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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俄为鉴：一份奇特的苏联解体考察记 1991年12月25日黄昏，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从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中出来，穿过大厅，进入一个房间。房间为淡绿色的墙围环绕着，一个电视摄制小组正在这里等他。 晚上7时，随着克里姆林宫大钟的钟声，戈尔已乔夫坐在摄像机前，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的身份向全国发表最后一次电视讲话。 “我将要终止我担任苏联总统这一职位所履行的一切行为，” 戈尔巴乔夫对全体苏联人说。“差不多同时，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俄罗斯的蓝、红、白三色旗也即将升起。自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就成为历史。 一个美国人，小杰克·马侍洛克，这样描述了那一天发生的事情。他是前美国驻苏联大使，在苏联居住11年，一个著名的“苏联通”。不过，当他看到苏联在这个傍晚发生的事情时，还是感到“粹不及防”。 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名称的更换和领导人的下台。在4个月以前，苏联的三个波罗地海沿岸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分离出去，成为独立国家，并且几乎立即获得全世界的承认。其它12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也纷纷宣布独立。 马特洛克为了他所说的“淬不及防”的变化写了一本书，《苏联解体亲历记》。其英文版于1995年出版，畅销于西方。大约：年之后，即1996年，世界知识出版社便出版了它的中文版，到1997年，其中文版已经三次印刷。这样，这本分为上下两部、定价48元的书，已经印出34000本。 这个美国人描述了苏联解体过程中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提到“苏联经济制度”不合理、提到“苏联的意识形态已经失去了对人们信念的控制”、提到“苏联领导人对自己人民的压制”，等等，但是他却不能用一些简单明了的结论来解释一个强大的国家为什么如此轻易地自取灭亡。在他的书里面，也许只有一句话不会引起争论：“即使在拥有较为充分信息的情况下，未来历史学家也很难对这一变化的意义达成一致。” 中国人，或者至少是一个中国人，便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1995年9月，就在美国人马特洛克描述“苏联解体”的书行销西方的时候，一个中国人来到了莫斯科。 他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一个经济学家。他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访问，是应俄罗斯科学院之邀。前后大约一个月，固为是学术交流，所以会见了不少俄罗斯经济学家。据他开列出的与他“进行长时间交流”的经济学家，计有13人。其中有沙塔林，俄罗斯科学院经济学部主任、院士、前总统会议成员；有阿巴尔金，俄罗斯科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经济研究所所长、院士、前政府副总理；有亚列明科。俄罗斯科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经济预测研究所所长、院士、前总统顾问；有波加索夫，他是独联体经济关系研究所所长、教授、前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还有克洛茨沃格、普切林采夫、别洛鸟索夫和切堪斯基等人，他们都有研究员或者教授的头衔。 这位人民大学教授访俄的主要目的，是想具体地了解社会主义苏联是怎样演变成今天的俄罗斯的。他同他所接触的每一个俄罗斯学者讨论这个问题。看来，问题捅到了这些俄罗斯学者的痛处，但是他们还是决心“使这一沉痛历史教训成为世界进步力量的有益的历史教科书”。有如克洛茨沃格所说，“中国过去在十月革命后‘以俄为师’，现在，我建议中国同志继续‘以俄为师’．只是我们这次不是胜利者，而是失败者。俄罗斯的改革彻底失败了。莫斯科是北京的一面镜子。” 有鉴于此，俄罗斯学者向“中国同志”毫无保留地陈述了昔日社会主义苏联变成今日之资本主义俄罗斯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在报刊上攻击社会主义，说西方国家什么都好。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不是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或者社会学家，而是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打开了突破口。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意识形态方面的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对社会主义、对人民是有罪责的。 第二阶段，另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出来表演了．他们是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等等。他们发表的各种言论可归结为两点，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即建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但是当时他们却不亮这个底牌，直到今天才说，他们当时提出的市场化和民主化就是要全面实现资本主义化。 第三阶段，轮到政治家登台表演了。这些政治家差不多都是共产党的高级官员，他们利用共产党和政府的权力。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些改革措施也可以粗略地归结为两点．经济制度市场化和政治制度民主化。改革的结果是：在经济上摧毁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推行私有化，造成两极分化，培育和扶植了一个新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摧毁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推翻了苏维埃政权，推翻了共产党，建立起一个代表新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同人民利益和要求相对立的政权。 教授将他的访俄结果写成10份报告，总题目为《俄罗斯经济学家谈俄罗斯经济和中国经济问题》。由国家教委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编印出来，一并上呈下发。时为1995年10月21日。由于俄罗斯学者全都是在谈论一场大夫败的教训，且又针对中国，有感而发，所以，报告本身便有了一种触目惊心的效果。 关于”私有化及其后果”： 普切林采夫说，以前对私有化的作用估计过高，以为所有制改革是解决一切经济问题的关键，因而认为私有化越快越好。但是，最近三年的现实使这种看法破产了。私有化使改革失败了。 涅捷别洛夫介绍了俄罗斯私有化的做法。他说，私有化是指将国有企业变为4仁国有企业的过程。私有化有两种：小企业私有化的方式是出售；大企业私有化的方式是经过证券买卖。。 亚列明科说，私有化出现了一批暴发户，形成了一个新资产阶级，私有化并没有带来效率。 关于“两极分化和新资产阶级形成”： 沙塔林、阿尔巴金、亚列明科都说，俄罗斯社会已经两极分化，新资产阶级已经形成。《真理报》报道，10月革命前贫富差距为50倍，现在已经比革命前高了很多。 关于“改革已经失败”： 克洛茨沃格说，如果改革的结果是形成了资产阶级，造成了两极分化，毁掉了社会主义经济，共产党下台，那么改革就失败了。 有一位学者私下说，这不是一场改革，而是一场政变。 关于“俄罗斯的新经济思潮”。 俄罗斯现在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新经济思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两大思潮，一是再国有化，二是建立合理的计划经济或新型的计划经济。 沃尔康斯基说，残酷的现实使我们认识到计划经济的必要性。 当然，并不是简单恢复为传统的计划经济，传统的计划经济确有缺点，应加以改革，而下应抛弃，关键是制订计划要科学化和民主化。 关于“各种政治力量在进行激烈的较量”： 9月13日，俄罗斯战略分析和预测中心公布主要政党组织和运动在各竞选联盟的得分，俄共得分名列榜首，原因是公民情绪“变红”“向左转”。 有的学者说，总统及其周围的人在选举中保自己是为了保命。 他们知道人民恨死他们了。他们瓦解了苏联，推翻了共产党，把人民变穷了。他们一旦失去手中的权力，政权一旦重新属于人民，人民就会绞死他们。不但是用绞索套着脖子吊死他们，而且用绞索套着脚脖子倒着吊死他们。 关于”莫斯科是北京的一面镜子”： 克洛茨沃格说，在许多教训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首先要识破骗子。这些骗子在改革过程中从来不把最终目标告诉俄罗斯人民。