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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周恩来总理的母校——南开大学 文 / 张明帅 更新时间:2012-4-19 9:15:51
 

第四章 周恩来总理的母校——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培养了以周恩来、陈省身、吴大猷、曹禺、郭永怀、刘东生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人才,为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南开大学创建于1919年,创办人是著名爱国教育家张伯苓先生,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母校。

(一)历史回眸

 

南开大学于1919年由我国近代著名爱国教育家张伯苓、严范孙创办。学校以“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理念,设立文、理、商三个学院。初创时期的南开大学规模虽小,但精良的学术和崇尚务实的精神,博得了社会的普遍赞誉。南开大学成立时,设文、理、商三科,招收学生96人,周恩来为文科第一期学生,学号62号。1929年改科为院,设有文学院、理学院、商学院及医预科,共13个系。1931年,商学院与文学院经济系及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合并成立经济学院;创办化学工程系和电机工程系,附属于理学院;1932年设立应用化学研究所。

初创时期的南开大学作为私立大学,由于经费只有政府少许补贴和学费及校产收入,基本依靠基金团体和私人捐赠。学校秉承“贵精不贵多,重质不重量”的原则以及客观上的投资所限,学校规模一直很小,1937年在校学生仅400余人。值得欣慰的是师资力量雄厚,姜立夫、凌冰、刘晋年、邱宗岳、饶毓泰、李继侗、杨石先、熊大仕、李济、蒋廷、肖公权、何廉、徐谟、方显廷、陈序经、张彭春、柳无忌、司徒月兰、李卓敏、黄钰生、冯文潜、张克忠、张洪元等均曾执教于该校。竺可桢、汤用彤、罗隆基、范文澜、吴大猷等也都曾有在南开大学任教的经历。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经过师生的长时期努力,南开大学最终以优越的学术环境、严谨的治学方针以及崇尚务实的精神而名扬四方,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了一批杰出人才,周恩来、陈省身、吴大猷、曹禺等都是南开大学的骄傲乃至民族的自豪。

1937年7月,南开大学惨遭侵华日军的野蛮侵袭,已走上成熟发展阶段的南开大学不得不西迁长沙,并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合并为长沙临时大学,三校校长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为常务委员,共同主持校务。1938年4月,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改称为举世闻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曾被誉为“学府北辰”。1939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迁至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内,继续开展研究工作,并招收研究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期间,三校风云际会,艰苦创业,和衷共济,为国家民族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科学人才和革命志士,谱写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光辉篇章。

抗日战争胜利后,三校纷纷复员北归,南开大学于1946年迁回天津。复校后的南开大学设文学院、理学院、政治经济学院和工学院,共16个系,另设有经济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及边疆人文研究室。吴大任、卞之琳、汪德熙、谢国桢、肖采瑜、王玉哲、杨生茂、司徒月兰、傅筑夫、高振衡、李广田、罗大冈、张清常等一批知名学者来校任教,极大地增强了南开大学的师资力量。1948年,张伯苓先生在担任校长长达30年之后宣布离任,由何廉担任代理校长。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南开大学迎来了新的历史征程。党和政府十分关心南开大学的发展,周恩来总理于1951年、1957年和1959年三次回母校视察,1958年毛泽东主席莅校视察,1994年江泽民同志视察南开大学,李鹏、朱镕基等也曾先后视察南开大学,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南开大学的深切关怀给南开大学师生以极大的鼓舞。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南开大学由一所学科比较齐全的大学变成了一所仅拥有文理学科的综合性大学,设有14个系,3个专修科。院系调整后,郑天挺、雷海宗、吴廷璆、李何林、朱维之、李霁野、季陶达、顾昌栋、温公颐、陈仁烈、江安才、曾鼎禾、杨宗磐调入南开大学;王赣愚、何炳林、陈荣悌、陈茹玉、陈天池、王积涛、严志达、崔等一批国外留学者纷纷回归,相继加入南开大学任教。20世纪80年代前,南开大学长期停滞于9个系的设置,即数学、物理、生物、化学、中文、外文、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等系。

