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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得扪心自问—— 我们是否因反对帝国主义和一切种族主义而成为拒绝谈论人类合作的人？或者说我们是否提出了尊严的概念而一夜之间变成神经质的“民族主义斗士”？ 是否因我们的愤怒、我们的爆发和我们受到的责难而使得我们刻意去树立许多异端，从而使我们和持不同立场的人“断没有朋友可做”？ 是否因抱定我们的观点、咬住我们的结论而成为漠视人类规律，从而成为反对世界融合的人？ 是否因呈现了那些无法弥合的鸿沟，令我们领略了人类斗争的冷酷，使我们的爆发点变得倾斜、我们的“矫枉过正”变得绝对？任形势把我们推向“泛中国主义”或者“泛亚洲主义”的侠士位置？ 同时我们也会扪心自问—— 是否会因为我们成为世界各国新闻工作者的关注对象，成为学者、政治家们议论的话题，我们就趁势改变掉我们的颜色，就像香港传讯电视台要求的那样——变得西装革履、满口名词、乔模乔样，从此精雕细琢，不再粗糙，被那些富有经验的策划人所包围，成为对一切问题有发言权的“神州新一代”的代言人和“政治理论家”？ 是否会，当时势把我们推到了更大的场面，我们因此就变得羞羞答答，东删西改，急切地把《中国可以说不》同那些规范的学术“接轨”？ 前段日子，一位我所尊敬和爱戴的老师(几年来他一直关心着我的进步)打电话告诫我说：“你呀，平时为人挺厚道的，这下成了漩涡中的人物，可千万别走火，弄得乐极生悲哟。”言外之意，这事可能会因为我的糊涂而走形。我承认：我得继续学习，努力进步。我们也敢说：我们充满着正义精神的发言从未在任何一个人面前丢人现眼过。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视之为纯个人之间的斗法斗智，而是视之为民族立场与异端力量的抗衡。这种抗衡，不仅发生在外交、体育、文化、经济等交往中，而且充满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民间交往。 为什么总有对抗？ 因为总有鸿沟。 我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一听到“对抗”这个词就鸣喧呐喊： “不得了啦，又在逆世界潮流而动啦！”我将专门辟一个题目来讲“对抗也是人类交流的重要形式”来讲这个问题——真理是需要对抗来辩明的，谬误也需要对抗来显现。 近两个月的抗辩使作者们明了：对于美帝国主义和西方应声虫来说，他们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指责是不需要有什么对错的。我来自重庆，你来自贝尔法斯特；我的生活轨迹是饥肠辘辘的文科复习生、不可一世的大学生、成天唉声叹气的穷教师、满脸晦气的广告业务员和报纸、期刊的投稿人，年过二十八岁便过早地成为生活的奴隶，结婚生孩子，呕气吵架，喝点小酒，谈点大事。很想周游世界，但没有护照，只有床罩。而你从懂事那天接受洗礼，九岁时在大街上溜旱冰、在花园里跟邻居小女孩接吻，到海德公园搞政治抗议；作为绿党成员，你到千里之外的海域拯救鲸鱼，在拉瓦尔品第你为大街上的乞丐蹙眉，在安卡拉你为库尔德人的处境而忧虑；酒店里10点钟之后没有热水，你宽容地一笑，银行门口一群兑换外币者围注你，你无奈地叹息。这就是你和我每时每刻无所不在的差别和——分歧，那么我们干吗要费力地试图达成“一致”呢？我知道很多中国人想和你们“一致”的，做你们的公民，享受和你们一样的福利和保险，有体面的工作和优裕的收入——然后和你们一样，去关心孟加拉水灾和卢旺达战火，然后再一起高唱“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而此时当我们的历史感有冲突时，我们怎么可能一致呢。 我们心里的中国——她潜伏于我们的体内和四肢。我在辽宁省的一个谷场上剥玉米，笑看孩子们在洒满阳光的山坡上偷山楂；我在重庆市的一个单位里办辞职，汇人大街人流中去看球赛。我们为特困企业捐款，我们向肉摊收税；我们和领导吵架，我们送爱人去特区。我们沉浸、沐浴、酣酩其中的中国和你们所谓的“中国”怎么可能一样？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之间怎么可能“一致”得起来？ 你们眼里的中国，是机票在涨价，高层有信号，运动员在服兴奋剂，刑讯室里发生拷打，知识分子受到“监视”；你们认同的是一个形态“奇迷”的中国，一个上层“内幕”不断、底层“自由”有限、边疆人民困苦、民族风俗野蛮的“童话”般的中国。 都到这份上了，我们又怎么可能“一致”呢？ 那一天，我正在抨击着“你们”的新孤立主义，美联社的记者猛然抓住我挥舞的手，恳求道：“可以提一个要求吗？——请不要说‘你们’、‘你们’——是‘他们’。”我哑口失笑，“好吧，不光如此，他们的新孤立主义甚至对美国伟大历史也是排斥的……”我继续说下去。 不管采取什么样的人称，“你们”也好，“他们”也好，反正是属“们”字规模的，人数空前，直至斥亿。《说不》已经指出：反对中国不是一两个国会议员吃饱了撑出来的举动，它来自群众性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僧厌和指斥。苏晓康说：“反美在中国已经成为一项时髦。”我们也在《洛杉矾时报》这样反问：“你怎么没有看到反华从1989年以来在美国社会中一直是一项时髦呢？”只要大选临近，国会中的某个政治新秀或者老鹰大义凛然地站出来斥责中华人民共和国，你肯定能听到举座欢呼和掌声雷动的反应。这就是现实，得了吧，我们还能指望什么“促进友谊，增进了解”？ 我们曾经指出美国民意中普遍存在的孤陋寡闻和闭关锁国倾向。两个月后，《卫报》驻香港记者赫安雷在长途电话中对我说： “其实美国国会和美国人对中国是不感兴趣的。” 不，他们是感兴趣的。尤其是当这样的消息传出——所谓“大规模地秘密屠杀婴儿”、“人体器官移植”、“向伊朗出售导弹”、某人被捕、赈灾款项“被贪污”这样的“新闻”被炮制出来后，中华人民共和园才能够荣幸地走上美国新闻的头版。美国的新闻版面随时都可以给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好消息”腾地方——最好是惨烈的天灾人祸，“省份自治”、政权分裂、“来自内战前线的报道”、血腥的民族仇杀、大规模的阶级社会报复，这样的消息，主编们完全可以大笔一挥在头版头条位置立马儿公布，时间嘛？一两个星期都行，再长点？晤，恐怕有点太那个了……公众的胃口已经快倒了，拳击手婚变的消息还等着发布呢。不要指望中国会有更好的待遇。 也不要指望中国社会经济的进步能够在哪怕第十二版能被刊载一个比较好的特写。 因为这个正是他们“不感兴趣”的。别一厢情愿，当心碰一鼻子灰。 当我们友善而认真地关注着西方的情绪时，他们又有什么时候关心过我们的情绪？ 我有一个阔别多年的朋友，他比我晚分配一年，他在市区的一所高等学校工作。而我则不幸流落到深山里的一所厂矿学校教中学语文。我们在大学里一同下馆子，摘同学会，郊游，到女生宿舍串门，在共青广场上装狼嗥——总之是非常难忘、充满着温暖感受的回忆。我脸色苍白地度过我大学后的单调的工作时光，没有人给我写信，而我在心底追忆着他们，在凋败的环境和寒冷的冬天里追忆着大学时代和朋友们，追忆着那精神上的伊甸园时代。 那一年，正流行毛阿敏的一首歌曲： “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 我的门响了。打开门，我熟悉的亲切的面容出现了。可以设想我当时的心情，我张罗着到厨房给他弄吃的，眼睛眨巴着差点溢出泪水。然而很快我发现——此“蝴蝶”已非彼“蝴蝶”也，他根本不关心我这一年多在干什么、想什么。他根本不要听。他只是絮絮叨叨地谈着他自己，他大四时的恋爱史和顿悟感，他的单位福利多么好，他在新单位如何被器重。当我懵然听他讲完这些后，他心满意足打着酒嗝走了。在收拾杯盘时我突然感到莫名的愤怒！这简直比不给我写信、不来看我还要伤我！——他无意中表明：他已经对我不感兴趣了。我们终于自此以后情断义绝。 所以唠唠叨叨地坦率表明中国是如何的无害、如何纯洁无理地追求同“他们”的和平共处、友好合作，基本上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他们对中国所追求的一切不感兴趣。当我们在外交中几近于“掏心”式地解释我们为什么这样做，我们为什么那样做，我们有什么苦衷时，他们总是半闭眼睛似听非听。只有这个时候他们才会猛然挣开眼睛—— “喂？你们想进口这种轴承？不行不行！巴黎统筹有明文规定的……” 读者切莫以为我是处在一种受虐的臆想之中，也切莫以为中国仅因为是意识形态迥异才招致这样的不公平的。“不公平”？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你国力弱，你种族差异大，你喘出的“气儿”跟他们的不一样，总之只要你的形态跟西方有所不同的话，那么，他们压你，卡你，拽你，就是最大的公平。你的一切辩解和沟通的努力，在这种前提下更像一场早已拟定好判决的法庭辩论会，除了为你增加一层令人同情的色彩和一闪而过的恻隐之外，你只会看到法官茫然、空洞、急欲下班的眼神。 所以这就可以解释，百年以来，为什么当中国的书生们目睹一切异族的欺凌，总要痛问苍天——“中国何时才能强大？”所以我们每次都要跟那些美国记者们说同样的话：“你们不要以为制裁惩罚了中国政府，我们会感到高兴。任何一个有正常感情的人，绝不会容忍别的国家来毁灭我们的经济梦想，也绝不会容忍我们深厚的历史文化和文学情感被外来文化所吞噬！” 我们应当重估分歧。 不应使“求同存异”成为‘句空话、套话，或者成为掩盖对抗本质的遮羞布。 我读过许多散文小说中描述中国人所谓“不辱使命”、“发扬国威”的拙劣片断。那些寒酸的文人们，经常把外国人想象得跟他们一样寒酸。比如一个中国人用流利的外语引用他们的文化成果来装点知识，表现出东方式的俏皮，老外们就会“泛起一阵惊叹声，然后竖起大拇指：Good，Good，中国，了不起，了不起”。在这些文人笔下，中国人似乎总在取胜，随之而来的是社交上的成功：资本家的女儿迷他，显赫的职位等他，伟大的事业期待着他，但是，唉，苦难的祖国却在召唤他……我不是说这种廉价的道德公式基本着眼点有什么不对。但是为什么老是产生这种廉价的思想呢？——老是用这种梦幻般的公式来麻醉同胞，老是造成这种印象——海外的中国人总在理想人类精神照耀下前进，而辅佐他们、栽培他们的外国人总是纯纯的、憨憨的，可以随意被中国人所感染或驱使的。 好像只有在那里，人类合作才能毫无羁绊地实现。好像只要中国人争气一点，一条毫无痛苦的走向世界之路就展开在你的面前。如果都是这样，那怎么解释我们的同胞在那里受折磨的事实呢？ 大约二十年前，成都的一个小礼堂为美国电影界人士放映了一部歌颂赤子之心、渴望中美友好的电影《第二次握手》。剧场里的美国人笑得前仰后合，不可开交。在那部令人羞愧的影片中，女科学家“丁洁琼”过着美国人都难以想象的超级生活，嘴里念着牛头不对马嘴的台词。中国小导演一厢情愿的大现形，中国人天真稚拙“美国梦”的无心流露，好像从那个时候已经显出一点意思来了。 一种说法广为流传，被报章引用了几十年，越引用越走形：五十年代美国一位将军说——愿意以十个师(一说五个师)换取一名毅然回到新中国的科学家。这种说法为什么被普遍地欣赏，也颇值得我们玩味。实质这就是一种别人哄起来的自大而已。人家就是那么一说(只是说出这么一个道理)，咱们就跟着起哄，认为中国人真的就那样精明到头了，以后中美打交道我们自然有大便宜可占。这种小国寡民式的自我麻醉天真到理论和现实不分的地步，实在应该让我们好好地低头思量一番的。 因为最严峻的事实是：尽管现代史上我国的杰出人物在别国得到了钦佩和赞扬，然而并未由此改变中国充满晦气的历史，也未改变大多数中国人在深夜里无奈叹息的命运。 如果说这一切首先怨我们的话，我认为我们的罪过是太相信西方列强。“把外星人想得太好”。 我们过高地估计了我们在“他们”眼里的位置。同样地，我们过早过滥地将美德推及于人，所以在民族心理上出现了“防”的衰变。 南京大学时殷弘教授在《西方对非西方：当今美国对华态度的根本原因》里这样写道： “美国……不喜欢任何一个真正富强、不肯唯命是从的非西方大国。也就是说，这里除了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等原因外，还有文化心理和种族心理方面的原因。……除19世纪末到本世纪20年代西方曾接纳日本为列强之一、试图与之共掌世界权柄以外，西方世界可以说从未具备过真正容纳一个非西方强国的经历和经验。……西方对俄罗斯的态度就很能说明问题，即使从亚洲人的角度看，俄国在宗教、文化和种族特质方面仍属西方。 “种族特质和文化心理的差异，加上国力的强弱，很容易被几百年来习惯西方优势的人们拿来当作区别敌友或确定异己的标准，哪怕这样做往往是潜意识的。” 应该说，通常是潜意识的，很大程度上是潜意识的。因为我们从未听过哪个西方国家的政府公报、党派宣言、领袖间可供发表的信件中这样提到，也不曾听说哪个“战略司令部”真有这样的计划。《说不》中的一些个冒险而真实的推理也被寄予了这样的“殷切期望”——拿例证来。这其实何尝不是个套子，逼着我们往“学究”堆里拱？逼我们楞装成大头鹰，什么亨廷顿《文明冲突论》这样讲，谁谁谁又那样说。谁也别指望把我们拖出去，像阮小二那样把李逵骗入浔阳江。我们可精着呐。 也许只有一百年之后，美国人愿变成中国人，中国人愿变成美国人，都不会招致任何闲话。也许只有那个时候，中美两国才能像“胞波”那样的亲善而无猜，两国人民走亲戚才能像中国边民到缅甸那样的稀松平常。在数百年形成的文明差异这样一个巨大前提下，任何一种不切实际的“天下主义”的企盼都是一种奢望。这不是煽动仇恨、怀疑和对立，而是基于对现实的尊重。巴基斯坦前总理布托回忆道：他幼小时在克什米尔山区玩耍，突然感到非常口渴，他欲向卖水人买一杯水喝。而卖水人则问他是什么教派，他如实回答了以后，卖水人把那杯清水泼到了地上。这个相当极端的例子使我们看到民族冲突中最黑暗的一幕。这种黑暗的现状能够将我们从阳光明媚的半空拉回大地。 毛泽东当年给了齐奥塞斯库一个面子，齐苦口婆心地劝：中苏不能再僵下去啦，希望能探讨一下重归于好的可能。