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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我们至今为止忽略的政治—经济组织的可供选择的方法？环顾四周，我们看见了三种发展，正是它们建议了新的可能性。之一是以经济计划的形式尝试比较科学的决策过程，它看来无论是在公司内或在西欧的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的政府内都越来越明显。之二是南斯拉夫的一种新型公司。之三是多头政治的结构性改革。 在本章里面，我们将考察三种可能中的第一个：经济计划过程。我们还可以通过说明市场取向的制度下计划的情况，提供了进一步比较共产主义制度的基点。对许多富有思想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清楚，即：未来属于有计划的人。他们坚信，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是不能够生存的，如果它们无法作出比共产主义制度更好的计划（既便是用它们独特的方式）。 两种决策和计划过程 从人道主义社会的两种模式的差异中（它们以对人的知识能力的评价作为划分标准），我们可以对两种决策和计划过程作出区别。一个近似于模式1，我们把它称为“纲要性的”（Synoptic）决策和计划过程，在这里，要求全力以赴进行分析。另一个近似于模式2，我们把它称为“战略性的”（strategic）决策和计划过程，它要求重视有限的知识追求和对知识战略的相应需要，以指导不可避免的不完善的分析。 对有关知识战略的需要应有准确的理解。既然人们在模式2里无法靠智识掌握他们所有的社会问题，他们就依靠各种手段简化问题的解决。其中包括“试验错误过程”（trial and error）和“拇指规则”，以及对各种问题范畴的”习惯性反应”（routinized and babitual responses）。决策者的一个共同战略，是逐渐地和有序地进入过程，依靠目的和手段之间紧密的相互作用。在这样一个战略中，决策人较少地关心“正确”解决他的问题，较多地关心取得某个进展。他还较少地关心实现预定的目标，较多地关心用以往的政策修补尝试中的不尽人意之处——这时已经重新考虑过了目标和政策。设想把决策或计划的两种方法用于一项大规模扩展公路建设的20年计划。纲要性的理论要求，所有建议中的公路都要视为一张地图坐标系中的某个点，每条公路都处在与其他所有公路的不可分割的关系之中。但战略性的决策者或计划者是根据一个假设行动，即他们无法看清未来的20年。他们还相信，他们没有能力把握所有交通线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使得一条路线的情况取决于其他各条路线的设计安排。因此，他们现在先确定某些急需的公路，之后再来分析它们的后果——这一切都在规划其他公路以前。 我们看到，模式2的人们还通过社会的相互作用去取得他们靠分析无法取得的结果。市场的相互作用、投票行为和讨价还价便是其中的一部分。在多种可能之中，有一种是彻底的分散化：使问题和对它的分析零碎化。我使用“零碎化”一词（eragmentation），并不意味着使一个问题有序地分割和再分割为等级制结构排列的组成部分，各个部分均由一个纲要性的决策者在等级制的最高层加以综合。相反，我指的是，对问题和它的分析任务的分散化是以下述方式进行的，即重新一体化的实现，不是靠分析，而是通过相互作用过程。 我们已注意到，权威之间的多半的相互调整，即为这类解决问题的相互作用。 再以美国的收入分配政策为例。没有一个决策组织能够对收入分配负责。有关老年人的收入的政策责任，被指定给（或者说自称有权利的）好几个组织，其中有国会（它作为一个整体）、州和地方政府的专门委员会。有关学龄儿童的家庭的收入分配的政策，属于地方税务当局、州政府和各地学校董事会的职责。市场过程和税收当局对那些完全靠受雇收入的人来说，是收入份额的主要决定因素。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协调这些方面。