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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摔死了，邓小平想出来工作，毛泽东说：行！邓小平整顿，树立了他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形象，也惹怒了江青；有人进谗言，全国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周恩来亲自打电话，要江西关照邓小平 1966年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8月，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邓小平总书记的职务实际上被撤销了。 1967年春天，在林彪、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全国掀起了批判和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高潮。所谓“最大的走资派”首先是指刘少奇，邓小平被称为“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或“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红卫兵揪斗了刘、邓。63岁的邓小平被红卫兵押在盛夏的烈日之下，低头，弯腰，坐“喷气式飞机”，受尽凌辱和折磨，连其家属也受到牵连。 然而，毛泽东在对待刘、邓问题上与林彪、江青一伙的意图是有所不同的。他说：邓小平要批，但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 1968年10月举行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诬陷为“叛徒、内奸、工贼”，开除了党籍，被彻底地打倒了，遭批斗，受凌侮，昔日共和国的主席连做普通百姓的权利都没有了，最后惨死狱中。而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则“保”了一下邓小平，说：邓小平在战争时期是打敌人的，历史上还未发现有什么问题。就这样，邓小平被“挂”了起来。 1969年10月20日，中国“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被林彪以战略疏散的名义发配到江西。 周恩来很不放心邓小平等人的安全。他只有用自己的影响，向下面打招呼。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他两次打电话给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接电话的是核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程惠远，周恩来严肃地指示道：“有件事，你向程世清同志报告一下，中央决定：一些领导同志要到下面去蹲蹲点，搞些调查研究，了解些情况，也适当地参加些劳动。”说到这，周恩来停了停，又说：“到江西的中央领导同志有陈云同志，有一个秘书和警卫员跟随着他；王震同志是夫妇两人。你们对那里挺熟悉。听说你们那里有‘五七干校’，还可以让他们到干校去玩玩。这些中央领导同志，年纪都大了，劳动也不行了，主要不是让他们去劳动。这你明白吗？” “我明白，总理！” 周恩来停了一下，又指示道：“现在地方上情况也很复杂。他们在某一个地方，安定下来之后，当地群众肯定会认出他们来。说不定也许有人会找他们的麻烦。遇上这种情况，他们自己不好解释。你们省革委会要出面，做做工作，一句话，就是要保护他们的安全。我已经告诉他们了，他们可以到工厂去学习，看看，调查，接触一下实际。总之，你们省核心领导小组要多关心，多帮助他们！” 程惠远把周恩来的指示，一字不差地记在本子上。周恩来百忙之中，对这些人仍如此关怀，而且想得这么周到、细致，程惠远深受感动。 为了把这些被打入“另册”的老干部安排到安全可靠的地方，周恩来花了不少脑筋。他让身边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周密的调查之后，才选择江西这个地方。 周恩来把这些虽然靠边站，但并没有被彻底打倒的中央领导，关照程惠远如何照顾之后，又把一个更大的难题亮出来了。这就是如何安排邓小平。 这是一个不好明说的问题。在疯狂的造反时代，谁不知道邓小平是中国第二号走资派？如果不安排好，邓小平哪怕是走到天涯海角，当地的造反派，也会围攻他的。周恩来知道自己的处境，绝对地保护邓小平安全的话，江西省革委会领导是否会听，他也没有把握。但他要竭尽全力，来保护邓小平的安全。 “汪东兴同志大概告诉你们了吧！”周恩来用含蓄的口气，把问题提了出来。 “不知道，总理！”程惠远不知道总理暗示什么。 “邓小平夫妇也到你们那里去。”周恩来郑重地说道：“毛主席在九大说过，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和别人不同。邓小平同志是去农村锻炼，当然，不能把这些老同志当全劳力。他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身体也不太好。收房费也要适当地照顾一下。在选择住处上，要尽可能地好一些。一下从北京到南方，气候上和生活上，他也许不习惯，你们要尽可能地给予方便。” 周恩来顿了顿，还是有些不放心，他又叮咛道：“这些同志下去，你们要派人多帮助，要指派专人负责照顾他们的生活。对这些老同志的安排问题，你要向程世清政委马上汇报，研究一个具体方案，再告诉我。” 然而，不久程惠远接到林彪下达的“一号命令”。其基本精神同周恩来电话指示完全相反：对从北京疏散下来的中央机关的走资派，要监督劳动改造，不日即可到江西。 程世清清楚总理的威望、地位和权力。他在中央最高领导层中，是举足轻重的，说话有份量。而且，他在电话里的指示十分具体，明确指示照顾陈云、王震和邓小平等人，这是不能怠慢的问题。 他也听说过总理的工作作风，布置任务具体、细致、周到，事后他还要检查。对这样的领导人，采取敷衍的态度是不行的。 沉思了一会儿，他说：“我们初步想法，他们什么时候来都行，我们江西对他们的大门是敞开的。他们来后，暂时可以先让他们在滨江招待所住下，打算把江西的情况，向他们介绍一下。” 对邓小平的安排，程世清指示程惠远道：“让他去赣州吧！至于陈云和王震他们俩人，安排在什么地方，征求他们本人意见之后再定，不管他们住在哪儿，都给他们装上暖气。” 程惠远把这个意见给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总理果断地作出了指示：“原则上同意程世清的安排，但对邓小平同志的安排，还要考虑，让他去赣州不合适，那里离南昌市太远，是山区，交通又不方便，条件很差。他已经是60多岁的老年人了，生个病怎么办？我的意见，应该把他安排在南昌附近，便于照顾。”他对邓小平应该住什么样的房子，也作了具体指示：“最好让他们夫妇住一栋两层小楼，楼上他们夫妇，楼下是工作人员祝当然了，最好是独房独院。 这能在院里作些活动，又安全。你把我的意见，告诉程世清政委。”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江西省革委会作了如下安排：邓小平夫妇安排在南昌市郊区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参加劳动，住在离工厂不远的望城岗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原校长许光友的房子，又称“将军楼”。 2．邓小平请求复出 三年零四个月的“牛棚”生活是漫长的。从15岁旅法求学算起，他整整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活动了半个世纪。如今远离政治中心，谪居江南一隅，他用劳动和读书来充实生活，从不感到空虚与彷徨，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在自己的园子里养鸡种菜，晚上读书看报，冬天还坚持用冷水擦身。邓小平并没有因为被打倒在地而心灰意冷、自甘消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历史就是这样造就一代伟人的。 1971年9月13日，靠打倒大批共和国元老起家、成为法定接班人的林彪，竞因为抢班夺权的阴谋败露而自我毁灭。但世人并不知道，没有中央的指示是不会向世人宣布的。 作为政治家的邓小平，在江西已经敏锐地注意到了林彪没有出席10月1日前后的各种国庆活动。