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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性的多数 文 / 詹姆士•莱德菲尔德 更新时间:2010-10-12
 
 

    我把车子开到餐馆前停好,然后靠在椅背上想了一会儿。我知道,莎琳已经在餐馆里头,等着跟我说话。但为什么呢?六年来,我一直没有她的消息。如今我正在森林里过一个星期的隐居生活,她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呢?

  我钻出货车,走向餐馆。身后,西方天际一抹落日余晖,把整个湿漉漉的停车场映照得一片金黄,有如琥珀一般。一个钟头前下过一场短暂的雷雨,把地面上的东西都打湿了,这会儿,夏日的黄昏感觉格外凉爽清新。苍茫的暮霭给大地增添了几分超现实的色彩。半圆的月亮高挂天空。

 

  我边走边回忆着莎琳的音容身影。她还是那么漂亮、热情吗?时间会给她带来什么改变?而我又该如何看待她提到的那份手稿——这个在南美洲出土、她迫不及待想让我知道的古物?

 

  “我在机场过境两个小时,”她在电话中告诉我,“我们一块吃晚餐好吗?这部手稿的内容,你肯定会喜欢——它是你最喜欢的那种奥秘。”

 

  我最喜欢的那种奥秘?此话怎讲?

 

  餐馆挤满了客人,有几对夫妻在等待空位。我找到一个女服务生,她告诉我,莎琳已经来了,正坐在主餐厅上方的高台上。

 

  我走上阶梯,看见一群人围着其中一张桌子。在场的还有两个警察。突然,警察转身,从我身边冲下阶梯。人群纷纷散去,我看到了刚才大家围观的那个人——是一个女的,依旧坐在桌旁——莎琳!

 

  我连忙向她走去:“莎琳,怎么回事?出了什么事情吗?”

 

  她装出一副恼怒的模样,把头向后一昂,站起身,随即展露出她的招牌笑容。我发现她的发型稍微改变了些,但那张脸孔还是跟我记忆中的一模一样:细致的五官、宽阔的嘴,两只眼睛又大又蓝。

 

  “说给你听,你也许不会相信。”她拥抱了我一下,像个老朋友,“几分钟前,我去上洗手间,回来时发现有人偷走了我的公文包。”

 

  “里面装着什么?”

 

  “都是一些不重要的东西,几本书和杂志,我带在路上看的。真是怪事。邻桌的客人告诉我,有个人走进来,拿起我的公文包就走出去了。他们向警察描述那个人的相貌,警察答应搜索附近一带地方。”

 

  “也许我应该去帮他们找找看。”

 

  “不必,不必。忘了这件事吧。我时间不多,想跟你好好聊一聊。”

 

  我点点头。莎琳要我一起入座。一个服务生走过来,于是我们打开菜单,各自点了菜。接着我们花十几分钟时间寒暄了一番。我轻描淡写地提起自我放逐到森林中隐居的事,但莎琳却不允许我含糊其辞。她倾身向前,又向我展露她的招牌笑容。

  “说实话,你近况到底如何?”她问道。

  我看了看她的眼睛,发现她正用急切的眼光看着我。“你急着想知道事情的真相,对不对?”

 

  “我的个性一向很急。”她说。

 

  “好吧,告诉你实话,我现在住在湖边,想让自己悠闲一下。我工作太累了,想改变生活方式。”

 

  “我记得你提起过那个湖。我以为你和你姊妹已经把它给卖掉了。”

 

  “还没卖掉,但房地税实在让我们吃不消。那块地太靠近市区,房地税年年调高。”

 

  她点点头:“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我还不晓得。希望做点不同的事情。”

 

  她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听你这么说,你就跟其他人一样感到惶惑不安。”

 

  “我想是吧。”我说,“你为什么问这个?”