毛回头问秘书：“我当时开列的时间表是好多年？”秘书答：“一千年。”毛遂告齐：“你既然大老远来了，我也宽宏大量些吧，九百年后再谈中苏友好的事情——你看，我一让就是一百年呐！望大总统胡乱将就则个。” 其实毛泽东的话何尝不是出于无奈？ 我讲这一些的意思，只是想告诉我们亲爱的同胞，感情不要太泛滥，热脸贴上去，只能导致人家避你避得更远。不是我们要做什么，而是他们懒得做什么，如果我们不想“食多吓跑了鸟”，就让美国这只大鸟呆在那儿吧，刻意去“求同”还不如无为而治的好。对美国人来说，中国的身份可疑，你去费力辩明什么呢？中国人有了越来越多的和老外打交道的机会，双方之间可能很随便，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拿来“开涮”。日出三竿，世界温暖，真幸福快乐哟。但我们不相信：假如说因为我们之间的资讯畅通无阻，他们就可能视我们为他们中的一员。或者我们可以长期融洽，永远笑声不断，这个道理就像美国人把北京话说得再好，我们也绝不会当真视之为北京人一样。这就是一种无奈，我也相信人类学家也不会因这种无奈而忧心如焚。谁也不会急吼吼地去弥合鸿沟——人类有许多事要先做，中国事情会更多。中国的迫切心情就像越剧演员徐玉兰的著名念白—— “我来迟了——” 十年前我看《世界之窗》上刊载一个土耳其人在德国的遭遇：他在德国工作好些年，然则苦恼的是德国人不能认同他。有一天，在一次很融洽的气氛中，他买了啤酒请他的德国工友们饮用，大家都很高兴，这时，土耳其人认定“融合”的机会到了，他趁势坐在德国人旁边，德国人却说： “走开，你这个土耳其人！你嘴里一股大蒜味！” 我亦读到过“孤岛时代”一位作家的小说，写的是一位欧洲人在上海同一户中国人做邻居的故事。中国太大见这欧洲青年挺可怜，便邀他来家里吃了几次小饭菜。中国家庭和这欧洲人相处甚洽——那欧洲人也自觉，每回都带些熟食来：可是渐渐的，欧洲人有点像蹭饭了，因为他穷——穷就是罪过，因此这家人开始烦他。他们找了一个方式对欧洲人说“不”，可是时机没选择好，他们正把饭菜藏掖起来的时候，欧洲人正巧端着一盘香肠进屋。他看到了这一幕，变得脸色苍白，他匆匆地将那盘香肠放到中国人的饭桌上，低着头出去了。 中国人很惭愧，那太太去敲他的门，小声问：“过来吃饭吧？”里面一个非常凄惨的声音回答：“我已经吃过了。” 这真是教我很难忘怀的辛酸场景。人穷就没有什么尊严可言，管你是哪国人。而对于眼下的中国来讲，她既是西方的异己分子，又雄心勃勃地在世界市场上争取更多的配额，人家不恨死你才怪呢。 不要说我把现实描写得“一团漆黑”，不要因为道出了人类差异及人类斗争的严酷本质就大惊小怪。中国究竟该不该有欲望？如何看待西方压制中国欲望的动机？我想：这应该是我们跟他们之间的最大分歧。 平心而论：宋襄公应算是全世界“费厄泼赖”的最初执火炬者。他断然拒绝参谋官“半渡而击之”的建议，坚持俟敌军摆好阵形后才开始决战，这种做法，几近人类思想能够达到的最高道德境界。其实有时候智慧和聪明看起来几无差别，但我仍然坚持：如果采纳“半渡而击之”的战术并大获全胜，则是聪明的胜利——如若宋襄公的决定并不影响战争的胜利，并且能够帮助他巩固春秋霸主的地位，那么这场战争将成为智慧的胜利，并将深刻影响人类未来的思想。伟大和可笑只差了半步。 但是，现有的、按照西方程序编排的“国际秩序”，是否真正体现了人类竞争的最纯粹的“费厄泼赖”观念？ 西方人历来认为最大的公平就是弱肉强食，有时我也情不自禁地苟同这一观点。尽管——当我剖析这一切时，我有一种作茧自缚的强烈感觉。因为，处于“半渡”状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除非对岸是宋襄公，否则永远是无法顺顺当当抵达彼岸摆好“费厄泼赖”战场的。于是这一切就值得探讨了：既然知道了对岸绝对不可能是宋襄公，那么为什么要求中国急急地进入别人设计好的“新秩序”之中呢？为什么中国不可以提出抗辩：我们还没有排好队形，你们就开始摇小旗，鸣鼓而攻？你们的一切所谓“新秩序”，都是掘好的为中国人准备的陷井——至少从客观意义上可以这么讲。总之，你们不愿意中国笑眯眯地站在世界大国之侧，而是希望中国在貌似公允的“费厄泼赖”之下丧失更多的发言权和检索权，以及利益的追溯权。 一个强大而民主的中国真的符合美国的利益吗？西方记者喜欢将这个问题颠倒了来问：“难道你们认为把中国搞乱了，搞垮了，对美国有利吗？那时对美国来说也是很麻烦的嘞！”如果我们犹豫片刻，表示出对这个问题可以有某种认同或可以再研究，那么他们会眉头一挑：“你看嘛，美国并不希望一个动乱的中国出现，所以我认为一个强大、繁荣、民主的中国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如果都以非A即B、A假则B真的逻辑看待问题，那么中美关系中的一系列麻烦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美国对华政策是矛盾重重的，这种矛盾不仅是美国国内政治观念分歧的产物，而且可以不乐观地讲：当你看到全美国政治势力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现出的同仇敌忾时，你完全可以得出结论——哪一种趋值会更大些。所以这种上升着的矛盾——让我们越发感到遏制之矛正在刺穿理性之盾。 是的，可能一个动乱、分裂、贫困的中国会给美国带来麻烦；但对他们来说，这种麻烦出了也就出了。“既来之，则安之嘛。”苏联解体、格鲁吉亚内战、阿布哈兹战火、车臣战乱，美国不是照样过来了吗？老美不畏乱，奈何以“乱”惧之？美国什么大世面没见过，苏联那么大个儿，都给收拾得服服贴贴，你中国算老几呀？ 我们承认，中国走向改革开放是出自痛苦的历史反思，用句流行的话说，也是在“检讨历史”——我们自己的动乱历史和我们的凌乱脚步。毛泽东三十多年前就预警过中国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当我们走向世界时，我们带着一种惭愧的心情，并且收敛了一切的夜郎自大，甚至不惜自轻自贱。我至今认为：柏杨的大批判对中国人来说是有百益的。中国人也要有“谢罪意识”——对那些在贫穷中呻吟的人们，对得不到很好照顾而发育不良的孩子们，那些本可以成为体育明星而如今却作为木讷的农村家长苟延残喘的人，那些本可以成为优秀的市长而现在却是不得不为“转正”而奔波的民办教师。你们看到的是一个惭愧的中国，一个收敛了攻击性而变得温柔的中国。但那种惭愧心不是对着别国人民的，我们对别国人民没有欠什么情。——六十年代在四川，一群疯狂的饥民不顾军人的鸣枪警告扒开了卡车上的粮包吞食生米，当他们看到粮包上写着发往越南的宇样时，便用悲号着的声音劝阻他们的亲人：这大米是给越南兄弟的，饿死也不能再吃。我们回去吧！——相信每一个中国人目睹这一场面都无法抑止住自己的感情。所以无法在满目疮痍的起步中侈谈中国对全人类的贡献。中国经历苦难之后需要开一开小灶，给自己添点营养品了，中国顾不上别人，要给自己的人民“吃米饭、住瓦房、穿绸缎、喝肉汤”了。中国应强调追求国家民族利益是自己对外战略的逻辑起点和根本任务。实际上，每个国家都在这么做的。我们开始了以自我为起点的算计，我们也尊重了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费厄泼赖”的事实，如我们的劳工付出了比美国工人、日本工人更艰辛的劳动，而只能从美国老板、日本老板或别的老板那里得到相当于他们在国内应付的二十分之一、十五分之一的工钱，从我们的政府到我们的劳工却对他们笑脸相迎，真心感激他们的赏光，我们振臂欢呼他们过来剥削，刘少奇四十年前在天津说：“剥削有理，剥削有功！”所有的亲爱的外国资本势力，来吧，开放的中国盼望你们剥削。要奋斗就必须有牺牲。我们还有那么多的工厂等待开工。在我的家乡重庆，若干工人每月只能领取价值几十斤大米的救济，涌现出一些非常令人悲痛的事件和现象，几十年来在中国享受非常自尊地位的工人阶级，正在无情的市场法则前处于无所适从的境地，可谓“念兹断人肠”。可是为什么自1992年世界银行的报告一出来，西方的腔调全变了呢？一时间我们就是第三经济大国了，这回不行了，你不能混在他们一堆里要优惠条件了，你们得跟我们“费厄泼赖”。你是老三嘛，坐过来，你看，老三，这事咋办？老四和老五都说你做得不对呢……甭跟我搞“劝进”！你不是孙权，我也不是曹操！世界上哪有这样的“第三经济大国”？一个工人辛苦一月所值只是两件中美合资的衬衫，一个普通工薪族一周的收入只够下一次饭馆，这算什么“实际购买能力”？ 匆匆地，不加辨别和心悦诚服地加入他们的体系和思想是有害的，他们的体系中埋伏着杀机。我们知道：不可能一切都遂中国人的心愿。我们将以我们的重大牺牲为代价换取中国复兴的最后机会，但他们不能要求我们像西方七国那样摇摆着身子同他们“费厄泼赖”。战后日本的第一代著名女记者波多野美奈子从东京飞来北京，我问她：“您二十年没来中国了，您觉得中国的情形像哪个阶段的日本呢？”她笑吟吟地脱口而出：“六十年代。”这就是波多野美奈子才到中国几个小时的印象——在中国最漂亮、豪华的地段看到的印象：气势宏伟的首都机场高速公路、繁华的东单商业区、富丽堂皇的天伦王朝饭店，这里有巨大的穹隆、五彩缤纷的喷水池和欧洲的歌剧音乐。她还没有看到重庆解放碑附近陈旧的居民区和简陋的小吃摊子，没有看到长城脚下大汗淋漓的打柴人，她就脱口而出：“六十年代。”乖乖，我恨不得劝她别再去看其它地儿了。 而一旦中国不愿钻套，一旦中国脖子梗起来，有点不那么听他们摆布，他们就开始嚷嚷着要遏制中国。汤正宇拍着英国《经济学家》的封面质问：“这不是遏制又是什么呢？”——那位作者从伦敦飞来北京，在建国饭店里逐字逐页地解说他的本意，急得眼睛都鼓了出来——一时间我们笑了起来：挺可爱的一个老哥们嘛。但是否因为他解释过他写作的本意——“归根结底不是遏制，”我们就把所有的不愉快烟消云散了呢？那么大的一个封面，那么醒目的一个标题，怎么可能否定得了呢？况且遏制中国这种理念，也不是始作俑者出面否认就可以烟消云散的。这也不怪他，本来他表达的就是一种浓厚的思想——这种思想来自战略思想库、影子内阁和交易所。然而在这一切一切的背景下，“费厄泼赖”又算是哪家的“费厄泼赖”呢？ 英国人阐述了一个非常荒谬的观点：鸦片战争对中国有积极的一面，因为中国不愿加入世界贸易，拒绝“改革开放”，于是乎免不了打，没什么公平不公平可言。香港的教科书把鸦片称为“特殊物资”——好像这么一改，大规模以武力倾销毒品的国家罪行就可以变成向中国倾销头痛药和镇静剂的贸易纠纷了。这一切，似乎都是为着故意去惹怒中国人。我认为我们首要的不应该是单纯地生气。看看眼下的世界，可生气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每件事都要生起气来，那会怎样一个“惨”字了得？——最近谢晋为香港回归正拍着一部《鸦片战争》，我觉得届时倒可以去看一看，看一看西方当年是怎样建立世界秩序的。 同样是侵略战争，西方没有像日本和德国那样受到惩罚，据说这样符合了一个道理：为强制建立一种新的人类秩序而犯下的罪行不可以当做“罪行”来对待的。就像英国早期原始积累的“羊吃人”和美国血腥的西进运动没有人要求惩办罪犯一样。这是历史的一种正常形态。历史好像也没有刻意去追究哪个特定的人或政府的责任。这种成者王侯败者寇的冷峻历史观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呢？——世界从此两极分化。如果当时建立人类新秩序的原初意义是对的。那么，时过百年之后，世界的穷富格局基本上还是当初的那个样子。我们不禁要问：那些对中国要求更多补偿和更多照顾的指责难道是特别有道理的吗？我们对现代的这种国际秩序发出的深刻怀疑难道不值得西方老爷们扪心自问吗？西方难道不对第三世界的阶级搏杀、战乱动荡、离心势力的风起云涌负有最大的、最不可推卸的责任吗？ 一言以蔽之，我们从历史沿革方面得出了反“费厄泼赖”结论，难道还是“不顾事实”吗？还需要多少事实、多少尸骨、多少饥饿疾病者的眼泪把那种血淋淋的教训重新演示一遍？ 是的，百多年来，几乎所有的非西方国家都尝试过走西方之路，都被迫以牺牲为代价进入西方的规则之中。有什么办法呢？不进入只有被淘汰呀。可是一旦进入了以后就发现这是一个很欺负人的规则。于是开始懊悔但不能退出(退出就是倒退)。于是便发出修改规则的怒吼。即使在资本主义初期，它的血淋淋的积累也并不是没有产生过逆动——空想社会主义诞生于对非人道的原始资本主义的批判，它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影响人类生活的后果。一切修改规则的声音，体现在亚非拉人民民族独立战争和人民革命运动之中。这种战争和战斗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过程，因为它是以国土战火燃烧、资源严重浪费、专家大量流失、社会发展滞迟为代价的。正如我们看到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亚非拉国家在国家独立、人民革命之后并未真正走向繁荣富强之路。因为我们丧失了与规则契合的可能，也因为我们为强调民族的自由尊严而不惜食野草为生，向西方帝国主义发出几近悲怆的抵抗——我们的反帝就是为了维护这种尊严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人类价值的终极意义上讲：这是不幸的；而这是民族元首、民族领袖们不得不为之的，是广大群众崇仰的信念并且极力维护的。一旦我们以勤劳和真诚再度进入规则时，我们发现这规则对我们的歧见因鸿沟的扩大而加深了。而且亚非拉知识分子、经济界人士和政治家最大的发现是：这种规则的狼性——即吞食弱小者的利益以壮大国际资本、维护少数国家的领先优势，已经不再是吞吞吐吐羞以道破的秘密了。 那么，这种规则下的“费厄泼赖”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请回顾一下历史吧，40年代美国政府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签署的一系列合作条约，如《中美航海条约》、《中美通商条约》，条约的文本可谓无比“公平”，堪称富国同穷国合作的光辉典范，让崇尚自由民主的中国知识分子们热泪盈眶。