11月5日，被隔离的邓小平夫妇突然被通知，去工厂和工人群众一起听取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林彪问题的文件。这是自“文化大革命”邓小平被打倒以来第一次享受听传达文件的“政治待遇”。当邓小平得知林彪自取灭亡的消息之后，内心十分激动，但并未喜形于色。在听取传达和讨论的几个小时中，他正襟危坐，一言不发。这位政治家在思索。回到小楼后，因监视人员在场，邓小平夫妇也没有向焦急等待的家人说什么。只是卓琳把女儿毛毛拉到厨房，用手指在她手心写了“林彪死了”四个字。当监视人员离开后，全家吃饭时，卓琳才给家人详述了文件的内容，大家都很兴奋。但邓小平没有说话。卓琳知道邓小平是性格内向、沉稳寡言的人，在几十年的政治风云中养成了临危不惧、遇喜不亢的性格。她知道丈夫高兴，就预备了一小杯酒，给儿子邓朴方也斟上了一杯。父子俩仰脖一饮而尽，邓小平终于说了一句话：“林彪不亡，天理难容！” 1971年秋，“九·一三事件”后，笼罩在中华大地上那“文化大革命”特有的紧张政治空气略有缓和。邓小平先后两次给中央写信揭批林彪集团，并提出到江西老革命根据地参观学习的要求。 江西省委负责人黄知真来到望城岗，传达了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安排邓小平去井冈山等地参观并顺便到泰和县考察农业机械化问题。邓小平欣然同意这一安排。这是他下放三年多以来第一次外出参观。 少言寡语的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中国历史已经遇到了一个新的转机，这个转折无疑对自己的政治命运将产生重要的影响。于是，他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决议，并向中央报告了自己的情况，希望能够为党工作。毛泽东当即把邓小平的信批转全党，准备起用这位难得的人才。 1972年1月6日、长期受林彪迫害的原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元帅不幸病逝。1月10日，陈毅追悼大会在北京八宝山举行。10日下午，毛泽东突然决定参加陈毅的追悼会。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引起党内外极大的关注。毛泽东在同陈毅夫人张茜谈话时，高度评价了陈毅的一生，同时还看似无意实有意地同张茜说起“邓小平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心领神会，暗示陈毅的家属们把毛泽东的话传出去，以利于邓小平的问题早日解决。 五一节前，毛毛送邓朴方回北京治病期间，王震约见了她。王震详细询问了她全家的情况，并让毛毛回江西转告邓小平，毛泽东对邓小平与刘少奇是有区别的，说自己已向毛泽东及中央上书，让邓小平出来工作。 8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第二封信。信中，邓小平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也解释了一些问题。邓小平再次表示自己身体还好，愿意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做些工作。此信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给了毛泽东。8月14日，毛泽东作了如下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 （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3．深夜，周恩来要通了南昌的电话 周恩来早就主张解放邓小平，并一直力所能及地保护着他。 就在前不久，周恩来得知自己身患癌症的消息时，他更加迫切希望尽快起用邓小平这位精力充沛、才能非凡的治国能人，助自己一臂之力，并接他的班。周恩来接过毛泽东的批件，犹如接过一柄“尚方宝剑”，立即着手实施解放邓小平的工作。 然而由于毛泽东对周恩来反极左的批评，国内气候又趋阴冷，因此虽然有了“最高指示”，却迟迟不见下文。毛泽东也似乎对这件事淡漠了。处于困境之中的周恩来，并未忘记邓小平复出之事。 12月18日，周恩来提笔致书纪登奎、汪东兴二人：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切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摔伤了骨头，曾请韦国清同志帮他治好。王良恩同志了解这些情况，可问他关于震林同志一家的近况。 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周恩来 1972．12．18 由此信可知，在12月17日毛泽东“面示”周恩来时，并没有谈及邓小平一事，可是周恩来在信中却貌似顺便实则有心地把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不仅再次提出，并且进一步落实下来。 周恩来用心良苦，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终于打开了邓小平复出的大门。 1973年2月，中央通知邓小平回京。2月20日，度过三年零四个月的放逐生活的邓小平乘火车由赣回京。 与此同时，北京的周恩来告知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汪东兴，安排邓小平回京后的住所，并要汪东兴通知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讨论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复出问题的决定。 自2月下旬至3月初，周恩来受毛泽东的委托，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了邓小平复出的问题。经过激烈斗争，政治局最终还是在3月10日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在当时“左”的指导思想还很严重的情况下，这一《决定》没有也不可能给邓小平进行平反，而只能以给犯错误干部落实政策的名义作出。但是，这一《决定》使邓小平这位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终于又重新登上了政治舞台。 4．毛泽东十天三荐邓小平 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作出邓小平复职决定的当天，就向毛泽东和政治局请假，请求“病休”两周。自从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在亲自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中，周恩来一直夜以继日地超负荷工作，致使身体每况愈下，多次出现便血症状。1972年5月，医务人员首次在周恩来体内查出癌细胞。为此，毛泽东曾以“休息，节劳，不可大意”劝诫。同时，医务人员也一再提醒他减少工作，配合治疗。但周恩来却仍坚守岗位，直至邓小平复职一事终成事实，才正式向中央告假休息。 3月28日，周恩来身体稍有康复，便与李先念等会见阔别几年的老战友邓小平。第二天，周恩来又约请邓小平去毛泽东住处开会。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位伟人再次热烈握手。随后，中央政治局决定，邓小平参加国务院工作，并以副总理身份参加外事活动，遇有重要政策问题，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4月初，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在玉泉山与邓小平、卓琳夫妇长谈，并共进晚餐。 4月12日晚，周恩来主持的欢迎刚从柬埔寨解放区返回北京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一行的盛大宴会。 宴会上人们发现了一个久违而又熟悉的面孔——邓小平。六年前，他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并从政治舞台上消失，几年来寂无声息，人们不知道他的任何情况。而现在，他却戏剧性地突然出现在盛大国宴上，其公开身分是国务院副总理。 邓小平的公开露面，使人们惊讶不已，立即为外国记者所关注，称“这次宴会上不是西哈努克而是邓小平成了无冕之王。”邓小平复出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世界。 