南开大学的发展历程充满了荆棘与坎坷。1966年至1976年十年文化浩劫期间,南开大学的正常教学秩序遭受严重破坏。1966年至1971年教学、科研工作完全瘫痪,学校不招生、上课达五年之久。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学校大部分校舍遭到重创。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南开大学焕发出新的青春活力。1980年以后,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南开大学在充分利用老专业优势的基础上,新成立了一批新的专业和研究机构。文科领域重点设置了以财经类为主的应用性专业,并在此基础上于1983年恢复了经济学院。理科领域重点设置了边缘、交叉学科和高新科技类专业。至此,南开大学在80年代中后期已发展成为一所包括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生命科学、管理科学及艺术等多学科的高水平综合性大学。1994年,天津对外贸易学院并入南开大学,南开大学又开始谱写了新的历史篇章。

南开人秉承“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发扬“爱国、敬业、创新、乐群”的传统,形成了“基础扎实,强调能力,注重实践,学风严谨”的办学特色。在新的世纪里,南开大学以创新的精神抢抓机遇,朝着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跨越。

 

 

(二)南开风采

 

南开大学是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大学,是周恩来的母校。毛泽东、周恩来、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先后视察南开大学。抗日战争时期,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昆明组成举世闻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被誉为“学府北辰”。南开大学秉承“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弘扬“爱国、敬业、创新、乐群”的光荣传统,培养了以周恩来、陈省身、吴大猷、曹禺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人才,为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南开大学占地146.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24万平方米,校园网络设施先进,图书馆藏书342万册。除主校区外,还有迎水道校区、旅游与服务学院、泰达学院。按照“独立办学、紧密合作”的原则,与天津大学全面合作办学。南开大学具备培养学士、硕士、博士和博士后的完整教育体系。现有全日制在校学生23 000余人,其中本科生13 000余人,硕士研究生7 400余人,博士研究生3 200余人。此外,有留学生1 800余人,成人教育学生5 700余人,远程教育学生19 000余人。

南开大学是国内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之一。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形成了文理并重、基础宽厚、突出应用与创新的办学特色。有23个专业学院,设有研究生院、继续教育学院、现代远程教育学院。学科覆盖文、史、哲、经、管、法、理、工、农、医、教、军全部12个门类,是一所覆盖全部学科门类的研究型大学。

南开大学积极构建和发展适应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培养需要的学科体系,现拥有75个本科专业,208个硕士点,122个博士点,17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21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6个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9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48个省市级重点学科,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0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1个国家工程中心,9个国家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1个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6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7个“985”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4个“985”工程科技创新平台。

南开大学拥有一支阵容整齐、结构合理、学术精湛、锐意创新的师资队伍。在1994名专任教师中有博士生指导教师593人,教授705人,副教授774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11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5人,“973”和“863”计划首席专家9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12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12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31人,长江学者特聘讲座教授14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34人,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20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118人,全国高校教学名师7人,天津市“131”人才工程第一层次24人。

多年以来,南开大学一直是教学与科研齐飞的学术圣地。在师生的长期努力下,南开大学取得了一批享誉海内外的优秀科研成果。目前,南开大学承担的国家和教育部社科项目数、获得的科研经费数以及获奖成果数均位居全国高校前列。同时,南开大学积极发挥学科、人才和信息优势,大力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为国家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全方位服务,特别是服务于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与开放。依托南开大学而设立的中国APEC研究院、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滨海开发研究院等知名研究机构,早已成为国家有关部委和地方政府的“智囊团”和“人才库”。