 

  “手稿上提到这点。”

 

  我们互相凝视着,沉默了一会儿。

 

  “告诉我这部手稿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说。

 

    她把身子靠到椅背上,仿佛在考虑如何开口,然后又抬起头来看着我。“记得我在电话中提到,几年前我辞掉了报社的工作,加入一个研究机构,替联合国调查各地的文化和人口改变。我最近的任务是在秘鲁。那阵子,我在利玛大学做研究,常听到谣言说一部古老的手稿已经被发现,只是没有人知道详细的情形,连考古系和人类学系的人也不知道。我询问政府官员,他们都矢口否认有这回事。有个人告诉我,为了某种原因,政府极力禁止这部手稿流传出去。但他听到的也是第二手消息。”莎琳继续说,“你知道我的个性,天生好奇。研究工作完成后,我决定多留几天,直到有一天我在利玛郊外一家咖啡馆吃午餐,发现有一个教士在打量我。他观察我几分钟后,就走过来对我说,那天早上,他听人说我正在到处打探这部手稿的下落。他不愿说出自己的姓名,但他答应回答我的所有问题。”

 

她迟疑了一会儿,眼睛依旧盯着我:“他说,这部手稿大约是在公元前600年完成的。它预言人类社会将发生巨大的转变。”

  “什么时候开始转变?”

  “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

  “现在?!”

  “对,现在。”

  “是哪一种转变呢?”我问道。

  她显得有点忸怩不安,最后才急促地说:“那个教士告诉我,那是人类意识的一种再生,过程非常缓慢。它本质上不是宗教的,但却是精神的。对地球上的人类生命、对我们生存的意义,我们现在渐渐有了新的发现。根据这位教士的说法,这个新知识将剧烈地改变人类的文化。”

 

  她又停顿了一下,然后说:“教士告诉我,这部手稿分成好几个部分或篇章,每一章包含一个对人生的觉悟。手稿预言,在我们这个时代,人类将开始依次达成这些觉悟——一个觉悟接一个觉悟——渐渐从目前的生存状态过渡到一个纯粹的精神文化。”

  我摇摇头,扬起眉毛嘲笑地睨着她:“你真的相信这一套吗?”

  “哦,我想……”

  “看看这儿的人吧!”我打断她的话,指了指坐在楼下大厅用餐的人群,“这是现实世界。你在这样的世界看得出任何改变吗?”

  我刚说完,餐厅另一端靠墙的一张桌子就爆发出了吵架声,我虽听不清楚他们吵什么,但那声音却大得让整个餐厅的客人都静默了下来。最初我还以为发生了另一起抢劫案,仔细一听,才知道是一场口角。一个外表看来三十几岁的妇人站起身,气咻咻地瞪着坐在她对面的一位男士。

 

  “不!”她扯起嗓门叫嚷,“问题出在我们的关系变质了,跟我当初期望的完全不同!你明白吗?跟我期望的完全不同!”她定了定心神,把餐巾扔到桌面上,走出餐馆。

 

  莎琳和我面面相觑。想不到就在我们谈论楼下餐厅的人群时,就爆发了这一场争吵。过了一会儿,莎琳朝那位独自枯坐的男士点点头说:“现实世界正在改变中。”

 

  “怎样改变?”我依旧感到茫然。

 

  “转变从第一个觉悟开始,而根据那位教士的说法,最初这个觉悟会在我们不知不觉中浮现,它的征象是一种深沉的惶惑不安的感觉。”

 

  “惶惑不安?”

 

  “对。”

 

  “那我们在追寻什么呢?”

 

  “这就是关键所在!最初我们并不确定。根据手稿的预言,我们开始发现另一种形式的经验……生命中的某些时刻,让我们感到和以往有所不同,比较热烈,比较激奋。但是,我们并不明了这桩经验是什么,也不晓得如何使它持久。当它结束时,我们又会回到单调平板的生活,感到不满足,感到惶惑不安。”

  “你认为,这种惶惑不安是那位妇人发脾气的真正原因?”

“对。这位妇人和我们所有人一样,都在人生中追寻更大的满足,不能忍受任何阻碍我们的东西。最近几十年流行的‘惟我独尊’的态度,背后隐藏的就是这种不安的追寻。它影响到每一个人,从华尔街大亨到街头小混混。”莎琳凝视着我,继续说,“我们和别人交往时,总是太苛求,因此很难维持彼此的情谊。”

  莎琳这番话,使我想起自己最近跟两个女人的交往。这两段情开始时都轰轰烈烈,但不到一年就烟消云散。我又抬头看看莎琳,她正耐心地等待我开口。

 

