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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天骂自己同胞的中国人就是我们这个文化受到冲击后产生 的伊克人。 ★ 中国人决不可能试图以儒教文明去塑造世界。 ★ 苏联崩溃后，“我们新的选择自由是要么屈服，要么对抗”。 ★ “外取”的障碍，主要在国外。 曾有一位编辑找我谈论未来的信息社会。他认为，未来的信息社会将使国家消亡，世界融为一体，但这个过程决不会是平静的，会有大变动或大决战（广义的，不一定是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形式）发生。他说，他就这个问题请教过《数字化生存》一书的作者尼葛洛庞帝，但尼葛洛庞帝似乎根本没有思索过这类问题，他十分失望。他问我曾接触到过这方面的文献、材料没有。我说，因为这方面的问题与我的一本书是如此地紧密相关，因而我曾尽了一切努力来搜集这方面的资料，但结果与他一样，十分失望。这本不奇怪，因为我们的索求方向都是美国，而美国在未来社会中无疑地具有绝对压倒性的地位，因而它不必担心什么，它的那些精英们就更不必担心什么。既然不必担心什么，既然信息社会对于他们来说几乎百分之百地注定是玫瑰色的，他们为什么要去费脑筋想这些问题呢？ 但是，我们中国人得好好想想，因为我们并未完全消除被淘汰的危险。事实上，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就在进行着种族或民族的淘汰，而自16世纪起，西方人依仗着先进技术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将这种淘汰扩展到了全世界。皮萨罗的168人远征队和科尔特斯400人的远征队征服了整个美洲大陆，90％的土著居民在随后的不长时期内迅速死亡。 有人会说，现代社会比那个时代文明多了，人们的道德准则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然而，我要再强调一遍，从历史来看，所谓道德是靠不住的东西，惟一靠得住的是力量的平衡。核武器的长期未被使用，决不是因为广岛和长崎的惨状使人们不忍心再用（事实上，在广岛和长崎的核爆炸之后，美国政府仍多次考虑过使用核武器），而是因为核垄断被打破了，否则，核武器会被一用再用。越南战争期间出现的美国反战运动，不是因为美国人不忍心杀伤过多的越南人，而是因为美国人的伤亡大了——有研究表明，美国的反战情绪几乎总是与美国人的伤亡成正比，而和别的事情没什么关系。若是打越南像打伊拉克这样，美国就不可能出现什么反战运动。信息时代如果因技术进步而出现了力量的绝对不平衡，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淘汰呢？ 当然，信息时代的淘汰可能会仁慈些，也许会是“天鹅绒式”（美国人称自己的霸权是“天鹅绒式的霸权”）的淘汰。而且，淘汰的方式多种多样，甚至可能会是一种自我淘汰。 美国生物学家刘易斯·托玛斯在《细胞生命的礼赞》一书中提到过一个叫做“伊克人”的乌干达北方山谷里的小小部落。由于他们的传统文化遭到摧毁，伊克人把自己变成了一群不可救药的、让人讨厌的、六亲不认的野蛮动物，极端自私，毫无爱心。他们表面上似乎是生活在一起的，聚集在密集的小村子里，但他们实际上是孤寂的、互不联系的个人，没有明显的互相利用。他们也说话，但说出的只是些粗暴的强求和冰冷的回绝。他们什么东西都不共享，从来不歌唱。孩子一旦能走路了，就把他们赶出家门去抢劫。只要可能，随时都会把老年人抛弃，让他们饿死。行劫的孩子从无能为力的老人嘴边抢走食物。他们生儿育女时毫无爱心，甚至连粗疏的照顾都没有。他们在彼此的大门口排便。他们对邻居幸灾乐祸，只是见到别人不幸福时他们才笑。刘易斯·托玛斯在书中还有其他联想，但我只引用到此。我的联想是，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大民族，在1840年一下子被打蒙了之后，我们的民族文化也出现了严重断裂之后，会不会现在也还是在向伊克人的方向滑？我们承受得起信息时代进一步的文化冲击吗？