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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时的重要谈话和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经过三年的治理整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再现良机。但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使中国的发展又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 面对国际国内的各种新情况，以及一些人因国际国内政治风波所产生的的种种疑虑，邓小平于1992年一二月间，先后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就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一系列问题发表重要谈话。 邓小平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非生活水平为标准。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当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经济发展才能快一点。要坚持两手抓，两只手都要硬。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反对腐败，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 邓小平南方谈话科学地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从理论上深刻地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它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邓小平南方谈话犹如一股春风，很快就传遍全国。2月28日，中共中央1992年2号文件正式向全党传达邓小平的南方谈话。3月9日至10日，江泽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认真学习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讨论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决定用邓小平谈话精神统一全党的认识。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就领会和落实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加快改革开放问题发表重要讲话。在此前后，中共中央还就政法工作、思想宣传工作、党的建设等方面发出文件，提出了一系列保证加快改革和发展的方针和措施。 在贯彻落实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过程中，各项改革措施陆续出台，改革步伐进一步加快。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形成了新的浪潮。 国有企业改革方面，1992年2月19日，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关于1992年经济体制改革要点》，6月30日又通过《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这两个文件以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为重点，提出了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转变政府职能，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有步骤地把企业推向市场的政策措施。与之相配套，积极推进综合改革试点，以产权制度、分配制度、科技人才分流、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等为重点，大胆进行改革试验。同时，进行分税制改革，减少指令性计划，并使计划更好地面向市场，发挥国家计划的宏观调控作用。 对外开放方面，1992年3月，国务院批准海南省吸收外商投资，开放建设30平方公里的洋浦经济开发区。同时，国务院批准黑河、绥芬河、珲春和满洲里作为边境地区的开放城市。3月中旬，国务院批准在温州设立经济开发区。5月，继上海、天津、深圳设立保税区后，国务院决定兴建大连、广州保税区。保税区实行比经济特区更加灵活、优惠的政策，按照国际惯例运行。6月，国务院批准近60个市、县、镇列入对外国人开放地区。同月，国务院决定开放长江沿岸的芜湖、九江、岳阳、武汉、重庆5个内陆城市。至此，长江沿岸主要中心城市已全部对外开放。这样，形成了东部沿海、长江沿岸、周边地区和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再掀高潮的形势下，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应到代表1989人，特邀代表46人，代表着5000万党员。江泽民代表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作《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大会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指导，经过充分讨论，作出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决策。 一是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江泽民在报告中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和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它在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九个方面，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指引我们实现新的历史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 二是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大会要求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抓紧制定总体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 三是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大会认为，现在的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既有挑战，又有机遇，是加快发展、深化改革、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好时机，要紧紧抓住这个有利时机，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大会通过了党章修正案，选举产生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0月19日，党的十四届一中全会选举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全会决定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尉健行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党的十四大是一次肩负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的重大历史使命的大会。这次大会和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的标志。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宏观调控 党的十四大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召开计划、经济工作等会议，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解决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具体实施方案：（1）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2）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3）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4）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5）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中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些具体要求，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是对十四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基本原则的具体化，是90年代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 《决定》颁布以后，改革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其主要表现为：财税体制实行分税制；汇率体制采取并轨制；外贸适当放开进出口权限；投资、融资体制进一步强化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价格管理适当放开。此外，还相应地颁布一系列法规，从而在市场作用的有序化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改革步伐的进一步加快，虽然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了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但由于经济增长主要不是依靠技术进步而是依靠高投入实现的，因而自1992年下半年开始，经济生活中便显露出失衡的苗头。到1993年上半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现象更加突出。 1992年底，中共中央和江泽民已发现经济过热的苗头，并及时作了提醒。1993年4月1日，中共中央召开经济情况通报会，要求各地既要抓住机遇，加速发展，又要注意稳妥，避免损失。随后，江泽民在华东六省一市经济工作座谈会上再次强调了这个问题。