然而，它们却是有协调的，因为各种各样的决策者依照相互调整的各种可能（前面关于权威模式的那一章已对此作了讨论），显然不得不用模式2的相互作用方式考虑彼此的关系。 相互作用的应用（而不是靠分析解决问题的方式），绝不只是偶尔小小地帮助一下决策和计划过程。我们已经见到，它是用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代替另一种巨大的可能方式，好比市场制度代替中央分析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一样。 模式2不排除分析，它仅仅有限地追求分析。我们不好说，一个模式中的分析比另一个模式少。我们只能说，在模式2里，分析在战略上被适合于它的局限性和相互作用方式。 战略性的决策者把制订知识的政策或计划的能力当成一个稀缺的资源，它必须节俭地使用和小心地配置。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济动员时期制订的物资控制计划，是努力作出一个能力有限的分析的例子。由于无法为战争规划大量工业资源的配置，计划者决定把他们的计划集中在钢、棉花和铝三种物资上，根据是这样一个设定，即如果规划好这三种物资中任何一种物资的分配，那么其他许多资源的使用也会相互作用地适应它，而不必专门计划。 分析对相互作用的适应，至少采用了三种各具特色的形式。之一是每个参与者所做的分析，即他如何才能更好地扮演他在相互作用过程中想要充当的角色——坦率而有偏向地分析询问下述一类问题：“我将购买什么？”“我怎样投票？”或者，（对一个实业家来说），我如何扩大销售？”或者，（对一个立法者来说）“我如何使国会通过这个议案？”之二是有关如何最成功地进入现有的相互作用之中以实现某种公共目标的分析，它是作为公共官员的个人有责任谋求的。“应当减少税收来刺激就业吗？”“应当加强对街头犯罪的惩罚吗？”第三种是对相互作用过程本身的基本结构可能的变化的分析：“应当打散大的实业体以使市场更富竞争吗？”“应当修改刑法系统吗？”“议会组织内需要什么变化？”这三种范畴中的每一个都需要比模式1要求的综合分析更容易的分析技能。 分析的两种方法——纲要性的和战略性的——的不同还表现在，战略性的决策者允许我们在第19章称为附带现象的解决办法或后果。资源配置是人们熟悉的事例。它的实现是通过市场的相互作用、作为个人购买和销售决定的一个副产品出现的。资源配置本身不表现在任何决策者的议事日程上。 战略性的决策者利用相互作用过程和它们的附带现象，而它们在某些方面被普遍认为是不合理的。例如，我们看到，市场制度下的增长多半是一个附带现象，即追逐利润的一个后果，而非追求社会目标的结果。 在模式2里可以像模式1那样细致和全面地作出分析。 比如，一个公司对它的购买或销售状况的分析，显然是适合于市场相互作用的一种分析，它在质量上并不必然低于对社会的资本配置的全部内容的分析。 多头政治的决策和计划过程 在多头政治下，决策和计划过程总是——毫无例外地——战略性的，尽管也许存在纲要性的许多尝试。比如，它们是典型的增量式的、递进式的，以及依赖手段或目的之反馈的决策和计划过程。有关增长、国防、收入分配、垄断、税收、工资、资源管理、工业关系、国际经济合作、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政策，年复一年地以连续的和永不止息的试验错误步骤的次序发展变化。 只要决策者关注的是公共事务，例如他在模式2社会中必须做的事情（在那里寻求的是广泛赞同的政策而不是正确的政策），他将把有限的分析精力放在某些大的方面、有时绝对投入到对公民决断的分析中，而不是对面临的政策问题的宗旨要义加以剖析。在简化问题的分析上，这是一个共同的战略。投票行为本身就是一个大的简化器。没有哪个官员需要分析政策问题以寻求正确的答案，如果它可以由一个选举加以解决的话——因此它是由一种决断的表达加以解决。 政策和计划制订过程的分析还总是与社会的相互作用联系在一块，它承受着部分解决问题的责任。经济政策的制订和计划过程的实现几乎完全围绕市场的相互作用进行，以及包含对改变市场相互作用的可能性的分析。城市计划同样包念对复杂的、相互影响的市场和政府过程的可能干预的分析，通过这种分析塑造了城市。 