其中有乐观的迹象，但也有不乐观的迹象。 前些日子，一个已经入了加拿大籍的朋友回来做生意，给我打电话闲聊时向我推荐陈燕妮的《遭遇美国》。我说：“我没有看过这本书，这类书我都不看。这类书中所写的东西你们在海外的人也许感触良多，但我觉得无论是对于中国的主流社会，还是对于美国的主流社会，你们的生活与遭遇都是irrelevant（或可以译作枝节性的、边缘化的——编者）的。你们自己过你们的日子就是了。”但他提到书中写了我曾有过一面之交的人，于是，某天路过书摊时，我便买了这套书，浏览了一下。虽然我还没有将书全部看完，但我大致有了一个感觉。这本书所挑选的50个海外的中国人，大都曾是中国的名人，其中有些人的名声在中国曾经极其显赫，他们的处境应该高于平均水平，因为即使他们的其他的一切美国人都看不上，他们的“中国关系”恐怕还是值些钱的——要知道，美国与中国的生意一年有好几百个亿美元呢！而且过得不太好的人大概不会来谈，作者多半也不会要他们来谈，因为作者十分清楚，国内的中国人还是很想保留一个美国梦的。即使这样，又如何呢？一些人很朴实，实实在在地谈自己在美国的生活经历，一些人因比别人成功而有些得意，另一些人则底气不很足地申辩着他们的选择的“正确”。然而，这些都是他们自己的事了，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和美国人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既不再是中国社会中的一员，也未成为美国社会中的一员，“irrelevant”是一个最准确地表达他们的地位的词（我实在找不到一个同样准确的中文词）——当然，那些搞科技的应当另作别论，因为科技永远是对于全人类都relevant的，但《遭遇美国》一书中所选的搞科技的人并不很多。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地位，已经是中国许许多多最优秀的人梦寐以求的最高和最终的目标了。作为一个个人来说，奋斗“打拼”，在异国的土地上不仅站住了脚，吃上了饭，有的还可能吃得比较好，这不仅无可非议，而且还确实可以算是有几分让人肃然起敬的英雄气概的。但是，作为一个民族，他的最优秀的人当中应该有更多的人有更多的追求，并得到更多的东西。 不要误解，以为我在批评留在国外这件事本身。其实我认为留在国外还是留在国内根本不是问题的关键，不是relevant还是irrelevant的关键。实际上，在海外有一个沉默不语的（当然不是真的沉默不语，只是我们听到他们比较少）华人社会，这个华人社会在极其艰难困苦，极其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形成了一张张让约翰·奈斯比特在《亚洲大趋势》一书中称羡不已的极有生命力的华人网络。这些网络具有生生不息的强大力量，决不等同于中国后来出去的在哪个社会都接不上榫，只不过是一口饭混得好些或差些的irrelevant的那些人——虽然后者可能还很瞧不起前者，我不只一次听到后者对于唐人街的轻蔑谈论，认为这是中国人落后、保守，不肯融入更先进文化的典型产物。我曾经遇到过不少华人富翁（虽然还不是大富翁），他们曾是印度支那的难民，70年代逃亡时，连个手提箱都没能带出来，但仅仅十来年的时间，不少人都致富了。他们靠的是什么？当然靠刻苦耐劳，靠智慧，也许还靠西方国家“制度好”，但还靠一条，就是那一张张的网，相互帮助，默默无闻，朴实无华，却有力量。这一张张的网就是一个个社会，在当地不是主流，却也站住了脚（这是一个社会站住了脚，和一个个人站住了脚不是一个数量级上的事），他们往往显得很土气，比如春节是一定要舞狮子的，但这土气正是强者的力量的显示，因为只有强者才敢于并能够拿出自己的东西来去叫别人接受。我曾经遇到过从广东农村出去的村姑，不识几个字，因而只能进华人的网络，而不能与我们这里出去的知识分子相比肩，但她充满自信，决无那些知识分子的自卑和自贱，反倒因为看到了自己的力量而有些沙文主义——这当然是不对的。 情况是在好转的，我们的文化毕竟是一个很大的文化，还有相当的力量。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中国人的心态，也都在正常化，这在《遭遇美国》一书中也看得出来。