1993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即1993年6号文件），以整顿金融秩序为重点，提出了16条措施，以加强宏观调控。为贯彻落实《意见》提出的16条措施，中共中央、国务院在7月间分别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和全国财政、税务工作会议，对整顿金融和财税秩序、加快财税体制改革作了全面部署。 中共中央、国务院除在金融、财税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外，还着手对经济发展实行调控：一是正确处理速度和效益的关系，把速度和效益同时摆到重要位置。二是积极引导企业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三是实施正确的产业政策，注重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 中共中央、国务院多次强调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1994年1月2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1994年工作要点》中首次完整地提出“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20字方针。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将这20字方针进一步上升到“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 宏观调控措施的有力贯彻，改革、发展、稳定等重大关系的正确处理，取得了显著成效：过度投资得到控制；金融秩序迅速好转，中央银行监管的能力得到加强；物价涨幅明显回落；经济发展依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势头。到1996的底，终于成功地实现从发展过快到“高增长、低通胀”的“软着陆”。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发展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充分表明党和国家驾驭宏观经济能力的增强，同时也为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围绕改革和发展的各方面建设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党和政府围绕着改革和发展，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各方面建设。 为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共中央适时地将科教兴国提到了全党全国人民面前。1995年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问题，要求全面落实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这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顺应全球发展大趋势作出的正确抉择。 可持续发展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1992年，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中国政府对此高度重视，承诺要认真履行会议所通过的各项文件。这次大会后不久，中国政府即提出促进中国环境与发展的“十大对策”。1994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中国二十一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作为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指导性文件。 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九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到2000年，在人口将比1980年增长3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10年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9月28日，江泽民在全会闭幕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十二个重大关系，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规律进行了总结。 民主和法制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正在建立，总的奋斗目标是到2010年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得到坚持和完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从1994年12月开始，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连续听取有关法律知识的讲座。在全体公民中普及法律常识的教育也在有条不紊地继续进行着。1996年2月，江泽民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奋斗目标。这个目标在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和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得到确认。 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一些消极腐败现也随之产生。为此，中共中央决定从反腐倡廉入手，加强党的建设，以确保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1993年8月20日至25日，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对反腐倡廉提出三条要求：（1）加强对各级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情况的监督检查；（2）集中力量查办一批大案要案；（3）狠刹几股群众反映最强烈的不正之风。10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反腐败斗争近期抓好几项工作的决定》，对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作出具体规定。为使反腐倡廉工作抓紧抓实，自1993年起，国务院每年召开一次反腐败工作会议，专门研究部署当年的反腐败斗争。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指导和部署下，反腐倡廉工作形成强大声势，取得较大进展。从1992年10月至1997年6月，一批大案要案得到查处，其中主要有北京市委陈希同、王宝森违纪违法案，广东省人大原副主任欧阳德受贿案，中国民航总局原副局长边少敏收受非法所得案等数十起之多。 通过廉洁自律和对大案要案的查处，使党风廉政建设有了一定起色。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制定了相应的党风廉政建设的法规和制度。其中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党的建设作为一项“新的伟大工程”提到全党的面前，以引起全党的重视。1997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1998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条例》和《准则》对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各种违纪行为及其处分都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这些文件的发布，使党的建设在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上不断前进。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作出了积极有效的努力。1992年以后，在全国深入持久地开展了爱国主义教育、民主和法制教育、廉洁从政教育等。1996年10月7日至10日，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决议明确提出，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团结和动员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十四届六中全会后，中共中央于1998年5月26日成立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精神文明建设在有组织、有领导的状况下有序地进行。通过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先后涌现出一批反映时代精神的先进典型，如孔繁森、徐洪刚、李国安、徐虎、李素丽、吴天祥、王启民等。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审时度势，对人民解放军提出“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并提出军事准备的基点要放在打赢现代化条件、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实现人民解放军建设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转变，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人民解放军在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道路上阔步向前。 为争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有利的外部环境，外交工作也不断取得进展。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进一步巩固，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逐步改善和发展，多边外交取得显著成效。1996年4月，中俄两国在睦邻友好的基础上，进而宣布建立“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7年和1998年，国家主席江泽民和美国总统克林顿成功地实现互访，双方商定共同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对外工作的新进展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友好合作的空间更加广阔。 