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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前面有关多头政治内大众化控制的循环的分析，我们现在必须加上社会阶级的后果。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展望。狂暴的吵闹喧哗会像成群的黄蜂一样袭击任何一个人，如果他拨弄戳刺阶级问题的巢窝的话。尽管存在各种有关阶级的真知灼见的著述，学术界——像更大范围的有思想内容的讨论一样——似乎分成了两个阵营，它们都承认社会阶级的存在，但其中一个阵营，马克思主义的阵营，把阶级冲突当作人类历史的主要动力，而另一个阵营，传统的阵营，把阶级降为同其他几十个甚或几百个社会组织、冲突和变化的决定因素相等的位置。 本书的篇幅不可能容纳一个彻底的分析。也许每个读者应当提供有关阶级如何影响多头政治的政治—经济结构的他自己撰写的一章。无论如何，我们所能做的不过如此。让每个读者写下他自己的一章，但让我们用简要的分析为它作个序言，这个序言是有限度的和小心谨慎的，它试图说明多头政治内阶级同大众化控制的循环之间的特殊联系。它是有关阶级问题的一个导论。它将就阶级命题提出最低限度的几个论点，然后从中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难以用证据拒绝——尽管在阶级的命题下，任何论点都可以在一个阵营中找到证据而在另一阵营中否定这个证据。命题由要素组成，它无所谓高级或低级；就我们的宗旨而言，这一点成了命题的重要优点。我们不想使自己的论点放入有关社会阶级的极其专业化的思想的特殊环境，相反，我们所要做的，只是给我们关于多头政治中可以识别的政治—经济组织的机制的分析加上若干重要因素。 为了我们的有限目的，没有必要详细说明到底有多少个阶级，它们的界限是否得到正确规定，各个阶级的成员是否意识到他们的阶级地位，或者它们之间存在多少矛盾。我们也不需要一个准确的定义。事实上我们不想使自己在阶级问题上讲的内容依赖于某个特殊的定义，从而在用别的定义衡量时这种内容成为谬论。 一个社会阶级是一群人。它是很大的一群，至少以百万计。它的特点在于其成员享有一种共同文化。在一个民族国家的社会里，它是一种亚文化，因为它不包括民族国家内所有被视为公民或臣民的人。那种更大规模的民族国家集团本身也许算是一个特殊文化的集团。从全球的而非民族国家的范围看，一个阶级是一个跨国度的专有文化的集团。亚文化或文化在这里并非围绕种族、人种、宗教、语言组织起来，也不靠政治界限划定。相反，这种集团——除少数非典型的成员外——是一个“平面的”社会经济阶层。 它是这样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依据权威和财富、从而也是依据影响和权力（不论是在市场、政府中还是在其他地方）的不同而各异。说它是一种文化，意即包含了各种品质特征或者它们彼此作用；就是说，它们代代相传，哪怕不断有变化。 所以，同权威、财富、影响和各阶级力量连在一起的，是其他的品质特征——比如，语言的特征，演讲和其他标准的通讯交流的方式，还有至少是服装式样、意识形态、性格爱好和性行为上的小差异。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一组品质特征，但并非所有品质特征都依阶级的不同而不同。品质特征的区别也不是永久不变的。 由于较低地位的阶级——或至少是它们的许多成员—— 具有较高地位的阶级的不少品质特征，尽管他们相信譬如说自己的风度谈吐低人一等，因此，各阶级的文化差异在某些方面不那么明显。鉴于本章的目标，我们不必走得如此之远，以致断言（或否定）大有差异的阶级文化可以受“贫困文化”（Culture of Poverty）这类概念的启发。 某些要素性的命题 第一个命题：阶级存在于所有多头政治中。我们有必要使这个命题不再发展，只要它足以消除美国人那种天真的断言，即阶级存在于美国以外的所有地方。阶级在美国的存在也有大量事实作凭据。