到5月下旬，邓小平出席了由周恩来主持的为筹备党的十大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向与会者说：党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在8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10月19日，邓小平在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夫人到桂林参观访问之后，专程到韶山参观了毛泽东的故居。 邓小平从韶山回到北京以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就开始酝酿给他加重担子，让他负责更为重要的工作。 这件事是由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向毛泽东建议的。 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里，叶剑英和邓小平相知甚深。在邓小平刚从江西回到北京时，叶剑英就到邓小平的住处看望，帮助解决生活方面的问题。同时，他还向邓小平介绍了军队的情况，征求邓小平对军委扩大会议筹备工作的意见。为了加强中央军委的领导，叶剑英当面向毛泽东建议说：“小平同志回来了，我提一个要求，让他来参加和主持军委工作。”毛泽东采纳了叶剑英的建议。 12月12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请邓小平参加。会上，他提出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意见，并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他在会上向大家推荐邓小平，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报告追认。” 毛泽东又指着叶剑英说：“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讲话。”随后，毛泽东让叶剑英召集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来京议军。 12月15日，毛泽东同政治局有关人员和几个大军区负责人谈话，再次推荐邓小平，他说：我们现在请来一位参谋长邓小平，他呢，有些人怕他，但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的。政治局请回来的，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毛泽东转身又对身旁的邓小平说）你呢，大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棉里藏针。 外面和气点嘛，里面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 12月22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八个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在召集这些司令员开会宣布中央和军委的决定时，毛泽东指着邓小平第三次向大家推荐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邓小平）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当日，病势沉重但心情很好的周恩来，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遵照毛主席的建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特此通知。 中共中央 1973年12月22日 5．毛泽东说：王洪文不如邓小平 1974年，周恩来的病情日益加重，工作重担也就越来越压向了邓小平。周恩来和邓小平之间的友谊与合作是十分真挚和深远的。1974年6月，周恩来的病情更加严重了，不得不住院治疗。 这样，接替周恩来全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人选问题，迫在眉睫。 面对这种客观形势，毛泽东不得不考虑选择一个人来接替周恩来主持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这是邓小平复出走上重要领导岗位的一个历史契机。毛泽东接受周恩来的推荐，10月4日他提议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近期召开四届人大。 江青预感邓小平有可能在四届人大上接替周恩来正式主持国务院工作，就导演了一连串妄图由她“组阁”的闹剧，特别是“风庆轮”事件。 住院治疗的周恩来很快得知了政治局会议的情况，他向即将赴长沙的王海容、唐闻生说：“‘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恰恰是他们预先策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周恩来很清楚，争论的焦点是在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四人帮”的目的是阻止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和中央的工作。他嘱告王海容、唐闻生：“我正在做工作，打算进一步了解情况，慢慢解决问题。” 12月23日，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情况。王洪文也到了长沙。毛泽东在同周、王的谈话中，再次明确表态支持邓小平，说：“你们留在这里谈，告诉邓小平在京主持工作。” “politics比他强。”毛泽东指着王洪文对周恩来说，英文Poli-tics的中文意思是“政治”，不懂英文的王洪文在一边木然。 毛泽东指着王洪文又说：“他没有邓小平强。”一边说还一边在纸上写了个“强”字。这次王洪文似乎听懂了，十分尴尬。 当周恩来汇报四届人大人事安排说到“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毛泽东打断周恩来的话，一字一句的说：“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又拿起笔来，在纸上写了“人才难”，周恩来看懂了，说：“人才难得”，毛泽东欣然放下了笔。 毛泽东转过头来对王洪文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又关照周恩来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会后，你安心养病吧！国务院的工作可以让小平同志来顶。”周恩来郑重地点了点头。 由此，在这重大的人事安排上，毛泽东终于最后下定了决心。 毛泽东的决心是邓小平复出的关键。是什么因素促使毛泽东重新启用这个“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呢？当时周恩来病重，急需一个人接替。毛泽东也曾经物色过的几个人都不顶用。林彪自我毁灭；他曾寄以厚望的王洪文积极参加江青一伙的阴谋活动；张春桥虽有文才但在军队影响甚微；至于江青，毛泽东非常了解，坚决不同意她组阁；而当时的华国锋，在中央地位低、影响很小尚没成为毛泽东考虑的主要对象。而毛泽东对邓小平是较全面了解的，虽然有不满的地方，但毛泽东始终都记着邓小平，正如他1972年8月作的关于邓小平的来信的批示，“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一贯认识，是毛泽东能够提出邓小平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思想基础。邓小平当面向毛泽东表示：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看来责任太重了一点。但毛泽东还是坚持让他承担。 一个顶替周恩来主持党和政府日常工作的人必须是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中间有较高威望的。从这个角度看，只有邓小平具备这个条件。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一伙的丑恶面目越来越暴露，在党内和群众中都十分孤立。特别是他们利用“批林批孔”运动反对周恩来，十分不得人心。华国锋资历、声望较低，当时在党内和群众中还鲜为人知，同邓小平也根本不能比。 