南开大学不断强化学生全面素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珍视“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办学理念,以“注重素质、培养能力、强化基础、拓宽专业、严格管理、保证质量”为教学指导思想,实行弹性学制、学分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把课堂教学-校园文化-社会实践的有机结合作为育人的基本环节,以杰出校友周恩来为楷模,塑造学生健全人格、高尚品德、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南开大学以优良校风而享誉海内外,学校重视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为青年学子的健康成长营造了丰富高雅、活泼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南开大学毕业生以基础扎实、素质全面、富于开拓精神和实践能力而受到社会各界青睐。

南开大学有着广泛的国际影响,与国际知名的一百多所大学和国际学术机构建立了合作与交流关系。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罗伯特·蒙代尔、彼得·杜赫提、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韩国前任总统金大中、法国前总理洛朗·法比尤斯等被聘为名誉教授,一批海内外知名学者、著名政治家、企业家任兼职教授。

南开大学将继续坚持南开道路,发扬南开品格,光大南开精神,坚持“求精求强、注重特色”的办学理念,大力实施人才强校、强势学科、教育质量提升、科研创新、服务滨海、国际化六大战略,即向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迈进!

 

 

(三)科研成就

 

南开大学取得了一批国内外公认的优秀科研成果。2007年度SCI论文收录941篇,1998-2007年SCI收录论文累计被引用篇数位居全国第十位。目前承担的国家和教育部社科项目数、获得的科研经费数以及获奖成果数都位居全国高校前列。在第十届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评选中,南开有2篇入选。2008年,南开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1项;程津培院士荣获“973计划突出贡献者”称号;饶子和院士率领的“蛋白质功能三维结构和折叠原理研究”研究团队获得“973计划优秀研究团队”称号。南开大学与美国IBM公司联合研制开发的“南开之星”超级计算机群,运算速度达每秒3231万亿次,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南开大学积极发挥学科、人才和信息优势,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商品化,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中国APEC研究院、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等研究机构已成为国家有关部委和地方政府的“智囊团”和“人才库”。

当时盛传南开大学有三宝,经济研究所即为其一。南开大学“素以经济系睥视国内,尤以经济研究所获得中外一致赞誉”。南开经济研究所“被公认为研究中国经济的权威机构,其出版物驰名全球”。南开经济研究所(NKIE)是一所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历史悠久的高层次经济研究机构,其前身是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该委员会是经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何廉建议,并在张伯苓校长的大力支持下,于1927年9月10日成立。

何廉作为南开大学的创办人,在担任校长职务的同时兼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在当时民国的四大经济学家中,南开大学就拥有何廉、方显廷两位学界巨子。南开大学元老之一、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先生对于经济学界得教授何廉在南开大学扬名海内外过程中的作用是极为看重的,他反复强调:“何廉对于南开大学的整体,对于张伯苓个人的影响,比任何其他人都大。虽然何廉半路上做官去了,但他和南开大学的关系始终未断。抗战期间不也是何廉把经济研究所恢复起来的吗!就学校的财政上说,有许多事情是听何廉的主张。”

1927年7月,在何廉的提议下,南开大学设立的社会经济委员会正式成立,何廉担任主任导师兼财政学和统计学教授。这一年的《南开大学发展方案》中,何廉提出了“土货化”的发展方针,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突出强调结合中国实际研究中国国情。何廉在南开大学满怀热情地开始了他的经济学教学“中国化”。1929年1月,方显廷受聘来南开大学任教,此后成为何廉长期的得力助手和合作伙伴,在他们的领导下,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的各项工业和农村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得以全面展开。

1931年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正式成立,何廉任院长。何廉上任后励精图治,积极推进经济学教学合理化的工作,同时他广泛吸纳人才。抗战前,他的麾下群贤毕至、大师云集,方显廷、张纯明、陈序经等,以及后来的吴大业、李锐、杨敬年等在学术界都是各领风骚。从何廉初到南开大学至1936年,这10年间,南开大学经济系和经济研究所的建设有了很大的进展,南开大学经济系教学与科研处于国内领先的地位。南开大学经济研究的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代表着中国经济学教学与科研的发展方向,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在校中独树一帜,而且“被公认为研究中国经济之权威机构,其出版物驰名全球”。1959年,周恩来总理回母校南开大学视察,肯定了经济研究所的重要贡献。