几十份调查报告发现，学龄前儿童和学校的孩子中间存在阶级差别。 金赛（Kinsey）和他的许多追随者发现了性行为里的阶级差别。 社会科学家们发现，若不参照社会阶级，他们无法解释投票行为、政治参与或政治态度上的不同。 阶级差别充斥了美国社会。甚至各种新教派别也因阶级不同而各异。然而，许多美国人仍然不理解言谈举止和思想内容上的阶级特点的普遍性。因为，始终不存在对这些特点的明确挑战，完全没有任何东西可与妇女解放运动对“性别的”举止、谈吐和思想上的习惯的挑战相比拟。 阶级的存在，并不否认其他分裂形式的存在，或者否认从这样那样的角度看其他的分裂形式也许更重要。应当给予性别的、种族的和世界落后地区的分裂以巨大的注意，不必说还有民族的、地区的、宗教的或源于国家政权的组织良好的分裂。第二个命题：在某个阶级里，包括有最富有的人们，许多高层政治权威（其中有不少最上层的公职人员和立法者），隶属于大公司的许多传播媒介的董事，一些专业人员和学问家（取决于收入、机构中的地位或他们的委托人），某些记者和其他社会名流，某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不能被上述任何一个范畴涵盖）。 他们是一群具有共同的品质特征的人：同样，品质特征可以有许多形式——演讲、高收入、权威和共同而比较复杂的小道消息。在美国，小道消息是人们根据受到共同称赞的信息来源——如纽约时报和新闻周刊——确定的。这个阶级的核心特征，像下一个命题将进一步说明的，是高收入或在政府、公司或其他组织中的权威。阶级的成员在理想的情况下具有全部核心特征，但我们所说的是另一种人，他们每个人都烙有更多的品质特征的印记，或者数量虽少强度很大——比较社会的其他人而言，那些人在我们看来属于另一个阶级的成员。 多数人对此——即存在上述阶级——不会有争议，虽然在它的确切成分上有不同的看法。它的存在的一个证据是社会科学家们的一再证明，即公司的最高领导，较上层的官僚和多数高层官员们靠许多特别的方式组成了一个阶级。社会科学的文献中充满了对阶级同一性的参照（它使所有多头政治包含了这些范畴），和有关它的解释和证据：社会经济方面的来源、母校的联系、职业和社会内部交换之间的密切关系、俱乐部、内部联姻，等等。 下一个命题是：我们正在描述的这个阶级，在社会中备受优待。首先它是富有的和具备影响力的。但这仅仅是个开头。作为这个阶级的成员，他还享有大的和各式各样的好处。 一个又一个的研究成果用事实材料证明了一个现象，即学校的老师多半是让学生们想象自己乃是向较高的而不是较低的阶级变化的中间阶级；学校的根源对于较高的阶级是更深厚的；较高的阶级被设想需要有适合于他们的学校或课程。同一些研究和其他报告显示，在那些由中间向较高阶级发展的孩子那里，父母的教育方式鼓励的是独立性、想象力、自信心和自我挖掘。参照学校方式和儿童培养的许多研究说明，顺从权威和服从的习惯是逐渐灌输给较不利阶级的孩子的。司法制度在逮捕、拘留和审讯上对较低阶级比对中间和较高阶级更严厉。我们已引用过的苏德兰特的证据说明，公司经理们在美国受到优雅的照顾。语言本身的历史反映出按照不同阶级成员在尊贵、威望和服从方面的差别的普遍性。 一般地讲，我们形容好人和坏人特征的许多词汇来自于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别：“noble”（贵族的、显赫的，或崇高的、杰出的——译注），作为人的品质的一个符号，来自于曾经指示过一个阶级的同一词汇；“villain”（坏人、恶棍，或反派角色、反面人物）来自于“villein”（农奴、佃农，或乡巴佬、粗汉），意即等级低下的农夫；“mean”（普通的、中等的，或平均值、中数）来自从前意指“很普通”的单词，作为一个阶级内部地位上升的对立面；此外还有其他许多词汇。 那些实际上享有不寻常的控制或财富的人也是享受优待的，因为控制和财富使得他们每个人赢得更多的东西。所以，这个享受优待的阶级的成员确实眼界开阔和足智多谋，无论小事还是大事，在无形产品中或实物产品中，他们的先天优势由他们自己阶级的其他成员所赋予，由其他阶级的成员所赋予，由社会的非人格化的规则和过程所赋予。 现在让我们在实际作为一个社会阶级的成员与想象成为一个成员之间作出区分。