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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中国”这一短语的策源地据说是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有些长期呆在国外的朋友告诉我，该杂志在如何对待中国的问题上有很多谋划，而这些谋划总会被拿到美国去进行现实操作。看来，英国人一边在哀叹自己每况愈下，但也认为自己的脑子还行。 也无须太过指责西方的这种举动。他们的反应确实神经质，但也不能说怎么虚伪——让我们回想一下当年美国是如何挣脱英国的桎梏而崛起的吧，英国那时候内心的屈辱和痛苦也是可想而知的。面临着要把自己在海外的最后一块殖民地——香港——归还给中国这样一个不可逆转的现实时，撒切尔夫人步出人民大会堂时不也一个踉跄、猝然倒地吗？ 有很多书籍都在谈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会在哪一个时间段内成为世界第一。虽然很多夸饰之词可能出于某种战略意图，但它们毕竟描绘了一种可能的前景。面对如此可能，西方国家痛苦、怨愤、甚至产生“遏制”念头都是自然的。问题在于，这种遏制会有效吗？如果这种遏制使中国民众同仇敌忾，并且在某些领域反过来遏制对方(也许会付出某种代价，但必要的付出我们将在所不惜)，那样的后果有多少人能准确、深刻地估计到呢？ 比如，从地缘政治的意义看，日本出于自己的长远战略意图，在日美安保体制重新定义之后，已经急不可耐地要把中国作为其在本地区最大的潜在敌人予以关注和遏制，并且借中国大陆与台湾目前的分离现实这一机会，以某种“民间行为”(当然是有军舰护航的)在钓鱼岛上又是竖灯塔又是插国旗——以此来试水温。日本的此等行为既有象征意义又有现实意义，我们决不能等闲视之。在上一本书里(按：《中国可以说不》)，我提醒日本应该“韬光养晦”，但在不少日本人(特别是那些右翼政客)心中肯定会生发这样的愤怒：韬光养晦，韬光养晦，我们韬光养晦的时间够长的了。难道还不让我们坐上主宾席？ 《星期日泰晤士报》曾这样讥讽我们，说《中国可以说不》从书名看是对《日本能够说不》一书的知识产权的侵犯。这种攻讦实在没有打中我们的穴位，貌似辛辣实则显示了该记者那种婴儿般可笑的思维。日本可以说不？中国为什么不能？中国也可以说不——“中国可以说不”里面就包含了对“日本说不”的某些观点“说不”。这是一个智慧的、技巧的、具有反讽意味的命名。所以毫不自夸地说，《中国可以说不》这个书名好，比《日本能够说不》更好。这叫借力打力。别弄得什么都是侵犯知识产权——如此下去，假使将来中国出现了疯牛病，你英国是不是也要控告我们侵犯了你的知识产权？而且，我现在又要剽窃了——你们不是一直在鼓吹“遏制中国”吗？我在这里也毫不含糊地提出，中国(包括亚洲其他国家)应首先遏制日本。 一、日本不是一只益鸟 “中国威胁论”是一种虚拟的、有深刻的种族主义烙印的理论。它的出笼既蓄谋已久又很突兀，其目的是为“遏制中国”乃至分裂中国提供依据。而日本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则有案可稽。中国有些学者指出，自十九世纪以来，日本从来就没有从根本上放弃其早巳确立的世界性战略目标——先建立自己在亚洲的霸主地位，进而取代美国在世界范围内谋求霸权。二战期间，作为轴心国的德国和日本都抱有同样的野心。我曾对朋友笑谈，如果当时是德国和日本取得了二战的胜利；那么紧接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又要开始了，那就是德国对日本。 国土、资源、人口等等问题一直困扰着日本，并令其自卑自怨、自怜自艾(我们都还记得一部名叫《日本沉没》的影片，典型反映了日本民族心理上的孤独和焦虑)，但它的技术优势及资金优势又使其具有了足可傲世的资本——这种矛盾的解决可能有多种方法。但对日本来说，由于该民族心理上的结构性缺陷，它极可能会选择最便捷的也就是武化的手段去达到目的。在我的小学时代，老师经常告诉我们日本学校是如何对他们的孩子进行“征服支那”的教育的：老师在黑板上画一只苹果，然后’向孩子提问：“这是什么？”下面齐声回答：“苹——果。”“你们知道最大、最好吃的苹果在哪里吗？不知道吧。我来告诉你们，在支那。如果你们想吃最好吃的苹果，将来就到支那去。” 日本的教育应该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既不空洞又不枯燥，真正的因材施教。小孩都馋嘴，从苹果入手才能使军国主义毒素事半功倍地注人他们的心灵。 时至今日，日本并没有完全放弃其恢复军国主义政体的努力。以石原慎太郎为代表的日本国右翼势力对二次世界大战就一直持迥异于世人的“独到”观点。首先，他们认为，胜者王侯败者寇，什么正义战争非正义战争之说全是扯蛋；第二，既然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族，那么，再去反省什么战争罪行就是一种“自虐”行为了。石原号召日本国民，必须涤清自己心灵上的战败意识。在《日本就是敢说“不”》一书中，此公狂言：“假定盟国方面没有美国，那么，日本或许早就是战胜国了。”然后，他更是厚颜无耻地大谈“中途岛海战”的所谓军事学意义。虽然中途岛战役以日本惨败告终，石原还是既不无怨忿又沾沾自喜地回忆道：“海军的机动部队如此大规模地进行决战，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只有日本和美国打过。”一副活脱脱的战争贩子的嘴脸。 由此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中国可以说不》出版后，很多外国媒体在尚未了解该书所有内容的前提下，炒来炒去，甚至断章取义地拼凑什么《说不》作者“狂言录”，并对该书所表露出的“主战及赞美恐怖活动”的言论感到震惊。中国读者能看出，我们第一不是主战派，第二我们也不是无原则的和平主义者。我们只不过赞同了在台湾问题上“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主张。《不要忌言“准备打仗”》这样的题目使得《经济学家》及《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们以一种似乎看见了食人生番的目光盯着我们，实在矫情得可以。美国的军费开支是中国的十倍，日本的军费开支也已经占据了世界第二的位置——他们难道不是在准备打仗吗？难怪马来西亚战略研究所所长诺尔丁·索比在一篇题为《中国威胁论——不公正的状词》的文章里这样诘问：为什么对中国的告发来自那些本应对率先发难持谨慎态度的人们和政治家，来自许多应该明辨是非的新兴国家呢？为什么有的国家自己做着历史上最残忍的事情却又不断对别人指手划脚呢？为什么中国经常站在被告席上呢？原告一方把不但不适合本国标准，就连朋友、盟国以及伙伴之间都不适合的标准拿来要求中国，其用意何在？中国被排斥于人类文明之外，远离文明中心，有时还被国际社会弃之不顾又是为哪般呢？ 问得好！可惜在国际舆论中，这样公正严明的质问实在太少。我们有时确会发出太多的疑惑：全副武装的美军是世界和平的需要，而现代化程度、军费开支远远落后于美日等国的中国军队却成了对现行世界秩序的威胁，这不是非常滑稽的逻辑吗？中国的本质到底哪一点是邪恶的呢？其他国家不谈，和中国的近邻日本相比，到底谁更应该被谴责呢？ 《芬兰画报》社驻中国记者林达对我们如是说：“我在中国已经十年，其间也去过美国。我承认美国媒体所刊登的有关中国的报道绝大部分是负面的——这会使美国人对中国产生偏见。但你们也不要仇美——这样恨来恨去实在不好……” 我理解林达小姐的担忧。但是，对林达小姐所说的在美国民众中的仇华情绪‘难道不需要有一种说“不”的声音来抗衡一下吗？’ 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台所做的一档叫《日本别干蠢事》的专题节目中，我们发现北京听众对日本战后种种举动的激愤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的确如此，由于美国在日本投降后采取的新绥靖主义政策，使得日本对自己所犯下的战争罪行从来就没有能以“割尾巴”的态度认真反省过。他们的那种不痛不痒的“道歉”就像是踩了路人脚说的一声“对不起”一样。再看一下、日本有多少像奥野诚亮那样的阁僚扮演了先胡说八道再道歉再辞职的角色？前仆后继，很有点神风特攻队的精神。究其原因，首先是要想在国民中使军国主义火种再现燎原之势；其二，想使其他国家对日本的翻案言行造成视觉上的疲倦。用心委实良苦，却又无比险恶。 1996年8月15日是日本投降五十一周年纪念日。但是，《日本经济新闻》在当日社论中担忧道：“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的青年之多令人吃惊。”不过，这种局面应该是日本的右翼政客非常希望看到的。曾出任过日本遗族会会长的桥本龙太郎在当上首相后，日本右翼势力的猖獗程度已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 我们可以看一看在自民党党内成立的“历史研究会”所编纂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中的主要观点：否定东京审判、把日中的侵略行为说成是“自卫战争”、“解放亚洲的战争”。在《日本就是敢说“不”》一书中，渡边升一将“南京大屠杀”一笔抹消，认定在南京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屠杀行为，而且推算南京顶多死亡四千人，这四千人中还包括阵亡军人及遭到枪杀的暴动俘虏。渡边总结道：“在一个大国的首都因战争而陷落时，出现那么一点牺牲者，不是很平常的事情吗？”全国姑且不论，不知南京人听到这样的宏论，眼中是否会流出血来？所以才有了日本的一位中学生在作文中这样写道：“日本军挽救了亚洲，他们是英雄。” 二、中国也应该“反省历史” 日本的极右势力——他们死不悔改的调门已越来越高——如今终于恼羞成怒地高叫起来：“再纠缠历史，休想得到日元贷款。”石原慎太郎在攻击《中国可以说不》时，更是将他与已故的那些亚非政治家交往的事拿出来摆谱，并无所顾忌地坦露心声：“如果把过去的战争包括在内考虑日本实施现代化的历史给整个世界造成的影响，那么日本在来自中国单方面的谴责面前，就决不应该在世界史范围内被追究道义责任。”他还居心叵测地警告自己的同胞：“从某种意义上说，来自支那的这种外压说不定将拯救日本免遭本质上的堕落和衰微。”在石原看来，桥本龙太郎参拜靖国神社、文部省再次叫嚣修改教科书等举动仍不足以挽救日本军国主义本质上的堕落。按其逻辑，日本真的需要“反省历史”——不过他想从以下的角度来“反省”：日本干吗总要谢罪？干吗不从为使日本“免遭成为殖民地”这一层面来看本国发动的战争？干吗不在尖阁群岛(按：指中国的钓鱼岛及周围岛礁)采取更强硬的行动？等等。 日本右翼势力的扑腾劲以及在钓鱼岛上的冒险，倒真的可以让我们中国人从和平主义的温情中惊醒过来了。 当石原慎太郎指责中国人常挂在嘴上的“同文同种”、“一衣带水”之类的形容中日睦邻关系的词句就是“文化霸权主义”时，我自己确实有一种热脸贴在冷屁股上的悲哀。 中国人应当反省历史。这不是指责中国当年的人道和慈悲有何不对。但中国人的古道热肠得到了什么回报呢？前伪满总务厅厅长古海忠之在抚顺战犯所何等信誓旦旦地痛悔罪行，待特赦回国后，他又是何等矢志不渝地投身到法西斯军人团体的煽风点火中去了。对于这种“说话巴巴、尿炕哗哗”的忘恩负义之徒，我们的感化工作是否过于敦厚、过于靠“感”而“化”了呢？ 中国这个民族很特别，在敌国受到惩戒和报应后，它对宿敌的关切和抚慰甚至显得有点迫不及待——中国人的天下主义和寻求人类大同的理想精神的误区盖在于此。 日本报纸在担忧有很多日本青年已经不知道8月15日是什么日子时，我也斗胆地问一句：在中国，又有多少青年知道8月15日“今夕何夕”呢？ 二战期间，有一批中国劳工被日军押送到日本北部一个名叫花冈的地方做苦力，由于不堪忍受非人的生活，奋起反抗，却造成四百余人被杀。时隔五十多年，花冈事件的幸存者及遗属前往日本起诉要求获得赔偿，迄今虽四次开庭，仍看不到一丝希望。对这样的“中日友好”，我们又要它何用？ 是的，日本投降后，蒋介石的第一次讲话就呼吁要对战败者施以仁政。当时的政府成功地阻止了人民寻求报复的努力。与日本暖昧的五十年进程形成鲜明对应的，则是中国一直不懈地、几乎纯真地寻求中日友好。 然而，日本的部分政客是否会对中国的苦心孤诣有所体察呢？当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照顾日本的情绪时，日本的右翼政客又何曾照顾到半点中国国民的情绪？ 当全世界都对日本的二战暴行留有深刻的印象时，日本的文人武士们又准备重演历史了。李光耀曾经对比了日本和德国各自对待二战的态度并得出这样的结论：“我想日本将会再次成为不被人爱的国家。”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更是言之凿凿地说：“我们所会见的所有亚洲国家领导人，都不认为日本是朋友。” 不久前，我曾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报道，说德国有几位交通警察因行纳粹军礼而被剥夺公职。但在日本如果出现这种事情实在算不了什么。在8月15日那天，靖国神社里冠盖云集，大街上有很多着“皇军”服装的遗老遗少在狂吼乱叫——整个国家都笼罩一种“重新再来”的疯狂之中，这难道不令人毛骨悚然吗？ 几年以前，我们曾致力于构造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日关系，而且还为此成立了一个高级别的委员会，我们浸染在“中日不再战”的好梦中，真有一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静和舒适。但是，有多少国际问题专家去探讨过：“中日不再战”的理论基石何在？当日本没有从根本上放弃自己关乎世界战略的千秋大梦时，“中日不再战”是不是只能造成中国民众的麻痹和幻象呢？ 当以色列在世界范围内仍在追捕昔日纳粹分子时，日本那些脱下军装换上西装的、过去在中国作过恶的老皇军们，却能堂而皇之地再次“进入”中国故地重游，美其名曰：过去曾在中国犯下了罪行，现在要致力于日中友好。如果中国也反省一下历史，对这种人，我们哪怕不予缉捕，至少不能让其再跨进中国领土一步。 我们欣慰地看到花冈事件的幸存者以及死难者遗属表达了迟到五十年的索赔的权力．我们也欣慰地看到——东三省民间正在发出索赔的怒吼。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肆无忌惮，面对日本中生代政客的叵测居心，中国民众应当有一种直言不讳的态度——这不仅是对作恶果者冥顽不化的自然反应，也是施以我们过去几十年感情泛滥的一记耳光。这个耳光不应由日本人来打。应由我们自己拿来催醒自己。 石原慎太郎先生教会了我们如何“反省历史”。 石原太君说：“(中国人)在国际调查团来到之前，预先将中国古钱币和碎瓷片撤到南沙海底，俟调查团打捞上来后便大喊大叫这是中国领海。这种做法也太无视别人的存在了。”石原真不傀是一位超级畅销书作家，学识也实在渊博如海。他能够做到只言片语之间把严肃的问题弄得无比荒谬。请教石原，什么叫“沧海一粟”？中国有多少古董、古钱撤进大海，才能得到国际上的领海承认？ 这种手段其实只有日本才能想得出来。比如在芦沟桥事变的前夜，他们就制造了一名士兵失踪事件为发动战争确立依据。 反省历史我们才能看得更清楚：日本对中国的威胁正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晰。因为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思潮又开始汹涌——这是其一；其二，让我们再引述一段石原慎太郎的话：“上次的海湾战争中日本实际发挥的作用之大，可能连日本的政治家本身也不了然；不言而喻，支那人更是不知晓。然而五角大楼的官方文件写道：美国在中曾根康弘总理作出日本独自向美国提供战略尖端技术决策的极大鼓舞下，轻而易举地赢得了胜利。这种决策比日本提供的资金更重要……日本尖端技术的功绩远远超过了派遣8万军队与美国共同作战的英国所建树的功绩……”另外，从日本的防卫大纲看，中国已经成为日本的第一假想敌。换言之，日本对中国的威胁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上都已经现出端倪。 还有其三： 日本《世界》月刊登载了一篇《与暖昧的50年诀别》的文章，作者梶村太一郎在评论日本的现实时写道：“……(日本)剩下的只是一伙脱下昔日军装、以篡改历史为己任的国贼集团和披着社会民主主义外衣却没有骨头的行尸走肉了。承担国家责任的主体不见了，负责组建这一主体的国会也堕落到只会讨论税金问题的程度。” 梶村继续写道：“只有在我们能把那无数死者正确地埋葬时，我们才能成为人。” 日本到底有多少昔日的军国主义信徒成为“人”了呢？ 和日本的良心作家呼吁“我们如何成为人”一样，中国人也应该躬身自问，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一些只有行尸走肉而没有成为人的东西？一位叫鄢烈山的“人”在93年的《四川文学》上公然宣称：面对是做一个饿死的中国鬼，还是做一个不饿死的亡国奴的迷失，我宁愿选择后者。这种典型的汉奸论调有没有引起中国人的普遍警醒？反省历史，当我们历数汪精卫、周佛海、周作人等汉奸前辈时，可千万别忘了检视现实，要注意他们也有一群“失节事小，饿死事大”的后代们，当这种人从内部应和日中的威胁，就更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因为必须看到，这种汉奸论调所披的“个人价值”、“生命价值”探索的外衣，很容易让人消弭在道义上和情感上的厌恶。做中国人就一定饿死吗？当亡国奴就一定会苟活下来？我决没有偷换概念的意思。但这个观点透射出的“做中国鬼”的阴暗和诅咒的意昧使我们品到了百年屈辱史的“陈酿”。中国一天不驱除这种堕落的哲学，中国人晦气重重的精神面貌就很难改观。和平时期就以悠然神态大谈“亡国奴”哲学，非常时期如何了得？鄢烈山宣扬的是毒化后代的罪恶论调。“不饿死的亡国奴”透射出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无耻操行，是以别人的饿死、别人的消亡为代价的。因为你认定了你的生命幸福至上，所以你势必不借以国家和大众的生命幸福为代价。严峻的历史告诉我们这是事实。 中国人应该反省历史，反省中国人种群中过去为什么总有大大小小的汉奸的原因。 