2007年至2009年期间,教育部学位中心开展的新一轮一级学科整体水平评估结果显示,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的化学学科并列全国高校榜首。在本轮学科评估中,南开大学历史学在38个参评单位中位居第二,理论经济学在36个参评单位中位居第二,数学在61个参评单位中位居第三,社会学在30个参评单位中位居第三,工商管理在50个参评单位中位居第三,政治学在33个参评单位中位居第五,中国语言文学在47个参评单位中位居第六,马克思主义理论在69个参评单位中位居第六,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在16个参评单位中位居第六,公共管理在44个参评单位中位居第十二,植物保护在16个参评单位中位居第六,应用经济学在68个参评单位中位居第七,物理学在55个参评单位中位居第八,电子科学与技术在35个参评单位中位居第十五。

南开大学有着广泛的国际影响,与美、日、英、法、德、俄等100多个国家与地区的200多所大学和学术机构建立了合作与交流关系,开展学术交流、合作办学等多种交流活动。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以及韩国总统金大中、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等被聘为名誉教授,并有一批海内外知名学者、著名企业家被聘为兼职教授。

自建校以来,南开大学一直以优良的校风著称,学校极其重视学生在德、智、体、美、劳的多方面综合发展,为每一名青年学子的健康成长营造了丰富高雅、活泼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南开大学毕业生以基础扎实、素质全面、富于开拓精神和实践能力而受到社会各界青睐。今天,有着广泛国际影响力的南开大学,已经与一百多所国际知名的大学和国际学术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与交流关系。在21世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时代,南开大学师生员工团结一心,发奋图强,决心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向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稳步迈进。

 

 

(四)逸闻趣事

 

南开大学的路边有些小石碑,上面刻着“我是爱南开的—周恩来”。周恩来品学兼优,在经济上,严修和张伯苓校长经常资助周恩来,破例批准他为南开学校唯一免交学费的学生。1917年,周恩来从南开学校毕业,在严修的帮助下这年周恩来赴日本求学。这句话原文出自周恩来《给留日南开同学会信》,他在日本听闻南开接受军阀的资助,一时难以理解:“你们诸位离天津远,还不知道内情。我是现在天天到南开去的。我是爱南开的,可是我看现在的南开趋向,是非要自绝于社会不可了。人要为社会所不容,而做的是为社会开路的事情,那还可以;若是反过脸来,去接近十七、八世纪,甚而十三、四世纪的思想,这个人已一无可取,何况南开是个团体。团体要做的事情,是为“新”,倘要接近卖国贼,从着他抢政府里的钱、人民的钱,实在是羞耻极了,哪能谈到为社会的事!”

作为私立学校,南开当时主要的经济收入就是学费和捐赠。据初步统计,军阀对南开的捐助前后有150多万元大洋。然而,青年学子却不以为然,他们劝张校长“不要军阀的臭钱”。每遇此事,张伯苓都坦然一笑:“美好的鲜花,不妨由粪水培育出来。”1919年“五四”前夕,周恩来进入南开学校大学部。1920年1月,他因领导学生运动遭到反动当局逮捕。为了保护他,严修与张伯苓商量以南开大学的“范孙奖学金”资助周恩来出国深造,周恩来也因此而逃过一劫。

另外,南开校名和镜箴的由来还有一些历史渊源。1904年8月,严修、张伯苓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归国后,即将严氏家馆和王益孙家馆合并,招收新生,并于当年10月17日正式成立中学。校舍在严宅偏院,规模狭小,当时校名初称“私立中学堂”,不久先后易名“敬业中学堂”、“私立第一中学堂”。此后得邑绅郑菊如捐城西南“南开洼”地10亩,几经周折,起建校舍。1907年秋,由严宅迁入新校舍,学校因所在地名改称“南开中学堂”,后改称“私立南开学校”。 

