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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锋》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交锋》说了些什么 为什么叫“交锋后的中国” 《交锋》对商鞅的发现 商鞅的故事 《交锋》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1998年3月13日，《中国图书商报》在第3版的显著位置刊发了这样一篇文章——“《交锋》一书引起轰动”。 文章写道： “由《人民日报》两位资深评论员和记者马立诚、凌志军所著的《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一书还没出版，就在北京引起轰动，原来，原国家体改委主办的《中国改革报》获知此书即将出版的消息，捷足先登，从今年1月8日起，选择该书部分章节在报上连载，每回约4000字，迄今已连载20回。 自该书连载以来，报社和该书作者收到无数电话，新华社一位记者说：‘看了这本书非常激动！，大家都问什么地方能买到这本书，有人怕买不到，请求报社代为购买。有的表示要买好几本送人，报纸自这天起每天加印几千份供不应求。 本书以1978年、1992年和1997这三次重大的思想解放为经，以详实的资料和内幕为纬，详细描述了20年来阻挠一系列重大决策。重要事件和重头人物，在台前幕后展开的激烈交锋。涉及既包括官场政治，也包括民间社会，从政治。经济到文化，画出了一幅当代中国近20年思想与政治交锋的全景图。这本35万字的著作可以说是近20年思想交锋的大全。 《交锋》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和十五大旗帜，详尽描述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如何随着一次又一次的交锋艰难前行的路程。 2O年来，中国的思想解放波翻浪涌，其中的斗争令人目眩，许多鲜为人知的交锋，会上会下，明的暗的，扑朔迷离，惊心动魄，多少人因此获得前途或丧失前途，多少事件因此扭转方向重新解释……将来的历史学家，对这20年交锋将会有多少纷争和评说？ 介绍改革开放的书很多，但还没有一本书具有这样新鲜刺激的视角，没有一本书从1978年的交锋一直写到1997年底的交锋。 本书披露的九十年代初的‘皇甫平事件，是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斗争之后，又一次扣人心弦的重大思想交锋，交锋的结果，是邓小平毅然南巡，亲手解开捆绑中国人姓‘社’姓‘资’的绳索，推动沉重的中国重新启动改革开放，由此，中国经济才登上一个新台阶，人们才有机会亲身经历了许多新鲜事。 另外，本书还披露了九十年代中期震动京师和海内外的‘万言书，这一鲜为人知的事件……”就在《中国图书商报》刊发这篇介绍《交锋》的文章的同一天，《北京晚报》。《南方周末》等最具影响力的地方权威性报纸也分别刊发了介绍《交锋》一书最新出版的消息，再加上《北京青年报》。 《中国青年报》。《中华工商时报》。《中国改革报》等呐喊助威，一夜之间《交锋》走俏大江南北。当一觉醒来，你会惊讶地发现《交锋》正悄无声息地走进每一个中国公民的生活。 《交锋》！《交锋》！！《交锋》！！！ 就这样，《交锋》异军突起，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雄踞在国内各大书店销售排行榜上，独领风骚，且大有“洛阳纸贵”之势。。 既然《交锋》是如此一本好书，如此一本“令人激动”。“好读极了”的奇书，那么，人们在心中不禁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交锋）究竟说了些什么？ 《交锋》说了些什么 那么，《交锋》究竟说了些什么呢？ 正如《中华工商时报》刊发署名文章“马、凌《交锋》引起轰动”指出的那样————“马立波、凌志军著的《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一书的出版正逢其时，它既是献给改革开放20周年的一份厚重纪念，也向人们提供了展望21世纪的政治思想背景。 迄今为止，在介绍和描写改革开放的诸多著作中，还没有一部像《交锋》这样，直面20年来的风风雨雨，揭示会上会下的激烈交锋。正因为如此，这部著作惊心动魄、震聋发聩，读起来令人掩卷深思，慨叹不已。 任何熟悉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在这一连串巨变背后，一定涌动过许许多多政治上思想上的巨澜，发生震颤人心的激烈撞击。 但是，在社会生活中，由于各种缘故。人们或者偶一与闻，或者知之不详，这对于关心政治。关注自己命运和国家命运的人来说，有如一个黑洞般的谜，这自然是一个极富吸引力的巨大遗憾。 “《交锋》的问世为你解开了这些谜。这本书以1978年战胜‘两个凡是，、1992年冲破姓‘社’姓‘资’、1997年破除姓‘公’姓‘私’为经，以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为纬，系统地描述了20年来围绕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重要事件，在台前和幕后所展开的激烈的交锋。从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到1991年围绕皇甫平问题讨论，《交锋》都有详细的评述。虽然是写三次思想解放，但三次解放各自向前向后延伸，全书就连成一片，构成了一个有着内在紧密联系的紧凑的整体。