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把领导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重任交付给邓小平，是唯一可能的选择，也是唯一正确的选择。邓小平复出是历史的必然。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1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月8日至10日，周恩来在京主持党的十届二中全会，讨论了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增选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其间毛泽东还指定邓小平负责为病重的周恩来起草《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字数不超过五千字。邓小平很快完成了任务。在1月13日至18日召开的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带病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大会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 四届人大会议后，周恩来又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各部部长参加的国务院全体会议。周恩来发表讲话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决定，我们从今天开始来完成四届人大以后的工作。今天是开始，对于我来说，恐怕也只能够完成这个“开始”的任务了。以后的事情，主要是由各位副总理来做。……（周恩来停顿了一下，环顾会场，加重语气又说）毛主席讲，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现在国务院新班子以小平同志为首，一共十二位。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我希望，新的国务院能出现新的气象，领导全国人民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 6．邓小平不怕别人说他搞复辟 邓小平受命于党和国家危难之际。 当时国内的政治、经济局势十分严峻，“四人帮”的破坏活动还很猖獗，闹派性、搞分裂，社会秩序也很混乱，国民生产指数下降，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非常困苦，军队也存在严重问题。经过第二次“起落”的邓小平，深知自己所肩负的重大责任。 他已71岁了，但精力仍然很充沛。他要把他在江西放逐时深入思考的经纬大略付诸实施。 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时候，1974年10月11日，毛泽东发表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1975年1月8日至10日召开中共十届二中全会，讨论有关四届人大的文件时，周恩来再一次转达了毛泽东“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指示。毛泽东还提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接着召开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贯彻了毛泽东这些指示的精神。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要求全党“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毛泽东作出“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是适应当时严重的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需要而提出的，也符合广大人民的心愿。但是，几乎是在同时，他又作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批判按劳分配、货币交换等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东西，把精力仍集中在阶级斗争上。 而做了大官，也住过了“牛棚”的邓小平，这时却比毛泽东清醒得多。他反复思考不能搞穷社会主义，胸中酝酿着改革的大思路。 所以，他一重回领导岗位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就立即开始了拨乱反正。1986年9月邓小平和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谈话时曾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关于共产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有一种观点，宁要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我在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重新回到中央工作时就批驳了这种观点。正因为这样，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我又被打下去了。当时我告诉他们没有穷的共产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因为物质极大丰富，才能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当然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 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在1987年10月13日同外宾谈到改革时，说：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一九七三年周恩来总理病重，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开始时我代替周总理管一部分国务院的工作，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 邓小平针对“四人帮”所散布的种种谬论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批判和斗争。针对“四人帮”所鼓吹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邓小平强调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他说“这就是大局”，“全党要多讲”这个大局，不能搞穷社会主义，强调“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批评了林彪和“四人帮”搞起来的“派性”，说这是“马克思主义不见了，毛泽东思想不见了，共产党也不见了”，“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他还针对林彪、“四人帮”一伙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种种谬论和行径，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要“完整的”理解毛泽东思想，反对“抓住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片面地进行宣传”，并提出“优良传统要恢复”，“把毛泽东同志树立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等等。这些提法使我们看到，邓小平这一些拨乱反正的做法遇到的阻力是相当大的，形势甚至是险恶的。 邓小平在许多讲话中都讲到了“不要怕”，“不要怕抓生产”，“不要怕派性”，“不要怕这怕那”，“要让一些不怕打倒的人进领导班子”，“共产党员为什么怕？”