他们知道，如果一开始就说出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全面资本主义化，人民就不会跟他们走。所以，每走一步，他们只告诉你这一步要于什么，而下说下一步要于什么，更不说最终要干什么。 第二，绝不能搞私有化。私有化分小私有化和大私有化。小私有化是把小企业卖给工人、劳动集体和私人；大私有化是把大企业股份化（在俄罗斯，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化后便算作私有化企业）。 据说，中国不少经济学家、不少部门和地方官员主张将小企业卖掉，将大企业变成股份公司，如果真这样做，那就是私有化。 沙塔林持赞成私有化的观点，他说，俄罗斯改革的教训是私有化的步子太快了，希望中国接受这一教训。他说，你访问俄罗斯过程就会知道，俄罗斯的私有化就是小企业卖掉，大企业股份化。 教授的报告这样结尾： 亚列明科说，我不久前访问过中国，知道你们的国有国营企业占的比重越来越小。你们说俄罗斯变成资本主义了，依我看，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越来越大了，用不了多久就会超过社会主义成分。你们有什么有效办法保证中国不变成资本主义呢？没有说明这些俄罗斯学者是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俄罗斯学者不仅持有系统的理性分析，而且还满怀着对昔日的留恋。如果我们抛开这些感情上的因素，遵照他们的“理性的”劝告，继续“以俄为鉴”，则我们唯有终止中国目前的改革进程，悬崖勒马。否则，中国便一定要重蹈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之覆辙。 这是这份苏联解体考察记留给我们的最奇特的印象。 再发动一轮“九评”吗80年代，中国震撼了世界。因为中国的成功的改革。 90年代，世界震撼了中国，因为发生了苏联和东欧的不成功的改革。 照理，这问题应当认真讨论。因为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的失败对于中国以及对于世界的含义，是无论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的。 对本世纪的世界来说，这可能是第二次大战以来的最重大的事件；对中国来说，这是共产党取得政权40多年来所遇到的最惊人的变故。“ 不过，直到1995年夏秋之前，中国国内，公开的舆论里，对于这个变故没有大多的评论。 实际上，中国人的内心，并不像表面的那样超然。全中国从上到下，都在议论着这件事，表面上的“无所谓”．只是做给外国人看的。对于这样一种状况，在中国有一种很正式的说法，叫做“内外有别”，“内紧外松”。 表面上的平静乃是源于一种既定的方针。 苏联的解体过程，大起大落，大悲大喜，又大悲，其间充满着戏剧性的效果。中国之“内”却是紧绷着一根弦。 中国怎么办？这问题很自然地成为北京议论的中心。 有人对于苏联局势的估计是，这是西方对于社会主义国家长期的“和平演变”战略的结果，也是苏共内部出了叛徒的缘故。 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刺激。坚决地反对“和平演变”，以及坚决地纯洁内部，成为一种当然的思想倾向。 也有例外的声音：只有把经济搞好，才能够更好地防止“和平演变”。这种说法的动机是要把人们的视线拉回到经济上来。据说，这说法是出自郑必坚的一份报告。这时，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 郑必坚的呼声很快占了上风。因为背后有着一个强大的力量在支持。这力量来自邓小平。 邓小平主张不要对别人的事情指手划脚，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而“自己的事”，在邓看来，最重要的方面，就是经济。所以他为中国人提出一个“韬光养晦、静观事变”的方什，来对付苏联的变故。 但是，潮流仍在继续涌动着。一些人恨不能仿照30年前的办法，再来一轮“九评”。事实上，《真理的追求》杂志真登出了重新评价“九评”的文章。 1991年夏秋，长江与淮河的洪流终于退去，水势仍在缓缓涌动，未肯平息，千里江淮大涝，万民流离失所。西北和华北则又数月无雨，大旱。这是一个灾难横生的季节。9月12日．农业部副部长陈耀邦在北京说，全国总计受灾农田5亿亩，其中5000万占绝收。然而官方的舆论似乎更加关注另外的地方。京城某大报甚至将党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断章取意地摘要出来，刊登在报纸上。 令读者不免生出一个疑问：莫非中国要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党中央领导人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中国的方针，形势由此急转直下。 10月9日，杨尚昆主席在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的时候发表讲话。他借近代中国落伍的教训而论未来国家的前途，告诫人们在今日当把经济扭住不放，始终不渝地干下去，决不能止所有其它的东西干扰和冲击这个中心，亦不要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子别处。 11月17日，万里在广东省潮汕两市会见地方的官员与百姓，谈及改革开放的时候，不仅说到“深化”．而且认定必须扩大和必须加快步伐。一夭后，他飞赴福建省厦门市，再论同一题目．要求大家”进一步解放思想”。 12月中旬，江泽民总书记连续赴福建厦门及广东汕头，为这两个经济特区的10周年纪念日祝贺。江泽民在厦门的庆祝大会上说，要进一步贯彻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并巨使视野更开阔。 步伐更大。 这一年12月25日，莫斯科时间19点45分，克里姆林宫，苏联国旗徐徐降下，苏联总统和苏联武装力量总司令戈尔巴乔夫辞职，控制核武器按钮的权力交给了叶利钦。 尽管有了如此巨大的变故，我们国家的舆论重心却已经扭转，大家似乎安静下来，一心一意“办好自己的事”。 1991年就这样过去了。然而事情极为分明，倘若“和平演变” 的问题只是少数人内心的忧郁，或者只是牵涉报纸处理新闻的机巧，那就不会这样引人注目。问题在于，此中趋向，无论是台前的潮头还是台下的潜流，均有席卷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之势。 到了1995年夏秋时节，这种舆论终于卷土重来，成为第二份“万言书”的要旨。 第二份“万言书”：以“反和平演变“为纲第二份“万言书”大约出现在1995年夏秋之间，题目是：《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仍未具名，但由题目的选择以及行文风格来看，其作者和第一份“万言书”的作者是同一些人。同第一份万言书一样，不仅先期在海外报刊公开发表，而且在国内广泛流传。 文章的主旨，与第一份“万言书”一样，仍在于论证我们国家的安全已经面临严重威胁。但是，这一次，作者所关注的焦点是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之后国际的形势。这是同第一个“万言书”的不同处。作者对邓小平的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也开始说些好话，不像第一份“万言书”里那样根本不提。 按照作者的分析，我国今天面临着国际国内的四大威胁。 文章摘要如下：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国际阶级斗争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不利于我的重大变化，世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进程出现严重曲折。 我国的经济社会结构、社会意识已经发生了一定变化，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各种因素迅速增加。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如何正确认识、处理这些围难、矛盾，仍需长期努力和摸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在我国远未解决。个人担忧的方面是： 一、今后我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不很宽松，加大了我们解决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难度。 二、经济发展不平衡，分配不公，中央调控能力和手段软化正在促使人民内部矛盾日趋紧张。改革迄今，我们尚未摸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建立起能够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和正确处理社会利益分配的机制。计划和市场两手都不理想。与此同时，中央的权力被不断蚕食，宏观调控能力大大削弱。把西方的理论和经验视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盲目崇拜，到处照搬，这些都对改革开放起了极坏的干扰和误导作用。这种情况，如不加以及时调整，则不排除出现改革失控、发展中断、民心不稳、社会动荡的可能。 三、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潜在着激化阶级矛盾的可能。