我敢说，那本书若是在十年以前写，整本书都会是伊克人的聚谈，现在就好得多了。但中国人的有些东西还是令人想到伊克人——我决不是仅仅在谈《遭遇美国》那本书，我要谈的东西远远超过那本书的范围。 1996年8月15日，美国圣迭戈州立大学校园，一个美国学生Frederick MartinDavison因怀疑自己的论文答辩通不过（其实尚未作最后决定）而将自己的导师，一个中国人，名叫梁辰（音译），和另外两名美国教授开枪打死，后向警察投降。这件事无声无息，我敢打赌，中国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件事。这不由得使我想起1991年11月1日的那个人尽皆知的“卢刚事件”来，事情十分相像，那次是一个中国学生打死了他的美国教授们。那次事件却在海内外中国人当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就连《曼哈顿的中国女人》都用了大量篇幅来写这件事。据说卢刚的“嫉贤妒能、心胸狭窄”是中国五千年的文明的一个产物，据说一位中国访问学者还写了一篇文章，《卢刚——中国人的小缩影》。总之，卢刚十恶不赦，中国人十恶不赦。我不懂，为什么中国教授被美国学生杀了，就那么无声无息，没人理会？为什么美国教授被中国学生杀了就那么不得了，并扩大到“中国文化”，被说成是“中国人的小缩影”？那么，那个美国学生可不可以说是“美国200年文明的产物”、“美国人的小缩影”呢？ 我在这里倒没有一点批评美国白人的新闻媒介的意思。他们一如既往平淡地报道了这两次事件，尽量淡化这里面的种族色彩。这种事在美国多了，如果仅仅因为一次谋杀事件是中国人干的，就说中国人如何如何，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而且会被人批评为种族歧视。美国的新闻媒介对于中国和中国人并不完全公正，但决不会去做这么低水平的表演，他们毕竟还是有着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准则和体面的。 在那里表演的，生怕自己的地位受到危及，因而破口大骂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恰恰是中国人自己。这实在不能不让我想到伊克人。这些整天骂自己同胞的中国人也许就是我们这个文化受到巨大冲击后产生的伊克人。他们比伊克人心眼更多，但这种心眼多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当然，在中国，最坏的伊克人还得数那些贪官污吏，但关于他们的谈论已经很多了，而我在这里说的那种伊克人却还往往很奇怪地被认为是大好人——因为他们骂中国人，骂了中国人好像就是向西方学习了先进的东西了，骂了中国人好像就是主张民主和自由了。 但是，我认为，很多事情的实质恰恰与其表面相反。比如说，一些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人往往极端地蔑视一般中国公众，认为他们是“劣等种族”，自己却怀有极强的道德优越感，因而非常不能容纳不同意见，把所有与他们在某个方面有不同观点的人都扣上“专制主义”、“法西斯主义”等帽子，这与自由主义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那种完全的否定和谩骂也并不符合自由主义的精神——西方的一些自由主义哲学家认为，对于传统文化的这种态度不仅不是自由主义，而且恰恰相反，是导向极权主义的哲学基础，因为它隐含着某个个人或某个集团有能力并有权利对于作为人类数千年试行错误的结晶的传统进行随意修改这样一种思想。仅就常识而言，我已经想不通，那些如此瞧不起一般中国公众的人怎么会愿意给中国人民主——既然他们如此“丑陋”、“愚昧”、“落后”，他们能知道如何行使民主权利吗？最近看到海外留学生办的电子刊物上的一篇关于中国环保问题的文章，张口就是“一个掠夺了大自然五千年的民族……”。这是从何说起？就现在活着的人而言，谁也不可能“掠夺了大自然五千年”。如果要是论祖先，那么，任何一个民族都可以说是“一个掠夺了大自然五千年的民族”，因为今天每一个活着的人，无论他属于哪一个民族，都是由五千年以来的历代祖先传下来的，而这些祖先都“掠夺”过大自然。