在南开大学的校门上镌刻着四个大字“南开大学”,金光闪闪、苍劲有力、飘逸挥洒。每一个南开人都知道,这是毛泽东主席题写的校名。这几个大字已经成为南开大学的重要标志。它记录着一位伟人与一所著名学府的交往。那是1950年,新中国成立不久,南开大学园里百废待兴。学校一片瓦砾,还没有正式的校门牌,学生会的同学们便开会商议请人题写学校门牌。会上,有人提议“让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为南开大学题写校名”,这立即得到大家一致的赞成。于是,南开大学学生会的同学们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期盼他为南开大学题写校名。想不到很快毛主席就回信了,同学们禁不住欣喜若狂!毛主席特地题写了好几幅“南开大学”,有横幅也有竖幅,他在信中嘱托同学们挑选一幅最满意的使用。大家怀着激动的心情仔细挑选,最终确定了现在使用的这幅题名。领袖的关怀让南开大学师生备受鼓舞:“我们的校名是毛主席题写的!”每当看到这几个大字,南开人就充满了骄傲与自豪。

南开大学镜箴又称四十字镜箴,是由著名教育家、南开体系创建人张伯苓订立的,其在南开的影响力仅次于“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南开体系的各所学校在重要通道处都设有这类大镜子,其目的是提醒过往的师生时刻注意仪容仪表。这些镜子上都镌刻有这段镜箴,镜箴要求大学的每一名学子都应拥有整洁合适、积极向上的仪容仪表以及平和、宽仁的处世态度,提醒学生注意修身养性,努力提高自身的道德情操。每年开学,新生们都会被要求背诵镜箴,以不忘张伯苓老校长用心良苦的谆谆教诲和殷切希望。

张伯苓先生一生都信奉这样的理念:一衣不整,何以拯天下。为了培养学生的合适的着装习惯和文明行为,张伯苓特意在天津南开中学东楼中的过道左侧立一面一人高的大镜子,上面镌刻着张伯苓请严范孙书写的四十字:“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为使学生出入校门有所儆戒,后得名“镜箴”,一直流传至今。  

在南开的教育理念之中,仪表反映着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因而张伯苓要求学生必须面净发理,衣整履洁。事实上,对仪表的严格要求看似生活小事,其实在当时则被看成是一件关乎社会文明的大事。众所周知,晚清时代的民众大多精神萎靡,衣冠不整已成为整个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一个人仪态懒散,一个国家的国民蓬头垢面,精神涣散,这样的精神面貌又怎么能谈得上救国强种呢?张伯苓本人非常注重仪表,同时也要求南开学子注重自己的仪容仪表,殷切希望青年一代从最基本的日常生活习惯做起,焕发精神,进而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大业贡献力量。一衣不整,何以拯天下?南开校规明确规定:“体态松懈,言语蛮横,奇装异服,光彩华丽,凡一切惹人注目之行为装饰,皆行禁绝。”张伯苓对个人仪表严格要求的做法,使得一代又一代的南开学子受益匪浅。

镜箴一直流传于南开体系各所学校中,已经成为南开教育的一部分。南开的教师,都以镜箴来要求学生,使其着装合适、仪表得体。例如在重庆南开中学,每周一各个年级的班主任教师都会组织“着装检查”,对着装得体的学生予以嘉奖,对着装打扮不符合中学生风貌的学生给予训诫,检查的具体标准正是源自镜箴。每一位进入南开学校学习的新生,都会要求背诵镜箴,而且不时抽背。南开学生的入学手册上也专门印有镜箴,以及其来历和解释,接收新生的老师也会详细逐字逐句解释镜箴的含义。直到今天,南开学校的走廊、通道、寝室等处都设置有一人高的大镜子,上面刻有镜箴,既方便师生,也警醒师生。