  “我们的男女关系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问。

  “针对这个问题,我跟那位教士讨论了很久。”莎琳回答,“他说,男女建立关系时,如果双方都过分苛求,都期望对方生活在他或她的世界里,要求对方随时陪伴在身边,一块参加他或她选择的活动,那么,一场自尊之战难免就会发生。”

 

  她这番话说到了我的心坎上。我最近跟两个女人的交往最后都变质成权力斗争。在那两段情中,我和对方都发现,我们在生活作息上无法配合。我们的生活步调过于快速。我们没有工夫协调彼此的分歧——在一起时该做什么、该去哪儿玩、该培养哪种兴趣——我们总是为这些事争吵不休。到头来,谁该当家作主就成了难解的习题。

  “由于这种权力斗争,”莎琳继续说,“手稿预言,我们将很难和同一个人维持长久的关系。”

 

  “这个预言听起来没什么了不起嘛!”我说。

 

  “我对那位教士,也是这么说,”莎琳答道,“他要我记住,尽管近来社会的弊端大都可以追溯到这种不安和追寻,但这个现象是一时的,终会消失。总有一天,我们会明了我们究竟在追寻什么——这另一种经验,更能满足我们的经验,到底是什么东西?一旦我们彻底了解它的本质,我们就能达成第一个觉悟。”

 

  我们点的菜送来了。于是我们停下几分钟,让侍者为我们倒酒,顺便尝尝对方点的菜。莎琳把手伸过桌面,从我盘中拿一小块鲑鱼放进口中,一面品尝,一面皱起鼻子咯咯笑了起来。我发觉,她是个挺好相处的女人。

 

  “好吧,”我说,“我们追寻的这个经验到底是什么?什么是第一个觉悟?”

  她迟疑了一会儿,仿佛不知如何开始。

  “这很难解释。”她说,“那位教士是这么说的:当我们察觉到人生中的‘机缘’时,第一个觉悟就出现了。”

  她把身子倾向前来:“对你想做的事情,你是不是曾经有过预感或直觉?譬如说,你想改变生活方向,却不知道如何实现。然后,当你快要忘记这件事,而把注意力集中在其他事情上的时候,你突然遇到一个人,或读到一本书,或来到某个地方,让你一下子碰到了你一直期待的机会。你有过这样的经验吗?”

 

  “喏,”她继续说,“根据那位教士的说法,这种机缘出现的频率愈来愈高,使我们感到它不仅仅是偶然的巧合。它感觉起来像是命中注定的,仿佛有个无法解释的力量在引导我们的生命。这种经验在我们心中激起神秘和兴奋的感觉,使我们充满活力。教士告诉我,这就是我们已经窥见的经验,如今我们时时刻刻都会遭逢到这样的经验。愈来愈多的人相信,这个神秘现象是真实的,具有某种含意,显示在日常生活的表面下有某种活动在进行。这种认知就是第一个觉悟。”

 

  莎琳用期待的眼光看着我,但我没开腔。

 

  “你还不明白吗?”她问道,“第一个觉悟,就是用新的眼光,看待环绕着地球上每个生命固有的奥秘。我们正在体验这种神秘的机缘,纵使我们还不理解,我们知道这个经验是真实的。我们仿佛又回到孩提时代,感觉到生命中还有另一面等待我们去探索,人生的背后还有另一种活动在进行。”

  莎琳的身子愈倾愈前,边说边打手势。

  “你真相信这一套,对不对?”我问她。

  “我记得,”她板起脸孔说,“你以前也喜欢谈论这一类经验。”

  她这句话仿佛一拳擂在我心口。她说得没错。在我生命中的某个阶段,我确实曾经有过这样的机缘,当时我还试着从心理学的角度探索它的意义。后来我的想法渐渐改变了。不知怎的,我开始觉得,这种认知既不成熟也不切实际,从此便不再理会这类经验。

  我瞅着莎琳,开始为自己辩解:“那时,我可能正在阅读东方哲学或基督教神秘主义的书。你应该还记得吧。不管怎样,你所说的第一个觉悟,早就有很多书在讨论了。你那一套又有什么不同?察觉到神秘现象存在,就能够转变文化吗?”