迄今为止，根据美国能源部能源信息局的数据，中国人对环境的污染仍然比美国人少得多（这当然不是说中国人就不必注意保护环境了）。这些人也在整天谈民主与自由，但我就是怀疑，如果让这些如此仇恨和蔑视中国人的人当政，中国得到的只能是最坏的专制暴政，因为在他们眼里，中国这个民族既然如此劣等，惟一合适的命运恐怕应该是被从地球上消灭掉。一篇在香港《明报》月刊发表的文章《从“逆向种族主义”到“中国的民族主义”》，将这种现象称之为“逆向种族主义”。在读了刘易斯·托玛斯的那本书后，我认为最好把这种现象命名为“伊克人现象”，把这种心态命名为“伊克人心态”。中国人如果不能摆脱这种心态，在遭遇21世纪的信息时代的大动荡、大冲击、大融合时会成为什么样子呢？极少数最“幸运”的“幸运儿”，能够巴结到《遭遇美国》一书中的那些人的位置，更多的人恐怕会像法国人所写的一本小说《圣徒的营地》中所描写的那样，举着“皮包骨头的枝桠”扑向全世界的各个海滩，而更多的人则在原来的土地上被慢慢地淘汰掉。华人的网也许暂时可以救起一些人，但失去了大本营，这些网再有生命力也恐怕独木难支……。世界大势会是什么样？从中国人的视点看，有可能就是这样。 就是死，也得死得更光荣些，何况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多半是不会死的，只要我们不做伊克人。这事比什么都重要，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才能谈技术问题。 预言未来是一件风险极大的事。如果我们翻一下90年代以前那些由学者、外交官、政治家、小说家、新闻记者写成的无数预言未来世界历史进程的著作，就会发现，仅仅经过那么几年时间，大部分著作已经可以被证实用处不太大了，然而，人类是一个计划长远的物种，离开了对于未来世界的预言，他们就会失去行动的方向。况且，预言往往能够产生“俄底浦斯效应”①，这就使得对于未来的预言不仅总是引人入胜，而且能够产生重要影响——只要有足够多的人相信它。 -------- ①传说中的俄底浦斯杀了他以前从未见面的父亲，这实际上是由他将杀死自己的父亲这一预言造成的，这个预言曾使他父亲把他抛弃。所以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建议把预测对被预测事件的影响称为“俄底浦斯效应”。参见卡尔·波普尔著：《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森林中的熊已无踪影”②。它无踪影得太快了，出乎绝大多数人意料。作为世界冲突的一个主角，它的突然消失不仅留下了一个力量的空白，而且留下了一个预言的空白，一个人类计划自己的未来行动的空白。对手突然没有了，但历史远未终结，世界上的冲突还会发生，这一点确定无疑，有疑问的只是谁与谁冲突。 -------- ②莱斯特·瑟罗：《21世纪的角逐》。 塞缪尔·亨廷顿教授认为，在新的世界形势下，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将不再主要是意识形态因素或经济因素，文明之间的差异界限将成为未来的战线，文明的冲突将主导着全球政治③。这是关于人类未来极其重要的预言。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 -------- ③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美国《外交》季刊1993年夏季号。 人类划分成集团进行冲突。然而，冲突的原因并不等同于划分集团的因素，冲突的产生也并不总是因为划分了集团——有可能是反过来，冲突已不可避免，划分集团只是为了更有效地进行冲突。让我们打个抽象的比方来更清晰地说明上述思想。假设有100个人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上，而孤岛只能提供60个人的食物。这时，为了生存，就会产生冲突，在冲突中会划分出集团。划分集团的界线是什么？血缘关系、语言、肤色、感情……。如果这100个人在上述方面都无明显差异界线，则集团也可沿着左撇子、右撇子的界线划分。