可以说，《交锋》是一部20年思想解放史，是一部有独特视角的改革开放史，是一部能够产生巨大阅读期待的激动人心的当代政治思想史。” 可以这样说，当每一个关心国家命运，有着崇高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的中国公民，仔细深入地读完《交锋》一书后，掩卷而思，你’会发现，“20年思想解放史”，“有独特视角的改革开放史”，“能够产生巨大阅读期待的激动人心的当代政治思想史”，这些都并非是对《交锋》一书的溢美之辞，恰恰相反，它们恰恰最精确，最概括地揭示了《交锋》书中一些本质性的东西。 且让我们一一来看。 先说“20年思想解放史”。 这点我们仅从《交锋》一书的副标题“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就可以看出来，《交锋》主要讲述的就是在1978年～1998年的这二十年间，中国的改革开放经历了怎样的三次思想解放：1978年战胜“两个凡是”，1992年破除姓“社”还是姓“资”，1997年冲破姓“公”还是姓“私”……在《交锋》一书中，马立诚。凌志军两位作者以深刻的笔触，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层层面面，把这三次思想解放具体地、通俗易懂地道了出来。因此，说它是“思想解放史”，并不为过。 再说“有独特视角的改革开放史”。 值此改革开放二十周年之际，为了向改革开放献礼，数以百计的回顾改革开放二十年、描述记录这一重大历史进程的政治类读物纷纷出版，且层出不穷，大有雨后春笋之势。但是，比较这些读物，你就会发现它们千篇一律，几乎都是从经济生活的变化，综合国力的提高等单一方面来着眼的，深度有了，厚度也有了，但总是力有未逮，就好像小桥流水一样，缺乏一种振耳发聩、大江东去的浩荡之气。一句话，就是缺乏大气魄，大手笔。 后来,就有了《交锋》。 所以说《交锋》的视角独特，就在于马、凌两位作者直面二十年改革开放这一历史进程，没有被纷繁复杂的社会表面现象所迷惑，他们以资深记者的老辣深沉和稳健冷静，始终抓住一条防“左”反“右”的主线，把这一部震撼人心的开放史，淋漓尽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这样的一本好书，是不可多得了，把它誉为“有独特视角的改革开放史”，也不为过。 最后，让我们着重来说一说“能够产生巨大阅读期待的激动人心的当代政治思想史。” 无须讳言，《交锋》一书在国内首次披露了“皇甫平事件”的幕前幕后的细节，而且，更是首次提到了令“京师震惊”。作为“内部意见征求稿”的四份“万言书”，这些，都让我们不能不佩服马、凌两位作者的勇气和智慧。 或许有的读者还不知道，那么，“皇甫平事件”是怎么一回事？ 1991年2月15日，这一天上海《解放日报》头版发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评论文章，题目叫做《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文章署名皇甫平。事后得知，这是上海市委研究室的干部与《解放日报》负责评论的干部合作的成果。皇甫平，即黄浦江畔的重要评论是也，取其谐音而得皇甫平。 这篇不长的评论，冲破全国对改革开放欲言又止的压抑，以极大的激情鲜明地歌唱改革，鼓动改革。 尽管这篇文章照顾到当时舆论接受程度，没有提“市场经济”，而用了“商品经济”这个说法。但是，文章中所鼓动的“改革年”，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以及“何以解忧，唯有改革”，还是刺激了一些人。 《解放日报》3月2日再发表皇甫平的署名评论《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 这篇文章要求：“思想解放要进入新境界，改革开放要开拓新思路，经济建设要开创新局面。” 文章提出，90年代要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国有企业改革上。在国企改革中，简单地套用过去的老框框不行，被书本束缚住也不行。要有新思路，新招数。什么样的新思路。新招数呢？文章没有具体说明。但是，这篇文章却提出了在当时是发聋振聩的原则性新思路：市场经济。 文章继续批评了“新的思想僵滞”。这“新的思想僵滞”除了在市场经济问题上形成了障碍之外，还有哪些表现呢？ 3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皇甫平的第三篇署名评论《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 “新的思想僵滞”主要所指，终于在这篇文章中出现，这就是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 4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皇甫平的第四篇重要评论：《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 文章提出要把改革开放向新的深度拓展，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 这样，皇甫平写的四篇文章，从锐意推进改革开放，到破除新的思想僵滞——姓“社”姓“资”；从发展市场经济，到如何选人用才，形成了一个掀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完整系列。 