“怕字当头，不干工作，小病大养，无病呻吟，这样的领导干部，索性请他好好休息，不然占着茅坑不拉屎怎么行？”“一二把手敢字当头，就可把队伍带起来”，“不要怕挨批判，不要怕犯错误。”在1975年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说：“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这半年来，我讲了多次话，中心是讲敢字当头。有个‘老大难’单位，过去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后来下了决心，管你是谁，六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四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二、三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都得摸。一摸，就见效了。” 为使各级干部敢字当头，素有“钢铁公司”之称的邓小平带头冒着再一次被“打倒”的风险冲在最前面。他在5月间的一次会议上说：“我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就有人说是‘复辟纲领’。 这种人是有的，你不要怕。只要我们有了明确的态度，有了正确的方针，事情就好办了。”正是在这种认识水平、胸襟气度和思想准备的基础上，邓小平领导了对各条战线的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整顿。 7．不唱天，不唱地，只唱9号文件 这出戏邓小平1月15日在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明确地提出了军队要整顿，要安定团结，消除派性的问题。优良传统要恢复，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责任更大，三个总部本身首先要整顿。以此为开端，整顿工作在邓小平的领导和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的配合下，在各条战线逐步展开。 回想起从江西南昌乘火车返回北京时，特快列车竟晚点3个多小时的情景，邓小平针对铁路运输对国民经济的严重影响，他决定以铁路运输的整顿为突破口，首先在工交战线进行整顿。1975年2月25日至3月8日，解决铁路问题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在北京召开。3月5日，邓小平以独具特色的方式出席了会议。 那一天，听说邓小平要来参加会议，许多人都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特别是那些曾经在邓小平领导下战斗、工作过的干部，更是急切地盼着早一点见到这位多年未见的老领导。开会的时间快到了，邓小平快步走进会场。他的身材并不高大，但是体阔肩宽，步伐有力。他冷静地环顾四周，对于人们惊喜的目光只报以含蓄的点头和瞬间的凝视。几位盛市领导走上前来，笑容满面地想与他握手，邓小平却敏捷地举起右手说：“今天不拉手了，因为工业形势不好！”他看着大家，缓缓地说：一个国家，没有物质基础，形势不好啊！这种出人意料的见面方式，使那些原本想与邓小平握手的干部面面相觑，一下子怔住了，也使绝大多数与会者深深地感到了形势的紧迫和责任的重大。 面对在场的众多工业战线的领导干部，邓小平开宗明义地提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 他扫视着在场的人，说：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 他严肃地问道：“目前生产的形势怎么样？”他从农业谈到工业，谈到第四个五年计划，再谈到铁路运输，声色俱厉地说：“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要把这个问题摆到全体职工面前，要讲清楚这是大是大非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光解决具体问题不行。他谈到，对那些派性严重的人，要进行教育；对那些闹派性的头头，利用派性混水摸鱼，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破坏国家经济建设，在混乱中搞投机倒把，升官发财的人，必须严肃处理。他的话，言辞铿锵，句句如锤。尽管会场上人头攒动，却听不到一丝杂音。 最后，他强调说：“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拖到哪一年呢？搞社会主义怎么能等呢？” 他就以这种反问的方式结束了讲话。 他把形势和责任摆在了大家面前，也把他独特的性格和作风留在了到会者心里，使每个人心里激动又紧张，热乎乎又沉甸甸。 就在邓小平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讲话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第9号文件。在这份文件上有邓小平亲笔写上的一段话：对于少数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 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结束时，主管交通的国务院副总理王震立下了“军令状”：保证一个月内见成效。四届人大组阁时，由邓小平点将的新任铁道部部长万里表示：要把党中央关于铁路整顿的第9号文件作为铁路工作的纲，“不换节目，不改镜头”，一抓到底。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贯通东西南北的铁路系统率先开始了整顿。万里要求全国铁路做到“畅通无阻，四通八达，安全正点，当好先行。”他响亮地指出：“不唱天，不唱地，只唱9号文件这出戏。” “千条理，万条理，不安定团结没有理。” 万里亲自率领工作组马不停蹄地跑遍了几个问题严重的路局，撤了一批闹派性的造反派头头，重新调整了领导班子。铁路运输的形势明显好转。到4月份，严重堵塞的几个铁路局全部疏通，全国20个铁路局的19个铁路局超额完成了计划。 铁路整顿见了成效之后，钢铁工业的整顿紧跟上来。军队、军工、科技、教育、文艺等领域的整顿也厉兵秣马，酝酿展开。 1975年春天，中国大地上一场为四化建设和安定而围歼派性的战斗打响了！ 到处在讲大局，抓生产，恢复健全规章制度；到处在讲团结，批派性，建立强有力的领导班子…… 8．钢铁公司重创帽子公司 整顿工作初见成效，使广大干部群众看到了希望。但是，绝不肯善罢甘休的“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却对整顿工作进行顽固的阻挠和抗拒。在他们的煽动下，掀起了一股“反经验主义”的阴风。 他们把四届人大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整顿工作的各项措施诬蔑为“经验主义”，借以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具有丰富领导经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并要把反经验主义当作各项工作的“纲”。 一时间，“反经验主义”的鼓噪甚嚣尘上，什么“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修正主义的货色”等耸人听闻的言论充斥着舆论宣传领域。 “四人帮”在各地的帮派骨干也四出活动，重新拉起了打着各种旗号的造反组织，煽动停工停产，鼓动“反潮流”，准备进行再一次“夺权”。 在“四人帮”的挑衅面前，是斗争，还是妥协忍让？这关系到整顿工作的进退成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在邓小平于1973年重新参加党和国家领导工作后，已经多次遇到“四人帮”的寻衅、发难。这些斗争，常常由一些小事开始，很快便卷起剧烈凶猛的波澜。在“四人帮”的挑衅面前，邓小平针锋相对，毫不退让。半年前，针对“四人帮”利用“风庆轮”事件对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国务院领导的攻击，他当面对开“帽子公司”的江青说：“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整顿工作开始后，面对复杂严峻的形势，邓小平在领导干部中突出地强调要有敢于斗争、不怕打倒的精神，在派性面前要敢批、敢捅“马蜂窝”。他曾幽默地说自己是维吾尔族姑娘，“头上辫子多”，不怕人家“抓辫子”，以此鼓励干部打消顾虑，敢于斗争，置个人安危荣辱于脑后。 