在这里，划分集团的界线是一个近乎荒谬的因素（当然可能会发明出种种理由来说明左右手的界限即是善与恶、上帝与魔鬼的界限，以证明这一划分的正当性），而冲突的根本原因却在于食物不够，人们要为自己谋生存这样一个非常实际的理由。 让我们回到关于未来世界的冲突这个问题上去。我的看法是，未来世界的冲突很可能确实沿着文明的差异界限展开，但冲突的根本原因仍旧是经济因素。 冲突的历史比人类的历史还要久远很多。仅就人类的历史来看，冲突的最高形式——战争，多数是赤裸裸地以争夺土地、资源、财富、妇女、奴隶等为目的。即使是宣称有着崇高目的的宗教战争，也几乎无一例外地伴随着上述争夺。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人类不会因为价值观、审美趣味、生活方式的差异而发生冲突，甚至战争。人们会的。有时人们就是仅仅为着一些与经济因素完全无关的事情争吵，甚至流血。但这类冲突始终不是主流，只是个别现象。 塞缪尔·亨廷顿教授将儒教——伊斯兰教的联系列为对于西方文明的主要挑战者（这里的儒教指中国）。如果仅仅是文明的差异起作用，那么，这种划分恐怕是不符合实际的。就儒教这一划分而言，中国是否仍旧是一个儒教国家都是非常成问题的。要知道，中国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它的上层精英中的绝大多数（包括在1949年以后据有政权的共产主义者）几乎是毫不疲倦地不断谴责儒教的一切方面。这种对于儒教的全面否定早已渗透进了大众的观念：“孔老二”的那一套是坏的。这当然不意味着中国人已经全盘采用了西方文化，但儒教作为一种神圣的价值体系早已被打翻在地了，当代中国的一切方面与儒教都已有了相当的距离。如果一个国家在如此地谴责了伊斯兰教或基督教后还被称为伊斯兰教或基督教国家，将是不可思议的。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中目前丝毫看不出塞缪尔·亨廷顿教授所说的非西方国家中社会精英非西方化的趋势，恰恰相反，中国社会中无论是社会精英还是一般大众目前正在兴致勃勃地西方化。西方国家将其文化传播到中国只会受到欢迎而不会引起冲突，而中国人决不可能试图以儒教文明去塑造世界（有作这种鼓吹的新儒家，但他们的声音是很弱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当西方人以文化传播为幌子而攫取实际利益时，中国人也不会反击，也不是说中国人在为实际利益进行反击时不会重新举起中国文明这面旗帜。实际上，其他非西方国家的社会精英恐怕也是因为在与西方国家分享实际利益时遭受不断的挫折，才转向非西方化的（对于“人权帝国主义”的声讨多半也不出自对于西方传播其价值观的抵制，而是出自对于这种传播背后的利己动机的反感）。这一点已故的毛泽东主席也说得很清楚：中国之所以没有选择西方的道路是因为“先生老是侵略学生”④。 -------- ④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对于未来冲突的根本原因的不同认识将得出不同的推论。经济因素仍然是第一位的冲突原因的假设，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三个推论： 1.未来的冲突的强度将取决于未来经济环境（包括人口、资源、环境、科学技术、分享财富的机制等各个方面）的压力的大小。如果未来的经济环境是宽松的，那么看不出会有其他理由导致重大冲突。 2.未来的冲突并不会单纯因为冲突的非西方一方的西方化而消弭。在未来的世纪中，文化差异与意识形态差异一样仅仅是实际利益冲突的幌子。 3.文明的差异可能是未来划分冲突集团的重要因素，但其他因素，如与经济直接有关的因素可能同样重要。 文明的差异比政治思想和政治体制的差异更为基本，比民族国家的划分更为久远，这无疑是正确的。譬如中国人，无论怎样谴责儒教，怎样崇尚西方，其语言、历史、习惯都决定了这一群体可以与西方人轻而易举地划分开来。因此，当为了实际利益而需要把某一群人划分出去时，依照文明的差异界线划分是方便的。同样，为了实际利益而利用共同文明造成的语言、习惯、感情上的亲近感凝聚一群人也是可行的。