三、我们应该怎样遏制日本 在《中国可以说不》中，我曾提到，中国不应同意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我写道：……针对日本国内对二战的认识远未得到澄清的现实；而且，诸多事实表明、日本并没有真正确立一个有保障的和平体制，现在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不合时宜。 有朋友在看了这一章后，言辞激烈地对我说，如果对二战的认识得到澄清了日本就能成为常任理事国吗？道歉？道歉也晚了。我十分同意他的看法。默认日本国家地位的提高。在道义上是有罪的：一个不认罪的国家，一个把罪恶当做荣耀的国家，如果坐视它在世界事务和亚洲事务中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就是对人类正义秩序追求的蔑视。考虑到中国未来的生存策略，中国就是不能同意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其一，正如我以前分析到的，日本一直是东亚价值体系和经济体系的“异己分子”，一旦它成为常任理事国，必然使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在共同利益合作基础上形成的价值趋同成为不可能。利用日本作为跳板，美国势力的卷土重来将使这个地区的问题复杂化，而且日本本身的离心作用将使东亚合作的前景变得渺茫起来。其二，日本一旦成为常任理事国，它的“脱欧入亚”反而会给正常的亚洲合作带来负面效应，很可能导致亚洲的“世界化”，这样，一切本属于全球范围内的价值分歧将变成亚洲范围内的分歧，敌视中国的无形战线将推进到中国的友邻和以往的和平关系伙伴。这是中国和广大亚洲国家不愿意看到的——而且日本政治能量的增强，势必带动它未来的亚洲小伙伴最终“背朝亚洲”。 遏制日本，首先应将亚洲合作放置中国未来国际战略的第一位。必要的时候，应该审视中国在亚洲合作方面还存在哪些隐患。如领土、领海争执上，对待其他亚洲国家，应采取与对待日本有所不同的“双重标准”。对日“断无商量”，对亚洲其他国家则灵活处置；对日“寸土不让”、对其他国家则多探求共同利益和共同开发的可能性；对日坚决抗衡，对亚洲则怀柔大于强硬，这样，才能走活在亚洲范围内遏制日本的这盘“棋”。当然，最终的目的是领土完整，寸土不让。 必须随时敲打日本在世界事务中欲图“有所作为”的探头探脑。如，以充分的智慧调动一切亚洲力量和世界力量，使日本的“维和”试探不能得逞，放任日本在“维和”问题上舒开手脚(哪怕是象征意义上的)，就是一种“万事大吉”的麻痹。以日本的侵略历史和日本的国家道德，它是没有资格参加国际维和行动的。这个问题上，中国应坚决而积极地表态，决不能模棱两可。一个对自己侵略历史没有正确认识的日本出面“维和”，不是对世界和平的极大讽刺吗？ 有人认为：在中日关系上遏制日本，贸易和对华贷款始终是中国的“软肋”，这是一个误区。俗话说：“吃别人的嘴软。”这是一种单向的、孤立的认识方法。中国应该做到“越吃嘴越硬”——这绝不是出于一厢情愿的斗智斗勇。非常简单：日本在华利益不亚于中国对日的利益谋求，应该明白无误地搞清这一点——维护尊严和维护自身正当利益不会妨害中国的上升，这是《说不》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的根本分野。应对日本企业有更严厉的约束——前段时间对日本违法广告处理的柔软不应该成为恶劣的先例；应更多的揭露日企在华的不道德行为——如窃取工艺专利和商业欺诈，这是爱国的新闻工作者一项严肃的任务；应敲打日企，使其强化自律——至少它们在中国所做的应该同在日本国所做的一样好；应严格检视和鉴别日本的进口产品——石原慎太郎犹在抵赖“一流产品输欧美，二流产品自己用，三流产品给中国”的事实，而北京人都知道，在北京满大街跑的绿色马自达出租车那可怕的轰鸣声和极差的隔音效果是怎么回事，驰骋在神户街头和纽约公路上的马自达又是什么样的质量。台湾的陈历莉女士告诉我，在台湾，几乎看不到日本的电器，日本汽车也很少。台湾、韩国人用的几乎都是本地产品。这确实应该给大多数中国人以启发。日本出口企业假如不改变这种恶劣作风，那么中国人应该考虑以民粹的方式抵制日货。我认为，王小波之流批评《中国可以说不》的言论：“人家外国的市场准你进入，你的市场不准人进入，这生意是没法做的。”貌似洒脱，以为可以博得会意一笑，实则这话是非常幼稚的，你中国有多少产品可以进日本？而日本货又在中国市场上猖獗泛滥到什么程度，在中日两国工业基础极不相衡的现实状态下，剖清一下约束一下又有什么不可以？遏制日本对中贸易中一些不“贸易”的做法，让日本人老老实实做生意，这不是一项激愤的宣泄，而是理性的选择。 遏制日本，中国还要做到对自己的资源生命线绝不能拱手相让，这一点，比起同西方的合作，对日本应该有更严厉的限制，这一点有待专家分析。总的目的，不能让中国在未来增强依赖日本的因素。 要开动一切媒体机器和利用一切政治讲坛，让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认清日本在道义上的深刻缺陷，以及日本作为“伙伴”的不可知和不可信。使全亚洲和全世界对日本有正确的认识。必要时要将中国人民强大的信息带给日本国内，前段时间一个中国记者发起的“你恨日本人吗”的调查，得出了非常宝贵的具有思考性和启发性的结论——中国人的“仇日”未必是坏事，这个信号应广泛输入日本国内，以唤起日本的良心。使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有所收敛，这是在为我们子子孙孙的安宁和幸福着想。 遏制日本使得中国建立更强大的国防理由更加充分，要使亚洲人民明白，中国建立强大的现代化国防有着明确的战略意向——为了亚洲的安全而遏制日本——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势力通过军备的扩充抬头。中国不搞军备竞赛——但对日本例外，如果日本不惜军备竞赛的话，那么中国应该在国防上投入更大的开支比例。同时，中国和亚洲应联手明确军事上遏制日本的意图，并施以日本政界这样的压力：扩充自卫队只能给日本带来麻烦，日本应继续韬光养晦——为明天不再暖昧的日本、和平的日本、民主富裕的日本韬光养晦，而这一目标的前提是：日本宪法中关乎日本军事构架与性质的部分至少一百年不能变。 台湾的早日回归是遏制日本的最为紧要的一步棋。一旦我们顺利实现统一，日本的“南进”意图将会受到重创；而中国对台湾海峡的实际控制，在某种程度上可算扼住了日本的脖子。当然，平时也没人想去扼它。 应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让美国人明白：日本有着螳螂般的昆虫习性，它往往在交媾之后吞食情侣。美国不应视庇护日本为福祉，美国应吸取本世纪四十年代“养患”的教训。 而对现今的广大中国人来说，遏制日本的使命已经开始，西太平洋的决战——保钓，已经迫在眉睫。遏制日本，首要任务就是要保钓。 四、保钓！保钧！！保钧！！！ 保卫钓鱼岛不应只是一句口号，这个问题应是两岸中国人有无决心压制日本军国主义抬头的试金石。 钓鱼岛的归属，本应不存在问题，如果没有十九世纪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那么，有关琉球群岛的现实归属也会是另一种结局。没有日本帝国主义甲午战争后对台湾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钓鱼岛也不会固美国的战后托管和不负责任的僭越行为而埋下中日领土纷争的种子。 1971年，美国无视中国主权，把钓鱼岛“归还日本”，日本遂派出军队赴岛巡逻，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抗议，全球华人世界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钓运动”。迫于压力，美国宣布：只向日本移交行政管辖权，与主权无关，主权问题，由各方面谈判解决。而日本佐滕政府则拒绝谈判。 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确定了“搁置争议”的原则。——然而中国政府明智而善意的“搁置争议”，并不意味着在主权问题上有所让步。我非常明白地记得：在80年代中日友好空气极其浓郁的时期，中国政府就日本政府在钓鱼岛修建直升飞机场事件曾提出严正的抗议。虽然这抗议载于报纸不甚显眼的位置上，但这种克制不表明中国的立场会有所犹疑。当时，台湾的蒋经国当局也以令人尊敬的态度就日本的挑衅发出严肃交涉。 今年，日本法西斯“青年社”在岛上建立灯塔，再度引发保钓风潮。 钓鱼岛首先是针锋相对的领土、领海之争，保钓是真理、主权和尊严的决斗；尤其是当饱尝日本帝国主义戕害的中国面临宿敌的再次挑衅，从历史和现实的高度看，全体中国人应赋予“保钓”最鲜明的含义——为三千万中国的牺牲者保钓，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保钓。 钓鱼岛对前进的中国来说，有着重大的海疆和资源意义。 如果中国坐视日本强占钓鱼岛成为既定和“合理”的事实，如果钓鱼岛主权丧失，那么根据《国际海洋法》，大陆架延伸部分之海域，都是大陆架主权国家的海域的规定，日本就因拥有钓鱼岛主权，而以其陆基为基准，与中国“平分”大陆架，进而占据中国东海之海域。因此，它不仅关系到中日领海和专属经济区划界问题，更关系到中国东海油气田的开发问题。 日本各界比对海洋权益问题缺乏敏感的中国人更明晰地认识到钓鱼岛的战略意义。 前不久，日本还确立7月20日为公民假期——“海之日”，旨在所谓“感谢海洋给日本的恩赐”。同时日本宣布，实施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域的法令，日本传统的12海里领海，改为200海里的排他性经济水域。一夜之间，日本的海洋面积增大了451万平方公里，成为世界第六大海洋大国。——这一决定把韩国的独岛、中国的钓鱼岛包括其中。 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日本正在为军国主义的复活和亚洲霸权的重新确立作理论和行动上的准备。 一切信号表明了这一点：今年，日本出版的一系列为日本军国主义翻案的书籍，如《东条英机夫人回忆录》、《卢沟桥事变：真实与谎言》，为战犯“正名”和重塑日本侵略者“悲壮”和“道义”色彩的势头，在民间甚嚣尘上。桥本和日本阁僚参拜靖国神社，为血债累累的日本战犯行大祭之礼；右翼作家石原慎太郎借与中国作家论战之机，大肆贩卖军国主义理论。——如果说这一切正在为军国主义的复活作舆论上的造势，那么，钓鱼岛事件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力量“南进”行动的号召。 日本在海洋权益上扩大生存空间，同日本右翼势力达成了利益上的媾合，日本国因此进入危险的走势：“国权”问题的右翼化。经济利益的扩张化，军事行动的强硬化。在这种危险而确切的走势面前，“共同开发”的寻求对中国来说已经不可能。伟人所希望的“下一代中国人以足够的智慧解决(钓鱼岛纷争)”这一目标，对当今的中国人来讲，不再是从容不迫的了。 我无意将日本右翼青年进驻钓鱼岛同希特勒当年驻兵鲁尔区等量齐观，但是，两者都在试探——将来可能有日本人撰写《日本帝国复兴史》时，会这样写道：“青年社的志士们在尖阁列岛竖起的灯塔，照亮了日本帝国的复兴之路。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事件，她使支那人认识到了日本国的不可侮。日本万岁！”——少数麻木的中国人会尝到苦果的。 我无意暗指海峡两岸在钓鱼岛事件会重蹈“绥靖”之路。但是，当日本政府公然叫嚣要以“实力”保障日本在钓鱼岛的权益时，我们应反省：是否太拘泥于道义上的抗辩了呢？对中国民众的正当反应，是不予鼓励还是因势利导？是冷漠、喝斥，还是积极地认同并且配合以有效的行动？——外交不应仅仅是一种专家行为，外交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权益。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外交应注人人民性的因素，尤其在钓鱼岛这样的非常事件上，群众性的运动应被视作一种正常的、应以实力保障的“人民外交”。 应把“保钓”视作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它可能是一次宝贵的两岸消除分歧的机会，历史会感激这次引发两岸反思中国未来命运的机会。应该鼓励群众性的保钓和平进军，两岸的青年组织，劳工组织和其他团体应积极运作这一伟大运动。必要时，钓鱼岛会出现更高更大更壮美的中国灯塔，她的光芒将驱散中国百年黑暗历史，照亮绚丽多姿的中国海洋。中国的舰艇会在祖国最东方游弋，太平洋将涌起欢唱。 “正人君子”会为此蹙眉，并发出“当心恶化中日关系”的叹息。尊严的选择、未来的选择同目前经贸利益的选择，在非常时期何者为先？这是我们同鄢烈山们的根本分歧。这一点分歧，可以把中国人分为两个阵营：前者是纯正的中国人，后者是随时可做汉奸的中国人。 保钓进军不应被视作悲壮的进军，她有民主的依据和国际声援作后盾，日本很难找到同盟军。最重要的是，中国民众将为亚洲和平做出有力的贡献——在日本军国主义妄为的初始将其永远封杀，让一个和平主导的日本沿着理智、健康的轨道前进。 这应是保钓运动的终极意义。 也是“遏制日本”的前哨战！ 败战的完成 去年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50周年，也是迎接第二次败战的开始。如果说1945年的失败是战争的失败，那么1995年则是要在精神上摆脱战败的尝试的又一次失败。 掘田善卫先生曾经说过，日中关系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不能忘记过去，尽管这种记忆对日本人来说是很痛苦的。他曾在文章中表露过日中建交之后，双方关系还可能出现危机的预感，认为“(危机的出现)将与我们(日本人)的伦理、道德问题相关”。 可以说，去年发生的一些事件验证了这位作家的预言。 去年6月28日，花冈事件受害者及其家属向东京地方法院控告鹿岛建设公司。这是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后的第一场官司，可以说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如今的日本社会简直如同战时限制报道的体制一样，人们几乎不知道中国社会对这类事件的反应。因此这场官司向日本社会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民众的眼里，战后的日本对自己曾犯下的战争罪行是如何麻木不仁，如何不负责任。然而，日本各大报以及各种新闻媒体却如同冷战后丢失了有色眼镜，对此事视而不见或至少未予应有的重视。尽管如此，中国民众还是通过这场官司让日本社会认识到：8月15日终战日的出现不是产生于美国的军事力量而是靠中国人民在抗战中流的血；中国的亿万民众要用如今日本当局连花冈的一滴血债(416名死者)都不愿偿还的现实，来唤醒日本人的历史责任感。 再看另一件事：以参议院议员板垣正为首的一些人，面对一位曾为日本军队作了8年性奴隶的韩国老妇人反复发问：“难道你没拿到钱吗？”老妇人最后抗议道：“30多年前你们污辱我的肉体，今天你们还要污辱我的灵魂吗？” 板垣正等人的行为表明，在结束了败战历史的日本社会，如今又公然开始对战争的受害者实施第二次迫害了。对一些人而言，完成败战意味着重新犯罪的开始。 精神废墟 去年6月4曰、前法务大臣奥野诚亮等126名自民党国会议员成立了所谓“光明的日本”国会议员联盟。奥野在成立大会上说，“慰安妇是商业行为，并非强制”。由此可见板垣等人的行为是以如此众多的国会议员的意志为背景的。 当然，这些议员不是在把日本引向光明，而是要把日本变成“可耻的国家”的一伙国贼。但是应该看到，这个集团并非偶然组成而是有其历史背景的。1993年8月，当时的细川首相在施政方针演说中表示，要对我国的侵略行为进行深刻反省。日本遗族会(当时由桥本龙太郎任会长)马上站出来说：“对细川的讲话难以忍受。我们要重建被东京审判歪曲了历史观。”于是自民党内成立了“历史研究委员会”，并由19名“讲师”进行了20回关于历史问题的讲演。去年8月15日出版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便是其讲演的集大成之产物。 此书的主要观点是，否定东京审判、鼓吹那场战争是“自卫战争”、“解放亚洲的战争”。这个“历史研究委员会”的成员和讲师们经过一番“理论武装”后，同1994年12月成立的“终战50周年议员联盟”同流。他们与去年3月成立的“终战50周年国民委员会”遥相呼应，在国会内外掀起一股股恶浪，并成功地实现了在内容上架空国会《不战决议》的目的。这就是日本的实情。亚洲各国理所当然地不会接受这个在终战50周年之际宣布的毫无内容的决议。 在他们散发的传单中，竞明目张胆地歪曲历史说：“德国并未对国际社会作任何谢罪，也没有战争赔款。”一位中学三年级的学生受其影响而在历史课的感想文中写道：“日本军挽救了亚洲，他们是英雄。”由此可见，这种为美化日本而篡改历史的行为的确是一种犯罪。一位外国朋友说：“这种欺骗青年人的行为将会使日本今后出现重蹈覆辙的危险。” 51年前的8月，一些日本人脱下军装换上了西服，日本的废墟逐渐变成了繁荣。但是这仅仅是外表上的变化。如今，在喧闹的日本社会的后面，政治缺乏向心力，人心颓废。人们盲目建造的有可能是一片精神废墟。 培育和平之树 20年前日高六郎在《战后史的思考》一书中曾预言：“日本将缓慢地走向第二个8·15。保守势力和革新势力均将逐渐走向自我崩溃。这种危机感将使双方在谁都不对国家负责任的相互撕杀中走向衰退。”如今日本的现实不正是如此吗？剩下的只是一伙脱下昔日军装、以篡改历史为己任的国贼集团和披着社会民主主义外衣却没有骨头的行尸走肉了。承担国家责任的主体不见了，负责组建这一主体的国会也堕落到了只会讨论税金问题的程度。 日本战后的历史，是一部在冷战结构中，在美国强硬、亚洲各国软弱的条件下发展政治、经济的历史。因此日本得以在这个岛国上创造振兴经济的条件，并专心致力于发展经济。然而，正是这一点使日本在与亚洲各国及各民族的交流中，长期无视日本在侵略战争中的各种暴行。日本与德国在战后史上的区别正在于此。西德支付赔款总金额约合7万亿日元。日本人必须清楚，德国之所以支付如此庞大的赔款数额，并不是因为德意志人天生具有战争责任感。应该说，这是德国要回归国际社会就必须接受的条件。以向犹大人提供个人赔偿一事为例，它是美国政府以提供“马歇尔计划”为条件，迫使德国政府实施的。也就是说，这种战争赔偿是在外压的情况下实施的。 