社会，中国必须走向世界，必须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中华民族 的前景，也将因此而更为光明。 另外，如王绍光，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系助教，他与胡鞍钢合作写过《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因而招致“自由派”人士的强烈攻击；他还经常在“美国之音”为中国政府的政策辩护。但是，他也极力主张从中国农村的基层组织开始，进行民主建设，推进自由选举。王绍光的思路在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中是有代表性的。 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清楚地认识到，没有一个正义的、民主的社会，没有一个在公众中有极大合法性的政权，他们的建设一个强大的，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的理想是不可能最终实现的。恰恰是他们的“建立一个伟大的中国”的理想，使得他们推进中国的民主的动机比其他人更为强烈。问题在于怎样才能真正有效地推进民主，使中国从前述的第一种或第二种情况过渡到第四种，而避免出现第三种情况。就此而言，中国的知识分子中的“民族主义者”所从事的工作是建设性的，因而也就很可能是中国未来的方向。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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