正式的经济计划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许多多头政治内，正式的计划过程作为对市场制度下经济决策极端分散化的一个反作用而出现。它仿佛为纲要性的决策和计划过程提供了一个新的领域。可事实上，新机构制订的计划仍然是战略性而非纲要性的。计划过程从未尝试整个经济或社会的纲要性观念。 计划多半不过是对资本投资的说明，尽管它们也许还可以在有限的机构建制方面作出改革的建议。它们因而对各种相互作用、尤其是市场的相互作用中私人和政府的参与者构成了一种指示或设计的形式。例如，观察法国的计划过程的人认为，“……有效的竞争和知识的计划是天然的盟友而非敌人。”计划过程也不会取代这些社会中任何寻常的决策机构或程序。它远不是尼赫鲁曾天真地描述过的那种理想化的纲要性计划。在冥想计划技术的转变时，尼赫鲁认为他看到了它在西方的作用： （计划）和发展已成为一种数学问题，它也许可以科学地作出规划……。工业发展（计划）作为一种数学公式的事情已被普遍认可……。科学工作者、计划人、专家，正从纯粹科学的立场（而不是意识形态主张）接近了我们的问题……；他们一致同意，给定发展、工业化以及所有前提条件，就可以准确得出几乎是必然过程的结论。 虽然有特异议者和不可知论，人们议论最多的关于多头政治下计划成功的事例，是法国通过计划委员会实行的投资计划。这个委员会没有尝试纲要性的计划，相反，它大大推动了重要的私人投资者和政府之间的相互作用，靠彼此收集和交换有关投资计划的信息实现这种作用。因此，它促进了由政府机构下属的每个参与的私人公司对投资计划的重新计算，它也把法国政府推到这样一个位置上，即用各种税收和管理上的权威越来越多地负责有关私人投资决定的合乎愿望的改变。 荷兰的计划过程的特点，在于它使用的数学模型的复杂性，以及在与雇主和工会的协商中给予政府控制工资和价格的角色。瑞典的计划过程的特色是，政府对公司资金实行一种特殊的控制制度，靠它进行投资，及约束或放松对失业和通货膨胀的控制。无论荷兰还是瑞典的计划，主要限于获得短期稳定，而不是法国计划那种长期的增长目标。它们都是通过对市场相互作用的增量干预发挥作用。 在美国，最雄心勃勃的创新，是通过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实行的为经济稳定和增长所建立的货币和财政计划。委员会靠影响市场相互作用过程的纲领加以计划。它的建议总是增量性的。这些建议被适合于总统在相互作用中、尤其是他同国会、财政部和联邦储备委员会之间相互作用中扮演的角色。 西德与美国一样，具有对国家经济计划的意识形态抵制态度，尽管不论是它的议会制度还是它的更集中的银行制度都允许它比美国走得更远。它与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对应机构是经济专家委员会，成立于1964年。这个委员会每年撰写一份有关经济趋势的报告，但不论是它或其他任何机构都没有为经济制订投资或发展计划。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曾经有过一次在各工业部门建立发展委员会的不成功的尝试；从那以后，英国失去了对建立国家经济计划的兴趣。仅仅在1962年，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委员会的建立，英国又转向法国式的计划。然而，甚至到了今天，联合王国也没有像法国那样使行政官员和实业界领袖核心勃勃地进入一个计划过程。英国政府也不像法国政府那样任意进行干预，通过税收和补贴影响个别企业的投资决策。 对纲要性的追求 悖论式地讲，正是纲要性的而非战略性的决策过程在多头政治中享有最高的尊重。所以，在类似模式2的社会里，“计划化”最终成为指示模式1追求的那种决策过程的字眼。 学者们——通常是具有科学、工程、经济学或数学训练的学者们——抽象地讨论计划理论，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好的计划绝对是知识性的或分析性的。对他们来说，计划是有吸引力的，他们把它视为用人的知识取代政治的野蛮的一个方式。