但既然冲突的根本原因离不开经济因素，那么，直接根据经济的因素划分集团的可能性就不应被忽视。 从经济因素考虑划分集团的一个前提条件仍旧是全球经济环境的宽紧。如果在未来的世纪中，全球经济环境宽松，人类在人口、资源、环境等诸方面都能很好地解决问题，那么人类之间更多的将是协作而不是冲突。国际贸易将使人类在总体上得到好处，虽然它也会带来一些冲突，但在经济环境宽松的条件下，冲突不会激化，特别是不会激化到发生大规模的战争——现代军事技术确实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用战争手段夺取经济利益远不如用贸易手段换取经济利益上算（前提当然仍旧是经济环境宽松，容许无限增长）。在这种条件下，从经济因素看，划分集团并无必要，结合进越多的国家，人类就越是共同富裕（当然还会有一些分享财富的政治问题）。遗憾的是，无人能够确保未来的经济环境是宽松的。即使仍有不少人对无限的增长抱有信心，人们却都在为增长达到极限而作准备。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部分地反映了人们对于未来的判断。 增长是有限的，财富是有限的，至少人们会以此假设为前提行事。这就产生了把一部分人排除出财富分享行列——或者至少限制他们分享财富——的必要性（人类的道德水平，尚达不到以绿色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的程度）。于是就有必要划分集团了。那么，从西方发达国家的角度看，哪些国家和民族应当被排斥，哪些不应当呢？有三条十分理性的选择标准： 1.已经发达的国家（包括俄罗斯这种军事超强）不应当被排斥。首先，排斥已经发达的国家是十分不容易的，要付很高的代价；其次，已经发达的国家虽然分享财富、占用资源较多，但它们的增长速度已经放慢，不易产生突增的额外压力。因此，保持现状是较容易的，也是可取的。 2.发展潜力不大的国家不用被排斥。不排斥它们，它们也不会有多少能力通过经济竞争来分享财富。 3.现在尚不发达，但发展潜力庞大的国家将是首要排斥的对象——这一条实际上是前两条的推论。恰恰是这些国家有可能出现极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这在无限增长的前提下将是带动全球经济的火车头，但在有限增长的前提下却会带来陡增的经济环境压力。 有趣的是，根据这三条标准划分出来的界线在一定程度上与塞缪尔·亨廷顿教授所划定的文明的差异界线重合。儒教——伊斯兰教的联系恰恰是两种差异界线重合之处。正因为此，亨廷顿教授才会感到这种联系对于西方的挑战是突出的。中国显然是一个目前贫穷、但发展潜力与发展欲求都极大的一个国家；伊斯兰教国家贫富不一，从总体上说，它们是拥有大量资源却无力主宰自己命运，不能真正有把握地控制自己资源的国家。它们和中国都有可能大规模地改变目前世界经济格局（中国是通过经济发展，伊斯兰教国家是通过加强自己的力量，使之达到能够真正掌握其土地上的资源）。只有从这些角度考虑，亨廷顿教授的划分才是对的。如果单纯从文明的差异界线出发，亨廷顿教授将无法说明为什么他认为阻碍日本加入西方的障碍比阻碍穆斯林、儒教、印度教和佛教社会加入西方的障碍小。亨廷顿教授认为日本之所以在东亚地区建立经济实体比欧共体、北美自由贸易区困难，是因为它与东亚其他国家的文化差异的限制也是没有多少根据的。没有任何理由说日本与东亚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比欧洲国家之间，美、加、墨之间的差异更大。实际上，日本比今天的中国更称得上是一个儒教国家。东亚国家结成经济实体的主要障碍不在文明的差异，而在于历史原因和经济互补性不足——所有的东亚国家都人口密度高而缺乏资源。前一个原因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后一个原因才是根本性的。 我在前面提出的第一条选择标准是重要的。中国的一些理论家喜欢谈论美日、美欧、日欧矛盾，并把中国的战略建立在这些假定的矛盾之上。这大概是来自两次世界大战的推论。然而，今日的世界与那时很不相同。 第一，在那个时代世界已被欧美及日本列强瓜分完毕，因此，对于土地、资源的争夺只能发生在列强之间，只能是“西方内战”。