尽管有时给阶级下了定义，这个区别就不存在了，但是我们可以利用它在阶级现象中对各种线索加以筛选分类。如果一个阶级拥有一个文化或亚文化，那么，至少是存在某种模糊的归属感。虽然一个阶级的人或许从不在自己的思维中使用阶级的概念，他们也会有“他是我们中间的人”或“我们同一类”的某种感受。或者他们在事实上觉得他比其他阶级的成员更让他们自在、开敞心扉或欣然接纳。不过任何阶级的成员都可能错误地认定某些人归属于自己的阶级或另外的阶级。他们和其他阶级的成员可能根据外表对待某个人，仿佛这个人拥有许多与受优待的阶级相关的品质特征。 因此，下一个要素性的命题是：由于想象自己是受优待的阶级的一个成员并享受它的好处是一种报偿，社会中形成了强烈的刺激去效法那个阶级的有形的特征。这些特征包括政治经济的好处、态度和决断，它们具有那个阶级（更确切地说，具有那个阶级中最能提供好处的那些成员）的属性。它们是：私有企业，私有财产，公司自主权和获得巨大财富的机会中的好处。 对那些希望获得有利的阶级地位的人来说，使观点一致化的阶级压力是多种多样的。它们或许最为明确，当职业的或专业的进步处在争论之中时，它们或许表现得最为显著。在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中，许多政府和公司通过安全检查，把候选人推到重要的位置上，它至少要求候选人赞成社会的主要政治—经济制度，而对那些持异议的候选人则常常大刀阔斧地，取消其资格。 尽管在法律上，人有按照自己意愿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但在公司和政府的组织中，对于那些接受了受到优待的观点的旅行者来说，通往财富、权力和影响的道路（连同阶级的其他好处一起）是平坦笔直的。而那些持异议者、玩世不恭者、怀疑论者、激进分子则常常发现，道路是坎坷不平的或不能通行的。 最后的命题 结果——也即我们最后的命题——是政府和公司的领导人（我们考察了他们在约束决断方面的作用），在他们自己的阶级内和他们以外的阶级中发展出许多盟友。这些盟友包括： 作为次要角色出现在公司和政府中的人，大学中的行政人员和教师，媒体的董事，渴望提拔的年轻人，对孩子抱有很大希望的父母。他们加入了宣传公司和政府领导人的信念、态度和决断的行列。 从一个人的孩提时代始，父母、学校管理人员、教师、教科书作者和媒体便一起努力（部分是习惯性的、部分是有意识的），约束着他的政治观点。或者，再举一个例子，一个科研机构或大学系所的领导皈依了受优待阶级的信仰。然后他再用它激励其他人，尤其是年轻人；集体成员的力量是直接的和强劲的，这不是因为远距离的政府或公司领导人可以给予或阻拦某项好处，而是因为眼前的同事们都如此做——他们拒绝帮助“鲁莽的”年轻学者。 诸如报刊、广播电视、研究机构、杂志、基金会和大学一类的单位因而常常成为受优待阶级的盟友。强烈的动力促使它们这样，因为他们需要资金（这甚至比鼓励青年男女更重要），而资金是由有钱有权有势的人提供的。许多机构需要无保留的馈赠才可生存。其他一些机构需要广告收入。也许哈佛大学最近的一位校长的下述论点不算使机构服从受优待阶级的政治主张的典型。但对于一个如此有声望的大学，此话或可视为是一种畸变。可校长却说了，替他的一些教师辩解中这么说了： 如果注意到学校在历史、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关系方面的教学大纲，以及它在实业界所作的意义深远的努力，难道还有谁可以认真指责这些人和其他人在他们系里破坏美国生活方式吗？ 人们可以严肃批评作为一个整体的这所大学的同一现象，它几乎完全是被指导着向一个方向努力，即使得私有企业制度在一个非常困难的世界上续继富有成效地工作。 社会阶级现象重新加强了使大众化控制循环的趋势。竞争的观点没有沉默，但声音上的不对称极其明显。结论是，虽然阶级在循环圈的影响可能正在下降（我们将在后面讨论它），但它仍是十分重要的。 关于这个结论，还有一点证据是（它亦是很要紧的一个方面），在已研究过的全部多头政治中，多头政治的主要参与者绝大多数来自受优待的阶级。较低阶级的公民参与机会甚少，而且效果甚差。