“四十字镜箴”不仅在南开流传开来,甚至还引起外国教育家和教育管理者们的关注。美国哈佛大学校长伊利奥博士来南开学校参观时,觉得南开学生的仪态和精神面貌与他在其他学校中看到的学生有很大不同,就特意询问校长张伯苓其中的原因。张伯苓颇为自豪地将伊利奥博士带到了镜子旁边,并将镜子上的箴言加以翻译和解释,伊利奥博士听后大加赞叹。他返回美国之后,特意将这个箴言告诉他人。美国罗氏基金会还特意派人来南开将镜上的箴言拍摄下来,寄回美国,刊诸报端,加以传扬。

在南开大学主楼的后广场上,悬挂着一口巨大的校钟,这是南开精神的象征。此钟体积巨大,重达3 000多公斤,校钟两边的铜铸支架也呈钟形,古铜色的校钟映衬出南开大学历史的沧桑。每年的新生也都会到此钟处举行入学仪式,感悟南开大学不平凡的校史。学校每逢新生入学和毕业生离校时都会鸣钟纪念,因为对南开人来讲,南开校钟已经从有形之物化为一种无形的寄托,是一种永恒的南开精神,永驻在每个南开人的心中。

其实,南开最初的校钟是由德国克虏伯工厂制造,原是为庆祝晚清重臣李鸿章寿辰而制作的纪念钟。铜钟重达一万三千余斤,钟面铸有整部《金刚经》。1904年,八国联军侵入天津,英军曾将该钟取走作日常用钟。后来,八国联军向天津交还政权后,大钟移至海光寺,海光寺则赠与南开大学作为校钟。铜钟安置在思源堂西侧,以4根弓形梁柱做支架,并悬挂于约2米高的台基之上。在纪念“九·一八事变”一周年之时,南开师生每日连敲校钟9响,次敲1响,再敲8响,用以象征南开人将铭记“九·一八”国耻。

然而,日军于1937年7月28日再度侵略天津,驻扎在海光寺的日军将炮口直接对准八里台的南开大学。南开园惨遭炮轰,大多建筑被毁,图书设备遭到疯狂抢劫,而万斤大钟亦不知去向。抗日战争胜利后,学校为寻找校钟做出了巨大努力,张伯苓校长还曾致函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商震将军在日本掠夺的中国物品中集中搜寻此钟,但都音讯全无。1997年7月,为铭记南开园被侵华日军炸毁60周年的惨痛历史,学校决定重铸校钟。新铸校钟是由南京金陵古艺术青铜研究所所长、南京静海寺警世钟设计者王钟泉先生设计,江苏冶金机械厂铸造的。极为有趣的是,大钟的钟槌与南京警世钟的钟槌共同出自一棵有着80年树龄的檀木,一南一北两棵钟槌堪称一对孪生姐妹。

新的南开校钟重达3 000公斤,钟高1.937米,寓意要师生员工牢记1937年日军炸毁南开。钟的周边雕刻着60枚校徽图案,意寓60周年,钟的正面是“南开”两个大字。钟上文字由著名书法家康殷先生书写,左面是校歌,中间是校训,右面是80字的校钟铭文。

如今伴随着悠悠钟声,一批批新生走进校园,一批批毕业学生离开南开大学,而张伯苓在南开大学被毁时所言的警句“被毁者为南开大学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则长久地驻留在历代南开人的心中。

 

 

(五)走近名人

 

张伯苓(1876-1951年),原名寿春,字伯苓,现代教育家,南开大学创始人。1876年4月5日出生于天津一个秀才家庭,早年入北洋水师学堂习驾驶,1897年毕业后服务于海军,不久离职回天津执教于家馆。1904年,张伯苓赴日考察教育,回国后将家馆改建为私立中学,定名敬业学堂。1907年,在南开建成新校舍,遂改称南开大学中学堂,从此声名渐著。1917年秋赴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1918年回国,着手筹办南开大学,1919年秋南开正式开学。另外,张伯苓先生还于1923年创办南开女子中学,于1928年创办实验小学。