他们忽视了分析方式同社会相互作用之间的关系。 多头政治向着纲要性决策方向上走出的最大步子，是它们在中层和低层的非政治决策的尝试。先前的一个例子是20世纪初叶的美国“进步党运动”，它倡导的“好政府”主张由当时的城市管理运动提了出来。这一主张认为，一个专职的城市管理人员对于市政问题可以找到充分的、科学的、甚至是“正确的”解决办法，而不应在“政治上”迁就互相敌对的冲突的利益。同一类纲要性的追求今天继续体现在一些人身上，他们把政治看成具有“合作探索一个多少是客观的公众利益的含义“，有人因此要求由技术专家行使权威，或至少是由“国务活动家”（statesmen）而不是“政治家”（plliticians）行使权威。 追求纲要性的另一种特殊的表达，是诸如系统分析、数理规划和投入—产出分析这类具有自我意识的正规技术的广泛使用。只要这些技术集中在对综合分析和科学“正确”方案的追求这个范围内，它们均属于纲要性追求。它们把所有相关因素都大力结合进某种正式的分析之中。热情的人有时把它们视为一切社会问题的充满希望的解决办法。 不过，在解决大的政策问题时属于战略性的而非纲要性的追求的一个方式是，利用这些技术，仅仅为了次要问题或小事情而试图作出纲要性规划。比较大的问题的解决，和对次要问题的解决方案的协调，仍然是战略性的。事实上，问题恰恰在于如何使这些技术在决策过程中，仅仅通过解决小问题作出大的贡献。迄今为止成功使用它们的，并非整个经济的计划问题，而是那些专门组织的狭窄问题：比如，某个军事部门的武器系统的选择，或者，一个公司的工厂的规模和厂址的确定。 如果不是走极端，这些技术的使用可以同模式2协调起来，同战略性决策协调起来，后者需要适当评价界限问题的技术。然而，它们在极端形式上最雄心勃勃的使用，却是与战略性决策和模式2对立的。柏拉图的哲学王（philosopher—king），卢授的立法者（Legislator），模式1的精英（共产主义领袖们至少曾经向往他们），与现代的正规的系统论分析的某些热情支持者是一条阵线的，他们都对适合于社会相互作用的战略性分析抱有敌意。 公司和政府的计划 在使用这些正规的计划技术方面，最成功的计划者不是政府机构而是公司。公司所以能够很好地运用它们，是因为公司在市场的相互作用中扮演了一个定义明确的角色。一个公司可以向自己提出一个专门的问题（比如，产品的花色品种有多少才最有利可图？），而不必担心什么事情有利于社会、或除了赚钱之外它是否还要承担别的责任的问题。 与此相对立，极端追求纲要性的表现，是整个社会只有一个中央计划权威，它把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控制并入一元化的计划过程，这种方式使得相互作用成为不必要。没有任何这类权威在任何社会中存在过或曾经被认真考虑过。那么结论必然是，对于所有计划（包括政府的计划）而言，使分析在一定程度上适合于相互作用仍是必要的。 政府机构的计划正是在这一点上被弄混淆了。常设机构在贯彻“公众利益”方面承担了广泛的责任。以正式计划的形式，它们被制订用来作不现实的纲要性尝试，定义它的内容，或者试图追求（至少是避免妨碍）许多价值观和社会目标；这些价值观和社会目标看来是包含在常设机构对公众利益的看法之中。约翰逊总统把系统分析同PPB公式（planC ning－programming－budgeting，即预算计划纲要）中的预算规划连在一起的努力，就属于这类方式。 多头政治之间的差别 在对模式2的近似上，及战略性决策的实践中，各个多头政治并不完全一样。它们的相互作用过程是不同的。美国制度的特点是否决权的广泛分散，因此政策的首创性比较容易受挫。国会拥有约250个小组委员会，每个委员会都享有重要的否决权威；然而否决权威已分散到各处。所以，在美国的制度以及其他类似的制度下，每一项成功的政策都需要就这一政策作一个广泛支持的动员。与此对照的是英国的制度，相对而言，在那里，投票者从训练有素的政党和获胜的党的代表中选择主要的决策权威担任首相和内阁职务。这样他们不必在每项理想的政策上动员一个新的后援同盟。一个制度是不断依靠特殊的立法机构中的多数（或者甚至是针对否决权所需的更大联合）；另一个制度则是靠一个更加长久有效的多数，它把一个强大的决策权威放进行动中直至取得改变。 