在履行赔偿义务的过程中，现实教育了德国战后的一代人，使他们树立了对待战争的正确的历史观。“战争犯罪与国家、个人的战争责任”问题一直是德国社会的主要议题。如今这个国家的年轻一代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和平是由无数人的死亡换来的，如果忘记了这段历史和这个道理，那么和平之树就将枯萎。 冷战结束后，日本终于开始与被害国的公民进行正式交流了。在这种交流过程中，我们常常要面对黑暗的历史。只有在我们能把那无数的死者正确地埋葬的时候，我们才能成为人。 世界上确实有那么一个民族，一个被鲁迅赞赏为“很认真”的民族，认真到了连制造谎言都一丝不苟的地步。 它的文学家之一石原慎太郎先生属高产作家，他喜欢在摆满了自己著作的书橱前会见客人，但好像有人说——那些后来的书籍大多是他事务所的雇员们代笔的。假如是这样的话，不知象诬蔑中国人将古钱币撤入大海，以证明是中国的领土这样的段落，石原先生有没有圈阅过？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无赖，既想下饭馆又苦于囊中羞涩，于是想出这么一个法子，手里攥了个死苍蝇落座，好吃好喝排价上来，尽情享用一番，临到末了，疾手将苍蝇丢人汤中、然后大叫——“掌柜的，你过来看看吧！”事情的结果自然是掌柜的自认倒楣，酒席奉送不算，还要赔上几吊银钱替无赖“压惊”。 连我都要和石原们一样的愤怒万分——拜读了石原太君写作班子的这一段妙论，我不禁为中国居然有这样的昏蛋而大光其火：古钱币、古瓷器可不像苍蝇，不可以随随便便乱抛乱洒的，何况茫茫南海，几件古物投入其中岂不变成了不折不扣的“沧海一粟”，让国际调查团哪里捞针去？即便凑巧捞起来了，又能说明什么问题？人家完全可以说：“不排除郑和的水手乱抛什物的可能性……” 糊涂煞人也么哥。 退一万步说了：即便没有金银岛、甘泉岛上发掘来的永乐通宝，中国急眼了要动手抢，谁又能拿中国奈何？ 石原在这桩事情上的想象力倒是真可以让我们称羡不已的。这不禁令我们联想到日本人的历史创意能力，这种思维特点倒正是日本史学家古而有之的传统。电影《罗生门》就给我们输入了一个强烈的意识：即使刚才发生的事件，即使是冤魂悲痛的倾诉，也没有达到真理的可能。这世界多么不可信！ 连日本上古天皇的世系表，都明显地打上了穿凿的印记。所有上古天皇的名号，从中国古史书列帝的溢号中套搬、蜕化过来。这个倒也罢了，和我们无关。但仅过去几十年的事情，他们何苦颠倒成另外一个样子？ 日本确实有着独特的历史学派。’ 请看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这样的立论—— “论宣传和粉饰，中国是天才。一个不懂战场心理和未体验过军队生活的年轻记者，单单凭同日军打过仗，从身受其害的中国人那里搜集一些残酷传说、悲惨故事，就声扬这儿发生过屠杀，那儿出现过惨案……无助于日中两国的‘真正友好’，反而于之有害。” 这篇洋洋洒洒数万宇的题为《“大屠杀派”的无稽之谈》的长文，开列了有关“大屠杀”之说的七条“致命缺陷”，希望以此驳倒《朝日新闻》本多胜一先生良知的声音。 “一、对中国方面发表的看法及东京审判中检察方面让人提供的证词，百分之百地坚信不疑，囫囵吞下。 “二、对作战人员和非作战人员不加区分。他指出在战场上杀伤非战人员应是‘战果’，而并非‘屠杀’。‘他们’把作战得到的成果当成了屠杀。 “三、对战场心理毫不理解。尤其不考虑日军受到的莫大损失和牺牲，也不考虑到事情是发生在生死攸关的战场上。 “四、对在战争中中国违反战时国际法而采用便衣队战术而应负的责任，不予提及。这种便衣队越发使日军加重了猜疑心和仇恨心。 “五、把中国溃逃部队的抢劫、强奸、放火行为都当成日军所为而加以揭发。 “六、这一事件，是在东京审判这种‘胜者惩罚败者’的法庭上，戏剧性地导演出来的。法庭的审判极其片面、别有用心地‘证明’日军的惨无人道。 “七、这一审判没设伪证罪，鼓励了对战败者‘缺点’的夸大。” 我认为逐一驳倒上述七条是在浪费情感。这七条完整地介绍给中国人民，希望以此引进一种崭新的“历史观”，让读者领略世界学术之“丰富”。 可惜我们无法开列出新奇的证据丰富读者的视听，“田中七点”仍然是从理论到理论，令欲知历史丰富性的人失望透顶。 反对“大屠杀论派”者的核心理由是法庭偏听偏信。但他恰恰忘了，当年大屠杀的执行者曾经就日军入城后的残暴行为向“还都”后的汪精卫伪政府道歉。——这又让人们听哪一方，信哪一方呢？ 原中统大特务郑蕴侠回忆道： “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众所周知，证据确凿，铁证如山，不容抵赖。但是，当今还有个别日本要人企图否认，令人难以理解。 “制造南京大屠杀血案的首恶——日军第六师团中将师团长谷寿夫在日本投降后被捕获，南京特别军事法庭于1947年2月开庭公审此凶，其过程颇值得一记。 “谷寿夫被法警押到法庭，站到被告席后，特别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问了他姓名、籍贯、年龄、捕前供职单位等一般情况，验明犯人身份后，检查官(姓名忘记)宣读起诉书。起诉书读完，审讯开始。 “对于1937年12月日军攻占南京后屠城的滔天罪行，谷寿夫矢口否认，只承认率部攻占南京，是奉命而为的正常的军事行动，至于屠城，杀害非军事人员，则是没有的事。 “法庭传证人出庭作证。一些屠城的幸存者，当年埋尸队的人纷纷控诉日军暴行，他们的亲人都死在日军屠刀之下，自己也险些丧命，有人还撩开衣服，露出被日军殴打的伤痕。在此情况下，谷寿夫仍然予以否认，仍然说是正常的战争行动，既然是战争，双方都难免死人，日军也死了不少人等等。谷寿夫的态度激起了听众的愤慨。因为是公开审判，旁听席上座无虚席。庭长一再要求肃静。 “庭长宣布陈示证物。法警们拾出若干麻袋，将里面的东西倒在法庭的证物案上。一时全场震动：那是一颗颗人头颅骨，大大小小堆满了证物案。这些头颅骨是从南京中华门外万人坑取来的。法医讲解，根据骨质、齿质、大小分析，这些遇害者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而且颈部痕迹平整，可以断定都是被利刃砍切下来的。全场听众无不切齿痛恨，谷寿夫也惊呆了，但当法官问他在物证面前是否认罪时，他却依然顽抗，说不知道因何造成，还假假惺惺的表示悲痛。 “接着，屠城目击者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白烈、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杜廷到证人席作证。他们当年都常驻南京，亲见屠城惨状。田白烈后来写了一本书《现代史上破天荒的残暴记录》。现在他当众朗读了书中部分章节；杜廷也朗读了他当时所写的新闻报导。 “谷寿夫对此仍然抵赖推卸罪责，宣称不知道。 “最后，庭长宣布放映电影。法庭拉上窗幔，熄灯，放映开始。 “银幕上出现了日军把刺刀刺进老百姓身躯，日军向老百姓开枪，日军追杀者百姓，中国老百姓喊叫、躲避、哭泣、倒地、流血……一幕又一幕的惨状。这是一位法国神父当时在南京新街口悄悄偷拍下来的现场实录。接着，又一位听众临时上庭作证，他就是新街口屠杀的幸存者，他揭露了当年日军伪称发食盐，集中了数千人用机枪扫射的暴行。” “在铁的事实面前，谷寿夫再也无法抵赖，只得低头认罪了。” 批评“大屠杀派”论者“先定性后求证”的办法的田中太君，不知是否意识到自己先犯了“先定性后求证”的毛病？不知是否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司法制度中的无罪推定也罢、有罪推定也罢，最终都无法阻止真理的接近和显示。 无法令人信服便开始恼怒：再纠缠历史，别想得到日元贷款！ 这就是日本政界的史学观和“政治正确性”，这就是“自以为是的霸权主义”的充分暴露。 连天皇世系都可以伪造的民族，对历史认识有这般死硬的顽冥态度那也不足为奇的了。 不少中国人对《说不》有意见，而且是很激烈的意见，他们说：“你们干吗对日本那么客气，你们干吗提日本就那么一小段？难道你们没看到日本比美国更坏吗？” 他们认为，至今为止，中国对日本太温和、太迁就了；包括香港人在内，很长时问内对周总理宣布放弃对日索赔有看法。1986年，胡耀邦总书记手一挥，邀请三千日本青年来中国，我所在的寝室第一反应就是“炸了窝”，宁夏来的老张道：“一请就是三千！他们啥时候这么大方地请过我们！”——百姓的朴素心理是正人君子们无权取笑的，国家交往的利益原则同小老百姓的利益原则并无差别，只不过前者表述得更文雅更……不太锱铢必较罢了。 不管怎样，国家之间和国民之间的交往，实际上是互为折射的。 中国人有没有外族歧视？坦率地说：还是有那么一点的。如讲到日本，前头总免不了冠一个“小”字，电视剧《赵尚志》主题歌唱道： “抬起头哇，挺起胸， 遍地小日本，遍地小日本——” 这个“小”字的出处，可能源自于孙中山“中日是兄弟，中国为兄，日本为弟”。可借这个“弟弟”，倚小卖小，欺凌老实厚道的兄长，甚至不把兄长当人。如果汪精卫的亲日情结有什么其他血缘的话，可能同国父对日本真诚的亲善有关——但国父的善良得到了什么回报呢？日本军攻入浙江，将孙中山的铜像拿来任意侮辱。对伟人尚且如此，何况小民乎？日本人宵小式的刻毒在中日战争中无所不在。林语堂说：日本人的阴且毒，体现在他们甚至不给顺服的中国人最起码的安全感。我出生在大连，日本朋友听我是大连人便眉开眼笑——他们对大连是有感情的，对整个“满洲”国也是有感情的，他们问我是否读过《槐树荫下的大连》，我道：我倒是读过另一本《啊，满洲》。 对于这样一个追念“满洲国时代”的怀旧的日本，中国人不抱什么好感，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父亲在“满洲国”时代读过私垫，私垫中的必修语言是日语。他对我只说了一句：小日本不把中国人当人。 三千日本青年来华了，他们对中日战争有几分了解呢？他们最多知道日本曾“进入”过中国，并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麻烦”，他们何尝带着一种弥合一代人创伤的心情认真地跟中国人打交道呢？他们就只知道中国的东西好吃，中国人很大方，中国的工艺技术情报好搞，中国人的专利意识很差——如折叠剪刀，中国人是不晓得这个简单玩艺是可以申请专利的。于是他们弄了几把回去，向国际专利局申请，得，中国人再生产折叠剪刀，反倒要向日本人交纳专利费了。这不是自作自受吗？ 稀里糊涂的“三千志士”奔突着、欢喜着来到中国。酒喝一喝，饭吃一吃，像片拍一拍，江南民歌学一学，然后抹着眼泪招着手回去了，至于“世世代代友好”的事儿，连水漂都不打—个。 我们这又是何苦呢？ 王朔有一段描述中日友好交流的闲笔，读一读倒是挺有意思的——— “(歌舞)团里来了一帮日本人，……每人送了我们一把折扇，抱着一大堆东西哭着走了。 “我们回来嘟嘟囔囔： ‘小日本真抠。’” 那些投中国人所好，排练出一组“反省历史”，为“面向二十一世纪”做铺垫的日本演艺界人士们，他们有几个真的在乎“历史”呢？他们可能把那首《满洲国国歌》唱得溜熟，把李香兰的悲愤矛盾心情表演得出神入化，把日本姑娘纯真的反战意识用舞蹈表现得令人肝肠欲断。但他们真正对历史又有多大兴趣？ 当中央电视台采访日本舞蹈团的那位主要演员时，她吃吃地笑着说什么都不知道。 这也不能过多地责怪她，否则会让别人觉着我们太过于得理不让人了。 但关键是人家不承认我们“得理”！ 好比两户邻居，东院的人家曾在五十年前闯入西院的门户，烧了西院的房子，杀了西院的家长，奸淫了西院的女人，毁坏了西院的家具和生产工具，奴役西院幸存者达数年之久。终于有一天，公理胜利了，东院的家长被戳于刑律，东院服服贴贴了一段时间，他们的后代又开始如平常人那样同西院打交道了。但西院发现，东院从不因沮上的暴行而道歉。反而说：“东院也有一定的理由……”甚至于为那些当年的凶手们专门辟了一个神厨大摇大摆地祭祀，并散布谣言说：“西院说的那一些都是编的……”这还不算，东院人还吵嚷着当年的约法三章不算数，添刀添枪，还修炮楼，说是要“强化护院”。那么，受害者的后代们怀疑东院的居心，难道是没有道理的吗？ 是谁在“纠缠历史”？纠缠历史又怎么样？因为你们时不时要修改历史、甚至否认历史！ 历史并非是有些人所想的那样的不重要。历史学范畴已越来越多地加入到政治学范畴。 像我们所看到的一样，历史学家们扮演了苏联剧烈变革的重要角色。 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列宁有过精辟的论述。 而日本人又恰恰是提到历史就头疼不已的。 这是不是说日本人就一定排斥历史呢？ 不不，极右翼的势力对北方四岛的态度证明了他们照样是“纠缠历史”的。一旦触及到他们的利益，他们比谁都会“纠缠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核试验后，日本朝野发出“冻结对华贷款”的怒吼。据日方声称，作为原子弹唯一受害国，因此日本对中国核试验的反应是正当的。李鹏总理也以一种超乎了政治范畴的温和口气说：对于民间的受害记忆引起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 看来日本人对战争的创伤记忆照样是敏感的。 但是不光是政府，人民同样也要检讨战争。 记得前一段时间，报纸上有一篇文章，题目叫《我们为什么被屠杀》。指出中国的群众在侵略者屠刀前的麻木、顺从和缺乏警醒，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沉痛教训。机敏地逃脱了大屠杀的人，比那些在无所作为中死去的人更令人尊敬。亚洲杰出领袖之一的李光耀就是一位当年从开往刑场的卡车上跳下来的青年人。我们为什么被屠杀？因为我们民族的整体素质缺乏面对好战又凶残的民族应有的应变机制。当日本人让我们集合，令我们跪坐的时候，我们虽然心存愤恨，但直至开枪前一瞬，我们仍对奴役者抱有幻想。甚至——当我们明知将要受死，但直至走上刑场，我们也不愿相信会遭受这般灭了天理的惨酷的屠杀。 这就是中日之间最令人颤栗的心灵拥抱！ 同样日本民族也需要反省：我知道生活在富裕之中的日本青年对军旅生活是不甚感兴趣的，他们的和平主义使他们一度稍逊着祖上的武士精神。日本防卫厅招募自卫队队员，曾一度出现防卫厅干部向待业青年鞠躬恳求其加入自卫队的情形。但是，日本人想过没有？究竟是谁将原子弹的灾难加诸日本民族？日本人民是否有过反省，为什么会遭受这般的人类厄运？那一天，我对《每日新闻》社上村先生说：“二战中的一切表明：日本人民同日本军国主义一样，也是有罪的，因为日本人民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基础……”也许我这样表述有些过于偏狭了，但这是大多数亚洲人民所认同的。我曾看到这样的影片，当武汉会战日军大获全胜时，日本列岛的人民提着纸糊灯笼欣喜狂欢地游行庆贸。我也看到这样的镜头：中途岛大海战，日本军舰驶向太平洋，衣衫槛楼的渔民向他们骄傲的海军狂呼着“万岁！”。当日本人民以豪迈的、微醺的心拥护着他们的子弟兵吞并“满洲”，席卷“支那”、长驱“南洋”、威慑印度时，他们又何尝对未来的宿命法则有过些许的畏惧？——好了，好了，恶人被惩罚了，平民也安息了。一小撮顽固派要为恶人、恶势力招魂，那就由他去吧。但是，不要指望得到我们的信任。不敢在誓言上签字的人，不敢在无辜亡灵前忏悔并赎罪的人，“天必厌之！天必厌之！” 真的怀疑：当年一心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固”的日本是否真正懂得亚洲。 他们无时无处不想重新出来代表亚洲。 一个日本商人曾经找到张德培，希望这位网球巨星今后能以“亚洲人”的身份打球，而张德培回答：“我若做代表的话，可以代表中国，因为我的血统是中国人。” 日本人的心理有时怪怪的。他在历史问题上，在人类合作问题上老是跟中国人、朝鲜人、韩国人以及东南亚国家人民作对，生怕别人吃上他的，要上他的。然而下意识中又不时地把自己扮作亚洲的代言人。 然而就像张藏藏所说：一个庞大的经济巨人却长了一副豌豆大的脑子。日本在与亚洲国家打交道时呈现出的寒酸和宵小式的狡辩，令人怀疑他能否历练出世界性大国那种能登台面的雍容华贵？“日本连自己都不能领导”。这话说得透底。石原慎太郎为此在那里带着哭腔跺脚：“日本竟遭此奚落！” 我们看日本小说和日本电视剧，觉得日本人很好笑，一个曾出现过川端康成的民族，语言居然是如此鄙陋不堪—— “我错了……” “认错了就完了吗？想通过认错就蒙混过关，未免也太过分了吧？” “请原谅……” “住口！你这卑鄙自私的家伙，你想让大家和你一起受连累，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这一系列诸如此类的语言绝不是翻译上的问题，因为据说日本文字语言的文学潜力不过如此而已。——每当我听到这些对话，我便纳闷：日常生活中的日本人认错认得那么勤，“痛打落水狗”的紧迫不舍劲儿又那儿足。为什么到了国际事务中，就变得那样蛮横无礼，对历史问题两眼翻白，死不认帐呢？是不是也伯别的亚洲国家也像他们的同胞那样，继续对他们施加虐待、穷追不舍呢？ 这当然只是最善意的猜测而已。 奉劝日本：切莫因小失大。 我初中时十分喜欢读《少年文艺》。有一篇小说大意是这样写的—— 日军占领的山东省的某小学，老师正在教生物课。突然门被撞开了，神气活现的日本督导官走进来检查教学内容。他查看一番后，走上了讲台。大讲了一番他的“生物观”： “中国人常吃猪肉，所以中国人很懒；回教徒吃牛羊肉，所以他们骁勇好斗；而大和民族喜欢吃鱼，所以我们大和民族有一往无前的英勇精神！” 日本督导大放厥词后心满意足地走了。而教书先生则气得脸色惨白，他摇着头重新走上讲台。先生说出了粗话： “净放狗屁！他可以把大和民族比作黄花鱼，但他别忘了这一点——鱼类总是顾头不顾腚的！” 所以告诫还是“弹丸”意识的少数日本政客，别“顾头不顾腚”，净钻牛角尖，当心遭报应。 现在，北京出售的《中国可以说不》一书成了国际性话题。因为，不怎么对外吐露心里话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正面批评了美国和日本。在民族主义高涨的背景下，受《敢说不的日本》一书影响的年轻人喷发出了平素的不满。 年轻人执笔也许是“崇拜美国”的反作用 《中国可以说不》一书包括散文、论文和资料，一共435页，今年5月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6月25日，新华社播发了介绍该书的报道，可以说是本得到政府支持的书。 这本书的作者都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不是国际问题的专家。他们解释说，我们本来向往美国，但在美国使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落空之后，开始转向抨击美国。 这本书的感情成分较大，论证也相当粗糙。