现在，在“四人帮”挑起的所谓“反经验主义”的斗争面前，邓小平决定要就“反经验主义为纲”的问题，向毛泽东作一次专门的“请教”。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请教”，其锋芒所向也很清楚，无异于是在政治局内部捅“马蜂窝”。许多人都为邓小平此举捏着一把汗。 邓小平的意见，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对“四人帮”反“经验主义”的意图有所觉察。4月23日，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上批示：“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4月27日开会批评了江青等人利用反对“经验主义”的错误。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批评了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搞宗派活动的问题。 毛泽东的批示和谈话，在政治局内成了力量对比的转折点。 大批正在印刷的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停机了；那些在老干部面前言辞凌厉、咄咄逼人地大批“经验主义”的“反潮流派”，立时声细如蝇了。“四人帮”那种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另搞一套的伎俩不得不有所收敛。 但是，“四人帮”并没有认错。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在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批评声中，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低头闷坐着，一言不发。可是在会下，他们却攻击政治局会议上大家的批评是“突然袭击”，是“围攻”。他们似有满腹委屈地四下放风，把原本明明白白的是非黑白完全颠倒了。 针对“四人帮”的攻击，5月27日和6月3日，在邓小平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这些专以“革”别人的“命”为己任的“革命家”受到了更加尖锐的批评。 邓小平直截了当地说：“有同志说，这次会上讲话过了头。有的同志说突然袭击，围攻。”他义正辞严地驳斥道：你们的问题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谈不上突然袭击，过头。他紧紧抓住1973年年底，“四人帮”编造的所谓“第11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和“反经验主义”这三件事反问道：“倒是要提一个问题，为什么钻出这三件事？倒是要问一问，这是为什么？对于这些事情，不讲明白，没有好处。没有什么过头的。”他不容置辩地说：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总括了历史经验。搞小圈子历来不好。不搞掉派性不行。“四人帮”值得警惕。 在邓小平单刀直入、切中要害的发言之后，叶剑英、李先念、陈锡联等先后发言。 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又默然不语地坐着。张春桥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行字：“沉默，沉默，又沉默。” 终于，王洪文按捺不住，多少做了点自我批评。出于无奈，江青也开口了，她检讨自己对上次的会“自我批评不够”，“还要加深认识”。 自“文化大革命”发动的九年来，像这样政治局连续开会严肃地批评江青一伙，还是第一次。一贯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江青等人，现在闷声垂首地接受批评，也是第一次。不到一个月，江青向毛泽东和政治局上交了难得的书面检查，对于一年多里“四人帮”干的三件事逐项进行了检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问题，是我个人讲错了话，对不起恩来、剑英同志；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了打击面，造成了不安定团结；关于个人自作主张到处送材料的问题，是无组织无纪律，破坏党的一元化领导；关于目前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的问题，这一提法是主观片面的，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扩大打击面，严重地造成不安定团结。最后，她承认：“‘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 9．不管多大的老虎屁股，邓小平都敢摸 邓小平领导的反对派性的斗争作为整顿工作的前哨战，首战告捷。但是，邓小平并未松懈。在工交战线的整顿深入发展时，邓小平提出国务院要开务虚会。他认为，前些日子一个一个解决铁路问题、钢铁问题，看来这样不行。要研究长远规划，通盘考虑一下。在邓小平的部署下，从6月份起，整顿工作在全国全面铺开。 9月中旬，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全国各方面都要进行整顿的任务。他说：“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 他还提出要建立坚强的领导班子。他说：“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进领导班子……没有这一条，扭转不过来。领导班子就是作战指挥部。搞生产也好，搞科研也好，反派性也好，都是作战。指挥部不强，作战就没有力量。”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整顿工作迅速在各条战线开展起来。 在以军队整顿为主题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严厉指出：决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他亲自主持了对全军各大单位领导班子的调整工作，有力地稳定了军队，对于抵制“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起了重要作用。 在科技战线，张爱萍、胡耀邦分别率领工作组开始对国防科委和中国科学院进行整顿。张爱萍拄着手杖，拖着伤腿，上飞机，下基层。他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挺身而出，把混乱局面扭转过来！ 他说：在困难面前讲客气，就是对党犯罪！胡耀邦不知疲倦地在中国科学院召开各种调查会，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们伟大的新长征”，“搞业务的台风要刮起来”，“刮八级不行，得刮十二级台风”。 教育界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教育部长周荣鑫说：“到底在上层建筑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怎么专法，专对了没有？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老说过去是‘智育第一’，根本不是，不对。”从6月至10月，《教育革命通讯》连续发表文章，集中论述这样一个观点：不引导青少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就势必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 文艺界是“文化大革命”的发难地，这时也出现了新气象。被江青一伙诬为毒草而禁演的电影《创业》和《海霞》，经政治局批准公开放映了。《万水千山》、《长征组歌》等有影响的好节目重新公演，使“文化大革命”以来被“四人帮”严加限制的“老家伙”的形象又一次出现在银幕上，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冲击波。 在农业战线，为了调整党的经济政策，中央下发了关于发展养猪业的文件，强调不能把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 为了打破被“四人帮”严密控制的理论宣传阵地，理论宣传领域短兵相接的争夺战展开了。