与此类似，各利益集团在模式2特征的相互作用中以不同方式扮演角色。它们也许从多方面参加这个制度，例如美国；或者主要通过与公职官员的密切关系，例如联合王国和法国。不仅如此，多数多头政治是多党制，它们倾向于挑选宗教的、民族的或意识形态集团的代表，这些当选的代表必须与议会谈判的其他每一个代表达成协议。少数几个多头政治，其中有联合王国和美国，是靠政党发挥作用，它们在选举前引导着同各种利益的相对更多的谈判，这样在选举时每个政党可向选民们提供一整套政策方针，而不必就单个的问题逐一表态。在极端形态上，一个两党制允许投票者决定谁继续留在内阁中——获胜的政党的领袖们。在多党制中，内阁的组成是由议会中的谈判决定的。 权威的极其分散化，权力的分立，监督和平衡，多重否决权，政党纪律的低度发展，相对立自主的立法委员会的多样性（而非一个委员会在内阁中扮演角色）——美国制度的所有这些特征，使得它相对于如模式1的轻微色彩和英国那种依靠首相和内阁的纲要性决策而言，成为模式2的一个最典型的版本。 虽然多头政治的不同类型各有其强有力的倡导者，我们却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使结构的差异同表现的差异联系起来。英国的制度之所以受到普遍好评，是因为它看上去避免了美国制度下许多权威过分的分散化，虚弱的首创性、太容易的否决权和不断激增的党派性。但是当代英国几十年来的记录却是停滞不前和经济的龟步。 纲要性的障碍 通过回顾模式1和模式2的区别（计划的两种概念由此衍生），我们能够理解计划在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中保持战略性而非纲要性的必然性。纲要性的计划（似乎导源于上述模式）是可能的，如果（1）面临的问题不超出人的认知能力，（2）存在一致认可的标准（而非价值观上的社会冲突），用它可以判断解决方案，（3）解决问题的人有足够的动力掌握纲要性分析直至实现，而非求诸于拇指规则、决策惯例、猜测等等。对于纲要性计划或决策来说，所有这三个条件都是必需的。 现代国家大的政治—经济问题中没有一个能适合第一个条件。至于第二个条件，若给定正在出现的原子武器、世界秩序、环境保护和能源保存等问题，也许可以说，全世界的公民和领导者将越来越相信，大家会共存亡。关于第三个条件，纲要性分析面临的障碍构成了不利于纲要性决策和计划过程的一个强有力的障碍。虽然电子计算手段和其他能扩展人的知识的新手段，在许多环境中给予分析以新的兴致，立法者和经理们必须面对的多数复杂问题仍然要靠仅是粗糙的（远非纲要性的）分析来“解决”。 纲要性分析极其昂贵。一个公共官员根本没有时间和耐心穷原竟委地进行分析，机关工作人员也不会多到足以胜任这个任务，尽管我们这样希望。因此，多数明显的纲要性决策事实上是凭直觉判断作出的，它的分析成分没有得到好的理解。或者，决定的制订是靠运用意识形态指导路线，它经常是不确当的，如果不是愚蠢的话。或者是求诸于一般的感受，它以老的偏见和旧的见解作为根据。或者依靠道德原则的符咒，它拿到近前一看就暴露了对现实问题的不充分性。或者指望参考遗传下来的陈见、神话、误释、习俗、有毛病的拇指规则等等（不排除其中有正确见解）。不管怎样，终究没有纲要性。 有时人们建议，纲要性可以更好地实现，如果——这是一个大的“如果”——制度中每个次要问题的解决办法基本上都是独立自主找出的话。之后便可确立一个内在属性，即模式1类型的传统构想的中央糀E划是有可能的和适当的。一个比较正确的内在属性是，它是可能的，但却是不当的，因为这时已无必要。次要问题的独立性丝毫不要求解决办法的集中协调。对于独立的次要问题和它们的独立的解决方案，如果实际上它们碼e在的话，分散化的市场次策过程和多元化的政治将会如集中纲要性的决策糀E划过程做得一样好。 不过，人在满足三个条件（有它们时纲要性才有可能）上的无能为力，并不意味战略性决策和糀E划表现了令人鼓舞的前景。我们周围的证据处处表明，人在战略性决策上的失误是很大的和经常的。 许多有思想的人力求避免一个阴郁的结论，即多头政治不能够加强社会相互作用和有限的分析（我们已把它描写成多头政治的决策和糀E划过程的有特色的类型）的凌乱组合。他们毫无成效地追求纲要性，却始终不可得。