也许应该注意这本书得以出版和目前中国大多数人喜欢这类书的气氛有关。 关于这本书，中国政府说：“与政府没有任何关系，也不是政府的见解。”一位政府有关人士分析说：“中国从前一直是对美国该说什么就说什么。没有必要进一步说不。中国一度出现了极端的美国崇拜热，甚至有人说美国的月亮圆。这大概是反作用。” 读者强烈支持抨击日本 作者张藏藏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记者问：请谈一下出版的经过。 张答：读了日本出版的《敢说不的日本》的译本后，受到刺激，一个月时间就写戍了此书。舆论调查的结果是，中国人最讨厌的国家是美国，最向往的国家也是美国。我思考这是为什么。这也是写作本书的动机， 问：为什么过去没有出版这类书？ 答：抨击美国和日本的言论有过一些，但没有这样系统的东西。 问：周围的反应如何？ 答：第一版印了5万册，立即销售一空。接到了读者700封来信。香港的报纸说：“这也许是接近政府的人写的。”我们与政府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听说有一位领导建议政府人士阅读。 我们想与政府的政策保持一致，也许有的地方不一致，政府还没有说什么。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与我们联系，说想马上见一面。聊聊。 问：读者反应最强烈的是哪部分？ 答：抨击日本，说日本厂家向中国出售三流产品的部分。在放弃对日索赔问题上，表示同意我们观点的意见十分突出。 民族主义高涨的背景是经济增长产生的自信 在中国，掀起了禁止餐厅和商店起洋名的运动。这一运动始于去年夏天，有人称之为反殖民地文化运动。《光明日报》今年6月重新发起这场运动，使之波及到全国。高呼“应该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感到自豪”的文论引人注目。出现了呼吁用国产产品，批评崇拜外国产品的动向。以保护消费者的名义，日本的一些著名产品被当作了靶子。 民族主义高涨，是因为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抨击美国和日本。今年3月台湾举行总统选举之际，中国在台湾海峡进行威吓性军事演习；美国派出了航空母舰。中国抨击说：“这是阻碍祖国统一。” 美国使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落空和阻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本来就对美国表示强烈不满，台湾问题成了反美情绪激化的契机。 日本抨击中国进行核试验，冻结了一部分无偿援助。然而，中国方面有一种观点认为，日本的援助是与战争赔偿相抵销。冻结援助刺激了反日情绪。 近几年，中国继续保持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各国试图向中国推销本国产品，中国也采取了对策。充满自信的国民开始认为，应该反击美国和日本。 石原太君： 拜读了您针对《中国可以说不》一书发表的大论。作为该书作者，首先还是要感谢您在年高体弱之际，以一种介乎于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与动画米老鼠之间的声音跟我们“叫板”。在拙作的前言里，我们已经谦逊地指出，无论在资历、声望及学识上我们都是难以与您比肩的。但是显然，历史观的正确与否和资历、声望及学识之类的东西并无内在、必然的联系。 诚如您所言，我们的观点确实还比较稚嫩，还需要假以时日才会丰盈和成熟；但您那种倚老卖老、自以为自己是历史源头的作派却使我们顿生厌烦和恶心。悄悄告诉您一个本人的历史观吧：老年人反对年轻人是一桩很危险的事情——有时甚至是自掘坟墓的举动。请允许我打一个坦率的比方——以鄙人和您老为例，在我们自身的性问题上，不消说得，您肯定比我经验丰富、技巧娴熟；但同样毋庸置疑，我肯定比您更具有激情、冲击性、探索性、生命力和美，所以说，幼稚不应该是受到嘲笑的理由，而是应该被鼓励、被宽容和被敬畏的。反而，我倒是应该宽厚地对您予以慰藉。诗云：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引伸到如何对待《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某些观点，道理都是一样的。 在国与国的关系问题上您信奉“弱肉强食”、“你死我活”的野生动物的生存法则，我们倒不能全盘否定这个法则的现实意义。不管是西方诸强还是日本，都曾经一度自甘背离人类文明的进程，而且日本的表现尤为甚之。说得不客气一点，如果八国联军那时候在中国的有些举动如同禽兽，那么日本军人们在二战中对中国人的作为则禽兽不如。从您的文章看，历史观其实是无所谓正确不正确的：在两个角力的摔跤手中，站着的那个就是正确的，躺下的那个就是不正确的。不错，不错，我该为您击掌欢呼——但这种欢呼必须具有一个前提——我必须站在非洲原始森林的边缘向您欢呼：您追逐一头狮子，纵身一跃将它扑倒；您咔嚓一声咬断了狮子的喉管……我欢呼起来：好样的，石原！好样的，石原！ 您说，在东京审判中，法官没有说日本是侵略而是“进出”。那么，这种事实的认定与判处东条英机等人的绞刑显然便存在着法理上的漏洞。既然如此，您为何不代表那些“冤魂”上诉国际法庭，要求平反昭雪，恢复他们的功名，并封给他们谥号？——顺便提一句，桥本龙太郎此次又斗胆以公职身份入靖国神社凭吊，这一举动显然受到了先生您的“正确的”历史观的鼓励。 把西藏、台湾问题与日本二战期间的侵略行径混为一谈，而且中国对台湾回归的种种设想被您认定为是对“一个民族差异极大、而且拥有自己独立文化”的台湾进行“吞并”，而日本的行为则是“进出”，则是使“东南亚各国独立”，您真不愧是一位为日本撰写史诗的、同时自己也将会垂名青史的伟大作家啊！而伟大的作家再进一步便会进入“疯狂”(如尼采、荷尔德林、三岛由纪夫)，但您的“伟大”远甚于其他人了，因为您已经彻底疯狂了，您试图用疯狂来改写日本的历史，但您越描越黑，适得其反。不错，我们与台湾的民族差异是越来越大了，不过这完全得益于贵国对台湾的几十年统治。您说得还不够胆大的，既然李登辉私下里都说自己更认同日本人，您干脆再弄出一套理论来，论证台湾更应该“回归”日本——不过，如果您的理论遵从了普遍有效性的原则，贵国又凭什么吵吵嚷嚷着去向俄罗斯要求收复北方四岛呢？ 李光耀缺乏历史感，而张藏藏、宋强等娃娃们的历史观又是错误的。那么，让我们试想一下在我们认同了石原先生的历史观后会出现什么可能的后果吧： 既然您认为日本那时候“进入”中国是一种正确的、必须的、旨在消除西方威胁而且从内心深处是为了东亚共荣的慈善举动——不要老是盯着日本士兵那些杀人放火、强奸老幼妇女的细节不放，战争又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做文章，没有那么多温良恭俭让嘛——如果日本在不久的将来被中国认定构成了对中国的威胁，抑或有外国势力在压迫日本并试图借日本这块跳板进攻中国，中国军队是否也可以大规模地“进出”日本？是否也可以让我们那些神经紧张、劳苦功高的士兵们在日本女性的身体上放松放松？——五十年前，贵国的士兵在我国就是这么干的。哎哟，再设想下去就太恐怖了：如果那些日本女性中恰巧有一位就是阁下您的宝贵孙女呢(您必须在场，不准闭上眼睛——日本士兵在中国也这么干过)？如果您秉持自己的一贯的历史观(而不是一种种族主义历史观)，您应该淡然一笑，悠然而道：“历史就是这样的……” 石原先生，请别怪罪我的恶毒，因为您恶毒在先。而且贵国已经恶毒过了。而我们的“恶毒”仅仅是一种假设，旨在使您的历史观在多种情形下都能经受住考验。但我能断定：它经受不了那种考验。如果真有那种残酷的情形出现，您怎么能谈然一笑悠然而道呢？您肯定会刺瞎双目、吐血而死呀——这一死不打紧，您的历史观也就完蛋去逑了。 我弄不清在日本国内附合您这种历史观的民众有多少——不过有时候我会这么想，十年前我们邀请三千日本青年来中国搞中日青年大联欢，那些日本青年里面将来可能会有至少一半变成军国主义分子哩。哎啊啊，大事不好，我们的地形全给他们侦察清楚了。 您说中国常提“一衣带水，同文同种”也是霸权主义的表现，这其实是给中国人自己一个教训，中国这边在套近乎，在念着“中日不再战”，却没想到日本会有石原这样的解构主义大师，其功力远胜于罗兰·巴特和福柯，在春光明媚、鸟语花香中总是能嗅出邪恶和危险——这一点上，我们将继续向您讨教、学习。 好吧，“暴露出霸权主义的‘自以为是’”这顶帽子我暂且收下吧——不管它合适不合适。但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也送石原先生一顶桂冠吧，您的历史观是“可耻的而且无力地抽搐的历史观”：精虫甚少，一多半还是死的。顶顶乐观的估计是，即使您播下的龙种，收获的也只能是跳蚤了。 这种幼稚而又何等无礼的文章的基础；看来乃是在支那这一封闭社会中担任多半是被选定的公职的某些人的自以为是，以及尽快形成民族主义的意图。这种意图，就是要把这些文章，作为对国民由经济自由化路线所带来的国内明显的经济差距自然产生的不满与不安加以抑制和强行整饬的有效工具。 这本书的作者现在恐怕是属于当今支那特殊阶层的一类人，但他们撰写的文章却是何等地适合时下当权人物的口味，令人作呕的部分又何其多。然而，唯独他们就今日日本政治的本质所选行的分析，却不能断言本质上是错误的。 与其说这些文章的论点有着根本性的谬误，莫如说作者的局限在于他们的历史观在世界史这一大潮流中缺乏相对的认识。如果只以两国间双边的观点来捕捉日中过去的关系，那么不管中国政府的正统性是否从国民党政府转移到共产党，居住在同一国土上的支那人所持的日本观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加害者同受害者的关系。但是，如果把过去的战争包括在内考虑日本实施现代化的历史给整个世界造成的影响，那么日本在来自中国单方面的谴责面前，就决不应该在世界史范围内被追究道义责任。 所谓来自日本的贷款带有强烈的赔偿性质这种说词，是无视旨在正式结束战争的媾和条约是什么这一国际法原理。当时并不在场而后来诞生的政权根本没有权利让时间倒转，重新要求赔偿。因此，如果呼吁日本对那场战争应负道义的责任的话，那么你们自己不妨重新考虑一下现在的所作所为。对于这一点，下面我还将指出。 这本书的作者公开声称是共产主义者。但他们的鼻祖列宁只是论述说，欧洲现代主义繁荣毕竟在于对殖民地丰富资源的掠夺和对廉价劳动力的奴役。这是任何人都没有异议的历史真理。 日本的现代化也就是日本国民要把这个国家变成强大的产业军事国家的努力的发端，是建立在下述国民愿望基础之上的，即我们自己企图回避包括邻邦支那，当时的清朝在内的亚洲几乎所有国家的全部或大部已被变成西欧列强的殖民地的状况。顺便提一下，促进日本人这种意愿的因素之一，还有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当时的清朝，以他们自己的霸权主义向日本派遣了当时世界最大级的战舰“定远号”和“镇远号”，对我国进行了恫吓。 而且，我们要千方百计地使这种努力获得成功，包括支那在内的几乎所有其他国家，都在国家或民族力所不及的情况下遭到失败，被迫隶属于西方。这始终是当代谴责日本为加害者的这些国家的历史应负的责任。对于被日本合并的朝鲜，道理也一样。就是说，在当时是否被变成殖民地或者是否被吃掉这种相克，曾是近代历史留给整个人类必定要解决的历史课题。 如今，我们也不能无谓地盛气凌人，认为只有日本才达到了合格的标准。免遭殖民地化的日本却事与愿违，结果适得其反地竞致力于造成自己的殖民地，这是事实。虽然是为了对已共产化的俄罗斯建立战略前线，但无止境地进入支那大陆的做法并不是什么战略上的明智选择。然而，在连支那也作为战胜国参加的东京军事法庭审判上，审判日本的所有国家都决没有把日本的殖民地政策称为侵略，就像这些文章的作者所谴责的那样，记述的是进出。就是说，因为审判的一方清楚地了解这一历史公理，倘若唾天便会殃及自己。 然而，我想强调指出的历史事实是，由于日本引发的太平洋战争，已沦为殖民地的亚洲和中东许多国家才奋起，为争取独立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回来企图作为统治者主宰它们的西方列强进行斗争，从而赢得了胜利。我本人会晤过的当时的埃及前总统纳赛尔、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和马来西亚现在卓越的领导人马哈蒂尔，都同样谈论过日本在战后这种世界史的结构中存在的意义。 我常常听到有人谴责说日本对那场战争的反省程度与同属战败国的德国不同。德国在战后拼命而又真诚进行反省的，决不是什么对那场继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又被打败的战争的反省。那始终是对犹太人和波兰等国的人们进行过疯狂大屠杀的谢罪，只是一种坚决阻止进行那种大屠杀的纳粹主义复活的誓约。任何地方都不会有这样的历史公理：发动战争的坏蛋尽是战败者。 如果说专注于过去那场战争中的受害情况而要追究日本国家的道义责任的话，那么像驱逐达赖喇嘛，以武力镇压藏民对他的仰慕，悍然吞并在文化和民族上迥然不同的西藏那样一种以支那的军事实力为后盾，而且现在愈演愈烈的霸权主义，已经引起世人的嫌弃。而且把在民族上有相当差异、一直拥有独自文化的台湾硬说成是本国领土的一部分，这种寸步不让的姿态只能暴露出霸权主义的面目。后来许多人都反躬自省地指出，当初联合国作出的决定台湾归属支那的决议是何等地疏忽大意。 这种以武力威胁牵制台湾并谋求吞并台湾的做法，同纳粹希特勒单方面吞并同文同种的奥地利是毫无二致的。顺便提一下，这也是这些作者常常写道的，由支那方面开始说起的所谓日本同支那的关系是“一衣带水”啦，“同文同种”啦，这些说法在文化论上也是错误的，只能是文化上的霸权主义。我们确实在使用汉字，但正因为我们民族只用汉字无法表达感情，我们才独自地创造出了两种假名。 说什么过去在支那坏事做绝的日本今天有资格指责眼下在支那发生的侵犯人权状况吗？这也是不打自招的。纵然自己的人权过去由于战争而遭到了践踏，其对方国家在过了半个世纪的今天作为同样的人对当今在支那发生的侵犯人权状况感到痛心，作为在当代生活的人对这种政治感到忧虑，岂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说日本背离亚洲，这种论点尤其奇妙而又感情用事，听来仿佛是弱者的一种偏见。说什么丰田汽车工业公司和日产汽车公司向欧洲出口的汽车与向支那出口的汽车在质量上显然有优劣之别，这也是令人喷饭的口实。大凡日本人谁都知道同属丰田汽车公司生产的皇冠和佳美哪一种品牌更高级。 这本书的作者对日本特别是在亚洲的主导行动担心得甚至有些神经过敏。新加坡的李光耀就捡起了担心日本再度向东南亚行使军事力量的盾牌。然而，没有比原是旅外华侨的李光耀的这种发言实际上更能够使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合法化了。李光耀的观点扎根于充满支那劣等而又极不相宜的对日本在那场太平洋战争的立场的不理解，对宏观的历史全然没有把握。 日本同东南亚许多国家进行了经济合作，在资本和技术方面形成了共同系列。它究竟还有什么必要在这个地区发动战争呢？ 这些作者竭力鼓吹日本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代表性，因而没有资格出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在上次的海湾战争中日本实际发挥的作用之大，实际上连日本的政治家本身也不清楚地了解，不言而喻，支那人更是不知晓。然而五角大楼的官方文件写道，我们在这场战争中证实了石原在那本书中所写的内容是正确的。文件写道：美国在中曾根康弘总理作出日本独自向美国提供战略尖端技术决策的极大鼓舞下，轻而易举地赢得了胜利。这种决策比日本提供的资金更重要。日本提供尖端技术的功绩远远超过了派遣8万军队与美国共同战斗的英国所建树的功绩。而且驻伊拉克的军事顾问团详尽地看到这种情景回国后，为了保护在同美国的扩军竞赛中显然败北的本国军队，率先表示支持改革。这正是为柏林墙瓦解、冷战结构崩溃提供了机遇。历史是以人的肉眼难以看到的巨大车轮滚滚向前发展的。 日本在同美国的这种关系中将能够得到极为重要的代表性，并且已经拥有和行使了这种代表性。无法看到这种代表性的人的徒劳轻侮，从本质上讲只能是无的放矢，对他们本身来说不久将会引起重大的危险。 尽管如此，今天支那的那种厚颜无耻的霸权主义言行，只能说是历史性的错误，而不是什么别的。过去，那种依靠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的政治，一直一意孤行地把有很大差异的民族、文化和宗教拧在一起的所谓“帝国”的政治形态，最后促使处于民族漩涡中的苏联土崩瓦解。其后，各个民族为了寻求同一性正在发生新的争端。然而，唯独支那对时代作出错误的理解，依靠来自日本的贷款不遗余力地发展核武器，对吞并西藏和染指台湾仍不作任何反省，进而还把霸权之手伸向根据美国正式签署的协定已归还日本的尖阁群岛以及西沙和南沙群岛这样一些岛屿。难道说支那人妄图在当代来重温与他祖先成吉思汗一样的旧梦吗？晚年头脑失常的毛泽东曾对当时的法国总统蓬皮杜说什么，支那由于人口众多，即使在核战争中死掉2000万支那人也没什么了不起。这番话使蓬皮杜总统大吃一惊。难道他们今天还想把毛泽东的这种遗言继承下来吗？ 在正式调查之前把于本土发掘的土器碎片和古钱币散撒到海里，随后而来的调查团再把它们打捞起来，由此便可以证明支那的文明过去曾遍及这一地区。因此就可胡说这是我国的领土，这种伎俩也太无视别人的存在了吧？ 对此，日本政府向来不提出强烈的抗议。譬如说，不久前支那显然侵犯日本的领海线，对尖阁群岛周围的海底油田进行为期1个多月的勘探，终于发现了原油矿脉，甚至还拍下了挥发气燃烧的照片返回支那。对于这样的对手，本来在这个地区拥有开采权的日本企业要求政府采取扎实可靠的对策，但任何省厅都不予理会。仅就这一点而言，这些作者们奚落的“日本谁也领导不了，有时日本连自己都无法领导”这句话是对的。 日本这样的大国在既没有资金也没有技术的邻国威胁下，如果像一部分卖国的日本外交官宣称的那样决定同支那联合开发在本国领土上蕴藏的天然资源，那么，有西沙和南沙问题的东南亚国家则将发生很大的摇摆，支那在亚洲的霸权由此将会一举得到加强。印度和越南等国的强烈反对也是不难设想的。而且在这种时候，美国也将斟酌自己的经济利益到什么地方，也得考虑采取何种程度的行动。其结果必将给日本同美国的关系带来新的局面。 支那推行的这种霸权主义宛如儿戏，这蓄意让日本同美国互相敌视，并且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是一种陈腐却又厚颜无耻、我行我素的霸权主义行径。