积极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按照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党和政府推动了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的进程。 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以后，中国政府即着手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1990年4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这部法律并正式颁布。《基本法》的通过和颁布，标志着香港回归祖国进入后过渡期。此后，中国政府坚决维护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原则，加快了香港回归祖国的准备工作。 1997年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隆重举行。英国米字旗和港英的皇冠狮子旗降下，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五星花蕊紫荆花区旗升起。中国政府开始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在高高升起的五星红旗辉映下，江泽民庄严宣告：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结束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立即宣誓就职。香港的发展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在解决香港问题的过程中，中国政府还同葡萄牙政府就澳门问题展开磋商。经过谈判，于1987年4月13日签署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此后，中国政府开始组织起草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并于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获得通过。 1999年12月20日，中国政府和葡萄牙政府如期在澳门举行政权交接仪式。江泽民庄严宣告：中国政府开始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正式成立。澳门回到祖国怀抱，标志着在中国国土上彻底结束了外国列强的殖民统治。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贡献。 在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的过程中，祖国大陆与台湾的关系结束了长期隔绝的局面。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旅游、经商的人次一年比一年增加，台胞在大陆的投资急剧增长，两岸交往特别是文化交流得到较快发展。中国共产党不断通过各种渠道，呼吁台湾当局尽早结束与祖国大陆的分裂状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并领导人民同“台独”势力进行了坚决斗争。1995年春节来临之际，江泽民于1月30日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提出了发展两岸关系的八点主张，进一步阐明和发挥了邓小平关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持的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尊重历史与现实，既坚持原则又求同存异的公正立场，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发展两岸关系的新建议和新思路，因而立即受到海内外一切关心中国统一的人们的热烈欢迎。根据这八点主张，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为进一步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展开了多方面工作。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大趋势。 十五大和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 正当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跨世纪的奋斗目标而奋力前进的时候，1997年2月19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不幸逝世。中国共产党举什么旗帜，社会主义的中国能否继续沿着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立即引起世人的关注。中国的发展又处在一个重大历史关头。 2月25日，江泽民在邓小平追悼大会上致悼词时明确宣告：更高地举起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这是我们党中央领导集体坚定不移的决心和信念，也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识和愿望。5月2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再次强调了这个问题，明确指出：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在邓小平同志逝世后，我们全党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风险，都不能动摇。江泽民的这篇讲话，是在党的十五大召开之前，就十五大的指导方针向党的高级干部作思想酝酿的重要讲话。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2048人，代表着5800多万党员。江泽民代表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 十五大进一步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十五大报告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些基本目标和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十五大对跨世纪的经济、政治、文化、国防、外交以及党的建设等领域的改革和发展作出了战略性的部署。十五大报告指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就是要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各个方面相互配合，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实现这些任务和目标，关键在于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进一步把党建设好。 大会还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及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问题，提出了新的论断。 大会选举了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9月19日，党的十五届一中全会选举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江泽民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尉健行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十五大的一个突出贡献，是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了党章。经大会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写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江泽民在报告中首次使用了“邓小平理论”的提法，把这一理论作为指引党继续前进的旗帜。江泽民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作出这个决策，表明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把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的决心和信念，也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识和心愿。现在提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提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心内容是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已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党的十五大在世纪之交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关键时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为把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提供了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保证。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迈向新世纪 党的十五大之后，全党全国人民积极行动起来，为落实十五大提出的各项战略任务而积极开展工作。各项改革方案纷纷出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迈出新的步伐。 一是大力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主要做了以下工作：（1）落实下岗职工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2）建立国务院稽察特派员制度，加强对国有企业的监督管理。（3）成立中央大型企业工委，以加强企业党的建设并加强对企业的监管。这些措施，加快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国有企业开始进行战略性调整，经营状况明显改善。 二是进行金融体制改革。为加强对金融工作的领导，1998年6月，中共中央成立金融工委。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在全国建立跨省、市、自治区的大区分行，强化垂直领导，加强金融监管；国有商业银行也在进行内部机构调整，以减少支行，压缩人员，提高效益。 三是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全面展开。