根据邓小平建议，经中央批准，国务院设立了由胡乔木负责领导的由一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组成的政策研究室。在全面整顿深入发展的重要时刻，阐明和宣传全面整顿的大政方针，在思想理论领域澄清是非的重要文件开始形成了。 1975年夏季，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如火如荼，气势磅礴。 领导班子——经济领域——上层建筑，相互联系，相互配合；环环相扣，层层深入。这是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全方位作战。 7月17日，在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中，对于正在好转的经济形势有如下一段记载：“三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月比一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内燃机、纸及纸制品、铁路货运量等五、六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的情况也比较好。” 全面整顿虽然时间不长，但成效十分显著。在政治方面，从中央到地方，党的领导逐步有所恢复和加强，“批林批孔”运动造成的混乱状态有一定程度上的克服，狠抓了批判和解决派性的问题，全国的安定团结局面开始出现。在经济方面，使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状态转为迅速回升。从第二季度开始，工业生产逐月上升，交通运输有较大改善，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制品等，均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全年社会总产值增长11．5％，国民收入增长8．3％。在这一时期内还建成了中国当时最大的水力发电站——刘家峡水电站；完成了中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线的全部工程；北起河南焦作，南至湖北枝城的焦枝铁路建成通车；在河北任丘地区发现了古汗山油田。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自1972年起陆续谈判进口的43亿美元成套设备的建设安装工作，也有了较大的进展。军工生产经过整顿，面貌也有改变。中央还决定压缩和调整中国对外援助的支出。对外经济援助在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只占全国财政支出的1％多一点，以后逐渐上升。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上升到占财政总支出的6．3％。1973年竟达到财政总支出的7．2％，主要是对越南和阿尔巴尼亚，以及某些非洲国家的援助，已超过了国力所能担负的程度。因此决定在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援外支出要降至占财政总支出的5％以下。全国财政当年做到了收支平衡，略有节余。 全党和全国人民从邓小平主持的全国整顿中看到了摆脱一片混乱局面的出路，看到了穿透乌云的阳光，而倍感欢欣鼓舞，并增加了信心和希望。全面整顿是老一辈革命家和党内外广大群众纠正“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的又一次重大努力，也是为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内乱提供的又一次良机。 如果当时能够按照邓小平的这一思路走下去，中国历史将会更早呈现出一种新的局面。 10．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从春天到秋天，毛泽东一方面支持邓小平的整顿，另一方面又支持江青一伙搞所谓的“理论学习”、“评《水浒》”等。但总的讲是“扬邓抑江”，他不允许江青干预过多。 但是，当萧瑟秋风吹向大地的时候，气候发生了变化，形势发生了逆转。 1975年9月底，从辽宁到北京担任毛泽东联络员的毛远新，很快和江青一伙勾结到了一起，毛远新集中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向毛泽东进行了多次“汇报”和交谈。毛远新说：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怎样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支流，似乎迟群、小谢讲了走后门的错话干扰，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得一大堆；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工业现代化主要强调加强企业管理，规章制度，但工交战线主要矛盾是什么；农业、财贸战线也有类似问题，教育革命主流、成绩是什么？……文艺革命主流、支流……等等，总之，文化大革命中批了刘少奇、林彪的路线，批判了十七年中各条战线的修正主义路线还应不应该坚持下去。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72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刘小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标，即生产上去了。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毛泽东被毛远新这些挑唆性的话打中了痛处，一反过去的态度，开始批评邓小平。他说，“文化大革命”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他认为邓小平等人的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毛泽东让毛远新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等，讲了他的意见。邓小平提出异议说：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 从9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9号文件以后的评论，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 昨天（11月1日）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主席说，对。 尽管邓小平作了有力的抗争，但是，中央政治局还是开了几次会，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并对邓小平进行了错误的批评。 然而，毛泽东还是希望邓小平能回心转意，在“文化大革命”评价问题上和他统一认识。他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可以说，毛泽东的用心是良苦的，他想只要邓小平能肯定“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是正确的，就可以继续他们之间的合作，同时也可以堵江青等人的口。可是，邓小平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不肯让步，他婉言拒绝了毛泽东的要求，说：“由我主持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邓小平后来把话说得更明白：“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要停止邓小平的工作，而毛泽东则让他“专管外事”。 接着，毛泽东借清华大学刘冰等告状事件又批评邓小平。刘冰是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他和党委的其他人，于8月13日和10月13日，先后两次给毛泽东写信，报告军宣队负责人迟群、谢静宜在政治、思想、工作和生活作风方面的严重问题。信是请邓小平转呈毛泽东的。