今天的地球上则有相当一部分领土不在西方控制之下。 第二，在当时的科学技术条件下，西方国家的许多人尚生活在物质匮乏之中，“争取生存空间”——如果真能争取到的话——对于改善他们的生活是实际的。今天，发达的科学技术已足以保障几乎所有的西方人，包括日本人，不再有物质匮乏之虞。问题在于科学技术是否能够发达到仅凭现有的地球资源即可保障全人类无物质匮乏之虞。所以，主要问题在于防止尚未加入富国俱乐部的人挤进来，而不是把原有的俱乐部成员挤出去。只有到了资源环境恶化到非得把某个原有成员挤出去，否则其他人就富不了的地步，原有成员之间的冲突才会激化（这时，也许文化差异、种族差异都会变成重要的选择标准。于是，日本可能会首先受到排挤）。 因此，正如亨廷顿教授指出的那样，西方国家之间发生军事冲突是难以想象的，西方和非西方的矛盾是主要的。西方在对付非西方时会采取一致行动。 亨廷顿教授认为：如今，同其他文明相比，西方处于异乎寻常的力量的顶峰。它的超级大国对手从地图上消失了。西方国家之间发生军事冲突是难以想象的，西方的军事力量是无敌的。由于苏联的崩溃，美国成为世界上无可匹敌的惟一军事超级大国。这应该说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在过去的人类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在当时技术条件下地理隔绝的区域内的单一军事超强，但出现其压倒性军事力量能够覆盖全球各个角落的惟一军事超强则是第一次。这对全人类意味着什么？究竟是灾难的前兆还是福音？我们还不太清楚。但是，任何对于未来世界格局的研究都必须建立在对于世界新特征的清醒认识上。 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这一巨大变化恐非福音。苏联集团的消失，使得非西方国家失去了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可能性。在1992年雅加达不结盟运动的第十次首脑会议上，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过去我们有倒向另一边（指倒向苏联集团）的选择自由，现在我们没有这种选择自由了，我们新的选择自由是要么屈服，要么对抗。”⑤在这样一个世界格局下，非西方国家会作出什么反应呢？ -------- ⑤荆林：“不结盟运动的生命力”，《世界知识》1992年第19期。 亨廷顿教授认为有三种反应形式。一是采取孤立方针，不参加由西方控制的大家庭；二是“赶潮流”，设法加入西方行列，接受它的价值观念和制度；三是设法同西方“平衡”，发展经济和军事力量，同其他非西方社会合作对付西方，同时保持固有的价值观念和制度。简言之，实现现代化而不是西方化。第一种反应方式是代价高昂且不能持久的。第二种方式并不是能够一厢情愿地采取的（中国的西方化知识分子往往认识不到这一点）。能不能采取第二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方是否接纳你——接纳本身是与巨大的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绝非你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和制度，它就会接纳你。有能力采用第三种方式的只有少数几个非西方大国，它们也得做出极为艰巨的努力才有可能成功。 在失去了多极平衡的世界中，弱国和小国的命运将是任人摆布的。它们之中的少数国家可能会由于西方出于战略的考虑而被接纳进西方的利益分享体系，但绝大多数国家的命运可能是凄惨的。马哈蒂尔总理呼吁：“我们需要继续把我们的微薄力量合在一起，以避免西方老殖民主义复活。”印尼总统苏哈托说：“我们必须保证工业化国家领导人津津乐道的世界新秩序不会变成一个以强凌弱、以富压贫的支配方式的新变种。”然而，呼吁尽管呼吁，关键在于它们的实力能够做些什么。 能够做些什么呢？目前看来能做的不多，但将来是不清楚的。抑或人类将能找到公正、合理的办法来解决它们的冲突，抑或冲突将激化——现代科技的发展有可能使得有一天突然间小国、弱国也掌握了无法防御的威慑力量（但这也是很危险的）。