近年来，在某些直接和间接的私有化口号的措施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国私营企业迅猛发展，成倍增长，成为不可轻视的经济力量，在南方数省已占据主体地位。然而这种发展却是建立在国有企业背负着沉重的社会、财政负担，国有资产被大量蚕食侵占，国有经济的比重不断下降的基础上的。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中迅速集中的事实再次表明，在我国，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已经或正在形成，阶级斗争有可能重新上升为我国杜会的主要矛盾。 四、社会意识不健康的变化，正在逐步腐蚀着党和国家的精神支柱，瓦解着人民群众对党和社会主义的向心力，以及整个民族对内外风浪的抵御能力。国内私有经济、资产阶级的存在，国外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的渗透，是资产阶级人生叨、价值观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肆鼓噪，党内“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长期未能解决，则促成了贪污、腐化、严重刑事和经济犯罪以及各种社会丑陋现象越演越烈，以致发展到建国以来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地步。 从目前形势看，未来一二千年内，国际上发生全球性核战争的可能性不大；能够对我国发动大规模、全方位、高科技常规战争的也仅美国一家；俄国要恢复原有霸权地位，需待其国内局势稳定以后；日本欲作军事大国，也非短期能够实现的；如无特殊情况，西方联手以武力对我，不太容易。因此，我们认为，今后我国面临的基本威胁将是： 1、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对我推行的“新冷战”攻势；2、我国内部存在的“和平演变”潜在危险；3、台独港独和内陆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活动；4、周边国家对我领土、领海、岛屿提出无理要求，导致与我发生军事冲突及至局部战争，或使争端国际化的可能。 能够直接、间接构成上述四大威胁的明显或潜在的力量，主要有以下八种： 属于敌对和敌我矛盾的有： 1、西方反华反共势力；2、我周边某些国家的地区霸权主义、扩张主义势力；3、台港反共势力和台独港独势力；“厂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 具河对抗性或可能转化为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有： 5、党内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6、党和政权内部的贪污腐败分子、严重地方主义和官僚主义势力：。 7、新生资产阶级中企图抵制无产阶级领导、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势力： 8、严重刑事、经济犯罪分子和各种丑陋的社会现象。 我国面临的威胁，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危害到我国的基本民族利益，一类危及到我国的根本社会制度。美国等西方列强所推行的“新冷战”政策，则是两者兼而有之。不过，比较言之。四种基本威胁中．“和平演变”最为关键。 “和平演变”在我国能否变为现实，取决于三个因素，即： 1、资产阶级的势力有多大；2、党内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对比如何，特别是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是否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以及中央在内外重大问题的决策中能否避免犯历史性错误，尤为关键；3、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是否有“和平” 而非暴力“演变”的想法和可能。 在我们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中，存在着内外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思想代言、经济代理势力。主要由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贪污腐化分子、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新式“买办” 和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地方主义势力组成。近几年，这些势力已占领大量理论学术、文化教育、新闻出版阵地，在少数地区、部门和企业掌握了控制权。由于他们拥有一定的实权和实力、地位和声望，因此，其危害性远大于民间资本主义的势力。 从苏东的教训看，是什么力量促成40年前宣布成为“全民党，，的苏共和“消灭了阶级的国家”苏联，一夜之间垮台、瓦解，倒向资本主义的呢？正是上述党内资产阶级化的利益集团联盟。他们也是我国实现“和平演变”的中坚力量，威胁我国国家安全的最大隐患。 日前我们党内在思想理论、政治主张、理想信念、价值观念、行为作风、接班人培养、组织纪律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混乱、分，化、不纯的问题。我们队伍中，除少数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势力外，还有力数不少的人，或被资本主义表象所述惑，对社会主义认识不清，信心不足，早已淡忘共产主义理想。 或以为只要经济发展，生活提高，就不必问姓“仕”姓“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党自身的这种状态，如不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扭转，那就很难保证，在党的下一、二代接班人中不会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党的基本路线不会被歪曲为“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路线。领导权和路线这两个对我们党来说生死攸关的问题，还夫最终解决。正因此，断言”中国绝不会变”，亦属言之过早。 既然“和平演变”和“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已经成为国内外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那么，反与不反”和平演变”当然就成为是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试金石。 但是，目前我们党对“和平演变”这一主要威胁的认识很不一致。那种认为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天下太平无事，只要经济发展了．其他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和平演变”只是中央考虑的事情，其他党员干部关心与否都无所谓，以至于认为“反和平演变”是“左”倾路线的必然产物，将会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等错误思想观点，在党内还有相当的市场。在这种思潮的影响干扰下，我们至今对苏东垮台的教训尚未能很好总结，对如何防范“和平演变”的思考讨论难以深入，更缺少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组织、人事措施在内的全面综合战略。这种状况，难道不极其危险、令人担心么！平心而论，今天的中国的确有着种种麻烦。同前一份”万言书”一样，这一份“万言书”中列举的问题中，就事论事他说，相当一部分并非无中生有。问题是，这些问题是怎样发生的？应该循着什么途径来观察和解决问题。这些问题是靠加快改革力度来解决？还是根本否定改革，回到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万言书”的作者所遵循的途径，有如他们自己所说，就是“阶级斗争有可能重新上升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还记得，在“文革”中有两个相当著名的口号：一个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个是‘’走资派还在走”。现在，第二份“万言书” 全部评论的焦点也是两句话，一句是，“和平演变”是最严重的威胁：一句是，“党内资产阶级化的利益集团联盟”是最大隐患。 这样看来，第二份“万言书”虽然没有重申”以阶级斗争为纲” 和”走资派还在走”，但其论述却有着异曲同工的奥妙。 按照这样的逻辑来考虑中国的事情，则就不仅仅是给改革套上一条新的思想枷锁的问题，还要完全地取消改革，回到“阶级斗争”的年代去。 这是第二份“万言书”较之第一份“万言书”的更加彻底的地方。他们观点的要害是不承认对传统的体制和观念要进行必要的改革。 苏联的演变只会促使中国的改革者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加快理论建设和经济发展，让改革取得成功，而不是相反。 实事求是的中国人都看到：出现一些问题只不过是改革过程中的阵痛和必要的代价。只能通过深化改革解决这些问题。“万言书”的立论是经不住追问的。他们固守的立场是要全面否认改革的必要性。就中国而言，不改革导致重蹈苏联的覆辙的可能性更大。 