看看这些令人心驰神往的条文：中国人可以自由地到美国经商、开矿，美国人也自然享有中国境内的上述同样权利；中国的轮船可以自由地在密西西比河及美国的任何一条河流从事商业航行，同样很自然的，作为友好的交换，美国的舰船也可以在中国的河道上航行游七……然而我们只是看到美国的布匹、美国的奶粉在中国肆虐，美国的炮舰上至重庆下至吴凇口大模大样地游弋，这本是很简单的道理——中国人没法去美国开矿山，也没法把自己陈旧不堪的小火轮开到密西西比河。《一千零一夜》中一个爱搞恶作剧的富翁用空气招待他的客人，他在空中划拉一把，然后把手伸给他的客人：“你再尝尝这块糕饼，要快吃！不然蜜就要流掉了……”以上的条款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不是更像恶作剧呢？快来吧，亲爱的中国盟邦，快来美利坚开矿；通航吧，不然蜜就要流掉了。眼馋吗？叹口气摇自己的小舟吧。可要小心点，美国大轮船过来了。 这一则故事表明了现代世界的“费厄泼赖”是怎么回事。 所以我们性急的同胞动不动就主张“跟国际接轨”。一位长者对我说：“莫信那个东西！‘接轨？’接上去你才晓得撞了鬼。” 我们的某些同胞至今还对西方制定的“秩序”抱有幻想，他们也跟着西方厌弃中国。某种意义上，他们甚至比西方还要十倍地厌弃中国、他们觉得：中国的事已经够麻烦了，再说“不”怎么得了？“中国威胁论”已经使中国的国际生存环境很恶劣了，再说“不”，不是更要置中国于死地？我不认为这种维护西方价值的论调是高尚的行为，我也不怕得罪那些“正人君子”——我要说：这是一种“恋主”者的情结。 中国五位年轻作家最近出版了《中国可以说不》一书，反映了中国年轻一代对美国态度的改变。本文作者介绍了中国年轻一代对美国态度的改变，并分析了造成这种思潮日益普遍的背景。 《中国可以说不》是由五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作者共著的政论集子，其中张藏藏、宋强和乔边，年纪在三十岁左右，都是著名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生，属于中国新一代的知识分子。 据报道，这部约35万言的新书在今年5月出版后(初印5万册)，曾掀起争购热潮，成为北京最畅销的书，并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广泛注意。除了报章的推介外，还有对作者的专访，以及即将在海外出版英文翻译本和繁体字本。 笔者认为，《中国可以说不》能够洛阳纸贵，吸引中国广大读者先睹为快，并非个别的偶然的现象，而是一种社会心理的真实反映，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从这本新书中，我们可以窥视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心态(政治意识形态)，尤其对于美国和日本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所作所为，表露了极其强烈的不满情绪，更可以“把它看成是广泛的民意的映射”。 由亲美转变为反美 他们首先追述自己的心路历程：在八十年代初即走进“亲美情结”，“绝大多数学生是以美国的价值观决定自己的价值观的”，他们当然也不能例外。美国的自由与民主，美国的，总统选举，美国的好莱坞影片，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无一不令他们羡慕与向往。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这种感情的根深蒂固是真实的，它不一定以十分狂烈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以深沉的、持久的，甚至是温馨的状态，左右着我们认识现实的尺度，影响着我们的追求。”“要讲寻根的话，我们的根全在美国——看到美国影片真亲切！”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青年以好奇心理迎接西方文化，并且尝试接受其价值观，是很自然的事。然而，他们一旦了解真相，发现“美国并不美”，发现美国处处和自己的国家为难、敌对时，民族主义自然就取代了世界主义，“亲美情结”终于被抛到垃圾堆里了。宋强在1986年和巴勒斯坦学生代表的接触，带给自己极大的冲击。他自我批评道：“我突然发现我们平素的似乎‘上进’的东西，其实是很势利的，一个失去家园的民族，在为自己的基本权利战斗着，而在中国某大学的一个沙龙里，一群太平犬却在奢谈着‘以色列的英雄’和山姆大叔的‘世界责任’……” 日本不宜成为常任理事国 到了90年代(即后冷战时代)，宋强及其他四位作者既然看穿了美国扮演的警察角色的真正动机和各种霸权行径，反美、仇美的思想感情更是油然而生，日益炽烈。这是因为从西藏问题到台湾问题，从人权问题到武器出口，从人口政策到知识产权，从最惠国待遇到加入世贸组织，从争办奥运会到南沙群岛争端，身为当今唯一超强的美国都利用它们作为遏制中国的筹码。在这种情况下，怎能指望中国青年继续怀有“亲美情怀”呢？去年一次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是中国青年最讨厌的国家，这与《说不》所表达的情绪不谋而合。如果美国不改弦易辙，不放弃遏制中国的政策，很可能进一步激发中国青年的反美情绪，再把美国视为头号敌人！这可能不是美国国会和白宫所喜闻乐见的，也不是美国在亚洲的政治与经济利益所在吧？美国为什么，这是漠视历史教训，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呢？ 在口诛笔伐美国对华政策的同时，他们也不放过对日本的批评。张藏藏首先指出，日本对于二次大战的战争责任，一直抱着“暖昧”态度：它既不愿承认自己战败与无条件投降，也不愿像德国一样自我反省与向受害国负荆请罪，更谈不上主动作出赔偿，所以和亚洲国家之问的鸿沟始终无法填平。 他们认为，“中国为了实现与日本邦交正常化，其胸怀的宽广是日本许多政治家所无法比拟的。”显然，所指的是中国当初放弃对日索取赔偿在战争中的惨重损失。这一做法不但没有博取日本的真诚友谊，反而换得“恩将仇报”。近几年来，“日本总是把背朝向中国”，经常参加美国的反华大合唱，如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为难中国的核试炸，暗中支援台湾的分离主义，到处散播“中国威胁论”等等。因此，这位作者觉得当年中国放弃战争赔偿，似乎是一种失策。“是否可以把这个问题先搁置起来、留待时机成熟再结算呢？”这是该作者对赔偿问题的质疑、或许也是中国人的普遍心态，民间索赔组织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这个愿望和要求。 尤有甚者，日本国内有人篡改历史，把侵华战争写成“进入中国”，试图否定“南京大屠杀”，参拜靖国神社为法西斯招魂，已使日本的国家形象受损。而在国际事务中，日本向来唯美国马首是瞻，或充当美国的马前卒，完全不具备一个政治大国的条件。 基于以上几点理由，本书作者认为“日本应该韬光养晦”，“在某种意义上，日本的无所作为就是对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换言之，至今为止，日本并不适合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也不应赞同它的申请。 五位作者众口一词地肯定，美国正在利用台湾来牵制中国，企图阻碍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甚至炮制“中国威胁论”，挑拨离间中国和邻国的友好关系。而台湾当局又仗恃美国势力，并充当美国全球战略棋盘中的棋子，更令中国人民反感与痛心。 针对美国出售武器给台湾，允许李登辉访美，他们表示了高度强烈的不满情绪，并指责美国背信弃义、出尔反尔，违反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 在中国进行军事演习期问，美国国会中有人高唱“保卫台湾”，美国政府甚至下令将舰队开往台湾海峡，“监视”中国的军事演习。这更令作者们热血沸腾、义愤填膺，向世人喊出“台湾是中国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并且进一步誓言，为了国家主权的完整、领土的统一，为了民族的尊严和子孙后代的幸福，他们“要准备打仗”，因为“武力不仅是维护尊严的手段，有时候也是赢得和平的法宝”。华盛顿已有两道阵亡纪念墙，分别纪念在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中阵亡的美国大兵，但作者宋强认为还不足够，因为“将来若有那么一天，美国人在台湾问题上逼迫我们再奉陪一次，我们郑重建议：在华盛顿建造一座更大更宽的阵亡军人纪念墙，预备刻上更多的美国青年的名字。我们深信，那座大墙将成为美国人心灵的墓地。” 如果说美国当年从法国手中接管南越，并直接介入越南战争是一种错误的话，那么，毫无疑问的，目前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恐怕又犯了类似的错误，即忽视了民族主义所能发挥的巨大威力。以武力威胁中国，只能激发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且迫使中国为了自卫而建立较强大的海军力量——包括建造航空母舰在内。 北京政府再三声明，为了阻止台湾独立，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看来的确具有广泛而坚实的民意基础，获得了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即使不是全体)的全力支持，所以是言出必行的。 中国必须尽快富强起来 爱国主义与乐观主义洋溢在五位作者的字里行间，他们对自己的国家充满着自信心与自豪感。作者乔边兴奋地描述着中国的发展宏图：“从1980年到1995年的15年中，中国完成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任务。……到2000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可达1000美元……2025年达4000美元……2040年达12000美元。”接着他又强调：“历史给予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契机。不抓住这个契机迅速发展壮大，到头来还要受人家宰割。落后就要挨打，挨打之后就更落后。这是历史的经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为了彻底雪洗百余年来蒙受的奇耻大辱，更为了避免再受西方霸权主义者的欺凌与压迫，中国必须奋发图强，尽快把自己建成一个强大的、统一的现代化国家。这不仅是《说不》作者的共同心声，更是12亿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笔者坚信，在此时此刻，这个共同愿望主导一切，也压倒一切。凡是有助于实现这个愿望的方针、政策，都能获得中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如果某些人认为：一党专政不会持久，中国即将分崩离析；“自由民主”将大行其道，中国即将“和平演变”，假人权之名行制裁之实，亦能引起中国人的赞赏与响应，那么，他们最好到中国大陆进行民意测验，切实了解中国民心的向背。 毫无疑问，在现阶段的中国，人权、民主、自由以及其他的西方政治价值观，绝对不会像“可口可乐”和“汉堡包”那样畅销！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与牺牲小我的精神，或许已不及老一辈人；但是，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民族情愫、爱国节操始终居于重要位置，《中国可以说不》的出版及其获得广大读者的热烈支持，就是一个很切实而有力的例证。 《说不》的优点和缺点 《说不》深受读者欢迎的另一原因，是其内容丰富，取材广泛，实例很多，可读性很强。看来作者们的确学识广博，就连脱衣舞星狄美·摩尔的收入和麦克菲在新加坡受鞭刑等花边新闻，都被本书引用，而且不忘称赞“新加坡人的骨头同样是硬的”。 本书五名作者都是自由撰稿人，所写的当然不是“官样文章”，而是个人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完全不依照官方口吻说话，不属于“遵命文章”，所以给读者带来了真实感与清新感。 本书和传统的学术论著不同，完全舍弃令人讨厌的注脚，取而代之是以多篇附文和附录，作为立论的依据，其中包括《为什么我们必须遏制中国》和《战后美国军事行动概览》，都很有参考价值。 五篇文章虽是一气呵成，但在书中出现不少妙语，例如：“美国谁也领导不了，美国只能领导自己。日本谁也领导不了，有时日本连自己都无法领导。中国谁也不想领导，中国只想领导自己。”“中国说不，不是寻求对抗，而是为了更平等的对话。” 本书作者似乎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所以书中警句妙语处处可见，如“西方新闻自由，已经渐渐地被猎奇的自由、想象的自由、偏见的自由及歹毒的仇华心理所充斥。中国首先是邪恶和残暴的——然后再设法证明这一点！……”针对美国当权者的对华心态，本书写道：“既怕中国强，又怕中国弱(弱必穷，弱则首先有利于日本)。既怕中国富，又伯中国穷(穷就买不起美国货)。既怕中国稳，又怕中国乱(稳必强、乱必弱，乱必穷)。美国对华政策矛盾、混乱，就来源于此。” 