 

  莎琳低下头来,瞅着桌面,半晌才抬起头来看我。

 

  “你别误解,”她说,“确实,这种认知以前的人早就有过,而且在书中讨论过。事实上,那位教士还特别强调,第一个觉悟并不是新的东西。他说,从古到今,一直有人察觉到这些神秘机缘存在,而这种认知是推动许多伟大哲学思想和宗教运动的力量。但是,以往和现在有个不同点,那就是数量。根据教士的说法,文化转变之所以发生在今天,是因为同时具有这种认知的人,数量愈来愈多。”

  “他到底指的是什么?”我问。

“他告诉我,手稿预言,在20世纪的60年代,意识到这类神秘机缘存在的人会开始急速增加。他说,这种成长会持续到下个世纪初,到了那个时候,这种人就会达到一定的数量——我管这个数量叫决定性的多数。”莎琳继续说,“手稿预言,一旦决定性的多数出现了,我们的整个文化就会开始认真看待这类机缘巧合。我们会集体探究,在这个星球上,人类的生活背后究竟有什么神秘的力量在运作。当这个问题同时被大量的人提出后,其他几个觉悟就会进入我们的意识中——因为根据手稿,一旦有足够数量的人对现代的人生提出严正的质疑,我们就会开始寻找答案。然后,我们就会达成其他的觉悟……一个觉悟接着一个觉悟。”

  莎琳停下来吃点东西。

  “这么说,一旦我们达成了所有觉悟,文化就会转变啰?”我问道。

  “那位教士是这么说的。”

  我一边瞅着她,一边思索着“决定性的多数”这个观念,然后说:“对一部完成于公元前600年的手稿来说,这听起来倒是挺有深度的观念嘛。”

  “我也是这样想,”莎琳回答,“我自己也提出同样的质疑,但那位教士向我保证,翻译这部手稿的第一批学者都确定它不是后人伪造的。主要原因是,手稿是用闪族语系中的阿拉姆语(Aramaic)写成的,和《圣经·旧约》的大部分文字相同。”

  “阿拉姆语出现在南美洲?它怎么会在公元前600年传到那儿去呢?”

  “那位教士也不知道。”

  “他的教会赞同这部手稿的预言吗?”我问道。

 

  “不,”她说,“他告诉我,大部分神职人员都拼命打压这部手稿,所以他才不敢说出自己的姓名。显然,光是谈论这部手稿,也会给他带来很大的麻烦。”

 

  “他有没有告诉你为什么教会的大部分人都反对让这部手稿流传出去?”

 

  “告诉我了。”莎琳说,“因为它威胁到他们宗教教义的完整性。”

 

  “怎么威胁呢?”

 

  “我也不太清楚。那位教士没说得很详细,好像是因为手稿中提到的其他几个觉悟,歪曲了他们教会的传统教义,把教会的长老给吓坏了——他们都比较保守。”

 

  “原来如此。”

 

  “不过,那位教士倒是告诉我,他不认为手稿的预言会伤害他们教会的教义。它只不过将这些教义加以阐明罢了。他深深觉得,如果教会领导人肯像前人那样,把人生当做一个奥秘来看待,好好省察手稿中提到的其他几个觉悟。那么,他们就会明了他说的是事实。”

 

  “他有没有告诉你手稿中提到几个觉悟?”

 

  “没有。但他提到第二个觉悟。他告诉我,第二个觉悟是对近代人类历史作更正确的诠释,进一步阐明人类文化转变的过程。”

 

  “对于这点,他有没有说得很清楚?”

 

  “没有,时间太仓促了。他告诉我,他得赶去处理一些事情。我们约好当天下午在他家见面。我准时赴约,他却不在家。我等了三个小时,他一直没有露面。最后我只好离开了,因为我要赶着搭飞机回美国。”

 

  “你是说,从此你就没有机会再跟他谈话?”

 

  “对。以后我没再见到他。”

 

  “秘鲁政府也一直没有证实这部手稿存在吗?”

 

  “没有。”

 

  “这件事发生在多久以前?”

 

  “大约一个半月以前。”

 

  好一会儿,我们没有说话,只管低头用餐。莎琳终于抬起头来问我说:“你的看法呢?”