迟群和谢静宜都曾是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们作为解放军某部军宣队的负责人驻清华大学，并“结合”到校“革委会”领导班子里。他们自认为是毛泽东身边的“小兵”，跋扈专横，目空一切。他们和江青一伙相勾结，在清华推行极左路线，教职工们对之极为反感。作为老干部的刘冰，实在看不下去，按照党的章程，向毛泽东反映意见，这应该是合理合法的。但是，毛泽东批示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11月3日，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到清华大学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于是，从清华大学首先开始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1月下旬，中央政治局按毛泽东的指示，在北京召开有130多名党政军负责人和其他方面人士参加的“打招呼”会议，正式部署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领导的持续九个月卓有成效的整顿，到此中止了。 1975年的秋天，萧杀的风呼啸于中国大地。 在医院的周恩来，动了14次手术。10月下旬，周恩来再次进手术室前，把邓小平叫到跟前，握着他的手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表示了他对“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不满。当12月叶剑英看望周恩来时，周以微弱但清晰的声音嘱告：“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大权不能落在他们手里……”这里的“他们”是指“四人帮”。周恩来又说：“邓小平比我干得好。” 1976年，中国进入“本命年”龙年。春寒料峭，严冬虽过，春天却姗姗来迟。 悲痛欲绝的人民群众，在寒冷而灰暗的天空下，站在几十里长安大街默默地送走周恩来的灵车，向他们心目中的好总理作最后的告别。 邓小平预感到斗争不仅不可避免，而且会愈加严峻。他在和叶剑英的交谈中，作了如下表示：没有什么好怕的！我早就作了思想准备，无非是第二次被打倒，最坏是罗迈（李维汉）的下场！遗憾的是还有好多事没有作完，经济没有根本好转，许多老同志还没有解放。 叶剑英建议他“要不要再去找主席”，邓小平说：已经找过了，没有用了。我这个人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决不会在原则问题上让步！政治局实际上已经停止了我的工作，我估计，主席的决心已经下定，就要“换马”了！ 叶剑英说：我估计，“换马”也不是简单的事，要换的话，无非两个前途：一个是下台，另一个是“一批二保”，至少还要继续留用一段，因为有些事情，主席不会全交给他们，他不会放心的！ 邓小平同意这种估计，他说： 我作了最坏的准备，但我相信，我们的事业会后继有人。我们的党是有希望的……我不在位了，不要紧，只要你老帅在，还有其他老同志在，就不怕那几个跳梁小丑闹事……不过，要讲究斗争方法，这是总理临终前的嘱咐。 正如邓小平和叶剑英所预料的，患病中的毛泽东确实在思索着“换马”的问题。一年前，他把“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的邓小平扶上了马，现在又认为“右倾翻案”而要“换马”了。但是，不能让“四人帮”上台代替已逝世的总理，这一点他还是清醒的，他知道这些人只会破坏，不懂建设。他认为，“华国锋水平不高，但忠厚老实，不搞阴谋诡计，不搞宗派主义，让他当总理我放心。”于是，他嘱咐联络员毛远新：“我提议华国锋同志任总理，请政治局审议。如果通过了，就发个通知。” 2月25日，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传达由毛远新整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这些指示是毛泽东自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多次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其中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 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 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 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的，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在《毛主席重要指示》发出以后，中央政治局多次开会批评邓小平，逼迫邓小平作检查。“四人帮”操纵的报刊发了大量大批判文章，把邓小平说成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还在走的走资派”。 但是，批邓不得人心，无论是在中央政治局或者是在群众中都遭到很大抵制。3月26日，清华、北大“两校”的造反派到中南海参加中央政治局“批邓”扩大会议，对邓小平实行围攻。在一片大批“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吼声中，邓小平自始至终一言没发。“止谤莫如不言”，面对“四人帮”的疯狂围攻，他以沉默保持着自己的正义和尊严。江青则称赞“两校”造反派：“你们向邓小平开炮开得好！” 就在“两校”造反派大闹中南海围攻邓小平的时候，在上海、南京爆发了人民群众游行示威活动，悼念周总理，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南京的示威群众呼出了“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支持邓小平，打倒张春桥！”“杀头不要紧，拥护邓小平！”的口号。 南方的风暴很快扩展到了北京，扩展到了全国，形成了伟大的“四五”运动。北京市上百万群众，在清明节前连续几天集会于天安门广场，献花圈、诗词，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对“批邓”表示不满。邓小平后来曾说：“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这一事件性质时，认为这是“反革命事件”。会议决定立即清理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和标语。调动民兵和公安人员进行镇压，抓“反革命”。4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卫戍区出动数万人血腥镇压了天安门广场的群众。4月6日，部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决定继续进行追击追查。江青一伙利用《人民日报》大肆制造舆论，制造白色恐怖，恶毒攻击邓小平。张春桥当面攻击邓小平是“纳吉”，把天安门事件说成是1956年的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同日，江青、毛远新到毛泽东处报告情况，江青提出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毛泽东没有表态。毛远新汇报了政治局会议作出的关于“四五”事件的决议，毛泽东在纸上写了：“同意，要保留党籍，以观后效。”4月7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后一决议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分析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在邓小平的政治生涯中，他第三次被打倒了。但，邓小平的九个月的治理整顿，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先河，树立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新形象。 ------------------ 书 路 扫描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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