在大小标题的拟定上，本书以短句代替短语，其中有些颇具新意，如“苍天当死，黄天当立”、“西方不亮东方亮”、“不死的麦卡锡”、“一些人看到杯子是半空的，却看不到它也是半满的”如此等等。 以上都是《说不》的优点。至于弱点，以下五点最为明显：一是某些立论缺乏深思熟虑甚至过于草率、武断(如预测不出15年，西方经济必然要出大问题)。二是某些内容过于偏激，过于情绪化(如号召记住仇恨、抵制美国货以及“实行无情的人民执法”)。三是内容缺乏系统性，各章节之问，各段落之间，连贯性不强，有时甚至变得支离破碎。四是遣词用字不太讲究，有些文句不经修饰，显得粗枝大叶，结构不够严谨，甚至不够顺畅。五是错字别字屡次出现，如将“蔓延”写成“漫延”、“基本权利”写成“基本权力”、“心理”写成“心里”等等，也成为本书的瑕疵之一。 《中国可以说不》尽管存在一些缺点或瑕疵，它仍不失为一部值得细心阅读的好书。对于正在或将要和中国政府打交道的人士，包括克林顿总统、桥本首相和李登辉先生，都应读一读这本书——如果他们真正尊重中国大陆的人民与民意的话。 我老早就说过：中国人喜欢在一些次要的问题上饶舌，但面临重要事实时，他们的态度往往是简洁而深刻的。当越来越多的各类意见摆上我们的案头时，我们的态度是将所有的辞句、段落都认真拜读一番。我愿意告诉辱骂者：不要指望我们会像小公鸡似的扑腾起来，不跟你计较倒不是因为出于讲“风度”——因为我们有别的事要做；我愿意告诉那些站姿倾斜、视线扭曲的批评家，我不会天真地恳求你重新摆正位置再扑过来，我深知这种“倾斜”是一种技巧，是你赖以养家糊口的手段；我也愿以真诚的心告诉那些我们感觉到是“言之有物”的批评者——比如《亚洲周刊》社论的作者，我历来认为正当的批评比起那些无原则的溢美更有助于我们接近真理，即使这种批评者开列的条目我们认为是必须删除的。 美国前驻华大使李洁明试图用“《日本可以说不》的学舌之作”来贬低《说不》的严肃意义。我们几天后就作了回答，我们模仿着香港念白冲着老李说：谁学谁的舌，你搞清楚噢！——这是不辩自明的。我同意这样的话：“中国政府历来是该对美国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我绝不同意这样的结论：“没有必要专门说‘不’。”什么叫“没必要”？难道你没听到茫茫人海里的“Yes”信号吗？难道你没觉出楞逼着我国说“Yes”的挤轧吗？我们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去搞《红楼梦》的续书？况且一个书名、一个标题、一个意识，受别的书名、标题、意识的激发，这也是写作的一个特点，这个最简单的道理还需要我专门举证吗？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太没意思，太没意思。 一个人最痛苦的是要去回答一系列没意思但好像挺有蛊惑性的观点。张藏藏对我说：“这个工作得做，并非每一项工作都是吸引入的，也许工作本身就是枯燥的。”我抬头看见了你们——亲爱的中国同胞，委屈你们了，让我们一起枯燥一番吧。 我长期认为美国人最有幽默感。我不知道是文化差异还是别的什么，为什么许多批评都集中在《说不》不太重要或者说是一些“消闲性”的段落和辞句里？这种情况，在我们同记者们打交道时尤为明显。有一次不知谁说：“你说我是义和团，那就叫我新义和团吧。”哇！我的妈呀，记者一溜小跑跑到中国动态版面上大呼小叫：“义和团又来啦……”——不过这个我们今后确实需要注意一下，差异会带来麻烦。据说王朔的小说在台湾也没有多少人能看懂。有一首咏王昭君讽汉元帝的诗这样写：“耳目之间尚如此，千里安能攘狄夷？”中国人之间都可能有误会，何况老外乎？——我不会急吼吼地去澄清什么“误会”，做得受得，况且我们没有做错什么。但是某些事情流传得太歪门了，你又不得不使劲去拧一下，你总得跟读者有个交代嘛。 比如乔边写四大发明的那一章，我觉得挺好的，愤懑的表达也挺到位的。他讲了一个关于调查四大发明“知识产权”是否在美国得到保护的笑话。是呀，“谁保护中国的版权？”“这个帐又怎么算？”这是一种见解，一种很有力量的反话。问一问怎么啦？拿那些趾高气扬的美国贸易代表们开一下涮又怎么啦？我就是看不惯你！——喔哟，不得了，你看你那鼓噪劲哟，你不嫌累吗？你可别吓着孩子！那位“何方生”兄(我真怀疑他究竟是“何方生”？)不厌其烦地论证“知识产权”是怎么一回事，他想象我们跟阿Q似的摇头晃脑：“我的祖先比你阔多了……”然后再幽他一默：凶叉叉地扑将过来向全体中国人索赔爱迪生的专利：电灯、留声机等等等等，以为写出了大手笔，我猜他这时肯定把老婆摇醒：“大令，听这一段，……这回他们肯定是欲哭无泪啦，哈———” 我的确欲哭无泪。我追思着一位古代的“才子”，他写出“远看城楼齿锯锯”的名句后陷入深切的悲痛之中：“看来像我这样有才气的人一定为上苍不容，没多少日子可活了，呜呜……” “何方生”仁兄哟，今后的日子怎么办，多惦量一点吧。 我倒不是因“何方生”的薄力而欺负他，应该说：他是有代表性的，尽管他不是一个称职的代表——比他强的“称职”的代表有一大拨儿，如苏晓康、苏绍智等都是。我为啥把他提溜出来说？是因为他唤起了我熟知的记忆——那种充斥着“阶级仇恨”的年代极欲食其肉寝其皮的吞噬冲动，他使我想起了广播——那种人类力量极端对峙的年代的“敌台”，如十多年前我偷听过的“自由中国之声”和中越战争前后的河内“越南之声广播电台”。 我点起一根烟看着案头上那些触目惊心的辱骂文字，那些不把我们批得体无完肤誓不休的“宏言大义”。突然想象起那些人的面孔——我猜：那些在语言的硝烟中与我们凶恶地撕掳的中国人，不管他们的作风和意识多么叫我看不起，但今晚他们一定和我们一样忠实而友爱地生活着。他们在疾书诅咒另一群中国人的同时，玻璃板下也许夹着爱人的照片，儿子学校的电话号码。他们靠写文章获取收入——这收入也许就用作女儿的嫁妆、寺庙的布施和水灾难民的赈济。一想到这些，我心里甚至出现了温情的荡漾，所有的轻鄙和憎恶一刹那不复存在了。 同样的，当我看到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蓝天、国旗下行走，我总在想：他们中间有大职员和小老板，有军警和小偷，有为十块钱小利从东城区奔波到西城区的人，有为一次早茶而一掷千金者，有失业者和专业户。这样的中国人似乎是干差万别的，他们也可能正在相互利用，也可能展开着智力和体能的撕掳，也可能在温情中相安无事——但我并不认为这一切的差别会导致未来的分裂。即使他们中间出现人渣，我们也会治疗他们、饲食他们；即使他们因触犯刑律而被判处死刑，我们也会关怀他们，传递他们亲人的口信，给他们热水毛巾；当他们受死前爆发出恐惧，我们会给他烟抽，陪他聊天，细心地笔录下他的遗嘱。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中国人是无差别的。 但是，当那种中国人——他们和我一样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为人婿——把环境和现实中的愤懑扩充到整个中华民族及民族赖以营养的国土、文化和社会形态时，我们是否还天真地以为：“差别”是可以弥合或无伤大雅的呢？ 中国是容易出奸逆的国家——汉奸是人所共知的词语。 时下的中国，有的是“恨不得换掉自己的血”的人。也许只有中国才有过这种时髦：一个中国人在沙龙里白眼邻座：“甭跟我扯！美国才是我的祖国……”会博得支持的笑声和语意双关的掌声，即使有人听不惯，也绝对不敢言语。只有中国才有这种乖戾的空气：不正常的被视为正常的，正常的倒长期被视作不正常的。当《河殇》的一位执笔人打电话破口大骂某报刊登石中先生《激情的阴影》(一篇非常客气连“商榷”都算不上的文章——这是中国报刊界第一次对《河殇》表示不敢完全苛同的文章)时，我们哪里还看得到什么“民族霸权主义”？全是“民族虚无霸权主义”！当那些亲美的思想把持新闻界、文化界时，又有谁肯支支吾吾地指出来：“如真正替中国国家利益着想，岂能如此轻率？……”让那些今天看到事情闹大了，貌似公允地出来劝“说‘不’对中国只有百害而无一益”、“民族主义已经失去现实根据”、“西方没有围堵中国”的人，去他的吧！ 在北京的近两个月里，我听到的很多事情令我强烈感觉到：《说不》中指出的“弥漫全国的亲美空气”并非夸大其辞，而是相反。我的意识深处曾有一个误区：认为时下亲美的主流仅是一些缺乏教育的“小毛贼”以及世俗社会的陋习而已。我错了，我内心太温和了，当得知介绍《中国可以说不》稿件在某报被从照排间撤下来的真相时，我突然感到一种惶然：我们几位作者对美国说“不”，为什么会招致那些中国人的不满？我不会橡“大人物”似的置之一笑，相反，我会在乎这一切的。史沫莱特描写朱德将军面对报刊辱骂之为“赤匪”时的表情写道：他神情忧伤地垂下头来，呆滞、痛苦的表情宛如古代的悲剧人物。我们几位书生模样的作者照片刊在香港杂志上，舆论称是几个“相貌纯真”小毛头，可以想象当辱骂加身时我们的心情。我们是人类，不是神仙；我本人口讷，不善言辩，我虽正在学会用良好的心态面对一切讥嘲和贬斥，但我们仍然不能面对那种躲藏于深处的尖冷安之若素——那种尖冷和怨毒可能就来自我的同胞和同行，我为遭受他们的痛恨感到不安。 但是我认定：假如有那样一种中国人存在的话，他们也不会有更多更新颖的秘密的思想。他们秘密的思想的一部分——就是我曾经袒露过的我曾有过的思想，他们的其他的更高级的思想，就是“前精英”们正在畅所欲言的思想。 石中先生发表于上海《文汇读书周报》的《新的老调子已经唱够了，总得有人唱点别的》，其中有一段话被删去了，而我觉得这段话是最不应该被删的：“不允许批评美国，已经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正确性’(Politicalcorrectness)，谁违反了这个‘政治正确性’，便是大逆不道，道德败坏，大家群起而攻之，立即将你封杀。”——我觉得这回还好，没有被“封杀”。因为新闻是必须遵从规律和公意的。但面对前“精英”们和一些我长期敬仰的大知识分子，他们根深蒂固的以西方价值观俯瞰中国的做法，却不能不使我感到失望和郁闷。 他们说来说去无非想表达这样的意思：在一个全球走向开放和合作的年代里，“说不”声音的发出只能使中国走向封闭，并再回到对抗的老路。民族主义是落后的、狭隘的形态，容易演变为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而这注定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而他们看没看到？他们设想的这种反面结果又恰恰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外交竭力避免的。而又有谁曾经体谅过中国呢？面对一桩桩美国人公开欺负我们的事件，他们又何曾说过——“国际霸权主义不可取”呢？ 应预料到这样的结果，当一些中国人发出对国际霸权抗议的信号时，会有另一些中国人跳出来帮腔——当然不是帮我们的腔，他们是如此迷恋“合作至上”而蔑视强调中国国家利益的说法，令我想起了半个世纪以前的一帮子中国人，他们也是以这种腔调来教训愤怒的中国人的——“依激动啥名堂？国际联盟自然晓得会来处理的。”我们忍不住喊了几嗓子，他们就说：“当心会给日渐缓和的中美关系带来不利后果。”活脱脱一个“友邦惊诧论”的现代翻版。 请回想一下，有多少年了？我们老是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中——羞于坦明我们自己的国家立场，为我们认同国家立场而感到不自在甚至是……“耻辱”！当你活生生地在国旗之下呼吸、劳作、投资、盈利的时候，当你在中国的秩序下生殖、运动、旅游和阅读的时候，难道你不视中国的法律、中国的国旗、中国的海军、中国的体育队、中国的货币和中国的白皮书为你的一部分？难道你不视你伪饰的大家风范为一种矫情？个人和国家的剥离，难道不是一种虚幻的妄想？我们不会刻意呼唤哪个人去做民族英雄——民族英雄辈出的时候，正是中国土地上山河燃烧的时候。——而在和平时代里的我们支持作为常任理事国的中国、不结盟和致力南南合作的中国、开发南海的中国、致力于国土和人民全面统一的中国，为什么要感到难为情呢？那些声音低沉、断定作者是“亲政府文人”的人，那些作为“大知识分子”和超级“精英”的人，他们有什么资格指责我们“亲”这个“不亲”那个？即使是按照他们的“政治正确性”和政治品德标准，《说不》的随便哪一个作者不比他们清白一百倍一千倍？他们有的人曾是左倾路线最狂热的执行者，有的是整人专家，有的靠溜须拍马以不公正手段取得学术地位著称，为同事所不齿。他们以往的既得利益从哪里得来？用什么手段得来的？恐怕他们比谁都清楚，他们比谁都聪明绝顶。当西方节节胜利，东方走向式微的时候，他们心里的那本《战国策》则已稔熟了，可以开始实践了，于是乎他们幡然一变，登高一呼，好家伙，一时间似乎“全国景从”。他们在大学学堂里吃香，在闲人们的周末聚会里吃香，在附庸风雅的企业家晚餐会上吃香，在海外出版物里吃香。那些因对政治形势看走了眼而呼喇喇失去权势和地盘的知识分子，他们在百无聊赖的落寞当中像屈原维护楚怀王那样维护着美国，更多的是出于一种需要而不是他们的政治节操。他们的痛苦已不能够引起尊敬，他们满怀恋主的哀愁，诅咒着经济增长、雄心初现的中国，跳着脚诵念着“天灵灵、地灵灵……”希望中国按照他们在研究室里描画出的轨道运行，然后像开黑店的掌柜那样，在中国出现眩晕的那一瞬间跳将出来拍手欢笑：“倒也！倒也！”只要北京开大会欢迎他们，他们是什么代价都愿意付的——当然这代价是以中国为抵押的，他们不借以中国的休克或坍塌为抵押，这就是他们新版“战国策”的基本思想脉络。 可惜，这样的货色还有几人会目光驻留片刻？中国现在已不是政治冒险家的乐园，也不再是美国思想的理想推销地区了，听听“传讯”电视台的主持人怎么讲的—— “如今哪个大学教师胆敢在课堂上公然讲美国好，那他肯定要惹来一片嘘声。这几年的变化真是不可思议。” 真的不可思议吗？我觉得好理解得很。 美国人对这种变化负多大的责任？——说句不怕犯忌的话，我真可以凑到你耳边叽咕上那么一句：“本来你们可以赢得选票的，可是，瞧你们自己闹的……啧啧，这年头我的话还有谁听？” 长使“英雄”泪满襟呐。 有道是：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未来的中国是什么样的呢？ “西藏雪山王国”屹立在西部，它包括西藏、青海、新疆邻近藏北的地区、云南省的大部、四川西部原西康地区和成都市以及甘肃省的藏族居住区。 而“雪山王国”的北邻则是以原新疆及宁夏、甘肃大部为主体的“东士耳其斯坦国”。 内蒙古则纳入“大蒙古国”范围，它的疆界南抵居庸关。 曾被人民唾弃的“满洲国”在东北地区死灰复燃，这个“新满洲国”将视对日合作为“新国家”的基本国策。——这个国家可能还要把触角伸过大海，就像当年的东、西巴基斯坦那样，将山东半岛变成联邦国家的一部分。 台湾自然地，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这个“共和国”还包括福建省和富庶的浙江省的一部分。 两广也宣布独立，成立以香港为首都的“主权共和国”。 且慢！这还没完。为防止将来有新的军事强人或政治强人重温统一之梦／在这些新的“共和国”与“中国”之间还会涌现出一些缓冲国和“自由市”，就像历史上刘豫的伪齐国那样的畸形“政治实体”。 那中国还剩下了什么呢？ 未来的中国就正如我们在历史地图册上看到的公元前的国家版图，仅比商朝疆界稍稍大些。这样一个无声无息、无色无臭的“中国”安卧在被称为“前中国”地区的中央地带，楚楚可怜地朝着传统的世界大国们咧嘴傻笑。它的领导人会说：“敝邦将一如既往地为前中国地区以及东亚安全做出贡献……” 读者切莫以为我正在痴人说梦，这幅未来中国的图景也不是我描画的政治受虐幻想图，有人在描绘它。这幅充满着匪气的地图在西方的出版物中公然招摇，它激起了西方普通民众惊奇和有趣的反应；但是，决不能把它视作一种想人非非的童心游戏和一般意义上的恶意挑逗，用“不礼貌”或者“瞎胡闹”来一笑置之。我无意去用煽情的语言来制造“无谓的恐惧”或煽动仇恨。请看王晓东先生是怎么说的—— “中国人究竟有没有自己的国家利益？一些中国知识分子认为没有，并认为以这种方式思考的其他中国人狭隘、封闭、不道德。对于这一论调，笔者想让中国人听听西方人自己是怎么说的。曾有一个西方记者对笔者说：中国的发展无论如何是挤占了其他国家的地盘，因此其他国家出于对自己国家利益的维护，自然要考虑如何压制住中国的发展，比如，分裂中国。我正在和他讨论这个问题时，他的妻子，一个中国人，插进来说，你把问题想得太严重了，哪有谁想分裂中国呀(她没有听清是她丈夫的谈话)。我说，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你的丈夫说的。她毕竟血管中流的是中国人的血，她愤怒了，说：‘这也太过分了！’但她丈夫说：‘不，不，这里没有对与错，这是利益，没有对与错！’是的，这是利益，中国如果分裂，也许会像有些知识分子想的那样，中国人过得更好了，但也有可能干百万人头落地。而中国究竟是过好了，还是干百万人头落地，这并不关西方的事，他们考虑的是他们的利益。我在这里决不是指责那位西方记者，他是在讲述一个事实，一个他自己不见得就在道义上认同的事实。他是欧洲人，比美国人坦诚，美国人则更可能大讲特讲他们这样做的道义上的理由，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些蚊子，吸血前且得嗡嗡一番，说明它吸你的血是如何如何地正当。但在这里我们也用不着指责美国人缺少道德，他们为自己的利益行事，这很自然，也很正当，只是我们中国人应该懂得这一点。” 是的，我们用不着为此去倾泻什么愤怒。不要老是质问他们：“你讲不讲理？”也不要大喊大叫：“好哇，这回可终于逮住你啦！”也不要热衷于找对方逻辑上的漏洞、自相矛盾和荒谬之处，假定我们满足于这个，是有害的，至少是于事无补的。我们不能寄希望他们按决斗的规则跟我们“费厄泼赖”。就好比吵架——吵架实则是一种双方都要努力分辨是非的过程，它还是有一种懵懂的求同幻觉在里面的。 那么是不是因为对方蔑视道义，我们则变得更加穷凶极恶呢？那也不对。 我真不明白“民族主义过头了，势必不借流血牺牲去追求本民族的利益”的批评从何说起？难道作为一名学者，他不明白中国的民族主义历来是“内敛”性质的吗？我们不惜流血牺牲来“维护”本民族的利益可不可以？ 我们再来谈谈国家统一问题。我们是唯一的处在民族和国土分裂状态的世界大国(日本北方四岛情况还不一样)。你看，现在还没有解决，特别是台湾，情势还不明朗。香港的回归之路也并非是阳光普照的慈航，虽然我们国人已经在乐不可支地倒计时了，但看到没有？英国在香港的最后一届统治当局就像一个品质败坏的承包人一样，在香港内部一阵捣腾，令人想起路易十四的名言：“我死后，管他妈的洪水滔天。”《官场现形记》写了一个师爷，平时盘剥下属，临交差时把帐簿打开，当着下属的面说：“我把你的工资改了，给你们都加了一些，以后你们的日子就好过了，这也算我一点心意吧。”既落下个人情，又能使下属感激涕零，临行前还能多拿几份程仪。一百多年以后，英国当局匆匆忙忙地把“民主”赐给香港人民，令明眼人看了直摇头。这是英国人的一贯做派。翻历史看看吧，当年他们搞印巴分治时就是这么干的。可惜这一套做派在中国这儿行不通。对于香港，我们有许多事需要做的。台湾，也等待大中国的“次第春风到草庐”。我们还没有一手一脚地解决完，那幅“前中国”地图又冒出来了，哎呀呀，我们实在不可以掉以轻心呀。 应邀在“传讯”电视台“北京论坛”做节目时，张藏藏说：“台湾问题，统一是前提而不是议题。”我亦说道：“那些人天天鼓噪着要搞台独，我喊一嗓子‘不要忌言打仗’又怎么啦？”我引述了江泽民的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提出我的见解：“但是，假如说一部分台湾的中国人想通过冒险一夜之间变成外国人，我想：人们就不要指望这句话对前景有什么约束。”“不要忌言‘准备打仗”，这话已经很书生气了，我想不出我还能退到哪里去，退到“分裂比统一好”的高超学问中去？ 其实即使我不去“纸上谈兵”，台湾问题的解决也只能有一种结果：统一；两种方式：和平或动武。我们只不过没有回避武力解决的严酷可能性而已。 王兆国说：坐下来谈，国号、国旗等都可以商量。我也赞成大前提不变的情况下什么都好商量，只是到时让我们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怕是行不通。 《解放军报》社论又说：“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有人责之为“一打一拉”。我们说：“一打一拉”怎么啦？这就是“阳谋”嘛。别玩小聪明，看透了又怎么样？必要时，“国家霸权主义”还是需要那么一点的。这话说出来是有点伤人，但总比到时候战火倾泻夺人性命好吧。台湾的某些中国同胞不要抱什么幻想。你又想坐视“台独”，甚至去投票支持“台独”，又不想招惹是非，世界上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 打不打不是几个书生能够左右的，甚至也不一定是几个政治人物能够左右的，台湾前景的线路其实很明晰。《水浒》中祝家庄老者告诉石秀：遇到白杨树转弯都是活路。“统独”之争就是台湾居民的白杨树，就看你怎样决定方向，走哪条路。 这实在是一件没有法子的事情，假如到那一天，大陆人民的焦虑程度不会逊于台湾人民，他们的兄弟儿子女婿也会面临牺牲，他们家园里的稻田也会因无人插秧而耽搁好收成。他们在台湾——还有老家的亲人。 我们最近听到一种说法，很感动，这种说法是——“假如台独暂时得逞，打不打？还是不打的好，大陆、台湾好比亲兄弟，哥哥不该打弟弟的。”这话很有几分才气，也令人充满温馨。可是细想起来，这话还是有糊涂一面的。其一，这话不能感动台独分子，反而能添他们的骄气；其二，按照我老家的宗法观念，哥哥是可以打弟弟的。中国人的宗法观念是独特的，当弟弟顽劣不堪时，可以喝斥或小打几下。当弟弟凶悖昏暴时，那则是完全可以付诸法律大刑伺候。台湾假如“独立”，而且还要搬外国兵来打，那可就不仅仅是一个有悖人伦的事件了。那我们就得把一切的玩笑和比方收住，多关心一下宝岛如何不被打坏。我主张不要把精力放在“第三条道路”的构思和营造上。这个时候的和平主义情绪是有害的，自欺欺人的。 我们认为未来的问题不是统不统一，而是何时统一。快五十年了，应该定一下时间表了，当然希望这个时间表由台湾人民来拿，假如不行，那由大陆方面拿也可以，但不能再拖了，再人为制造障碍，势必让人怀疑——你到底想干什么？你究竟是想等谁？直白了说：你是不是想等到那一天：当那面未来政治地图从构想变为现实的那一天？或者更直白了说——你是不是要等着将来在“前中国”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包括充当促使中国分裂的排头兵，在后来的“新国家”中充当“前中国地区民族自由独立之父”的角色？ 这是很值得怀疑的。 从汪精卫到李登辉们，他们共同的多愁善感的气质令人感到政治的不可捉摸性。一种“阴怨”的东西经常出现在政治领袖们的脸上和言辞里，将给他们的民众带来前程上的虚无。 “民之所欲，长在我心。”这种温暖的几乎带有神性的言辞，实在可以作为纯洁而典范的诗句照耀人类文学思想史。但是民之所何“欲”？奈何以战火屠城、家园燃烧为“民之所欲”？奈何以违背中华基本道德的分裂意识强奸“民欲”？ 李氏在就职演说中玩世不恭地说他本人是一名农业专家，他可以为大陆农业做出应有的贡献——可以联想到台湾当局在非洲小国帮助种植水稻来换“建交”的伎俩。他自以为像越王勾践似的以身“赎国”，他对大陆对他的严厉抨击作出面带苦笑的尖酸回应，他一身透发出狡黠而纤巧的女性气质。这样一个人，怎么能够指望他在台湾问题上对台湾人民、对大陆人民爽爽利利地摊牌？ 大陆“把李登辉扫进历史垃圾堆”的言论引起某些海内外人士的不快。我认为对这种言论的惋借是大可不必的。我们不懂政治，我们只会辨出君子、小人，李登辉实在算不上君子，为什么替他抱怨我们不以君子待他呢？这种行为作风的人，如果不常敲打着他甚至惯着他，那么毫不奇怪他就能变成石友三、殷汝耕那样的人，这个规律几乎无一例外。表面上看这是政治规律，仔细了看：这近乎于他个人的规律。 李登辉应当明白：以地区首领之尊，而玩弄连我这样的草民都看不上眼的伎俩，凌辱加身是正当的。不管是“特约评论员”也好，还是我们这样的小民也罢，都代表着一般中国人的心情。不要抱着你内心狭隘的“情结”不放，不要把你内心的秘密付诸政治实践，——秘密是你自己的，你可以在家里跪坐榻榻米，喝饮清酒，醉唱《姿三四郎》。但白天上班时你就要正正当当做一个中国的政治家。你可以不跟中国人交心，但你切不可以政治家之尊，丧心病狂地跟日本人交心，要注意影响呃。你的非理性教我们怀疑你将来的自制力，所以有人预先高呼要把你扫进“历史垃圾堆”，也并不十分委屈你。 因为最重要的在于，中国不会重演春秋战国。如果说一百个中国人中还有十个人对帝国主义的“温情”和“善良”抱有幻想的话，那么那幅座山雕式的秘密地图会把残存的阵营再瓦解一大半。我还要说——连西方人对这事也没抱多大希望，这也是王晓东先生提到的那位记者承认了的。 那既这样，为什么我们还要秫马厉兵呢？因为不抱希望并不是说不希望如此，一有风吹草动他们会帮着使劲的。所以善良的中国人切不可抱存幻想，也切不可大意。因为中国像李登辉这样的大有人在，从里头杀灭起来可是很厉害的。 所以要“丢掉幻想，准备抗争”。 1989年，两位卓越的日本人写了一本引起争论的书《日本可以说不》，他们在该书里向美国在日本的特殊优越地位提出了质疑。 如今，中国也出现了同样的事。 五位年轻的中国新闻工作者和诗人合作写了一本书——《中国可以说不》。这本435页的书主张：中国应该对美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扩张予以反击——与俄罗斯结盟，为中国的发明创造要求专利权使用费，甚至使用军事力量收复台湾。 31岁的新闻工作者宋强说：“美国企图破坏中国成为经济超级大国只是一个梦想。”《中国可以说不》是仿效日本民族主义政治家石原慎太郎和索尼公司前董事长盛田昭夫所写抗击美国的书——《日本可以说不》而作的，宋强是这本书的主要策划人。与日本作者一样，宋强说：“我们想发出一个警告。” 如果这本书所写属实，美国正进行着一场异常重大的遏制中国的阴谋。让我们来看看书里是怎么写的： O美国成立了一个“反中国俱乐部”，而且正在吸收其他国家为新成员，其中包括日本和越南。它们反对中国对台湾以及南中国海之南沙群岛的领土拥有主权。 O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经开展了一场暗中破坏中国社会稳定的运动，他们传播教唆怎么做爱的小册子，怂恿中国青年一代进行性行为。 O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主持人康妮·陈与美国的反中国势力同流合污。她在报道中指控中国移民是北京政府的间谍，以此来展示她的“黄皮白心”。 O摩托罗拉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其它美国公司因向中国转让三流技术而繁荣，好莱坞则将宣扬暴力和个人主义的影片(如《真实的谎言》)输送到中国，进行“文化侵略”。 《中国可以说不》在描绘美国对中国的强硬态度的同时，提倡中国应采取更为强硬的反应：反遏制战略。此战略包括与俄罗斯结盟以及联合抵制美国小麦和其它产品。另外，与最近美国要求中国尊重美国版权和专利权针锋相对，该书提出要求美国应因使用中国的伟大发明(包括造纸术和火药等)对中国予以赔偿。 更惊人的是，该书认为如果必要的话，中国应该不害怕发动战争以收回作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台湾。宋强说：“在某些情况下，中国的对外政策过于软弱。” 这些主张引起了读者的极大反响。据发行商说，五月底零售书商在几周内将第一版发行的50 北京海淀人文书店的销售员盛雪玲(音)说：“人们喜欢这本书是因为它主张中国应该强硬起来。作为中国人没有人愿意看到中国被欺侮。” 尽管许多中国人可能对美国不满，但是他们似乎仍然推崇美国。到美国留学或获得美国国籍仍然是中国人普遍的梦想。中国人对麦当劳快餐店趋之若骛，热衷于观看美国影片，例如《廊桥遗梦》。甚至该书五位三十出头的作者，也承认他们穿牛仔裤，用美国AST公司制造的电脑，以及抽万宝路香烟。 尽管如此，该书还是拨动了许多中国人的心弦。