 

  “我不知道。”我说。一方面,我不相信人类真的会改变;另一方面,我却感到惊讶,发出这种预言的手稿居然可能真的存在。

 

  “他有没有让你看手稿的副本或什么的?”我问。

 

  “没有。我只做了一些笔记。”

 

  我们又陷入沉默中。

 

  “知道吗?”她说,“我原以为手稿的预言会引起你很大的兴趣。”

 

  我看了看她:“我想,我需要一些证据,证明这部手稿所说的都是真的。”

 

  她又开朗地笑了起来。

 

  “怎么啦?”我问。

 

  “我也是这么说的呀。”

 

  “对谁说?那位教士?”

 

  “对。”

 

  “他怎么回答?”

 

  “他说,经验就是证据。”

 

  “此话怎讲?”

 

  “他的意思是,我们的经验证实手稿所说的是事实。只要我们肯认真地探索我们内心的感受,认真地想想,在人类历史的这个阶段,我们的生活是怎么过的,我们就会发现,这部手稿的预言并不是空穴来风。它是有根据、有道理的。”她犹豫了半晌,问道,“你觉得它有道理吗?”

 

  我思索了一会儿。它的预言有道理吗?这年头每个人都像我一样惶惑不安吗?如果是的,那么,这种不安感从何而来?是来自简单的觉悟——三十年来渐渐形成的简单认知?人生中还有一些事情是我们不知道、没经历过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最后我说,“我想,我需要一些时间好好思考一下。”

 

  我踱到餐馆旁的花园,站在一张杉木凳后面,面对喷水池。右边,我看得见机场上闪烁不停的灯光,听得见一架准备起飞的喷气客机引擎发出的咆哮声。

 

  “这些花儿好美啊!”我身后响起莎琳的声音。回头一看,只见她沿着小径朝我走了过来,边走边观赏休憩区旁栽种的一排排牵牛花和秋海棠。她在我身旁站住了。我伸出一只手臂揽住她,往事顿时涌上我的心头。多年前,我们都住在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常在傍晚时分见面聊天。我们的谈话大多环绕着学术理论和心理成长。我们气味相投,总是聊得很开心。奇怪的是,我们的交往一直停留在精神的层面。

 

  “有机会再见到你,我实在太高兴了。”她说。

 

  “我晓得。”我回答,“一看到你,我就想起许多往事。”

 

  “奇怪,这些年我们为什么不保持联络呢?”她问道。

 

  她的询问又把我带进往事中。我想起最后一次和莎琳见面的情景。她站在我的汽车旁向我道别。那时我的脑子里装满新知识,准备回到家乡,辅导那些遭受严重虐待的儿童。我以为我能帮助他们克服强烈的后遗症,让他们的生命继续成长。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辅导方法并没有收到成效。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无知。人类要如何从自己的过去解脱出来?对我来说,这到现在仍是个谜。

 

  如今回想过去这六年,我觉得那些经验是值得的。但我也渴望改变生活方式。问题是,去哪儿呢?从事什么工作呢?莎琳帮助我探索童年精神创伤的本质,在我的理论形成后,我就很少再想到她。如今她就站在我身边,又回到我生命中——而我们聊起天来还是和以往一样兴奋。

 

  “我想,我太专注于工作了。”我说。

 

  “我还不是一样。”她说,“报社的工作很忙,我马不停蹄地采访新闻,没工夫打听你的下落。除了工作以外,我把所有事情都忘了。”

 

  我揉了揉她的肩膀:“知道吗,莎琳,我竟然忘了我们在一起聊天时总是很开心。我们的谈话总是那么自然、无拘无束。”

 

  她的眼神和笑容告诉我,她同意我的说法。

 

  “我知道,”她说,“每次跟你聊天,我都感到非常爽快。”

 

  我正想回答她,她却忽然瞪起眼睛,望向餐馆的大门。她的脸一下子变得很苍白,充满焦虑。

 

  “怎么回事?”我转头望望餐馆的大门。有几个人正走向停车场,边走边悠闲地聊着,看不出任何不寻常的迹象。我回过头来,看看莎琳。她还是一脸惊慌的神情。

 

  “到底看见了什么啦?”我又问道。

 

  “那儿,第一排车子旁边——你看见那个穿着灰色衬衫的男人了吗?”