当支那这个国家为了掩饰其本质上的不成熟和软弱性而竭力推行这种霸权主义的时候，世界将被卷入一场新的混乱，但是对于制裁支那恐怕也不会犹豫不决。到那时，日本即便期盼更深地受到美国庇护，美国反而不会承认这样的日本是对等的伙伴。在支那带来这种冲击之后，这个日本究竟能不能清楚地认识到“天助自助者”这一历史公理，而开始通过自己的手来铸成平等伙伴的资格呢？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来自支那的这种外压说不定将拯救日本免遭本质上的坠落和衰微。 有这样一个故事，说一条狗跑到河边，水面上自然映出它的身影，但它羡慕水中狗嘴里叼着的骨头，而狂吠起来，这一吠不打紧，却使自己口中的骨头滑落水中。 狗的憨态使人倍觉可笑。可如果现实中，尤其是一个实力很强的国家，也要发生这样的迷惑，并且准备也那么“狂吠”几下，便着实令人笑不起来了。 对于亚洲而言，日本是个不道义的邻居。日本的不道义，在全球尤其是亚洲，已是众所周知的、众口皆伐的事实了。过去的不道义，现在的不道义；政治上的不道义，经济上的不道义，凡此种种。它已成为日本形象及其现行的对亚洲的方针所无法割裂的一部分了。 近年来，随着右翼势力逐渐掌握了日本的政治大权，日本不仅没有对过去战争罪行进行深刻反省，反而反其道而行之，以大肆歪曲战争历史。推行“民粹主义”的方式加入国际政治新格局的角逐。等待日本认真汲取历史教训，以客观公正的姿态步入国际社会的幻想在现阶段实属不智，但同为近邻的事实，却又不得不使人提起笔来，提醒日本：着着实实应该敲打一下自己了。 一、否定历史终将被历史否定 《说不》出版之后，更是引动日本某些右翼极端分子的仇视和诋毁，他们在继续为战争罪行进行狡辩的同时，又加紧了对中国的攻击。那些看似睿智其实狡诈的言词在另一个向度上道出了那个国度所弥漫在心理、道德上失去道义的根由。 日本右翼势力出于蔑视中华民族的心理和制造“中国威胁论”的需要，将中华民族日益展现出来的凝聚力，诬蔑为“民族主义小伎俩”和“民族霸权主义”。但当他们歪曲事实、进行“狂吠”的时候，却忘记了这样两个史实： 一、正是民族霸权主义野心，促使日本发动了太平洋侵略战争； 二、正是民族主义“小伎俩”，构筑了大和民族凝聚力，加速了战后日本的复兴。 或许是对中国的无知，或许是为了掩盖这股来自中国民间的强烈的呐喊所带来的恐惧，他们认定我们是所谓的“特权阶层”。他们根本不知道，或者不愿意知道，我正在写作的这一张写字台，是放在北京一栋楼房的一间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里面摆满我的全部家当。自以为是他们将我们划入所指定的“特权阶层”，却在另一个角度上把他们“降”到了与我们同样“幼稚”的地位——他们才是与大众疏离的、来自阶层利益集团的“特殊声音”。不幸的是，我们的声音偏偏来自最底层的大众。 不过凭这些人的渊博学识，洞悉毫微的能力，恐怕早已知道全貌，只是不说罢了。因为依据他们惯常表现出的狡诈和歪曲事实的能力，不利于自己的事实是必须视而不见或予以诋毁的。他们用大开大阖的手法裹挟着惯有的权威姿态所合成的跌宕纵横、旁证博引的随意性，试图掩盖刻意寻找并加以生生割裂的事实的企图，也实在令人不能恭维。 在否认战争罪行时，他们指责亚洲各国对日本的抗议是用“残缺的历史观而不是用通行的世界史来看待问题”，这不得不使人们怀有这样的疑虑：世界最终将走向大同，但妨碍世界大同的一个最大障碍，可能就来自不太清醒的日本。令人可笑的是，日本人在否认战争罪行时，惯常的说法是“害人反害己”，并说“免遭被沦为殖民地的日本与初衷相反，开始致力于使别国沦为自己的殖民地”。一场到别的国家去“害人”的战争，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战争？除了可称为“侵略战争”外，难道还有别的？比如“驯化的战争”、“文明的战争”——这些别扭的字眼儿都是找寻他们的本义千思百想杜撰出来的，供这些人以后使用。也可能他们早就想过了，只是它幼稚得不可思议，只好忍痛不用罢了——可以体现其本质的吗？所指的“日本开始致力于使别国沦为自己的殖民地”的战争“进入”，使别国沦为自己殖民地的战争又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战争？不用历史学家来回答如此“幼稚”的问题，全球十岁以上小童(可能日本的一部分右翼分子除外)都会异口同声地回答：“侵略！”“隔壁阿三不曾偷。”——你否认得了吗？ 日本否认战争的另一个理由是，这场战争导致了亚洲“进行民族独立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先不论此观点正确与否，就此观点所表达出的历史观，恰恰是残缺的、是被生生割裂的。一场自觉的民族解放斗争，是民族觉醒的结果。民族的觉醒，是对列强侵略的反动。拿相悖的结果，掩盖战争的本义，犹如用毒品在医学上的用途来否定毒品在现实中的危害。用这些人的观点来论证，难道他们还支持本国国民吸毒不成？因为吸毒好啊，可以治牙痛！ 亚洲各国人民抗议日本的不道义，难道不是世界大潮流的一部分？否认侵略本义，难道不是残缺？ 由于中国国民习惯于缄默，日本右翼分子狡猾地将来自中国政府的抗议归于政治斗争的策略。他们说：“但同为中国人的两党对日本的态度是相同的，即他们都是受害者。”这种故意的诱引显然忽略了民众一般具有的思考能力，两党为什么在此不谋而合？两党代表的是不是中国人？日本的自民党以及其它什么党代表们难道不是日本的民众？中国所有党派对日本不进行真诚的战争反省的一致谴责，代表的恰恰正是海峡两岸中国全体民众的声音，这种声音在亚洲乃至世界上的普遍性是对战争最有说服力的描述和回答。 令人惊奇的是，与共产主义理论相左的日本右翼分子，也用马列主义理论来为其战争罪行进行辩护。他们用列宁关于欧洲资本主义的繁荣“归根到底是建立在其对殖民地资源的掠夺和对其廉价劳动力的奴隶性的使用上”这一历史公理来证明历史的残酷，进而证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残酷正确性。弱肉强食，这想必是日本人奉若圣明的观点。因此想见，日本人对残疾人肯定另有一番看法，对大街上发生的一起抢劫以及其他罪恶，也肯定是冷眼相观的。而且在另一个向度上，这些人与同样信奉弱肉强食的强盗实现了同构和叠合。 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实质来证明日本发动战争的正确性只能告诉我们：一个明知罪恶的人去犯罪，比一个因无知而犯罪的人更可怕。欧洲原始资本的掠夺是自发性质的，而到了日本，却原来是自觉性质的。后者原来比前者更纯粹，它不仅是不道义的，干脆是无道义的。它拿着比欧洲开始掠夺世界时先进得多的机关枪、大炮、飞机、坦克进行着掠夺。既然认同掠夺，那么跑到别人国土上去掠夺是什么？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侵略”更可怕。 事实上，一场战争过去了，除了汲取教训外，无论是加害者还是受害者，都不愿再提及它，只愿能在真诚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可是日本无法使人认同它的诚意。这样的结果，不仅不能因为拒绝承认战争罪责而减轻国民的罪恶感，反而更加重了国民的心理重负，使他们不能正视现实，在国际交往中失去了勇气。长此以往。日本将失去准确判断事物的标准。 其表现之一，就是在右翼势力过分歪曲历史的同时，使日本失去了汲取历史教训的机会，从而导致未来某一天“民族主义”过分膨胀使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亚洲将再次面对来自日本的威胁。 二、四面皆水并非左右逢源 忽视历史，就会导致在现实中搞不清自己的位置。 有一句话叫“日中关系就是美中关系”。好像石原先生也曾发表过类似的看法。就问题的表象而言，这句话似乎不错，但细细琢磨一下却不尽然。 从美国人开始关注并进入世界之时起，美国就没把日本放在眼里，或者说，只是放在其次。美国大规模进入亚洲的第一步，就是跑到他们认为的东方文明的中心中国。当时，欧洲列强的入侵颇令清政府头痛，清政府对美国的介入怀有一丝与众不同的期望，希望美国能对列强的侵略起到抑制平衡的作用。但美国取得了较其它列强更为特殊的地位后，反而变本加厉地进行侵夺，使清政府懊恼不已，双方摩擦不断。但同是大国的事实还是使双方关系中有那么一点相互尊敬的味道。 但日本就不同了，在瓜分中国的列强中，它显然充当了趁机分一杯羹的角色。西方列强还动不动侵扰日本一下。由于列强拥有中国这块大堡垒，日本也只有忍气吞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才彻底结束。 也正是从这时开始，日本因为自己的野心导致了在亚洲的孤立。美国最后投向日本的那两颗原子弹，从另一个层面上也说明美国人对日本的蔑视。紧接着，麦克阿瑟便叼着烟斗进入了日本，与吉田茂共同构筑了日本的基本宪法和发展框架。麦克阿瑟能这样做，一方面他认为建立一种制度比武力弹压更能打动日本人；另一方面也确实因为一个现实：日本岛国面积不大，而且是个战败国，较容易控制。而此时，美国跟中国的关系，则处于历史上较紧密的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日本在亚太地区的桥头堡地位更加显现，成为西方阻挡共产主义苏联扩张的最重要的屏障。美国人对日本的态度也是父亲对儿子，打骂由己。 尼克松访华，将中国作为冷战格局中抑制苏联扩张的平衡力量，扩大对苏防线的同时，又实质上增加了日本在亚洲的孤立色彩，也说明了在中美关系上日本的踏板地位。日本也紧跟着诚惶诚恐地与中国恢复了邦交。冷战就这样将日本置于一种不尴不尬的境地。 冷战的结束，中国的崛起，日本跟美国大唱“中国威胁论”，一方面说明美国希望将世界格局导入既定化和明晰化，以利于自己的霸主地位的维护；另一方面却也道出了日本对美国的依赖惯性。但这种惯性和盲从，使日本加入亚洲新格局的行动走向偏差，孤立中国的错误方式不仅没有体现日本参与亚洲及世界政治的良性作用，反而与亚洲发展对中国的实际需要和用积极的态度消除隐患、走向繁荣的总体趋势相背离，加重了亚洲各国由来已久的怀疑。 从这可以看出，就日本而论，日中关系是从属于中美关系的。急于加入世界权力竞争的日本，如果把握不好这一点，弄不好会很尴尬。万一中美关系正常起来，并且完全导入一个新的格局，日本以前的所做所为，不能说对自己不利，但至少不好收场。 中美关系的转变，最近似乎有了些迹象，但也只是迹象而已。中国人并不抱乐观态度，更不指望美国带来什么与众不同的好处，只希望基于两国的现实，相互尊重、平等对待。虽然困难重重，但实际工作又在做。所以，日本最好做好跟美国兜圈子的准备。而作为国家之间交往的原则，相互尊重、平等对待也是我们对中日关系的希望，你不是想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吗，那么，在中日关系上，你就应该显示出这样的魄力，而不要跟在别人屁股后面人云亦云。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以及中美之间经济依存度的加强，将迫使美国最终放弃对华政策中的歧视性。日本无论出于历史的考虑，还是未来的分析，都应加强对华政策的主动性和善意，重新客观地认识中国经济、军事力量的增强在亚洲和平与繁荣中的积极作用和不可或缺的地位，而不要大唱“中国威胁论”，更不要围堵中国。这是一个善意的、诚恳的提醒，日本的“民族主义”者正在讥笑这种善意，但所谓的中国“民族主义”青年强压了自己头脑中对日本深深的厌恶之后，仍要给予一句善良的忠告。日本是个四面皆水的岛国，与国际间的交往是日本生存的桥梁。应该保持清醒和谦逊，而不要被岛国意识所左右，因经济的强大而渴望军事、政治力量的强大，再次被膨胀的野心所驱使走向扩张，这只能是自断桥梁、自绝生路。 三、日本应当这样敲打自已 而实现与中国乃至亚洲各国的正常交往，日本必须对下列问题予以诚恳的清算和原则确立： 第一、历史遗留问题。这将决定亚洲各国对日本的态度以及日本战后出生的占人口70％的国民在未来的明确责任。战争反省的不诚实，只会使历史仇恨更加强烈，对现实发生作用。应正视过去战争罪行，与亚洲各国取得共识与理解后实现历史的逐步淡化，而不要愚蠢的对抗。否则，日本与亚洲将会处于长期的不合谐甚至震荡状态，日本加入亚洲事务的步伐将困难重重，并最终从现有的疏离导致与亚洲的隔绝，或者各种潜在矛盾的激化。 第二、台湾问题。确立并始终如一地贯彻“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这个原则。而不要学美国把它作为外交政策依附于非正当利益之上。不要将台湾问题与对华政策及日元贷款混在一起，否则只能伤害中国人的感情和自尊，损害国际交往的基本原则。中国人没有在北方四岛问题上说三道四，也希望日本不要在性质完全不同的台湾问题上吆五喝六。不要成为分裂中国的罪人，因为日本已经狠狠地伤害过中国一次了，中国人不欠日本什么，也不希望日本再欠中国一次。 第三、核禁试问题。五个核大国虽然已停止了核试验，但并未表明核威胁就此消失。作为曾经受到核弹巨大伤害的国家，日本必须重新审视自己在核禁试条约实施以前只指责中国的不公正行为，并从中汲取教训，确立以下三点不仅有益于日本，而且更有利于人类和平的基本原则：一、应该明确不成为有核国家的承诺，彻底消除其它国家对日本的怀疑，并以此在有拥有核武器欲望的国家中做出表率，抑制核武器的潜在增加；二、对美国在未来在冲绳基地部署核武器的可能性早早予以抑制和消除，确立本土不部署核武器的原则，将亚洲和平导入更为明晰的方向；三、发挥经济强国优势，积极倡导建立在全球范围内销毁核武器的人类和平原则，为人类和平做出积极的努力和贡献。 第四、与中国的实际交往。将中国孤立对日本没有一点好处，应该同中国一道成为国际社会的参与者和维持和平的主要力量，而不是隔断。所谓“不管将世界导入怎样的纷乱，都将对中国进行制裁”的言论是疯狂的，不负责任的，不要用它来装点日本的民主橱窗，它只会使民主显得浮浅、花哨而不实效，甚至背离大众。正视中国在亚洲的现实，积极地与中国合作，应该是日本加入亚洲事务最明智的举动。在与中国及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交往中，应该明白的一个道理是：投资于这些国家的未来就是投资于日本的未来。而不要像推销半导体那样“只顾攫取，不思回报”。摒弃经济投资上的短视，应该与被投资国一起形成这样的共识：日本的投资对双方都是有好处的，并且是长期的。减少对抗，增加合作。 第五、日元贷款的原则。纯洁日元贷款的目的性，将它真正赋予支持其它国家建设，有利于日本的国际良好形象的树立的使命，而不是引诱和收买。应该使大家明确地看到，日本愿意投资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亚洲，而不要试图营造“势力范围”和换取别人本不愿意的某种利益的支持。东盟国家对日本的微词已然显露，日元贷款并不能收买人心，用日元贷款在一些问题上讨价还价实质上得不到别国的尊重。 第六、在以上原则没有确定之前，日本不能加入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的竞争。日本在这些问题上的图谋只会使人产生反感，而不会赢得支持。最好的主意是做些实际的、有益的工作给世界看看，并在这个过程中，培养一个政治大国应该具备的素质，这才是最重要。 日本右翼势力在对战争进行辩解时说：前去召唤别人而自己一去不回了。日本既然这么容易陷入迷失，那么，这句话是否也可以这样说：设法孤立别人而自己却陷入了孤立。 这是日本民众应当清醒并要时刻预防的。 波多野美奈子，瘦小而真诚的一位日本妇女。说话中肯、热情，与惯常接触的商人气息甚浓的日本人，以及诸如石原之类的日本人相比，她将大和民族应有的礼貌、聪明、大度和细腻的体察表现了出来，使我们看到了日本的良心。 在一次谈话中，她说：“从你们身上看出，中日之间，尤其是青年人之间的交流太少了。”我问美奈子：“不知日本政府里，不管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像您这样清醒的多不多？” 她笑了笑，“怎么说呢，在日本政府内，有许多利益集团，这些集团形成的时间已经很久。现在的政府官员，大多是靠他们的父亲打开的天下，我们称之为政商……” 政商！这个词好，我欣然点头，佩服日本人民的语言智慧。从政而为商，政治上的残酷与商人的狡猾绝妙的结合。怪不得自中曾根开始日本再也没出过一个可称为政治家的人了。中曾根也只能算半个。中曾根之后频繁出入日本政坛的领袖人物，也许由于时间的仓促来不及展示他们的政治魅力；但这更说明他们还是不具备伟大政治家的气质和素养的。因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首先应该具备的能力，就是能延长自己领导人民的时间和空间，并因此贯彻自己的意图，将国家建设导入一个长期、宏远的目标，而不是短期的局部利益的获取。 虽然日本的体制最大限度地避免了领导层更替对日本社会经济正常发展的影响，但实际上它的影响仍是巨大的，往往表现出突然而至的特点，并因此波及了全球经济的发展。 一、桥本把日本引向歧途 桥本龙太郎本人显然是不喜欢被称为政商的，年轻成熟的绅士外表，使他比村山更富魅力。当然他的年轻也意味着野心和蠢蠢欲动。 桥本动了，他想做超级政治家。 不动则已，一动惊人。 他去参拜靖国神社。自中曾根之后，他是第一个。做这个第一，不仅冒着违反日本基于对战争的反省而确定的宪法和平原则的风险，而且冒着触犯亚洲各国人民的风险。前一种风险，问题倒不算很大，顶多引来些许争议。这种争议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对自己有利，既可以将问题的焦点从战争上引开，又可以为自己在越来越强大的右翼势力中赢得支持；而后面—种，则有些麻烦了。 桥本说，“我心中的靖国者并不是什么甲级战犯。甲级战犯同我无关。亚洲的反应风牛马不相及。”“关于宗教法人的所作所为，希望你们询问靖国神社。我无可奉告。” 桥本的辩解明白而且犀利，还有点责难加身的恼怒之气。但用供不供甲级战犯灵位是靖国神社的事来推卸责任，多少有些理亏和自欺欺人的味道。在战争问题上，靖国神社早已成为象征性的雷区，这在日本和亚洲都是普遍的认知。而且在去之前你也是仔细考虑过的，但你还是去了，明知而故犯。 揭开二战伤疤的，仍是日本人。你就无法抱怨别的国家抓着历史旧帐不放了。由此可见，一直对这场战争耿耿于怀的，正是日本人自己。 桥本龙太郎之所以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参拜靖国神社，与日本想从一个经济强国转变为具有广泛的世界影响力的政治、军事强国有极大关系，这个思想可以清晰地从日本变得越来越强硬的举动中勾勒出来。 