以30岁的马某为例，他说他喜欢这本书，因为它描述了他和他的同胞在对美国感情方面的转变：由尊敬而愤怒、由友好而仇恨。他解释说：“这本书反映了中国的民族感情。” 我记得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写道：元朝灭金后，将俘获的金国王公大臣们送至南宋首都临安，南宋的那些忍辱负重已久的大臣们终于找到了个非常安全的表达对君王忠诚的机会，他们慷慨激昂地诟骂着那些倒楣的亡国奴们，厉声叫道：“还我二帝！还我武穆王！” 但好像至今为止，没有人直截了当地对我们说：“你们隔着海痛骂美国、‘敲打’日本、讨伐台独，当然很安全啦。你们有没有这样的胆量，跳起来对自己的政府说不呢？” 如果有人胆敢这样问，那么，他不是一个施虐变态者就是一个十足的混蛋。 但有一些中国人确实对我们认同了国家的立场、认同了政府的某些见解而感到不满。 难道说：我们同亿万和我们一样在经济界、学术界、司法界、新闻界、军队、警察机关过着正常生活的人，认同了合法政府的法律、规章和某些见解，我们就注定充满了奴隶性？难道说我们营造个人幸福、忠于国家职守，我们就是反对民主、进步、自由的人类异端？ 难道我们非要无视这种在现行国家政治秩序下有安全保障的生活，非要去煽动社会仇恨以求得刺激和变化的快感，去以不负责任的“激情”来搞乱这个国家，从而让那些郁郁不得志者获利，我们才是“敢教日月换新天”的人？ 怎样的生活方式才是一种令人尊敬的生活方式，是疏远现实或者反对现实，还是关心现实并积极参与到为这现实更合理更美好的积极变革之中？ 我赞成奥地利前总理克赖斯基对民主的见解，他认为民主就是逐渐地消灭特权的过程。我认为中国青年不仅需要无所不在的国家性的民主，他们更需要支持一种全球性的国家之间的民主。尤其在二十世纪末，人类竞争——在目前世界形势下以国家竞争为主要外在形式——已经临近冲刺阶段，这种国际民主已经是中国及第三世界国家呼之欲出的强烈愿望。 国际民主要求尊重每个民族独立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力，国际民主要求结束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训政”期，在我们眼里——发展中国家做了发达国家一百多年的小学生，正如毛泽东所说：先生总在欺负学生，而这老师身世并不清白，盘剥学生，凌辱学生，动辄还说：“我打你，是为了你好。”——这一切倒也罢了，主要是学生们懊恼地发现：这先生根本不打算让学生毕业！而且，对其中不肯按其教学大纲生吞活剥其价值体系的学生，露出狰狞杀手面目，轻则打板子，重则颠覆扼毙之。这可以说是百余年来国际斗争的基本特点。 国际政治的人情淡薄，是各民族国家抵抗意识增强、民族主义情感高涨的最大原因。 而这些先生却站出来宣称这一切是落后和愚昧的，他们要我们对西方特权不置一辞，而且必要时还为他们帮腔，甚至于充当他们的十字军，向我们赖以生存的国家秩序开战！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所谓“人民有权说不”。 人民到底有没有权利说“不”？我认为人民首先有权对一切割裂我们家园的企图说“不”。马丁·路德·金说：“即使我们的运动需要清除缺陷甚至罪过，那也不需要压迫者来教我们！”人民首先应对危害祖国及民族尊严的企图说不——这就是我们和部分中国人的根本分歧。 当我们深深地沉浸在祖国的秩序、祖国的方言、祖国的女人、祖国的菜系、祖国的欢乐、祖国的烦恼之中，当我们成为祖国经济的受益者、祖国证券的大赔家、祖国球市的博彩者、祖国国债的拥有者、祖国失业金的领取人——甚至当我们成为祖国的偷税人、祖国拘留所的羁押人和祖国现实的愤懑者，我们也从来不曾变成祖国的离心势力。 当我们同那些如今被我们所唾弃的“民主化”人士在同一个思想街垒中战斗的时候，我们也从未视自己为祖国利益的背叛者。正如你们所看到的——大多数和我们一样振起手臂对美国说“不”的人，正是当年曾经对祖国的秩序说“不”的人。 尽管作为人类终极价值探讨者和关注者的我们，同大多数淳朴的中国百姓存在着思想上的距离——我们承认：精神的发达和现实的孱弱产生的矛盾痛苦普遍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之中。但我们认为：对现实的不屈服绝不表明你将归隐市中、或表明你将成为对现实施放暗箭的侠客。今天的我们，不再以汇入社会洪流、服从国家利益、认同政府立场为耻辱，我们视中国的增长为我们的增长，视中国的痛苦为我们的痛苦。——即使我们对现状有所保留，即使我们对终极价值的热情不曾有过逊减，但我们必须归队。——纳尔逊·曼德拉获释当天深夜，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部以其名字冠名的故事片，影片的开头是黑人被赶进隔离区，广播里则说：“我们骄傲地宣称——我们所做的一切，体现了达尔文的观点。”而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曼德拉在法庭上的那段演说，他谈到他对英国议会制度的无比倾慕；但同时他又申明他必须作为一个民族解放战士而斗争。一个民族的革命斗士同一个英国议会制度的倾慕者似乎是矛盾的。但他必须尊重人民——有时候人民的迫切需要和少数知识分子的意趣是大相径庭的。同样的，一个政府也不能仅以少数知识分子的意趣来左右国家的方向。 人民有权利对冒险家们说“不”，对某些人盼望的政治动荡说“不”——同样人民当然有权利对中国现实中的惨淡一面说“不”，对西北的贫穷、西南的产业危机，对一切一切看得见摸得着的中国的困境说“不”。 民主对中国人民来说目前应赋于这样生动具体而丰富的含义：每个农民都能不受任何困扰地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化肥和种子，他们的收获应有专项基金的保障；每个市民不再受到傲慢的低层官员的冷遇，他不会被政府办事员无礼喝斥：“一边去！没见我在忙着吗？”一个正直的会计不再会因她的责任心和正义感而被承包经理打击报复；人们再也不会看见醉醺醺的警察从餐馆走出来招摇过市；急症病人不会被抛弃在医院的走廊上，而值班医生却没完没了地对电话话筒絮叨情话；不会再有贿选副镇长的事情发生；居民区的臭气薰天的垃圾不会因市长的亲自关照才被搬走；不会再有任何折磨人的事情发生：排了四五个小时的队购买火车票的人临到售票口才听说：“下班了，明儿再来！”…… 谁说中国人不需要民主？他们就像需要空气那样，随时随地需要呼吸着民主。 这样的民主才是中国现实大地上当前最需要浸润的民主。 相反的，他们绝不认同那种“私有化管理局”官员皮包里夹带的“民主”。 也绝不认同野史作家们披露《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的传播谎言的“民主”。 “人民有权说‘不’”论者的实际声音是——那些曾经威风一时的时髦人物有权代言人民向中国政府说“不”。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说不)一书出版前的几个月里，美国国会流传着这样一种批评，一些议员认为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还是嫌软弱了，他们喊出美国要坚决对中国说“不”的口号。 得知这一点后，我们很惭愧：看起来我们需要加强学习，不再学习如何得了？你看：什么事都比别人慢了半拍。 我想还应该向对美国抱有幻想的先生们提供这样一条资讯：美国议员们声色俱厉地讨伐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使用的称谓并非“中共”或“中国政府”，而是“中华民族”。 美国人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习，他们毫无羞羞答答的作态，明确无误地告诉了世人他们反对的是什么。好，我们也将明确无误地表明：我们支持什么。 海外有评论说：“看来中共92年以来发起的爱国主义教育已经奏效了。”他们指责《说不》的作者为“中共第三代领导代言”，充当“中央霸权的最后一道防线”。 爱国主义在公民当中往往是以无意识的形态存在。只有当外国势力干涉我们的统一，毁坏我国人民的经济梦想，污蔑我国历史和民族英雄，对我国人民追求正当的国际上的利益横加指责。爱国主义者才会呈现鲜明的意识和坚决的行动。爱国主义在普通中国人那里，永远是他们面临国际事务错综复杂变化的“第一道防线”。 中国人有资格对中国事务发言，他们比那些通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通过北京某处传出的“高层内幕”，通过汉学家们了解中国的西方政治家更有资历。他们的资历决定了他们有权决定目前更应该对什么说不。 说“民族主义在大陆还有市场”的人的口气，就像说“封建迷信在农村还有市场”，“法西斯主义在部分德国青年那里还有市场”的口气一样。 即使民族主义思潮掀起的对抗意识以及后果给合作带来什么负值效应的活，那也不是民族主义的错。就像世界上许多民族处在人类竞争的落伍境地——并不是这些民族本身的罪过一样。 我们看到：当某些民族在远远落后的境地无暇也无权索取国际权利配额时，在这些民族身上占尽了便宜的西方往往开始卖乖——我们知道西方国家曾经援救戊戌六君子和支持中国近代的光绪皇帝；我们也知道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志士们曾经得到过日本政客的支持；我们也知道四十年代美国政府曾有一个计划，援救中国处境危险的民主人士和正直的大学教授，使他们免遭李公朴、闻一多那样的命运。 但是，当中国情况已经极大地好转，当我们已实现八五奔向九五——并且迫切需要美国更多更大的帮助时，正如我们看到的——那一系列的乔模怪样就接踵而来了。 就像做生意一样，如果我只是一个小老板，我会在你这里毫无关碍地得到批发和照顾，你时不时地关心我大太喜欢什么样的口红，我儿子爱吃哪种类型的巧克力，并每次都亲切地托我代你问他们好，并要介绍你的儿子跟我儿子做朋友。你绝无任何虚情假意，甚至你会真切地为我家里的丧事而悲苦。——但这一切正如你后来对我的咆哮一样真实，当我有了一些积蓄，准备承揽一部分批发业务扩大我的经营范围，你开始有点撑不住面子了，当我一如既往地向你开订单，并告诉你订单上已经有些变化时，你终于借机拍案而起了。 不仅如此，你开始对我的伙计们散布谣言，说我其实想毁掉生意，你开始雇人截住我的货车，对新闻界说我有非法经营行为，对我的客户散布我想阴险地吃掉他们的谣言；不肯结清你对我的欠帐，阻止我去收别家的帐。最恶毒的是、你对我家里人说：我的利益和他们的利益是不一致的。而我家里的人并不买你的帐，我家里的人反问：难道我的利益是跟你的利益绑在一起的吗？ 我同意这样的见解，即使中国将来选择了西方民主政治道路，西方也永远不会跟我们建立纯洁无猜的伙伴关系。 那么，我们的那些还有浓厚西方民主思想的伙伴们，你不把你的利益和祖国、民族的利益联系在一起，难道你会执著地认定：美国的利益才和你的切身利益绑在一起的吗？ 所以我们应该归队——我们信奉中华利益至上。 中华利益至上，并不仅仅出于东方式的良好的效忠传统，而更多成分是出于对美国政治家眼中“中国卑下”的回应。 中华利益至上论者将视一切对中国的厌世者的“拒纳”为必要，这些厌世者们从未认同过中国人民的利益为他们的利益。事实表明，他们比起一般的“政客”、“政商”们还要道德败坏，这一点连他们自己都并不讳言。一位斗士在海外笑着说：“流氓无赖们也可以建立一个好的制度。”而另一位访问学者听不下去了，回敬道：“一个好的制度可以容纳流氓无赖们的存在，但我不相信——流氓无赖们能够建立一个好的制度。”元曲里唱得好：做甚么换了个名字叫“汉高祖”？为了搞垮，搞乱中国，美国人的举贤标准和康生是一样的：“是乌龟王八蛋也要支持。”例如他们就在支持着中国的法西斯分子。还有，柴玲在那里说：她准备用很多人去流血，但她本人不想流血。——很快就有人在那些惊异的海外中国人面前为柴玲打圆场：唉，她只是一个小姑娘。问题的关键是：她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小姑娘嘛，她是要搞政治的。搞政治的人有这样的心态，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情。——葡萄牙人民当初没有选择库尼亚尔是正确的，一个在大牢中几十年，怨恨地等待未来的领导者，一个长期脱离了本国实际的人，他会给已经扑朔迷离的祖国带来怎样的不可捉摸的色彩？中华利益至上论者要求一切聒噪者安静，中华利益至上论者不压制个人欲望——相反他们认为非祖国的势力最终将压倒扑灭一切个人追求幸福的欲望。我们赞同国歌中告诫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种国家情绪的表露不纯是“居安思危”的遣词，而是植根于历史和现实的一个无比准确、感觉到位的判断。中国的近现代史是一部充满晦气的历史。当中国出现现代化的晴空时，我们再不能容忍外界或本国的恶毒诅咒。“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的，我们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向世界经济大国冲刺的关头尤为这样。 奢谈人类利益至上或者悬空的“人民权利至上”是无视现状的蛊惑。 是应该到了这样一个时候了：我们应停止嘻闹，告诉大家是与非、对与错。谁也别想跟我们皱紧抬头纹：“干吗？谁比谁傻多少”？谁也别再试图以厌烦的、不屑讨论的神色博得闲人们的喝彩以期成为公众明星。一切严肃的问题迟早将来临，一切严肃的空气将升腾，当戊戌变法百年纪念即将来临之际，回想起中国曾是一个最遭罪最无光彩的世界大国，我们应有一种直言不讳的态度。 像日本这样的开放时间比我们长、国力比我们凌锐的国家，都能够涌现出那样众多的民族主义殉难者和民族权益狂热的索取者(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待日本人维护二战期间日本形象倔强得近于蛮横的态度，再反躬我们自己薄弱和麻木不仁的国家意识)，作为中国人，我们是否能学会得敏感一些？