1998年4月底，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会议，确定实行政企分开、储备与经营分开、中央与地方责任分开、新老财务账目分开，完善粮食价格机制，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6月初，国务院召开全国粮食购销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提出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粮食收储企业实行顺价销售、农业发展银行收购资金封闭运行三项政策，加快国有粮食企业自身改革。6月6日，国务院颁布《粮食收购条例》，以加强对粮食收购的管理。 四是积极稳妥地进行国务院机构改革。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各部门的“三定”方案，按照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的要求，国务院各部门转交给企业、社会中介组织和地方的职能有200多项；在部门之间调整转移的职能100多项；部门内设的司局级机构减少200多个，精简了四分之一；人员编制总数减少47.5%。 上述改革的成功，为完成党的十五大的各项部署，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迈向新世纪的征途并不一帆风顺。党的十五大以后，党和国家先后遇到一系列难以预料的困难和风险。中共中央清醒地估量形势，果断地作出决策，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同心同德，不屈不挠，团结奋斗，经受了考验。 1997年下半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11月17日至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金融会议，对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和整顿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作了充分的估计。1998年以后，金融危机仍在蔓延并继续加深，给中国经济带来不小的冲击。中国政府对加强对金融工作的管理，采取了增加投资、扩大内需等一系列有效的对策。中国政府几次作出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并给予受到金融危积影响严重的国家以一定的援助。由于防范及时，应对正确，中国经济经受住来势凶猛的冲击，为缓解这场金融风暴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全世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亚洲金融风暴还没有停息，一场特大的洪水又突然袭来。从1998年6月中旬开始，长江流域，嫩江、松花江流域出现罕见的严重洪灾。全国受灾面积达3.18亿亩，受灾人口223亿人，直接经济损失达2000多亿元。在特大洪水袭来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临危不乱，果断决策，领导了一场惊心动魄，气壮山河的抗洪斗争。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肆虐的洪水终于被制服，谱写了壮烈的抗洪篇章。抗洪抢险斗争的全面胜利，保住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果，保住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战胜国内特大洪涝灾害的胜利，使党和人民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施跨世纪发展战略目标的道路上更加充满信心，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党的十五大以后，农业问题成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注的重点。1998年10月，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会要求必须进一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保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保持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决定》在全面总结农村改革20年基本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从20世纪末到2010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确定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持的方针。这个《决定》的贯彻，使农村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得到进一步稳定，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继续稳步推进，农产品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农业生态环境有了改善，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继续得到优化。扶贫攻坚力度加大，完成了到2000年使贫困地区农民全部实现温饱的目标。农村的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基层党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都得到了切实加强。 以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国有企业整体脱困为重点的改革攻坚取得显著进展。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会提出必须大力促进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机制转换、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决定》确定到2010年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主要目标和必须坚持的指导方针。根据这一《决定》，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深化，陆续组建了一批大型企业集团，企业内部改革和转换经营机制的工作进一步加强。通过兼并破产、改组联合、债转股和加强管理等措施，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中的亏损户有了显著减少。1999年，纺织行业提前一年实现三年脱困目标。到2000年，中央确定的国有企业改革和脱困的目标基本得到实现。 与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相联系，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妥善解决下岗职工的困难和再就业问题。1998年5月14日至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江泽民在会上指出：这项工作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不仅是现实的紧迫问题，也是长远的战略问题。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把它作为一个头等大事抓紧抓好。 为有效地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99年，中共中央作出中央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管理的直属企业脱钩的决策，并迅速得到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组织有关部门，集中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反走私联合行动，严厉打击骗汇、逃汇、套汇的犯罪活动，取得显著成效，受到人民群众普遍拥护。 面对世纪之交的机遇和挑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国际大局和国内大局的新变动，根据邓小平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两个大局”战略思想，适时地作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1999年9月举行的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国家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下，西部大开发战略进入到实施阶段。这一面向新世纪的重大决策，对于推动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促进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对于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和巩固国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999年，各项建设都取得了新的成就。整个国民经济继续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预期目标，大多数行业经济效益明显回升，国家财政收入总额首次突破万亿元，达到11377亿元，金融运行平稳，外贸出口开始大幅度回升，人民币汇率稳定，国家外汇储备继续增加，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199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庆祝大会，并举行阅兵式。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丰硕成果。 1999年，中共中央还统揽全局，针对国内外的一系列突发事件，领导全国人民及时进行了三项重大政治斗争：一是同李登辉为首的台湾分裂势力鼓吹“两国论”，进行斗争，坚决打击了破坏祖国统一的分裂行径。二是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维护了社会稳定。三是针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造成人员伤亡、馆舍严重损毁的野蛮行径，立即向美国当局及北约国家领导人进行严正交涉，并组织社会各界进行了大规模的声讨和抗议活动。