皇甫平这些文章表达的观点，实际上表达了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关键时刻的讲话内容。 “皇甫平事件”一石激起千重浪，而后来“内部意见征求稿”的四份“万言书”更是风云突变，“令京师震恐”。 第一份“方言书”把“社”与“资”就成“公”与“私”。 “万言书”本来的题目叫作《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 文章大约写于1994年第四季度至1995年初，最迟不晚于1995年春天，八届人大三次会议召开的时候。无人具名，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能够确切地指出为何人所作。但读者几乎一律地认定，作者为“左”的思潮的坚定的代表者。作者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两年间蒸蒸日上。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之后又耿耿不能得志之心情，确切地流露在字里行间。 第二份“万言书”：以“反和平演变”为纲。 第二份“万言书”大约出现在1995年春秋之间，题目是：《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仍未具名，但由题目的选择以及行文风格来看，其作者和第一份“万言书”的作者是同一些人。同第一份“万言书”一样，不仅先在海外报刊公开发表，而且在国内广泛流传。 文章的主民与第一份“万言书”一样，仍是论证我们国家的安全已经面临严重威胁，但是，这一次，作者所关注的焦点是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之后国际的形势。这是同第二个“万言书”的不同处。作者对邓小平的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冬开始说些1好话，不像第一份“万言书”里那样根本不提。 平心而论，今天的中国的确有着种种麻烦。同前一份一“万言书”一样，这一份“万言书”中列举的问题中，就事论事地说，相当一部分并非无中生有。问题是，这些问题是怎样发生的？应该循着什么途径来观察和解决问题。这些问题是靠加快改革力度来解决？还是根本否定改革，回到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 这样看来，第二份“万言书”虽然没有重申“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走资派还在走”，但其论述却有着异曲同工的奥妙。 按照这样的逻辑来考虑中国的事情，就不仅仅是给改革套上一条新的思想枷锁的问题，还要完全地取消改革，回到“阶级斗争”的年代去。 这是第二份“万言书”较之第一份“万言书”的更加彻底的地方。他们观点的要害是不承认对传统的体制和观念要进行必要的改革。 第三份“万言书”：“抓大放小是私有化的主张。 第三份“万言书”的题目是《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这是这一系列“万言书”当中作者唯一注明写作日期的一个文本：1996年9月拟定大纲，1996年10月至12月20日写出初稿，1996年12月21日至1997年1月20日修改定稿。 尽管作者说这是：“内部征求意见稿”，但是，其中主要观点已经在1996年第4期《当代思潮》杂志公开发表，该文以“本刊特约评论员”署名，文题：《以公有制为主体基本的标志及怎样才能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万言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所有制问题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当今中国，两种改革开放观的对立，焦点就在于坚持还是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作为“内部征求意见稿”的第三份“万言书”其思想倾向，观点和行文风格，与前两部分“万言书”一脉相承，但又有了一些改变。 我们还能记得，第一份“万言书”抱着对邓小平的南巡谈话不以为然的态度，第二份“万言书”在结尾处引用了邓小平和江泽民的话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现在，第三份“万言书”在开头即引用了江泽民总书记在上海、长春召开的企业座谈会上的一段话，然后说：江泽民同志“鲜明深刻地揭示了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同社会主义制度命运的内在本质的联系”。接着，“万言书“又引用邓小平的话：“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 在文章的结尾处，作者仍然没有忘记引用江泽民总书记的话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江泽民总书记要求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讲政治韵核心是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站在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处理矛盾……通过正确处理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矛盾，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看来“万言书”的作者已经懂得使用“借助钟地打鬼”的战术。 