总之，维护21世纪的和平，维护地球上所有人的生存权利，仍旧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中国西方化的知识分子们在过去十几年中一直强烈地呼吁抛弃“传统的内求”，坚决地选择“外取”⑥。这里的“外取”是什么意思，却一直少有人明确说出来（这是耐人寻味的：有的人是不愿意说，有的人是自己也不清楚）⑦。怎样“外取”？有过一些理论，但都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上，似乎“外取”的惟一障碍就是“民族的传统”，就是中国人不愿意“外取”。他们很少想过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如果由西方人主宰的外部世界不欢迎我们“外取”，甚至阻挠我们“外取”，怎么办？在未来的岁月中，中国人很可能将面临这样的阻挠，无论你的“外取”意味着什么（是对外贸易、向外移民，还是别的什么），中国人有必要认识到以下几点： -------- ⑥黎鸣：“综看中国的危机”，《黄祸》附录。 ⑦《河殇》解说词中模模糊糊地提出了走向“蔚蓝色”。有人将其理解成扩大对外贸易、引进外资，有人将其理解为全面引进西方价值观、制度，全面门户开放，也有人将其理解为扩充海军实力。 1.西方人始终对中国存在戒心。即使完全消除了意识形态因素，这种戒心还会存在。它的根本原因不是别的，而是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并且充满发展的欲望这一基本事实，其次则有文化差异、种族差异等因素加强这种戒心。指出这一点并不意味着中国不能与西方和睦相处、有效合作，恰恰相反，只有充分了解对方的疑虑才能确立有效的共处基点。 2.就中国的潜在经济能量来说，发散到世界上将会产生一定影响。这种影响带来的并不都是合作，它同时也带来冲突。譬如说“作为纺织品和运动鞋的生产者”，中国所起的作用不仅仅是给美国送去廉价消费品，它还迫使美国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退出纺织品和运动鞋的生产，这也是冲突的一个根源，当中国跨入更多的低技术出口领域时，这类冲突便会更多（只有当中国能够出口其他国家不能生产的产品时，中国的大量出口才会比较受到欢迎）。因此，强调“完整的工业体系”不仅具有摆脱外国控制的意义，而且具有减少与外国冲突这一意想不到的意义。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是一个大国，有条件做到这一点。这样说也决不是意味着中国不应大力发展对外经济联系，中国应当大力发展对外经济联系，越发展越好。但要认识到“外取”的障碍，认识到障碍主要在国外而不在国内。只有认识清楚这一点，中国才有可能制订明智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政策，加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3.中国在未来的世界中的生存仍将是艰难的。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指出：在过去的128年中只有一个国家——日本，从榜上无名跨入工业化国家；而在未来的世纪中，要跨入富国的行列可能更为困难。中国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除了自身的种种困难之外，还将遇到西方设置的障碍。这些障碍有的出自误解——这是可以通过努力消除的，有的则出自西方的利己主义考虑——这就不是可以通过“解释”之类的手段消除的。中国因此而有必要审慎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以在未来的世界上立稳脚跟。 ------------------ 亦凡公益图书馆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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