这些斗争的开展，对教育和团结全国人民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 在世纪之交，党和政府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开展积极主动和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通过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系列出访和外国领导人的来访，同许多国家都确定了面向21世纪发展双边关系的原则。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政府坚持公正立场，积极维护和平和稳定；对少数反华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的企图，进行了有力回击。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更加提高，为进入新世纪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赢得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面对世纪之交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规划了新世纪的宏伟蓝图。2000年10月9日至11日，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这个《建议》提出了迈向新世纪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任务和指导方针，是指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全会强调，必须把发展作为主题，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动力，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全会号召，全党动员起来，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振奋精神，开拓进取，扎实工作，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十五”目标，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努力奋斗！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关键在于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进一步把党建设好。面向新的世纪，如何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按照党的十五大提出的这个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从1998年11月开始，中共中央部署全党在县以上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集中时间分期分批开展了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内容的三讲教育。通过这一教育，有效地解决了在党性和党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明显地提高了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同时也为不断加强党的建设这一新的伟大工程，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抗御风险能力，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21世纪提供了最根本的保证。实践证明，“三讲”教育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的一次创造性探索和成功实践。 党的十五大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方面进行了大量有效的工作。2000年1月14日，江泽民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提出了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的新要求。中共中央坚持十四大以来形成的反腐败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领导体制和工作格局，相继颁发一些党风廉政建设法规制度，作出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重大决策，严肃查处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等一批大案要案，具体部署对政法队伍进行集中教育整顿等工作，着力开展各专项斗争，有效地推动了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 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及参加高州市领导干部“三讲”教育会议时，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江泽民指出：“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这“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于2月26日见报后，在党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接着，江泽民又考察了江苏、浙江、上海、宁夏、甘肃等省的党的建设，进一步阐述了党的建设问题。“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深刻总结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近80年的历史经验，回答了在实行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重大问题。它是对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的新概括，是对党的建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全党进一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在充满希望与挑战的21世纪，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胜利推向前进，做好了最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 江泽民说过：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锐意改革，努力奋斗，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使整个国家焕发出勃勃生机，中华大地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从经济到政治、文化、科技、教育以及其他领域，犹如滚滚春潮，波澜壮阔，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了社会的全面进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翻两番”的建设目标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初步形成。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丰硕成果。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我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七位，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二位，吸引外资居世界第二位，钢、原煤、水泥、电视机产量居世界前列，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万亿斤左右。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成倍增长，物质文化生活大幅度改善，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我们祖国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0多年取得的巨大成就表明，改革是一场革命，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国富民之路。 经过80年的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已发展成为拥有6300万党员的大党，中国社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80年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是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先进文化发展方向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才能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 中国共产党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地位是由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决定的，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形成的。在中国，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治组织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集中了那么多先进分子，组织得那么严密和广泛，为中华民族作出了那么多牺牲，同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前进中善于总结经验、郑重对待自己的失误，以形成正确的理论和路线。历史把重大责任赋予中国共产党，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寄予厚望。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20世纪写下了光辉篇章，也一定能在21世纪续写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加恢宏壮丽的新篇章，同心同德，不屈不挠，艰苦奋斗，满怀信心、意气风发地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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