参与方面的差别是如此之大，以致各种利益集团——农场主、退伍军人、妇女组织、某种程度上还有工会——的领导权均落入受优待阶级的人手中。所以，或许有可能向制度中的阶级影响发出挑战的集团，正是有影响力的阶级本身。 另一方面，各国多少有些不同。受优待阶级的大得不成比例的领导地位在不少国家可能正在下降。例如，如果说美国和英国的大学教员中只有很少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持异议者，那么在其他一些多头政治中，包括法国、西德、意大利和日本，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则有更多这类人。美国的报刊——前一章已提供了一些发行数字——为持异议者提供小声说话的余地。但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报刊在国外有很大发行量。甚至在美国，像《纽约人》这类传统杂志也不时发出声音，对政治—经济秩序提出深刻批评。各种小的激进报纸和杂志现在在美国猛增。然而，主要的美国报纸和它们的许多专栏作家仍然坚守私有企业制度的根本。而且，公立学校仍然是传统灌输的一个主要来源；这在美国几乎是铁板一块，在联合王国也十分相似，在大陆国家则比较放松。 阶级的灌输与阶级的冲突 请注意，我们对阶级影响的分析并未断言阶级的冲突。虽然我们已经承认了这种阶级冲突的存在，但我们的论点是不同的：受优待的阶级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向大部分人民灌输了它自己喜欢的态度、信仰和决断。对于马克思来说，阶级意味着阶级冲突。而我们注意到的是走向一致化的趋势，它们类似于某些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社会理论家有时所认为的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化（即接受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决断，而不是对它们抱着敌视态度）。正是马克思预见的某些发展——如冲破亲缘关系和共同体的旧联系——支持了某些形式的中产阶级化。因为，在从旧的根基上割裂以后，工人们在大众媒介面前，在实业界和政府领导的呼吁面前，在受优待的阶级成员和他们的盟友的呼吁和压力面前，暴露出从未有过的脆弱性，而他们从前是与这些方面隔绝的。被广泛报导的西欧和美国的阶级式微常常仅仅是指阶级冲突的式微。 也许事实上它指示了一种成功的上升，即一个阶级和它的盟友靠着这种成功，使所有阶级赞成了它的立场、信仰和决断，虽然也可找出它或许正在下降的其他证据。 当然，享有最大好处的阶级对人民的灌输从未有过完全的成功。一份认真研究了关于富裕的英国工人的报告显示——据认为它是从那些按照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态度行事的就业集团中挑出工人进行研究的——仍然存在明显的阶级差别，其中很多人对较高阶级抱有敌意。很显然即使它会受到怀疑，但工人们生活的客观环境和对他们态度的多种影响对于彻底灌输重大的政治—经济信仰、态度和决断（这些东西维护受优待阶级的优势）仍是一个障碍。 从对这个现象——即按阶级的追求灌输政治经济信仰、态度和价值观——的后果衡量，可以说，美国是所有多头政治中最受阶级意识支配的一个国家。这是因为，比较他们在国外的同行，美国的劳动者被人最成功地拉向了受优待的阶级的价值观和决断一边。反过来讲，他们较少意识到自身的较低的阶级地位，较少地置身于阶级冲突之中。这个理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人选择阅读和听取比欧洲人范围更窄的政治—经济见解，把他们的投票局限在一个狭小的政治立场的范围内。对比之下，欧洲人知道自己处在与其他阶级成员的冲突之中，更直截了当地承认这个冲突。他们谋求的是不同阶级立场的调和。他们比美国人更多地投不同阶级立场的票。