第四份“万言书”：“走资派”名单录。 在邓小平去世前后的日子里，有一批人始终在密切注视着国内的报刊，每日静心研读，把他们认为有“自由化”嫌疑的言论一一摘录，其作者之姓名和报刊之名称，也一律记录在案。此种环绕意识形态斗争的尺度寻章摘句。分类合并之方法，令人难免想到那个专门搜集整理走资派“反动言论”以“供批判用”的年代、这一次“寻章摘句”的成果，仍旧是一份材料，题目是《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虽未标明“供批判用”或者“反动言论”之类，但读者一望而知，作者是希望有一天拿来“供批判用”的。 这就是第四份“万言书”，其最后的完成，大约在1997年1月多12月间。 像第三份“万言书”一样，这一次作者仍然在开头引述邓小平和江泽民的话作为依据。 作者引述的邓小平的话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 作者引述的江泽民的话是：“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要始终注意防止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第四份“万言书”开列了一个很长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名单。在这些所谓的“自由化分子”中，不乏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作家。法学家．理论家。“他们的言论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大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所以“万言书”作者指责《读书》、《书摘》、《中华读书报》、《东方》《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中国书评》、《今日先锋》等媒体基本上被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把持；北京电视台、《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根》、《经济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人民日报》等舆论机构让“自由化分子”露面；《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各省党报党刊近几年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基本上绝迹”。 “万言书”的作者还点了一批有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和倾向的书籍。 有耐心的读者只要分析一下，就可以得出一个尴尬的结论：在中国，除了几家刊物之外，主要报刊几乎都在搞“自由化”或者在容忍“自由化”。 这就是《交锋》！思想与思想的碰撞，赤裸裸的交锋。毫无疑问，这是一部真正的“能够产生巨大阅读期待的激动人心的当代政治思想史”。 感谢《交锋》，也感谢马立诚。凌志军两位作者，给我们说了这么多，又说得这么好。 也正因此，我们今天解读《交锋》才有了一些特殊的意义。 为什么叫做“交锋后的中国 199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周年，这一年，中国的改革大业化蛹成蝶。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由朱镕基总理组建新一届政府，终于强劲启动。 从3月份的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上至官员，下至百姓，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受到自己的生活正发生着变化，几分迷惑，几分压力，几分激动，几分希望……以朱镕基为首的新一届中国政府，朝气勃勃，年轻化，知识化的特点突出，本科学历占79％，专科学历占18％。其中副总理温家宝，教育部长陈至立，农业部长陈耀邦还是研究生，新任部长们对跨世纪新一轮改革，充满信心。新政伊始，行政新风扑面而来。 新总理走马上任即适访英国、法兰西，参加亚欧峰会，遂起一阵“中国旋风”。朱总理即席发言，妙语连珠，谈笑间，让欧亚增强对中国的兴趣，增长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了解。此前，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朱镕基抓经济有一套，但外交上尚未经受真正的考验。然而，中国新总理亚欧峰会之旅，却显示出他非凡的外交才能与魅力，以致几乎令人想到曾身兼总理与外长的周恩来，“铁娘子”撒切尔夫人评价朱镕基：“非常好，他是一个优秀的人。”英国首相布莱尔赞赏‘朱镕基的务实、机智与幽默，声称佩服得到了“着迷”的程度。法国总统希拉克拉着朱镕基的手，有意在镜头前竖起大拇指。亚欧峰会期间，各国首脑争相与他会面，每人只获“分配”十分钟的时间。对此时间之短，德国总理科尔“大为光火”。 朱镕基强调：改革粮食流通体制，关系到粮食安全，务求必胜。 