现在，我们暂时把目光投向90年代中期发生的另外一些争论上。这些争论在当时均为“轰动一时”的热点话题。其更大的背景，也都同“左”的思潮有着或近或远、或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因之也就成为第三次思想解放的全部历程当中的组成部分。 外资是不是一条“狼” 尽管邓小平说了”不争论”、但是、这几年的争论一点也没有平息。中国人同外国人争论还不算完，还要同中国人自己争论。 苏州水多，苏州人又热切的希望把自己的家乡建成国际化的旅游城市，有人想起了威尼斯，就说要搞一个“东方威尼斯”。 上海外滩，万商云集，金融会聚，上海人又有一个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梦想，所以有人称，建一个“中国华尔街”。 自从1g92年以后，这样的事情一下子多起来，于是又有了激烈的争论。 争论在1996年达到高潮。公开发表的大部分文章对这些充斥街头的“洋名称”不以为然，虽然还不至于痛心疾首，但却一律理直气壮地予以指斥。 政治和经济，又一次成了一回事。 关于“引进外资会不会扼杀民族工业”的问题，是由《经济日报》最先提出的。 1996年6月20日，《经济日报》刊登记者姜波的述评：《国产啤酒有必要搞那么多合资吗》，并且配发评论员文章。报道描述了国产啤酒在外资的进攻中节节败北的情形，而评论员文章的主旨。 则是指出外国企业和外国名牌对于中国民族工业的威胁力量。进而提出了如何才能既“提高开放水平，又振兴民族经济“的问题，号召“大家来讨论这个重大课题”。 此后，《经济日报》接连刊登了9期文章，仍由“啤酒”人手，接二连三地报道了国产品牌在外资的冲击之下所处的劣势，包括“燕京为什么不合资”、“五星为什么要合资”、“青啤道出的沉重话题”、“9600万，扬子卖不卖”“中国名牌究竟卖了多少”、“我国名牌面临严峻挑战”、“看日美法政府如何保护本国工业”……编辑部还辅以一系列理论文章，来说明引进外资和保护民族工业的关系。其中以中央党校教授张伯里的文章最具代表性。张说，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利用外资为辅，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外资经济为辅。 《经济日报》的这一次讨论，看上去是精心策划的行动，并且表达了编辑部的明显的倾向，有如该报评论所说，“纵观世界各国，对外开放决不是没有一定原则和限度的。如何在对外开放中振兴民族工业？这是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 首都其它新闻单位很快参加进来。最初的舆论乃是“一边倒” 的情势。（光明日报）《工人口报》分别发表长篇报道，提醒人们关注外资蚕食乃至控制我国部分产业或产品的情况。《中国经济时报》则发表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熊贤良博士的文章，熊提出，在国内市场扭曲情况下，我们对于对外开放的负面影响，应子重视。 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记者述评：《积极引资莫彷徨》。与《经济日报）关注“对外开放的原则和限度“不同，《人民日报》记者评论道：“用堵外国企业，堵外国牌子的方式保护自己，绝非上策。” 3天之后，也即7月17日，《人民日报》再次刊登记者述评，说“啤酒行业利用外资总体上还是利大于弊。 中国两大报纸对同一个问题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一边倒”局面为之一变，公开的舆论中出现了多种声音。这种情况只有在70年代后期的思想解放潮流中才有过。从那以来，世人已然久违。 大多数人都注意到这种情况，但是只有一个人敢于直言不讳他说出来。他叫“月阳”．在1996年7月23日《中国经济时报》上，他写道：“各大报对这一问题出现不同说法是件好事，许多人已经开始抛弃那种非黑即白的评价模式。 也有人抱着超然物外的态度来看待这个问题。7月6日，《中华工商时报》在一版刊登何力的评论，何力主张“不忙着给引进外资打分”。但是，他却在字里行间透露出他的倾向：”几年前人们似乎对外债的偿还能力问题更为倾斜，但今天更多的人是把‘引进外资’和‘振兴民族工业’放在一个框架中加以审视的，有人甚至还把它们搞成了对立面。” 这些话很容易使人想到，几年以前，当数百亿美元进入中国的时候，有人说过，“外资越多越反动”，那时是拿“姓社姓资”的问题来指斥对外开放。现在，外资已经进来了上千亿元美元，人们话题变成了“爱国不爱国”，实则还是“外资越多越反动”的翻版。 不过，眼下这场关于“民族经济”的争论，还在向更大的范围蔓延，牵涉到整个中华民族的问题了。。 从八十年代的世界主义到九十年代的民族主义1996年1月，也即旧历岁末岁初相交替的时候，中国南北的玩具市场上，卷起一阵不大不小的波浪。推动这波浪的，是一些日本；日时军舰的仿真电动模型，其中又以二战时期日本战犯山本五十六的旗舰“大和号”的模型最引人注目。它赫然摆在一些大城市里百货公司的货架上，售价不菲，说明书上还申明是严格按照实物比例缩小仿制。 这些缩小了的“日本军舰”，本是冲着孩子们来的，但在大多数成年人中间却溢出一种异常气愤的心境。大人们不是不想让孩子们高兴，而是不能容忍这些“为侵略行为张目”的东西来毒害他们的后代，所以纷纷投书报社，大致是“一边倒”地要求抵制商家的这种见利忘义的行为，终于见效。在哈尔滨，大小商店里面的“大和号”已被全部撤下。其它城市里面，敢冒天下之大不匙的商家也越来越少。 玩具市场上对“大和号”的褒贬，只是这一年春天中国的一个小小插曲。 要命的是，在90年代中期，这样的插曲似乎越来越多。 对于”大和号”的谴责声犹未尽，图书市场上有一本新书引起世人的注意，此书1996年5月出版，先在国外引起舆论的褒贬，十几个国家和地区购买了版权。到了这一年夏天，国内的舆沦也鼓噪起来。新华社发布消息，报刊争相报道。在北京，美国驻华使馆约请书作者交谈。私下里人们的议论比报刊上公开出来的还要多。 此书叫做《中国可以说“不”》．封面上有一个血红色的壮怀激烈的长城和一个带着诛儒身材的自由女神。里面的内容则是大骂美国人的恶劣以及述说中国如何不能与美国人共处。5位作者声明他们可以代表民族的精神，说出了大多数沉默的中国人的肺腑之言。这些30岁左右的年轻人自豪地质间：难道世界主义就注定代表了人类的进步，而民族主义就一定是劣根性的表现吗？他们似乎认定，只要是个爱国者，就一定要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说“不”，倘若你说了“是”．那就有“洋奴”之嫌。 字里行间，全是中国人对美国人的不信任。 这本书里的内容以及作者的这一番表白，也引起一番“是”或者“不”的争论。一连串套用这个书名的书，很快又出来了。包括《中国为什么说“不”？》《中国还是能说“不”）等等。一时间，说“不” 成了一种时尚。有人仰天长笑，说这本书真是畅快淋漓，表达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性抉择和情感抉择。有人嗤之以鼻，说它谁也代表不了。有人则认为书中的论述不能说全无道理，但总的来说缺少事实的根据和逻辑的力量。他们说，世界主义无疑代表了这个时代的趋势，因为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并不是对立的，一个具有世界性的民族，才是真正有力量的民族。 一时间纷纷扬扬，唯有官方不置一辞。 事实上，5个年轻的作者，所代表的并不是他们自己。有如他们自己所说，他们代表了中国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的潮流。 平心来论，这倒不完全是自吹自擂。 民族主义的崛起，的确是90年代中国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在90年代中期的几年里，几乎在一切领域，我们都会看到民族主义的旗号招展起来，包括思想界、经济界、学术界、政治界。 ”大多数人之所以能够受到少数人的影响，乃是因为少数人的背后隐藏着的某种社会情绪。问题在于，今天中国豹社会意识已经具有多样化的趋向，其中哪一个方面能够受到特别的鼓励以及特别的张扬，常常取决于少数人的意志。 90年代中国掀起民族主义的浪潮，同80年代中国所遵循的世界主义有着鲜明的对照。 从逻辑上讲，80年代中国的领导人，也即中国“第二代领导人”．所确定的开放之方针，乃是要在中国实行世界主义。 对于这个方针的最明确的表述，在当日叫做“融入国际大循环”。其内容是，充分利用我们国家劳动力资源廉价、充足的优势。 首先依靠沿海地区，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大进（引进原材料、技术、设备、管理手段等），大出（出口制成品）。这意味着，沿海的工业将首先进入国际市场的循环中。 这个表述在1987年提出，并且作为80年代后半期中国改革开放方针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此以前，中国的改革主要是着眼于国内的循环，而我们以往对于开放的理解，也主要是引进技术、资金、设备等等，以推动国内的现代化，叫作“洋为中用”。“大进大出”的方针显然已经不再拘泥于以往的途径，而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角度选择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 新战略的起点在珠江三角洲。然后，在沿海地带相继展开，把“两头”伸向国外的企业在迅速地增加着。到80年代后期，10000多家企业组成了出口大军。主力密集地分布在沿海。南起珠江三角洲。经闽南“金三角”．长江三角洲，北至山东、辽东两大半岛、形成一个向太平洋凸出的弧形。 新战略就其内容来说，是经济性质的。就其思路来说，最关键的所在是用世界标准来组织和衡量我们所做的一切，因之也就不仅仅具有经济的内容。