对权益变得计较一些？或者我们的感情色彩再浓一些？再多一点血色？ 前几年看某报纸载登了一则新闻，印象很深刻，某地放映《屠城血证》，(质量一般，画面挺残酷，我对其中一个镜头很有意见，那个反映日寇将中国人塞入麻袋活活烧死的场面，导演用了一口猪或别的什么动物——肯定是动物——置入麻袋中浇煤油烧着了。不应该虐杀动物，西方这一点做得比我们强，他们有法律规定不许在镜头上虐杀活物以寻求真实效果，这一点上，我们的导演可谓是格调过于低下了，这是闲话，按下不表。)观看电影的几个高中生则在放映过程中呱呱呱大放厥词，当影片演到日本军人强奸中国女护士的场面时，他们又在叹息镜头太短、太不够味了。这时，一位中年人忍无可忍站起来扑向他们——看起来似乎是一场普通的殴斗的事件，中年人似乎也触犯了治安条例，但这桩事情透射出的严肃色彩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凡事就怕“认真”二字，这件事的内在动因就是认真——一种情绪的认同和严正的历史观，而这种认真又是我们长期以来所欠缺的。凡是有了这股认真劲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鲁迅就赞美过日本人，说日本人是一个很认真的民族。而我国的这种风习不知是从何时开始盛行的：在人们眼里，认真的往往是乡下人和循规蹈矩的老工人，而年轻人一夜之间都成了微服出行的贵族，当美国民众狂热而单纯地崇拜他们的战斗英雄和奥运冠军时，我们不妨想一想：怎么偏偏是生活在不发达国家的中国人有那么多玩世不恭的东西？怎么偏偏是我们有资格对一切都无所谓？什么事你跟他较起真，他会“嘻——”冲你一乐，弄得你不知如何是好。这是不是一种长期以来的时髦？——如果是的话，今天，它应该被斥之为“贱民”的时髦。 对规律、秩序的敬畏不仅是美德，而是一种智慧情怀。 今天的我们应多提倡“中华利益至上”。 题目并非标新立异，也无意以语言的多重性和语言的潜力为作者的观点张目。 我认为题目所指出的是现存的不容回避的事实。 所有的西方记者和港台记者都以忧愁的神色询问我们这样的问题：“和平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潮流，全世界都在主张以对话代替对抗。你们却在这个时候表达出这样的观点和这样的情绪……” 意思是说我们在“逆世界潮流而动”。 他们特别指责了这样的语言：作者对那些传统的反美国家和著名的反美运动毫不掩饰的欣赏之情。 作者针对台湾问题告诫国人要有“准备打仗”的豪情的言论。 这样的语言片断—— “假如使和平成为不可能，那么，我号召人民记住仇恨。 “我还记得早年间的那句话：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 等等。 张藏藏曾经反问过：“如果对话成为不可能，那么，你要我们怎么办？” 是啊，打了我的左脸，我还得把右脸伸过去，以求得对方的满足，这才算是符合了全世界“和平、对话”的潮流？ 事实上，近现代史上的中国正是一次次这样做的，但换来的却是愈演愈烈的殖民化。 我们从未因“历史的教训”而变成以冷酷目光看待国际关系的偏执狂。就如我们同样看不起那种因在生意上受过骗而转过来以更疯狂的欺诈对待别人的人一样。 我们深深明白人类的犯罪大多由于不幸的原因，因此我们不因我们的不幸或被朋友欺骗，而对别国采取报复的态度——尽管人民有时出现了呼吁报复的声音。 这就是我对二十年来中外关系中中国形象的评价。 当一位权威人士告诉我：从未有一本中国书像《中国可以说不》这样激起西方如此强烈的震动时，我首先的感觉不是自我膨胀，而是真切地感到无比遗憾甚至——有些悲哀。 难道不去发出对抗的信号，中国的图书就不能在西方赢得一席之地？ 难道只有会引起“黄祸”恐怖联想的中国小书才能换来西方的关切？ 看来中国真正有价值的作品是如此寂寞！ 直到中国开始说“不”了，他们才匆匆忙忙地找来，开始表白自己没有围堵你的意思，没有漠视你的权益，希望说服我们，跟我们多一点沟通和探讨，或者至少对他们政策有一些印象。这种因说“不”才发生的围观和议论，难道是人类大家族之间交流的正常形态吗？ 我又想起了赫安雷(他曾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那段不阴不阳的话：“你要知道，他们对你们中国是不感兴趣的……” 实际上我有一种被伤害的感觉，因为他这句话的意思好像是我寄希望他们感兴趣似的。我本可以说：“我对他们也不感兴趣！”但我不能自欺欺人，我们为什么对美国，对日本说“不”，而不提出对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对洪都拉斯和塞内加尔说“不”呢？ 几位海外学者评论我们时都用了一个名词，一个被你为“羡憎交织心理”的名词，以此来解剖中国青年愤怒情绪的实质。这个名词勾起了我极欲去“拿来”并以此来观照我国青年情绪的冲动。 以我的生活经验，我觉得我们本国社会成员之间的“羡憎交织”是近乎一种变态的仇视心理的，一句活，就是俗你的“红眼病”。看不得你强，看不得你富，如若你爆出一两桩丑闻，那就请你看着吧——哼哼！你不失足我们尚且放不过你，何况你又有一两档子事攥在了我们手心里呢？ 这样的“羡憎交织”实际是一边倒的，对人类部分成员的领先是仇视的。 我们不回避中国青年有对美利坚合众国的“羡憎交织”，但这绝非丧失了风度的。可以被取笑的情绪。 因为我们的爆发点从未有任何倾斜，相反地，这是对以往倾斜的矫正。有一次，我因故经过北京使馆区，从车窗玻璃看出去，街区幽静，绿树成荫，楼舍雅致，这是一个多么与世无争的、充满着交流意趣和温馨的地方！然而就在这个街区，曾上演了一幕幕让我们痛心疾首的小节目。七十年代未，一个疯子因“抗议中国入侵越南”而窜入某国使馆，被使馆人员摇着头劝了出来；八十年代，亦有为数不少的中国女孩子戴着亚麻色假发、描蓝了眼睛往里头混；九十年代，有更多的中国人冒着寒冽的晨风，从街道的这一头排到那一头——看来美国人也学会了中国和东欧式的以排队折磨人的大手法——排了若干小时队伍的你也许只能迎来这样的结果：十几秒后，所有的申请和资料被“啪”地丢还给你：拒签，无须任何说明。美国人的“国营风范”有时候做得比我们还彻底呢。 我也经历了不少的“交流”的不美妙处，比如美国驻华大使馆总机的接线员——从口音推测，她应该是中国人——她对同胞表现出的极端不耐和傲慢，使我联想到那些曾在电话中表现出惊惶、辛酸、抠嗦和蔫头蔫脑的众多中国人。 是的，“羡憎交织”容易流于卑琐的痛苦和无望的反抗，我们应检验我们的一切观点，是否流于意气用事？是否因正义的反抗而遮掩了对文明进步的渴望？ “羡憎交织”点明了我们的状态：如果我们沉湎于小国寡民的“无为而治”，我们就不会“羡憎交织”了。我们干吗要对美国说“不”？莫非我们一定要等到以火海血海为代价，把民族拖向凋零和灾难中，《中国可以说不》才能显示出尊严和价值？ “羡憎交织”表达了我们的原则一一“真理是我们的母亲”。“羡憎交织”表现了壮志——我们要追求适宜的地位的愿望。 从言辞上说：对抗与对话丝毫不矛盾，特别是“对抗性”的“对话”，或曰强硬的对话，如果这样澄明名词上的差别与共同点的话——我们的辩明就没有多大意思了，我会自责我在搞语言游戏。但是这样的澄明应该是有意义的：难道中国只肯说“Yes”或中国只肯说“嗨依”才叫“对话”，而中国出现说“不”的声音则是对抗吗？ 我主张对抗也是人类交流的重要形式。 军事上称“停火”为“双方武装部队停止接触”。接触就是一种对抗，这是冷酷而又真实的结论，但可以用它形容中美关系中“尔虞我诈”——确切他讲，应是“我虞尔诈”的真实层面。 这种缺乏信任感的鸿沟一天不弥合，中美之间的麻烦就一天不能解决。坦率他讲，我们对前景是低调的。说出这一点来没有什么不好。 当年毛泽东无可奈何地对杜聿明说：“你们一定要打一打，就打一打好了，总而言之你们是要被解决的。” 互相打斗一下，会增进双方了解，也可能加快问题的解决，这个道理很简单。假如我们不肯说“不”，我们哪能够获得这么多的交流机会，长这么多的见识，哪能够对中国产生这么多的严肃认识？ 听一听这样的足以让我们大开眼界的问题吧： “我们可不可以批评中国？既然当时中国参予制裁南非都不认为是干涉内政，那么你们有什么理由指责西方批评你们的西藏问题是‘粗暴干涉内政’呢？” “为什么要特别指责日本呢？日本怎么没有权力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日本是核武器的受害国，日本对中国核试验的制裁措施是有情可原的，凭什么就这一点说日本加入了反华大合唱呢？” “中国人可以表达对美国年年审议中国贸易最惠国资格的厌烦情绪，那么日本人为什么不可以表达他们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纠缠历史问题的反感呢？” “为什么二千一百万台湾人民不能自主决定他们的命运？连北京中央政府都要协商，你们为什么要煽动以武力解决呢？” “你们不了解情况，你们不知道美国袒护以色列轰炸黎巴嫩平民是为了照顾国内犹太人集团的情绪，它的外交政策当然要根据美国各阶层利益的声音来制定啦——” 等等，诸如此类。 这些问题大大有助于我们思考的上升。 是的，可以批评中国，欢迎批评中国。“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思维方式已经过时了。我们承认：有时即使出于恶意的目的所发生的批评，也并非不值得重视。当我在那里抨击着西方记者不负责的新闻方式时，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女电视记者夏赐珍问我：“难道我们不可以批评中国吗？”是啊，她问得没有错，她和她的西方同行们的新闻自由，我们有什么权力干涉？我们有什么资格要求他们把摄影机镜头对准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场面？——但是我们要说了，批评(甚至谩骂)是一回事情，嘴长在人家那里嘛。你既做得，莫非还能挡住别人说？说得不对我们可以反批评。但制裁又是另一回事情，制裁一个国家有其国际法的依据，怎么可以把旧南非的种族歧视这样悍然的反人类罪行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政问题相提并论呢？看来BBC电台这样的权威级新闻机构，它的记者也存在着欠缺知识及再培训的问题。狄德罗这样严厉地批判一位庸俗画家，他的原话大意是：那个画家甚至不具备煽动观者色情意念的技法——这评价可谓刻薄到底了。每当我们听到美国人陈腐的说教，我们的感觉就如受众对低劣的画作的感觉，——即使我们可能格调低下，易于受人诱惑，但我们仍未被诱惑。 即使是回避了真理，以言辞和逻辑上的互搏从事对抗，他们的语言也绝非我们语言的对手。有时候我甚至怀疑，他们的语言究竟有多大的文学潜力同我们“对抗”。 我们不会因纯语言要素的偶然取胜而沾沾自喜，甚至回想起个别靠语言而摆脱了纠葛的例子，我们会感到十分惭愧。 所以我们更多地偏重于事实的交锋。 台湾问题就是这样的。 《经济学家》摘了我的话，说我说的“台湾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如北爱尔兰之于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并称英国舆论批评我的比方是错误的。我想，假如错了的活，可能是因为两种原因。 第一种原因，那就是我犯了个原则性的错误：也许英国人并不认为北爱尔兰是大不列颠的天然组成部分，英国政府同新芬党的谈判并无前提，容纳了北爱尔兰脱离英国自主决定政治前程的可能性。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是我太多情了，可以向北爱尔兰人民道歉。 第二种原因，英国人认为北爱尔兰在现实中归属英国，而台湾在“现实中”并不归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英国人认为台湾可以“独立”而北爱尔兰不可以寻求别的归属或者独立。我不知道新芬党前身是否是“替天行道”士兵党，但应该说民族意识是很强的。我想假如是第二种原因的话，就不是我们买不买帐的问题了，而是爱尔兰政党买不买帐的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必要在道义上支持英国寻求同北爱尔兰的“永久一体化”，不干涉内政足矣。但英国可得记住：同中国的建交公报可是有先决条件的。 我记得我们之间谈论较多的是英阿“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战争”，本不应该这样比较的——这样做倒是把话题复杂化了。简洁地说：台湾已不是外国殖民地，它的问题来自内战后两派中国人各居一方武装对峙的历史，但仇视双方从来都是高举一个中国的大旗的。其次，平心而论，加尔铁里将军的军政府“收复”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义举有些矫情——马岛上的英军不足一连，阿国内也有政治危机，明摆着是故意小题大作(但阿根廷对马岛的主权要求原则上是对的)。台湾则同马岛不同，她的重要地位和她的离心趋向成正比，她一直是令中华民族火急火燎的心头痈症。她的经济发达——有最好的轻工制造业和第一流的电气化铁路，拥有最可观的外汇储备，但这外汇储备因两岸中国人的内耗而流向不该去的地方；她的人口茂盛——包括着中国最好的工商人才和农业专家、最好的研究所和出色的演艺界；她拥有装备精良的武装部队，未来的中国将拜托这支部队维护东、南海域的国家安全，而不希望她在内部战争中被剿灭和彻底解除武装。未来的中国不能没有台湾，不管哪一届的中央政府放弃对统一的谋求，都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如若按照《经济学家》的提问，似乎只有“台独”方向才是台湾人民自主决定的，这也是一种有色眼镜。摊开来说：没有哪一部分中国人有权决定“台独”，台湾居民没有权力，大陆人民也没有权力。这应该是一个永恒的法则，哪个时代的人民都无权背叛祖先的誓言。