1993年日美贸易差额的谈判桌上，日本人强硬地拒绝了美国的进口指标要求。1995年，桥本固担任通产大臣时在日美汽车贸易谈判中的强硬立场，迫使美国作出了令人意外的妥协而受到拥戴。现在，桥本领导的政府仍在半导体和胶卷市场准入问题上跟美国对着干。 在安全和防务问题上，日本更是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积极。在日本人眼里，冷战的突然结束，仿佛打开了不安的大门。伴随冷战时代的渐渐远去，是越来越浓的对舒适的冷战模式的怀念。九十年代以前，日本对外政策是件很简单的事儿，甚至可以说基本上不存在。美国的政治和安全保护，使日本的政商们全心全意地发展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而不必被防务所拖累。美国人也乐于营造一个富裕的民主国家，一则作为样板，二则作为堡垒，可从心理上和军事上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的蔓延。 而现在，自身的防务必要性问题日渐成为日本政治中最大的一个难题。美国一方面希望这个盟友能在军事上略显成熟，以减轻美国的防务压力；一方面又不愿意彻底放开，给别人制造美国应退出亚洲的藉口。除却对美国的依赖性而外，日本既想摆脱美国，迅速成为亚洲的军事、政治强国，为自己领导亚洲创造条件，又怕激起亚洲各国对过去的帝国主义历史不愉快的回忆。 反对党党魁小泽便以强硬姿态向立足政坛的桥本发难，桥本的反应是更加强硬起来。此时，很早以前就提出了实现正式参拜的神社和日本遗属会等均要求桥本首相恢复参拜。桥本身为自民党的强有力的支持团体——日本遗族会和自民党的“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会长，自然体味到不久之后的众议院改选选举中，这些“票田”的厉害。更何况，参拜神社在另一方面或许会打消众人眼里他与前几任没有实质性分别的看法。 于是，桥本在“二礼二击掌再一礼”的神道教大礼中，再一次把世界各国的目光引向了自己。 但在登记簿上署名“内阁总理大臣”，这个称呼并没有体现他的私家身份，哪有私人的内阁大臣？没付“香火钱”，也不能代表没有参拜。这种掩掩藏藏的做法反倒令人怀疑他在政治上的诚实，必然招致亚洲国家的谴责。 桥本的这一不明智的举动，实质上为日本走上国际政治舞台制造了更大的困难，使其在亚洲的孤立姿态更加明显。刚刚勉勉强强渡过二战五十周年纪念所赢得的一点安宁被打破了，在与印度争当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竞争中陷于不利。 桥本的这一举动，归根到底，是日本右翼势力近年主掌大权后，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因素使然。 看看桥本本人对战争的描述，就可以体味出一二来。他回忆道：“战败的两天前，一艘运输船在我眼前沉没。有人溺死，也有人遭机枪扫射。这一切都是我们这些在海滨沙滩上的人所亲眼看到的情景。这些人的牌位都供奉在那里。这是我们的记忆。所谓战争，不过如此而已。” 在桥本和大多数日本人眼里，战争只是给日本人带来的创痛，这种创痛所造成的冷漠使其对日本对别国的伤害视而不见。“因为我们也付出了代价嘛！”这种类似犯罪时摔断了胳膊就不追究罪犯责任的理论，不知有没有指导日本的法律实践。如果有，那么日本该反省的就不仅仅是战争了。 桥本这样做，除伤害了与亚洲各国的正常交往外，更助长了以复辟军国主义为己任的极端右翼势力的嚣张气焰，将他们在民众中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有可能误导了自己的民众，尤其是下一代，使他们走向与亚洲的对抗。 二、未来的噩梦 问去过日本的朋友，日本普通国民是怎么看待二战的。朋友告诉我，他们的记忆首先而且最重要的便是“东京大空袭”。 作为一个民族被教训的记忆，这是无可非议的。但令人担忧的是，普通国民是否对遭受原子弹的袭击的原因进行深究，进而得知，正是因为日本的侵略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才把灾害引向自身。 日本国民有没有感觉到，这种惩罚多少有些天谴的味道？为什么那么凑巧，美国先于希待勒德国成功地研制了原子弹？当时与德军同为轴心国的事实，是否会将石原诸人的思考引向这个方向：假如希特勒先成功地制出了核炸弹，历史也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儿了，东条英机就会成为我们可以正大光明地敬仰的领袖，说不定我石原还能成为“大东亚共荣圈”的一名监督官，叫几个韩国的慰安妇，到中国的洱海里洗洗澡呢。 石原肯定有这样的遗憾。 那么我告诉你，即便当时原子弹掌握在轴心国手里，你也休想安安稳稳地在洱海里洗澡。说不定那几个慰安妇中，就有一个准备行刺的安重根呢。 对历史的反动，总是使日本怀有侥幸心理。这种侥幸心理的表现之一就是：期待随着时光的流逝以及日本的强大，不动声色地把那段历史悄悄地扔到马里亚纳海沟里。 让历史真正成为历史，是包括日本人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的基本愿望，但这必须基于彻底汲取历史教训，并使历史不再重演这样一个前提之下的。日本不仅不汲取教训，而且以篡改历史的方法蒙蔽国民，现在居然又到了揭开亚洲伤疤，在自己曾经留给别人的痛处再捅一捅的地步，怕是强大的经济力量又膨胀了某种野心使然吧。 我们已经看到日本的国粹主义者在蒙蔽了国民之后，又进一步歪曲亚洲各国的谴责是所谓的干涉和对日本的仇视，制造恐惧心理和危机感(这种危机感的表征之一就是“中国威胁论”，但这个论调最终除了使日本在亚洲走向孤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实质性结果)来进一步误导国民，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那么，我诚恳地提醒善良的日本国民，在你们自认知道历史真相这个问题上，多打如下几个基本的问号是十分有益的： 为什么中国、韩国、朝鲜及其它亚洲国家会越来越激烈地谴责贵国政府掩盖历史的错误行为？这种谴责为什么激起当事国广大民众的共鸣？ 然后你们再回头看看身边可爱的孩子们所做的一件事：东京附近春日部市庄河高中的几位学生，花了10个月的时间，将侵华日军731部队利用白鼠搞细菌实验的惨绝人寰的历史调查整理了出来，搞了个《731部队展》，展出了当年731部队研制的“宇治式细菌炸弹模型”以及中国人死于鼠疫的图片和文字资料。 春日部市所在的琦玉县，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白鼠产地。侵华日军曾用这里农户饲养的白鼠培养带有鼠疫杆菌的跳蚤，并用这些跳蚤制成细菌武器。 学生在得知这段历史后，便决定将其挖掘出来。“越调查我们就越感到触目惊心，那场战争的确是罪恶的。”一位学生说。据了解，1940年前后，日军开始征购白鼠从事细菌战研究。1943年以后，日军对白鼠的需求不断增加，曾提出了一个“增产白鼠300万只”的计划，并把春日部市一带作为白鼠增产基地。此后，大批白鼠从这里被运往中国的东北地区。 1949年夏，731部队从哈尔滨平房地区撤退时放出的带有鼠疫杆菌的白鼠使邻近村庄发生鼠疫，造成130余人死亡。 童心无欺。为什么小孩子都可以做一做而他们的父母却无动于衷呢？这些孩子从1994年10月到1995年7月，走访了1000多家农房，了解了大量有关白鼠的饲养情况，那些曾饲养过白鼠的农户几乎都不知道这些白鼠曾被731部队用于研制细菌武器，这使他们感到更有责任把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历史告知更多的人。一位原日军毒气部队的士兵把当年部队的组织情况及毒气的种类告诉了他们，鼓励他们将这次有益于社会的活动搞下去。 但令人吃惊的是，右翼分子居然向这些年幼的孩子发出了恐吓信。 连小孩子都能收集到这样的资料，那么大人应该可以了解到更为详细的情况，你们为什么不把它揭示出来？难道你们比孩子还脆弱？ 你们害怕了？也难怪。右翼分子发给孩子的是一封恐吓信，送给大人的可能就是炸弹了。 三、普遍的迷失 对战争罪行不能客观地认识，势必造成国民不是在事实基础上的对外界指责的反感。这不利于日本人民跟亚洲各国人民的正常交流。对历史真相的欺骗性教育——或者说得温和点——隐瞒性教育，已经造成日本青年中的历史缺损和道德观的错误。年初的一次聚会上，留学中国的日本青年竹谷正良在笑谈中就打趣地说：“你们中国人太烦，不就一次战争吗？”我说：“是啊，不就一次战争吗？”他笑了笑，紧接着楞了一下，看着我沉默的脸，体味出反问的味道。“你在中国读书，应该有机会详细了解那场战争的真实情况。”‘对不起，我没有。”他冷静地说，“在日本的时候还不明显，但一踏人中国，就陡生一种对历史的恐惧，而且学的又不是历史专业，便不想去了解。我也问过同来的人，还有去韩国的朋友，大家都有与我一样的感觉。” 一个不能正视历史的民族是一个悲哀而又危险的民族。一块滋生过法西斯军国主义这个巨大的灾难瘟疫的土壤，将因此无法有效地进行反军国主义教育。企盼民众自觉地抑制军国主义岂不是一场空想？现在日本人对亚洲各国翻历史旧帐的反感，正说明了这个危险的存在。日本人因此呼吁国家政治强大的朴素愿望一定程度上被极端右翼势力所利用，弄不好会演变成一场新军国主义抬头的趋势。明治维新中尝到了好处的日本，五十年前，就是在迅速摆脱了西方列强的压制后，由一批激进少壮派军官将战争机器开向亚洲的。 现今的日本与六十年前何其相似。拓展生存空间与谋求世界政治地位、军国主义与民众激进情绪中的“新军国主义”，如此等等。受过日本危害的亚洲各国，能不警惕吗？ 对“侵略”二字十分谨慎的日本人对历史的反动，还把“侵略”二字随意使用于别国的历史。在谈及中日近代战争时，就有人说什么，中国清朝的定远号、威远号就曾试图“侵略”日本，并将此作为营造现今“中国威胁论”的一个佐证。这种无视事实的妄加指责，只能误导日本人民。那场在黄海上的海战没有一发炮弹落在日本本土上，相反的倒是日本想借朝鲜的内部争斗吞并朝鲜，作为当时宗主国的清朝被朝鲜政府邀请保护朝鲜半岛。那场战争双方打得半斤八两，死伤人数不及日军侵华所杀害的中国人人数的几百万分之一。不知日本教科书上类似的“侵略”辞藻有多少。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只能造成日本国民对别国的仇视心理，无益于日本人与亚洲的交流和友好往来。 这就是弥漫于日本民众的历史观。历史的歪曲造成了历史的缺损和对历史的不负责任，以及由此而衍生的不自信。 这样子下去实在是太危险了。 这种危险的表现之一是：日本的孩子拿着与世界所有孩子完全相反的教科书，他们的成长历程中不得不经过历史的彻底否定和再认识阶段，而这将导致他们对本民族的不信任和不自信。 四、不要再当“摩擦专家” 战争问题撇开不论，日本在其它方面的表现更是让人不能接受。比如跟在欧美屁股后面起哄，处处为难中国。拿海湾战争来说，事后的炫耀首先就让人不能接受，只能说明日本值得自豪的事太少；由一场对别人的、而且是跟在欧美屁股后面参与的战争来寻求自豪，多少也有些底气不足的空落感。 增强国民的自信，消除他们的罪恶感，不是把“侵略”改成“进入”就能达到的；想在国际社会中起更大的作用，就不要为眼前的几张选票，显示自己与众不同，去做那样短视的事情。更不要想用军国主义的亡灵败魂来武装自己。否则，只能给国民蒙上一层自以为是的眼罩，以与亚洲对立的方式步人亚洲乃至世界，后果将不堪设想。 周恩来曾说过：“中日之间应该取大同存小异。” 这条原则同样适用于日本和亚洲各国的交往。对于战争的认识，已经不属于“小异”范畴了。如果日本一意孤行，不仅不进行战争反省，反而被极端右翼势力所左右，将旧有的军国主义理念作为构筑“大和魂”的核心精神的话，这个“大异”将成为破坏中日关系的因素。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首先是基于加害者这个原因的，这样的教训应该足以让日本几代人汲取而不是从一开始就回避它、篡改它。 日本在抱怨中国、韩国及亚洲其它国家进行日本侵略战争历史教育时，应该懂得这样一个朴素而又深刻的道理：唯有不忘历史的错误，才可能阻止错误的重演。 正如“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最终昭示中国人民的那样：“我们中日两国人民经受了眼前所看到的不幸历史，但以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为转机，我们两国间已发誓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但因加害过别人的恐惧而又怕授人以柄的浅薄心态，多少使日本宪法第九条的和平承诺处于根基不稳的飘摇之中。 不知日中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是否将这样朴素的醒世之语带给日本：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 不牢记这一点，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还没有汲取教训的日本，将面临历史无情的打击和抛弃，注定其再次失败。 六月二十五日，中国新华社在电讯稿中，不同寻常的介绍了不久前北京出版的一本名叫《中国可以说不》的新书。第二天，全世界主要报刊都刊登了这条消息，有意思的是，该书不仅在华人圈引起广泛注意，更在美国和日本引起广泛兴趣。美国的《亚洲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书评，日本的有关评论更将此书与八十年代中期由日本著名鹰派政客石原慎太郎为中心写成的《可以说不的日本》一书作比较，认为这是一本反美的宣言。两本书虽然相隔十多年出版，而且又出自于两个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国家，但从思想内容看，无疑有异曲同工之妙。 该书的作者是五位年龄在三十多岁的年轻知识分子，其中有记者和大学教师。该书的基本观点是：美国已组成“反华俱乐部”，联合日本和越南，对中国实行包围政策；美国中央情报局利用各种手段，有预谋地破坏中国社会稳定，并在中国的年轻人中培养“代理人”，进行各种和平演变的活动；美国利用“荷里活”(即好莱坞——音译)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摩托罗拉公司利用在华投资，将夕阳工业转移到中国。对这些现象，此书的作者慷慨陈词，得出的结论是，中国要将这些“糟粕”拒之于门外，并要大声地说“不”。 应该说，这些年轻知识分子爱国热情可嘉，但从更广阔的视野看，该书的立论无疑失之偏颇。 第一，他们认为，只要中国敢对美国说“不”，中国就不会被“包围”，文化就不会被侵略，中国社会就会太平无事，但事实并不这样简单。改革开放的中国，是要设法与国际社会接轨，是要利用国际的和平环境，进行经济建设。目前的中国应该设法融入国际社会，如果简单地说“不”，无疑会隔绝与国际社会的联系，对中国而言，有百害而无一益。 第二，中国人实在没有必要模仿日本人说什么“不”。这些年轻作者可能不知道石原慎太郎举着反美的旗帜，其目的是要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帐。石原根本不承认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是侵略战争，否定南京大屠杀；另外，石原主张修改《日本和平宪法》，取消《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石原认为，《和平宪法》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是战胜国的美国强加在战败国的日本头上的两个紧箍咒。日本要成为真正独立的国家，要设法摆脱这两个紧箍咒。不管从何角度看，中国和日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尤其在现代，两个国家的命运根本不一样，四十多年来，中国的落后是因为闭关自守所造成。中国没有历史包袱，也没有外国的军事基地，十七年来，中国的对外交往完全是依照自己国情的需要，所以，根本没有这个需要，也没有这个必要对某一个特定的国家说“不”。 第三，不能否认，在苏联解体之后，中、美、苏的铁三角关系随之瓦解，中美两国由战略伙伴关系，变成平行的对抗非对抗的关系，这可以从美国阻挠中国申办二OOO年奥运会，阻挠中国加入WTO国际组织，并有意挑起台海危机窥见一二，但是，要解决中美之问的问题，并不能简单地说“不”。六月中旬，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之所以达成协议，不是靠中国单方面说“不”。从中国在关键时刻做出的让步看，中国领导人显然并不接受《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观点。在该协议中，中国保证美国的电影及唱片业可更大程度进入中国市场，并获准可在华共同制作电影及电视节目。如果以《中国可以说不》的观点看，中国非但没有说“不”，反而对荷里活的“文化侵略”持“欢迎”态度。两者显然格格不入，但不能否认的是，前者较之于后者的视野来得广阔。 韩国慰安妇自缚双手，对着摄像机肝胆俱裂般痛苦的呐喊，仅仅是一个被凌辱过的民族对过去噩梦般的回忆吗？难道我们没有从她五十一年后的今天都无法消除的惨痛记忆当中看出这样一种未来可能存在的情景：二十年后，随着慰安妇的去世，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一代日本人，有可能连慰安妇在历史上的存在都加以否认。 因为日本已经在否认侵略了。 因为日本已在否认“南京大屠杀”了。 何以仅仅是否认，简直是在攻击！攻击中国捏造“南京大屠杀”。仅仅侵略过、凌辱过一个民族还不够，还要从道德上、历史上歪曲一个民族呼唤正义的声音。日本的历史道德已经堕落到了使人无法用对待一个正常国家应有的态度去对待“它”了。 很想找到一个恰当的名词，可翻遍了心理学书籍都找不到日本得的是什么病。想来想去，只有这样一个冗长的描述才能基本表现它的症状：因施加别人的残酷迫害之巨大导致的自虐妄想狂。 这种妄想狂是以试图否认战争罪行而虐待亚洲人民和达到对本民族的实质性虐待的。 一、投降之日是再次绥靖之始 日本道义上不及德国，是已公认的事实了，是基于日本和德国战后的表现。但人们似乎没有深究其因。二者战后的不同表现，实质在于：德军的战败，不是德国人的失败。而日本的战败，则被日本人视为失败，其间民族国家军队一体的程度，与德国具有本质的区别。 