时至1937年,南开已形成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张伯苓先生担任校长四十余年,培养出不少杰出人才。张伯苓先生提倡教育救国,注重理工科教育的办学方针。他反对学生介入社会政治活动,但也曾保护过诸多进步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伯苓称赞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曾致电周恩来表示祝贺。张伯苓先生于1950年5月从重庆来到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欢迎,1951年2月23日在天津病逝。

张伯苓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教育家,青年时期的他目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肆意蹂躏,立志兴办教育,用爱国精神和科学知识教育青年,以达到抵御外敌、振兴祖国的目的。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先生历尽艰辛,颠沛流离,不屈不挠,矢志不渝。他从传授“新学”的家馆开始,在一步一步艰难的前行中办起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为国家培育了众多杰出的人才。张伯苓先生是一位与时俱进的爱国教育家,他从饱经沧桑、一生办学的切身经历中逐步看清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先生始终以国家利益、民族精神为重,表现出一个教育家真正的高风亮节的可贵品质。张伯苓先生的一生是进步的一生,爱国的一生。他创业南开,功在国家,利在千秋,为发展我国近代教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严修(1860-1929年)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学者,是革新封建教育、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先驱。严修先生幼年饱读经籍,于1882年乡试中举,次年中进士,后入清翰林院任职,做过清朝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会典馆详校官、贵州学政、学部侍郎,掌管全国的教育,可谓是人中龙凤,人上之人。然而,严修先生不同于一般封建官吏,他积极倡导新式教育,曾以奏请光绪帝开设“经济特科”借以改革科举制度而传名于世。

在推行新式教育方面,严修的重大贡献是筹设南开学校。严修先生在1902年至1904年期间曾两次东渡日本考察教育方法,1904年春出任直隶学校司督办,之后与张伯苓决定将严馆和王馆合并,筹设私立敬业中学堂。1904年10月,南开中学正式开学,聘张伯苓为校长,这就是南开学校的前身。1907年改名南开中学堂,严修作为校董,不仅以个人财力、物力资助学校发展,而且在教育思想和办学方向上对南开也有很大影响。1918年与张伯苓同赴美考察大学教育,1919年二人又共同创办南开大学,此后又成立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到1928年,独具特色的南开系列学校(小学、中学、女中、大学)终于全部建成。1929年3月15日,南开“校父”严修在天津病逝,享年69岁。遍及全世界各地的南开校友捐款,在南开中学建“范孙楼”,并塑造了铜像。1992年,南开大学又塑铜像于校园,以此来纪念严修一生矢志新学的功绩和对祖国教育事业的贡献。

严修晚年还在天津倡组了城南诗社、崇化学会,著述存稿有诗、文、日记、函札等多种,现辑录出版的有《严修东游日记》、《严范孙先生古近体诗存稿》、《蟫香馆手札》等著作。严修不仅通经史、习数算,还研究泰西之学。而且琴棋书画样样通晓,其书法秀逸浑雄,颇有功力,为当时津门四大书家之一。其还善诗歌,与赵幼梅、王守恂同被誉为“近代天津诗坛三杰”。

周恩来(1898-1976年),字翔宇,曾用名伍豪等,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他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威望。周恩来同志的卓著功勋、崇高品德、光辉人格,深深铭记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

周恩来总理50多年的革命生涯,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展、壮大,同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毫无保留地把全部精力奉献给了党和人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在中国人民心中矗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我们缅怀周恩来同志,就是要永远铭记和认真学习周恩来同志的精神,使之不断发扬光大。

另外,数学大师陈省身、物理学家吴大猷、前外交部长李肇星、世界银行总部高级金融经济学家牟益斌、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金岩石、中国发展经济学之父杨敬年、剧作家曹禺、国家监察部部长马馼、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等均为南开杰出校友。面向21世纪,南开大学师生员工团结一心,发奋图强,决心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向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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