这种东方哲学的必然结果，当然是西方选民们无法理解的。 北爱尔兰要出去，让她出去好了。 魁北克要独立，让她独立好了。 但是别指望西方的政治范本会令中国人去效法。 每个民族的政治选择都有她自身的利益考虑。这一点，西方不能代中国说话，而中国嘛，“中国谁也不想领导，中国只想领导自己”。 这一点，我倒是非常欣赏美国外交官柯修婉的坦率，她承认了美国有她迫不得已的利益——如犹太人阶层，如两院院外集团的影响。她诚恳地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对待美国院外集团方面不能太消极——免得老是看见台湾政治势力的代言人在走廊上晃来晃去。 如果没有抗议，这些实话怎么掏得出来？ 多了解真相是大有好处的。 记得当年宋子文飞往莫斯科索要权益，斯大林坦白地对这位公子说：你若自己有能力，就别来求我；现在是你们没有这个能力，来求我们帮助，就不要提那些废话——又不是我找你来的。 这话中透射的冷酷的“真理”让当时的四万万中国人惊心，什么“世界四大强国之一”，一对抗全戳破。 斯大林的教训对中国人并非没有好处。 然而今天当美国傲慢的政客们旧话再提，说什么要教训中华人民共和国，说什么要让中国人晓得：到了节骨眼儿上，美国不是吃素的，那么我们还是老话：愿意奉陪。 这个世界不再是负气的世界，到了节骨眼儿上谁都会心平气和下来的，不是中国人心存侥幸，而是中国人尊重规律。 历史注定不会再发生可笑的事件了。当年石勒本不欲灭掉“汉”帝国，但是“汉”帝国派骑兵追杀了石勒的和平使团，并向石勒下战书。石勒哑然失笑，道：“上苍要消灭一个人，那么注定谁也救不了他。”石勒拿起马鞭指着文武百官：“别再劝我，谁再劝我跟谁急！”文武百官齐呼：“万岁圣明，我们不劝！” 非理性会导致什么，这个故事表露得很明白。 冷战结束以来，从来都是美国在扮演撩拨中国龙须的角色，今天这里叮一下，明天那里惹一下。而中国就像睡狮赶苍蝇一样，抖一抖鬃毛，拂一拂爪子，急眼了顶多低吼一声：“一切严重后果概由美方负责……” 这已经是够温柔敦厚的了。 而美国方面却说：“不理睬就是对抗。”这种霸道语言，已经从外交辞典上消失了好些年头，而这一次用上了，乖乖，用得好，用得妙。 那么让中国睁眼吧！ 《亚洲周刊》社论批评我的那段话——“下个世纪，中国的怒吼将成为多数，中国思想。中国经营能力的当量将深刻影响世界……并将成为领导人类思潮的唯一力量。”《亚洲周刊》说：“如此自夸的语言还是少说几句为好。”我知道这位仁兄是好心，大了说：是为中国好；小了说：是为年轻作者好。但这话得这么看，下个世纪还长呐，还有整一百个端午节呢，风水轮流转，谁又能断定：下个世纪的风水宝地不是中国呢？况且，盛唐时代也不过三、四十个年头，所以这个意识不是能以“自夸”给喝住的。我虽不是刘伯温，但允我再自夸几句：熬年头，比资历，论道德，看纹路，也该轮到中国了。 “但你没有我们的切肤之痛……” ——接受德国《明镜)周刊记者JORGEN KREMB采访(摘录) 记者：据我们了解你们没有去过美国、日本、也没有去过台湾… 宋强：尽管这个问题所有的西方记者问过不下百遍了，但我还是愿意回答。我承认五位作者没有去过美国、日本，连国境线边儿上都没走过，但我们还是写了这样一本书。这不是一本批评美国国体、制度的书，也不是论证中国怎么怎么好，美国怎么怎么不如咱的书，如果是那样一种内容的话，未免也太可笑了，这是一本就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发表看法的书，首先得搞清楚这一点…… 张藏藏：从您的问题中我看到了普遍存在的一个误区——这不是一本有关美国的留学回忆录或美国游记。这本书就是讲中美关系，我们每个人都置身于中美关系之中。所以请不要在资历上检视我们，况且我们也不害怕检视。 记者：你们在书中说西方想遏制中国，据我了解，其实西方是想帮助中国。 张藏藏：帮助？你是搞新闻的，应该比我更了解情况。想必你也常看《时代》周刊，上面曾刊登过克劳特哈默的一篇文章《我们为什么必须遏制中国》。类似的言论不胜枚举，就更别提实际的行动了。有这样的帮助吗？ 记者：我认为美国。德国和西方同中国产生矛盾，是因为西方对你们的人权状况有担忧，想听听你们对中国人权的看法。 张藏藏：我直言不讳地告诉你：我部分认同了中国政府的人权观：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和发展权。考虑到德国的人文理念。德国的哲学和德国的法西斯传统，你们自然会对“人权”有比较深邃的看法。 记者：尽管德国在二战中的所做所为，也犯下了像屠杀犹太人这样的罪行，但是我们做了很多赔偿，也有很多道歉。 张藏藏：“但是”，“但是”什么？按照道义原则，这“但是”不该由你们来说，应该由受害当事国来说。你们只能说：“做得还不够，还应该做得更好。”——尽管我们心里清楚：德国战后的所做所为比刚才提到的日本足以赢得我们十倍，百倍的尊敬。但无论如何，“但是”不能由你们来说。 记者：我的意思是德国深刻反省了二战时期的行为。那么同样地，你们是否同意中国政府也应该反省占领西藏的行为呢？ 宋强：这未免太荒谬了！怎么可以把西藏问题同德国法西斯行为相提并论呢？ 张藏藏：很明显，我们不能同意你在西藏问题上使用的措词。我知道德国最近在西藏问题上有一些动作。我也知道西方对达赖充满好感的原因。达赖这个人风度翩翩、英文水准高，又有学问、公关形象极佳。西方人总觉得这个人代表了一个曾经是多么美好的西藏。可是你们对西藏问题又了解多少呢？仅仅以达赖的个人形象来判定西藏问题的是与非。唉，唉，西方的公众为什么如此天真？ 宋强：据我所知科尔总理曾经在西藏问题上有着同中国极其相近的看法，怎么现在全变了呢？什么时候变的？ 张藏藏：我有很多西藏同学，(念出很多人的名字)宋强也有，他有一个最好的哥儿们也是藏族。 宋强：而且不属于什么“特权阶层”。 张藏藏：我想我们应当能对西藏的历史、政治、风情民俗有一种强烈的感知，我的西藏朋友、同学都非常自然地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这个认知渠道应比你们的认知渠道有更充分的说服力 记者：可是我本人在德国曾经教授过《西藏史》，而且我在西藏有过较长时间的实地研究…… 宋强、张藏藏：唔？ 张藏藏：(笑)你教的是哪家的“西藏史”？ 记者：你们说你们有许多西藏朋友，我也采访过许多当地西藏人，他们一提到中国在西藏的治理就摇头，认为没有中国人(汉人——编者注)的西藏会更好，他们非常怀念达赖和达赖时期的西藏。 宋强：(笑)他们蒙你老外呢！ 张藏藏：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达赖统治的西藏是什么样子的，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用大量人的头盖骨做法事难道算开明社会吗？ 记者：(困惑地)什……么？人的头盖骨？ 宋强：岂止是人的头盖骨，人皮、人血、活人脑、人的内脏、人的骨殖，都被用来做宗教的法事。许多活人被抽筋、砍断手足——这些电影镜头可都是你们西方旅行家拍的。可以说(西藏)当时是一个地球上最残酷的社会，它跟后期凶残的印加帝国有一比。达赖凭什么要把民主改革前的西藏描绘得牧歌一般？ 张藏藏：当然，那些酷刑和杀戳不怪十四世达赖，那时他还是个孩子嘛，责任不在他…… 记者：但是你们的军队开进去以前，西藏基本上是一个独立国家了。 张藏藏：那怎么解释西藏领袖们接受中央册封的惯例？怎么解释建国初西藏精神领袖和世俗领袖们接受中央政权领导的签字协定？——我发现我们分歧很深，你有你的立场，我有我的民族和国家观，但我不明白，你们德国也有民族分治和统一的过程，为什么轮到中国就换了一种绝对的眼光呢？ 记者：因为周边国家有担心，担心中国将来会入侵他们。 宋强：又是“中国威胁论”！这是一种很矫情的论调。我觉得中国人没有帝国主义基因，中国历史上也没有扩张传统。如说中国人像日本那样——有过让人记忆犹新的侵略史和扩张行径，“中国威胁论”还有情有可原的出处，而现在完全是空穴来风嘛！ 张藏藏：你看，您在完全反着说。历史的基本事实是别人扩张咱们，那么多不平等条约，划出去那么多领土。而且已经无力回天了。——好了，好了，看来您对中国扩张问题有兴趣，咱们一处一处说吧。 记者：先说台湾吧。在我们看来，台湾和中国(原话如此——编者)的分离已经很长时间了，台湾人民对统一不感兴趣。就好比一对夫妻已经分居多年，婚姻关系已经死亡，那你们觉得硬扯到一起有什么意思呢？——我注意到《中国可以说不》在台湾问题上的激烈态度。 张藏藏：坦率他说，你的比喻很蹩脚。首先，大陆和台湾不是夫妻关系，它是一体的。你这个比方非常不恰当。其二，我们认为台湾问题，统一是前提而不是议题，不允许讨论。 记者：就算是一体的吧，假如一个人走路不小心，脚被汽车轧断了——我觉得台湾(对中国来说)就像一只被轧断的脚，那么断裂也是一种事实了，何必强求(统一)呢？ 张藏藏：又是一个貌似有道理的比方！你要知道，医学的使命是要尽最大可能将断脚缝合的。 记者：有关台湾的知识，我可能要比你们丰富。 张藏藏：我可能不得不承认这点。因为你在台湾呆过不少时间。让我们再用一下你前面的那个比喻吧。如果说台湾对于中国来说是一只被撞断了的腿——你的台湾的知识比我丰富——但你有我这样的切肤之痛吗？ 记者：你谈到痛，你们刚才谈到历史上日本人给中国人造成的极大痛苦。那么你们是不是觉得外国人杀中国人不可饶恕，而中国人自己杀几千几百万中国人是理所当然的吗？ 张藏藏：谁说的？宋强你说过这话吗？ 记者：我注意到有这样的危险，比如发射飞弹打台湾…… 张藏藏：打了吗？ 记者：在台湾附近海面打飞弹威胁台湾。 张藏藏：我倒是想先听听你对美国最近发射飞弹打伊拉克的看法。 记者：还是你先谈。 张藏藏：你先回答我。 记者：我希望你回答，我接着回答你的问题。 张藏藏：好吧，我认为对台湾离心主义势力的威慑是必要的，我支持这种国家手段。如果台独势力失控，将局面引上那个悲剧性的方向，即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后果，那将是非常悲痛而不得不为之的选择——这一点上我同鄢烈山这样的败类有根本分歧，他说饿死做中国鬼和苟活做亡国奴之间，他宁愿选择后者。我还愿意谈一谈台湾问题上我个人的见解，我个人觉得最严重的局面会是用军事力量封锁台湾，谁都在避免流血。 记者：亡国奴？台湾问题有这么严重吗？ 宋强：一个没有台湾的中国就不能称其为中国，台湾一旦独立而中国政府束手无策，那么一系列恶性反应将接踵而来。 张藏藏：你现在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记者：我认为事件的起因是伊拉克人飞进了禁飞区。 张藏藏：在一个主权国家设禁飞区是有道理的吗？ 记者：但是这个符合联合国决议…… 宋强：那你就可以多想想关于台湾问题联合国的决议，还有波茨坦公报以来的国际条约、宣言对台湾地位是怎么看的。 记者：我的夫人在台湾，是当地人。 张藏藏：噢！是这样。但你还是德国人，所以你没有我的切肤之痛。 记者：你们说国外称你们是“义和团”是恶意的曲解？ 张藏藏：“新义和团”之说是怎么出笼的？一个美国记者问：“你们算中国的义和团了？”我笑了，说：“你说是义和团，那就叫我们新义和团吧。”其实“新义和团”说法也没有关系，就像巴尔扎克时期的小说和法国新小说有截然的不同。我们是否排外，我们喜欢外国的成就，爱用外国的产品，你看我和宋强抽烟的牌子，但我明确告诉你：我，喜欢中国女性。 记者：(笑)，我也是。 宋强：一切都不矛盾。当初我们欢呼西方价值的进入，是为了未来，为了我们的国家好。那么同样，今天我们告诉国人应该说不，也是为着我们的国家利益。这一切不会导致闭关锁国，或导致中国再回到左倾路线上去。西方的疑虑是没有必要的。 记者：我遇到几位中国作家，他们对《中国可以说不》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说：这木书的语言很不好，使用的是一种，“文革”式的语言。 张藏藏：我不知道你说的“中国作家”是哪些人，我不知道他们有几分资格来攻击我们的语言——至少是我自己的语言。我最近出版了一部小说集《每天淹死一个儿童的河》，我怀疑说这话的“作家”的语言能超过我。 宋强：我想，他们说的“文革语言”可能是指的我那一部分，是的是的！用了一些过去的语言和用词。我是考虑到使风格能够活泼起来，别那么紧张兮兮的，一个通俗读物嘛。使用一些反讽的、俏皮的行文技法，这也是一种写法！外国人骂骂倒也罢了，某些中国人也跟着起哄，这是一种“杀灭”。 张藏藏：我承认现在出现了一些异样的反应，我刚才读到一位中国作家写的一篇文章，里面有一段话挺有意思的：“近年来，你言说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言说良知和苦难；你批评谁都可以，就是不能批评王朔和王蒙；你倡导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倡导理想、道德和人文精神。”其实王朔和王蒙还是有人批评的，我觉得这话可以改成：“就是不能批评美国”——所谓，‘政治正确性”就是这么回事。这种无原则亲善美国、西方的德性很让人厌烦。(宋强插话：“臭知识分子，一点没错，就是这方面臭。”)归根结蒂表现了圈子内的“不适应”状态，改革开放十几年了，该适应了吧？既然他们把刀捅你这儿了，那我也不妨给你介绍一下部分“专家”的心理，他们无非就是认为我们分享了他们的“权力话语”——本来这类书应由他们来写的，怎么你们来写了？这一来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后果，本来他们可能赞同“说不”的，但仅仅因为“权力话语”被分享了，就挑毛病、批判，然后表示不赞成或干脆“批倒批臭”。这种怪诞的思想延伸表明了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当然这个话题属于我和宋强私下讨论的事儿。打住，打住。 ------------ 亦凡书库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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