这也许澄清了抉择的限度：它们可能已经揭示，在战略性的解决问题这个范围内，可以设想有不断的改进。 在它们中间，有一点值得注意，因为它的倡导者有时把它与对纲要性的乌托邦追求混同一体，从而损害了它的声誉。我指的是把效率引入相互作用过程的声音、尤其是把至少是实现某种帕累托最优化的方案引入多头政治的相互作用过程的主张。对相互作用过程的这类参与，在政治探索中得到了详细说明，它们是所有参加者都能接受的，并且对某些参加者来说至少是有正胊e优蔄E的。例如，在多头政治下，通过谋求控諥E通货膨胀的人与谋求增加就业的人之间的现代斗争，决策过程将得到极大改进，如果有参加者详细说明了研究改进方面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同时实现上述两方面目标。 专家的这种追求效率的声音，很容易成为替某些缺席者说话的声音。相互作用过程的明显不足之处之一是，许多人完全没有参与它，或者仅仅处在边缘。当譬如说工会和公司之间的相互作用为经济确立了工资率时，广大公众并不是有效的参与者。因此，对有效的解决办法的研究，通常会表现为至少是识别可能的获益者和受损者的某种尝试（否则他们的利益会受到忽略）。 实际上有这种专家吗？只能到受雇于市政议会和市长的城市规划者中去寻找，他们是美国管理和预算署的预算分析家，法国计划委员会的人士，或英国财政部的税收专家。这类“专家”——以及许多类似的人——作为追求效率的声音和替某些缺席者说话的声音，可以而且常常执行了一个不可缺少的功能。 难以理解的是，他们自己常常错误地想象他们的角色。他们认为自己是纲要性的计划者。他们没有察觉，他们是模式2的相互作用过程的有偏见的参与者。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决策和计划过程 在共产主义者理想的世界中，他们将压制政治和其他的相互作用，企图把社会的重建解释为纲要性的决策和计划过程。只要还未找到“正确的”政策，共产主义的理论家就会把他们的任务视为分析性地寻求正确的路线，而不是陷于解决问题的相互作用之中。比如，毛泽东承认马列主义“并未结束对真理的探求。”总会存在一个正确的行动过程，如果它可以被发现的话。虽然斗争在毛泽东的思维中充当了中心角色，它却是对与错、是与非之间的斗争。这是一场内在的意识形态斗争，通过它人们清除了自己的前社会主义思想的错误，这完全不是多头政治那种你争我夺式的相互作用。 共产主义制度在现实中是如何实现决策和计划过程的？ 它们如何具有纲要性？它们又是如何接近模式1的呢？ 经济计划 纲要性计划最显而易见的模式表现在正式的经济计划之中。不过，我们已经看到，市场制度的相互作用在农业、消费品和劳务分配、以及劳动力分配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决策角色。在这些领域内，政党和政府的决策因而是战略性的而非纲要性的。严格地讲，因此，纲要性决策的雄心局限在投资和生产决策内。 在决策过程的这个有限的领域——尽管是主要的——现在被承认的计划较原先想象的更少纲要性。我们已经看到，共产主义的经济计划多半是包含了对以往的生产程序的补救式的、连续式的和增量式的改变。我们也已见到，生产程序和投入分配总在不断地被重新考虑和以各种相互作用加以修补：在各个企业之间，在企业和计划当局之间，在不同层次的计划权威之间。 正式计划通过诸如实物平衡和重复程序这类方法加以追求。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些方法瞄准的不过是经济计划的平衡或一致，因此它们远不是为了取得纲要性。用给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的一份报告的话讲，苏联制度“极少能够实现哪怕是一个平衡的计划。” 共产主义的计划者承认，他们并未实现纲要性的经济计划。不过，他们对此的抱负能够体现在行政改革之中，这种改革在苏联的出现是与60年代流产的市场化改革平行的。战战兢兢地靠近、随即又从一次不太纲要性的计划经历中退缩，至此，苏联人也许增加了他们的努力，以实现对经济整体的知识上的把握。他们声称计划过程将变得更加“科学”。更多的计算机，更多的数学模型。