较高阶级对趣味、观点、政治和教育的支配，在美国受到较少的挑战因而相应地也较有保障。 由此看来，美国的工会在政治生活中不会像欧洲的工会那样主动活跃。事实正是如此。我们也有理由看到，对社会保障和其他集体福利的需求在美国比欧洲更弱。事实也是如此。在社会保障、集体产品和劳务、收入分配等方面，美国落后于欧洲的多头政治。 对受约束的决断的其他解释 马克思断言，由于阶级的统治，民众从错误的意识中遭受损害。他心目中的那些机制远比我们在此谨慎勾划的机制更丰富更复杂。我们的结论同他的看法不太一样。由于阶级的存在，资产阶级民主是完全虚伪的，大众错误地认识了他们想要的东西——这与马克思所说的已几乎相同了，但它不同于下述说法：由于阶级的存在，大众化控制在循环中受到削弱，尽管没有瘫痪。后一种说法是我们的结论。 关于阶级在循环性上的影响，我们结论的准确性是很关键的。在任何牢固的社会中，都可以找到一套首尾一贯的信念，它们肯定了社会组织的基本内容的优点。这已得到公认。 我们在本章的论点不是要简单证明这一事实。相反，它是想说明一种特殊机制，这个机制有助于解释首尾一贯的信念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并且澄清它们的内容。在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中，这种信念显示出独到的特色。它们受到了财富不平等的极大影响，受到双重领导权（它们在政治—经济组织中享有特权地位）存在的极大影响。社会的这套首尾一贯的信念中，有许多是由一个受优待阶级传达给所有其他阶级的信仰，这个阶级在极不平等的观念竞争中占有巨大的优势。鉴于我们的目的既使它们没有彻底解释一致化的政治—经济信仰、态度和决断的存在，既使某些内容也许正在式微，但这已足以确认这些机制的存在。 还有哪些机制有助于解释一致化的政治—经济信仰（这些信仰给予社会的受优待的阶级的优势以广泛的社会承认）？ 它们中有一些机制再次使我们回到阶级的影响上。例如，一些人将会说某些源远流长的根深蒂固的信念和态度，只能将其作为偶然的“自发的”社会力量的产物来加以解释。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它并不意味着它们是无缘无故地形成的。那么，也许它意味着它们是在漫不经心中形成的。没有任何人或集团或政府计划它们。它们是人们无意间相互影响的结果。 姑且同意。可是我们知道，尽管人们确以不计其数的无意的形式互相影响，可他们也在有意地操纵着大量的看法、信念和决断。比如，家长和老师明确地和以身作则地告诉孩子们顺从权威的好处。在多数社会，他们还教导孩子们，生活地位的改善将要并应当取决于自身的素质（而不是取决于社会结构的某种改变）。不仅如此，人们相互之间许多无意的影响重新增强了有意的灌输，例如，当某个人一再向权威挑战时，会使他的朋友们如此不愉快，以致逐渐疏远了他。人们之间多数无意的相互影响是模式化的控制而不是偶尔的控制，因为它反映出有意影响的一个模式，而这本身不是偶然的。 为什么存在有意的模式（我们已经感觉到了它）？为什么强调服从权威（而不是有怀疑的、仅仅有条件的和有选择的接受它）？为什么敬畏财富（甚至不分挣取的财富和继承的财富）？为什么存在改善生活质量的个人责任感（而不是改进政治组织和经济的社会合作）？为什么富人和权贵一般地讲拥有特权（而不是通过补偿约束和责任感平衡他们在财富和权力中的优势）？为什么对财产权是如此敬重，以致许多人认为偷一块面包以使家人免于饥饿的行为是不道德的？ 这些都不是偶然的命题。它们把优势赋予了那些社会阶级地位有利的人。它们何以成为“自发的”？它们何以成为类似于普遍的箴言？它们不停地交流传达给大众——明确地和以身作则地——通过教会、媒体、学校、家庭、实业界和政府领导人。既然它们以这个方式交流传达了几个世纪，已进入口头传言和共同道德之中，便被积淀为一个结晶，即几乎所有人都介入了有意的和无意的或“自发的”过程，通过这些过程，它们代代相传、不断加强。 这样的解释太简单！——有人会作出这种反应。因为“自发性”代表了对于态度、信仰和决断的社会控制的一个多样性。