 

  我又望向停车场。另一群人走出餐馆门口。

 

  “哪个人?”我问道。

 

  “我想他已经走了。”莎琳凝神望了一会儿,然后瞅着我说,“邻桌的客人说,偷我公文包的人头发稀疏,留着胡子,穿灰色衬衫。我想,我刚看到他站在车子旁边……观察我们。”

 

  我心头一跳,也开始担忧起来。我告诉莎琳我马上回来,然后走到停车场去查看,却没看到莎琳描述的那个人。我不敢走得太远。

 

  我回到花园那张木凳旁,莎琳挨近我身边,悄声说:“你觉得,会不会因为这个人怀疑手稿的副本在我手里,才拿走我的公文包?他是不是想把它要回去?”

  “我不知道,”我说,“我们还是通知警察吧,把你看到的告诉他们。我觉得,他们也应该查一查跟你同坐一班飞机的乘客。”

 

  我们走进餐馆,打电话报警。警察赶到后,我们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们。警察花了二十分钟查看每一辆车子,然后解释说,他们不能再多花时间了,不过他们答应核查莎琳那班飞机上的所有乘客。

 

  警察走后,莎琳和我又孤零零地站在喷水池旁。

 

  “在我看到那个人之前,我们在谈什么?”她问道。

 

  “在谈我们两人的事。”我回答完后又问,“莎琳,你为什么会想到找我谈手稿的事?”

 

  莎琳看了看我,眼神有点迷惘:“我在秘鲁听那位教士讲手稿的事,边听,心里不知怎的边想着你。”

  “是吗?”

  “当时我也不怎么把它当一回事,”她继续说,“但是后来回到弗吉尼亚州,每次想到手稿的事,我就会想起你。好几次我想打电话找你,但每次都因为别的事没打成。这次我到迈阿密出公差,上了飞机后才发现,我会在这儿过境停留一段时间。下了飞机,我就找出你的电话号码。你在录音机上说,有急事才能打电话到湖边去找你。但我想我打去找你,你应该不会怪我的。”

  我瞅着她,好一会儿不知该说什么。“当然,”我终于说了,“我很高兴你打电话找我。”

  莎琳看了看手表:“时候不早了,我得赶回机场去。”

  “我开车送你。”

  我们来到机场大厅,走向登机门。我边走边留意是否有不寻常的迹象。我们抵达时,乘客已经上飞机,而我们见过的一个警察正在查看每一个乘客。我们走到他身边。他告诉我们,他已经查看过准备登机的所有乘客,但没有一个符合那个窃贼的外貌特征。

 

  我们向他道谢。警察走后,莎琳回过身来对我笑了一笑。“我想我该走啦!”她伸出手臂搂住我的脖子,说道,“这是我的电话号码,这回可别忘了联络哦。”

 

  “听好吧。”我说,“你千万要小心,如果发现有任何事情不对劲,马上报警!”

  “别担心我,我不会有事的。”

  我们互相凝视了一会儿。

  “手稿的事,你打算怎么处理?”我问道。

 

  “不知道。也许听听新闻广播,看会不会有它的消息。”

 

  “要是它被查禁呢?”

  她又开朗地笑了起来:“我就知道,你会被它吸引的。我告诉过你,你会喜欢它。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耸耸肩膀:“也许先去打听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多关于它的数据。”

  “好。要是有新的发现,请通知我。”

  我们又互道珍重,然后她就走开了。我望着她的背影。她回过头来一次,挥挥手,然后整个人消失在登机廊尾端。我走出机场,开着我的货车回到湖边,中途只停下来加油。

  回到家里,我走到装上纱窗的门廊,在一张摇椅上坐了下来。傍晚到处响起蟋蟀和雨蛙的鸣叫。远处,我听得见鸱鸟的叫声。湖对面,月亮已经沉落到西方,在湖面上洒下一片水波粼粼的清光,朝着我荡漾过来。

今天黄昏听莎琳讲述手稿的事,挺有趣的。但我对文化转变这种观念,仍然持怀疑的态度。像许多同辈中人,我曾迷恋过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社会理想主义,也曾陶醉在80年代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中。然而,想认清真正发生的事,并不容易。有什么新信息能够改变整个人类社会?手稿的预言听起来太过理想主义、太不切实际。毕竟,人类在这个星球上已经存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为什么我们会在历史的末期突然对人生产生觉悟?好几分钟之久,我凝望着湖水,然后关掉电灯,回到卧室去阅读。