更详尽的计划。更大的集中。更长远的预测。迄今为止的一个后果是，在7年时间内，行政官僚制度扩大了1/3。 其他领域的政策制订 由于经济政策较生产计划和社会、军事及其他政策都更加复杂，共产主义制度在纲要性计划方面几乎没有做任何尝试，尽管有模式1的花言巧语。共产主义的政策是通过政治的相互作用过程制订的，像苏联、古巴和中国的党在最高层进行清洗的人所目击的那样。统治精英在它关于什么构成一个复杂问题的正确解决办法的信念上，既不稳固，也不一致。 所以它不得不用整个范围的解决问题的相互作用来取代分析和理论。它们包括：政治局内的投票行动或讨价还价行为；党的领导层、军队和高层文官之间的谈判；使党制订的政策适合于群众骚乱和知识界异端的挑战。 在大的问题上，共产主义制度就像多头政治一样，被茫然无知和不确定性驱赶着走向无尽头的即兴创作而非概要性的计划。例如，从1949年解放以后，中国一直企图消灭小规模的私有农业以便于集体化。在共产主义的头一段时期，领导层得出结论，为了不出现麻烦，需要让私人家庭农业基本上不动。但是，从1953年到1955年，它又开始组织农民进入“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那里，土地是合伙经营和统一管理的，留下少量补充性的私人自留地交给农民个人掌握。 从1956年到1957年，在政策的另一次改变中，把农民组织进“高级”合作社，此时，为农民个人入伙的土地支付的报酬被取消了。补充性的私人自留地仍然允许存在。（然而，在1955年，事实上关闭了自由市场，在那里，农民可以销售他们自留地上的产品。一年之后，1956年，自由市场再次得到批准，私人自留地也有所扩大。）1958年，合作社被并入公社，自由市场受到限制，私人自留地在法律上被消灭了。公社建立了公社食堂和对基本物品的免费供应。到1959年，一年过后，免费供应和公社食堂已穷途末路。这一年重新采用了自由市场和私人自留地。同一年晚些时候，私人自留地再度受限。但它们在1960年又重新实行。 一般地讲，公社的规模根据指示相应缩小到过去的一半大小；而且，它们被剥夺了先头那种作为农业和地方工业的主要经济组织的地位。农业生产的责任回到以前的“高级社”的组织，甚至回到更小的生产队。 与此类似，苏联在“战争共产主义”时期尝试了工人对生产的控制和取消货币；1921年，又从它对生产的灾难性后果上退回到“新经济政策”时期，局部恢复了“资本主义”，它一直实行到1928年；之后，工业和农业开始实行一连串的五年计划，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前保持了相当大的稳定性。从那以后，政策重新起伏不定，退回到稍微扩大使用市场制度和减少斯大林时期对实物的控制。要在美国的政策制订过程中发现任何较大的即兴创作的记载都是很难的。 但是，由于在共产主义制度中决策过程比多元化的多头政治制度下更少分散化，人们或许指望，在对政策后果的错综复杂性的了解研究方面，决策权威会比西方追逐利润的公司或专门的政府机构走得更远。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帮助和鼓励它这么做。然而，观察到的事实却是： 苏联解决问题的特征是“暴风骤雨式的”，即（在国内）一段时期内抓住一个或有限的目标，猛烈地发起进攻，基本上忽视了其他的后果。这个政权关于如何左右社会变化的观念仍然建立在对目标的一次直接进攻的基础上，对成本代价和后果只有一个第二位的考虑。 确实，共产主义的领导人常常比多头政治的领导人更多地偶尔追求极端雄心勃勃的政治，例如苏联1930年的农业集体化，或者中国的“大跃进”（以及在这两种场合相伴而生的非组织化的风险）。然而，他们并不是在任何计划或决策中对这些目标的确定都不同于那些不作计划的决策者使用的过程。 像卡斯特罗创造新古巴人的雄心一样，多数雄心勃勃的政策目标求诸的不是大的步骤，而是多头政治的政策那种连续的增量调整。为了创造一种新人，需要数以百计的政策步骤，改变学校教育、工作纪律、工资、闲暇活动、政治参与和一系列其他因素。虽然苏联农业的集体化是以少数大的步骤实现，中国和古巴的农业集体化是以许多小的步骤完成的。 与非增量的变化相反，共产主义社会常常证明了一种极其迅速实现增量变化的能力。