希特勒濒临灭亡之时，纳粹主义已遭到德国人民的普遍反对，反战情绪高涨，甚至某些将军预见了纳粹主义的不得人心和必然失败，正企图暗中与盟军议和，但均遭到希特勒的压制。盟军之所以能迅速瓦解希特勒最后的抵抗，与德国民众的觉醒是分不开的。 意大利更是如此，民众处死墨索里尼就说明了人民的觉醒。 在那两颗使二十万人死于倾刻的原子弹落下之前，整个的日本，还根本没有投降的念头。虽然亚洲太平洋战场上，日军正节节溃退，但日军的实力还没有完全受挫，因为中国东北，还有一百万关东军呢。从天皇到军部、内阁到日本国民，哪怕把最坏的局面想透，也是如何“体面”地收场，或是作好打游击的准备，而不是投降。军国主义的土壤没有改变。人们只是厌战，但绝不反战。 当日本在原子弹的威胁下选择投降时，整个国家却只是简单地接受了“投降”这个概念，而没有与意大利、德国“从法西斯统治下解脱出来”的意识。 这正是日本整体不清醒的原因。正因为这种整体的茫然和集体的不屈服感，军国主义才没有被彻底消除，军国主义思想开始暂时蛰伏于民众意识的底层，才为现在越来越公然地否认战争罪行提供了基础，为东亚乃至世界的和平留下了隐患。 二、右翼再塑邪恶图腾 日本战败投降，美国出于冷战需要，处心积虑地竭力扶植日本右翼势力执政。对战争犯罪没有进行过清理，军国主义思想没有受到实质性的触动，不少被整肃的战犯甚至无需掩饰就跻身政坛，为军国主义复活埋下了种子。战后曾出任通产省大臣的烟俊六，就是臭名昭著的乙级战犯。 随着日本国力增强，日本政坛右翼化日益明显。极端民族主义治头，开始了大肆否认战争罪行，美化侵略行为，强化军国主义等一系列行动。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的军费每年高达约500亿美元，排在美国之后，随时可以制造出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各种尖端武器；向海外派兵的禁忌被打破；日美安保条约怂恿日本寻找借口把手伸向近邻、海外等。 这一系列的征兆与日本右翼势力鼓吹“日本政治国际化”、“为国际化做出贡献”紧紧联系在一起，不能不使人产生怀疑：以军国主义复辟为实质的右翼势力，将以什么样的姿态在国际格局中展现日本的力量？ 近年来，右翼已公然要求修改“不保持海空军和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这一宪法条例，放弃“专守防卫”的重要性质。只能使人怀疑其“建立亚洲新秩序”是当年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翻版，没有剔除军国主义因子的蠢蠢欲动的表现。 三、道德危机：优越与恐惧 日本是个“优越感”很强的民族，其“优越感”的获得，看来应当“感谢”中国人；同样，竭力保持日本国民这一“优越感”的“精英”们，也把这一“优越感”可能失去的原因，归于中国。京都大学教授竹内实曾撰文说，现今“日本与中国的关系，近似于日本与清朝的关系”，不过，不同的是，“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的一般心理状态，已把以往对中国文明的崇拜颠倒了过来”，由“对一个大国的恐惧”转为“洋溢于日本民族中的优越感”。由此想到，日本侵华战争中所表现出的暴戾，就不足为奇了，一个自认“优等”的民族肯定不会善待一个“劣等”民族的；日本之所以不承认战争罪行，想必也是为了保持这种“优越感”。但正如竹内实所不好意思却又扭扭捏捏表达出来的忧患所显示的“恐惧”那样，“过去是恐惧在先，今后是恐惧在后……假若发生了(战争)，有可能颠倒过去的岁月”。日本人因为作孽而害怕报复的心理，同样导致了他对亚洲各国的错误判断。 国际化的趋势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经济挂帅，政治观念将逐步退居其次。在国际间交往中，更依赖于一个国家的道德力量。 但正如大家所看到的，日本人通过与别的民族的争斗而获得的“优越感”，将他们自尊的基点仍旧放在与别的民族的斗争之上，使他们始终都处于与周围环境的摩擦之中。他们长期否认战争罪行的事实，无疑将把自身的道德判断标准导入混乱甚至与人类共有的道德标准背道而驰。 这种深厚的道德危机可以从邪教的盛行中窥见一二。像奥姆真理教这样的教会，据说在日本有两万多个，而且每个教派的信徒，多则上万，少则近千，由此看来，传统的佛教、神道教已经不能满足人们日益混乱的信仰需求，这在整体了反映了道德准则的混乱甚至丧失。 右翼分子否认战争的行动和言论，同样在另一个向度上拷问了日本国民：如果那场战争是正义的，那么投降只能说明日本是个轻易放弃了正义的、苟且偷生的民族，这样的民族是自己都无法敬重的，何况是别人。 欺骗性的教育，为战争失去理智的狂妄辩解，受伤害的只能是自己的国民。拥有不正确的道德标准的日本，将为国际社会带来的危险实难预料。 四、中国对日应确立政治优先原则 随着泡沫经济的衰退，未来日本经济的国内闲置，将继续增长。为防止经济崩溃，日本只有走拓展海外生存空间的老路。这种因素弄不好就会被军国主义分子所利用，导致发生针对亚洲的另一场灾难。 基于历史的共难，中国应以此积极联系环日本的亚洲各国，丢掉期待日本自身变革为亚洲友邻的幻想，对日本在政治、军事上的举动予以密切的关注。防止日本的经济收买和利益钳制，在对日经济合作问题上，确立政治优先原则，迫使日本走向国际政治的步伐放缓，使其在导入亚洲格局中的作用处于无害位置。这就要从日本“脱欧入亚”这一政治战略着手。 所谓的“脱欧入亚”，井非是日本整体文化意识向亚洲的回归，而只是其政治战略的选择之一，其目的就是在亚洲称霸。日本面积狭小，资源贫乏，无法承受强大经济力量所需的良好资源基础带来的压力，在海外拓展生存空间是其最终的、唯一的选择。历史上，日本有两条路：一条是陆路，通过朝鲜半岛和中国南海附近的国家，对亚洲大陆渗透；另一条路是海路，是日本战后利用冷战对峙局面南下西进，开辟的主要生存之道。但对于美国的过分依赖，最终招致了利益上的巨大冲突，美日贸易磨擦不断且有随时升级的可能，美欧随时都可以封锁日本经济赖以生存的海洋通道，日本对此十分恐惧。美国威胁了一下，日本就加入了海湾战争，就说明了这一点。而且海湾战争也进一步加重了日本对欧美的不信任。这就迫使日本走所谓的“脱欧入亚”的路线，以重新在亚洲陆路上开拓生存空间。 既然日本选择了孤立，那么我们成全它吧，就给它以孤立，并将这种局面延续得越长越好。不要惧怕它的经济威胁，日本的对外援助，是其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不存在它给不给亚洲的问题，而只是如何给的问题，这是双方双向的，而不是单方面的。因此，对于其附加在经济条件上的不正当政治胁迫和利诱，应明确地予以抵制；对于对日经济开放、日本在亚洲和我国的经济合作，要主动提出政治条件，使其不能迫我就范；同时，较大规模地开展与西欧的合作，积极吸引来自日本以外的投资，将经济增长的新鲜力量吸纳进来，填补日本经济在亚洲的真空并造成西欧与日美的竞争，营建符合自身利益的利益集团。 与亚洲其他国家一起，对日本经济在亚洲的扩张予以遏制，从而在政治、军事问题上掌握主动，而不要坐视其恶性膨胀，逐步消除日本的威胁因素，将亚洲导入和平的生存空间中，应是中国较为长期的战略之一。 超越常规 西方人推销中国威胁论已经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对中国抨击也正逐渐超越常规。攻击中国的意图是很明确的。就是说中国是不文明的，不能期待中国遵守国际性协议，指望中国严守国际通行的行动准则是困难的。 中国领导只是希望处罚和羞辱那些过去曾对中国进行处罚并给中国带来耻辱的外国势力。有的人甚至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只有一个，那就是等待报复的机会，在亚洲建立中国的优势(50年来中国反霸权主义主张的本质莫过于此)。 现在，是全部停止攻击中国的时候了。为什么必须停止对中国进行龌龊而危险的攻击呢？这里有三个极其充足的理由。 第一、中国非常焦躁不安。中国人民已经感到非常不满和不公平，中国领导在各个方面都疑虑重重和冥思苦想。 中国政府的领导人们怀疑外部势力采取广泛的联合行动可能是为了不让中国东山再起。他们坚信存在企图欺侮中国的阴谋。这种疑虑和想法绝不是无的放矢。在中国人日益加强的愤怒还未达到极点的时候，必须停止对中国的攻击。 第二、中国正逐渐成为极其强大的国家。惹怒老鼠和惹怒大象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必须在象的身边生活，如果这头大象不准备悄然离去，我们就不得不特别慎重行事。 第三、批评中国的人必须注意，批评中国时一定要光明正大。对违法行为发出警告，亦或中国存在残暴行为，指责这些都无可厚非，如果中国已改变了自己的做法，那我们就应该高兴地接受。 为什么中国经常站在被告席上呢？原告一方把不但不适合本国标准，就连朋友、同盟国以及伙伴之间都不适合的标准拿来要求中国，其用意何在？中国被排斥于人类文明核心之外、远离文明中心，有时还被国际社会弃之不顾又是为了哪般呢？ 美国的军费开支是中国的10倍 为什么对中国的告发来自那些应对率先发难持谨慎态度的人们和政治家？来自许多应该明辨是非的新兴国家呢？为什么有的国家自己做着人类历史上最残忍的事情却又不断对别人指手划脚呢？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武器输出国，它向阿拉伯国家出售了大量武器。可是，一旦与美国比起来不过是武器出口小国的中国向伊斯兰国家出售武器，正如萨塔尔·汉辛顿教授所说，就会招来与基督教的西欧地区相对抗的儒教和伊斯兰教结成同盟的问题。 几乎所有的西方统计都认为美国(与邻国国家没有领土纠纷，也没有受到来自别国的威胁)的军费开支是中国的10倍。实际上，美国国会批准了甚至令克林顿政权棘手万分的军费开支。全副武装的美国是世界和平的需要。好像这样做就是天经地义似的。 中国军事实力在许多方面，几乎在所有领域都大大落后于其周围国家。但中国这些屈指可数的军事开支竟成了威胁，竟对近邻国家构成了危险。还是把俄罗斯的核武器与中国的核武器比较一下的好。还是把韩国、台湾、日本的现代化军队与中国落后于时代的军事实力比较一下的好。 贸易处境不利 即使在人权问题上，也是以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实现的一系列标准来要求中国的。好像谁也没看到过人权观察组织所提出的声色俱厉批评中国的那些国家迫害人权的报告书似的。也许有一天，中国要取消那些拒不改悔，在报告书上强烈谴责中国的国家的最惠国待遇。 由于出口会创造就业机会，进口就会使一部分人失去工作，美国必须最大限度地出口，最小限度地进口。如果美国商务部长坎特(前美国贸易代表)这样主张，这就被认为是常识。美国进而蛮横地强迫他国购买其产品，也可以。可是，如果中国(偶尔日本也一样)最大限度地扩大出口，把进口限制在最小范围内，那么它就将成为唯利是图的“重商主义”。 中国在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却被告之不能自由选择加入条件。实际上，自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创立以来，包括北美各国、日本、西欧各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都是在自由的条件下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的。 短短几年间，美国便以中国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导弹相关技术出口规定、版权等为借口不断要对中国加以制裁，或者实际上对中国采取了制裁措施。华盛顿正在阻止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虽然大多数评论家都认为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明显违背了中美上海联合公报，但假如中国表示要对美国进行制裁或实际上进行了制裁，那么华盛顿该作何反应呢？ 如果将来中国向一个从美国独立出来并要求加入联合国的“造反”州提供武器的话，美国又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我预料美国的反应不会是善意的。 如果中国海军某一天怀疑在公海上的美国船只装有违禁的军需品而强行搜查的话，美国又将如何对应呢？美国会拿起武器战斗吗？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公然表示要为阻止美国对古巴的愚蠢行径而派两艘航空母舰在佛罗里达海域游戈，美国人及其领导人又会作何反应呢？ 为什么在美国国内被判刑的黑人要比白人多。如果中国方面天天不停地向国际社会传播这种评论，那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现在中国人天天都处在被责难和恶意中伤的狂风暴雨中，如果美国人也天天处在这种风暴中，他们又会作出怎样的反应呢？ 如果中国方面也天天利用所有级别的接触劝说美国的邻近国家注意“美国的威胁”，那么美国的普通群众会作何感想呢？ 该肯定的就予以肯定 据我记忆，在强大的国家内部，领导层自不待言，下到普通群众人人都如此义愤填膺的事例，在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也发生过。这个国家就是德国。从日本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来看，我认为完全能够理解中国国内日益强烈的达到极限的不公平感。 尽管如此，我们并不能受犯罪可以不受制裁的思想的影响，对中国杀了人也予以饶恕，无论中国做什么我们也可以熟视无睹。那是大错而特错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是因为必须设定良好的国内政治的基准，必须明确制订亚洲良好地区市民的行为准则。 中国与所有的国家都一样。既像美国也像日本。中国既不好也不坏。中国过去做过如此令人可怕的事情，中国现在也完全有这样的能力。 可是，该肯定的地方就该肯定。如果指责是正确的就应该指责。最重要的是对一个国家一定要公正。如果这样，我们便可以期待这个国家在它繁荣昌盛起来的时候不会忘记公正的必要性。 在谈到日本暖昧的心态时，我们是否应该有这样的认识：对两国关系中同样有些暖昧的东西进行一番梳理。 怎么说呢？“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果能如此，我当然愿意举双手赞成，然则如果仔细品味这句话的微言大义，我总觉得这当中或多或少有些一厢情愿式的意昧。 我们中国人总是喜欢从中日两国“同文同种，一衣带水”的提法上获得极大的快感，言语间洋溢着“同在一片蓝天下”的豪情和温暖，同属儒家文化圈的认同使我们的思维形成了一种可怕的定势，并为此暗自洋洋自得。在这种自认文化源头的麻醉状态中，我们于是变得很宽宏大量，变得很有些唐·吉诃德式的一厢情愿，一切都变得“好说，好说”起来。 回想抗战烽火初起的时候，蒋介石那句著名的“非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其实就是典型的唐·吉诃德式的幻想：同文同种么，如同兄弟动手，哪会真个大打起来呢？一切都好商量嘛。 时至今日，我们仍欣赏此提法并大唱《醉太平》。 在一次纯学术性研讨会上，一位白发苍苍的中国老者曾经征发言中大谈中日文化如何同文同种，以至走在东京街头都油然而生一种亲切感云云。孰料话音刚落，一位日本代表马上起座发言，其内容大意为：日本文化是一个独特的文化，跟中国文化其实并无干系。会场的气氛于是变得有些不尴不尬起来。 不论日本文字从汉语中转借了多少汉字是多么众所周知的事实，当日本人一屁股坐在欧美文化的凳子上时，我们不厌其烦地接在口头上的“同文同种”就具备了一厢情愿的意味。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在对日外交中一厢情愿式的幻想实在是太多了呵！ 我们“风物长宜放眼量”地放弃了对日战争索赔，他们给予我们的回报却是冻结对华日元贷款； 我们念叨着“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他们却在偷偷修改教科书，把“侵略”说成是“进入”； 我们强调要“建立面向21世纪的中日友好关系”，桥本龙太郎们却神情自若地踱进靖国神社，祭拜甲级战犯亡灵。 确切地说，日本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国家，而我们中国似乎对日本的这一禀赋欠缺警觉。 比如我们总爱大度地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只是极少数，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大多数日本人民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他们是好的嘛。 统一战线工作当然是要做的，团结大多数，看人要看主流，此话无甚错。然则且慢，请问这一个指头到底是大拇指还是小拇指呢？像桥本龙太郎和他的内阁成员们，究竟应当算成大拇指还是小拇指呢？ 田中角荣、太平正芳、中曾根康弘、海部俊树、村山富市，他们都来中国访问了，行程再匆忙，也该有时间对政府的立场做个交代！ 应该首先对我们自己有所警惕，中国人的思维已日益满足于对精巧事物的把玩。时至今日，我仍然对沉浸在如烟往事叙说的江南写作深恶痛绝，这种满足于华丽词藻和精巧句式的阴性文学孕育不出一个伟大的民族。 精神上的日益萎缩，使我们听任孩子们对来自败坏人类美术趣味的罪恶策源地——日本的卡通如痴如醉；听任我们认同日本的产品、日本的小调、甚至认同日本的军歌。我们对日本资本的崇拜超出了我们对日本技术革命精神的崇拜。 我们沉溺于一厢情愿式心态，归根结底我们对哲学的全部思考是中庸式的。不偏不倚、一分为二当然是很理想的哲学境界，但是拘泥于此也不免会使外人对我们的勇气和决心大打折扣，在这种状态下，我们的对日外交就不可避免地具备了某种悲哀的意昧。 我们为什么总是喜欢像小脚女人似的怕这怕那？什么要注意国际影响啦，这些统战模式的词句在桥本龙太郎参拜靖国神社的举动面前都注定要显得苍白无力。 桥本龙太郎和内阁阁员参拜靖国神社时，可曾有一丝一毫注意国际影响的念头？ 日本人骨碌碌转动着小眼珠子，狡辩说他们是“进入”中国时，可曾顾忌过甚么国际影响？ 我完全能够理解专家学者们的深思熟虑和睿智：中国目前最紧要的问题是集中力量发展经济，而不能在初级阶段触发外交争端。