那时候，在中国人中间流行的书，是托夫勒” 的《第三次浪潮》，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的新思维人》。 这是80年代中国的世界主义的潮流。 9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激化着中国人同西方人的对立情绪。 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一些人已经把中国的民族主义比喻成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时期的民族主义。90年代以来，“中国威胁论”．“围堵中国论”纷纷出笼。这种“以中国为敌”的理论，反过来大大刺激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 当美国人游说各国抵制中国承办2000年奥运会时，当美国人从中作梗阻止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中国民众的民族情绪曾经达到顶点。 不过，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兴起，还有更加重要的原因。 一、传统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日愈减小，中国也许需要新的意识形态来推动；二、中国改革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有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即“民族之路”。 《中国可以说“不”》之类的书，就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成为一个话题。 围绕一本书或者一种思想出现多种声音，是一件好事，更何况这些年来这样的局面并不多见。从现实的情况看，现代民族主义思潮正在波及冷战后不同类型的国家和地区。美国人的确有些傲慢和霸道。发展中国家既要接受工业化国家的某些标准又要保有自己的价值观念，既要进入世界市场又要捍卫自己的利益。更何况对于国际关系的大政方针还会影响国内局势的顺逆，甚至政治家的沉浮也会牵连进来。这样看来，90年代中期中国出现的民族主义思潮，与其说代表了我们民族的精神，不如说代表了一部分人的利益；与其说表达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性抉择，不如说代表了当今中国的一种政治力量。从80年代的世界主义，到90年代的民族主义，也证明中国的政治已经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 国家之间有分歧甚至有冲突是正常的现象，说“不”当然痛快淋离，但世界是不是靠说“不”进步的呢？当代中美关系历史上，对于我们两个民族最有好处、因之也是最有价值的事件是什么呢？想来不是冷战，而是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屡屡提及的《中美联合公报》。这个公报又是怎么出现的呢？是中国和美国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说了“是”，而不是说“不”。到了1997年，说“不”的潮流似乎已经退去。这一年秋天，江泽民总书记访问美国，与克林顿总统握手谈笑。这时候，世界主义的气氛似乎再现。世界的进步，需要世界上每一民族和每一个国家寻找“是”，这也就是和平与发展能够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的原因。 中国能不能养活中国人我们已经看到，对于中国的命运，说什么的都有。 ——俄罗斯人说．中国正在变成资本主义；——中国人说，世界正在威胁中国；——美国人说，中国正在威胁世界。·“中国威胁论”是1995年在西方出现的一种思潮，直到1997年还没有退去。其中最有力的一个证明是，中国无法养活中国人；世界也无法养活中国人。 1995年10月，中科院院长周光召教授访问美国的时候，专程到华盛顿仕邦广场附近的宇宙俱乐部里拜访了一个人，赖斯特·布朗先生，世界观察研究所的所长。周光召所以要同布朗会面，是因为布朗最先提出了“中国无法养活中国人”的结沦。 布朗的结论发表在一本书里，书名就是《谁来养活中国》。此书甫出。立即轰动西方世界。中国人则奋起反驳。种种意见，针锋相对，难能融合，成为世界范围里一个最具震撼力量的事件。 周光召对布朗在书中作出的“中国有可能会引起世界性粮食价格上涨”的判断表示怀疑。周的随行人员责问布朗： 叫非洲在挨饿、俄国粮食歉收，比中国更需要粮食，为什么你只说谁来养活中国，而下提出谁将养活非洲？谁将养活俄国？” 布朗说，中国与非洲不同，与俄国相比，更是另外一回事。他列举数字证明，过去4年，中国经济每年以13％的速度增长，12亿中国人的平均收入增长了50％。中国的经济是当前世界经济中最有朝气的部分。中国的粮食进口赤字是工业和经济成功的结果。而在非洲，不断增长的粮食赤字是迅速增长的人口与经济发展失败的结果。非洲无财力去购买进口粮食，他们唯一的办法是勒紧裤带挨饿。中国则外贸发达，比如1994年的外贸顺差足够中国购买当年世界粮食市场上所有的粮食。“对中国来说，不是有没有钱购粮的问题，而是愿意不愿意，需要不需要购买粮食的问题。 接着，布朗就分析了俄国。他说，如果俄罗斯1995年的粮食进口额与1990年相同，今天世界的粮食价格将会更高。但是，俄罗斯对进口粮食的需求在过去4年中戏剧般地下降，从每年的1500万吨下降到2万吨。这不是因为俄罗斯的农业生产搞上去了。而是因为经济的恶化，人民购买力下跌。迫使人民减少肉蛋奶的消费。 肉奶蛋都是消费粮食的食品，因此俄罗斯对粮食的总需求也因此而大幅度下降。与此相对照的是中国的粮食消费在迅速地上升。 布朗先生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就在他说这些话的一个月前，也即这一年的1995年9月11日，第四十四届世界粮食会议宣布，中国用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尽管这个事实多年以来已经多次地被中国内外的人重申，但是，与会者还是认定，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据说其中有一位名叫毕齐文的美国人，赞扬中国是“当今世界农业进步最成功的典范”。 不过，这一切并没有改变布朗先生的看法。 事情发起于一年前。 1994年初秋，布朗在《世界观察》杂志上发表了他的最新的研究报告，题为：谁来养活中国。 布朗先生对中国的资源和环境，以及未来30年中国粮食的生产和消费趋势，作了精心的研究。他说，中国在自己的工业化的进程中，耕地面积正在不断减少，水资源亦将严重不足，污染日愈严重，无节制地使用化肥将令土壤肥力下降、粮食增产递减。考虑到这些情况，中国在未来30年的粮食产量将不是增长的趋势，而是下降的趋势，到2030年，将比现在降低大约20％。 这是一个惊人的结论。中国在1994年的粮食产量是多少呢？略超过4亿吨。若降低20％，则中国在2030年将只能生产3亿多吨粮食。这是生产的方面。消费一方面，仅仅由于人口的增加，就会出现一个不断增长的趋势。到2030年，中国将会有16亿人，为人口的最高峰，没有6亿吨粮食就不能令那时的人们吃饱肚子。 布朗先生的结论，就建立在这”一减一增”的基础上面。他说，如果中国走日本、韩国或者台湾的高速工业化的发展道路，粮食将无法自给。其粮食紧缺的高峰将在21世纪的中叶到来。中国每年将不得不进口3．54亿吨粮食。中国或许有财力购买这些粮食，但是世界却无法提供如此多的粮食。因为这些粮食超过1994年世界粮食储备总量。 所以，布朗先生说，不但中国养活不了中国人，就是全肚界也养活不了这个如此庞大的人口群。中国人将会挨饿，并且饥饿将波及全球。下个世纪将是“饥饿世纪”。 这个结论对于中国以及对于世界的震撼力之大，是可以想象的。。 首先是震惊了美国人。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将布朗的报告予以连载。然后（华盛顿邮报》、《洛杉矾时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美联社也纷纷转载。一向具有批判精神和怀疑能力的美国人，这一次似乎没有人对布朗的结论提出疑问。是布朗的报告的确无懈可击？还是美国人的确像一些中国人说得那样，个个对中国抱着蔑视和故意？其次是激怒了中国人。中国人中，几乎没有人同意布朗的预言。第一个奋起反驳的人，是90年代在经济理论舞台上格外活跃的胡鞍钢博士。1994年9月，他在《中国日报》发表文章，饱含着爱国主义的感情指斥美国人对中国人的诬蔑。他说，新中国成立初期，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就预言，中国无法养活5亿人，事实证明这个预言破产了。胡的意思大约是，布朗的预言也会同样地破产。 不过，这种充满感情的论战，至多只能证明胡是一个爱国者，而于理论和学术方面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当然胡并没有完全忘记他是一个学者，所以他的文章里面也有一些对于事实的分析。他认为，中国有巨大的增产潜力，而布朗低估了中国在这方面的潜力。 只不过，胡在他的文章中投入的学问远不如投入的感情有力量，所以并没有提出任何可能令“布朗预言”破产的有说服力的内容。 有证据表明，布朗先生很快读到了胡鞍钢的文章。然而几个月后，也即1995年2月，布朗在臭斯陆再次提出他的报告，还是论说那个耸人听闻的题目：谁来养活中国。这一次，他是应挪威首相之邀，在各国环境部长会议上发表演讲。布朗在演讲中对中国粮食的前途仍然抱着悲观的想法，并且坚持认为，中国可能会成为“粮食进口大国”看来，胡鞍钢的充满爱国激情的文章，没有令布的改变初衷。 中国国家环保局长解振华在奥斯陆的会议上听到了布朗的演讲。他认为，布朗对中国粮食问题的分析是毫无根据的，所以即席发言予以驳斥。