即使受优待的阶级利用它的优势地位灌输人民，以保证它的这些优势长久不变，无数其他的灌输来源，不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都会在每个社会内展开竞争。毫无疑问它们会这样做。但是，说到无意的灌输，我们在前面各章已经表明，竞争是不平等的，而且相当严重。何况，由于已指出的那些理由，无意的影响受到有意的影响的极大影响。因而，多样性的事实并没有对下述命题构成挑战，即阶级激励的灌输具有极大的和不成比例的影响。它仅仅是向一个极端的断言发出了挑战，那个断言说，阶级的灌输已完全压倒了所有其他的灌输，可我们并没有拿这个断言来作根据。 长期以来，社会理论一直在争论文化或社会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及如何沿革的问题。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视规范的因素——价值观、道德、伦理、习俗惯例和意义内涵—— 比“物质的利益”更重要。另一些人试图利用具体参照人们相互连结的控制关系，及这些关系的心理特征，来解释社会结构。还有一些人，如卡丁勒（Kardiner），把社会结构看作是来自于文化与人格的复杂的相互联系。这些解释中的任何一个对于社会结构和文化方面的特殊而有限的影响都是适用的（我们则把它们归因于阶级）。一个受优待的阶级的大得不成比例的影响力，可以通过参照价值观、道德观、习俗习惯以及这些信息传递的涵义得到解释。它亦可通过具体参照控制关系得到说明，像本书尝试的那样。这一过程的复杂性如同一些人指出的那样，他们把社会结构看成文化与人格相互作用的一个产物，既然阶级的影响有助于形成个性和诱导特别的反应，那么已经形成的个性是文化沿续的工具。 阶级的其他后果 大众化控制的循环上的阶级影响仅仅是政治—经济组织上的阶级影响的一个分支。它们的范围甚广，至今尚未透彻研讨和解说。例如，在美国劳动关系史上，阶级盟友——实业家、州和地方政府的当政者、法官、牧师和报纸——通过许多重大事例表现出它们牢固的阵线，来批准对工会运动的暴力及其他镇压。也许可归咎于阶级的一个深刻后果，是美国人对美国历史的这一方面的漠视。 阶级的这些后果包容在我们在下一章将给予注意的一个问题上，即一个可能性：仅仅当冲突被阶级灌输所阻止时，多头政治才能存在。某些证据——阶级的影响在多头政治里正在下降——开启了这一可能。如果说多头政治——以及民主的前景——已被阶级的存在所削弱，那么仍有可能认为，没有这种阶级的存在，今天世界上这种有限的多头政治是不能保持下来的。 上述最后一点使我们结束了对大众化控制和私有企业的探讨，对此已花了6章的篇幅。它使我们再次回到首要问题和次要问题、首要多数和次要多数的区别上。首要多数通常在首要问题上占支配地位，但次要多数也许会、也许不会在次要问题上占支配地位，或者可能不会有效地控制官员。 我们说过，公司和受优待的阶级在首要问题——政治经济制度的基本原则——上实行灌输。对于次要问题，灌输仅仅造成次要得多的循环。在次要问题上，公司处于矛盾之中，受优待阶级的成员亦是如此。既使显示了一定的阶级团结，他们内部也会就比如说教育方针、税收改革、外交政策、能源保护和空间探索等问题发生争论。但是，上述各章分析过的大众化控制的机制显示，大众化控制在首要多数上比在次要多数上具有更大效果；我们须记住这一点。次要多数常常受少数人或少数人的联盟所支配。或者，他们完全被那种经常不了解多数人在次要问题上希望什么的官员所忽视。因此，我们看到，通过公司和阶级的灌输的循环，妨碍了由首要多数取得的、在其他场合将会是多头政治的多数控制之最有效形式的东西。循环性对次要多数的形成有着比较小的影响。不过，次要多数无论如何没有取得十分有效的控制。 结束一个长长的故事未必让人高兴。很清楚，多头政治不过是对任何理想的自由民主模式或任何其他民主形式的一个大体的近似。 ------------------ 素心学苑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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