这种考虑无疑是非常明智和正确的，我本人也赞成拥护这种主张。 但从日本国防预算突破国民生产总值1％大关到桥本龙太郎参拜靖国神社，日本的狐狸尾巴其实已经露了出来，我以为我们是到了对这种有些一厢情愿的对日外交来一次再认识的时候了。 首先应当力戒或取消“同文同种，一衣带水”的说法，我们如果那样地容易被美丽的词藻所迷惑，那就有可能演绎成历史的悲剧。’ 坚决赞成“在必要时用力敲打日本”——尤其是在国土问题上。桥本龙太郎及其阁僚参拜靖国神社，其用意无非就是再次放出试探气球——看看中国人到底能忍耐到何种程度。数年前我们沉下脸降低与荷兰的外交关系级别，命令法国关闭其广州领事馆，今天我们能否有同样的豪情和勇气，同样毫不犹豫地把中日外交关系的级别降下来？ 我们的人民，对桥本龙太郎们参拜靖国神社之举愤懑的言辞，能否进发出一股行动的道德勇气，内心思付一下自个儿家里的日本电器产品是否太多了，下一次在购买电器时能否更多的关注一下我们的国货？至少，多学学韩国人和台湾台居民的做法？我们的人民，是否能改变一下往昔“沉默的大多数”形象，用自发的行动来作一番抗争？ 一、对日本的暧昧，是姑息养奸 很多年前，我听一位老八路忆苦思甜，他用一口湖北大冶腔告诉我们，他在一次战斗中负伤，被日本鬼子抓到铁山去做劳工。每天的劳动很累，到晚上吃完一点高梁饭后，监工要劳工们拿着鞭子互相抽打，借此取乐。如果谁打得不出力，就让狼狗来咬谁。每一次，老八路都叫别人狠狠打他，让同伴免遭鬼子的狼狗撕咬。但是日本投降以后，劳工们却连一鞭子都没有抽过日本鬼子，就把他们送回日本国去了。 他告诉我们，日本人是野兽，可是我们不是，我们不跟他们一样。 这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 但是，从此以后，我开始怀疑我们是不是错了？我们常常被老师教导，日本军国主义者是坏蛋，但日本人民是好的，他们也是受害者。这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可是我想，如果日本民众中没有那种狂热的武士道精神，他们不被狂热的军国主义思想所左右，或者他们虽然加入了侵略者的队伍，但在中国哪怕只将枪口对着军队，而不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那么，我们充满仇恨和耻辱的心里多少也许会有一点宽慰。 我们是否从一开始对日本人就暖昧？我们对待日本人真是太宽容了。有一个传说，认为日本人跟我们同文同种，是秦始皇派徐福带二千童男童女去日本岛采长生不老药留下的后代。但是，我认为日本人不可能是中国人之后。他们虽然也使用汉字，也保留着中国文化的一些东西，可是从人性上分析，日本人没有中国人的宽厚、善良、谦逊，流的是不一样的血。 但就因为这个传说，中国人老有母不食子的心理，不论他们有多么的恶，结果始终是宽容，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姑息养奸？ 我们如果将日本战犯扣押，让他们对自己的罪行进行深刻的反省，并写出自己的罪恶事实，发表在公开的报刊上，那样他们也不至于有机会在日本重新登上政坛，公然篡改历史，否认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犯罪事实以及参拜靖国神社了。 我们可能错了，可能错得不可挽回。对于人，才可以实行人道，对于野兽，只能实行兽道。 1987年夏天，我去南京旅游。记得有一次在南京长江大桥，当我刚要转身离去的时候，忽然开来一辆日野大轿车，从车上下来一群日本儿童。他们穿着统一的制服，在帽子上，绣着我们熟悉的日本国徽。他们的手中，各执着一面太阳旗。在几位日本成人及一位中国导游的带领下，他们大声说笑着登上了桥头。忽然，一个日本儿童抽出一把玩具短刀，一手叉腰，一手高高把刀举起来，学着日本兵的样子站在桥头上，嘴里大喊：“雅个利”！而另外几个日本成人，见他的样子仰身大笑，并且率领其他日本儿童使劲为他鼓掌。 我震惊了，这个日本儿童，他是多么肆无忌惮(是大人教的？)，他仿佛成了征服者，仿佛山本五十六再世。这景象给了我心头狠狠一击，好像是一个极大的挑衅，对我，对南京。那时候我还比较年轻，几乎承受不了这样的事。也许是我的心胸过于狭隘，小小的儿童，想得并没有那么深。 在武汉大学了解到一件事，也令我心闷。当时武汉大学开设了一个作家班，招收一些小有成就的作家入读。我常到这些朋友处去玩，顺便去看樱花。武汉大学校园里的樱花非常有名，每年开放时节，武汉三镇都有不少人来观赏。据说，武汉大学图书馆的藏书，至今排在全国大学的首位，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武汉大学校园非常美丽，被日本侵华司令长官看中，准备作为总司令部，才没有遭受日本鬼子飞机的轰炸。 一天晚上，我的朋友愤愤地拿着一本留学生通讯录，对我说，这些外国狗杂种太猖狂了！ 我说，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又污辱了我们的女同学？ 他说，不是，你看这个。 原来，这本留学生通讯录上，不仅有他们自己的姓名国籍专业等等，还有宠物一栏。一个日本留学生养了一公一母两只猫，他在宠物栏里面竟然如此写着：猫，一岁，男，未婚，爱称：毛泽东；猫，一岁，女，未婚，爱称：周恩来。而另一位德国留学生养了一只狗，他给狗取的名字是：斯大林。后面还有一些，有取名拿破仑、唐·吉诃德、里根什么的。但前面的让我大受刺激。 看着这本印刷颇为精制的留学生通讯录，整个宿舍震怒了。我问我的朋友，这事情在校规和法律上能否治治他们？我的朋友伤感地说，不能，我咨询过。就现在，人家还找我们要人权呢。 从武汉大学回去的路上，我的心情非常压抑，我们已经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但是，我们真的胜利了吗？周恩来总理曾经宽怨过日本人，可是，他的英名却被一个日本留学生安在一只母猫的头上，总理的在天之灵能够安息吗？对于像日本这样的国家，不对他们清算历史，就是对后代子孙的犯罪。 对于日本，我们总是说，小部分军国主义抬头了，我们抗议，表示遗憾，我们相信大多数日本人会记住历史事实。可是，就是这小部分人，主宰了日本政坛，他们运用手中的权力篡改历史教科书，他们不断地发表歪曲事实的讲话，他们还会教唆后一代，把军国主义一代代传下去。眼前发生的一切就极有说服力。 对日本暖昧，就是姑息养奸，今天是钓鱼岛，明天是什么岛？我们应该敲响警钟了，应该进行深刻的反思。 二、龙冈索赔案，漫漫50年，花岗岩般的日本 花冈事件是一件真象大白于天下的事件。1944年8月10日，日本侵略军从中国大陆抓去1000名俘虏到日本花冈为日本鹿岛公司做劳工，他们中有国共两党的官兵，还有部分农民。这些中国劳工，年长者近六旬，小的十二、三岁，每日在日本监工督视下工作长达16小时之久，吃一点橡子面，苹果渣。到1945年6月30日，不满一年时间，200名中国劳工惨遭折磨致死。受尽惨无人道折磨的中国劳工眼看活下去无望，于是在1945年6月30日这天晚上含着血泪奋起反抗，遭到日本人的残酷镇压，416名中国劳工血染花冈，死不瞑目。 花冈事件的幸存者之一，中国劳工耿淳从1946年5月开始控诉，到1996年7月8日，漫漫50年，他仅听到日本方面的一声“对不起”，花冈索赔案被日本方面一拖再拖，到现在仍是漫漫无期。但是，耿淳为中国受害者做出了榜样，只要生命不息，就要向日本讨回公道，勇敢而坚强地走下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花冈案只不过是日本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的千百万分之一。 中国民间应该成立一个向日本索赔的专门组织，设立一个中国民间讨还血债基金会，大家互相联络，互相支持，互相声援，聘请律师，抱成团来，集体的力量会比个人的力量更加强大。甚至不妨与其它亚洲国家的受害者携起手来，结成一个声讨联盟，这个联盟可以为亚洲深受日军残害的人民讨回公道做出努力。 我们做好打一场索赔的持久战，就此让日本民众知道，日本侵略军都做了些什么，这比在国内声讨更有实际意义。 这是我们的基本人权，日本政府应该懂得尊重我们的人权，否则，他们就是对人权的极端蔑视。 鲁迅先生的现身说法至今还有现实意义。当年他留学日本，在日本看到电影纪录片中，日本侵略军举着军刀屠杀中国人，而站在一旁的中国人脸上，却表情麻木。这件事刺激了他，他才决心弃医从文，以改造国民精神为己任。 耿淳在日本讨回公道的遭遇，连日本一些有良知的人都为他打抱不平。由日本学者组成的“绑架中国劳工反思会”事务局局长福田昭典说：“日本人说‘对不起’是口头掸，鹿岛公司绝不是谢罪，谢罪要有诚意和实际行动。”是的，“对不起”，这好像在街头踩了脚或者碰了手说的一句话，很文雅但是轻如鸿毛。 那么反观我们自己呢？我们似乎很平静地注视事态发展，好像这并不关我们的事，是“花冈事件”受害者及其遗属的事情。但应该明白，这是关系到我们民族感情和尊严的大事，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都应该筑起一座“花冈纪念碑”。 花岗岩也会风化啊。可是日本在认罪的态度上，50年没有改变。日本天皇访华也没有向中国人民谢罪。然而，我们等了50年，我们还要等多久？敦厚也许是我们民族的美德，然而，敦厚在某些方面，却也是我们人性中的弱点。我们拥有敦厚也应该学会如何放下敦厚。听听吧，耿淳在东京地方法庭含泪说下的话：“50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为花冈受难和死难同胞所遭惨状积愤于胸、不能释怀，鹿岛建设公司，必须承认罪责，作出补偿。如仍怙恶不悛，足以证明鹿岛公司当年凶恶成性，实属人间败类，我们受难生存者和死者遗属，不能甘心罢休。”这，就是人间寻求正义的声音。 石原先生好像没来过中国” 这是打了无数次电话，翻阅了无数报刊后印证的结果。 可能慑于自己为军国主义侵略行为标新立异、偏颇有加的辩护，以及由此日渐取得的地位又迫使他有过之而无不及地继续维护这—错误而说了大多的、可怕的话，心太虚的原因吧。 其实大可不必。我算是中国人中间民族主义色彩较浓而又脾气暴躁的一类，但我心中还是希望石原之类的人能抱着真诚交往的心态前来，我会尽我所有，供最好的香茗、最好的浓酒来接待他们，并就许多问题进行请教、商榷。当然，可能还有最激烈的言辞。不过，这对于经历无数次口诛笔伐的狡辩者来说，当是小菜一碟。几个概念，诸如“民族霸权主义”之类的，就把我压趴下了。 因为不来，隔着那么一洼水进行讨教，怎么都有一种隔着军靴给人家搔痒的感觉。 但他们分明又是来过中国的，否则怎么咬牙切齿、赌咒发誓地说根本没有“南京大屠杀”？想必定是常在梦中，追随日军的铁蹄踏入了中国(不知在梦中，你们的军刀是否在日本还没到达过的中国西北、西南地区闪耀？)。那么，当时该提醒一下大日本皇军第六师团谷寿夫部，作好更加严密的屠杀计划，以免后来的国际法庭经过两年半的漫长审讯，开庭八百一十八次，记录四万八千余页，又用了八天的时间，宣读了长达一千二百一十八页的判决书上写明：“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二十万以上。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毁了的尸体，以及投入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死的人们计算在内。”那么，想必你们也必然到过了731部队的活人实验室，那减压之后活生生胀破的躯体和扭曲的面部、痛苦的目光所透射而出的，难道是对一次“文明”的“进入”的证明？ 按日本人惯常的表现，如果没有亚洲各国的抗议，他们恐怕是连“进入”别国都予以否定的了。如果万一真有这样的机会，如同用“进入”代替“侵略”一样，将用什么来代替“战争”呢？想来想去，也只有“大东亚共荣圈”这个词组最合日本人口味了。 将“中国目前的人权状况”，等同于“战争蹂躏”时的人权状况，更是无视事实的信口雌黄。这种违背道德的污蔑是对全体中国人人格的诋毁！中国人把日本侵略者赶走的那一天，人权状况就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具有解放性质的改变。无视事实的乱加污辱，难道是想再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的战争“进入”，“临幸”我们的人权？一个国格如此不完善的国家是无权对别国说三道四的。 国格、人格的缺损，使某些日本人对于自己在现实中的错误视而不见不说，反而嘲笑别人。比如他们说：“好像是出于弱者的偏见，有人说日本向欧洲出口的丰田汽车与日本向中国出口的汽车的质量有明显差别，这真是令人喷饭的口实。” 对日本向中国出口车辆采取质量档次渐进的方法的无知，同样“令人喷饭”。 中国的确是个经济还不发达的弱国，这个“弱者的偏见”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日本先拿已经在欧美、日本淘汰的车型卖给没见过世面的中国。当中国人付完钱后，日本人说，他还有一个比这个档次更高的车。中国人又买了，日本人再拿出来另一个更更高档次的车，如此这般，商人的嘴脸与“弱者的偏见”便同时被表现了出来。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录音机、音响设备、录像机、电视机等等商品交易中。而同时日本敢向“见过世面”的欧美输出同样档次的车吗？ 所幸的是中国人民已经醒悟了过来。 所幸的是，正当日本人沾沾自喜，沉浸在自己的欺诈战术中的时候，韩国以及西欧采取了更为高明的作法：韩国将本国生产的最先进的车打人中国，虽然它与日本高级轿车存在着差距，但比同时打人中国市场的日本低档车高级，自然受到中国人的欢迎。 德国“大众”是怎么进入中国市场的，还不是日本人认为，当时“中国连零部件的生产能力都没有”，导致日本错误地拒绝了中国要求合作的建议的结果。上海大众经过十来年的努力，终于成为中国汽车生产的佼佼者。日本惋惜还来不及呢！还在那儿为自己在汽车市场上的短视进行辩护。 那么我告诉你，一个“弱者的偏见”是这样的：我宁可乘韩国的低档车，也不乘日本的档次更高的车；韩国所表达出来的真诚已经在中国人面前弥补了他们技术上的不足，日本所表现的狡诈和诱骗也同样抵消了它在汽车工业的优势。 请回头问问日本的汽车大商们：对鄙人“弱者的偏见”是否有同样的切肤感受？ “日本同许多东南亚国家进行了经济合作，在资本和技术方面形成了共同系列，还有在这个区域进行战争的必要吗？” 发出这样的问题的，恰恰是东南亚国家而不应该是日本人。以此也并不能打消亚洲国家同样的怀疑。相反的问题不是有没有必要，而是：你敢？！ 海湾战争中日本究竟起了多大作用，姑且不论，因为海湾战争本身的作用尚待历史证明和显现。事实上，美国试图在这场战争的阴影中抽身而出。就在最近，美国轰炸伊拉克很有可能使海湾战争的最终意义走向反面，日本又能有何作为？ 用海湾战争来作为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理由太过勉强，而且日本参加海湾战争的目的，也并非出自什么让人敬佩的道义责任，而完完全全是出于对石油资源的需要，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 因技术的优势，而夸大它的作用，歪曲事实也是让人无法敬佩的一个因素。将柏林墙的推倒、苏联军事顾问从伊拉克的撤出，都归于日本高技术威慑的结果，更说明了日本人在看待历史问题时的片面。持这一论点的人，想必肯定认为自己完全可以拿着这个高技术摔倒相扑横纲选手贵花田的。 用毛泽东当年所说的，一旦核战争爆发中国死二千万人也没什么这句话，来说明中国的威胁，更是无稽之谈，强辞夺理。正如当年日本侵略中国时中国人风起云涌地抗击侵略者一样，假如外强凌辱，我们将继承毛泽东这句话中所表现出来的无畏勇气。这种勇气在世界各民族中具有普遍性。或许日本人除外，不敢承认战争罪行正说明他们已丧失了勇气和正义。 谁威胁了日本岛上的天然资源？中国有句话，叫“最怕被人偷的是贼”，不幸又一次印证了。中国的天然资源比本来就比缺乏资源的日本多得多，自己开发都来不及，还因此威胁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恰恰相反，历史上是谁在亚洲跑到别国去掠夺资源的？ 中国无意领导亚洲，制造中国想领导亚洲的论调，只能说明日本想领导亚洲。但一个不幸的事实是：亚洲国家均认为，日本不具领袖的大度气质，不能让日本领导亚洲。日本在亚洲的不诚实和有石原之类的“军国主义遗留分子”作祟，日本对亚洲的威胁反而存在，这种看法是日本现实中的表现所致。在日本没有真正反省战争罪行之前，在军国主义没有被剔除之前，亚洲人民先请日本原谅：我们不得不存有这样的疑虑。 我无意掩饰我们的不成熟和弱小。相反，正是在承认这一现实的基础上，我们对自身的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表示了忧患。我们想最终成熟和强大起来，而这是一些日本人所不愿看到的。我们遗憾地看到了这样的煽动性言语：“即使世界由此被卷入了纷乱之中，也不会对中国的制裁有丝毫犹豫。”你跟中国有什么过不去？不就是中国人在历史上没有让你们的“进入”得逞吗？你反倒因此耿耿于怀、徒生报复之心了。想将世界卷入怎样的纷乱？不良的居心意图何在？这样不惜代价的煽动性言词，才是真正的“民族霸权主义”的表现。西方列强蜂涌而至的“制裁”，只能使我们回想起一个多世纪以前，日本混迹在列强当中，趁机对中国施行的掠夺。从明代倭寇对中国沿海的侵扰，到“中日甲午战争”的耻辱，到日本侵华战争施加于我们民族的苦难，中国人的鲜血“滋润”了你们的侵略本性，难道到今天都没有丝毫的改变？那么，戚继光、邓世昌这样的名字，将是我们的唯一信仰，如同历史所昭示的那样，中国人的鲜血将最终凝固、淹没施加这个国土的所有残害。 所幸的是，人类(不包括石原类)已从历史中汲取了教训，西方纷纷从制裁中国的阵营中退出，并进而发出不一致的声音，也正是对这种痴言妄语的有力掌掴。 “天助自助者”，只能说明战后日本人民的勤奋得到了回报，而不能说明日本拥有正义和公理。正如李光耀先生所说的：“日本认定它有一个新发现——一个在战争中干了那么多坏事之后不配得到的发现。它喜出望外，决定不参加所有争夺实力的竞争，只去作一个富裕幸福的国家，现在它已经成为这样的国家了。” 与李先生所言稍稍不同的是：最近这个国家出现了石原所言的“实质性堕落和衰败”的迹象；同时，它也开始了“争夺实力的竞争”并试图取得一些实质性进展。 亚洲各国当警示之！ ------------ 亦凡书库扫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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