解宣布冲国正在优先发展农业生产力，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中国人自己能够养活自己。接着，这个春天，中国人不断回击布朗先生的报告，有政府官员，也有学者，其中包括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和农业部部长刘江。 这样，在1995年世界经济舞台上，就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和两种完全相反的结论： 布朗断言：将来没人能养活中国。 中国人说：中国人能养活自己。 平心而论，布朗的结论以及他的分析方法，中国国内在过去并非没有。题目虽然令人心悸，但从逻辑来说却并不新鲜，其论述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在国内，已有相当多的人在相当多的场合里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但却从未引起大多的关注。这一次，提出问题的是美国人，而且是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所以，这文章便引起极大的关注。 “布朗先生对中国的农业感兴趣，似有与生俱来的原因。他出身于农民家庭，他的女儿和前妻至今还在美国西部洛杉矾务农。 读大学时，布朗获得过“天才奖”，乃由美国总统亲手颁发。此后他有机会在美国农业部任研究员和部长顾问。离开政府的任职之后，他自己创办了世界观察研究所，拥有30名固定研究人员，以研究和发表耸人听闻的结论闻名。他的关于中国粮食问题的报告。 最初就是发表在这家研究所的刊物上。 1995年夏天，布朗来到他精心研究过的中国。他是接受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邀请，就中国的粮食问题和一批中国专家来辩论。辩论会开了两天。根据新华社记者江国成发出的消息，布朗先生承认中国的粮食缺口比他预料的要小。 我们姑且不论布朗先生是否被中国专家们说服，只就实际的情形看，他的最后结论虽有偏颇，但他提出的问题，诸如人口的增长、耕地的减少，以及土壤恶化、水资源的短缺，以及粮食增长率的递减……几乎全部都是事实，并且全都对粮食的增长发生着重大影响。就国内粮食的局面来说，生产的增长与需求的增长是否能够持续地平衡，并不能说完全没有疑问。这样看来，对于布朗先生提出的“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我们实在有足够的理由给予认真的研究。 很显然，无论解振华、周光召还是刘江，所说的话都不仅仅代表他们自己。他们是代表政府来说话的。说”中国人能够养活自己”．当然十分豪迈，但是，经济的问题是不能仅仅依靠豪迈来解决的，过去已经做到，也不能成为今后永远能做到的理由。 现在的问题是、大多数中国人似乎对布朗先生的动机更感兴趣，看来，尽管这个世界的“冷战”时代已经结束，但是，以“冷战”的眼光来看待世界者，仍然不少。所以，在许多中国人的眼睛里面，’布朗的动机便比他的研究结果更加重要。 更何况，他所煽动起来的这个疑问，已经汇入一些国家“遏制中国”的一片叫嚣。 特区之争卷土重来如前所述，80年代，由于经济特区的举办，中国曾经发生过一场很大的争论。那时，不同意搞经济特区的人说，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或者是西方殖民主义的试验场。到了1992年早春，邓小平南巡，不仅直截了当他说了特区的好话，而且在特区的土地上把他对佐派理论家”的批评也说出来。所谓“南方谈话”．其实在相当程度上就是“特区谈话”。其情势，在邓小平，是依靠经济特区来推动全国的思想解放；在特区，则是依靠邓小平来抵御一切政治上的攻击者。 这以后，特区大约平静了两年。 1994年早春，关于“特区”的争论卷土重来。不过，这一次，攻击者不是政治家，而是学者；不再说姓“社”姓“资”的问题，而是说。 特区正在享有超越法律的“经济特权”其结果，虽有一隅之发展。 但却造成了更多的矛盾并且影响了全国的发展。 事情是由一个名叫胡鞍钢的人发动的。 1994年3月，胡撰写报告说，有必要对中国经济特区的政策进行调整。他主张，取消各种减免税和优惠政策，取消不利于缩小地区差距、优惠于某些地区的经济特区。因为，“公平竞争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央政府是市场竞争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不能带头破例，对某些地区实行优惠政策或提供垄断…任何地方都不得享有法律和制度之外的经济特权，即使是经济特区也不能享有和保留经济特权。 胡鞍钢的出发点是谈论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别，但其具体的建议却是针对东南沿海的经济特区： ．一、特区不能再“特”了，不能再无限制享受优惠政策；二、特区政策还可以继续再“特”，但主要“特”在技术创新与国际社会接轨等方面。 这份报告经由新华通讯社上呈中央，所以也就被某些人看作是胡鞍钢向中央政府的“献策”。 在此后的半年里，胡鞍钢将自己的理论进一步发挥，并且试图在更大的范围取得支持。1994年6月中旬，他到中央党校对省长班去讲授“中国地区差别问题”，第一次将他的“特区不能再‘特’的观点公开，而且是面对一群省市区的领导者，所以引起极大的共鸣。据胡鞍钢后来的陈述，许多欠发达省区领导人也认为；特区不能再“特“下去了，不能老吃“偏饭”。甚至沿海地区领导人也持相同观点。浙江省一位领导人讲，我们也不服气，凭什么他们能享受优惠政策，而我们就不行呢？1994年10月，胡鞍钢来到上海。据他说，他是接受了”上海方面委托”．来做一个关于上海经济的报告，他的文章题目是（上海，为何老大变老九？——不同税制对上海的影响）。 上海市的经济在80年代的确是每况愈下的局面。其国内生产总值，在1978年是全国第一，到1992年则降至第九。这引起中国内外不少人的议论。胡鞍钢直截了当他说，上海衰落的原因，全在于中央政府在税制上对上海“实行歧视性政策，抽血过多、取之过量，而导致其发展乏力，没有后劲”。上海的财政贡献远远大于经济贡献。他还列举广东在80年代的迅速发展为例，证明中央在税制方面给予广东的优惠是导致广东超过上海的原因。他说，在西方国家，很少有一个国家有不同的税制。因为税制上的不公平，导致上海失去了发展机会，只要中央像对待广东那样对待上海，全国统一税制税率的话，上海会迅速发展起来。胡还用同样的原则进一步谈到上海浦东的开放。他说，浦东开发，也不等于就一定要搞优惠政策和区别性政策，开放和优惠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邓小平说要把特区搞成开放的窗口，邓小平从来没有说要给特区以优惠政策或是一直优惠下去。” 胡鞍钢的这些话等于是在间接地论证，中国的地区差别乃是因为中央政府对不同地区的亲疏政策所至。而特区的发展之所以迅速异常，乃是因为全国替他们负担了中央的财政支出，而他们却在坐享其成。很显然，这样的观念触及了我们国家最为敏感的一个领域。正因此，胡鞍钢的理论和地方领导人的情绪很快汇成一般潮流。胡本人则从此名声大振。 不能同意胡的观点的人，终于不能忍耐。最初的声音来自中央政府，1994年10月7日，国务院特区办刘福垣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非但不主张取消特区之“特”，而且提出“特区更特”。读者一望而知，作者的观点与胡鞍钢的论述截然对立，但他谨慎地不肯直指胡鞍钢其人其名，争论的方式也是委婉平和，自说自话。 胡鞍钢是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博士，美国那鲁大学经济学系博士，经历过中国和西方的双重教育。现在则是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成员，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他不仅坚持认为他对特区的批评是真理，而且为自己能够挑起这场争论而自豪。他说：“中国以往的公共政策的争论，仅局限在官员，而这次特区政策的争论，是我作为学者首先提出的。” 学者们不论具有怎样不同的观念和不同的方法，但有一点似乎是他们共同的特征：不怕人家反对他们．只怕人家不理他们。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胡鞍钢不仅不担心有人出来批驳他，而且很希望有人来批驳他。因为只有这样，事情才有机会闹得轰轰烈烈，他也才有可能不再寂寞。 刘福垣的文章恰恰提供了这样的契机。1994年12月初，胡鞍钢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文章，以学者的无所畏惧的气派来驳斥刘福垣的论说。 1995年6月中旬，胡鞍钢再次有机会向地方领导人宣传他的观点。这一次是在北戴河海滨，听众则是一批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据胡鞍钢说，这些少数民族干部“表示了相同的看法”。所以。 他就更加坚定地认为，“对特区的优惠政策，人为地加剧了地区之间矛盾，受到绝大多数地区领导人的反对”。 大约一个月后，也即1995年7月，胡在福建省厦门市召开的特区研讨会上，提交了《特区还能再“特”吗》的论文，进一步阐明他的观点。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作为争执的焦点，深圳就觉得自己再也不能沉默。 1995年8月7日，深圳市委书记厉有力的文章发表在《深圳特区报）头版头条。丈题：《深圳的实践说明了什么》。厉有力不指名地批评说，有人反对邓小平的特区政策，主张取消特区。 显然，厉有力在用最严厉的方式来指责胡鞍钢的观点，他所开列的罪名令入党得有些牵强，但是，厉有力却没有忘记用事实来证明胡鞍钢之说全是对特区发展的恶意歪曲。厉有力说，特区成立初期，中央只给了1．