4月，全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京召开。5月6日，中国政府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对粮食流通体制进行改革。 “金融体制改革也箭在弦上。 科教兴国，是新一届政府的重大战略决策。科学技术部部长朱丽兰指出，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 向“高发期”腐败宣战，碰硬陈希同，冰城反贪，扳倒红塔之颠的腐败者……98再起廉政风暴；“我这里准备了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我自己”，新总理一言千钧，掷地有声，足见中国政府反腐决心之一斑。 这就是1998年，这注定了是不寻常的一年、注定了是要被载入历史纪元的一年。 为了纪念改革开放二十周年，也为了不忘却此前二十年间浴火重生的交锋之路，1998年的中国，我们又称之为“交锋后的中国”。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儿所说的“交锋”，一方面固然是包括了1978年～1998年二十年来的三次思想解放，但另一方面，却又绝不仅局限于此。从广义的角度上来讲，我们的“交锋”还包括了与历史，与传统的交锋，包括与国外各种势力的交锋，也包括与自然环境的交锋……大略定义一下，我们可以这样说——交锋，在历史与传统之间，表现形式为思想的解放，生产的发展；在当前与未来，交锋则具体是以三个问题为载体的，那就是，人口的增长和迁徙。自然环境的限制和机会，以及新科技的突破。 交锋后的中国，困难与希望并存，挑战与机遇同在。 《交锋》对商鞅的发现 《交锋》一书提到这样一个小故事“朱镕基洒泪为商鞅”，故事写道：中国的事情，看清楚已经不易，做到就更难。 “很多事，不是没有看清，而是装糊涂；不是不能做，而是不敢做。有如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凤梧所说，‘要说话不敢张嘴走路不敢动腿。’“什么都不做的人，其乐无穷；什么都想做的人，苦不堪言。如果你是在做别人不敢做的事，那就要准备好了：不仅吃苦，还要伤心。 “1996年岁末，朱镕基副总理在北京看话剧《商鞅》，为剧情所动，凄然泪下。商鞅以惊人的勇气掀起改革之潮流，终为顽固派羁绊，车裂而正。”我们注意到，是《交锋》发现了商鞅。 应该说，在众多的向改革开放二十周年献礼的出版读物里，几乎没有提到过商鞅的，更没有哪一家将商鞅与当前的改革大业联系到一起从而慨叹：“假如我们都有商鞅的勇气而没有商鞅遇到的阻力，改革是不是会更顺利一些？国有企业的情形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 我们直觉地认识到多。重提商鞅，讲一讲商鞅的故事，再观革命之精神，以史为鉴，这未尝不是关注改革大业的一种方式。 下面，我们就来讲一讲商鞅的故事。 商鞅的故事 商鞅，约生于公元前410年左右，卫国帝丘人氏。七岁的时候，赵国攻卫，为了向魏求援兵、商鞅以终身入魏为质作了交换。从此，商鞅就生活在了魏国西河，拜刑名之学的奠基人李俚为老师。 凡年间，商鞅先后跟着三个师兄吴起、乐羊、西门豹历练，渐渐长大。他恳求老师李俚把刑名之学传授给自己，但是李俚见商鞅天资刻薄，寡恩少义，人又是极聪慧的那种，担心他学了刑名之学会遭反噬，就拒绝了他。 然而时代注定了要造就商鞅这样一个英雄。商鞅先是偷偷学习李惶的刑名之学，接着，到了后来，随着李俚对三个弟子吴起、乐羊、西门豹的日益失望，再加上突然的发生一件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李俚视商鞅为衣钵传人，把刑名之学的毕生心得都传授给了他。 五年艺成，商鞅在李俚的操持下与秦女赢喜举行了婚礼。李惶要到鬼谷隐居，临行与商鞅约定三年后鬼谷相见，在那儿给他补上刑名之学的最后一课。 但是商鞅后来违反了这一约定，他先是跟吴起到楚国变法数年，接着又西行入秦，妄图封侯拜相以求富贵、结果受了檐乙之骗，赢喜又得了重病，商鞅滞秦三月，只好灰头土脸往鬼谷来投老师李俚。 谁知到了鬼谷，老师李俚已病亡多年。刑名之学的最后一课从此失传。商鞅又跟鬼谷先生学艺数载，最后秦女赢喜吞金自杀，以死相求，商鞅这才二番入秦。 秦孝公拜商鞅为大良造，令其主持变法改革。用之十年，而国大治。于是商鞅迁都咸阳，再行新政，继而屯兵戍边，以攻魏国，大胜。秦孝公拜商鞅为相国，封以商鞅之地十五邑，号称商君。 因为变法改革得罪了很多人，商鞅意识到刑名之学可能反噬自身的危险，就听从门客赵良的劝告，辞相退耕。 但商鞅最终车裂而死的命运注定了是无力挽回的。这一年秦孝公病重，他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知道自己的儿子秦惠文王不足以完成东吞大国、一匡天下的大业，于是颁遗招废秦惠文王，而传国子商鞅。 商鞅纠六国之兵，正欲伐秦，却忽然染上一种不治绝症。已年近花甲的商鞅知道自己是不行了，想到自己聚众攻秦，已违反了当年对秦女赢喜的誓言“不与秦仇，不灭秦祀”，他决心践违誓之诺“死于车裂”，以报赢喜。 于是商鞅自请降秦；并提出要受车裂之刑，“五牛分尸而死。 秦惠文王迟疑不决，痛恨商鞅的那些大臣如公子虔、甘龙、杜挚等却早急不可耐。一个寒风呜咽的早晨，他们偷偷地，以五牛分尸的车裂之刑，杀死了年老病重、奄奄一息的商鞅……。 ------------------ 亦凡书库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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