  第二天早晨,我在梦中突然醒了过来。梦境历历在目。醒来后我躺在床上一两分钟,瞪着卧室的天花板,仔细回味这场梦。梦中我穿梭过一座森林,仿佛在寻找一件东西。这座辽阔的森林美丽得出奇。

  在追寻的过程中,好几次我发现自己完全迷了路,不知何去何从。说也奇怪,在这种节骨眼上,每回总会有一个人突然出现,给我指点迷津。我一直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寻找什么,但做完这场梦后我竟觉得无比振奋,整个人充满信心。

 

  我坐在床上,看见一道阳光从窗口洒进房间里来。阳光中飘浮着微尘,闪闪发亮。我走到窗前,拉开帘子。好个艳阳天!天空一片蔚蓝。微风一个劲儿地轻轻摇晃着树木。在这晨早时分,湖面波光潋滟,晨风吹在游泳的人湿润的皮肤上,想必会有刺痛的感觉。

 

  我走出屋子,跳入水中,游到湖中央,翻转过身子,仰望着周遭那一座座熟悉的山峦。这个湖坐落在三座山脉会合处的深谷,景致清幽绝伦,是我祖父年轻时发现的。

 

  一百年前,祖父就开始在这一带山中走动。他是个特立独行的人,年纪小小就当了探险家。他生长的地方,那时还是片荒野,到处出没着美洲豹、野猪,和居住在北山简陋小屋里的克里克族印第安人(Creek Indians)。当时他就发誓,总有一天他会定居在这个古木参天、七条涧水蜿蜒穿梭的幽谷。后来他果然实现了梦想,在湖边建造了一间木屋,早晚带着小孙子在林间漫步。祖父对这座山谷的深沉感情,我并不太能理解,但我一直设法保存这块土地,虽然文明步步侵犯,最后包围了它。

 

  从湖中央望去,我看得见北山山巅兀然矗立着的一块大石。前一天,我仿照祖父生前的习惯,爬上这块悬空的石头,在辽阔的视野、大自然的气息和树梢流窜的风中寻找片刻的安宁。我坐在山巅上,俯瞰着底下山谷中的湖和葱茏的树叶,一时间只觉得内心宁静,仿佛大自然的精灵扫除了我心中的烦忧。几个钟头后,我在餐馆跟莎琳见了面,听她讲述手稿的事。

  我游回岸边,爬上屋子前的木造码头。我知道,这一切太不可思议了。瞧,我隐遁在这群山之中的幽谷,对自己的人生感到彻底失望,莎琳却突然冒了出来,告诉我是什么原因造成我的惶惑不安。她居然还引述一部古老的手稿,而这部手稿居然保证将揭开人生的奥秘。

 

  然而,我也知道莎琳的出现正是手稿所说的那种机缘——它太不可思议了,不可能只是偶然的巧合。这份古老文件的预言会成真吗?尽管我们以讥诮的态度看待这一切,是不是有愈来愈多人意识到这种机缘存在,而“决定性的多数”正在逐渐形成?今天的人类,是不是有能力理解这种现象,透过它认清人生背后隐藏的目的?

 

  我想知道,这个新的认知会是什么?手稿中提到的其他几个觉悟,会不会像那位教士所说的,向我们揭露这个新的认知?

  我现在面临了抉择。由于这部手稿的出现,我感觉到我的人生有了一个新的方向,我的生活有了一个新的兴趣。问题是,我现在该怎么做?我可以留在这儿,也可以出门去探寻这部手稿的下落。我考虑到风险。是谁偷走莎琳的公文包?是那些奉命制止手稿流传的人吗?我要怎么查出来?

  我仔细衡量可能的风险,最后决定往好的方面想,不做无谓的担忧。我会谨慎行事,步步为营。我走进屋里,翻开黄页分类电话簿,打电话给广告登得最大的那家旅行社。对方说,他可以安排到秘鲁的行程。而且凑巧有人取消行程——包括机票和在秘鲁首都利玛一家旅馆预定的房间,他可以折价转让给我,只要我能在三个小时之内出发。

  三个小时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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