例如，1929年当苏联五年计划开始时，轻工业约占30％的比重，重工业在35％以下，这对一个类似收入、人口和自然资源水平的国家属于正常水平。仅仅8年以后，一个精心刺激重工业的纲领通过增量调整，使它超出正常水平20％还多。 决策中的科学 科学对于模式1和纲要性决策是根本的。因此，并不奇怪的是，欧洲的共产主义制度较在单位资本收入同一水平上的欧洲的市场取向的制度，也许花费了更多资金用于研究和发展。但是它们很少使用社会科学。由于社会科学在世界的发展中主要是承担对相互作用的研究，所以，它们更适用于模式2而非模式1，更适用于战略性决策而非纲要性决策。例如，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市场的相互作用，政治学主要是研究政府和政治的相互作用。去掉政府和政治解决问题的相互作用，留给政治学的全部内容不过是对行政管理的某些方面的研究。经济学的各个部分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完全受到压制，现在之所以给予了较大的余地，仅仅因为它们类似工程学。政治学作为不同于法律和管理研究的东西，很难存在于这一时期的苏联。“从苏联共产党1917年执掌政权以来的50年中，它没有贡献一个有创造力和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 中国始终对专业知识分子抱有敌意，因为他们中存在一种对革命变化抱半心半意的态度的倾向。结果是轻视各种科学。大学从科学中心变成了革命意识形态和实践工艺技术的学校。毛泽东断言，群众能够进行科学发明，他宣布特殊的科学机构和专门的学者是不必要的。 所以，在共产主义制度中比在自由民主制度中更多的现象是，意识形态的命题取代了社会科学。这个替代表现为越来越多的委员会和政治宣言取代了研究和分析。意识形态的讨论成为党的官员的垄断物，像在苏联、也许还有中国那样。 它越来越多地替党辩护，“意识形态的僵化”看来已经来临。 因此，尽管意识形态继续在训导式“教育”中扮演角色并执行政策，它对最高权威分析问题的贡献可能已大大减弱。 它从来超出在决策中作为社会科学的替代这个范围。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可怜的替代物（社会科学本身从未胜任自身职责），它转而被更加经验性的、实用主义的和增量的决策类型取而代之，后者比在多头政治下具有更少的科学内容。 在东欧用武力强加的共产主义制度中，以及在古巴，意识形态从未扮演过它可能曾经在苏联扮演过的决策角色。在中国，它的作用（不是训导作用）尚不清楚，虽然毛泽东主义者在与对立面的斗争中给出了他们对意识形态的依赖的证据；这个对立面强调实用主义的和传统的渐进主义的态度对待中国的发展。 但是，不论是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也不论是不是毛泽东主义方面的理由，中国的领导层始终是明显追求纲要性的决策。这种追求体现在领导层极为严厉地支配所有重大政策问题的争论和分析。他们这样做时，并没有发展出一个支持性的社会科学；然而，争论的习惯不仅仅应用于意识形态。在最高领导人中间，争论像毛泽东声称的，是一个“发现真理”的实践。观察家们注意到，“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具有分析一切事物的习惯。” 中国的领导人显然在尝试勾划一幅整个社会的社会问题的地图。他们的努力可能是一个历史性尝试的组成部分，它想用知识直接承担解决社会问题的任务，它采用了一个比其他任何社会迄今为止的做法更广泛深刻的方式。这种知识的雄心壮志是否将比毛泽东和那种企图有惊天动地之举的肤浅性存在得时间更长，仍是很难预测的。苏联人在20年代时对理性曾有过同样的盲从，那时他们经常宣称，“科学是苏联的宗教。” ------------------ 素心学苑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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