5亿元人民币的开办费，15年来，国家从海关税、海关待征税、铁路、邮电、银行等方面在深圳实现的效益，超过500亿元。 厉有为所列举之事实如若不虚，则可以肯定深圳对中央财政的贡献不仅不会少于其它地区，而且还有可能大大地超过。至少我们可以认定，中央政府的这一笔投资，是15年来最为合算的投资之一。其余投资，无论建设工程还是支援地区，罕有能够与之相比者。 不过。胡鞍钢不这样人为。他迅速在香港《明报》发表文章，予以回击。显然，他对争论的升级非常兴奋，所以他说：“我的文章刺痛了要害，否则厉先生不会大动干戈。” 胡鞍钢放下最后一点客套，将攻击的矛头直接对准深圳之“实践，词锋犀利且不留余地： “特区的‘特’字实质上是一种特权或垄断权，具有破坏公平竞争的消极作用。欠发达地区为什么不服气，他们并不介意穷和富，而在意他们不能参与公平竞争和公正竞争。高收入的特区再享有中央优惠政策，继续占便宜，实在毫无道理。” “对于一个地区的优惠，就等于对其余地区的歧视。” “国内某些人缺乏历史常识，似乎一谈改革，就要搞优惠政策，一谈开放，就要搞减免税，似乎谁主张取消特区优惠政策，谁就反对邓小平的特区政策。这只不过是吓唬人的伎俩。你能吓唬谁？“我与某些主张坚持特区优惠政策的人之间的争论，既不是姓‘社’姓‘资”的争论，也不是取消特区还是保留特区的争论，而是取消特权还是保留特权的争论。” “所谓‘优惠政策’，并不是一纸空文，它具有根高的含金量。 这相当于为某些地区提供一种特权或垄断。有了特权和垄断，就有了高利润和垄断利润……以深圳为例，1993年该市财政收入减去财政支出为7．9亿元，作为名义上交额，包括向省及中央财政上交额，这一数额仅占当年中央财政收入的0．59％，同年该市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总数比例为1．28％。这说明，深圳的财政贡献与经济贡献不成比例。深圳少交，其他地区就会多交。” “深圳市领导人为了充分宣扬对国家贡献时，使用了‘1：500’的提法。“1：500’的说法不仅过分夸张，而且是把中央的记在自己身上。有‘贪天之功’之嫌。众所周知，海关税、海关待征税、铁路、邮电、银行收入从来都是中央专项收入，不是地方口袋里的钱。不仅深圳如此，上海也如此。仅1992年，上海上交中央专项收入高达154亿元。这是中央的钱，怎么能算在深圳领导人名下？怎么又敢以‘1：500’的惊人效益向海内外广泛宣传呢？“我从来没有主张‘取消特区’．而是主张取消’特区优惠政策’。大家都晓得，这是两个不同主张。” “从1994年中国实行中央地方分税制以及新税制。它的根本原则是’统一税制、统一税率、公平税负’。这势必要触及特区的优惠政策。在中国是搞统一税制还是继续沿用非统一税制，由此引出中央与地方的矛盾，特别是中央与特区的矛盾。如果‘特区不特’仅只是一种学术观点，特区领导人是不会伤肝火的：如果这一主张变为一种政策，就不能不使他们大力恼怒。 争论就这样迅速升温，到了1995年秋天，几近白热化。《深圳特区报》连续发表秦鄂（办特区是槁特权吗？）和郑炎（浅议学者与学棍）的文章。按照报社编辑所说，是“旗帜鲜明地驳斥了某学者的论调”。 1995年9月，这家报纸再次发表曾清的文章《棍子向谁打来》。编者为此文加了一段很长的“按语”，其中说，近来某“学者” 利用国内讲坛和境外媒介，发表言论，否定中央的特区政策，鼓吹“特区不特”，以至取消特区。我们认为，这次争论事关重大，关乎捍卫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有关经济特区政策的大问题。曾清的文章也如胡鞍钢一样。顾不上讲究论战的礼貌：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否定中央的特区政策，反对继续办好特区，主张‘特区不特’甚至要取消特区的论调却甚嚣尘上，与中央大唱反调。其中代表人物就是某‘著名学者’。 “请看，明明特区是中央确定的全国改革开放的‘窗口’。‘试验场’和‘排头兵’．他却说是摘特权，会阻挠改革开放；明明特区对全国的改革开放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却说是人为地加剧了地区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明明特区政策是小平同志和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决策，他却说是少数人‘通过经济寻租和政治寻租寻求垄断权和特权的结果’；特区的高速发展明明是为缩小地区之间差距作出了贡献，他却说由于特区的发展把东西部之间差距拉大了，是一种危险。这位先生的一系列言论，到底是要反对什么，他的棍子打向谁？难道还不清楚吗？” “1994年，江泽民总书记视察深圳时强调说，‘我认为有必要代表党中央、国务院郑重地加以重申，中央对发展经济特区的决心不变；中央对经济特区的基本政策不变；经济特区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历。吏地位和作用不变。要把发展经济特区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基本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要搞多久，经济特区就要搞多久。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特区不特论’者；其矛头所指。棍棒所向，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决策，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特区建设的指示精神。 这样，从1994年春天到1995年秋天，这个争沦持续了大约一年半时间。到了1997年春天，胡鞍钢重提此事。但是已经没有入再来与他论争了。 也许是因为“万言书”的出现已经将争论引向更加具有政治意味的领域，关于特区的争论声渐不闻。对于厉有力的批评，由于他在1996年底写的一篇文章，也转向更加严厉的方面。批评者亦不再是胡鞍钢这样的“经济学者”而是一批不愿露出真实姓名的“政治家”。这些事，我们在后面还要更多地叙述。现在，我们还是回过头来，看看“万言书”在国内正在产生什么样的回应。 1996年春，（经济日报）不甘沉默1996年春天较之以往几年的不同处，是“八五计划”的结束和“九五计划”的开始。 中央以及地方的政府都在总结过去放眼未来，用一句老话来说，叫作”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国内大小新闻媒介从1995年8月开始便纷纷发布消息，证明“人工”的种种目标均已实现。比如国民生产总值在5年里年均增长11．7％，增幅比计划高出至少3个百分点，比“七五”则高出4个百分点，经济的总量也提前实现了“翻两番”的战略目标。逐年计——1991年，7％；1992年，12．8％；1993年，13．3％；1994年。13％： 1995年，10％。 不过，我们宁可把困难想得更多些。 1993年年初，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吴阶平说：“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一定会遇到一些困难。”他当时是代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人士来说这番话的。如今，在1996年初，也即在“九五”开端的时候，他们又说，存在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是可以克服的。从那时以来的经济局面证明，这些话说得不错，不过，并不完全，须得加上一句：克服困难本身也异常地困难。 1995年9月的最后一周，《人民日报》刊登《来自“八五”的报告》．标题是“我国工业经济实力增强”，其中却用了极大的篇幅来谈论中国工业目前面临的艰难。·提高经济效益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产品卖不出去便谈不上效益。也是一个经济的常识。可是”九五”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报告，仍然是工业产品销售率的一派颓势，其中轻工业产品销售率仅为89．92％，比去年同期下降1．87个百分点。企业亏损增加，利润下降。我们虽然口日声声他说“提高效益”，但实际的情形仍是不能尽如初衷。 其它又如“农业问题”、“国有企业问题”、“能源紧缺和运力紧张“、“教育问题”、“社会治安问题”、“腐败问题”……这些在1993年即已存在的问题，在今天依旧全部存在着。若说我们没有想方设法地去解决，显然不是事实。然而若说我们国家有些毛病是久治不愈，甚至百药不治，也并不过分。 再举个例子，国务院派出8个稽查组到14个省市农村检查生产资料的价格，尤其是化肥的价格。2月10日，稽查组向副总理姜春云报告，化肥价格居高不下、上涨幅度大。农民强烈不满。姜春云说，要采取果断措施坚决整顿化肥等生产资料的流通环节。 诸如此类的话说了多少年？诸如此类的”果断措施”又有了多少？可是化肥一类生产资料价格不是依然涨得农民心惊肉跳么？在中国，采用行政的办法历来比较有效，现在却连中央政府的”果断措施”也形同虚设，可见经济中的许多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很多疑难病症，是经济制度的不够完善造成的。制度不改变，终究不能根治。 这样看来，今天我们国家政治稳定的关键，是先让经济繁荣起来；经济繁荣的关键，是克服经济的困难；克服经济困难的关键，又是加快改革和完善经济的体制。 只不过，在1996年春天，这样的呼声并不多。 这一年的4月15日是一个有些意思的日子。（经济日报）理论周刊第47期上发表署名晏智杰的文章，《中国经济改革不容逆转》。 这是迄今为止第一次公开地回答“万言书“以及与其遥相呼应的其它观点。所以，它在当日千篇一律的舆论中显得分外突出。 晏智杰在文章开头即说：“最近一段时间，理论界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动向：有个别人对我国经济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提出质疑，据说是借外国人诉说其本国改革失败之口，要我们引以为签。”接着，晏智杰便陈述了“万言书”的观点：“有人说，如果不是改革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似乎改革是混乱之源。晏智杰说： “国有企业的现状的确是个严重的问题，但以此为据极力给正在进行的改革泼冷水，散布怀疑和不满情绪；甚至主张开倒车，却是不可取的。应当说，国有企业陷于困境，根本的原因在于；日体制所造成的种种弊端，而下是因为改革所致，改革只是造成了一种使这些弊端难以再继续存在下去的条件和环境。在为改革作了这样一番辩护之后，晏智杰转守为攻，指斥“万言书”的作者“搬出前人的某些本本或条条，说我们这也不对，那也不对，那我们就应该告诉他，这是本本主义，而下是马克思主义”。”从一些同志的论证来看，问题的症结归根到底还是在于如何看待所有制状况和分配状况，有人之所以断定中国的改革已经走上歧途，资本主义复辟已是现实的危险，主要的根据就在这里。 文章写到这里，晏智杰转而攻击另外一翼：“有同志引述据说是某国学者的看法，认为该国的改革失败了，于是据说某国学者认为中国有必要‘引以为鉴，。似乎如果中国不立即悬崖勒马，必重蹈某些国家的覆辙。很显然，这是在不指名地批评那位人民大学教授的苏联解体考察报告。晏智杰说，各国国情不同，不为其它仅仅是这一个理由，“就算该国的改革失败了，也不能就此断定中国的改革必败无疑”。 （经济日报）这个行动所发生的影响，不仅仅在于晏智杰的文章本身异常痛快地批驳了“万言书”．更在于，它第一次将1995年以来的理论交锋公之于众。所以，这件事在京城广为传播，成为人们私下里估价中国政治走势的一个依据。 事情如此进展，在一些人看来，是要冒着“影响稳定”的危险的。也许最重要的任务不是争论是非．而是保持“不出事＼所以。 他们在私下里批评（经济日报》的做法是将争论公开化，而对晏智杰文章的内容则不置可否。 《经济日报》批评“万言书“的文章受到批评的事情，只是作为小道消息在京城流传，未经证实。看来，即使这件事情全部属实，也并不严重，至少没有在京城的新闻界产生足够的影响。因为3个月后，也即1996年7月26日．《中国经济时报》发表文章，再次将批评的锋芒指向“万言书”。，这一回，作者名叫东方更夫，文章题目更加直接地同“万言书、的题目相对：（引进外资与国家安全）。作者在文中列举“万言书，中所说的”外资大量进入中国将导致对外国的依赖”的观点，然后说，“外资“和“外国”并不是等同的概念。正如托马斯·杰斐逊所说：“商人无祖国”。。国家推行民族主义政策，包括民族主义的经济政策，是合理的，但资本如果也这样，则会被看成是不合理的、不明智的。资本和国家的分离已被认为是现代经济的一般特征。当前国际关系的实质是相互依赖。当我们说中国过于依赖外资时，同时也意味着，外资过于依赖中国市场。这里呈现的是相互依赖。 “在全球竞争的时代，很难说，谁更依赖谁”。 “万言书”认为，外资的大量涌入，将危及我国的安全。东方更夫则认为这种说法完全不对。他说，外资纷纷涌入中国，正是中国经济富有竞争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中国经济竞争力构成影响的，不是外资，而是保护主义和劳动者素质较低。保护主义使中国企业像躲在大人背后的小女孩，是不能成为民族脊梁的。 对苏共垮台的再认识。 1989年3月26日．莫斯科举行苏联人民代表选举。这时候。 共产党领导的苏联还活着，还是一个完整的国家，但是，已有明显的征兆表明，危机已经来临。 鲍里斯·叶利钦击败了他的竞争对手——利哈乔夫汽车厂总经理布拉科夫，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其获得的选票为全体投票者的89．44％，可以说是“压倒多数”。在这同一次竞选中，共产党的相当一批党政要员落选。《人民日报》在3天之后报道了这个消息，还刊登了一幅照片。照片并不出色，但那上面的情景令人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 叶利钦离开他的办公室，坐进汽车里的时候，微笑着向选民们招手致意。 世人均知，叶利钦本是共产党员，后来给自己选择了一条与共产党背道而驰的路，所以他宁愿不当共产党的部长，也要竞选人民代表。 共产党内出了异己，本非怪事，怪的是他竟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 我们在前边已经叙述，在1995年以前的几年中，不少人对苏联作为一个国家的懈体以及苏联共产党的垮台，抱着怨天尤人的心情。要么是指责苏联共产党内出了“叛徒”，或曰“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拿他们的所谓“改革”和“新思维”去颠覆党和破坏整个国家；要么是抨击西方列强的“西化”和“分化”，好像共产党所遭遇的一些危机均为外人之强加。 到了1996年，情势渐变。中国人开始回过头来打量自己的所作所为。 《真理的追求》在1996年第11期上发表了署名“晨钟”的文章。作者注意到苏联解体过程当中的许多细节，而这些细节恰恰可以说明一些重要的问题。 苏联共产党试图发动“八·一九”事变来结束国内危机，有如晨钟所说，这是苏共避免自己“走向灾难深渊的最后尝试”。但是，在这个关系生死存亡的时刻，苏联共产党却未得到苏联人民、甚至党员的积极响应。军队分裂，派去攻打俄罗斯议会大厦的军队拒绝执行命令，甚至倒戈。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的“救国委员会”瘫痪了，连共产党本身也因组织了这次行动更加威信扫地。此后，解散共产党便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人民群众没有起来保卫共产党，党的各级组织也没有抵制。甚至后来重新成立的共产党组织也自惭形秽，声称“并不想使前共产党复活”。 晨钟描述的这些事实，在过去中国国内的报刊上极少提及，但是他的文章的意味还在于事实后面的结论。 晨钟说： “苏联共产党经过70多年的执政岁月，逐渐走上了腐败变质的道路，严重地脱离苏联人民群众，人们从失望到不满，最后，当它面临崩溃的时候，几乎是‘不堪一击’，像颓废的大厦一样轰然而倒。 “共产党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苏共崩溃诸因素中影响最大的应当是长期以来党和政府的官员蜕化变质、官僚主义和腐败成风，使党完全丧失了群众基础。” “背叛了人民的官员或党，就会被人民所唾弃。” 京城里面，但凡对政治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真理的追求》这家刊物的政治倾向。它在过去的几年当中一直致力于揭露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西化”和“分化”的阴谋，并巨不遗余力地批判中国内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现在，它居然能够由苏联的失败当中意识到共产党本身的问题，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但是，事情并没有完。到了1997年，人们对苏共的垮台又有了新的认识。 “苏联这个地跨欧亚、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了70年之后为什么解体了呢？”刘大年说，“真正看到了实情的是亚洲一个国家的一位领导人。他说，冷战不是西方外交官和将军们打胜的，是西方工人阶级用他们生产的狩猎牌豪华汽车、货物丰富的超级市场和购物中心打赢的。事情正是这样，六七十年代以后的苏联社会发展陷于停滞，社会生产不振，物资匣乏，内部矛盾加深，于是倒退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这一切说明，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就不能巩固与发展。 刘大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也是中国著名的学者。他是在1997年秋季说这番后的，他说，邓小平的理论早就阐明了这个思想。 但是，刘大年的这一番后，仍然包含着一些新的寓意： 第一，苏联的解体和倒退是不可避免的；第二，苏共的垮台，是经济失败必然导致政治失败的一个例证；第三，导致圩台和倒退的最主要的责任者，不是别人，正是共产党内阻碍改革和阻碍经济发展的那些人。 能够这样来认识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垮台，比之1995年流行的那些观点，应当说，已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我们知道；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是诸多因素造成的。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和影响自然是苏联垮台的原因之一。但一个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党竟然经不住外部势力的“颠覆”，不是有点令人费解吗？事过六七年之后，我们可以体会到当年邓小平处理这一突发事件的深谋远虑：抓自己的事，发展是硬道理。 现在回到本章的开头，倘若中国人真的“以俄为鉴”，又将怎样评价自己的改革？又怎样推进自己的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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